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脉阻力指数（精选4篇）
动脉阻力指数 篇1
摘要：目的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孕妇子宫螺旋动脉的搏动指数 (PI) 与阻力指数 (RI) 对早期子痫前期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择120例在我院建卡产检并分娩的孕妇, 孕期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子宫螺旋动脉平均搏动指数、阻力指数。根据妊娠经过分为正常组、轻度子痫前期组、重度子痫前期组, 分析三组患者子宫螺旋动脉血流动力学的差异。结果 孕1418周、1923周、2428周时轻度子痫前期组、重度子痫前期组孕妇子宫螺旋动脉PI、RI值均较正常组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重度子痫前期组孕妇升高更为明显, 与轻度子痫前期组比, 各时段RI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1923周时P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另外两时段P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妊娠早期通过多次检测子宫螺旋动脉的PI、RI指数能够较准确地预测子痫前期的发生及程度, 有利于早期干预治疗, 改善预后。
关键词：彩色多普勒超声,子宫螺旋动脉,子痫前期,搏动指数,阻力指数
妊娠前血压正常的孕妇在妊娠20周后出现高血压、蛋白尿等症状称为子痫前期。子痫前期损害全身多个脏器, 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表现之一[1]。子痫前期发病率高达7%~12%, 是造成孕产妇及围生儿死亡的最常见原因[2]。子痫前期发病原因及机制尚不明确, 给早期诊断及预防带来困难。因此, 笔者检测并分析孕妇子宫螺旋动脉血流动力学改变对于早期预测子痫前期的价值。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及分组
选择2010年1月至2012年1月在我院建卡产检并分娩的孕妇共120例, 妊娠前有高血压病史或有其他重要脏器疾病的孕妇除外。根据妊娠经过分为正常组73例, 轻度子痫前期组35例, 重度子痫前期组12例。其中正常组孕妇年龄22~41岁, 平均 (28.7±6.5) 岁, 孕次1~4次, 平均 (1.6±0.4) 次;轻度子痫前期组孕妇年龄20~44岁, 平均 (29.6±7.1) 岁, 孕次1~5次, 平均 (1.7±0.3) 次;重度子痫前期组孕妇年龄25~42岁, 平均 (29.2±6.8) 岁, 孕次1~3次, 平均 (1.5±0.4) 次。三组患者的年龄、孕次等接近。
1.2 子痫前期诊断标准[3]
血压超过140/90mm Hg, 伴有2 4 h尿蛋白定量超过0.3g诊断为轻度子痫前期。如伴有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者即诊断为重度子痫前期:血压超过1 6 0/1 1 0 m m H g, 2 4 h尿蛋白定量超过2.0g, 血肌酐超过1 0 6μm o l/L, 血清转氨酶水平升高, 血小板少于1 0 0×109/L, 微血管病性溶血, 伴有持续头痛、视觉异常或持续上腹部疼痛。
1.3 检测方法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型号为美国G E公司的Voluson 730, 探头频率3.5~5.0MHz。所有患者检查均为同人同仪器操作。孕妇取仰卧位, 采用彩色多普勒进行血流显像, 确定子宫螺旋动脉的位置后使用脉冲多普勒进行取样, 取样线与血管夹角小于30°, 根据子宫螺旋动脉脉冲多普勒的血流频谱, 记录其平均搏动指数 (PI) 、阻力指数 (RI) , 测量数据取连续三个心动周期平均值。所有孕妇均在孕14~18周、19~23周、24~28周之间各检测1次, 共3次。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 P S S 1 3.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 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1)
孕14~18周、19~23周、24~28周各个时段中轻度子痫前期组、重度子痫前期组孕妇子宫螺旋动脉PI、RI值均较正常组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重度子痫前期组孕妇升高更为明显, 与轻度子痫前期组比, 各时段RI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19~23周时P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另外两时段P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可能与重度子痫前期组例数较少有关。
3 讨论
子痫前期常引起肝肾损害、胎盘早剥、子痫及全身多脏器损害等严重并发症, 给产妇及胎儿带来不利影响, 特别是重症子痫前期一旦发生, 病情进展迅速, 预后差[4]。以往常用终止妊娠治疗子痫前期。但有研究表明, 既往有重症子痫前期病史患者的重症子痫前期再次发生率及疾病程度明显高于正常孕妇[5]。早期预测、及时干预、减少早产率及病死率成为近年来治疗子痫前期的首选方式。但是仅仅通过常规的监测血压、尿蛋白等方法难以达到早期预测及诊断的目的。近年来对早期诊断子痫前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仍然缺乏准确预测及诊断的方法。闫妍等[6]认为, 监测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对于子痫前期的分期诊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刘小华等[7]认为, 孕晚期测定血小板计数对晚发性子痫前期的预测具有一定价值。
注:1、2分别为轻度子痫前期组、重度子痫前期组与正常组比较, 3为轻度、重度子痫前期组比较
子宫螺旋动脉是子宫动脉的终末支, 是营养子宫内膜最主要的血管, 通过胎盘给胎儿供应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妊娠时, 孕妇机体为了满足胎儿成长发育的需要启动血管重铸机制, 子宫螺旋动脉将由细小、低流量的血管重铸为宽大、高流量的子宫胎盘动脉。在这一过程中, 子宫螺旋动脉血流将出现高速低阻情况, 而子痫前期会造成胎盘血管重铸障碍, 造成胎盘及滋养细胞的缺氧缺血性改变, 给胎儿造成损害[8]。近年来, 随着超声技术的发展, 子宫螺旋动脉的血流情况已经能够准确检测, 据此预测子痫前期的发生及程度成为研究热点。本次分析结果显示, 孕14~18周、孕19~23周、孕24~28周时轻度子痫前期组、重度子痫前期组孕妇子宫螺旋动脉PI、RI值均较正常组升高, 且重度子痫前期组孕妇升高更为明显。由此可见, 妊娠早期通过多次检测子宫螺旋动脉血流动力学改变能够较准确地预测子痫前期的发生及程度, 使临床医师能在早期进行有效干预, 改善预后。
参考文献
[1]谢亦农, 江岚, 张华, 等.妊娠11~14周子痫前期彩色多普勒超声的表现特征[J].广东医学, 2012, 33 (22) :3406.
[2]史夏琛子, 徐惠英, 郁英, 等.孕22~24周子宫动脉搏动指数在预测子痫前期中的价值[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9, 29 (7) :1039.
[3]乐杰.妇产科学[M].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97.
[4]杨孜, 王伽略, 黄萍, 等.重度子痫前期临床发病类型及特点与围产结局的关系[J].中华妇产科杂志, 2006, 41 (5) :302.
[5]HantMD, Sibai BM, Caritis S, et al.Perinatal outcome in women with recurrent preeclampsia compared with women who develop preeclampsia as nulliparas[J].Am J Obstet Gynecol, 2002, 186 (3) :422.
[6]闫妍, 刘协红, 张红玉.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在子痫前期诊断中的意义[J].社区医学杂志, 2012, 10 (24) :29.
[7]刘小华, 程蔚蔚.孕32~33周孕妇凝血及纤溶指标的检测对晚发性子痫前期的预测价值[J].检验医学, 2012, 27 (12) :1024.
[8]张婷.子痫前期及子痫终止妊娠时机和方式探讨[J].当代医学, 2012, 18 (26) :101.
动脉阻力指数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6年1月入住我院康复科、神经内科明确诊断为ACI的患者100例作为实验组。其中男59例, 女41例, 年龄46~72岁, 平均年龄 (58.03±8.24) 岁, 平均体质指数 (BMI) 26.11±3.25, 有高血压病史63例, 有糖尿病病史53例, 有高血脂史54例, 有吸烟史41例, 有饮酒史49例。同时选取同时期门诊健康体检者100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52例, 女48例, 年龄42~66岁, 平均年龄 (57.33±10.21) 岁, 平均BMI25.03±2.12, 有高血压病史28例, 有糖尿病病史31例, 有高血脂史22例, 有吸烟史36例, 有饮酒史42例。两组在年龄、性别、BMI、吸烟史、饮酒史等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 具有可比性。入选标准:所有入院对象均于入院24h之内完善头颅MRI检查, 并有核磁共振室两位高年资医师共同阅片后, 明确诊断ACI。排除标准: (1) 脑出血; (2) 颅内肿瘤; (3) 严重肝肾疾病、血液系统疾病; (4) 严重感染; (5) 急性冠脉综合征。所有入选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并获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生化指标及血清VEGF水平测定:所有入选对象均于入院后空腹12h以上抽取空腹肘静脉血5ml置于普通生化管中, 然后立即送检, 采用O-LYMPUSAU2700全自动生化检测仪检测相关生化指标, 主要包括甘油三酯 (TG) 、总胆固醇 (TC) 、高密度脂蛋白 (HDL-C) 、低密度脂蛋白 (LDL-C) 、血糖 (Glu) 、血肌酐 (Scr) 、血尿素氮 (BUN) 、尿酸 (UA) 、胱抑素C、同型半胱氨酸 (Hcy) 。同时抽取空腹肘静脉血5ml置于含EDTA的抗凝管中, 常温下放置半小时, 然后在1h之内离心 (4℃, 3000r/min, 离心20min) , 留取血清置于冻存管中, 放置于-80℃冰箱保存, 待标本收齐后同一采用ELISA法测定血清VEGF水平, 试剂盒由BlueGene公司提供,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1.2.2 两组患者颈部血管彩超检查:两组入选对象均于入院后第3天行颈部血管彩超检查, 由彩超室同一位副主任技师用同一台彩色多普勒超声仪 (PHILIPIE-33型, 探头频率7.5MHz) 检测入选对象颈部血管情况, 主要测量左右颈内动脉内膜厚度 (IMT) 、收缩期峰值流速 (SV) 、舒张期末血流速度 (DV) 及颈内动脉血流阻力指数 (RI) , 取左右颈内动脉血流参数的平均值为个体值。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 (±s) 表示, 组间差异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表示, 组间差异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入选对象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对照组与实验组在年龄、性别、BMI、HDL-C、Scr、BUN、吸烟史、饮酒史等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而与对照组比较, 实验组患者在SBP、DBP、PP、TG、TC、LDL-C、Hcy、Glu、UA、胱抑素C、高血压史、高脂血症史、糖尿病史等方面明显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 。见表1。
2.2 两组入选对象颈动脉血流参数指标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 实验组患者IMT明显增厚, RI明显升高, 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 ;SV、DV均明显降低, 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 。见表2。
注:1mmHg=0.133kPa。
2.3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IMT、SV、DV、RI等指标的相关性
对于急性脑梗死患者, 经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处理, 结果提示: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IMT、RI均呈明显正相关 (r值分别为0.682、0.599, P均<0.01) ;VEGF水平与SV、DV均呈明显负相关 (r值分别为-0.709、-0.611, P均<0.01) 。见表3。
3 讨论
动脉粥样硬化 (Atherosclerosis, AS) 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病因, 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AS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显著增加, 其已经被公认为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3]。而AS发生的基础是血管内皮损伤、内皮细胞功能紊乱。VEGF为目前公认的能够反应血管内皮损伤程度的细胞因子[4]。本课题组通过采用ELISA法检测入选对象血清VEGF水平变化, 研究发现:与对照组比较, ACI组患者血清VEGF水平显著升高, 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这提表明:对于ACI患者, 其血管内皮存在明显的损伤、内皮细胞功能存在明显紊乱, 这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5~7]。
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基本病理生理改变是颈内动脉内膜增厚、斑块形成, 临床上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可清晰显示颈内动脉内膜厚度及血流情况。本课题组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测定入选对象颈动脉血流情况, 研究发现:与对照组比较, ACI患者IMT、RI水平明显升高, 而SV、DV水平显著降低, 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 。进一步采用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ACI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IMT、RI均呈明显的正相关 (r值分别为0.682、0.599, P均<0.01) , 这提示ACI患者IMT越厚或RI越高, 其血清VEGF水平就越高, 表明VEGF可能参与了颈内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同时本研究发现:ACI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SV、DV均呈明显负相关 (r值分别为-0.709、-0.611, 均P<0.01) , 这提示颈内动脉内皮功能受损越严重, 其动脉血流速度就越慢, VEGF与血流速度存在明显相关性。
综上所述, ACI患者血清VEGF水平明显升高, 其水平与颈内动脉血流参数 (IMT、SV、DV、RI) 存在明显相关性, 提示VEGF可能参与了颈内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 检测血清VEGF水平对早期诊断急性脑梗死和干预治疗可提供参考价值。
摘要：目的:探讨急性脑梗死 (ACI) 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水平变化, 分析其水平与颈内动脉阻力指数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2年1月-2016年1月入住我院明确诊断为ACI的患者100例作为实验组, 同时选取同时期门诊健康体检者100例作为对照组,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两组患者血清VEGF水平变化, 全自动生化检测仪检测生化指标, 同时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测量双侧颈内动脉内膜厚度 (IMT) 、收缩期峰值流速 (SV) 、舒张期末血流速度 (DV) 及颈内动脉血流阻力指数 (RI) , 分析血清VEGF水平与IMT、SV、DV及RI的相关性。结果:与对照组比较, 实验组患者血清VEGF水平显著增高, 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实验组患者IMT、RI均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 SV、DV较正常对照组明显降低,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P<0.01) 。进一步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提示:实验组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IMT、RI呈明显正相关 (r分别为0.682、0.599, P均<0.01) , 与SV、DV呈明显负相关 (r分别为-0.709、-0.611, P均<0.01) 。结论:ACI患者颈内动脉阻力指数与血清VEGF水平相关, 提示VEGF参与了ACI的发生、发展。
关键词：急性脑梗死,血管内皮功能,动脉阻力指数,相关性
参考文献
[1]王茂林, 汪恩焕, 周钟阳, 等.血清亲环素A与急性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关系研究〔J〕.淮海医药, 2014, 32 (3) :221-222.
[2]鲁序亮.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脂联素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与氧化应激的关系〔J〕.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2013, 35 (3) :261-262.
[3]付晓丽, 展倩丽, 孟繁军, 等.荷丹片联合瑞舒伐他汀钙对高脂血症患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及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2013, 32 (5) :27-30.
[4]Caponnetto P, Russo C, et al.Circulating endothelial-coagulative activation markers after smoking cessation:a 12-month observational study〔J〕.Eur J Clin Invest, 2011, 41 (6) :616.
[5]何宏涛, 杨秀平, 张志敏, 等.MMP-9、TIMP-1和VEGF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的关系研究〔J〕.河北医学, 2016, 38 (4) :555-557.
[6]Jingjing L, Srinivasan B, Bian X, et al.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is increased following coronary artery occlusion in the dog heart〔J〕.Mol Cell Biochem, 2010, 214 (1/2) :23-30.
动脉阻力指数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本院2012年4月~2013年3月住院的冠心病患者32例, 其中男22例, 女10例;年龄42~68岁, 平均 (50.3±4.1) 岁;稳定型心绞痛5例, 不稳定型心绞痛27例;冠状动脉造影 (coronary angiography, CAG) 示单支病变4例, 双支病变28例。所有病变血管狭窄>75% (直径法) 。糖尿病患者不入选, 并排除近期有心、肝、肾、肺功能不全、感染、肿瘤、栓塞等疾病患者。所有患者均同意接受PCI治疗。32例患者总共植入支架40枚, 其中Firebird支架30枚、Sypher支架4枚、Vision支架6枚;左前降支21枚、左回旋支9枚、右冠脉10枚。所有患者置入支架前予球囊预扩张。球囊直径为 (2.50±0.50) mm, 长 (25.00±6.29) mm, 球囊扩张最大压力 (10.20±2.41) atm, 平均时间 (9.25±8.68) s。术前3~5 d起口服阿斯匹林 (0.1 g/d) , 波立维 (75 mg, 1次/d) 。
1.2 手术方法
CAG及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成形术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angioplasty, PTCA) 加支架植入术均按常规方法进行。支架大小按病变血管近端及远端参照血管内径 (1∶1) 决定。
所有患者在CAG前后、PTCA后及支架植入后检测IMR。IMR的定义:IMR为远端冠状动脉压力 (Pd) 除以最大充血状态下平均传导时间 (h Tmn) 的倒数。用0.014英寸软压力导丝 (Pressure WireTM, St Jude Medical) 来测量远端冠脉压力和温度, 通过公式算出IMR值。
1.3 样本采集
在X线指导下, 从右股静脉将6 F右冠状动脉导管 (Codis公司提供) 插至冠状窦 (CS) 中部或深部。CAG前后、PTCA后及支架置入后采集CS血, 同时采集股动脉 (FA) 血各2 m L, 血样本收集后立即离心 (×1000 g, 10 min, 离心半径为6 cm, 室温) 分离血清, 随即放置-80℃冰箱冷冻保存。
1.4 样本检测
hs-CRP检测采用胶乳免疫增强比浊法试剂盒, 由上海奥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提供, 采用挪威Axis Shield公司Immage全自动免疫分析系统。。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连续性变量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重复测量资料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两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t检验, 两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用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PCI不同时间患者冠脉IMR水平的变化
PCI不同时间患者冠脉IMR水平的变化见表1, 表中显示CAG前、后IMR值无改变,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PTCA后IMR值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支架植入后IMR值较PTCA后无改变,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PCI不同时间患者血液hs-CRP水平的变化
PCI不同时间患者血液hs-CRP水平的变化见表2。组间比较:CAG前、后CS和FA中hs-CRP水平无明显变化 (P>0.05) , PTCA后CS内hs-CRP水平显著高于FA (P<0.01) ;支架植入后hs-CRP进一步升高, 而且CS中hs-CRP水平仍显著高于FA中hs-CRP水平 (P<0.01) 。组内比较:CAG前、后CS和FA中hs-CRP水平均无明显变化 (P>0.05) ;PTCA后CS和FA中hs-CRP水平均显著升高 (P<0.05) ;支架植入后hs-CRP水平较PTCA后均进一步升高 (P<0.05) 。
2.3 PCI术后IMR和hs-CRP相关性分析
将PCI治疗后的IMR值和hs-CRP水平进行单因素直线相关分析, 结果IMR值和hs-CRP呈正相关, r=0.613 (P<0.01) 。
注:各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 F=438.725, P=0.000。其中两两比较, A与B和C与D, 均P>0.05;A与C和A与D, B与C和B与D, 均P<0.05
注:组间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 冠状窦hs-CRP水平不同时间点比较F=354.254, P=0.000。其中两两比较, A与B, C与D, 均P>0.05;A与C, A与D, B与C, B与D, 均P<0.05;股动脉hs-CRP水平不同时间点比较, F=165.235, P=0.000。其中两两比较, A与B, C与D, 均P>0.05;A与C, A与D, B与C, B与D, 均P<0.05, 其中, 术前冠状窦与股动脉hs-CRP水平接近。冠状窦与股动脉相比, 术后hs-CRP水平上升更为明显 (P<0.05)
3 讨论
PCI是治疗AMI最重要的再灌注治疗方法之一, 它可使IRA开通, 使缺血心肌得到充分再灌注。大量循证医学证据表明, 直接介入治疗已经成为心肌血运重建的最重要的方法[3]。但再灌注治疗并非完美无缺, 笔者在临床实践中发现, 即使较大的冠状动脉血管再通, 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心绞痛症状不能改善、心脏进行性扩大、心功能进行性恶化以及心肌血流灌注在TIMI 3级以下, 尚未能达到完全的心肌水平再灌注, 以上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冠脉微循环发生障碍[4]。
PCI相关冠脉微循环灌注常见的不良临床表现是冠脉无复流现象 (no flow, NR) 。PCI术后发生NR的重要病理机制是粥样硬化斑块碎屑、血凝块、血小板团块对微循环形成的微栓塞[5,6,7]。OKAMURA等[8]通过应用血液多普勒导丝, 发现冠脉远端栓塞在急诊PCI中几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栓塞主要发生在支架释放过程中。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微栓塞并不等于无再流, 两者缺乏一定的线性关系。
IMR是近年来在临床中使用的一种新的评价冠脉微循环状态的参数。与其他评估微循环系统的传统方法相比较, 患者可于介入治疗术中立即测定值, 且检测操作相对简单, 可重复性好, 能定量微循环阻力值, 且测定时不受冠状动脉狭窄的影响[9,10]。本研究结果发现, 患者冠脉IMR值在CAG前、后无明显改变;PTCA后明显升高;支架植入后IMR值较PT-CA后无明显改变。结果提示CAG对冠脉微循环是无影响的;本研究中, 虽无患者在PCI中发生无复流情况, 但IMR值在PTCA及支架植入后明显升高, 提示PCI后冠脉微循环已经受到损害, 冠脉微栓塞可能是其主要原因。
炎症反应是冠脉微循环灌注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CRP常用于检测体内感染、急性炎症或损伤的存在, 是急性炎症或损伤的标志物。冠心病作为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 其标志物血清CRP水平可反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 因而成为冠心病患者危险评估因子和心血管事件的预测因子。
近年来大量研究显示hs-CRP与PCI有密切关系。陈爱民等[10]研究显示, PCI显著增加ACS患者术后血清Hs-CRP水平, 且冠状动脉病变越复杂, 术后血清hs-CRP水平升高越明显。闰韵洪等[12]研究显示, PTCA组术后血清hs-CRP水平显著高于术前, 而术后血清Tn T水平与术前比较无显著变化, 提示PTCA明显增加血清hs-CRP水平, 可能与PTCA治疗后局部血管炎症有关, 而非心肌坏死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 CAG前、后血清中hs-CRP水平均无明显变化;PTCA后血清hs-CRP水平均显著升高;支架植入后血清hs-CRP水平较PTCA后无明显变化。本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 提示支架对局部血管内膜的损伤可能为PCI术后血清hs-CRP水平升高的主要原因。
目前血清hs-CRP水平与冠脉微循环关系尚未明确。本研究将PCI术后IMR值和术后hs-CRP水平进行单因素直线相关分析, 结果发现IMR和hsCRP呈中度正相关。IMR是评价冠脉微循环状态的参数, hs-CRP水平是反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的指标, 他们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提示hs-CRP也可能可以作为评估冠脉微循环状态的一个指标。
综上所述, PCI治疗过程中PTCA和支架植入一方面通过使斑块或血栓变形、挤碎等方式或者血管内支架的支撑作用, 使慢性狭窄的冠状动脉再通, 另一方面由于球囊、支架对管壁的机械压迫损伤内皮, 又可引起炎症反应及冠脉微栓塞形成, 导致冠脉微循环障碍。然而, 本研究样本量较少, 观察时间尚短, 故该结论有待于进行大样本的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GIBSO N CM.Has my patient achieved adequate myocardial reperfusion[J].Circulation, 2003, 108 (5) :504-507.
[2]闫磊, 童嘉毅.冠状动脉微循环障碍概述及研究进展[J].现代医学, 2013, 41 (8) :589-591.[2]YAN L, TONG JY.The progress of coronary microcirculation dysfunction[J].Chin Mod Med, 2013, 41 (8) :589-591.Chinese
[3]范树信, 王旭, 邵一兵, 等.主动脉球囊反搏治疗心肌梗死后无复流和慢血流临床研究[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 2012, 20 (4) :596-597.[3]FAN SX, WANG X, SHAO YB, et al.The effect of IABP in no-reflow and slow-flow after primary PCI in AMI patients[J].Practical Journal of Cardiac 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 2012, 20 (4) :596-597.Chinese
[4]ITO H.No-reflow phenomen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its pathophysiology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J].Acta Med Okayama, 2009, 63 (4) :161-168.
[5]FRINK RJ, TROWBRIDGE JO, ROONEY PA JR.Nonobstructive coronary thrombosis in sudden cardiac death[J].Am J Cardiol, 1978, 42:48-55.
[6]EL-MARAGHI N, GENTON E.The relevance of platelet and fibrin thrombo embolism of the coronary microcircu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udden cardiac death[J].Circulation, 1980, 62:936-994.
[7]LEACH IH, BLUNDELL JW, ROWLEY JM, et al.Acute ischaemic lesions in death due to ischaemic heart disease An autopsy study of 333 cases of out-of-hospital death[J].Eur Heart J, 1995, 16:1181-1185.
[8]OKAMURA A, ITO H, IWAKURA K, et al.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distal embolization during coronary interventional procedur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quantitative study with Doppler guidewire[J].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08, 1 (3) :268-273.
[9]YONG AS, HO M, SHAH MG, et al.Coronary microcirculatory resistance is independent of epicardial stenosis[J].Circ Cardiovasc Interv, 2012, 5:103-108.
[10]FEARON WF, AARNOUDSE W, PIJLS NH, et al.Microvascular resistance is not influenced by epicardial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severity:experimental validation[J].Circulation, 2004;109:2269-2272.
[11]FANG TY, PETERSON ED, DXI D, el al.Patterns of cardiac marker surveillance after elective percutanen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e of periprocedural myocardial infarction as x quality metric:a report from the National Cardiovascular Data Registry (NCDR) [J].J Am Coll Cardiol, 2008, 51:2068-2074.
动脉阻力指数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该院在该院行产前超声检查, 并分娩的465例中、晚期单胎妊娠孕妇, 孕龄20~40孕周, 年龄21~40岁, 平均 (28.1±3.9) 岁。孕周通过末次月经及超声确定孕龄。孕妇既往体健, 产前无慢性高血压、贫血及其他心血管疾病病史, 孕期产前检查肝肾功能均正常, 无任何妊娠期内外科合并症。所有胎儿均为单胎, 胎儿大小在第10~90百分位数生长曲线, 均无结构畸。胎盘位置正常, 羊水量正常。
1.2 检查方法
使用GE-730、Aloke-@5型彩色多普勒超声仪, 探头频率3.5~5.0 MHz, 探头在孕妇左、右髂窝处呈斜矢状切面, 显示部分宫颈及部分子宫侧壁, 髂内动脉 (血流频谱为双向) 从子宫下段肌层与盆壁之间先找到, 再从其远端分支宫颈内口附近向外侧旁开1~2 cm处寻找子宫动脉血流信号, 壁滤波50~200 Hz, 取样容积1~2 mm, 声束与血流的夹角<30°, 固定扫描速度50 mm/s, 获得至少5个完整清晰、形态一致的脉冲多普勒血流频谱, 测量并记录3次双侧子宫动脉血流的RI、PI及S/D值, 取平均值, 并分析血流频谱确定是否出现舒张早期切迹。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 计量数据均采用 (±s) 表示, Ut A-PI、Ut A-RI及Ut A-S/D与胎儿孕周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子宫动脉血流阻力参数RI、PI、S/D
465例孕妇全部记录到Ut A血流频谱, Ut A血流频谱呈锯齿状, 整个心动周期中均为前向血流, 心室舒张期无反向血流信号。Ut A-RI、Ut A-PI及Ut A-S/D与胎儿孕周呈线性负相关, 其值随孕周增加而降低, 相关系数分别为-0.251、-0.249及-0.24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孕20~40周孕妇Ut A-RI为 (0.48±0.09) , Ut A-PI为 (0.70±0.23) , Ut A-S/D为 (1.94±0.46) 。按孕龄将所有数据分为5组, 各孕龄段的正常值范围, 见表1。
2.2 双侧子宫动脉舒张早期切迹的比例分析
对子宫动脉频谱形态进行观察, 分为舒张早期有切迹型和无切迹型, 465例正常孕妇Ut A血流频谱中, 出现舒张早期切迹20例 (20/465, 4.3%) , 双侧出现舒张早期切迹的机率较单侧出现的低, 随孕周增加, 子宫动脉舒张期早期切迹可消失。见表2。
3 讨论
子宫动脉发自髂内动脉, 管径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较细, 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宫颈或宫体下段的两侧可显示其主干。正常妊娠后3周左右子宫螺旋动脉开始被滋养细胞浸润[4], 管壁肌层结构消失, 管腔扩大, 失去收缩功能, 血管阻力下降, 随后血管壁被滋养细胞进一步穿透, 螺旋东、静脉形成短路开放进入胎盘绒毛间腔, 致使随妊娠进展子宫动脉血流量增加, 不断地使生长中的胎儿需求得以满足。
子宫动脉多普勒频谱波形在非孕期及早孕期妇女中呈高阻力低舒张期特征波形, 舒张早期“V”型切迹常有。在孕14~18周时, 由于妊娠时胎盘处螺旋动脉被合体滋养细胞侵蚀, 扩大的管腔无弹性, 这种高阻力的血流逐渐变成低阻力并且有丰富的舒张期血流, “V”型切迹在舒张早期也逐渐变低, 直至完全消失, 这一转变过程通常基本完成于孕24周。子宫动脉阻力评价指标通常有RI、PI、S/D, 三者均能反映血流阻力大小, 该研究通过多普勒超声检查, 获得正常孕妇在孕20~40周不同孕龄双侧子宫动脉RI、PI、S/D值, 孕20~40周孕妇Ut A-PI为 (0.70±0.23) , Ut A-RI为 (0.48±0.09) , Ut A-S/D为 (1.94±0.46) 。研究表明, 孕中晚期子宫动脉PI、RI及S/D与胎儿孕周呈线性负相关, 其值随孕周增加而降低。多普勒超声可以很好地使子宫动脉的血管阻力变化情况得到反映, 学者们进行了广泛地研究, 发现作为一个指标子宫动脉血流参数可以用来评价胎儿宫内的缺氧情况, 预测妊高征的发生, 甚至可以用来预测胎儿围生期结局[5,6]。利用这一血流参数监测上述异常状况的基础就是建立正常子宫动脉血流参数的参考值范围, 了解正常子宫动脉的血流动力学规律[7,8]。
子宫动脉舒张早期切迹是另外一个重要参数, 孕20周后探讨子宫动脉舒张早期切迹的价值, 如孕周偏早则子宫动脉阻力尚未完全降低, 切迹显示比例在舒张早期将会升高, 孕20周左右, 子宫动脉阻力已完全降至比较稳定阶段, 孕24周基本完成。本研究中, 随着孕周增加, 舒张早期“V”型切迹也逐渐变低, 直至完全消失;双侧出现舒张早期切迹的机率较单侧出现的低。而部分孕妇于孕中期子宫动脉频谱出现有切迹者, 于孕晚期 (32~36周) 切迹可消失, 说明其中一部分子宫动脉多普勒频谱可能在孕晚期转为正常。
综上所述, 子宫动脉RI、PI、S/D、舒张早期切迹的综合分析, 优于各单项指标的预测。该研究获得了孕20~40周孕妇子宫动脉多项血流参数的参考值范围及子宫动脉舒张早期切迹的监测, 且此种方法具有无创、客观、可重复易于为临床接受的优点, 这不仅有助于确定子宫动脉阻力的评价标准, 还能作为了解子宫-胎盘-胎儿循环功能的一种新兴检查, 为临床确定各指标的正常值范围提供科可靠的依据。
参考文献
[1]肖蔚.竹内久弥.利用经阴道彩色多普勒法探讨子宫动脉的血流动态变化[J].中国超声医学杂志, 1993, 9 (3) :179-182.
[2]赵云, 邹丽, 林铤, 等.妊娠中、晚期子宫动脉血流阻力检测用于预测子痫前期的价值[J].中华妇产科杂志, 2007, 42 (9) :625-627.
[3]陈定章, 周晓东, 朱永胜, 等.高原地区妊娠妇女子宫动脉血流及胎儿脐动脉血流变化的研究[J].中华妇产科杂志, 2002, 37 (2) :69-71.
[4]林建华, 梁阿娟, 林其德, 等.正常妊娠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妇子宫动脉及其胎儿脐动脉血流动态变化规律的多中心研究[J].中华妇产科杂志, 2010, 45 (8) :583-587.
[5]Li H, Gudnason H, Olofsson P, et al.Increased uterine artery vascular impedance is related to adverse outcome of pregnancy but is present in only one-third of late third-trimester preeclamptic women[J].Ultrasound Obstet Gynecol, 2005, 25 (5) :459-463.
[6]Coleman MA, Mecowan LM, North RA.Mid-trimester uterine artery Doppler screening as a predictor of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 in highl-risk women[J].Ultrasound Obestet Gynecol, 2000, 15 (1) :7-12.
[7]Schwarze A, Nelles I.Doppler ultrasound of the uterine artery in the prediction of severe complications during low-risk pregnancics[J].Arch Gynecol Obstet, 2005, 27 (1) :4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