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纪念日

历史与纪念日（精选11篇）

历史与纪念日 篇1

●脱节与怀旧

港口城市, 这个概念在历史上不仅仅意味着穿梭的船只和汹涌的人潮, 还有更抽象些的出发和抵达, 观念的汇聚和扩散, 冒险和征服, 发财和破产, 梦想和绝望;或者更细节的, 狼藉不堪的街巷、醉鬼, 廉价和无价的爱情, 以及仿佛永无终止的告别。

不莱梅哈芬 (Bremerhaven) 曾经是德国最重要的移民出境港, 同时, 也曾是一个充斥着各种语言的道别、祝福、憧憬和哭泣之声的小城。

“Leb wohl!”德语, “一路顺风!”

“Zei gezunt!”意第绪语, “保重啊!”

“Do zobaczenia!”波兰语, “再见!”

据统计,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 总共有七百多万德国及其他中东欧国家移民从不莱梅哈芬港乘船离开欧洲, 前往新大陆——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推搡和忙乱的人群曾经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决定着这个城市的生活氛围, 她的声响、气味和韵律。

但随着整个经济格局的改变, 港口与城市逐渐相互脱离, 新式的集装箱码头迁移到城外的、封闭的工业园区, 同时国际机场从根本上取消了客轮的存在意义, 曾经作为城市中心和地标的老码头、旧仓房被丢荒了, 默默等待着未知的命运。1974年, 不莱梅哈芬的最后一班国际客轮停运, 这个盛极一时的移民口岸只留下回忆和传说, 传统以及文化积淀:一个与港口脱节了的港口城市, 却仍旧承载着庞大的航运文化和经济发展史。这些旧遗存为新世代提供了象征性的怀旧和体验历史的机会, 也是文化创新的机会。

2005年, 德国移民纪念馆 (Deutsches Auswandererhaus) 在不莱梅哈芬创立, 这是欧洲第一家以“移民”为主题的博物馆。她的馆藏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珍宝古玩, 甚至, 很多藏品单个单个来看不过是跳蚤市场上的便宜货, 但它们却是一个个丰满的人生故事。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生!该纪念馆的目标, 是建构一个七百万不莱梅哈芬移民的人生长廊。

●“人生”收藏

1923年, 年仅17岁的玛莎·汉纳从不莱梅哈芬上船, 只身前往美国。她的爸爸相信, 只要到了美国, 女儿肯定能嫁给一个牛仔。所以, 临走前她的爸爸送给她一把洗马刷, 他说:“你带上这个吧。我没办法在不莱梅哈芬弄一匹马给你, 但是等你到了美国, 你肯定会嫁给一个牛仔的。”但玛莎在美国根本没遇上牛仔, 1925年她嫁给了一个德裔面包师, 1932年他们在美国新泽西州开了一家面包店, 然后玛莎就用这把洗马刷子来刷店里柜台或家里餐桌上的面包屑。

这件平凡无比的传家宝陪伴了玛莎的一生, 如今, 它被珍藏在德国移民纪念馆, 继续向众多参观者讲述一个大胆姑娘独闯新大陆的故事, 以及她那满心的希冀和梦想。跟玛莎的刷子一起, 她全家的大量照片、书信和文件等也来到纪念馆, 作为一个充实的个案在见证着不莱梅哈芬移民的活历史。

艾尔丝·阿尼克也是七百多万不莱梅哈芬移民中普普通通的一个, 她1911年生于不莱梅哈芬, 在德国度过的童年除了战争、革命、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之外没经历过别的。18岁那年 (1929年) , 她决定到纽约去, 决定要把自己的人生抓在自己的手里。“我的梦想是美国”, 她说。她搭乘的是“不莱梅四号”汽轮。

在纽约, 她努力在职业阶梯上奋斗, 先是给人做保姆, 然后在著名的华尔道夫饭店当上女招待。她上夜校学习簿记, 毕业后升入饭店的簿记部, 成为同伴们艳羡的纽约白领。在多年的饭店生涯中, 艾尔丝接待过无数名流, 如温莎公爵和他的妻子沃丽丝·辛普森, 还有著名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等。1971年, 艾尔丝·阿尼克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回到故乡, 至今仍生活在不莱梅哈芬, 她的第一本美国护照, 连同其他捐献者的纪念品, 被铸入德国移民纪念馆的奠基石。

赫伯特·洛鲍尔仍记得1929年11月的那个早晨有多冷, 他后悔把那件破大衣给收进了行李箱。“虽然它破得跟马毡子没什么区别, 但是我们那时候真一无所有啊。”那时候, 他15岁, 被人早早叫醒, 来到不莱梅哈芬的哥伦布码头, 跟着爬上舷梯, 匆匆忙忙走进一艘远洋汽轮的船肚子。他的位置在中甲板的三等席, 但是走得太快了, 直到大船鸣笛起航开往美国, 他都还不知道所乘坐的汽轮叫“斯图加特号”。他也永远忘不了那一路上的风暴折腾还有五天五夜的漫长煎熬, 当他在第六天凌晨看到美国、纽约、长岛、自由女神的灯光, 这个大男孩终于明白——他做到了!

在纽约, 赫伯特·洛鲍尔先是进了一家德裔移民的企业赫德糖果厂, 后来一直生活在被称为“小德国”的德裔社区, 曼哈顿东侧的汤普金斯广场一带, 参加过德国人的德语歌曲合唱团, 跟德国同伴一块组过足球俱乐部, 42岁的时候在德国路德福音会派的圣保罗教堂按德国传统仪式跟一位德裔姑娘结了婚。赫伯特过着德国和美国的双重生活, 但直到2004年回到故乡养老, 他仍旧对美国念念不忘, 跟很多的回归者一样, 他无法说清自己所体验的是乡愁, 还是一种浪游癖。他把他的故事以及照片和文件捐献给筹办中的德国移民纪念馆, 2005年8月8日, 在纪念馆的揭幕典礼上, 赫伯特·洛鲍尔应邀坐在了第二排第二个座位。

●可体验的历史

德国移民纪念馆的主设计师安德烈亚斯·海勒 (Andreas Heller) 来自汉堡, 舞美设计出身, 尤擅长博物馆等文化场所的整体设计和策展, 如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故居、君特·格拉斯故居。其实早在2000年, 海勒就尝试过一个小型的“移民”主题会展:“追寻冒险者的足迹” (Abenteuer Spurensuche-Auswanderung nach Amerika) , 他把参观者化为参与者的“玩家”概念, 曾在当年的德国汉诺威世界博览会上赢得金奖。

建筑设计的概念来自旧码头上千百人互相挥手道别的历史场景, 一张张扬起的白手帕、木条、栅栏, 巨大的钢铁船体, 梦想、希冀和勇气, 以及绝望中的最后的勇气, 设计师试图反映这种在紧要关头碰撞、交会的人类冲动。整个纪念馆再现出一个戏剧空间, 广泛采用先进的智能互动设备, 用蜡像、道具、声光电效果和参与式活动来——讲述七百万人的故事。

在这个数字化的新概念博物馆, 参观者通过重建历史场景和多媒体互动, 进入一个个非常“真实”的历史空间。首先, 每个游客都会得到一张内嵌智能卡的i Card电子门票, 或曰“船票”, 每张门票随机置入了某个移民的真实经历, 甚至真实的舱位床位号, 游客可以按照路线排队登船, 去亲身经历这位先辈的移民之路, 漂洋过海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开始另一种人生。每个游客所走的路线都不大相同, 就像每个人的际遇各不相同, 你可能成为玛莎·汉纳、艾尔丝·阿尼克或者赫伯特·洛鲍尔等, 亦即, 在这段独特的旅程中亲身成为某种“历史”。

纪念馆的参观者变成参与者, 有点像电脑游戏中的第一角色玩家, 走到某一“关卡”, 用电子门票刷过感应区, 读取新信息或下载资料到智能卡, 然后进入下一环节……原本很可能枯燥无味的个人履历由此变得活跃和强烈起来, 所有的展板、展柜都加入了多媒体互动设计, 影像、声音和互动参与把知识性内容转化为一种历史体验, 一种“玩”。2007年, 凭着创新的互动参与展览模式, 德国移民纪念馆获得年度欧洲博物馆奖——这家小小的博物馆创办不到两年时间就跻身国际一流行列, 因为它成功地给欧洲大移民的历史赋予了生命, 让历史“活起来”!

历史与纪念日 篇2

为期10天的走进抗战历史采访采风活动已接近了尾声，它离此次活动的圆满结束只有一步之遥。当然，这个一步之遥的跨越还需要陈书记的精彩总结。我个人认为这个活动是非常圆满的，一路行来确实感慨良多。

就在昨天，当我们这个队伍在长沙南站为追赶高铁而各显神通、一路奔袭的时候，坐在车上喘息未定的我想到了革命先辈们的极端不易。有多少次，在严寒中，在酷暑中，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长途奔袭，命悬一线?

从北京的卢沟桥到如今的长沙芷江，我们亲眼看到了诸多的抗战历史纪念馆;亲耳聆听了革命英烈们或悲壮或惨烈的英雄事迹。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隔着漫长的岁月云烟，我们终于近距离的，实实在在地触摸了这段带有血的印记的历史。

卢沟桥的沧桑斑驳记载着日军的狡诈阴险;“九·一八”事变纪念馆记载着日军的惨无人道;台儿庄古城中弹痕累累的墙壁记载着日军的疯狂残暴。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恶，同时带给中华儿女永不能愈合的战争创伤。这是一段国殇史，但我同时更认为它是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之殇。因此，缅怀那段历史并非要培植对日本民族的仇恨，而是为了在历史中，在悲剧中长存警醒，珍爱和平。

在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中，我曾久久驻足在两个战死的日本士兵遗留下来的书信面前，记下了他们信件中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三浦的士兵写给他未婚妻的信件;而另一个则是士兵写给他妈妈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前些天，我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长官下令烧了许多房屋，还打死了不少老百姓。他们都是些农民，十分贫穷。可是，他们仍被我军杀了许多，当血溅到我身上的时候，妈妈，我害怕了。我不愿杀人，更不愿这样稀里糊涂的杀人。我原是为了一种理想，为了日本的光荣而战的，而现在，妈妈，我想读书，我想回家。

这样的信件令我动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侵略者，只要人性尚存，他们也会产生属于人的对战争的深深疑惧，对死亡的巨大恐惧，以及经受心灵的痛苦煎熬。除了极少数狂热的法西斯战争狂，我相信每一个被裹挟进残酷战争中的人都是可悲可悯的。一如肖霍洛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中所折射的，战争是极端残酷血腥的。它会夺去属于人类的所有的可珍重的人、事、情。即便是战争取得胜利的一方，辉煌胜利的面影中也会隐藏着巨大的悲哀，付出惨重的、无法修补的代价。我想好的文学便是如此，透过表面的、众人皆知的常识，揭示出那些隐藏的矛盾，甚至有些晦暗的人文之思。

化州革命历史纪念馆 篇3

化州市革命历史纪念馆占地面积12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2820多平方米，馆前广场面积4800多平方米，总投资720多万元，是目前粤西地区规模最大的革命历史纪念馆。纪念馆的展览内容包括辛亥革命、星火燎原、抗日锋火、解放洪流、烈士丰碑、老区奉献及领导干部功勋等七部分，通过大量革命遗物、历史照片、文字资料等真实地反映了化州的革命历史。

纪念馆展示了化州辛亥革命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化州人民数十年光辉革命斗争历程，记录了化州人民为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和牺牲，再现了化州优秀儿女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和平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献身的感人事迹。

历史与纪念日 篇4

在费老百年寿诞之际,我们如何缅怀费老的学术与人生?如何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与责任?费老的学术观点还能适应当代中国的转变吗?我们又当如何继承和发扬费老的学术观点?或者,费老如果在世,面对五年之中的社会转型,他又会如何提问?上述的种种疑问,仍是需要我们给予回答的。

一、费老不同于“传统的士绅”

首先,很多人依据费老的人生经历很容易地将费老视为中国传统绅士的继承人,譬如,最近出版的一本有关费老学术史的研究著作,书名就题为“最后的绅士”,尽管这本著作并没有直接指称费老就是“最后的绅士”,但隐含的结论似乎也是认为,费老活跃于学界、政界,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国士大夫的道路。

不过,在我们看来,简单地将费老比附于传统的士绅似乎是不确切的,也未必能得到费老本人的认同,尤其是在费老的早期思想里,曾对这一社会阶层有过非常严厉的批评。

费老对士绅的批判主要来自于费老对中国皇权的否定。在费老看来,中国皇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暴力。这种暴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皇权的获得与变更完全是依赖武力决定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另一方面是皇帝垄断一切权力,君主的权力不受限制,所有的官员只是其仆人与工具,并不真正拥有权力。

费老认为,绅士在中国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有三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合法化王权,这一过程起始于汉董仲舒所发明的“天意”、“天命观”,使知识分子获得了对王权进行象征诠释与合法化的资格;二是用儒家的伦理来规范和限制王权的滥用;三是绅士透过对地方社会的掌控将皇权限制在一定空间范围。费老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顶端是中央政府,底部是地方自治单位,皇权最终需要通过绅士这类中介传达到基层,绅士因此可以一定程度上消解与抵制皇权,也可以透过其在朝廷的亲属、同学或朋友间接影响皇帝本人的决定。总之,绅士阶级承担了帝国体制下承上启下的责任。

在费老看来,绅士虽然客观上起到了限制皇权滥用,并提供地方公共性的作用,但却并非出自崇高的动机,相反,其动力是“逃避被支配的命运,同时接近权力的泉源”。“在不受限制的君主权力之下,不仅要保护他们自己,而且保护他们的亲属和整个家族,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依靠宪法或者法律的手段,而且也靠个人的影响。这正是他们所寻求的,不是向皇帝的权威挑战,而是去接近他,并为他服务,同时从这种服务中得到好处,争取把皇帝要求的负担转移到那些阶层较低的人的身上去。有产阶级企图使帝王的权力在他们身上失效,从而避免老虎的攻击。成群的官吏连同他们的亲属,在中国社会里形成一个不受法律影响的特殊阶级,他们可以免去税收和征兵的义务。然而,他们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参见《中国绅士》第8页)

这就是说,费老认为传统士绅的行为只是为了在皇权的高压下明哲保身,避免自己或其周边的人成为君主权力的牺牲品。他们屈服于皇权,既不具备斗争性、革命性,甚至也不具备完整的公共性,因为他们很可能只保护一个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会将皇权的暴力转嫁到更低社会阶层。费老甚至批判他们主要的知识资本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也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不懂技术知识的,他们的垄断权是建立在历史智慧、文学消遣,以及表现自身的艺术才能的基础之上的。”(参见《中国绅士》第三章)换言之,他们的知识只是一种脱离现代知识体系的自我消遣、自我陶醉或麻醉,让他们能在帝国阴影下过一种优雅的生活。

显而易见,对于致力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费老来说,至少是从费老早期的观点来看,他是绝对不会认为中国传统的士绅能够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的。事实上,费老也从来没有认同自己属于这一阶层。在他晚年的一份自述里,他明确地表述:“我从小有机会接触这个阶层的人,所以对他们比较熟悉,并且在我一生的经历中看到了这个旧中国士绅阶层最后走过的路程。”(参见《(费孝通文集》,下同)也就是说,他更多是把自己视为这一阶层衰落的历史见证人,因此,即便是考虑晚年费老对传统士绅的批判趋于缓和,费老大概也不会认为自己走的是一般传统士绅“读书做官”或者“优游林下”的老路。

二、以“学以致用”为职志

其实,费老真正认同的是成为一个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按照费老自己的说法是“通过吸收新的知识来把传统精神贯彻出来”。

费老所理解的中国优秀的传统精神,尽管没有系统表述过,但被他多次强调、认同并认为是他一生为学的根本态度: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费老据此认为,这是他与海外学者,譬如他的老同学爱德蒙·利奇相区别的地方,他们或许以发现和创造新的知识与理论体系作为其职业目标,但费老强调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用他的知识回报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帮助社会进步。

对自己的学术志向,费老曾有一个比较详尽的表述:

这种“学以致用”的思想一直贯穿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本钱就是有知识,有了知识就要用出来,知识是由社会造出来的,不是由自己想出来的。从社会中得到的知识应该回报于社会,帮助社会进步,这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意思就是说,得之于社会要回报于社会。我是跟着中国这一传统进行我的工作的,这也是我的志向。这志向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跟着中国的传统学来的。但是我是通过吸收新的知识来把传统精神贯彻出来,我希望这样做,做得如何我自己不敢说。

费老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实践的。首先,费老学术的焦点来自于中国的现实问题。费老曾把他所经历的中国时代变迁归纳为“三级两跳”:其中“三级”是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而“两跳”中,第一跳是指中国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变为一个引进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第二跳则是当代所展开的中国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的时期。费老的学术就是围绕着中国如何实现这“三级两跳”而展开,从早期的乡村工业化、到后来的小城镇研究、区域发展模式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研究以及全球化问题思考,都是紧紧扣紧这一主题。其次,他在认识与研究方法上倡导和推动社区调查,即便在晚年,也在身体许可范围内,深入实地调查,或者把学生派到田野之中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费老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学者,从早期的民主运动参与,到后期在国家领导层的政治参与,费老不仅以自己的知识为社会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还亲身参加到社会实践之中,虽然这使得费老一生命运曲折起伏,但费老从没后悔过自己的人生选择。

也就是说,费老虽然对现实生活中士绅的庸俗生活有所批判,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价值有高度认同。在费老看来,每个人其实都有自私的一面,儒家的“仁”与“克己复礼”,就是主张用公控制和改造私,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以一己之私来衡量个人得失,而是能够“推己及人”,从公共性角度看待其个人的境遇。我们看到,费老所推崇的一些师长都具有这一品质,典型如潘光旦先生,直到遭遇迫害死在费老怀里时,他有的不是“抱怨”与“冤屈”,而是对时代及其命运的理解。事实上,费老终其一生,都在感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类优秀品质在一代一代间日渐衰减,到了晚年,费老更明确地呼唤用儒家的“德性”传统重建中国社会的“道义秩序”。

费老对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强调也是与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费老使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实际是认为中国社会的所谓公的领域是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的。因此,中国社会的“道义秩序”实际取决于“差序格局”中中心个体的“德性”。在费老看来,中国历史经验表明,仅仅依赖暴力是维持不了中国社会的整合的,以“德”服人的“王道”最终要胜过以“力”服人的“霸道”。儒家承担起的责任就在于规范和引导权力中心,使社会控制能够走上“王道”而非“霸道”,国家与社会良好的秩序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因此,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与精英有责任继承儒家的这一传统,承担起建立中国社会公共性的责任,用他们的知识参与到社会实践过程之中。

但是,费老明确意识到,知识分子的知识是需要随时代而更新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依赖中国传统知识与历史经验来推动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吸收与发现新的知识才能更好地完成“学以致用”的使命。因此,费老在其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视的两点:一是不断从现实社会生活中总结与发现新的现象与新的问题,包括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以及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费老知道中国的现代化遭遇只能通过现代知识体系来加以认识,因此,费老到晚年还强调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需要“补课”并亲身付诸实践。事实上,直到晚年,他的观点仍然能够产生国际性的学术对话,仍具有国际性的学术视野与眼光。

三、“文化自觉”旨在“文化自决”

尽管费老身上打下了中国传统的烙印,并且,他也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精神的重要意义,但他并不认为传统可以救中国。事实上,费老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推崇“学以致用”,希望知识分子具有“文化自觉”的精神。

晚年费老,更进一步认识到了个人自主性的作用。1993年费老所撰写的“个人·群体·社会”一文中,对自己一生的学术作了一个总结与梳理。费老认为他个人早期学术上最重要的忽略是“只是社会不见人”,即过分重视了社会对个人的塑造而忽略了个人的主体性。费老以“文革”中的个人经验为例,说明相对于社会这个实体,个体的人同样也是一个实体,个体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社会结构的模塑,甚至可以是“社会的对立体”。这种“对立”与“反叛”也就成为社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需要“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即费老认为,我们每个人既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下行动,也参与新的社会建构,我们每个人的思考与行动既受制于历史,也同时在创造新的历史。因此,民族的发展,取决于该民族中的个体的集体自觉。显然,作为社会精英,该民族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与“学以致用”,就不仅是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也是知识分子所必须承担的一种历史责任。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费老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在费老看来,“文化自觉”实际就是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于正确完成对其自身文化的自我认识,从而“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

费老指出,这种“文化自觉”既不是“文化回归”、“坚守传统”,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文化传统来进行创造,这就是文化的自觉和自新。自新,就是自我更新,从传统的基础上来自新,而不是从零开始”。费老预言21世纪将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原有的“西方中心论”引导下的文化研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已无法体现非西方文化的自主性和生命力,新的“文化自觉”的风气将逐步在世界各地展开。因此,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代世界,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丧失这一历史机遇,“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弘篇章,在世界上起一个带头的作用”。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一文里,费老明确表述:

在就要结束这篇讲词的时候,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争取文化选择的自决权问题。在人文重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接受外国的方法甚至经验,但所走的路要由自己决定。文化自觉、文化适应的主体和动力都在自己。自觉是为了自主,取得一个文化自主权,能确定自己的文化方向。相应的,在我们这些以文化自觉、文化建设为职志的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来说,也要主动确定自己的学科发展方向。

因此,费老一生的学术其实更多是围绕文化主体性而展开的,他所期望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成为其自身发展的历史的主人,中国知识分子则承担引领社会与文化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决”的历史责任。

纪念抗战历史部分演讲稿 篇5

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浪花，不过是浩瀚星辰里的飘渺星光，不过是古老墙壁上上的斑驳印记。而70年，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却是一部血泪交融、荡气回肠的史诗，是一部记载兴衰荣辱、得失成败的长卷。

站在此刻的时间点，回望厚重往事，触摸历史脉搏，我们百感交集。

一、铭记历史，不忘国耻

70多年前，划破天际的枪炮声犹如旱天惊雷穿透国人的胸膛，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惨绝人寰的侵华战争，在中华大地上燃起战火，使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再次伤痕累累。

从918事变到七七事变，日军蓄意挑起争端，犯我疆土；

从残忍的“三光”政策到泯灭人性的南京大屠杀，侵略者的残暴令人发指； 从残忍的细菌战到对根据地的疯狂扫荡，灾难将一个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

仅仅三个月内，广袤富饶的东北大地沦陷在日军铁骑之下； 手无寸铁的北平学生示威游行，遭遇军警重重阻挠；

虎踞龙盘、六朝古都的南京，30万条鲜活生命荡然无存。

曾记否，残暴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壮美河山，留下残垣断壁与满目疮痍； 曾记否，流离失所的国人在枪林弹雨中苦苦挣扎,留下悲怆泪水与声声呐喊。曾记否，硝烟未散、阴霾笼罩的战场尸横遍野，留下腥红血色与无数亡魂。

二、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在民族危难、国破家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挽狂澜之既倒，扶大厦之将顷，救人民于水火。爱国将领杨靖宇被日军围困，身负重伤，勉强靠衣中棉絮与冰雪干草充饥，孤身与日军周旋数日、壮烈牺牲，慨叹“国既不国，家何能存”。一代名将吉鸿昌，被捕殉难之际，以树枝作笔、大地为纸，慷慨写下“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巾帼英雄赵一曼受伤被俘，酷刑之下依旧坚定喊出“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十五岁的刘胡兰面对红旗举手宣誓，无怨无悔；江姐和战友们含着眼泪绣出五星红旗，赤胆忠心；凇沪会战的29军弹尽粮绝，英勇壮烈；狼牙山五壮士毅然跳崖，惊天动地。

我们不能忘记卢沟桥的第一声枪响；我们不能忘记平型关的第一场大捷，我们更不能忘记百团大战的第一次反攻。

多少中华儿女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了最后一滴鲜血，多少华夏子孙为了这片土地献出满腔赤诚。

血雨腥风中，他们坚毅顽强，以铮铮铁骨挺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硝烟弥漫中，他们英勇抗争，以赤胆忠心燃起华夏儿女昂扬的斗志。他们的牺牲重如泰山，他们的故事可歌可泣，他们的情怀感天动地！在祖国发展的繁盛时期，中华儿女更当自强自立。

弘扬民族精神，以满腔豪情与赤子之心承担祖国强盛的伟大重任； 熔铸民族灵魂，以不懈努力与顽强拼搏实现锦绣中华的美好梦想。

纪念是对沉痛历史的反思；缅怀是对民族英雄的致敬。七十载悠悠岁月，沧海桑田，弹指一瞬； 七十载时光流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七十年风雨兼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历史与纪念日 篇6

明以前，许慎祀历代乡贤，并建有专祠。明末战乱，祠堂被毁，祠田被废。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郾城知县荆其悖重修许慎墓。

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三月，郾城知县温德裕于许慎墓前立“汉孝廉许公之基”碑一通。碑文曰：公，讳慎，字叔重，召陵人。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漫长，卒于家。所著有《五经异义》《说文解字》十四篇传于世，祀乡贤。

县官每年率同僚于春秋吉日举行祭祀活动。

同治初年，始有以许君从祀孔庙之议。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郾城县儒学转申上司，请以汉儒许慎从祀文庙。同年八月，国子监司业汪鸣銮，得书稿上奏，朝廷旨下礼部，请礼部审议。二年（公元1876年）礼部行文：准以汉儒许慎从祀文庙。郾城知县王凤森撰文立碑，文曰：“许夫子从祀文庙碑记。”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郾城知县周云于县城东北隅购地三亩三分，建许慎专祠，曰“许南阁祠”。委以奉祀生管理祠堂事宜。

民国时期许慎墓碑被伐，许南阁祠改为学校，纪念许慎事宜被弃。

新中国成立至2014年间主要纪念、研讨活动大事记

1959年，郾城县人民委员会公布许慎坟（墓）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74年，郾城县组织许氏后裔成立业余文物保护小组，负责对许慎基的专门保护管理工作。

1980年，西平县大郭学校教师郭尚武撰《关于历史文物保存有感》一文，向省政协书面反映开展纪念许慎有关事宜，省政协批转省文物局调查处理。

1983年，在河南大学于安澜等先生的积极推动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定于1985年4月在河南郾城等地开展纪念许慎学术活动。此后，时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秘书长许嘉璐亲临河南及郾域县实地考察许慎遗迹，协调督促学术讨论会事宜。

1983～1985年，郾城县利用上级拨款及自筹资金对许慎基和许南阁祠进行修复，置地6.92亩辟为许慎陵园。修复后的许慎基高4米，底径16米，弧形条石围砌基基高1米余，建神遒、设祭案，基周围植柏182株。墓前重立清代“汉孝廉许公之墓”碑和“许夫子从礼文庙碑记”碑两通；新立“重修许慎基碑记”碑一通。

1985年4月12～18日，由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河南省语言学会、河南大学、郑州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次许慎学术讨论会召开。4月17日，会议举行拜谒许慎墓暨揭碑仪式等活动。与会人员建议，许慎故乡应建立许慎资料联络中心、许慎学术研究中心、许慎圣地旅游中心。

1986年6月，漯河市郾城县成立许慎纪念馆，负责许慎纪念活动事宜。同年11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许慎基为第二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1989年5月6～9日，漯河市举行“许慎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纪念许慎学术讨论会”。

1990年，经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协商，郾城成立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郾城许慎研究所。

1991年9月21～24日，由河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许慎研究会、许慎纪念馆联合在漯河举办了“许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全国20多个省市的专家学者165人参加会议。收到论文96篇。

1996年，郾城县对许慎陵园进行扩建，建立围墙、汉阙门等，陵园面积扩大至12.43亩。

2004年12月，中共漯河市委四届四次全会提出“要充分发挥许慎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打造漯河文化品牌，提高漯河知名度和影响力。”

2005年3月，漯河市四届人大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充分发挥许慎文化资源优势，打造漯河文化品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议案；同年的市政协四届六次会议上，多大11件关于开发许慎文化的提案提交。

2005年，漯河市人民政府投资500多万元对许慎陵园进行整修、扩建，树立了许慎铜像和许慎故里标志石，陵园占地达17亩。

2005年11月21～22日，由中国文字学会、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河南省文字学会、中共漯河市委、漯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漯河举行。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莅临会议。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44所著名高校的123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许慎文化”的概念和把漯河建设成为国际性许慎文化研究中心、许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汉字文化圣地旅游中心的目标。会议收到学术论文近80篇，出版了《许慎文化研究——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6年5月，许慎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漯河市启动了以许慎墓为核心的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2007年年初，漯河市人民政府依托许慎墓建设许慎文化园列为全市重点建设项目。10月，在许慎陵园举行了许慎文化园奠基仪式。

2008年上半年，漯河市邀请国内知名设计单位及相关专家对许慎文化园进行总体方案设计与论证。9月，许慎文化园正式开工建设。

2010年10月，漯河市许慎文化园建成开园。园区占地150余亩，投资7000多万元，建筑面积5000余平方米，建筑群为仿汉风格。主要包括六书石柱、汉字大道、字圣殿、叔重堂、说文馆、字形牌坊等主体建筑，游客接待中心、旅游购物商店、景区管理中心等附属建筑以及魁星亭、蟾桂山、字源石、部首方阵、金榜石等景观。

2010年10月27～28日，第二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漯河举行。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中央部委及河南省党政相关领导参加会议。本次研讨会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文字学会、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河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河南省文字学会、中共漯河市委、漯河市人民政府承办。主题是“弘扬汉字文化，传承许慎精神”，举行了许慎文化园开园仪式、字圣殿落成典礼、“许慎与中华文化”大家访谈、许慎小学揭牌仪式、许氏宗亲座谈会、筹建中国辞书博物馆论证会、市情说明及项目推介会、全国书画名家许慎文化作品展及笔会等活动。

2012年9月～2013年8月，中共漯河市委、漯河市人民政府实施了许慎文化园续建完善工程。增建影壁、状元堂、明轩堂、说文解字文物陈列馆、中华辞书博物馆、字圣碑林、许林、励志故事塑像小品等多处景观，新植嘉木5000余株，奇花异卉点缀其间。至此，以许慎墓为依托，形成了集文化遗产保护、名人纪念凭吊、许学资料收藏研究、汉字文化观览教娱于一体的许慎文化园综合景区。

历史与纪念日 篇7

历史景点 (Historic Sites) 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且具有真实历史发生之特性 (Schuyler, 1970) [1], 可让游客置身其中来追忆过去以及了解历史。历史对旅游产业而言具有重要的吸引力 (Cameron&Gatewood, 2000) [2]。历史景点见证历史演进过程, 是过去人类留下的足迹, 因此, 世界各国对历史景点是相当重视的。我国在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文明的发展从未间断, 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历史景点因其丰富的文化资源, 常吸引大量的旅游人群, 也带来可观的旅游经济收入。旅游者在旅游中购买的, 具有旅游目的地“地方特色”的商品, 称之为旅游纪念品。它是旅游商品的核心组成部分, 包括旅游工艺品、土特产和旅游印刷品等[3]。旅游纪念品是否具有某种“地方特色”以及能否满足游客的某种文化诉求, 对其销售成功与否及能否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 游客的购买动机、行为将直接决定旅游纪念品的产品属性。历史景点作为旅游业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纪念品的发展将不容忽视。然而, 我国历史景点的旅游购物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旅游业相比, 仍是一个薄弱环节。目前, 我们面临这样的现实:设计者抱怨无法推广自己的创意成果;生产者、销售者抱怨自己的产品卖不出去;旅游者也常常抱怨买不到称心如意的纪念品;旅行社则抱怨没什么可推荐的旅游纪念品, 旅游纪念品行业的各个环节出现严重脱节[4]。同时, 历史景点的旅游纪念品品种单一, 质量差, 同质化严重, 缺乏实用性、主题及地方历史特色。因此, 对旅游纪念品产品属性、购买动机及行为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青年旅游市场作为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细分市场, 已显露出其极具潜力, 稳步增长的广阔前景[5]。Caribbean Media Exchange总经理曾经提出, 青年旅游是一块潜力巨大并且增长最快的市场, 各国的旅游业者应该积极行动起来, 增加该领域的推广与开发。他还指出, 全球每年青年旅游者的市值大概有1360亿美元, 占全球国际旅游收入的18%, 但很少有人去开发。[6]青年旅游所创造的旅游价值占据整个旅游业非常大的比重。此外,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勒布·瑞法依也指出, 青年旅游者具有环保意识, 比普通游客逗留时间更长, 且更注重与所旅游地民众的交流互动, 朝着更负责任、可持续性更强的旅游目标去发展。与此同时, 青年旅游市场有广阔的待开发领域, 如海外游学、度假打工、夏令营、探险等。因此, 大力开拓和研究青年旅游者市场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就目前来看, 针对历史景点和特别群体的购买行为研究基本处于空白。本文以青年旅游者为例, 通过深度访谈寻找旅游者在历史景点旅游纪念品的产品属性、购买动机及行为结构方面的影响因素。这不仅有利于设计者更好地进行产品设计与开发, 也有利于生产者、销售者等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的选择, 从而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

二、相关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呈现较大增长趋势。人们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在满足了基本温饱问题之后, 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 旅游活动随之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 旅游纪念品这个潜在行业也悄然而至。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开发和旅游者的购买行为特征研究便得到一些学者的大力重视。笔者从旅游纪念品的自身属性、旅游者的购买动机以及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特征几方面对国内外旅游纪念品进行综述。

(一) 国外有关旅游纪念品研究

Turner&Reisinger (2001) 从人口统计面向探讨对纪念品的属性偏好, 研究中发现将具有潜力的纪念品予以分类, 并了解旅客对纪念品的偏好是具有重要性[8];Kim&Littrell (2001) 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旅客购买纪念品给自己或赠予他人, 研究中指出游客对于纪念品的购买行为, 会因为先前的旅游经验和纪念品产品属性所影响[9];Kristen K.Swanson, Patricia E.Horridge (2006) 研究探讨了何种旅游动机会影响旅客购买纪念品的类型[10]。Maggie ASplet, Malcolm Cooper (2000) 检视了新西兰传统服饰类纪念品设计概念的真实性 (authenticity) , 研究中显示设计的真实性会影响其消费者的购买行为[11]。

(二) 国内纪念品相关研究

从旅游纪念品对游客的意义分析, 旅游纪念品是指旅游者用于纪念、馈赠和收藏的旅游商品[12];从旅游纪念品自身的内涵来看, 旅游纪念品是指在旅游中购买的具有旅游目的地地方特色、富有纪念意义的旅游商品。旅游特色纪念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 它能反映旅游地的特色, 是该旅游地独有的、在旅游市场上具有独占性的旅游纪念品, 具有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礼品价值等基本价值[13];从旅游纪念品的功能角度进行分析, 将其定义为能使人回忆某地、某事、某次旅游或经历的东西, 即对某一特定旅游目的地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商品。基于此, 旅游纪念品应该代表某一地区或旅游景点的文化品格, 甚至成为象征, 因此它具有一般商品无法具备或很少具备的文化性、纪念性、独特性、礼品性、艺术性、时尚性等特征或属性[14]。

栗中斌、方百寿 (2001) 以中国旅游商品的发展历程为背景, 通过介绍旅游商品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及国际状况, 归纳出故宫旅游商品的现状并提出旅游商品的特色及相关对策[15]。叶德辉 (2012) 研究分析了旅游纪念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 存在同质化、粗制滥造、缺乏创新等问题, 立足于地域特色文化, 设计出多样化、有价值的旅游纪念品, 增加产品的研发力度,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16];吴宗琼、刘琼如 (2008) 透过游客纪念品购买型态的差异, 解析旅游纪念品的购买行为模式[17]。周静云、彭丽 (2011) 深入探讨了国内旅游纪念品行业的现状, 提出了旅游纪念品的营销策略, 以期促进我国旅游纪念品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18]。刘冬、刘志林 (2010) 通过分析旅游纪念品购买行为影响因素, 提出我国旅游纪念品市场的改进措施, 对于推动旅游纪念品的产业化, 促进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戚超、罗晓光 (2005) 分析了黑龙江省旅游特色纪念品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及行为过程, 并且设计和生产旅游特色纪念品[20]。许世虎、康蓝月 (2007) 提出品牌是一种差异、认知、承诺和保证, 要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培养企业的品牌意识, 为旅游纪念品的品牌化设计培养更多的人才[21]。

综上所述, 国外学者对纪念品的研究文献较少, 也只是集中对纪念品自身的研究, 研究的范围也比较窄。国内学者对旅游纪念品的研究较多, 在产品属性、购买动机, 以及购买行为上,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 总的来说, 历史景点旅游纪念品购买的专门研究文章非常少, 这一部分亟待发展。

三、研究的过程与方法

就目前来看, 有关旅游纪念品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自身, 同时也只是停留在对一般景点纪念品的研究上。本文以旅游业中青年旅游者市场为调研对象, 针对历史景点的旅游纪念品选取一些不同职业身份的青年人群进行了深度访谈。从2012年2月到4月, 通过半结构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每一位青年者进行访谈, 这样对访谈流程和结构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也让受访者积极参与。本次的访谈问题均是开放型的, 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 (1) 是否有过购买旅游纪念品的经历, 以及历史景点纪念品的哪些产品属性重要? (2) 历史景点纪念品购买动机都有哪些? (3) 历史景点纪念品购买行为特征是怎样的?在明确了访谈目的基础上, 积极鼓励受访者各抒己见, 尽可能地发挥, 每个访谈大约在1.5～2小时之间, 所有的访谈均进行录音且事后进行撰写, 少数不明确的信息进行电话确认, 对撰写后的文本资料反复进行阅读、归类、分析, 在此基础上, 提炼出历史纪念品的产品属性、购买动机及购买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对纪念品自身属性理解

从访谈结果中可以看出, 在会买纪念品的旅游者中, 63.6%会选择性价比高、精美的、有收藏和纪念价值并且具有地方特色的纪念品;27.3%的人会选择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景点特色的实用的纪念品, 如砚台、毛笔、石雕茶壶;仅9.1%的人购买是为了作纪念, 或是能在朋友面前炫耀。由此可以看出, 旅游者选择纪念品时, 不仅考虑纪念品的外观设计、内涵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纪念价值功能, 还会考虑纪念品的实用性、性价比和它所具有的当地历史文化内涵。

在受访者对纪念品的美观性、实用性、独特性、回忆性、趣味性、多样性、代表当地、质量、价值特性与客制化十种特色重要程度的统计中, 66.7%的受访者认为重要, 认为很重要和部分重要都只占11.1%, 因此, 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这些特色是重要的。总体来看, 游客心目中对这些特色的重程度大体排序为回忆性>趣味性>独特性>美观性>代表当地>实用性>质量>价值特性>多样性>客制化。根据这个排序, 可以看出回忆性是人们共同认为是最重要的。除了以上所提及的特色之外, 有近一半的人认为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价格要公道, 性价比要高, 而且做工要精致。因为这些被访谈者都是一些青年群体, 收入不高, 充满压力, 消费水平低, 所以对价格很敏感。

(二) 对纪念品购买原因或动机分析

1. 为自己购买

从访谈结果来看, 纪念品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及其具有的收藏价值, 吸引着大多数游客购买。还有些人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去体会景点的美好, 让纪念品来记住这种美好。此外, 人们都有一种从众心理, 购买商品时就显得缺乏理性。例如, 在团体旅游的时候, 一些游客会由于其中的有些人买了, 自己就会不加思考是否需要, 缺乏一定的理性消费。从内在心理体验上看, 有几种:一是对纪念品属性的偏好;一种是对历史文化的诉求;另外, 把纪念品作为一种媒介物记录这段心理历程, 作为以后很美好的回忆。

2. 为他人购买

纪念品能够作为很特别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根据访谈结果, 83.3%的游客会因为要分送给亲朋好友而购买纪念品, 仅有11.1%的旅游者认为不会因此而去购买旅游纪念品。由此可见, 绝大多数的人们还是会愿意购买纪念品分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这样也能够与他们共同分享自己的旅游体验, 分享自己在此次旅游时的各种快乐,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

(三) 对纪念品购买行为或意愿分析

本次受访的这些青年旅游者, 有61.1%会选择购买, 27.8%可能会买, 只有11.1%的不会购买。会选择购买和有可能购买的人数占88.9%, 因此, 大多数人参观历史景点时会购买纪念品。

问卷访谈结果还显示, 人们在被问到, 自己是否有购买或贩卖纪念品特殊经验可以提供分享的时候, 55.6%的受访者曾经有类似的经历。例如, 一些人认为曾经自己买过草编的龙, 觉得很好看, 但是质量不怎么好。还有一些人认为在购买纪念品时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不要买那些看着好却不值得收藏的, 要不然以后家里会成为废品站。也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很少购买纪念品, 这是因为自身的缘故, 因为买的时候一般比较冲动, 导致买回来之后常常会觉得后悔。

五、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 本次访谈分别从青年旅游者对历史景点纪念品产品属性、购买动机和购买行为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每一种产品属性和购买动机都会影响到纪念品的设计开发和发展的策略, 因此, 纪念品的生产制造商要对其全面考虑, 整体把握, 努力改进, 迎合广大游客们的购物需求, 提高总体满意度水平, 进而扩大纪念品的销售渠道。这样有利于加快我国历史景点旅游纪念品形成一条专业的产业链, 对我国相关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历史景点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开发与发展策略

大部分受访者愿意购买历史景点的纪念品, 这说明了旅游纪念品的市场需求很大。然而, 旅游纪念品的价格问题己经成为影响旅游者购物决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 适合大众的价格中低档的纪念品很受市场欢迎, 但并不意味着质量中低档, 纪念品的回忆性即纪念意义也是大众排在首位的考虑要素。

旅游购物的发展实际上主要不取决于政策, 而取决于市场发育程度。国际上好的旅游纪念品背后有足够专业的服务体系支撑, 比如说包装、运输, 甚至在有的城市可以做到24小时供货, 满足外来游客的不时之需。台湾等地成功开发销售旅游纪念品的启示是, 一是通过大型民营资金的注入, 形成旅游纪念品的选择、开发、创意、包装、营销等一条龙经营;二是通过提升生产能力、设计能力、营销能力等, 发展一批名店、名街或集市, 从而带动这一产业的滚动式发展。

在历史景点旅游纪念品设计开发与发展策略上还要注意从以下几点出发: (1) 历史景点纪念品的设计要融入地方历史文化和相关典故。 (2) 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一定要紧扣“绿色环保”主题。 (3) 提高购物环境、商贩的个人文化素养, 以及管理人员的服务管理水平。 (4) 弱化旅游纪念品的商业性, 增加艺术美感, 凸显艺术性和纪念价值。 (5) 树立历史景点景区旅游纪念品品牌意识。 (6) 以鲜明个性和文化品位凸显地方特色。 (7) 充分考虑游客审美标准和购物走向。 (8) 建立纪念品设计与销售的“金字塔”结构。笔者认为, 这也是国内旅游纪念品人均消费很低, 而欧美消费如此惊人之高的原因。因此, 相关部门及生产供应商应该要从以上几方面对旅游纪念品进行设计、开发、发展管理等, 这样有利于扩大纪念品的销售市场, 提高旅游收入, 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 历史景点旅游纪念品的购买原因或动机小结

游客购买历史景点纪念品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目的性, 因某种动机的驱动才会让游客产生对历史景点纪念品的购买意愿。对本次访谈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提炼出青年游客历史景点旅游纪念品的购买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纪念、回忆旅游经历动机; (2) 求新求异动机; (3) 丰富自己收藏的动机; (4) 馈赠动机; (5) 追求历史文化心理诉求动机; (6) 从众心理; (7) 获得被羡慕、尊重动机; (8) 个人特定动机; (9) 满足自身心理需求动机; (10) 自己使用动机; (11) 享受动机; (12) 攀比、炫耀动机。实际上, 大部分游客的购买行为同时都具备了多种购买动机。多种购买动机的综合已成为当今游客购买纪念品的主要趋势, 动机的综合化便要求旅游纪念品的种类多样化, 才能满足不同购买动机游客的需求, 这对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与开发提出了不小的挑战[22]。

(三) 历史景点旅游纪念品的购买行为或意愿

对于历史景点旅游纪念品, 绝大多数会选择购买, 说明了旅游者的购买动机非常强烈, 购买需求也非常旺盛。但同时, 旅游者购买的实际意愿在历次调查中都很低。历史景点旅游纪念品市场的主要问题在于供需脱节, 要扩大旅游纪念品市场, 必须从了解纪念品的属性和旅游者的需求入手。

近年来, 我国旅游者购买纪念品的满意度水平普遍不高。根据2001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的有关数据计算, 41.7%的被调查者对目前的旅游购物表示反感。同样, 2006年上海和广州等地的旅游购物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 两地得分普遍偏低。上海旅游购物满意度是游客对旅游各要素满意度测评中最低的一项, 广州旅游购物满意度评价中过半受访者不满意。游客不满意主要集中在旅游购物时间过长 (16.58%) 和商品价格贵 (14.8%) 两个方面[23]。旅游购物受购物环境、商品供给情况、导游导购以及其他游客的影响较大。由于历史景点是旅游场所的一个分支, 旅游者对这些纪念品的满意度水平也不高。多数旅游者的购物行为属于随机购买, 不会在出游前对商品的价格、特色进行调查。又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节俭, 以节制个人欲望为美德, 购物比较慎重。同时旅游纪念品的单一趋同性, 以及购物的一次性, 所以在冲动购物之后会出现价格、产品的比较, 常出现后悔心理。

此外, 由于旅游纪念品属于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许多中小企业都可以进入, 因此出现了小摊点、小铺面的经营方式, 市场处于一种无序的竞争状态, 势必导致各种伪劣产品出现, 使旅游纪念品的形象受损;另外, 由于旅游纪念品从业者的起点低、经营方式分散、市场缺乏自律和监管等方面原因, 导致旅游纪念品从业者的整体服务质量下降, 给游客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在著名历史景区, 购物回扣通常占购物总额的30%～40%, 有的高达50%。面对如此不规范的旅游纪念品市场, 游客的购买意愿也随之降低[22]。

因此, 绝大多数受访者比较看重历史景点旅游纪念品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 还有多数提到了纪念品所具有的教育功能, 以前的研究很少提到这几点。在由内在需求产生的动机中, 追求新异性在之前的研究也很少提到。笔者认为这些购买动机大多是由于历史景点本身的属性特征所致。历史景点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开发仍是一个需要探讨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课题, 它对我国旅游业持续健康有序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次访谈的这些新发现, 对于研究和设计开发历史景点纪念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者致谢:对所有参加访谈的各位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导师张璟教授对文章结构、学术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亦表示衷心的感谢!

用大自然纪念人生历史 篇8

澳大利亚很年轻, 她自1788年1月26日建国至今, 才经历了200多年, 正如其国歌所唱的:“我们澳大利亚人多么欢乐幸福, 因为我们自由而年轻……”

罗马人建拱门, 庆祝征战的胜利;法国人立凯旋门, 永志辉煌的岁月;中国人则往往以钟鼎镌文, 立石碑纪事, 颂扬盛世政绩……但是, 与大自然谐和的澳大利亚人, 用以纪念建国历史的, 仍然是大自然。

悉尼有两个著名的公园:“一百周年公园”及“二百周年公园”, 用来纪念澳大利亚建国后所走过的第一个世纪及第二个世纪。

“一百周年公园”位于现今的悉尼市区。已经建立了100多年, 公园自身也成了历史。公园内, 老树盘根, 淙淙清泉从粗糙的石洞中流出, 湿了戏水胖娃娃的赤脚。年轻人则在湖里划船, 在球场比赛。

“一百周年公园”每年都出版自己的《周岁期刊》, 图文并茂, 每页都吸引着读者的视线。比如今年出版的《120周岁期刊》中《让孩子在大自然中成长》一文, 表明了公园的主要对象是国家未来的花朵——儿童。谁都希望子女从小便亲近大自然, 可是, 当父母的也许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广阔的天地, 但公园可以。“一百周年公园”开辟了一项“三T”活动:“Toddlers, Treesand, Time Out” (意思是:初学走路的孩子、树和休闲) , 把整个工作聚焦到幼儿身上, 让孩子们在大自然怀里与树木一同长大, 像小鸟般勇于飞翔……

一代又一代, 悉尼人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每一段岁月, 每一段日子都充满了绿色的回忆。于是, 普通老百姓的个人历史也融入“一百周年公园”的历史中, 成了它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园的《周岁期刊》登载了许多动人的轶闻。比如《公园中成长的人生》中有张老照片, 描述的主角是20世纪30年代该公园管理员威廉与他的一家正在该公园野餐, 欢度圣诞佳节。原来, 威廉的两个女儿珍妮与苏珊拉在幼年时常在这公园中游玩, 视如己家。小女孩子们长大后, 各奔前程, 离开了悉尼。2010年圣诞节前, 在离开该公园60多年后, 她们第一次回到了这里, 寻找儿时的生活痕迹, 探访她们久别的家园。而这个“家”, 便是“一百周年公园”内一座小山丘上的那幢房子。该住宅是19世纪末的建筑, 十分古朴优雅。

如今, 她们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了, 端详当年在这儿摄下的照片, 对比照片那天真稚气的小女孩, 让人不禁感慨时光飞逝。然而, 昔日的住宅, 虽经大半个世纪的风霜, 却仍完好如初。今天, 里面住着现任的公园管理员一家, 他们热情接待过去的“住客”。

睹物怀旧, 多少尘封的往事涌上心头。孩提时代, 屋子里充满孩子的淘气和母亲的温柔, 小珍妮看中了花园的铁栏栅, 她试着从狭小的铁花缝隙中钻出去, 险情百出, 虽然终于成功了, 却让随后赶来的母亲出了一身冷汗。

苏珊拉则回想起当年星期天的盛况:公园里的小山坡周围停满了自行车, 人们为避免污染空气, 尽量不使用燃烧汽油的交通工具。每位来者的衣服质地名贵、做工考究, 甚至连帽子也从不忽略, 没有谁会不戴帽子便到公园来。人们各适其适享受着休闲, 或绕着公园散步, 或品尝下午茶, 或乘坐两轮轻便马车游逛, 或三五好友在公园野餐……

历史与纪念日 篇9

一、聆听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

1937年暑假, 祖父由南京工兵学校派到庐山训练团筑城爆破工作组任教, 恰逢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当时在庐山受训军官, 纷纷请缨杀敌。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同志来庐山促蒋下决心抗战。在众望所归, 人心所向的形势下, 蒋亲临庐山海会寺训练团, 召集师生发表了有名的决心抗战的讲话。大意为:共产党发表了宣言, 即为民族利益胜过一切的例证, 在存亡危急之秋, 更不应计较过去的一切, 应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 力谋团结, 以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中国民族已一致觉醒, 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 集中整个民族力量, 自卫自助, 以抗暴敌, 挽救危亡。中国不但为保卫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战, 亦为保持世界和平与国际信义而奋斗。同时蒋还号召, 和平已至绝望时期,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要求全国人民, 地无分南北东西, 人无分男女老幼, 一致奋起, 共同抗日。全场听到这一伟大号召, 无不义愤填膺, “誓死杀敌, 为国立功”的雄壮呼声响彻云霄, 震撼山岳。当即宣布, 所有华北及一些主要地区前来学习的将领立即返防, 奔赴前线, 效命疆场。其余亦均赶快完成学业, 随时准备行动。

二、祖父的胞弟黎玉玺驾艇击伤敌旗舰“出云”号

“八一三”上海淞沪战争爆发, 日本侵略军恃其海空优势, 调集大量兵舰入黄浦江, 以强大炮火支援其陆军作战, 极大地威胁我防守阵地。当时我海军力量薄弱, 无力出击, 只能以江阴要塞为依托, 封锁长江, 防敌舰深入。上级为打击敌海军气焰, 决定调鱼雷快艇对日海军旗舰“出云”号进行袭击。这种鱼雷快艇有两枚鱼雷, 在距敌舰千米左右发射鱼雷, 鱼雷先运行于水面下五公尺左右, 抵达目标时仰起从底部击中敌舰。该艇速度极快, 转弯需要宽阔水面, 因此在黄浦江使用这种快艇, 无法转弯, 根本不能返航。加之该艇系木质结构, 无法抗御敌机枪、小炮的射击, 所以担任袭击敌舰任务的艇上人员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

在9月初的一个夜晚, 祖父在海军中服役的胞弟黎玉玺奉命率三艘鱼雷快艇从江阴由陆上秘密运到黄浦江上游一个汇入黄浦江的小河内隐蔽, 完成出击准备。趁天将黎明时开进黄浦江, 由黎玉玺所驾驶的快艇为前导, 迅速向目标前进。我快艇虽出敌不意, 但当时淞沪战场硝烟弥漫, 黄浦江上敌舰云集, 强烈的探照灯光照射江面如同白昼。我快艇高速疾驶犹如脱弦之箭, 江面被划出三道白线。快要达到鱼雷距目标有效射程水域时, 被敌舰发现了, 立即遭到敌人密集火力射击, 黎玉玺当机立断, 迅速向敌“出云”舰发射了鱼雷, 有一枚击中, 重伤敌舰尾部, 其随即跳入江中, 潜游到英租界登岸, 返回复命。从此敌舰深恐中国海军继续袭击, 戒备更加严密。这有力的一击, 充分显示了中国海军以弱击强的英勇无畏精神, 使日本侵略军胆寒。

南京失守后, 我国这支不可低估的快艇轻骑奉命以马当要塞为基地, 打击溯江而上的敌舰, 自然成为日军千方百计企图消灭的目标。1938年夏的一个假日, 日机以大编队机群突然袭击轰炸这个快艇基地, 由于部分艇上人员正上岸休息, 快艇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当时祖父的胞弟在基地艇上值班, 在基地受到敌机轰炸时他纵身跃入水中, 幸免于难。如今事隔半个多世纪, 回首往事, 祖父生前在与我们这些孙辈谈起时, 深感今天大陆能够如实写出国民党抗日史实, 能够把兄弟的光荣事迹公诸于国人, 意义深长。

三、目睹空军勇士乐以琴痛歼敌机

抗战初期, 我空军以少击多, 以弱抗强的英勇事迹, 不断振奋人心。1937年8月的一天, 祖父在南京亲眼看见一次我英勇空军痛歼日机的精彩场面, 一直记忆犹新。那天的警报声发出不久, 即隐约听到高空隆隆机声, 但看不到飞机身影。原来是我机在高空巡航迎战。不久, 空中传来雷鸣般机声, 见到敌大编队机群从东北方飞临南京上空, 我地面高射炮火立即射击。接着我英雄空军像利剑般杀入敌机群, 将敌机阵势冲乱, 然后逐一与敌机相互角逐, 上下翻腾, 眼看被击中的敌机拖着浓烟相继下坠, 也有的摇摇晃晃地妄图脱逃。事后得知城内四象桥一家房屋上掉下一敌机, 侵略者的尸体掉入正在煮饭的铁锅里。后来得知来袭的日机是最精锐的木更津航空队, 又得知掉到四象桥的日机是被我空军健将乐以琴击落的。这也是祖父看得最清楚的一架。当乐以琴从高空将敌机逼到光华门上空, 敌机妄图调整爬升脱逃, 但在这一瞬间, 乐以琴机上清脆的机枪声响了, 准确地将这架敌机击落。祖父说他当时看得出神, 还特意去看这架敌机的残骸, 产生了对空军英雄无比敬佩的心情。围观的群众络绎不绝, 许多人还拾一块敌机残骸作为纪念。

四、随林柏森考察东战场

“八一三”后, 为使工兵教育密切结合战场需要, 上级派工兵学校教育长林柏森亲赴东战场, 深入了解情况, 林指定祖父等一干人同行。东战场司令官由蒋介石兼任 (冯玉祥代理) , 副司令官顾祝同, 右翼军团总司令张发奎, 左翼军团总司令陈诚, 中央军团总司令朱绍良及所有六个集团军和九个直辖师的高级将领与林柏森早有认识。林由南京出发, 夜间因灯火管制, 车行缓慢, 深夜始达苏州, 几经探询才找到驻苏州的黄琪翔副总司令所住的饭店。林与黄是广东同乡, 又是保定军校同学, 自然很熟悉。林与黄晤谈片刻后, 一行人又在夜幕中继续东行去安亭, 在铁路南边的一个大村庄找到张治中集团军总司令部, 同张总司令及其幕僚见面, 谈了战场情况, 得知前线士气正旺, 尽管敌人优势火力给我军造成重大伤亡, 但我将士英勇顽强, 前仆后继, 阵地始终巩固。只因部队平时忽视筑城教育训练, 更不重视构筑工事, 加之战场地下水位较高, 不好深挖, 工事的防护力也难以达到应有的强度, 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另外地势平坦, 很少有突出的高地供炮兵指示目标之用, 影响其射击命中率。只有真如附近国际无线电台塔架较高, 敌人利用它作为方位物, 对我威胁很大, 必须把它炸掉, 而前方工兵无法解决这样强大建筑物的爆破问题, 林柏森当即建议由工兵学校马上组织力量, 负责爆破这一电台塔架。此建议很快得到上级批准, 工兵学校指派教导营上尉连长周介率部如期完成了这一爆破任务, 消灭了一大害。接着林柏森又前往罗店陈诚总司令部, 了解了一些情况, 随即返回南京汇报, 并立即着手由工兵学校编印适合战场需要的筑城手册, 发给各部队, 以迅速提高全军的筑城技术, 以适应抗战的需要。祖父当时就参加这一编写工作, 书名叫做《抗日筑城》, 后来分派工兵教官去各地分发并负责讲解。

五、叶剑英将军讲授游击战术

1938年, 鉴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 八路军的游击战配合正规战有奇效, 国防会议决定在湖南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国共合作对国民党军官进行训练。中共方面派叶剑英将军亲临南岳, 以副主任名义主讲游击战术。工兵学校教育长林伯森与叶剑英将军在保定军校是同学, 又是广东同乡, 趁机邀请叶将军到零陵工兵学校向学员讲授游击战术。叶将军到校之日, 林柏森设宴欢迎, 祖父当时任该校筑城教官兼教导营中校营长, 亦被邀作陪, 黄德馨和邓树仁均出席作陪。林柏森将所有奉陪的军官一一向叶介绍, 频频举杯, 开怀畅饮, 林柏森兴高采烈, 不觉多喝了几杯, 可能有点醉意了, 突然对叶将军说:“我是请你来讲游击战术的, 可不能宣传共产主义哟!”叶听后一笑置之, 仍谈笑风生, 若无其事。宴席散后, 祖父等这些作陪的都觉得林有些失言了。这一插曲, 充分反映当时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矛盾心情。后来全校师生听了叶剑英将军深入浅出地讲授游击战术, 大大启发了大家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对敌作战的战术思想。

六、白崇禧亲自主持修改操典

1942年, 祖父被调往重庆任军训部工兵监科长, 主管全国工兵教育训练业务。当时白崇禧任军训部长, 他认为军队所采用的“步兵操典”许多内容是从日本军事书籍中翻译过来的, 已不适应抗战需要, 须加以修订。于是组织军训部有关人员进行“步兵操典”修改工作, 祖父亦被指定为参加修改人员之一。

修改“步兵操典”的工作由白崇禧亲自主持, 各个兵监都有科级以上的具有军事素质的人员参加。白首先训话并说蒋委员长很重视大家的工作, 大家一定要把它搞好。开始工作后, 白非常认真, 只要他在重庆, 一定参加大家的研讨, 字斟句酌, 有时连续数日, 坚持不懈。白的军事学术和作战经验都很有基础, 许多修改内容他都提出过修改意见。过去的“步兵操典”只写有重点, 白崇禧乃指出应明确写出重点的点是指一个连兵力, 并向参加修订的人员作了详尽的解释, 促使大家深入钻研修正的内容。当时白还担负前方指挥作战的任务, 大家觉得他能对基础教育如此重视, 亦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七、过赣州时对蒋经国治绩的一瞥

1944年春, 祖父时任国民党独立工兵第十六团团长, 部队配属三战区顾祝同指挥。当时三战区长官部在江西铅山, 祖父在赴铅山途中经过赣州, 夜宿旅社, 叫“茶房”却没有答应声, 于是问站立在面前的人问他“茶房”哪里去了。他说这里没有“茶房”, 只有“工友”, 并说这是蒋经国专员规定的, 叫“茶房”是侮辱, 叫“工友”是尊重。这位工友又向祖父谈到了蒋经国专员的一些行事作风, 说蒋专员能深入下层, 严禁赌博。他知道赌博的人经常熬夜, 深夜要吃点心, 于是他乔装跟踪小贩行动, 因而抓到一位赌博的头面人物, 给以重惩, 从此人人不敢再聚赌。

八、指挥投降日军修复京杭国道

历史与纪念日 篇10

《敦煌》是央视拍摄的一部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 共十集, 每集45分钟。作品再现了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冲的敦煌古城两千多年的历史真实。这个“历史真实”的核心, 是敦煌藏经洞的一切, 一切与其有关的物, 一切与其有关的人, 一切的新生与毁灭、迷醉与清醒。显然, 《敦煌》树立了一座“文化苦旅”的纪念碑。《敦煌》的纪念碑性在于提醒和告诫这样一种文化价值观: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历程, 不论它从属于何种文化生成模式, 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都与今天的生活血脉相连, 都必须得到尊重, 而这个具有普适价值的观念曾经迭遭践踏和遗忘, 作为今人的我们, 必须清醒地恢复这种文化担当与坚守。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敦煌》的纪录片语境, 我们就会发现一部历史人文纪录片的纪念碑性, 是通过下文论述的三个“真实”呈现出来的。

一、影像真实是纪念碑性首要呈现方式

真实性是权威性的奠基石, 在纪录片的所有真实特性中, 影像真实又是第一位的, 可以说, 没有影像真实, 纪录片就不会存在。

(一) 影像真实是影像系统的真实

一部历史人文纪录片的影像真实, 是一个具有“真实性”的影像系统, 换句话说, 它的影像除了遗址、遗物、文献外, 还要有别的影像。在《敦煌》里, 这个“别的影像”, 就是导演精心营造的“历史现场”。从视觉传播的角度来看, 纪录片营造的历史现场, 显然属于动态视觉, 更有利于对受众形成情感冲击, 传播效果更好。

(二) 影视“造像”是电视纪录片塑造纪念碑性的视觉手段

《敦煌》的独特性在于, 导演动用了影视“造像”手段, 让观众重返历史现场, 营造了遗址、遗物、文献之外的“第四种物证”。在第一集《探险者来了》里面, 开篇就碰到了一个与敦煌密切相关的人物:英国人斯坦因。有人说他是探险家、考古学家, 有人说他是文化强盗, 是骗子, 争议很大。于是导演让观众在片子里看到了一个具备影像真实的“斯坦因”:戈壁、沙漠, 带着牛仔帽的深目高鼻的外国人。这个“斯坦因”影像真实的确立, 依赖于这个历史“现场”的三个要素:“斯坦因”在族类上的异质感, 戈壁、沙漠在地缘历史上的洪荒感, 观众在地理疆域与文化传统上的认同感。

同样, 在第四集《无名的大师》里, 画匠史小玉从无数创作敦煌壁画的无名大师里“偶然”地“虔诚”地出现了, 为此, 导演营造的历史现场包括史小玉前往敦煌寺院的天涯羁旅, 他到达敦煌后宗教性质的绘画生活, 在与其有关的所有历史“现场”中, 史小玉的影像始终若隐若现, 他的头像甚至只出现过一次短暂的近景。在这里, 史小玉始终处于一种“刹那”显现的节奏中, 契合了当时那个叫速来蛮的统治者推崇佛教的历史氛围, 观众因此相信了这个历史现场的影像真实。在《敦煌》里, 这种对历史现场的精心经营是无处不在的, 第七集《天涯商旅》出现的异族商队、第九集《敦煌的召唤》里出现的常书鸿等人1943年重返敦煌的驼队等, 所有这些通过影像手段营造的历史现场, 都是基于一个过程性的目的:重返———重返历史现场, 重返事实的故乡。这表征了历史人文纪录片的一个特质, 它的纪念碑性总是与回忆密切相关, 是回忆迫使作品通向“历史现场”, 是回忆迫使影像真实地呈现成为此类作品的使命。换句话说, 只要回忆“存在”, 纪念碑性就必然存在, 影像真实就必定具备丰富多样的可能性。

二、文本真实是纪念碑性的观念呈现

纪录片的文本, 显然是要被阅读的, 只不过它总是以声音的形式并且必须“附着”在视觉上被“阅读”, 这是它不同于平面文本的地方。实质上, 纪录片文本是一种“立体文本”, 它具有空间性。如果从空间角度来分析, 一部历史人文纪录片实际上存在着内外两个空间。《敦煌》的外部空间, 就是今人能够触摸到的散落着无数文明碎片的生活世界, 也是导演刻意发现并最终拣选的实有的存在物, 而其内部空间, 则是作品自身的叙述空间。实际上, 一部纪录片叙述的形成, 就是外部空间向内延展压缩的结果。

(一) 纪录片的文本, 这个由“外”向“内”延展压缩的过程, 就是一个认知条理化、叙述史诗化的过程。

比如《敦煌》第八集《舞梦敦煌》的文本, 以一群年轻时尚的孩子所学舞蹈神似敦煌壁画舞蹈造型的事实开篇, 穿越千年时空, 追踪了一位名叫程佛儿的盛唐歌舞伎的生命历程, 并以此呈现了乐舞在盛唐人生活中散发的耀眼光芒。在这篇文本的结尾, 作者写道:“古老的舞蹈, 年轻的身姿, 还记得她吗?那个因为安史之乱流亡的教坊舞伎程佛儿, 不也曾经这样用心地舞蹈过吗?一千多年, 朝代更迭, 时空流转, 战乱灾荒, 敦煌乐舞壁画中灵动的身影一直不曾消失过”。至此, 程佛儿、盛唐风尚、今日中国的舞蹈造型、不同时空里的人和事, 全部“压缩”到了敦煌壁画这个看似狭小却无限阔大的空间。在这里, 文本肩负着两个重任, 一个是使叙述合乎历史认知的理性要求, 另一个是形成文本自身的意蕴世界。

(二) “历史认知”和“意蕴世界”, 是建立纪录片作品的文本真实的深层基础。

比如《敦煌》第四集《无名的大师》在史小玉第一次出场时写道:“这位正在前往敦煌的画匠叫史小玉, 他的生活和经历是我们根据学者的研究, 用真实的历史片断拼接出来的。”导演开宗明义地告诉观众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而作为观众, 我们却坚信那是一个真实地参与了锻造敦煌壁画艺术辉煌的了不起的“无名大师”。其中的“真相”其实就是因为文本真实的确立, 使观众进入了非功利的审美状态, 进而“激活”了作品的纪念碑性功能, 让观众有效地接受了“提醒”和“告诫”。从这里可以看出, 一部历史人文纪录片的文本真实, 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真实, 其主旨在于确立观众的内心确信, 在呈现作品纪念碑性方面, 文本真实与影像真实一样拥有不可替代性。

三、真实的符号化是纪念碑性的最后抽象

毋庸置疑, 一部历史人文纪录片全部的、最后的真实是媒介真实, 也就是说, 影像真实和文本真实之和并不等于它的整体真实。

(一) 媒介真实、真实的符号化以及真实观念的纪录是通向纪念碑性营造的三个通道

一部作品要最终呈现它的媒介真实, 需要对各种真实进行符号化。从作品观念真实的角度来看, 历史人文纪录片所以真实, 是因其“纪录”了真实的观念。这里的真实观念不仅包括选题本身涵盖的每一个世代人的观念, 还包括今人的历史认知。那么, 这个观念的真实又是如何被“纪录”的呢?

(二) “文化苦旅”和“文化尊重”建构历史人文纪录片独特的纪念碑性

与其他历史人文纪录片不同的是, 《敦煌》非常罕见地将“文化苦旅”和“文化尊重”作为自己“纪录”的主要观念。导演按照这一观念来描述所收集的资料, 因此, 在多种多样的资料中, 导演只注意从这个观念看是重要的那些特征, 而排除所有其他特征。[2]这在《敦煌》片头部分就有很充分的表现, 导演在夕阳、沙漠、驼队的背后, 用了极富地缘调性的神秘音乐衬底, 将孤寂、虔诚、盼望、无奈、空旷、辛劳、荒芜等各种复杂情愫集中呈现出来, 在排除了资料的其他特征后, 作品的“文化苦旅”的观念得到充分呈现, 观众仿佛身临其境, “文化尊重”油然而生。在接下来长达450分钟的“纪录”中, 导演在“文化苦旅”和“文化尊重”的氛围中展示作品各种“真实”特性。表面上看, 这只是一个常见的素材使用的流程, 实质上它属于对“真实”进行符号化的工作。符号化过程伴随着素材的编码形成了作品, 是一个具象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作品纪念碑性最后形成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抽象化的过程。

在上文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历史人文纪录片里, 纪念碑性是作品最重要的特性, 它是导演的主观创造物, 却构成了作品的客观实在性。这种客观实在性的基础, 就是历史人文纪录片特有的各种“真实”, 通过符号化这个“化学反应”的过程, 各种“真实”渗透到影像、文本、声音等各个系统, 在所有的单元、所有的细节里, 产生倾向性, 汇成总倾向。这是一个符号重新编码的过程, 目标是从整体上呈现作品的媒介真实。只有到了媒介真实的阶段, 纪念碑性才最终确立。

注释

1[1]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 (上卷) [M].郑岩等,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48.

历史与纪念日 篇1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联社:

2017年是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成立60周年, 为此总社领导决定在中轻联、总社范围内推出一系列纪念活动, 以宣传纪念城镇集体合作经济发展历程。2016年拟出版《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成立60周年纪念画册》。为搞好这本画册的编辑出版工作, 请各地联社积极配合、大力支持, 在本地区、本系统内收集有珍贵价值的历史图片和资料。现要求如下:

一、历史照片 (1957—2016)

1、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手工业、集体企业照片;

2、总社历届领导活动照片;

3、总社在各地调研活动照片;

4、总社国际交流活动照片。

二、历史资料 (1957—2016)

1、各地联社在成立初期, 政府部门出具的文件;

2、各地联社在发展过程中, 政府关心、支持联社、集体企业发展的有关文件。

请各地联社尽快将收集到的历史照片 (电子版、图像分辨率不低于300DPI) 、资料通过电子邮箱报送总社指导部。所有照片报来时, 需要附上说明, 包括时间、出处、参加人员及内容等。

电子邮箱:zongsheban@163.com

联系电话:010-68396444 68396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