制度性公共选择论文

制度性公共选择论文（共12篇）

制度性公共选择论文 篇1

各国财政制度或多或少会表现出差异。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来说财政制度在这一个过程中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公共财政制度正在建成。即使是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财政制度相似, 中西公共财政之间, 甚至是西方各国的公共财政制度之间, 仍表现出差异。

一、成熟的公共财政与转型期财政的比较分析

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决定了转型期中国政府财政活动逐渐地转向服务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中国财政与西方财政因此在效率、公平和经济稳定上有着共同的任务。但是, 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经济的双重背景也决定了中国财政与西方财政有着很大的差异, 决定了中西财政之间的区别是成熟的公共财政与转型期财政的差异。

(一) 公平任务的异同

西方学者关于财富公平分配的理论,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 自由参与的市场竞争处在优先地位, 也就是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这种效率优先、机会均等的经济公平观得到了西方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的认同, 并长期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平观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在我国的财富公平分配的理论中, 一直把追求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二) 国有经济与资源配置

在发达国家, 其根据国有资产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对国家投入到社会基础设施、社会服务领域的资产和投入到经营领域的资产, 分别设置不同的机构, 按国会制定的不同法规, 进行不同的管理。而在我国, 由于起步较晚, 又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国家对国有经济与资源配置都是“一把抓”, 缺少市场的、法制的环境, 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很完善。

(三) 经济稳定职能

西方对经济稳定的概念一般有下面三个标准:充分就业, 物价稳定, 国际收支平衡。我国也同样如此。但是双方对达到稳定的方法各有不同, 我国通过指令性的方式较多, 而西方重在市场调节下的国家调控。

二、双元财政、公共财政以及相关争论的比较分析

双元财政论认为, 我国计划经济下存在的是单元财政模式。单元财政是政府直接全面地配置社会资源, 和直接干预安排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 反过来它又支持和强化了计划经济。改革否定了单元财政赖以存在的根本条件, 使双元财政的形成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双元财政论的实践来源。双元财政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西方的公共产品论和公共财政论的产物。

公共产品论指出, 在市场经济中, 必然同时存在着市场有效和市场失效两大部分, 西方市场经济两大部分的相互关系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西方政府只是社会管理者, 只能活动于市场失效领域内, 只能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 其收支形成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基本性质是“公共性”。

总之, 双元财政论是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两个基本点出发, 分析我国财政模式问题之后得出的结论。与西方一样处于市场经济中, 是我国也必须形成公共财政的根本原因。

三、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公共财政存在的原因

(一) 公共产品提供存在差异的客观环境

公众要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作出选择, 首先必须了解公共产品的相关信息。公共产品通过非市场方式提供, 使得公共产品的提供缺乏像私人产品那样有着价格可作为资源配置的信号, 这就决定了公共产品提供的选择与私人产品有着极大的差异。由于混合产品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 所以它应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联合提供。

(二) 公共产品提供存在差异的原因分析

公共选择的结果有两种, 即不能反映人民意愿和能够全面反映人民意愿。前者可用“阿罗不可能定理”或其他“投票悖论”观点说明。后者意味着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 没有“投票悖论”发生。德姆塞茨发展了一个政府增长模型。该模型的核心在于用经济日益专业化因素来解释政府增长的原因。经济日益专业化导致专业化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经济利益, 从而对政府保护这种公共产品的需求存在差异。

四、西方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形成的比较

现代西方财政的公共选择与政治制度是密切联系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 直接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共同构筑了西方式的现代财政公共选择制度的基础。各国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的形成过程并不完全相同, 所采用的手段也不完全相同, 但最终都形成了强调议会在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上的中心作用的制度。

(一) 英国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的形成

英国现代财政制度形成的起点是封建制度。英国现代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是从会议获得征税权开始的。英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抵制未经纳税人同意而征税的传统, 通过《大宪章》, 第一次将“非赞同毋征税”原则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对国王征税权的限制, 保证王权对本身高贵的征税行为负责, 表明现代税收制度的公共选择机制已经开始形成。直到1787年《英国统一基金法案》的制定, 英国才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1822年, 第一次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完整的收入和支出报告, 这标志着现代政府预算制度基本形成, 英国财政制度的现代公共选择制度也基本建立起来了。

(二) 美国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的形成

美国独立后, 在许多方面保留了英国政府的做法, 发生改变的主要是征税权从英国转移到独立后的美国各级政府手中。1781年的《联邦条例》, 没有涉及行政机构证明了对强大行政权力的担心。20世纪初, 经济形势的变化刺激了人们对更加集权和控制性的预算的要求。到了1900年, 从现有的税收来源所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承担政府的支出。在1907年, 纽约的市政研究局发布了研究报告———《市政预算的编制》, 该报告成为纽约建立预算制度的基础。1921年, 建立起联邦预算系统的《预算和会计法案》被通过。

(三) 西方财政的现代公共选择制度

西方财政的现代公共选择制度基本上是以议会为核心的, 政府的征税、举债和预算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虽然各国议会的权限不同, 但在财政制度的选择上, 议会所发挥的作用是核心的。在西方, 这种公共选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制度的移植传播的。

这种以议会为中心的财政选择制度, 非常强调财政活动的法制性。政府征税必须有法律依据, 政府举债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 政府预算也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因而, 现代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制度。

五、中国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的分析

从西方财政的公共选择来看, 个人在选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 所面临的经济体制等环境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 政府预算的公共选择制度

中国于1995年开始实行的预算法, 对预算管理职权、预算收支范围、预算编制、预算的审查和批准、预算执行、调整、决算、监督以及法律责任都作了规定, 明确了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政府各部门等的职责, 确立了新时期中国的预算公共选择制度。这种制度强调人大的监督作用。

(二) 收费和征收的公共选择制度

1、政府性收费与政府性基金。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基本上是统收统支的。为了调动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积极性, 中国的部分财政资金通过政府性收费等形式实行预算外管理。

政府性基金的形成和发展, 对加快各地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性收费与政府性基金打的项目过多、规模过大、使用的不规范、费挤税等弊端, 是缺少相应的财政公共选择制度分不开的。因此, 1998年政府开始了税费改革。税费改革要建立以税收为主、少量收费为辅的政府收入分配体系。从公共选择的角度来看, 税费改革的目标是保证政府的税费征收要有法律依据。

2、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公共选择。

西方虽然也有国有企业, 但国有企业主要是非盈利性的, 是处于市场失效范围内的, 这就决定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共选择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由于盈利性国有资产内在于市场之中, 因此选择国有资产的经营者, 以及给他们以充分的激励, 都拥有大量盈利性国有资产的中国所不同于西方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

与西方相比, 中国法制化财政的公共选择制度是一个逆向生长过程。西方市场经济一开始就非常强调个人的重要性, 而中国计划经济改革的起点是从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忽略个人利益开始的。

参考文献

[1]、杨志勇.比较财政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3]、管永吴, 刘晓光.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逻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Z].

[4]、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制度性公共选择论文 篇2

公共选择,在数学上表达为一个建立在所有个人的偏好上的社会福利函数,该函数的性质代表了一定的价值规范,社会选择最重要的问题是各个价值规范之间是否是逻辑上协调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选择领域笼罩在两个不可能性定理的巨大阴影之下,即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和森的帕累托自由不可能性定理.本文力图对这两个悖论及如何走出悖论作一探讨.

作 者：吕军 彭小玲 作者单位：吕军(山东省行政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彭小玲(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制度性公共选择论文 篇3

关键词:公共选择会计政策选择界定关系

0 引言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定义,会计政策是指企业编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特定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做法(IASC,1993)。企业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博弈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无论是宏观会计政策选择抑或是微观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都是一个社会公共选择与博弈的过程。由于会计政策选择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会计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必须逐步完善。会计政策制订和实施的这一特性在现实中表现为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一旦有破绽或漏洞,市场主体就会利用机会钻营谋利,政府发现后便会采取对策以完善原来的旧准则、制订新准则予以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随即便展开又一轮社会博弈,进行新的会计政策选择。这样,经过多次博弃之后,会计准则就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社会公认程度日益提高,最终趋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我们认为,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会计政策选择逻辑是一个社会博弈和社会公共选择过程。

1 公共选择理论的界定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经济学途径的典型,公共选择理论是在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推动下,通过对传统市场理论的批评而产生的,并且成功地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坚持“经济人”假设,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用交易的观点来看待政治过程。用其奠基人布坎南的话来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按照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说法,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运用到政治科学,它所使用的是经济学的方法,其基本假定是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即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

公共选择是研究集体决策的科学。这有两层含义:一是集体性。单个人自己的决策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集体决策就不可避免,因而公共选择成为必需的;二是规则性。决策就是制定规则,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偏好差异的情况下,必须决定规则以使人们的行为协调起来,因此,人们必须进行决策以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和满足一般人偏好的规则。公共选择研究的集体决策范围包括国家、政府、国防、警察、消防、教育、环境保护、财产权、分配等等政治问题。

2 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特征

从会计政策的定义可以看出,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一组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也是财务报告的编制者与财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已出台的会计准则无不是相关各方利益均衡与妥协的产物。

财务会计的目标在于向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但在现有的以会计准则为会计政策规范主体的模式下,对某一经济事项的会计处理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为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留下了一定的回旋余地和选择空间。可以说,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贯穿于企业从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会计的过程其实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其实是一门貌似精确但事实上并不精确的科学,会计理论和实务中的好多问题并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取舍标准,因此会计过程的最终产品——会计信息多半是主观判断的产物,是有关各方如股东、债权人、政府、企业管理当局等利益博弈均衡的结果。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导致不同的会计信息,对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对其投资决策行为也将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所以相关利益各方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

3 公共选择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物品既包括航标、路灯等物质产品,也包括由政府提供的非物质产品和服务,如法律、政策、天气预报、社会保障等。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必要的,但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所以自利性的任何个人皆无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付出代价的动力;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物品的供給要么不足,要么为零。因此,个人具有搭便车动机的结果就是:公共物品不能由私人生产和供给,必须由政府或公共部门来承担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而由于公共物品不能象私人物品那样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率地供给,因此就需要通过集体选择来决定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

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每个人的偏好又各不相同,因此集体选择的首要问题是确定“社会需要什么”,即通过某种方式对个人偏好进行加总,然后再作出社会决策。集体选择是指参与者依据某种投票规则和选择程序进行的有序的公共抉择。但由于在比较不同个人利益效用偏好时存在难以量化等诸多困难,至今为止,无论是直接民主制还是代议民主制都未能成功地解决个人偏好的加总问题,即尚未找到一种可能把个人偏好集合为理想的社会偏好的政治机制或集体决策规则。现有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至多只能算得上在强势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均衡的产物,只是一种相对较为满意的博弈结果。

信息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任何人掌握了该信息,不会减少其他人享用这一信息的可能性。会计信息也不例外,公司会计信息一旦通过会计报表这一载体在资本市场上公开披露就成了公共物品,市场的任何参与者都可以均等的机会免费获得。由于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为了确保会计信息的有效供给,政府有必要通过制订规范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这种公共物品的供给进行强制性管制,所以会计准则也是规范市场秩序的一种公共物品。

制度性公共选择论文 篇4

分税制及其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有序运行是实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基础。因为, 规范的分税制由于具有政府职责界定上的市场制衡性以及各级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上的独立性、稳定性, 使其能有效地调节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进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但从我国分税制的实际运行来看, 由于其在制度设计上的一些主要或关键环节存在着严重缺陷, 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 事权与财权划分的非市场制衡性。

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是分税制的前提, 而决定事权的根本在于市场, 而不在政府本身。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发展的需要决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和领域, 决定了政府事权的大小。而我国当前的市场化改革都是中央政府主导的, 体现了明显的行政性特征, 是政府决定市场, 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划分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 在财政上的表现就是政府预算和税收决定权不在市场而在政府, 从而财政体制也就缺乏有效的市场制衡。

(二) 地方政府独立财政主权的被侵蚀性。

长期以来, 我们在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时, 主要是将目标定位于如何在各级政府间划分收入上, 总是不断在财力分配比例上进行调整和变动, 而对于更为根本的政府间事权划分, 却没有用完善而明确的法律制度来保障, 从而形成各级政府间模糊的责任边界, 也为上级政府下压无资金保障的支出责任提供了便利, 这从根本上破坏了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自主权, 也破坏了财政体制的稳定性。

(三) 事权与财权内在制约机制上的逆向选择性。

事权先于收入划分, 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首先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职责, 然后再决定收入分配, 事权决定财权, 但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地方政府在分税制运行中, 一是从收入上来说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且即定的收入分配还经常面临行政性权力层层集中的尴尬无奈局面;二是从支出上看, 又存在支出责任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会不时遇到中央政府下压的没有资金来源保证的支出责任。致使省以下地方基层政府是根据收入的盘子来在各项事权之间进行选择和取舍, 即以收入决定事权从而导致地方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缺位, 甚至自身的正常运转都面临严重困难。

(四) 收支运行上的逆向变动性。

收支对称, 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本是分税制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在我国,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 上级政府在政治上对下级政府享有绝对权威, 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如何划分, 财权如何配置, 由上级政府说了算, 这种不对称博弈导致上下级政府都容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 这就是上级政府把资金尽量往本级调, 而把问题尽量往下级压, 从而导致财权层层集中, 事权层层下压, 形成财权与事权的逆行。财权上移的结果是地方政府的收入自治能力极度下降, 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基层政府的独立性、完整性和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肢解, 基本上处于无财可控的状态;事权下压的结果是县乡财政的收支对比关系进一步恶化, 基本上处于有事无力为的窘境;财权上移与事权下压的双重结果必然是县乡财政沦为上级政府的附属物。

(五) 转移支付链条的多层级性。

分税制是按税种来划分各级政府间财权的, 以使各级政府拥有各自独立的税收体系, 即有一级政府, 就有一级政府的事权, 相应地就要赋予该级政府管理事务的财权, 但从我国的政府架构来看, 政府层级多达五级, 但可供划分的税种只有28个, 把20多个税种要求在五个政府层级间切分, 可以说不具有可行性, 而发达国家政府架构的普遍模型是三层级, 且有50个左右的税种可供划分。政府层级过多, 转移支付链条过长, 越到低层级政府, 其实已无财力可转移, 转移支付有名无实。显然五级政府、五级财政的框架与分税制在省以下的落实之间存在不相容性。

(六) 转移支付效应的非均衡性。

现行转移支付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缺陷, 按目前关于转移支付结构的主流观点来看, 有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性转移支付三项, 2005年这三项转移支付的规模结构分别为4143.01亿元 (占36.1%) 、3812.07亿元 (占33.2%) 和3528.94亿元 (占30.7%) 。从这三项转移支付的功能来看, 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数是按收入来源地规则设计的, 是按照1993年的基数和原体制的既得利益返还给各地区, 这样一来, 掌握资源越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方政府反倒获得的转移收入就越多, 因此, 税收返还作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转移支付类型, 其地区分配结构并不利于缩小地区间财政分配差距, 反倒固化了地区间的财政分配不均等化程度;专项转移支付由于要求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 而发达地区有能力提供中央要求的全部配套资金, 贫困地区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此大量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最终流向了发达地区而非贫困地区, 具有明显的逆向均等化效果;而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最具均等化效应的是一般性转移支付, 2005年的支付规模仅为1120.15亿元, 只占中央全部转移支付的9.8%。正是我国转移支付结构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性, 导致了我国转移支付在实现各地区基本公共财政服务均等化方面的作用受到了很大限制。

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取向

(一) 在财权和事权划分上坚持五个原则。

在对事权配置之前, 切实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市场制衡原则;根据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确定政府间事权职责的受益原则;根据政府在公共服务中承担的事权来配置财权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原则;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划分和调整上的法律规范性原则;地区财力与事权非对称性的转移支付均等化原则。

(二) 在财政支出的方向上实现四个转变。

一是由城市转向农村;二是由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公共社会事业发展、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三是由经济建设转向促进科学发展。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区域协调发展项目, 促进地区均衡协调发展;四是由政府投资性支出转向转移性支出。重点支持和完善城乡居民低保制度、医保制度、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城市下岗人员和农村五保户的生活保障制度等, 以缓解收入分配悬殊、贫富严重分化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 准确定位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和标准。

从均衡范围上来说, 我国理论界目前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界定上过于宽泛和笼统, 在实践上缺乏明确的、有针对性的操作顺序。针对我国现阶段地区经济发展悬殊、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实际国情, 我们所要实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是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个“基本”具体有什么内容呢?从资金保证顺序上来说, 首先, 保运行;其次, 保安全和秩序;第三, 保民生;第四, 保文教科卫;第五, 保农业;第六, 保公共服务设施;第七, 保生态环境。从均衡标准上来说, 应以均衡政府间的财政能力为标准, 因为, 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上是财力的均等化, 具体包括均衡收入能力、均衡支出能力、均衡收支差异。最终选择哪类标准, 从实践上看,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应有所不同。依我国的国情而言, 近期应以均衡收支差异为依据, 待条件成熟时逐渐过渡到均衡收入或支出能力上来。就均衡收入或支出能力而言, 还有一个以什么样的收入或支出水平为标准来进行均衡的问题, 是以全国统一的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为标准, 还是以中等收入省份的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为标准, 甚或以最低收入省份的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为标准, 即保底均衡标准。就我国而言, 中等收入省份的水平标准或保底均衡标准是比较可取的。

(四) 积极推行转移支付层级的“扁平化”改革试验。

在总结“省管县”和“乡财县管”等改革经验的基础上, 使过去的五级 (中央、省、市、县、乡) 转移支付转变为三级 (中央、省、县) 转移支付, 把过去的市、乡级政府分别作为省、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 做实转移支付的层级, 力争事权划分清晰化、合理化和构建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级财税体制。

(五) 真正实现转移支付数额确定的客观性、公式化和法律化。

从客观性来说, 就是要用“因素法”替代“基数法”;从公式化和法律化来说, 必须对地方辖区的财政能力和支出需求进行切实的计量, 以此作为公式化转移的基础, 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立, 只有这样, 才能既使中央政府从提高地方政府对其支持的压力下解脱出来, 又可为地方政府提供具有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的分配机制。

(六) 改变现有转移支付结构的资金配置格局。

在目前税收返还由于保护了部分地方既得利益, 在量上难以做到实质性调整变动, 可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 以增量改革推动存量改革, 逐年以较大幅度提高财力性转移支付特别是其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在整个转移支付结构中所占的比重, 以此来逐步缩小税收返还的相对规模。

(七) 彻底扭转地方税主体不明、税收体系不健全、财源不稳定的现状。

使地方政府的财力能够随着当地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定增长的机制, 为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

(八) 建立三个机制。

一是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政府与社会分担机制;二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民主决策机制;三是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业绩为导向的干部考核制度和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责制度。

参考文献

〔1〕贾康.分税制改革的思路及政策安排〔J〕.改革, 2005 (12) :5~8.

〔2〕王雍君.中国的财政均等化与转移支付体制改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6 (9) :1~5.

〔3〕张宗斌, 汤安中.权力主导型分税制的内在缺陷及完善思路〔J〕.现代经济探讨, 2006 (6) :72~75.

〔4〕陈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J〕.财政研究, 2007 (8) :9~11.

浩鑫 公共基础选择题 篇5

一、公共基础单项选择题

1、根据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周转方式不同，投资可以分为（）

A、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

B、生产经营业性投资和非生产经营性投资 C、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

D、政府投资、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

2、在下列有关工程造价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工程造价就是建筑产品价格

B、工程造价专指建筑安装工程费

C、工程造价具有工程投资费用的含义

D、不同工程的造价各不相同，体现了工程造价的一次性特点

3、按照我国现行工程造价构成的规定，下列属于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是（）

A、基本预备费

B、设备购置费

C、.建设期贷款利息

D、土地使用费

4、已知某建设项目的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为2000万元，建筑安装工程费为100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为500万元，预备费为200万元，建设期贷款费为1800万元，应计利息8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400万元，则该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和总投资分别为（）万元。

A、5980，6380

B、5580，5980

C、3780，4180

D、4180，3780

5、根据《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03]206号），在下列各项费用中，属于建安工程直接费中的材料费是（）

A、周转材料摊销费

B、搭设临时设施所耗材料费

C、施工机械安装

D、进行建筑材料质量一般性鉴定检验所耗材料费

6、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规定，工程量清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由（）负责。

A、招标人

B、投标人

C、招标代理机构

D、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7、根据《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03]206号），中小型施工机械设备的按拆和场外运费属于（）。

A、其他项目费

B、措施项目费

C、施工机械使用费

D、设备费

8、按照国务院相关规定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因故不能按期开工超过（）个月的，应当重新办理开工报告的批准手续。

A、1

B、3

C、6

D、12

9、材料消耗定额的材料消耗用量包括材料净用量和材料损耗量，材料损耗量不包括（）。

A、施工废料

B、场内运输损耗

C、施工操作损耗

D、不可避免的场外运输损耗

10、根据2010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定额计价法中所称的价差调整是指（）的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价格差。

A、工程计价期与定额编制期

B、竣工结算期与工程预算期

C、工程开工日与竣工验收日

D、工程开工日与定额编制期

11、单位工程的钢筋预算用量可表示为（）。

A、下料用量+施工损耗

B、图示用量+规定损耗

C、结构用量+施工损耗

D、结构用量+规定损耗

12、已知某分项工程的基本用工是1.2工日/m，超运距用工是0.3工日/m，辅助用工是0.35工日/m，人工幅度差系数10%，则该分项的预算定额人工消耗量为（）工日/10m..A、20.35

B、18.5

C、19.22

D、2.03

13、根据《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标准工期定额》（2011），在下列有关招标工程的施工标准工期的表述中，错误的是（）。

A、与项目类型有关

B、与招标人有关

C、与工程地质有关

D、与质量要求有关

14、某工程在施工人员的精心组织下同时获得了国家、省、市级等多个质量工程奖，在确定工程优质费时，应（）。

A、只按照最低奖项的额度计算

B、只按照最高奖项的额度计算

C、按所有奖项的额度平均值计算

D、按所有奖项的额度之和计算

15、某招标工程招标控制价为3000万元，其中按费率计算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是79.5万元，已知费率为3.18%。某投标文件分布分项工程费为2000万，其按费率计取的安全文明施工是（）。

A、63.6

B、79.5

C、95.4

D、无法确定

16、已知营业税税率为3%，某地区城乡建设维护税税率为5%、教育附加为3%，2010年1月1日开始按照2%开征地方教育附加，2010年1月1日前后的工程造价计算税率分别是（）。A、3.35%，3.41%

B、3.24%，3.30%

C、3.35%，5.35%

D、3.24%，5.24%

17、根据2010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在下列保险费用的选项中，包括在管理费中的是（）。

A、建筑工程一切险

B、安装工程一切险

C、施工机械设备险

D、危险作业意外伤害险

18、某住宅楼屋面在工程保修期内，因设计构造不合理造成屋面漏雨，则有下列有关维修处理正确的是（）。

A、设计单位扶着维修，监理单位承担费用

B、设计单位负责维修，设计单位承担费用

C、施工单位负责维修，发包单位承担费用

D、发包单位负责维修，监理单位承担费用

19、发包人通过施工总承包招标的方式确定甲企业中标，并与之签订了施工合同。在征得发包人同意后，甲企业将幕墙施工任务分包给了乙企业。在下列关于改工程总承包服务费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甲企业应向发包人收取总承包服务费

B、甲企业应向乙企业收取总承包服务费

C、发包人应在招标控制价中计列总承包服务费

D、改工程不应计算总承包服务费 20、《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下项目的规模标准进行了规定，在下述选项中正确是（）。

A、施工单项合同估算投资3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B、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设备、材料等货物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C、建筑面积3000m2以上的

D、项目总投资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建设工程的土建工程主要设备购置、安装

21、根据《合同法》规定，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内政府价格调整时，按照（）计价。

A、合同成立时的价格

B、标的物交付时的价格

C、交付期限内的最高价格

D、交付期限内的平均价格

22、规费是政府部门规定收取和履行社会义务的费用，在下列选项中，不属于规费内容的是（）。

A、工程排污费

B、施工噪声排污费

C、教育费附加

D、防洪工程维护费

23、关于招标与投标行为的法律解释，一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A、招标是要约，投标是承诺

B、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中标通知书是承诺

C、招标是要约邀请，投标是承诺

D、开标是要约，中标通知书是承诺

24、当仲裁委员会依法对合同争议作出裁决后，若一方当事人不执行此裁决，则另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

A、仲裁委员会强制执行

B、仲裁委员会代其向有管辖的人民法院起诉

C、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裁定

D、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5、根据《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2009）》，承包人投标文件中没填或漏填单价或合价的清单项目，下列处理方式正确的是（）。

A、由承包人重新报价

B、应按实际工程量予以支付

C、由发承包双方协商确定

D、视为在其他项目中包含，不另行支付

26、根据《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2009）》，在下列事项中不属于造价工程师职权限制的是（）。

A、使用计日工

B、使用暂估价

C、计量和计价

D、使用暂列金额

27、在下列有工程总包和分包的表述中，错误的是（）。

A、总承包人和分包人之间是分包合同关系

B、总承包人对合同工程承担责任、对分包人完成的工程承担连带责任

C、分包人就其完成的工程对总承包人负责

D、发包人指定分包的，由发包人与指定分包人签订合同

28、在一个工程项目的投标报价中，投标人在总价基本确定后，调整内部各个项目的报价，已达到不提高总价，不影响中标，而在结算时得到更理想的经济利益的报价方式是（）。

A、不同招标项目不同报价法

B、不平和报价法

C、多方案报价法

D、无利润报价法

29、根据《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2009）》，下列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解释有限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技术规范、专用条款、通用条款、工程量清单、施工图纸

B、技术规范、专用条款、通用条款、工程量清单、施工图纸

C、专用条款、通用条款、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技术规范

D、专用条款、通用条款、技术规范、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

30、建设单位将工程项目的全部管理工作，包括可行性研究、场地准备、规划、勘察设计、材料供应、设备采购、建设监理、工程验收等全部工作，都委托给工程项目管理专业公司的合同管理模式是（）。

A、CM管理模式

B、设计-建造与交钥匙管理模式

C、BOT模式

D、工程托管模式

二、公共基础多项选择题

31、按生产费用计入成本的方法划分，工程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下列费用应计入直接成本的是（）。

A、人工费

B、材料二次搬运费

C、现场管理人员人工费

D、工程保修费

E、工程排污费

32、在工人工作时间中，时间消耗与工作任务量成正比的是（）。A、准备与结束时间

B、基本工作时间

C、辅助工作时间

D、休息时间

E、多余和偶热时间

33、根据《广东建设工程计价通则》（2010）规定，下列属于管理费内容的有（）。

A、公司技术负责人的工资

B、办公室打印机的使用费

C、现场钢筋工的的工资

D、现场电焊工使用费 E、公司造价员参加继续教育费用

34、根据2010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下列关于材料价格描述正确的是（）。

A、综合定额的材料价格是工地出库价

B、材料原价是指出厂价、市场采购价或进口材料价

C、材料预算价格不包括检验试用费

D、运输损耗费是指材料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

E、材料运杂费是指材料自来源地运到工地仓库或指定堆放点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35、下面关于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项目特征是项目本体、工艺方面的特征，以及对工艺或施工方法有影响的工程特

B、项目特征描述是清单项目设置的重要内容

C、项目特征由编制人在编制工程量清单中进行描述

D、项目特征描述是确定清单项目综合单价不可缺少的主要依据

E、项目特征由投标人根据所采用的具体施工工艺和施工方法进行描述

36、根据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和2010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总承包服务的内容可以包括（）。

A、为招标人采购材料提供服务

B、为中标人分包的专业工程施工提供服务

C、为招标人发包专业工程提供服务

D、为单独发包的专业工程施工提供服务

E、为发包的其他承包人提供配合服务

37、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可根据（）进行报价。

A、招标文件

B、自行审核修正的清单工程量

C、人才机市场价格

D、施工设计图纸

E、企业内部定额

38、某建设工程的施工合同对建筑工程一切险没有特别约定，下列关于建筑工程一切险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发包人可以自行购买

B、发包人应该委托承包人购买

C、承包人可以自行购买

D、发包人可以委托承包人购买

E、购买保险的费用已经包含在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中

39、根据2010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在下列选项中属于措施项目（费）的有（）。

A、脚手架搭拆费

B、模板工程

C、检验试验费

D、成品保护

E、材料二次运输

40、工程优质费是指施工企业按要求，超过国家规定质量标准创建优质工程，加大质量投入与质量管理发生的费用。根据现行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在下列有关工程优质费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工程优质要求应由发包人提出

B、工程达到优质标准应计算工程优质费

C、工程未到达优质标准不应计算工程优质费

D、招标工程要求工程优质，招标控制价应计算工程优质费

E、招标工程要求工程优质，招标工程量清单应开列工程优质费项目

41、在以下意思表示中，不属于要约的有（）。

A、招标公告

B、投标书

C、中标通知书

D、拍卖公告

E、招标文件

42、某建设工程施工招标，评标委员会在评标过程中发现有下述情形，应当作废处理的有（）。

A、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

B、投标报价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C、招标文件要求企业资质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的，投标人的企业资质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D、招标文件要求工期为300个日历天，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注明的工期为330个日历天的 E、招标文件要求工期为300个日历天，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注明的工程为270个日历天的

43、根据现行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对于招标工程，下列关于计日工的表述正确的有（）。

A、计日工数量由招标人暂定

B、投标人应填报计日工单价

C、计日工费用应计入投标总价

D、计日工应为投标人所有

E、计日工项目不应涵盖材料

44、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在下列选项中，属于无效合同的有（）。

A、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

B、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C、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

D、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E、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

45、在施工合同履行期间出现下列情形，根据《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2009）》，不能予以计量与支付的有（）。

A、因承包人自身原因造成返工

B、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完成超出施工合同文件范围的工作

C、承包人投标综合单价中已包括的措施项目工作

D、经项目经理同意，承包人完成设计施工图范围外的工作

E、按发包人要求进行设计变更后增加的工程量

46、造价工程师在合同约定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发包人应予以认可，但有部分职权需要得到发包人的专项批准。根据《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2009）》，在下列选项中属于需要发包人专项批准的有（）。

A、使用暂列金额

B、进行工程计量

C、使用计日工

D、核对支付申请

E、调整合同价款

47、按《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2009）》规定，应由发包人完成的工作包括（）。

A、提供工程进度计划表

B、办理土地征用与拆迁

C、办理施工许可证及其他施工所需证件

D、负责施工现场安全保卫工作

D、提供工地质勘察资料

48、在以下变更事项中，属于工程变更的是（）。

A、设计变更

B、进度计划变更

C、施工条件变更

D、付款方式变更

E、施工顺序变更

49、在施工合同履行中，承包人既可以向发包人要求延长工期，有可索赔费用的情况有（）。

A、停工待图

B、施工缺陷造成的返工

C、发包人供应的设备材料推迟到货

D、设计变更造成的返工

E、气候异常恶劣，造成施工停顿

50、根据《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2009）》，在下面有关指定分包的描述中，正确的有（）。

A、指定分包人可以实施、完成部分永久工程

B、指定分包人可以提供合同工程材料、工程设备和服务

C、承包人有义务接收发包人指定分包

D、指定分包人可以不与承包人签订合同，但必须与发包签订指定分包合同

公共政策及时更新的路径选择 篇6

[关键词] 公共政策；时效性；及时更新

[DOI] 10.13939/j.cnki.zgsc.2015.08.115

1 政策更新严重滞后的典型案例

2014年10月15日在新郑市龙湖镇开餐馆的黄先生，一个月前他在郑州十八里河镇开餐馆，后来搬到了新郑市龙湖镇，其中半箱盐也带到了新餐馆，但他竟然被新郑市盐业管理局罚了200元，而且还把盐给没收了。

在我国现行的盐业管理政策下，主要有国务院《食盐专营办法》以及地方制定的盐业管理政策，其中《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八条，分别规定为：“饮食加工用盐单位、营业性饭店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集体食堂，必须从当地食盐经营单位购买食盐。”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盐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依据这些盐业管理政策，异地用盐属于违法行为，所以黄先生被当地盐业管理部门进行了处罚。异地用盐被罚款的事件虽然在法律政策上行得通，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缺乏合理性。

尽管工信部于2014年11月确认拟在2016年废除盐业专营政策，但这毕竟是在现有盐业政策已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才进行的政策变革，这并非公共政策及时更新常态化的表现。因此，跨区用盐被罚作为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严重滞后于社会环境的案例，我们仍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并探讨促使公共政策及时更新的路径。

2 盐业政策严重滞后的原因

2.1 政企合一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体制

长期以来我国对盐业实行垄断专营，在河南省盐业管理体制中，河南省盐务管理局和河南省盐业总公司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政企不分，倚“政”为“企”谋利。首先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维护其垄断专营的利益。新郑市盐业管理部门对黄先生的跨区用盐行为进行处罚符合《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但当媒体将这一事件曝光后，新郑市盐业局出面向被罚者道歉，并退回没收的食盐和200元罚款，并对该局盐政科科长和稽查队长进行了处分。此事件的经过可以充分说明，地方盐业管理部门在明知跨区用盐是合理行为的情况下，为了地方盐业部门的利益，仍然依据严重扭曲的《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对黄先生进行了处罚。政企合一的垄断经营体制还使得盐业管理部门可以避开市场经济的竞争，对食盐实行高额定价，获取高额利润。

2.2 缺乏完整的政策运行机制

由于实行政企合一的垄断专营管理体制，所以地方盐业经营管理部门的部门利益会得到强化。首先，缺乏政策实施效果的内部反馈机制。在盐业管理系统内部，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行政信息以自上而下的单项流动为主，下级不能将在实际盐业监管中遇到的问题快速的传递到上级部门，不利于上级部门作出正确的决策。如在食盐计划编报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刚性分配往往使得市、县两级盐业部门没有发言权，计划编报基本上是走形式；而计划的实施又基本上成为以“把盐放下去，把钱收回来”为起点和终点的工作过程 [1] 。其次是缺乏对盐业政策运行的监督机制。在内部监督方面，上级较少对下级制定的法规的实施效果进行监督，监督力度存在严重不足。在外部监督方面，中国的社会监督还处在起步阶段，其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

3 盐业政策及时更新的路径选择

3.1 政策制定部门树立以公共问题为导向的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树立正确的理念对促使政策的及时更新，推动公共问题的顺利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公共问题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前提，盐业管理部门在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时，应把解决公共问题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政策问题具有发展变化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审视与重新认定所面对的问题，清晰的界定政策问题，进而制定出符合社会需要的政策。

3.2 在盐业管理部门实行政企分开，破除垄断专营的体制

首先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将盐业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与经营职能分开，将行政管理职能划归政府，使盐业管理部门集中力量进行盐业政策的制定与监管工作，将经营性的职能划归为企业，使其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清晰界定企业产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其次要尽快破除垄断专营的盐业管理体制，逐步放开盐业市场，鼓励其他市场主体进行盐业的经营活动，使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能够得以充分发挥，这样盐业经营部门在严峻的市场竞争面前为了更好地生存，它们将主动推动相关盐业政策的改革。

3.3 完善政策过程

3.3.1 在政策制定与修改阶段引入社会的参与

首先，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听取普通民众对于政策的意见与建议，一项政策实施效果的好坏，政策适用对象最有发言权，为此盐业管理部门应首先健全并开放决策信息系统，利用现代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定期收集广大公民对于政策的意见，并及时反馈到决策机构，以利于决策机构及时了解正确信息，进而使盐业政策符合社会的要求。其次，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听取并采纳专家学者的建议，他们的建议往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切中时弊，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3.3.2 完善执行阶段的反馈机制

公共政策都是根据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公共问题而制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问题也将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为了使公共政策始终具有现实可行性，必须根据政策执行情况对公共政策进行修正，而修正有赖于执行中所获取的反馈信息。盐业政策执行部门对该政策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最为了解，为此盐业政策执行部门应将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加以分析归纳，并根据政策执行的经验提出改进的建议，将这些信息及时的反馈到政策制定机关以利于政策的修正完善。

3.3.3 建立健全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制度

政策评估有利于系统了解政策的运行情况，评估报告将是政策修正完善的重要依据。首先，应将盐业政策评估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将评估工作制度化。其次，在评估策略上，既要有政府系统内部的评估，又要有社会专业机构的评估，使得评估报告更具客观性[2]。最后，建立评估报告的回应制度，评估报告制定出后，政策制定机关应在一定的时间内对评估报告的内容予以回应，认为合理的部分应当采纳并修正相应的政策，认为不合理的部分，应当说明理由。

3.4 加强检查监督，实行问责制

问责制度能有效推动各级政府主动修正盐业政策。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政策实施的检查监督，对在检查监督中发现明显有失公正的政策仍在长期实行，根据责任划分，追究相关领导人员的责任。在问责的压力下，各级政策制定机关，将主动对政策进行更新，促进社会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

参考文献：

[1]雷学峰，李晓霞.我国食盐计划管理的问题及其对策 [J].市场研究 ，2004（9）：20-21.

[2]王骚.公共政策学[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241.

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 篇7

一、公共选择理论及财政渊源

㈠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形成的。英国北威尔士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邓肯·布莱克被尊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 他于1948年发表的《论集体决策原理》一文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当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因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建树, 尤其是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学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宪法基础而获得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该年度的颁奖公告中指出: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易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 他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 有助于解释政府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2]。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 一个是经济市场, 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 (需求者) 和厂商 (供给者) , 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 (需求者) 和政治家、官员 (供给者) 。在政治市场上, 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

㈡财政渊源

公共选择理论最初产生于公共财政理论, 财政理论是公共选择的理论之源。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 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 而不是单个的个人行为。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 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 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其它分支区别开来, 后者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 (如消费者、生产者) 的活动, 前者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 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西方早期的公共选择思想大都来源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19世纪末,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决定公共活动的结构, 这种分析内容构成公共财政理论的一部分。例如, 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 (Knut Wi cksel l) 认为, 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割裂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联系, 在他的政治的一致性原则中, 他认为:“如果一项公共支出要是被批准的话。一般地, 它必定含有这样的假定, 即这种支出准备用于一种对全社会有益的活动, 并且所有社会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这样认为。”布坎南曾经在一篇题为《公共选择与财政理论》的论文中追述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过程时说:“毫不奇怪,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都是一些受过欧洲财政理论传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当然, 当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个学派在20世纪逐渐形成后, 它已经脱离单纯的财政领域, 广泛的运用于解决财政以外的诸多问题。布坎南说:“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拜读了维克塞尔的书, 接着开始对意大利学者的著作进行了研究。这使得我的注意力从正统的财政学问题逐渐转移到了分析政治决策机构, 研究宪法规则上。”

二、公共财政的公共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配置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政府财政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配置社会公共财政资源, 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必须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社会福利是整个社会个人效用的总和, 社会每个人对私人产品的效用可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 但是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在消费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隐瞒自己的偏好, 试图“搭便车”, 从而难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要提高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效率, 必须揭示社会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欲望和偏好, 但是个人的偏好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利益环境条件, 表达出来的不是个人真实的偏好和欲望。我们可以用布坎南教授介绍自己的贡献时说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一幢公寓大楼里, 住着许多住户。大楼的外墙需要粉刷, 一群户主得决定到底给外墙漆上什么颜色。合理的办法是投票选择:哪种颜色得票最多, 大楼外墙就漆什么颜色。这时候, 许多人凭直觉认为, 通过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 得出来的结果, 一定体现了大部分人的意愿。布坎南的不同就在于他说“不”。理由是:假如有个住户最喜欢的是“粉红色”, 但他也知道喜欢“粉红色”的人少, “粉红色”一定不能胜出。最有可能被选中的是“黄色”和“蓝色”, 而这个住户极其憎恶“蓝色”。于是, 他并不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投“粉红色”, 而是出于对投票结果的预期投了“黄色”。布坎南故事的含义是, 当人们参与公共选择的时候, 他们不是选择自己“最喜欢”什么, 而是选择自己“最不喜欢”什么。因此, 当看到公共选择的结果时, 比如说庞大的赤字, 高昂的关税等, 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说这些政策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愿, 而只能说这是“公共选择”的次优结果[3]。

经济学分支的财政学与政治学结合在一起的财政问题是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考虑, 传统的经济学已经解决了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问题, 然而, 公共财政如何实现公共产品的提供, 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序提供, 提供怎样的数量和结构?同时, 政府官员也是“理性人”, 在行政官僚和社会民众目标函数并不一致的情况下, 怎样保证公共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不输出政府自身的偏好?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都要借助公共选择的分析工具[4]。从另一个方面讲, 公共选择所做出的决策内容大都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有关。从现实的角度讲, 公共产品的财政供给问题由社会公众通过公共选择来民主决策, 其效率要高于少数政府官员的单边决策。因此, 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不仅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 更是公共选择的财政。二是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分析, 财政部门本身也属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因此政府失灵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各级财政管理活动中。在相关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财政管理主体可以通过这种垄断的权力取得内部利益集团的相关利益, 这种利益即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部门利益, 也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内部利益 (如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博弈) 。社会民众与政府财政的关系类似于一个股份公司, 民众是广大股东, 议会是董事会, 政府财政是经理。股东对经理实行激励与约束机制, 促使经理与股东的目标函数一致。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委托的链条太长, 以及激励约束不够等原因, 经理在经营过程中也会违背民众的意愿, 实现自身的利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除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引入公共选择机制, 建立民主的、有良好监督的公共财政, 即实现财政管理的公共化。

三、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建设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市场这种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言, 中国与西方国家是一样的,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财政体制和模式也有共同的地方。因此, 借鉴公共选择理论, 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和财政决策机制, 逐步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框架是理论和现实的客观要求。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看, 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的某些作用机制将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起关键作用。

㈠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 完善监督机制, 加强党对政府官员权力的监督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着眼点的公共财政, 带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 其一举一动都要牵涉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同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 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 人民群众对财政收支活动的监督意识将逐渐增强。要通过公共选择机制使财政收支运作纳入法制化, 财政收支决策科学化, 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化, 最终使财政活动效率化。目前, 尽管宪法赋予了人民代表大会在财政活动上的根本权限, 但除了相关税法和财政立法工作之外, 日常的、例行性的对财政决策的监督活动相对缺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社会公众对财政资金的有效监督存在一个基本前提, 那就是所有政府资金纳入预算管理。而我国目前有相当部分的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 这使得公众对财政活动的监督大打折扣。二是目前的预算法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对预算失误没有作任何追究与处罚的规定。从资金的审批、拨付到使用, 任何人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这就造成了部门敢开口, 有权力的敢批, 拿到钱的敢用[4]。三是预算的透明度不高, 预算报告不够细化。改革公共财政支出体制, 进一步界定财政资金供给范围, 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 使财政资金的支出更透明、公开。

㈡转变政府职能, 缩小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范围, 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管理机关内部的约束机制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措施如颁发许可证、授权书、特许经营证等, 可能同时也为寻租创造了条件。政府虽获取了一定的租金, 但是却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5]。政府应转变职能, 改革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 从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 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 即市场来调节。我国政府机关, 包括财政管理机关在从事公共经济活动时, 存在着大量的不规范和无约束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整治、约束、规范财政管理机关自身的行为入手, 有些也必须牵涉到政治程序和具体财政制度的改革, 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对财政管理部门行政人员政绩考核标准的改革和完善。在承认其人员存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应当通过建立相应的财政问题集体决策的制度、专家咨询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来规范、约束、监督其行政行为, 从而使财政管理活动合理、合法、程序完备。因此, 形成对政治权力运作的根本约束限制机制及其相关的政治制度与程序, 是确保财政运作符合市场根本要求的关键所在。

四、结束语

财政是政府经济活动, 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 也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公共选择理论观点已成为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大量应用于公共财政活动分析, 以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公共财政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招顺, 汪翔.公共选择理论与赤字问题[J].世界经济研究, 1993, ⑴.

[2]郭小聪.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薛兆丰.公共选择与财政赤字[J].互联网周刊, 2004, (23) .

[4]陈旭东.公共选择理论与中国公共财政[J].理论学刊, 2005, ⑺.

公共选择与县级政府公共财政治理 篇8

中国财政体制在向“公共性”[1]而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性回归则集中反映为农村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迅速增长。任何制度安排的效率决定于它对付经济人机会主义行为的优劣, 同时又会由于社会环境中现存辅助性制度的影响而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2]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状况, 从制度层面而言, 不仅需要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的覆盖, 增加农村投入, 而且需要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局限性, 避免“政府失灵”。也就是说, 在加大对农村公共投入的过程中, 如果不能有效制约政府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 那么农村公共服务供应主体将本能地朝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调整, 这种调整必然对制度设计之初所预计的公共利益目标产生影响。因此, 考察农村公共投入的效果和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 对于完善农村公共财政制度安排, 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分析的框架和数据信息说明

地方政府为农村公共服务提供生产、付费或监管的职责, 必须得到财政支撑, 做到“有钱花”。但是, 政府的局限性导致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机会主义行为, 政府也会“乱花钱”。如果能提供一种规则对地方政府局限性形成制衡, 那么就能使得政府“有钱花, 而且不乱花”, 这个关系如图1所示。

具体地说,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一种投入产出行为, 当局限性失去制约时, 机会主义行为将导致公共服务偏离公共利益目标, 损耗公共资源, 减少服务数量;当局限性得到制衡时, 公共服务更高效, 实现的公共利益数量更大。我们将以实现更高的投入产出为目标而展开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现状和问题的分析。分析时所采用的数据信息来自我们对甘肃省J县和安徽省C县18个政府涉农公共服务部门的调研活动, [3]在中国政府层级间自上而下的授权架构体系中, 县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范围涉及除外交等少数职能以外的几乎全部领域, 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住房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商金融农林水利等内容。

中央政府在分税制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对地方的财力控制。在这种控制结构里, 中央掌握大量的财政盈余收入, 地方承担大量公共服务职责, 辅之以从中央补助一部分财政收入给地方。从财政自给能力判断, 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严重缺乏, 形成对中央财力的依赖。图2是调研两县2006年至2010年与中央的财力关系, 其中涉及到两个指标:一个是县级财政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 [4]用中央对县级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补助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表示;另一个是地方收入的上缴率, 用中央收入占县级收入的比重表示, 其中:县级收入指年度一般预算收入、基金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总和, 中央收入是县级收入中上缴中央的部分。有研究指出了财力控制对保证地方政府“对上负责”有效性。[4][5]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意味着地方政府是农村公服务责任的承担者, 具体到文中而言, 县级政府是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中央对地方政府还实施政治控制。中央各部门通过实施专项项目及其资金稽查、逐级签定责任状、开展县级横向评比等措施, 以及完善财政资金的合规性和绩效性使用, 避免财政关系的混乱局面等, 对县级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实施管理, 推动落实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责任。

2.县级公共服务资金来源与预算分配

从调研的两县来看, 县级政府财政掌管县本级财力、上级补助财力、“乡财县管”[6]等途径可以施加影响。

另一类是县级部门申请中央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项目申报指南是申报单位确定申报内容的依据, 申报指南下达之前, 县级部门无法预备申报内容;申报指南下达到县级部门后, 通常只有3～4天时间准备项目资料, 无法做到项目内容与受益公众的需求相一致, 而公众也没有有效途径对这类项目的确定施加影响。

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表达方式有投票机制、税收机制、公民主动接触、退出、忠诚、冷漠和疏远、反判等。[7]两县各部门了解公众需求偏好的方式, 仅仅能反映愿意主动接触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与乡镇干部、本部门有关人员的一小部分群体的需求偏好, 对于选择退出、理性妥胁和适应等方式表达的需求, 或以电话、访问、信函、网络等方式表达的需求, 不能反映为部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形成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的接触抑制状态。农民理性忽视[8]参与公共服务决策, 主动接触表达需求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不普遍。各部门是在对大多数居民需求不了解的情况下做出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的。在农村居民需求差异化变动背景下, 公众参与不足会使得农村公共服务普遍与需求不匹配。

四、农村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1.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

(1) 农村公共服务结构性失衡。

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非常突出。[9]从调研两县来看, 结构性失衡问题还有新的表现, 具体表现为:重投入轻产出, 重建设轻维护, 重外延轻内涵。

甘肃省J县自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央补助清洁能源项目, 能源部门向上申报建设计划数量连年增加, 建成后的使用率却很低, 据J县能源管理机构称只有60%左右投入使用。据了解, 受当地自然条件影响, 现有的技术条件只能保证每年使用4～5个月, 项目实际能发挥的价值极低。但是, J县“十二五”规划仍然要求进一步争取中央资金建设该项目。J县饮水安全工程供水项目建设完工以后, 与之相配套的水质监测、水源的管护项目却跟不上, 饮水安全仍然没有保障。此外, J县在上游地段开垦农业灌区, 造成下游耕地盐碱化的次生问题, 也未能在新建项目时开展综合治理。

而在安徽C县, 修建的农村道路因为不能与其他道路连接形成公路网, 建成后多年不能投入使用, 成为了摆设的“白象工程”。农村客运也因为政策瓶颈制约而得不到发展, 影响了农村公路项目综合效益。

J县和C县的农村公路项目、小型农村水利项目, 建成后普遍严重缺乏管护资金, 缩短了项目使用寿命, 降低了项目效益, 一些水库项目过早地成为病险水库, 给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威胁。

(2) 公共服务机构[10]的冗员问题。

两县政府各部门普遍存在人员严重超编问题, 冗员充斥。在J县水务部门, 由于人员超编严重, 人员工资只能按标准的60%左右发放。而C县水务部门只有200个工作岗位, 却因为有500多位员工, 只能实行员工隔天轮岗制度。另一方面, 两县政府各部门却普遍职业技术能力不足, 老业务得不到改进升级, 新业务无法开展。虽然各部门紧缺技术能力, 但各部门的培训、学习制度并不完善, 提高人员技能动力不足, 员工培训流于形式等现象十分突出。有研究指出, 公共资金更多的用于养人而不是提供服务, 有利于建立本地的政治支持网络, [5]看来是有依据的。

(3) 资金“整合”问题。

农村公共服务项目通常具有区域不集中、项目小数量多的特点, 县级政府因此斥之为“撒胡椒面工程”。县级政府乐衷于整合农村公共项目资金集中建设大型项目。C县成立了县委书记、县长挂帅, 各职能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资金整合领导小组, 制定了专项资金整合实施办法, 围绕重点工程、重点领域, 实施农村公共服务项目资金的集中投入。J县政府各部门也通过“整合”将资金投向容易见成效的项目。如此看来, 两县政府不是以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发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 而是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 偏离了资金的公益性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 把兴趣放在了投资经济性公共物品, [11]以利于彰显政绩。

(4) 多数人受益的项目反而不受重视。

两县政府各部门表现出一种对多数人受益的项目反而不够重视的“理性选择”。各部门在信息发布和收集方面, 往往采用既有渠道向乡镇或村干部传达文件, 吸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的议案, 或者通知直接与部门发生接触的群体;项目实施依赖乡镇、村干部的单一渠道;项目审计监督信息发布范围局限于特定群体。这些都在客观上偏离了公共服务全覆盖的要求, 强化服务于利益集团、强势群体的既得利益, 忽视了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 安徽C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信息, 只有平时与该部门有密切联系的对象才有机会知晓;C县和J县的产业奖补政策, 驱动公共资金流向强势群体, 加剧乡村内部贫富分化。

(5) 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12]。

县级各部门在公共服务项目的申报、建设、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行政垄断行为。在项目申报阶段, 项目的评审程序和规则不公开;财政局拨付项目资金主观随意性强, 与其他部门的信息共享不强;项目建设、管护队伍的确定规则不明确;项目施工建设过程中, 对施工主体的干预随意性强。在C县, 农村道路项目施工队伍被要求使用指定企业的水泥、钢材等主要建材;道路竣工后指定养护队实施养护;J县饮用水安全工程指定水管站收费管理, 等等。

2.对农村公共服务产出数量和居民效用的影响

我们通过表2分析县级政府部门存在的问题会对农村公共服务造成的影响。表2第1列是县级政府部门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形式, 这些内容已经作为县级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在前文中进行了详细讨论。县级政府部门机会主义行为对公共服务数量或质量将产生影响, 第2列是用生产理论直观判断出的结果。居民在消费中获得农村公共服务的效用满足, 机会主义行为对居民农村公共服务效用产生影响, 第3列是用效用理论直观判断的结果。机会主义行为政府部门理性偏离公益责任, 政府部门全面履行服务责任即可消除机会主义影响, 这项判断结果在第4列。消除机会主义影响会带来公共服务产出增加、居民效用提高, 这两项判断结果分别在第5列和第6列。

把第2列和第3列结果分别累加, 得到一种处于低效率的公共服务状态:服务数量低, 居民效用低。这种状态与政府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居民需求没有满足形成对应, 此时公众需求表达不充分, 处于需求抑制或理性忽视状态。将第5列和第6列结果分别累加, 得到另一种高效率状态:服务数量多, 居民效用高。公共服务的高效率状态等价于供需一致的状态, 这时政府全面落实了责任, 居民需求得到实现。

进一步而言, 当政府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 不主动根据居民需求做出供给决策时, 公众主动接触政府表达需求须支付额外成本, 结果会导致降低公众的总效用。而当居民处于理性忽视, 不主动表达需求时, 地方政府全面履行责任了解公众需求, 意味着向更广的范围发布项目信息、主动改进农村公共服务状况或者接受供给中存在问题的反馈, 这时也须支付额外成本, 政府出于理性也将不愿意。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把公众需求表达界定为两种状态:积极参与、理性忽视;把政府部门界定为:履行责任和机会主义两种状态。我们把公众和政府的四种选择组成一个2行2列的矩阵, 并完全按照上文对效率分析结果的逻辑顺序直观地赋值, 得到表3。低效率状态对应矩阵的 (2, 2) , 得到改进后的高效率状态对应 (4, 4) 。进一步根据矩阵进行分析, 当政府部门处于机会主义状态时, 公众有主动参与和理性忽视两种选择, 由于主动参与必须支付额外成本, 降低总效用, 公众会做出理性忽视选择, 这时处于低效率状态 (2, 2) 。当公众处于理性忽视状态时, 政府部门也有履行责任和机会主义两种选择, 履行责任意味着政府主动去发现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消除这些问题, 做到服务供给与需求匹配, 必须支付额外负担, 甚至要对制度实行改革或触动利益集团既得利益, 政府部门也会做出机会主义选择, 尽可能地节省提供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 甚至尽可能地扩充利益集团既得利益, 结果也将处于低效率状态 (2, 2) 。公共服务高效率的状态是 (4, 4) , 这种状态下公众主动参与需求表达, 政府部门充分履行责任, 然而在特定环境下选择的结果是农村公共服务处于低效率 (2, 2) 状态的囚徒困境。

五、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基本路径:政策制衡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地方政府可能在促进农村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但也并不必然主动行事。为了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中央政府既要做出资人又要做调解人, 在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 还应当协调地方政府和公众选择的囚徒困境, 制衡双方做出可获得高效率农村公共服务的选择。在现有的制度集合中新增一项制度安排, 通过制度的制衡来消除在选择中出现表3中 (1, 3) 或 (3, 1) 的结果, 使双方选择只能在 (4, 4) 和 (2, 2) 间进行, 选择的结果就将是公共服务的高效率。我们在调研中获取了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通过上级政府新增一项制度安排, 形成了公众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主动参与的集体行动, 制衡了做出公众需求与县级政府服务供给相一致的选择, 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效率。我们将这个案例作为对本文分析结论的佐证, 也作为改进农村公共服务的一项治理对策。

安徽C县早期的库区移民村庄公共项目是由政府部门包办的, 村民根据自己的需求自选自建项目的行为是被排除在制度集合之外的, 村民的参与受到抑制。政府部门长期积累下来公共服务的不足造成了移民与政府间矛盾尖锐、关系紧张的后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上级政府部门在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实施时新增了融入村民参与的“资金跟着项目走, 项目跟着需求走”制度安排, 村民可以根据集体的共同意愿, 自主决定建设项目内容后向县政府相关部门申报资金。这项政策的出台改变了公众表达需求的收益预期, 于是村民成立了负责调查需求偏好、确定项目内容、申请项目资金、组织施工和维护的项目理事会。自从理事会参与公共服务项目以后, 弥补了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的不足, 村庄基础设施得以完善, 道路网络畅通、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农民安居乐业, 消除了多年积累的干群矛盾。

摘要：中国财政向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迅速增长, 但是,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县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时存在诸多问题。文章作者在对调研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后认为, 农村公共服务的囚徒困境是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据此, 文中提出了在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 增加新的制度选项实施制衡的财政治理思路, 并以调研中收集的一个案例验证了这个思路的治理效果。

关键词：公共选择,公共财政,囚徒困境,制衡

参考文献

(1) 高培勇.公共财政:概念界说与脉络演进—兼论中国财政改革的基本轨迹[J].经济研究, 2008,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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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雍君.中国的财政均等化与转移支付体制改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6, (09) .

(5) (11) 袁飞等.财政集权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J].经济研究, 2008, (05) .

(6) 王雍君.《预算法》修订中的四个关键性问题在于探讨[J].地方财政研究, 2011, (01) .

(7) 涂圣伟.农民主动接触、需求偏好表达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改进[J].农业技术经济, 2010, (03) .

(8) (以) 阿耶.L.希尔曼著, 王国华译.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政府的责任与局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9) 林万龙.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及成因[J].管理世界, 2007, (09) .

(10) Graeme Smith.Political Machinations in a Rural County[J].The China Journal, 2009, (06) .

(12) 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J].经济研究, 2010, (08) .

制度性公共选择论文 篇9

何谓公共产品?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韩丽华和潘明星从其供给机制角度认为: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 指需要通过财政机制向社会提供, 满足作为群体的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的产品。王彩波和王庆华则从其享受主体的角度出发, 认为:公共产品是所有成员集体享用的消费产品, 社会全体成员同时享用, 而每个成员的享用都不会导致其他成员的享用减少。萨缪尔森从其特征角度分析, 给出了最为经典的解释:每个人的使用不会导致其他人的消费减少的物品。虽然对公共产品定义的描述不同, 但是它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 确是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 部分学者甚至将这两个特性作为公共物品的充要条件,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还需要加上不可分割性才算完整。笔者在本文中采用“两属性说”, 所谓非竞争性, 是指一个消费者消费公共产品并不影响其他消费者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所谓非排他性, 是指任何消费者都可以不付任何代价消费该产品, 要阻止他人消费的代价非常大。国防、外交、公共服务、社会治安等都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而农村公共产品, 则一般认为包括公共管理和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农业科技服务、基本医疗服务等。

公共产品由谁来供给?如何来供给?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做了深入地研究, 他认为: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按照其所获得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边际效益的大小, 来捐献自己应当分担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资金费用, 则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量可以达到具有效力的最佳水平。这就是“林达尔均衡”, 这个均衡的实现需要两个前提, 一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主动透露自己在消费公共产品中所获取的边际收益, 二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清楚地了解其他成员在公共产品消费中得到的边际收益。显而易见, 这两个前提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根据公共产品的固有属性可以发现, 即使某个消费者不负担成本也依然可以获得与支付成本后获得的同样收益, 如此一来, 作为一个成熟的“理性人”, 必然希望别人支付成本自己不劳而获, 我们可以将这种行为通俗地理解为“三个和尚没水喝”。曼瑟尔·奥尔森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对这种“搭便车”的行为有过深入分析,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行为, 他提出: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 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 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 同时, 一个集团规模越大, 集团成员为集团利益付出的成本就越多, 获得的收益却越小, 因而在一个大的集团中, 理性的个体不会为了集团利益而努力。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公共产品的供给只能由公共经济部门来提供。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现实中,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一般是政府, 通常政府会对供给哪些公共产品, 以及它们的供给量是多少, 进行公平合理的决策, 以实现社会利益的帕累托最优, 但是在具体现实情境中,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不顺利, 产生了“政府失灵” (1) 的现象, 笔者看来, 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

1. 农村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城乡失衡与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形成, 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也形成了城乡政策有别的二元供给格局。长期以来, 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向城市倾斜, 而对农村提供的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公共产品却极为有限。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例, 从2007年到2011年, 国家用于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7%, 9.5%, 9.5%, 9.5%, 9.6%, 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 从2007年到2011年,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4.45%、13.94%、13.66%、3.13%、2.92%, 显然, 政府投资呈现出巨大的城乡不平衡,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扩大。国家公共财政投入失衡一大直接后果便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的严重不足, 主要可以体现在农村基础建设和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事业依然滞后。以水利灌溉为例, 至2011年底, 我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为61681.6千公顷, 占该年耕地总面积的50.7%, 也就是说, 基本有一半的耕地人需要依靠自然降水实现灌溉需求。而且在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实施建设滞后, 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等问题仍比较突出。2011年, 在全国4.05亿农村劳动力中, 高中以上文化水平仅占15.1%, 尚有5.5%的劳动力不识字或很少认字。另外, 我国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张, 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 实际农村只有0.7张, 城市每张病床平均拥有8.8万元的医疗设备, 农村仅有1.1万元。 (2)

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下移与权责不明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财政理论, 纯公共产品如社会整体秩序、经济交易环境由中央政府提供, 准公共产品如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则由地方政府负责。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却出现了供给主体层层下移的情况, 在“财权”未能下放的情况下将“事权”下放给下级政府, 最终往往转移到了乡镇基层政府。根据当前宪法, 乡镇政府拥有广泛的事权, 其职能涵盖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等行政工作, 相比之下, 其财权却极为有限, 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改革之后, 基层政府特别是极其依靠土地农业税收来源的乡镇, 财政收入状况更加恶化, 更加难以支撑辖区内的公共产品供给。久而久之, 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严重短缺, 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之下, 在一些纯公共产品的享受上, 农民也比城市居民少得多。

三、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府失灵的原因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有很多, 本文仅从公共选择的理论视野来进行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仅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经济学分支, 它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行为。丹尼斯·缪勒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 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这个理论将“经济人”假定作为基本前提, 认为民众 (选民) 、利益集团、政府官员都是自利理性的, 从此出发, 分析包括公共产品供给在内的众多政治经济问题。依托于此理论, 笔者认为主要是三个原因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政府失灵”:

1. 理性的供给主体

公共选择的官僚理论认为, 作为公共产品的一大提供者——官僚机构, 也符合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即每一个官僚都是理性的、自利的, 那么他在行为过程中首先考虑的便不是公共利益而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包括薪金、地位、权限、晋升等等。反映在我国当前现实中, 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基层乡镇政府, 在其组成个人并不需要直接对农村群众负责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会做出忽视长远利益的决策拒绝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往往不能带来直接明显效益的农村公共产品上。

2. 弱势的需求主体

公共选择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个体之间存在着在特定背景之下的共同利益, 而追求这种共同利益最大化的人们会形成一个个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手段以进行利益表达甚至试图干涉政策制定过程。因而, 公共决策可以看作是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地方政府对外而言发挥着代表公共利益的作用, 但是其内部亦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 而且其各自的偏好与实际的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这就意味着最终产生的公共政策往往会被经济指标所引导而导致公共产品分配的不均衡。相较而言, 广大的农民群众则由于其数量庞大、组织松散、素质参差而难以组成有凝聚力的利益集团, 在与政府的博弈当中处于弱势地位, 因而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较小, 在关乎自身的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没有足够话语权。

3. 低竞争的供给环境

布坎南认为官僚机构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竞争, 即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规模、种类、、和水平上纯粹由官僚机构单方面决定, 而造成这种供给环境的主要原因便是政府机构拥有对大量社会资源的垄断性地位。从结果上来看, 这种低竞争状态对社会产品供给是不利的:首先, 它会因不需考虑实现目标成本而造成资源利用的低效;其次, 缺乏外界的市场压力使地方政府不会对民众的需求作出迅速反应;再者, 垄断会使得供给主体希望一边获得较高的价格而一边降低产品质量, 最终从各方面影响到公共利益的实现。

以上这些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缘由再加之以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体制等影响使得“政府失灵”的情况频繁发生, 而这些原因又往往很难在短期之内找到合适的解决手段, 那么或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路, 若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上采取一些变化, 又是否可行呢?

四、“能人治村”模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笔者在东北某县的一次调研中发现, 该地区部分村庄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可以有效地弥补基层财政尤其是村级财政的不足, 从而可以自给自足地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以其中一个村庄为例, 该村以前是个十里八乡有名的“空壳村”, 几年前在外创办企业的林某回到村庄担任支书后, 带领全村发展多个专业合作社, 后来又成立了公司进行集团化运营, 在短短几年内发展成了拥有数千万资金的富裕村, 在有了发达的集体经济后, 该村开始自我提供公共产品:投资556万元, 建设完成了15公里水泥路、15公里砂石路;投资20万元, 完成村卫生所、农民夜校建设;投入2400万元, 进行居民小区建设, 逐步让全体村民搬进楼房;把村小合并到镇中心小学, 使学生能够受到更高层次的教育;投入数百万建造现代农业培训基地, 通过聘请农业、农机、畜牧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建立视频网络平台等多种学习方式, 对村民进行培训, 以提高农民素质;建设农资超市, 方便村民购买优质农资;建设了一座幸福广场来为村民提供娱乐休闲的场所;还将镇里的自来水、天然气、有线电视、电信网等引入村内;经过这一系列的建设, 该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远远超出了周边村庄。总而言之, 这种供给方法实质上是在政府财政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由村级财政来部分地承担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角色, 当然, 当前农村村级的集体经济普遍比较衰弱, 不是每个村子都能像笔者调研的那些村庄一样有着雄厚的资金,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 多份中央文件提出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在各地的实践中又有诸如“能人治村” (3) 等成功发展集体经济的范例, 基于此, 笔者认为这种模式是具备可行性的。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公共产品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由私人来提供, 只能依靠公共经济部门, 笔者所调研的东北部分村庄的巨大绩效显示, 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 由农村集体经济来承担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可以实现的。希望会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个问题, 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提供更多思路。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尔·奥尔森.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美]丹尼斯·缪勒.王诚译.公共选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制度性公共选择论文 篇10

关键词：公共选择,产权体系,官员监督考核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农村地区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农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产品或服务。农村社区具有边缘性和生产分散性, 即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底层, 生产规模较小且经营分散, 农村的边缘性和生产分散性决定了其公共产品供给的特殊性, 即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多层次性, 另外, 这也决定了一些在城市中的可以由私人提供的产品 (比如:科技创新、科技推广等) , 在农村则要由政府来供给, 以公共产品的形式提供。

1、总体供给不足。一是农村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水利灌溉设施老化, 抗灾能力差, 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 交通不便, 不能满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二是农村教育供给严重短缺, 农村科技、农业相关信息等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三是法律政策供给不足, 农民组织化程度过低, 缺乏自助、维权组织;四是生态环境恶化, 缺乏保护环境的实质性举措;五是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完善, 覆盖面小, 农民的医疗保障严重不足。

2、供需结构失衡。一些直接影响农业发展的生产性公共物品存在供给不足的窘境, 而一些非生产性公共物品却呈现供给过剩的局面, 没有建立公共物品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 忽视了农村社区内部的需求。如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 “形象工程”大行其道;政府机构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也应遵循效率与平衡原则, 然而我国目前相当一部分政府代表机构却是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 办事效率极低;政策供给过多, 严重侵犯民众的权利, 造成资源浪费严重。

二、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原因分析

(一) 官僚经济理论。

按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 官员作为“经济人”, 也有其个人目标, 尼斯卡南认为一个官员的效用函数包括的变量有“薪金、职务津贴、公共声誉、权力、较大影响力、松的工作负担”。我国现行的县乡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 上级政府将各个经济发展任务等指标从县到乡, 再到村甚至每个农户, 层层分解指标, 进而建立起自上而下的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 难以适应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需要。

(二) “蒂伯模型”分析。

蒂伯认为, 居民的自由流动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从而促进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在我国, 很多公共服务 (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 都是与公民的户籍紧密联系的, 农民工虽然进城却不能脱离落后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进一步加剧和凸显了城乡公共服务的不均等。

(三) 官员监督理论。

为了保证政府或官员不折不扣地按他们的意愿来执行公共权力.就必须对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运作进行监督。由于公共权力委托代理链条长而引起监督成本大.特别是监督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没有监督的积极性, 所以更容易产生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作的失灵。

(四) 投票理论。

政治选票是公民显示公共产品偏好最重要的途径,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村民依法自主管理本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基层民主制度, 是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而出现的村民自治管理模式, 但在实践中, 村民自治组织却扮演了乡 (镇) 政府的执行机构, 具有“准政府”的功能, 无权抵制乡 (镇) 政府强制安排的各项达标、升级活动, 使农户对社区公共产品的需求意愿难以表达。另一方面, 村党支部包办代替了本属村民自治范畴的所有事务, 村委会很难发挥自治组织的作用。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村务的决策权实际掌握在村支书的手中。

三、公共选择下角下的对策

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改革基层财政体制;放松管制, 增强村民自主性。事实上, 这两种方案是不矛盾的, 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前者强调财力的保障, 后者则强调公共资源的使用。这里主要从公共选择理论出发, 就如何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出建议。

1、重构农村社区公共权力体系, 解决乡镇政府乡镇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功能冲突。一方面, 严格界定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职责;另一方面通过民主参与, 改革乡镇政府的治理形式。理顺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为了解决村党支部的越位问题, 可行的方法有:提倡尽职不越位;扩大群众参与, 走群众路线, 不少地方采用“两票制”的方法, 选举党支部成员, 使党支部与村委会团结一致;大力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用党内民主促进“两委”关系的协调。

2、构建清晰的农村产权体系。过多的政府管制限制了私人产权某些“属性”的明晰化, 如对土地流转的限制, 对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 都降低了私人行使其产权的能力和自由, 使得自发的集体行动面临更紧的社会约束。清晰的产权界定和更加有力的产权保护有利于私人自愿集体行动的达成。现实世界中集体行动之所以存在一定的困难, 当然与集团的规模与结构、选择性激励、社区习俗、声誉机制等因素有关系, 但更是产权界定和保护成本过高造成的。

3、加强官员考核监督制度改革。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满意度等指标纳入官员考核体系, 改变过去唯GDP为重的官员考核体系;加强财政预决算监督, 强化公共财政透明度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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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公共选择论文 篇11

关键词：行政伦理妥协；价值冲突；价值选择；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7287(2009)03—0075—04

现代公共行政是一个追求普遍善的领域，围绕其目标形成了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以组织利益及个人利益等为补充的价值谱系。行政伦理妥协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公共行政人员在公共价值追寻过程中，为了维护更高的价值目标，在价值冲突时不得不作出牺牲某些特定行政价值的一种抉择，是对最高善甚或基本善的暂时放弃。在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规范中，行政伦理妥协几乎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作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迂回策略选择，行政伦理妥协严重冲击着公共行政人员的职业信仰。

一、行政伦理妥协缘起考辨

行政伦理妥协是行政活动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从终极意义上讲，行政伦理妥协的存在是由社会矛盾存在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它源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尤其对公共行政系统而言，它是一个运用公权力的领域，行政活动与其他主体的行为相比，所涉及的面更广，要调解的利益也更复杂。

1.行政价值目标的多层次性

公共行政人员多元的价值追寻源于其角色的多样化。公共行政人员活动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扮演着两种相异的角色。在私人生活领域扮演的是功利性的角色，以追求效应和实际利益为目标；在公共行政领域扮演的是表现性的角色，旨在倡导社会制度与秩序，彰显社会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即使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公共行政人员同时既是公众的受托者，也是组织的成员。每一个角色都同时拥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作为角色承担者无法推卸的责任。多元的角色扮演使得公共行政人员在价值追求中出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公共利益负责还是对公共组织负责；忠于本位职责还是社会职责；维护个人正当权益还是公共利益。通常情境下，这些价值目标都是善的，它们的指向是一致的。假使行政人员有能力同时履行不同的职责，抑或这些职责之间相互兼容，那么即使价值多元也不会引起价值的冲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往往无力同时履行这些职责，所追求的价值也时常不能兼容，公共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总是要作出自己的选择，暂时放弃一些价值目标。特别是在某些时候，公共行政人员也认为自己不得不采取违背职责的行为。就目标善的层次性而言，被妥协的价值往往比所选择的那些价值目标来得更高，受益面也更大，这正是行政伦理妥协择小善弃大善甚至趋恶避善的内涵。

2.政策资源贫乏对价值追求的束缚

政策适用范围包括对不同群体、阶层、个体的利益冲突的协调；对不同群体、阶层、个体的利益区分；也包括对内外事务、突发和偶发事件的处理。政策本身是为了追求新利益、实现公共目标，并对不同政策目标的不同利益进行区分、协调。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政策总是表现为对既得利益者和利益争夺者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总是反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而利益追求者通常都支持对现存利益结构的调整，希望借此增加利益存量。政策目标的实现以政策资源为基础和前提，权威资源、人力资源、财物资源、信息资源等政策资源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保障。资源的丰富程度不仅构成了行政人员所能企及的行政价值的外部条件，还影响着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由于资源和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公共行政人员所追求的公共利益通常只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而对少数的受损者无法给予充分的补偿，致使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总是有些群体获利而另一群体的利益蒙受损失。因此，当政策资源不足以顾及普通大众时，必然会面临着对少数群体的利益放逐，使他们承担着社会进步的代价。

3.追求目标的善而不得不采取必要恶的手段

目的与手段是互为规定、相互融通的整体。目的内在要求有相应的手段，而手段只有从目的中才能获得自身的价值。在现实的场域中，手段与目的之组合关系有4种：目的善手段善；目的恶手段恶；目的善手段恶；目的恶手段善。关于后两者，目的决定论和手段决定论有着不同的见解。目的决定论坚持目的是终极的，为实现目的可以不考虑手段正当与否，而手段决定论者则认为目的是不断变动的，目的不但不能证明手段，反而可能因为手段而改变目的之属性。然而，不论是目的决定论还是手段决定论都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绝对化、孤立化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暂时的，都只不过是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目的也只不过是实现更高目的的手段。理想的行政选择应是以善的手段谋求善的目的之实现。手段选择的善有两个基本依据：终极价值的目的性与现实效用性，即手段的选择应该符合效用性和道德性统一的原则。手段不仅应当是有效的，而且应当是善的，不仅应当有利于当下直接目的的实现，还要有利于长远乃至终极目的的实现。

然而，现实生活是复杂多变的，行政人员难以总能从备选的善的手段中择其一以实现目标，有时甚至只有采取必要恶的手段才能保证善的目的的实现。第一种情形如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只能采取以恶制恶的方式对它进行规制；第二种如行政处罚，备选的手段都是恶的，为避免行为的放任而导致更大的恶果，只能选择必要的最小的恶作为手段。上述两种情景所运用的手段似乎都是恶的，然而对手段的评判必须与目的相连，绝不能孤立地裁决。公正或正义的规则完全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的状态和状况，它们的起源和实存归因于它们的严格规范的遵守给公共所带来的那种效用。因此，在特定的情境下，公共行政人员不得不采取必要恶的手段以实现公共利益，当然，这些手段只能是暂时性的、策略性的。

二、伦理妥协对行政系统的冲击

对公共利益的追寻是公共行政领域存在的合法性前提，也是公共行政从业者体现其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行政伦理妥协作为公共行政人员“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确有其存在的客观性，但对至高之善的暂时放弃，却真切地威胁到行政系统的运行。伦理妥协作为一种自由裁量的行为，若处理不当，则存在着向低处堕落的风险。

1.威胁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

社会分化出专门的行政管理系统，表明行政管理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有其特有的、预先被规定的功能，这就是社会对行政管理的合理期待。权力的委托转让，不仅以相应的监督为条件，亦以相应的期待为前提。一方面，公民通过委托授权，期待公共行政人员有效地履行职责，维持社会的良序，使民众过上公平、自由、人道的生活。另一方面，组织

为了有效发挥自身的功能，要求成员有组织性、忠于职守，经由行政活动，满足社会的需求和组织的期待，提升公众对行政组织的认同。就行政人员自身而言，当他们选择公共行政作为自身职业时就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承诺对委托人负责，切实维护公众的权益，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公共行政人员自身的期待，无一把伦理妥协纳入其行为选择的范畴。行政活动总是力求最高之善，然而在行政价值抉择的现实困境面前，行政人员不得不放弃特定的价值目标，弃大善择小善，甚至避善趋恶，这是与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理想背道而驰的。虽然这种抉择有其客观的合理性，但总是难以让利益相关者认同，致使行政人员产生心理矛盾。当其历经艰辛努力追寻的结果连自己都难以接受时，就可能产生角色失败感，威胁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行。

2.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探讨事物之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或其“来源”问题。政府合法性问题也就是“政府正当性的基础或来源”问题。任何政治统治的存在都必须具有合法性，其基础一般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则和有效性3个方面。我国近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显示，意识形态在维持国家的合法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解释能力日衰，而新的意识形态尚处于建构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制度规范和有效性程度对维持和提升其合法性就愈发重要。在市场经济发达、公民社会崛起的现代社会，彰显公共性、承担公共责任、提供公共服务成为政府获取合法性的优先选择。行政管理活动是政府求证自我价值的过程，政府必须通过对社会需求的满足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如果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过程中，不能满足社会与公民的社会需求，或者说不能根据社会与公民对政府的需求来确定自身的价值选择，那么，即使它是合法的政府，也同样会面临生存危机。行政伦理妥协的择小善弃大善、趋恶避善的行为选择无疑都与公众的期待相背离，致使公众对其信任度下降。合法性作为公众对政府的主观性感受与潜在心理预期，信任的危机就是合法性的危机。缺乏合法性的政府是无力的政府，这样的政府的政策执行势必是低效的。

3.存在向低处堕落的潜在风险

行政伦理妥协作为公共行政活动中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即使其有着充足的理由，亦仍非一种满意的决定。行政主体在作出伦理妥协的决定时就意味着在相互冲突的伦理准则间进行了选择，在实现了某种行政价值目标的同时也牺牲了其他的价值目标。在抉择时如何对价值目标进行优先排序，更多地体现为公共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自由裁量作为一种非羁束性行政行为，其行为的选择主要源于公共行政人员的个体自觉。一个行政人员需要“一些基准尺度，将那些进入他的行政活动范围内的各种不同的且经常是冲突的对抗性价值观联系起来”。法律、法院和被授权的当局都不会给你这些基准尺度，它们在本质上实在是太笼统了。易言之，法律只是为自由裁量行为制定了行为的框架，而公共行政人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正是这种自主性使得伦理妥协存在被滥用的风险。行政价值的追求要求公共行政人员作出积极的努力，减少伦理妥协的出现需要公共行政人员的辛苦付出。然而，对于缺乏伦理自主性的公共行政人员而言，伦理妥协为其“懒政”提供了合法的外衣，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权力的失控是腐败的本质所在，但假借伦理妥协的名义而进行的腐败行为却难以界定。行政人员自主性的缺失和监督的困难使得伦理妥协向低处堕落的风险始终存在。

三、行政伦理妥协的超越

伦理冲突是伦理存在的根据，是伦理产生的原因。在伦理冲突发生时，公共行政人员在伦理选择时往往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如果无法解决伦理冲突，合伦理的行为就无法得以切实地实现。然而，行政活动中的伦理妥协所具有的破坏性及其向低处堕落的可能性使得我们必须要超越行政伦理妥协，通过内塑自身、外设条件减少行政伦理妥协的出现。

1.行政价值的选择应从实际出发

行政生态学认为，任何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都不能只是从行政本身做孤立的描述和比较，而必须进一步了解它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易言之。行政价值的追寻都与行政体系所处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习俗等环境息息相关，这些外在的环境为行政系统划定了价值追求的疆域。然而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及其与政策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政策系统的运行表现为一个系统的不断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行政活动产生影响的经济水平、价值取向、政治体制等都在不断变化，原有因条件限制而不得不做出的伦理妥协现时不一定仍需要。因此，要以动态的眼光认识行政伦理妥协，根据环境的变化对价值目标作出调整。特别是当原有的阻碍因素已消除时，不应以妥协的价值作为行政活动的目标。当然，环境只是行政价值追求的外在限制，人们在尊重客观环境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造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给行政价值追求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2.防止虚假的价值冲突

公共行政活动的目标通常是多层次的，这些目标有些是兼容的，有些是相斥的。明显的兼容和相斥的价值目标对行政人员而言都不难选择，关键在于如何处理那些貌似相斥但事实上是相容的价值目标，如民主和稳定，它们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可以达致双赢的正和博弈。对这些虚假的冲突，行政伦理妥协丝毫没有存在的合理性。行政人员必须端正自己的认识，创造条件保证这些价值目标的同时实现。另一种虚假的价值冲突是没有处理好原则和策略之间的关系，致使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孤立地抓住原则的坚定性而忽视了策略的灵活性。在执政过程中，执行者要坚持稳定性与可变性相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要善于变通，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对象、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不同需要而变通政策，使执行的政策能适应实际情况，取得预期效果。原则的坚定性强调行政价值应“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为最根本的评价标准。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策略的适当变通不仅不会妨碍政策目标的实现，相反，只有坚持灵活性，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政策不被教条化和僵化，确保价值目标的实现。

3，提高公共行政人员的个人素质

人是行政活动中最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就公共行政人员而言，其个人的素质包括业务能力和伦理境界。业务能力包括政治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和心理素质。良好的政治素质要求公共行政人员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合理的知识结构是行政人员必备的基本条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公共行政人员成为掌握业务知识与管理科学的“双内行”；公共行政人员的能力包括洞察力、预见力、决断力和应变力，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必须具备信息获取能力、利益整合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对公共行政人员而言至关重要，尤其在面临价值冲突时，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决断的气质和竞争开放的性格显得尤为重要。公共行政人员所具备的业务能力只是其实现行政目标的可能维度，在这可能的基础上究竟能实现哪一层的价值目标，取决于他们的伦理境界。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坐标包括3个主要的向量：其一，行政人员必须建立起对公共利益的信仰；其二，行政人员必须对其执掌的公共权力以及自己的定位有着充分的自觉；其三，行政人员必须确立无私奉献的价值目标。作为一个职业而言，公共行政的特殊性在于从业者必须把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作为首要的价值目标。良好的个人素质不但拓展了行政价值的空间，更是超越了行政伦理妥协的内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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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公共无线上网逆向选择分析 篇12

1前提假设

假设一:饭店经营者和顾客都是理性经济人, 双方偏好相同;

假设二:同一家饭店内部的所有饭菜套餐的价格相同, 即视同一家饭店提供的全是同质商品, 每名顾客只能购买一份;

假设三:只有饭店经营者知道自己饭店的服务水平, 这里主要是指免费上网有没有诈骗陷阱的可能性和概率大小, 而顾客不知道所就餐的饭店服务水平如何, 只知道此区域所有饭店的平均价格, 也只愿意根据平均价格支付;

假设四:所有饭店的免费上网质量不会受到上网人数的影响, 并且每家饭店上网人数在某一顾客一次就餐的时间内没有变化。因为本文目的在于讨论公共免费WIFI诈骗的影响, 所以论文过程中不必考虑只吃饭不上网的顾客数量。

2建立逆向选择模型

2.1简单模型

首先考虑相对比较简单的逆向选择情况。此时区域内只有两种可能服务水平类型v, 而价格p可以直接反映出服务水平, p1=a (高服务水平) , p2=b (低服务水平) , 两种服务水平出现的概率均为二分之一。交易双方的偏好以及对服务的评价都等于v。如果以价格p进行交易, 顾客的效用是πB=v-p, 饭店经营者的效用则是πS=p-v。

由于只有饭店经营者知道自己饭店的服务水平, 顾客并不清楚饭店的服务水平类型, 仅知道平均价格 (a+b) /2, 并且这也是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那么, 在此价格下, 高服务水平经营者将退出市场, 原因是其效用πS=p-v= (a+b) /2-a= (b-a) /2<0;低服务水平经营者则愿意成交, 因为其效用πS= (a+b) /2-b= (a-b) /2>0。成交之后, 顾客便知道短期市场上的唯一均衡价格是b, 长期情况下诈骗的风险会使顾客全部离开, 或饭店被取缔和查封。所以最终导致短期内低服务水平经营者把高服务水平经营者逐出市场。

2.2条件放宽, 相对一般的模型

在上面的简单模型中, 饭店服务水平只有两种可能的类型。相对一般的模型情况里, 则规定服务水平类型v呈连续分布的情况, 且均匀分布于[b, a], 密度函数为f (v) =1/ (a-b) , 顾客和饭店经营者的偏好一致, 提供服务的交易价格能够直接反映出服务水平。那么, 如果所有服务水平的饭店都在营业, 顾客仅知道的价格为该市场中的平均价格, 另外其预算的最高支付价格也一样是p= (a+b) /2。而此时, 只有出价p小于或等于 (a+b) /2的饭店经营者才愿意达成交易, 出价p大于 (a+b) /2的饭店经营者都退出了市场。这样, 此区域市场上的服务水平平均价格随之降为E (p) =[ (a+b) /2+b]/2= (a+3b) /4, 顾客预算的最高支付价格亦降到 (a+3b) /4。于是市场中第二轮博弈开始, 出价高于 (a+3b) /4的饭店经营者全退出市场, 出价等于或低于该价格的饭店经营者继续交易。

之后, 就会发生一系列阶段的博弈, 便有:

第m阶段, 服务水平平均价格E (p) =[a+ (2m-1) b]/2m,

当m趋近于+∞时, 服务水平平均价格的极限

经过反复多次的博弈, 服务水平平均价格无限趋近于b, 即是说明此区域市场上, 唯一的均衡价格为p=b, 所有报出价格大于b的饭店经营者都要退出市场。然而, 因为此时饭店服务水平v呈连续分布, 价格p=b的概率等于零, 所以整个市场也就消失了。

以上是没有考虑免费WIFI诈骗陷阱所导致法律后果的情景, 如果考虑到对顾客进行欺诈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那么, 该市场维持不了多久, 顾客将不会再来光临, 而且要遭到政府的行政、法律制裁。如此就可以表明, 即便不考虑逆向选择造成的社会、法律后果, 其本身对于市场的存在及各个饭店最终一样会带来不良影响, 扰乱了正常秩序, 而如果政府利用法律等手段进行管制, 这种有缺陷的市场形态会更快地消失。

3交易双方效用、利润最大化条件的讨论

本文一开始假定交易的双方均为理性经济人, 这样顾客会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的, 相应的, 饭店经营者则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那么, 现在假定某一顾客决定到一家饭店就餐并顺便上免费WIFI, 这个过程中, 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成:

这里, U1代表顾客在正常消费情况下, 支付价格p后享受相应服务所带来的净效用;U2代表价格p下, 上免费公共无线网络可能遭遇诈骗陷阱后带来的负效应;p则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服务环境、水平的交易价格, 也即能一定程度反映上免费WIFI遭遇诈骗陷阱可能性的大小, 由此可知, U2 (p) 是减函数。

同时, 饭店经营者在上面那位顾客用餐上网过程中的利润、即净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

(2) 式中, R1表示正常情况下, 饭店经营者得到的总收益;C表示饭店正常情况时付出的成本费用;R2表示价格p下, 通过免费公共无线网络诈骗陷阱所带来的非法收入, R2 (p) 同样是减函数;C1则是饭店为维护上网设备付出的成本, 为常数;n为同一饭店内吃饭并且上无线网络的顾客人数。

买卖双方都是理性经济人, 共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实现这个目的, 就必须使 (1) 、 (2) 式一同达到最大值。下面先对②式求偏导, 得到两个一阶导函数:

令两个偏导数皆等于零, 即

再引入拉格朗日乘数因子λ、φ (两个因子为常数) , 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构造函数:

接下来, 再对构造函数F求偏导数, 从而可有,

最后, 求解该四元方程组, 如果有解p*、n*, 且二者为正数 (n不是正整数时, 可以取比较接近的正整数代替) , 那样就存在可同时满足顾客、饭店经营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条件。

4结论及措施建议

通过本文的分析, 能够看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不良商家利用饭店公共免费无线上网设置陷阱, 导致市场中基本形成逆向选择问题, 影响了市场秩序, 阻碍了正常发展。建立交易双方的效用、利润函数, 通过计算能够发现共同满足顾客、饭店自身利益最大化条件是否存在, 这样对政府管理有一定帮助。

鉴于此, 社会各方要采取必要措施, 减少逆向选择的形成。对于顾客个人, 掌握的信息相对会少, 交易的时候容易处于劣势, 这样更需要尽量利用好已掌握的信息资源。应用到本文饭店服务甚至免费无线上网的例子中, 顾客可以多花些时间观察几家饭店客流量变化及顾客人数情况, 如果客流量比较大, 就餐人数也多, 那么可以大体判断哪家的免费WIFI有诈骗陷阱的可能性小。现实当中, 顾客还能用更多的渠道获取相关信息, 比如上相关评价网站查看其他客人的留言评论等。

政府应该建立信息透明化机制, 实现信息联网系统全面覆盖,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并严格执行。基层政府也要不间断、不定期地检测查看区域内饭店的服务环境和品质, 还须建立更多渠道, 公布所有饭店监测评价结果, 诚心听取群众反馈, 和群众联手做好监督工作。饭店自身则必须遵守法律, 诚信经营, 不要做利用免费无线上网诈骗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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