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精选12篇）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篇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的变化。按照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 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下,2008年1至3季度GDP增长率仍然在9.9%(具体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第12期)。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较而言,这已经是最成功的经济增长。通过政府近期连续出台力度非常大的刺激经济计划,国内外学者普遍预期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维持在8%以上。

虽然一些学者怀疑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真实性,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即便考虑到统计方法以及统计口径中存在的某些误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保持着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事实。对这些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和对外开放利用国际资源潜力,这两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来论述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

体制改革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制创新和变革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重大制度的创新,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办、经济特区的成功等都给我国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1992年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对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大大提高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济组织的效率,释放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巨大潜力,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增强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促使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

随着充满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释放出了国内的发展潜力,使我国资本高速积累、劳动力不断加强、技术不断进步,从而促使改革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由于我国的高储蓄率和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我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7.3%,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长期能保持这么高的投资率。三十年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平均高达4.1%。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每年约有1.9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为我国经济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大幅增加,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才保障。改革30年来,我国投入经费不断增加,企业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每年的专利申请数大幅增加,1998年专利申请数只有2.3万件,而到了2006年增加到了26.8万件。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商品、资金、技术的短缺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的。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将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

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是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中国加入WTO后,同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从多方面入手,运用发展进出口贸易、建立互信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逐步确立自己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其中,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及产品的生产,还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需求情况。对我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后,短缺时代已经过去,大部分产品都是供过于求。需求的扩大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07年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超过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1]。我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速度,提高了我国专业化水平、优势资源效益和技术创新。另外,进口贸易也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我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货物,使我国取得了国际分工利益,提升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增长。2007年出口额为12 180亿元,是1978年的12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8.8%。自1994年起我国的出口额一直大于进口额。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946万亿美元[2],继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一直持续增长,此比重在1993年超过1/3,2001年超过1/2,2006年接近60%。这标志着我国充分利用外资潜力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取得巨大的成功。

二、未来我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85%的速度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现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还远未结束,中国经济也深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放慢了持续增长的步伐。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为许多人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进一步完善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将在我国各领域不断展开,体制改革的成效会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逐渐释放。中国经济从单一制发展为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型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根本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竞争越来越活跃,资本使用效率越来越高,非政府投资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长久的活力。但是,我国目前体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国家金融机构还不够完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制度;用于影响生成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确定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随着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法律制度等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方面的效率也将不断提升。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二)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不仅仅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技术进步而且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甚至购买先进技术已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人口素质大大提升,人力资本取得巨大的成就。我国每年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和留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加,造就了大量的高学历、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他们具有较强的技术吸引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技术保障。

(三)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期

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经济的成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达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成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减弱。在此阶段早期,工业比服务业增长更快,整个经济表现为以工业增长为主导的高速增长。在此阶段,需求结构效益引发产业结构变动,促使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部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亦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种伴生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同步提高。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是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过程,人口、资金、土地以及各种生产资料都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能节约土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效益,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扩散,因此,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测算,城市化增长1个百分点,将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我国1978年城市人口只占17.9%,2006年城市人口占43.9%,年平均增长0.93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按目前的城市化进程计算,我国达到70%的城市化水平,还要29年。因此,城市化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四)我国具有低成本优势

资源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竞争力以及一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资源也是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我国人口众多,各层次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意味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3]。近年来,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竞争手段就是“低价跑量”。虽然最近两年来,在国内政策和产业成熟度提升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至今仍然不足美国的10%,所以,成本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当然也就是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持续增长的优势之一。

(五)庞大的市场规模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现代经济中由于技术和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市场规模越来越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规模,成本就会很高,发展就会出现困难。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我国每年新生儿有1 400多万,这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国人口。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原有人口生活水平保持不变的话,仅仅满足这些新生儿的生活条件,中国GDP每年就要增长4%。[4]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巨大,中国改革30年的发展主要以外向经济拉动为主,中国未来20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将是国内的市场,因此,我们将比韩国和日本等国有更长的高速增长期。

(六)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只占到国民产业结构的40.1%,而发达国家达到70%。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由市场来调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劳动力转移将主要向第三产业移动,这就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第二产业结构的上升,促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就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我国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地区资源优势互补性很强,产业发展可实现梯度转移,从而延长了经济发展时间。我国具有形成较大市场规模的条件,这有助于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抵抗外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七)我国具有的后发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我们应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借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制度和管理经验,降低成本和风险、缩短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我国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我国经济保持较长时间增长。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N].北京:人民日报,2008-03-20(1).

[2]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储备—2008[EB/OL].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110400000000000000,19&id=5.

[3]海闻.中国有可能创造持续5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J].现代商业银行,2008,(3):17.

[4]杨静.中国经济增长能持续多少年——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J].国际融资,2008,(3):33.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篇2

秭归调查队向春云

据百户同样调查资料显示，秭归农民收入呈高速增长格局。2012年末农民人均纯收入4698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41元，增长15.82%。增速分别高出省、市平均水平1.97、1.77个百分点，在全省81个县市区中位于第十位，在全市9个县市区中排名第二位。

樊纲:经济可保持20年高速增长 篇3

他强调，即使未来20年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也只是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即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国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

从经济增长方式看，樊纲预测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和过去30年一样，5％左右的增长来自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增长，3％以上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扣除投入之后生产力、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

但是与过去30年不一样的是，未来20年，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资本市场进一步活跃，中国企业在研发创新领域的投入将会大大提高，研发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可能由过去30年的0.3％提高至1％至1.3％，中国企业将进入一个创新性活动大发展的时期。

从经济增长构成看，樊纲仍看好传统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在中国的发展。他说，从经济发展阶段和比较经济的眼光分析，能实现盈利、在世界上有一定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主要仍集中于传统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未来20年，中国一定会更加重视高新科技产业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将逐步提高，但传统制造业也会得到同样重视。

他认为，只要中国的制造业能够不断创新和提高，一定还是“朝阳产业”，仍然“方兴未艾”。

“在美国可能是‘夕阳产业’，在中国可能正是‘朝阳产业’。从全球经济比较和中国发展阶段看，中国传统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樊纲说。

在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同时，樊纲列举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社会收入差距、金融风险、对外贸易等外部经济不平衡等。他说，这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及防范风险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篇4

关键词：房屋销售价格指数,经济适用房,人均可支配收入

一、文献综述

张红、潘琦、郑思奇 (2002) 对北京商品住宅市场进行回归分析, 说明住宅实际建造成本和实际生产总值对住宅价格有着显著的影响, 而人口数和所有者实际资本成本的影响作用则不明显。张燃、林春阳、胡岷、周薇 (2009) 研究结果显示:除深圳外, 其他一线城市实际房价收入比都要远高于理论房价收入比, 表明这些城市的居民户对当地普通住宅的支付能力很差。肖晋、汪宝平、方俊 (2009) 认为, 经济适用房解决的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 而商品房市场主要是为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群体改善居住条件提供资源, 两者在目标客户群上有明显的不同。经济适用住房虽然会对附近商品房价格产生一定影响, 但不会对全市整体房价造成很大冲击。

二、房价增长理论模型的设定

本文选取2000～2008年间北京商品房屋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以各时期的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Price。影响房屋销售价格的因素很多, 考虑到实证研究的需要和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选取以下几个被解释变量作为房屋销售价格指数的影响因素:

(一) 按可比价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 (上期=100) gdp。

代表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与房价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理论上, 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 房屋销售的价格越高, 因而两者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

(二) 年末常住 (居住半年以上) 人口数 (万人) num。

代表参与当地生产、消费的人数, 人数越多, 购买力越强, 需求越旺盛, 而且会对房地产决策层的定价策略产生影响, 进而拉动房屋价格的上涨。理论上, 两者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

(三) 按可比价计算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i ncome。

代表当地人民的经济实力, 人均可支配收入越多, 提高生活质量的欲望和能力就越强。本文采用的是经过扣除价格变动因素之后的数据,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理论上与房屋价格之间存在正相关。

(四) 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占房屋销售面积的比例 (%) pr op。

代表当地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程度。如果单纯以经济适用房的销售面积来计量分析不具有可比性。因为土地是稀缺资源, 每年的房屋供应量不同, 经济适用房的供应量也会相应改变。所以, 应以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占房屋销售面积的比例来计量。经济适用房是住房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以保障相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占住房销售面积的比例对房价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理论上与房价存在负相关。

根据以上分析, 设定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三、房价上涨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一) 样本数据的选取。

由于各种统计数据的统计时间跨度不一, 为了便于比较, 本文选取了2000～2008年间的9组数据。 (表1)

(二) 模型估计。

运用EViews6.0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 模型检验

1、显著性检验。

F检验, 对于给定的显著水平α=0.05, 可由F分布表查得临界值Fα=6.39, 则F>Fα, 即原线性回归方程线性关系显著。t检验, 对解释变量gdp、num、income、prop的显著性分别进行t检验, 取α=0.05时, 查t分布表得t0.025 (9-4-1) =2.776, 由估计结果可知, gdp、num、income、prop的t统计值分别为1.6278、-3.1994、3.7240、-4.5052, 则有num、income、prop的t检验是显著的。按照统计检验程序, 先剔除t统计值最小的变量 (即gdp) 而重新建立模型, 得出线性回归方程:

进行t检验, 取α=0.05时, 查t分布表得t0.025 (9-3-1) =2.571, 由估计结果可知, num、income、prop的t统计值分别为-2.4113、2.9044、-4.4598, 则有income、prop的t检验是显著的。按照统计检验程序, 再剔除t统计值最小的变量 (即num) 而重新建立模型, 得出线性回归方程:

再进行t检验, 取α=0.05时, 查t分布表得t0.025 (9-2-1) =2.447, 由估计结果可知, income、prop的t统计值分别为3.2946、-3.4617, 则有income、prop的t检验是显著的。最终得出回归方程:

2、异方差检验。

由怀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取显著水平α=0.05, 由于nR2=4.9068<χ20.05 (5) =11.071, 所以不存在异方差性。

3、自相关检验。

(1) D-W检验。n=9, k=2, 取显著水平α=0.05时, 查表得d L=0.629, dU=1.699, 而d U

四、房价模型的现实意义

由以上分析可知, 北京房价与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应为:

可见, 北京房价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年末常住人口数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与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占房屋销售面积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

(一)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i ncome的系数为0.001, 虽然呈正相关性, 但是影响有限。可见, 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不是房价上涨的主要诱因。房屋属于耐用商品, 而且价格偏高, 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不足以支撑对高价商品房的大量消费。但是, 不排除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一定年限之后会对房价的上升产生更大的影响, 因为国人有储蓄的习惯, 当储蓄到一定时间之后便有购买高价商品房的能力, 前提是商品房价格涨幅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总之, 购买力增强不是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二) 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占房屋销售面积的比例pr op的系数为-0.501, 呈负相关, 而且影响较大。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占房屋销售面积的比例prop每增加1个百分点, 对房价指数就会有至少0.5个百分点的影响, 可见经济适用房对抑制房价过快增长有较大的作用。

五、政策建议

(一) 增加居民收入, 藏富于民。

有观点说, 房价上涨是居民的收入增加, 使其有能力购买高价商品房, 房地产开发商的定价行为是顺应经济规律的市场行为。用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也确实是这样, 居民的收入每增加1元, 房价指数上涨0.001元, 有影响, 但这种影响微乎其微。国家应该调整收入的分配体系, 适当增加二次分配的比例, 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提高居民的收入, 真正做到藏富于民。

(二) 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 健全住房保障体系。

经济适用房作为现阶段的国家住房建设政策, 旨在通过某种政策倾斜, 如用地划拨、税费减免等优惠措施, 来达到扩大住房供给、调节房地产投资结构和启动市场有效需求的目的, 它是基于我国目前特殊的房地产市场和住房市场发展阶段的一种政策选择。要明确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收入标准, 确定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收入标准;明确住房标准, 确定经适房的档次、建筑面积等。

综上所述,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房价上涨产生的作用极小, 不是房价上涨的主要推手, 经济适用房的大量建设可以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 因此一方面应设法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扩大内需;另一方面应加快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力度, 在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利益的同时抑制房价的高速增长。

参考文献

[1]赵卫亚.计量经济学教程[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陈伯庚, 顾志敏, 陆开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3]印坤华.住宅:跨世纪发展热点聚焦[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1999.

[4]张燃, 林春阳, 胡岷, 周薇.预期收入增长与城镇居民购房能力[J].南方金融, 2009.5.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篇5

电子商务催生5000亿元内衣蛋糕“中国的内衣消费能量还没完全释放，国际上每人每年5套内衣才被视为一种合理常规的消费需求。”康之伴公司董事长石磊认为，随着80后、90后逐渐取代70后，成为内衣消费的主力军，内衣的网络销售通路必将异军突起，内衣产业格局也将随之放大数十倍、数百倍。在此之前，中国内衣市场销售99%走的是专卖店、代理商这种线下渠道。通常做法是，一个省份一家代理商，很难快速拉开战线。而全球内衣领军品牌维多利亚颠覆了传统做法，2009年B2C在线销售额14.45亿(逾百亿元人民币)，迅速成为中国内衣企业模仿对象。几乎是一夜之间，梦芭莎以电子商务作为突破口，获得数轮风投投资；爱慕、黛安芬等一线品牌纷纷触网；依纷、兰缪等新兴品牌借助网络通路，盛装起舞。

从行业统计数据来看，2005年，深圳内衣产值达80亿元，到了2010年，业界预测深圳内衣年产值达170亿，某种程度上，电子商务助推了中国内衣的大步快跑，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整个中国内衣内销市场将在未来5年形成年销售额超5000亿元的规模。”混迹内衣行业十数年的周保继断言。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篇6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结合点，在转方式、调结构、保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保持中高速增长

中高速增长是一个相对于高速增长而言的概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至2011年。长达32年年均9.87%的经济增长率，无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前相比，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资源供给约束趋紧、经济总量基数增大，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实现中高速增长，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5%左右，就成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选择。

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在我国现阶段，既有支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又有致使经济进一步下行的较大压力。比如，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制约公平竞争和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但改革的全面深入推进正在释放越来越多的红利。又如，我国传统人口红利大幅度下降并接近消失，但新人口红利正在大量形成。虽然我国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还会进一步显现，但总体上看，劳动力供给仍然相对充裕，劳动生产效率仍然较高，特别是每年7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和数以千万计的高中专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可以形成新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形态和人口红利，并成为支撑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新要素。再如，虽然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较大对于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一个挑战，但这同时又提供了重要增长空间。因为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地区赶上中高收入者和中高收入地区的热情与行动，仍然是我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还如，城镇化进程加快，不仅会创造更大和更高层次的市场需求，还会带来更全面和更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需求结构升级，从而会成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同样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特别是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因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困扰而出现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市场需求疲弱，既给我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出口增长带来了较大压力，但也给我国企业“走出去”和把更多更好的资源、设备和技术购进来提供了新的机遇。此外，其他因素包括正在孕育的科技和产业新突破、国际经济贸易格局新变化、市场范围和竞争格局新发展等，也是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保持中高速增长需要短期政策与中长期举措相结合。从现实经济增长来看，随着全球经济持续衰退，随着我国传统人口红利和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随着我国经济资源短缺程度逐步加深，随着我国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开始下降，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已降至7.5%左右；反映经济景气状况的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反映市场需求状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也持续在较低水平徘徊；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外贸出口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同样处于历史低点。在这种情况下，启用需求管理，创新和实施区间定向调控等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以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是必要的。在短期内，可继续实施定向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鼓励外向型企业持有更多外汇和进口先进技术设备，进一步强化向中小微企业倾斜的银行信贷政策，进一步支持和扩大前瞻高效的基础设施类、技术装备类和高科技高附加价值类投资，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城乡居民健康消费等。从我国经济已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的实际看，还必须启用和实施供给管理，特别是要通过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使我国经济在中长期保持持续健康的中高速增长。

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和我国国情所使然。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有200多种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仍然排在全球第八十位以后，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并存，二元经济结构及其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这就是说，中短期内我国经济还不可能迈向全球发展水平的最高端。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从现实出发，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全面理解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内涵。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核心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点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关键是提升产业和产品技术含量，目标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提高国民产出的附加价值，目的是持续改善和大幅提升我国国民福祉。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过程，既是我国经济三次产业发展的数量比重及其结构、技术含量及其结构、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结构以及各产业附加价值水平及其结构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过程，也是我国经济各产业自身发展及其组织方式、组合方式、管理和运营方式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过程，还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外延型、粗放式、高消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向内涵型、集约式、低消耗、低污染、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迈进的过程。其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及其发展形态改善、实现产业技术升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阶段，不仅需要大力推动和努力实现生产方式的大转型大升级、产业组织体制机制的大更新大改进，而且需要大力推动和努力实现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产业技术的大升级、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大提升。

努力克服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困难。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长期以来多数企业和个人已习惯于粗放型外延式发展，面临思维和行为惯性及体制机制障碍。克服困难和障碍，根本上要靠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比如，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及选拔任用机制，打破行政性垄断，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等。只有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动力、向惠民生要动力，才能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nlc202309041451

努力实现中高端水平的中高速增长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保持中高速增长，需要短期需求管理政策的支持和审慎有效的宏观政策调节，同时需要中长期供给管理和发展政策的配合。这是由短期宏观经济运行及其与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在我国现阶段，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着力推动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是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根本技术支撑。毫无疑问，通过短期需求管理和审慎政策调节，是有可能在短期内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近年来，存在一种低估经济下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与后果的思想倾向。应当看到，对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及其后果的任何低估或忽视，都不仅与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相脱节，而且与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矛盾，更与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相冲突。当然，如果因此就认为可以不顾宏观经济环境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启用短期大放松、大刺激政策，就可以防止经济持续下滑、保持中高速增长，也是不符合实际和不可取的。科学正确、切实可行的选择是，在积极搞好短期宏观调控的同时，着力推动我国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尤其是着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技术水平提升。这是我国经济在中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根本技术支撑。

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是在更高起点上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物质基础。这主要是因为，制约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基本因素不仅与短期市场需求有关，更与资源、结构、技术和体制机制等供给因素以及国际经济环境有关。在这种条件下，要使我国经济在中长期保持持续健康的中高速增长，就必须在正确实施积极有效、科学审慎宏观调控的同时，努力破解供给约束和国际经济环境制约，推动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包括开发和运用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新方法，以及大力推进“一带一路”等国际经济贸易新布 局等。

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是保持持续健康的中高速增长的重要保证。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和国内外市场进一步拓展，随着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进一步趋紧，要使我国经济在中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不仅需要更多更好的物质材料和其他经济资源的投入，而且需要更多更好的经济技术资源和创新能力的投入，并由此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产品科技含量和生产技术运用等的大幅提升。我国经济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需要在经济发展方式和生产技术运用等方面实现改进提升。只有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才能长期保持持续健康的中高速经济增长。

总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与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两种形态、两种方式，二者内在联系、辩证统一、互为前提、互相促进。要推动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就必须通过经济中高速增长创造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要使经济在中长期保持持续健康的中高速增长，就必须以推动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为支撑和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存在的潜在问题 篇7

关键词：经济增长,二元结构,基尼系数,通货膨胀,可持续发展

经过20年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自2000年起呈现上升趋势, GDP/GNP值都显著增长。然而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毫无纰漏可言, 正相反,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渐显露出来。

1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1.1 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1) 城乡二元经济状况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 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 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 农村人口众多等。

(2) 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影响

由于第二、第三产业积聚于城镇, 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上升, 意味着城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 从而会加重国民收入不均衡。而国民生活水平长期处于不均衡的状态, 必然会造成社会动荡, 两极分化。

1.2 通货膨胀存在

(1) 中国通货膨胀状况

中国自2003—2008年CPI指数一直大于100, 这表明中国在此6年中一直有轻微的通货膨胀。程度较小的通货膨胀率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2010年11月上旬, 全国36个大中城市18种主要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每公斤3.9元, 比年初上涨了11.3%,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2.4%。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4.4%, 年内首次突破4%。严峻的形势使控制通胀迫在眉睫。

(2) 通货膨胀的后果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通货膨胀对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有:①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②当通货膨胀持续发生时, 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与不安。③通货膨胀会降低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 引起黄金外汇储备的外流, 从而使汇率贬值。

1.3 能源消耗严重

我国长期实行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传统煤炭资源开采方式既浪费了资源, 又造成了环境污染, 还降低了企业经济效益, 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中国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从国家安全角度看, 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始终是一个国家特别是依赖进口的国家关注的重点, 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

1.4 基尼系数过限

(1) 中国基尼系数状况。

我国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4以上, 2005年甚至超过0.5, 高达0.56, 而根据联合国的规定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贫富差距逐步拉大。

(2) 基尼系数过限的影响。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状况的重要指标。而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很大的消极影响: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会产生一系列的循环反应。消费不足使买方市场的生产竞争加剧, 许多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减员减产至停产破产, 企业效益下降;投资信心及投资总量的减少使社会就业岗位增加受限, 使大量贫困、失业和待业的低收入者通过就业提高收入的途径受阻;社会经济增长的放缓, 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可能会随之减慢, 进而使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及对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减小。这样, 又反向促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造成恶性循环。二是贫富差距扩大关系到改革的性质与社会前进的方向。三是贫富差距过大会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5 劳动力波动严重

(1) 中国劳动力流动状况。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呈现下降趋势, 而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则持续上升, 这就暗示了存在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

(2) 劳动力流动的消极影响。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中解脱出来, 涌入城市, 增大就业压力, 影响收入分配, 劳动力市场分化, 工资差距加大, 造成城镇社会动荡。

2 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意见建议

2.1 实行城乡统筹

长期以来, 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二元结构, 城乡分割, 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三农”问题日益突出, 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 才能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1)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是农村的主要经济来源, 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大突破口, 应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通过产业结构升级, 提高劳动生产率, 加强产品技术水平, 增强国际竞争力, 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

(2) 加大政府投资。

要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逐步形成国家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

2.2 控制通货膨胀

国家应适当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国家调整税收结构, 在适宜的税收项目上合理增加。同时减少财政支出。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适当提高存款利率,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减少货币发行量, 推行公开市场业务, 减少贷款, 调整人民币汇率。

2.3 坚持可持续发展

一是控制人口增长, 提高人口质量。二是合理利用资源, 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三是加强治理污染, 保护生态环境。

2.4 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1) 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一方面, 要掌握不同区域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外出意向、迁移数量和流向;另一方面, 要了解沿海地区和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用人需求。通过就业信息体系和服务体系, 把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劳动力供求状况进行有效衔接, 就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形势, 对劳动力市场及时做出相应调整, 保持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相对稳定。

(2)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应鼓励各地劳动力平等就业试点改革, 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 把农民工的就业、居住、劳动保护、社会保障、教育等问题纳入输入地政府管理范围, 探索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和就业的途径。

(3) 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素质和技能培训, 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在职业教育培训中, 推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制度, 促进职业教育与就业相结合。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篇8

问题的提出

2011年上半年, 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GDP) 总量达到23421.12亿元, 同比增长10.2%, 高于全国增速0.6个百分点, 与一季度比回落0.3个百分点, 比上年回落2.2个百分点, 经济放缓态势明显。

(一) 广东经济已经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

对1978-2010年GDP增长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广东自1996年起至2001年出现次高速增长时期, 时间长度约6年左右, GDP增长区间在10.1%-11.3%之间, 从2002年起经济再次进入高速上行通道, 时间长度同时约6年。2008年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进口需求大幅度收缩, 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 广东整体经济增速明显进入下行通道, 虽然从2008年底开始, 政府通过采取4万亿财政投入的刺激性经济政策使2010年经济有所回升, 但与2008年之前的3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7%相比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广东已经再次进入平稳次高速增长阶段 (见图1) 。

(二) 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 但转型升级仍然十分艰巨

1978年广东三次产业结构为29.8∶46.6∶23.6呈现出二、一、三的格局, 到了1985年三次产业结构出现了历史性变化为29.8∶39.8∶30.4, 呈现出二、三、一的格局, 随后的25年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进一步得到强化, 始终保持在40.0%以上的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第三产业比重缓缓上升, 但到了2002年第三产业比重要想提高1-2个百分点却非常艰难 (见图2) 。

1.工业占比达到历史高位。自1993年开始至2010年, 工业增加值占比便达到了40.0%以上, 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44.4%-66.8%之间, 广东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历史的高位。在工业粗加工产品过多、出口困难、资源与环境问题突出、投资效益和企业经营效益下滑、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因素的约束下, 广东工业化的传统模式必将面临巨大的变革, 传统工业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步入其衰退期。

2.服务业处于相对稳定的波动起伏中。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服务业所占比重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比重由1978年的23.6%上升到2010年的45.0%, 32年来提高了21.4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提高0.7个百分点。如果以2002年为界, 我们发现前24年提高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提高了23.4个百分点, 相当于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但是, 之后的8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变动幅度基本围绕在1个百分点左右波动, 到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比为44.0%, 比一季度下降了3.2个百分点, 比上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 服务业结构调整出现起伏波动, 经济的转型升级十分艰难。

(三) 市场物价持续走高, 通胀压力巨大

自1999年开始, 市场物价便呈上升趋势。2001和2009两年由于政府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 加强农村工作, 保持农村社会稳定, 调整农业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财政投入, 市场物价有所回落, 但整体来看由于受流动性、原材料、用工成本、国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影响, 通货膨胀呈持续走高的态势, 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自2010年11月份突破3.0%后, 再次出现连续上涨势头, 今年一季度达到4.9%, 上半年达到5.2%, 7月份达5.3%, 且当前尚未出现下降的倾向 (见图3) 。

(四) 新增长源泉与目标的确立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以现代产业500强项目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抓手的新经济增长点并未产生出新的更大的经济增长动力。截止今年5月底广东500强项目投资平均完成率为15.3%,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完成率约9%, 先进制造业投资完成率约10%。产业的转移升级,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以及相应的路径选择。

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研究和分析

(一) 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及变异

1.从最终使用 (三大需求) 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32年来投资需求始终是支撑广东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 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 而外部需求则是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料反映:1979—1990年, 广东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6.2%, 超过32年来54.8%的平均水平, 但是近20年, 尤其是1991-2002年以及2004-2008年, 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相对比较弱;32年来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波动起伏较大, 其平均贡献率达到了34.3%, 其中贡献率最高的年份发生在“八五”和“十一五”时期, 平均水平分别为47.3%和42.5%;自1985年以来, 净流出对GDP的贡献率呈上升走势, 并形成了三个高峰期, 其贡献率最高的年份发生在1988、1997和2006年, 分别高达42.8%、71.3%和40.0%, 在2004到2008年五年间广东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分别达到了1.8%、3.8%、5.9%、4.7%和2.0%, 但是2007年以来, 尤其是2009年贡献率出现大幅下滑 (见表1) 。

由于投资、消费和净流出三者存在相互作用, 因此, 投资贡献率的上升必然是消费贡献率或净流出贡献率的下降。2009年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80.4%, 为历年最高, 拉动GDP增长7.8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为64.8%, 拉动GDP增长6.3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2%, 对GDP的拉动为-4.4%, 投资的快速膨胀有效地弥补了外需的不足 (见图4) 。

2.从总供给的角度分析。1979—2010年间, 资本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6.5%, 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而附加的人力资本的劳动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分别为11.2%和42.2%,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在2000—2010年期间, 资本对GDP的增长贡献更达到55.1%的高水平, 而附加的人力资本的劳动对经济的贡献保持在较为平稳的水平, 但是近十年来由于我们在技术研发上投资的不足, 以及投资质量的不高, 或资本投入的不合理导致技术向经济效益转化效率的降低, 导致了技术对经济所发挥的作用在减弱 (见表2) 。

3.广东工业化程度已达到国际和历史的顶点。一是从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 从2004年开始广东工业增加值占比就达到了45.0%以上, 近七年来工业对GDP的平均贡献率达55.7%。当前广东工业化程度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历史最高点, 未来继续以加强工业化程度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 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将难以为继。二是广东传统“制造业大省”的形成得益于全球化过程中产业转移和分工, 尤其是外部需求的膨胀, 但在全球贸易严重萎缩, 劳动力成本提升、人民币升值、环境代价高昂等因素影响下, 广东制造业产品出口将面临巨大压力;三是高度工业化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未来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大背景下, 工业投资增长速度将明显放缓。32年来广东工业投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1%, 但是到“十一五”时期平均增长仅为13.2%, 比“十五”时期平均增长为31.9%慢18.7个百分点, 也印证了这一点。

4.增长中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已经削弱。长期以来广东经济增长依赖于丰富的外来劳动力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但是, 随着新的《劳动法》的实施、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以及收入分配格局的改革, 劳动力成本上升, 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民工荒, 招工难等问题将进一步显现。

广东是人口大省。2010年广东总人口中15—64岁年龄人口比重达76.4%, 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顶峰, 继续提升的可能性不大, 之后将逐步回落。因此, 广东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将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 将影响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人口红利”将会转化成为“人口负债”, 从多个方面影响到广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5.珠三角区域以工业和出口为导向的动力将面临变异。靠工业投资和出口带动的珠三角地区, 面临着资金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产业低端化、附加值不高, 劳动力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不强, 出口困难等因素影响, 工业对G D P的贡献率必将进一步下降, 拉动经济的作用逐步减弱, 企业在产业利益的比较中将会逐步向具有较高边际产量的粤东西北及省外地区转移。

从上述研究分析表明, 广东改革开放32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均已发生衰减或变异, 急需寻找新的动力源泉, 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以及平稳较快发展。

(二) 广东经济未来增长可能的新动力及源泉

在广东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发生变异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未来广东经济可能的新动力源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改善居民消费结构, 提高消费率。据测算, 中国消费率每提高1%, 带来的GDP增速的提高将达到1.5—2.7个百分点, 广东目前是外商企业较多、资本充裕、产业集聚、市场份额最大的省份, 这些参数的变量都已经处于临界值, 广东未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的作用开始处于递减的趋势, 但是, 拉动内需方面广东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32年来, 广东消费率平均为59.4%, 与2008年世界消费率平均为76.0%相比相差达16.6个百分点, 与澳大利亚72.2%、巴西81.7%、法国80.6%、印度65.2%、日本74.7%和美国88.5%相比, 分别低12.8、22.3、21.2、5.8、15.3和29.1个百分点, 基本上处于世界的最低水平。广东消费率整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 从1991年起一直保持在60%以内, 到了2005年则下降到50%以下, 2010年仅为48.9% (见图5) 。

根据资金流量表核算, 1995—2010年期间, 广东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由61.9%降至47.5%, 下降了14.4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 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则上升了8.6个百分点, 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也上升了5.8个百分点。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显然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

1995年以来, 劳动报酬占比由82.5%提升到2010年的88.6%, 提升了6.1个百分点, 但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由1995年的10.5%下降到2010年的6.4%, 下降了4.1个百分点。1995—2010年广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11.8个百分点, 而同期企业收入占比却提高了10.6个百分点。因此,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对提高居民消费有重大作用。

2.发展服务业, 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本身就是工业化向服务业化转变发展的过程。广东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过低是制约广东产业发展和需求提升的一个核心因素。2010年广东服务业占比为45.0%, 虽比全国高3个百分点, 但与200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低收入国家水平、高收入国家水平相比分别低22.1个百分点、0.2个百分点和25.1个百分点, 即使与印度、韩国、巴西等国相比也分别低5.5个百分点、9.4个百分点和21.7个百分点, 2010年广东现代服务业占比仅为四分之一。作为经济大省, 其服务业发展的可能空间与消费发展的空间是大致相当的。如果我们的第三产业占比能够在未来10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那么, 每年提升的空间将达到2.2个百分点, 带来的GDP增长也将高达4个百分点。研究还显示:目前广东服务业感应度系数为1.49比全国1.76低, 其影响力系数为1.42比全国2.06低, 广东服务业产业关联度相对偏低, 对上、下游产业的带动能力有限。因此, 发展服务业, 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是广东产业发展和需求提升的必然要求。

3.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广东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技术进步投入不够, 严重制约着广东企业的转型升级。据2008年资料反映, 广东大中型企业中拥有科研机构的企业所占比重仅为17.5%, 落后于浙江、江苏和山东三省, 它们分别为40.7%、30.1%和25.7%。广东企业自主创新资金投入不足, 2000年以来, 广东企业R&D/GDP比例始终在1.1%—1.2%之间, 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更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2.0%以上的水平, 而且企业创新投入强度较弱, 资金筹集过于单一。广东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利润、出口等增长很快, 但以引进技术为主, 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 缺乏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 处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末端, 产品附加值较低。广东主要行业原始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差。此外, 广东企业创新能力地区差异非常明显, 珠江三角洲地区占了90%以上, 粤东西、粤北地区不到全省的10%。目前广东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占60.8%, 高新技术产品所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8.7%。因此, 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 是提高广东企业国际核心竞争力, 进一步提振经济发展动力的必然选择。

4.推动城市化的发展。据资料反映,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 人均GDP将提升2.3个百分点。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多元化的。一是带来投资的增长。二是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与投资率相反, 消费率往往与城市化水平间呈现正U型关系。根据国际经验:当城市化水平在60%—70%时, 是消费率的底部, 此后, 消费占GDP的比重将开始上升, 而之前则不断下降。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反映, 广东当前城镇人口占比为66.2%, 比全国高16.5个百分点, 城市化水平正好处于消费率的底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 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三是可以带来服务业的发展。比如物流、通讯服务、金融与法律服务等。四是可以带来社会保障、教育及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五是可以推动农村土地改革, 有效拉动农村消费市场, 刺激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 进一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是广东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载体。

5.推动粤东、粤北和粤西的发展。近32年来粤东、粤北和粤西与珠三角相比, 总量小、产业单一、技术落后。2007年广东四大区域差异系数达到0.721, 到2010年虽缩小为0.633, 但区域之间差异还很大, 因此, 其发展的空间和潜力还很大。粤东有着比较好的传统文化和工业基础, 粤北储存有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 粤西有良好的出海港口和石油化工产品。大量的沿海经济资源、土地优势和劳动力低成本价格优势既可以承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 也可以依托周边省市的人力、资源和交通条件, 因此, 大力推动粤东、粤北和粤西的发展是推动广东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和源泉。

广东经济增长的目标判断

(一) 投资需求和国内需求正在下行

我们再以1996年为起点, 对广东过去15年的投资、社会消费、外贸依存度和能耗情况作进一步研究分析, 发现GDP增长速度放慢首先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放慢, 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的放慢, 在前一个次高速增长时期 (1996-2001年) 两者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7.4%和11.9%, 比1996-2010年期间平均增速为13.8%和13.9%, 要慢6.4和2个百分点;其次是投资对经济的传导作用往往要相对滞后1-2年;再就是投资和内需的下滑必然导致整体经济的下滑 (见表3和图6) 。

(二) 外贸依存度即外需在不断减弱

从外贸依存度看, 近1 5年来广东外贸依存度是非常高的平均达135.5%, 2006年达到了较高点, 其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158.1%, 随后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到2010年下降的幅度达到42.7%。我们也发现1996-2001年, 其外贸依存度平均仅为129.4%, 比2006年低28.7%, 这一时期正好也是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的时期。广东从2008年开始到2010年, 外贸依存度下滑幅度达13.6%, 外部需求呈现出进一步缩小的态势 (见表4) 。

(三) 资源消耗大, 但效率不高

一方面, 广东是一个资源极为缺乏的省份, 2010年能源生产总量为0.49亿吨标准煤, 只占全国的1.6%, 能源消耗量达到2.68亿吨标准煤, 却占全国的8.2%, 近82%的能源消耗需要调进或向国外购买。另一方面, 2010年广东能耗弹性系数达到0.72, 比1996年提高了0.24, 近十年来能源消耗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利用能源效率不高, 资源的不足以及资源利用率不高都将制约着广东经济的增长 (见表4) 。

综合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由于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在不断衰减, 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还未能形成, 考虑到广东资源条件和资源优势, 以及创新动力和增长规模, 国内经济和社会环境, 以及国外部分地区政治动荡、社会福利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 欧元区部分国家出现债务危机, 以及美国经济复苏相对缓慢, 结合当前宏观经济指标的走势进行判断, 我们认为广东未来五年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会比前一个次高速增长时期 (1996-2001年) 的增长速度要略为降低1-2个百分点, 并将保持在8.5%—10.5%之间。要实现上述目标, 从长远看还应该把握好发展的路径和政策。

次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

(一) 路径选择

1.投资—外需主导型增长模式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变。这里要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转变必须在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对平衡的约束下进行;二是要充分考虑居民消费和储蓄模式的变化,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以及广东制造在国内外经济分工中的角色;三是转变的核心不在于投资增速的降低, 而在于消费增速的相对提升。因此, 增加居民收入总量, 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2.工业化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广东服务业虽然存在近20个点的提升空间, 但是, 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以及所占的份额在今后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本质上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消费性服务业在本质上是消费水平大幅提升、消费层级发生质变的产物;金融、电讯、文化等综合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受制于目前的各种行政性管理, 同时也受制于国内外分工格局固化的约束。因此, 想得到快速的提升也是不大可能的, 这取决于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的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因此, 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不能急于求成或采取行政强制性的手段。

3.农村人口比重缩小向城镇化方向转变。城市化应该成为未来推动广东经济发展的又一方向, 但是, 城市化并非单纯的经济改革, 它涉及城乡统筹平衡、城市与城镇体系建设、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和社会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消灭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 其实现的方式更加需要市场的主导和政府的引导。

4.传统落后产业向创新型, 高技术型产业的转变。高新技术的获得不仅取决于对技术的需求, 还取决于技术的供给以及技术实施的市场化和产业集聚。这更加需要政府的推动, 财政的投入, 制度的改革和产学研的联合。

5.珠三角区域的发展向粤东西北的协调发展转变。首先要解决好珠三角内部的协调平衡, 落实好与产业化、集聚化、高级化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其次要解决好珠三角与粤东西北的协调平衡, 粤东西北一定要避免产业趋同, 落后产能的再复制, 以及技术和人才的流失, 切实做好招商引资, 人才引进, 以及与国内大中型企业的联合、并要保持好一定的投资规模和速度等。

(二) 政策建议

1.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形成以内需为主的需求格局。这首先是要健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 提高居民从企业获得合理劳动报酬支付;其次是通过税收调节, 以及财产保护制度, 创新金融管理,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三是注意调节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和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推行市场主导, 政府引导的利益调节机制的建立, 严格控制好物价的过快增长。

2.引入市场机制, 加强行业引导, 促进服务业发展。一是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 放宽市场准入, 打破市场分割、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 形成充分开放、有序竞争、规范诚信的服务业市场发展环境;二是明确不同区域、不同城市发展服务业的功能定位, 制定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领域, 鼓励集群发展;三是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领域, 把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放在首位, 大力发展与民生相关的社会性服务业;四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加快城市化建设, 做大服务业总量规模, 扩大消费需求。

3.采取综合性战略举措, 走有地方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一是以企业、市场为主体, 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加强与国内、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推动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二是充分利用市场倒逼机制, 把握好当前国内国外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机遇, 积极在大中型企业建立高水平的研究开发机构, 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的集聚, 特别是珠三角等重点区域要着力抢占产业发展技术制高点;三是充分发挥广东民营企业数量多、分布广泛的优势, 加强联合, 加大对民营企业创新资金扶持以及信息沟通力度, 推动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四是要着眼于培育高增长性行业, 现代信息技术向传统产业的嵌入, 以及加工组装逐渐向上游最终产品装配和基础材料的零配件、元器件、中间材料生产, 以及核心技术和品牌生产方向发展。

4.继续推动广东城市化的发展。一是要加强对各功能区的定位、规划和建设, 尤其是珠三角一体化建设, 形成立体式的城市交通网, 推进城市间信息、技术和物资的大流动;二是在加大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的前提下, 加快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力度, 以政府和市场都看得见的双手共同推动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三是充分利用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加强人口与土地承载能力研究, 避免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的出现;四是要通过培训学习, 增加社会就业, 推动农民工进城后的市民化建设, 加强对这部分群体的社会管理, 切实提高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 使其达到“城市化”的要求, 从而也拉动消费市场发展。

5.继续推进现代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以现代产业500强项目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抓手, 落实好投资工程进度, 解决好土地使用、及配套资金的落实, 做好高素质技术人才的引进, 提高审批效率等, 使之形成新的更大的增长动力, 推动广东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地增长。

参考文献

[1]《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 (2009年第三季度) 》, 编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寻求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协同的中国宏观经济——破解“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两难的政策选择》, 编者:王晋斌朱戎阎衍

[3]《改革成为提振消费当务之急——未来十年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改革政策研究》来源:中国证券报2011-06-24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篇9

关键词：审计监管,会计舞弊,内部治理

1 引言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 舞弊是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 它像一块毒瘤, 时刻危害着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良性发展。同时舞弊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美国联邦调查局将舞弊列为发展最为迅猛的犯罪行为, 舞弊问题的严重程度使得联邦调查局每年需要投入约24%的经费来进行反舞弊的工作, 在反舞弊的措施中最主要的就是进行审计。此报告主要是分析企业财务报告中的审计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希望能够促进经济更好发展。

2 我国企业中的舞弊现象

(1) 向财税部门和银行提供的财务报告不一致。

目前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企业为谋求财政补贴或减免税收而向财税部门提供的财务报告和欲向银行谋求贷款提供的财务报告, 所反映的销售收入、利润、存货、应收 (付) 账款等数据就会大相径庭。

(2) 编造虚假利润, 骗取上市资格, 以欺骗投资者, 进行圈钱。

企业欲取得上市资格, 不惜在财务报告上做手脚。如据成都某会计师事务所公布的案例反映, 成都某企业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称1996年度盈利5400万元。经查实, 该企业通过虚构产品销售、虚增产品库存和违规账务处理等手段, 虚报利润15700万元, 1996年实际亏损10300万元。

(3) 虚报盈利, 夸大业绩。

在国有企业中, 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某些管理层受功利心驱使, 为提高自身政绩、声誉和影响, 授意编制虚假财务报告, 骗取名利。

3 财务会计舞弊的动因及对审计工作的启示

3.1 利益驱动导致了会计舞弊

从己经揭露的上市公司舞弊事件中,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舞弊动机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 谋求上市资格, 争取高价发行。公司准备上市之前, 进行会计舞弊, 以使会计指标达到上市要求, 根据证券法规的规定, 发行股票和股票上市的公司必须连续三年盈利。但在前几年经济效益整体滑坡的情况下, 能够做到连续三年盈利的企业很少。于是, 许多企业便过各种舞弊手段进行会计处理, 以确保公司连续三年盈利。如四川红光在股票发行上市时, 将1996年的 1.23亿元亏损做成盈利4522万元。

(2) 保持或获取增发新股、配股资格。增发股票及实施配股无疑是一种低成本的融资手段, 而且只要符合要求就可以不断融资再融资。因而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行为也往往围绕增发和配股资格进行。1999年以前, 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 上市公司配股, 在其申请配股的前三年, 每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必须在10%以上, 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以略低, 但不低于6%。为了满足该要求, 以保持可能的配股资格, 上市公司就会在会计年度行将结束时, 测算本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否达到10%。如达不到, 则会采取各种“创造”利润的舞弊手段来提高本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

(3) 避免ST、PT或退市。中国因申请上市受到严格控制, 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壳资源”, 因而保住上市资格, 就可以待价而沽, 有利可图, 因此业绩不佳的上市公司千方百计避免ST、PT, 一旦已经成为ST、PT的则煞费苦心的避免退市。业绩不佳, 主营业务无法创造利润, 管理层回天无术时, 往往就采用巨额准备计提与冲销的舞弊手段。当年多计提部分准备, 来年转回, 仅须制造微利, 就可以轻松避免3年连续亏损的厄运。

(4) 大股东谋利。中国上市公司有别与国外公司的重要一点是大股东控制, 即有国企改制形成的一股独大现象, 也有民营企业通过股权置换等等方式, 取得控制权, 成为大股东。无论何种方式形成的, 共同的一点是将上市公司当作提款机, 大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频繁发生关联交易, 疯狂牟利。国企改制上市之时, 往往以优良资产单独包装, 美化经营业绩, 轻装上阵, 以求达到3年盈利, 发行股票上市的要求, 遗留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和沉重的包袱给母公司, 上市之后为追求业绩指标, 母公司往往采用关联交易的手段为上市公司创造利润, 久而久之, 窟窿越来越大。支撑不下去了, 必然形成了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中国资本市场顽疾。

(5) 职务升迁动机。我国上市公司中很多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由主管部门任命并带有一定行政级别, 政府对上市公司的参与度极高, 往往作为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来抓, 主管部门对公司的关注决定了公司经营业绩对这些管理人员的政治前途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上市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的持股比例和年度报酬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其高低几乎不受业绩影响, 年报公开披露的盈利公司高管收入大大低于亏损公司的并不鲜见。虽然目前我国许多上市公司已开始建立以年薪制为主要形式的激励机制, 但相对职务消费等与业绩不挂钩的隐形收入而言, 可能不会产生太大的吸引力。在“官本位”主导的思想下, 更多的高管人员可能更看中, 通过业绩增加自身的政治资本, 提升公司的级别和自己的地位, 因此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相比国外上市公司而言调高收益的会计舞弊动机, 带有更多的政治性。

3.2 内部治理不完善为会计舞弊创造了机会

一方面审计机构缺乏独立性, 不能有效发挥监督功能, 另一方面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也制约着内部审计履行职责的能力。内部审计部门已经成为安置企业闲置人员的部门, 内部审计人员缺乏资格认证, 缺乏履行职责要求的知识和能力, 不能对会计进行有效监督, 更不能对企业管理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对内部审计不够重视, 2002年证监会建议上市公司建立内部审计制度, 并未作强制要求。大多数上市公司即使设置了内部审计机构, 也往往是在董事会或总经理的领导之下, 没有相应的权力, 不能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功能。根据程新生和张宜 (2005) 的调查, 至2002年4月,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总计524家 (含钢铁、汽车、化工、机械、电子、家电、纺织等行业) , 其中342家公司设立了内部审计机构, 占65.27%;有102家未设立内部审计机构, 占19.46%;另外80家上市公司未填写发出的调查表, 占15.27%。在设立内部审计的342家上市公司中, 由董事会领导的内部审计和由总经理领导的内部审计占总数的70%, 由财务部和财务总监领导的占23%, 由监事会领导的仅占7%。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明显较差, 受财务部和财务总监领导的内部审计对财务的监督作用被消弱, 即使是由总经理和董事会直接领导的内部审计, 在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和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较多且普遍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情况下, 内部审计在揭露管理层舞弊方面也显得苍白无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 只有解决好审计主体和审计客体中存在的问题, 才能使独立审计中的审计主体 (外因力量) 和审计客体 (内因力量) 更好地相互配合实现企业振兴, 独立审计不断壮大, 我国的经济高速健康发展, 社会公众才能真正地信赖独立审计, 支持独立审计, 投身于独立审计工作, 使独立审计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参考文献

[1]赵丽丽.我国独立审计监管制度的分析及建议[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7, (8) .

[2]曹宇, 赵莹.审计监管与审计质量[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4, (3) .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篇10

一、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下物价上涨以至通货膨胀的推动因素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系中,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 但是在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 我国经济体系内也产生了很多推动物价上涨以及通货膨胀的因素, 结合以上的分析以及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这些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 投资需求的过度增长

根据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中的支出发核算等式以及相关理论, 一国的投资增长能够通过乘数效应较大幅度的提高国民收入, 收入的增加进而会加大整个国民体系的货币供应以及拉动消费的增长, 从而推动通货膨胀。此外, 投资的过快增长特别是长期项目的高速增长例如房地产投资还会提高各种原材料的价格, 从而最终扩大到所有商品价格的增长。

2. 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展

在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时, 不合理的利率特别是过低的利率就会刺激信贷需求的增加进而推动通货膨胀。

3. 超额外汇储备规模持续增长

根据国内学者谢平、张晓朴、孙建平的研究, 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幅度与国内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随着我国加入WTO、资本管制的放松和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步伐的加快, 外汇账款对我国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影响不断加大, 外汇占款的通货膨胀效应更加显著。

4. 流动性过剩

由于长期我国居民保守消费意识的影响, 在国民收入加速增长的同时, 居民的消费增长率无明显的增长, 一直维持在50%左右, 再加上居民的金融投资意识的欠缺, 我国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居民储蓄率, 而这些就造成了现阶段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流动性过剩, 必定会加强银行的贷款冲动, 刺激投资的增长, 而投资的增长又会进一步的扩大国民收入的增长, 从而推动通货膨胀。

5. 部分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

2005年以来, 资源类、原材料类资产的价格出现大幅度的飙升, 部分商品价格的涨幅一年内甚至超过100%, 且多数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涨幅更大。此外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也不断的上涨。由于源头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上必定会推动所有商品价格的上涨, 进而推动通货膨胀的发生。

6. 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

由于2006年12月11日我国金融业彻底的对外开放,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 外资大量的进入, 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跨国界投资以及投机, 加深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国外特别是与我国存在密切经济往来的国家的通货膨胀因素就会很容易的传染给我国。

二、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的预测以及防范措施

根据以上的分析, 我国存在物价上涨的强有力的推动因素, 结合我国的经济特点以及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以及国外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对当前通货膨胀问题的防范和治理:

1. 实施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 我国应该继续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第一, 减少财政赤字;第二, 适度减少长期建设国债的国家发行规模;第三,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对一些可能会引发经济发展不稳定因素或者过热的因素, 要进行严格控制。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就是要进一步控制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 使信贷规模保持合理稳定的增长。进一步收缩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 坚持有保有压的原则。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增强汇率的弹性。

2. 合理的利用超额的外汇储备

针对现在的外汇储备过多, 我国为了降低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以及减小外汇储备币种单一化的风险, 我国应不断的探索适合当前经济形势的外汇储备的合理的利用方式。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 利用超额的外汇储备进行实物投资尤其是投资于我国紧缺的资源例如石油, 不但可以保持这部分外汇储备的价值, 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我国因为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而造成的损失, 从而稳定我国的经济, 降低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

3. 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目前, 我国应该调整当前的产业结构, 加大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的发展力度, 例如农业以及金融服务业, 对这些产业给于适当的投融资优惠政策以及发展政策, 同时, 对于第二产业总引发经济过热的行业给于适当的压制, 例如房地产业以及部分重金属行业。

4. 加强金融特别是特定经济部门的监管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篇11

关键词：高速公路投资 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

一、引言

高速公路的产业投资作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区域经济的促进和拉动作用不可忽视，它不仅对区域布局的合理化起到一定的前导作用，对城镇化的扩张、产业投资的引进和布局也都有着极强的前导性。高速公路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仅有短期贡献，更有着长期的贡献，修建高速公路自身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这些都是高速公路建设的短期贡献，它能够增加当期该区域的GDP水平，也能够增加相关人员收入，更能够带动诸如钢材、水泥等行业的大力发展。而远期贡献则更是不可估量，如由于交通状况的改善提升了沿线区域的区位优势，提高了各种经济要素的周转效率，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高速公路产业投资将会带来的远期贡献。因此，要考察高速公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必须综合考虑它们会带来的近期和远期的贡献。

本文以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最长的河南省为例，通过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河南省高速公路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近期和远期贡献进行分析，一方面为高速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寻找新的实证论据，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尤其希望能够对世界大量的欠发达国家在制定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时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

一般情况下，研究高速公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使用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来测度，但本研究认为由于高速公路的建设周期较长，通过它来研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一定的滞后性，而高速公路产业投资则是即期的，当年投入即可对当年的GDP产生影响，因此这里将高速公路投资额作为统计指标来测度。

三、计量模型和数据结论

从表1可以看出，河南省高速公路投资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且投资增长率呈现一定的周期性，从2002年到2006年间投资额增长迅猛，2006年达到顶峰，之后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影响，高速公路产业投资也开始下降，2008年到达阶段低点后，高速公路投资额又开始稳步回升。河南省GDP呈现指数增长趋势，增长率也呈现一定的周期性。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真实反映高速公路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近期及远期关系。

实际经济增长对来自高速公路投资的一个正向新息冲击的短期影响较小，但从第二期开始逐渐出现正面响应，并且响应幅度逐步扩大，一直持续到第20期后仍未消失。说明高速公路投资额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较小，但是在中长期的影响显著，这也和之前所建立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结论一致。

高速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一个正向新息冲击在第1期就已呈现出显著影响，该影响到第二期达到最大，之后开始下降，但直到第20期末该影响仍未消失，因为高速公路投资直接计入当年的GDP，一旦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后，交通的便捷对地区经济增长必然有正面的影响，而且该影响的存在是长期的。高速公路投资对自身的一个新息变动响应是正面的，这种响应在初期最大，之后快速减弱，到20期影响已基本为零，说明高速公路投资具有外生性。根据实际情况分析，主要原因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部门会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在满足需要之后则会减缓投资而转入维护阶段。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经济增长并非是高速公路投资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高速公路产业投资对河南经济增长的初期贡献较小，但从第二期开始则迅速上升，解释力开始增强，到第3期达到峰值为58.59%，之后开始下降，但也一直保持在53%左右，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河南省高速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初期较大，主要原因是高速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直接计入当期的GDP，另一方面，它还对地区经济增长有间接的拉动作用，河南省经济增长的50%以上均是高速公路投资建设的贡献。相反，经济增长对高速公路投资的影响则较弱，初期基本在10%以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到第20期已经达到23%，但解释力依然较小。高速公路投资自身的变动则具有较长的惯性，即使到解释期末，也在75%以上。

四、结论及启示

河南省近20年的高速公路产业投资的快速增长并非由于经济增长推动的，而是由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需要，经济建设需要高速公路的投资，而一旦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周期就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即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密切相关。

高速公路投资是河南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反向则并不显著。近期来看，高速公路投资额每增加1%会促进GDP增长0.019个百分点，影响力较弱，但是从远期来看，高速公路投资额对GDP的贡献弹性则达到0.7460个百分点，根据VAR模型的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河南省高速公路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可以达到50%以上，高速公路产业因此也应当被视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习江鹏.高速公路对陕西省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影响分析[J].交通企业管理，2012（10）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篇12

我尝试分析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

1. 出口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主要是基

于中国生产要素的廉价, 特别是劳动力的廉价, 而造成的比较优势。最近两年随着工资的上涨, 这种比较优势正在缩小, 但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和各种先进技术的采用, 这种比较优势在未来还将存在很长时期。我一直认为中国国内与国外巨大的技术水平差距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自由贸易的国际背景下, 这种巨大的落差会促使技术和资本向国内流动, 以寻找与中国国内廉价生产要素结合的机会。而中国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空间, 也有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冲动。

这就好比一个穷困的人为找到工作而降低自己的工资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穷人只有以比别人更高的劳动强度, 更长的劳动时间, 才能赚到跟别人一样多的钱 (在计件工资的情况下) 。但随着他经济实力的增强, 劳动技能的提高, 他就应该要求上涨工资或更换工资更高的工作, 而不应该再以牺牲健康为代价, 超长时间工作来赚取金钱。国家也一样, 在发展初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 可以为国家换取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以及国外的先进技术,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就应该关注于环境的保护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放宽对利率, 汇率的控制, 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 (以上这段择自我的“央行的职能”) 。

在利率的控制上这会表现为对利率的压制!促使更多的国内资本投资于廉价获取的国外先进技术, 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同时也减少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促进出口。当然这种行为也是对国内储户的盘剥, 用普通民众的损失来鼓励投资和出口!这无所谓公不公平, 发展才是硬道理!

2. 投资。

中国最大的投资主体是政府, 其主要的投资方向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民间资本难以进入的大型项目。如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 发电厂、电网改造等电力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 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有个特点:长期效益大于短期效益!在其建设时需要有前瞻性, 以避免以后改建时更大的浪费。如修公路, 建设时如果只考虑当时的车流量, 几年后就有可能面临改扩建。假如按现在的车流量只需要建四车道, 考虑发展的需要而建成了八车道, 但公路收费时, 短期内又只能收到相当于四车道的钱, 另外的四车道处于闲置浪费的状态, 资金的使用效率低。如果强行按八车道的成本计算目前的收费价格, 又必然进一步抑制车流量, 造成更大的浪费!政府在进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时, 由于财政资金的不足, 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 这也使政府有压低利率的冲动。基础设施建设中, 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的矛盾, 决定了其不能按市场化的方式获得贷款, 市场的目光是短视的, 急功近利的, 在各种廉价技术充满市场时, 经济高速发展, 但利率必然高企!

基础设施的完善, 为社会其他的生产领域提供了更高的发展平台, 对促进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借用著名财经评论叶檀的话, 现在外资进入中国, 不仅可享受廉价的生产要素, 还可享受类似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这里我顺便提一下高铁, 在温州动车事故前, 高铁备受争议的是其经济性 (能否盈利) , 动车事故后, 是怀疑其安全性 (技术是否成熟) , 稍微理性的是怀疑现阶段的中国发展高铁是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匹配?但我想说中国别无选择, 站在战略的高度看, 中国的人均资源匮乏, 中国的未来不可能走美国式 (坐在车轮上的国家) 的发展道路, 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的人均资源!在节能环保成为大趋势的背景下, 将各种快速交通工具进行比较, 高铁是最节能的!人均能耗只有飞机的1/12, 汽车的1/8。所以我们不能自缚手脚, 国外怎么发展高铁是他们的事, 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

3. 消费。

最近十年中国消费升级给我最大感受是:房价高涨、汽车进入家庭、旅游的时兴、奢侈品在高收入阶层的盛行以及高档烟酒价格的离谱。其中前三项对经济的拉动最大, 特别是住房。在住房公积金政策、按揭贷款政策的引导下, 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领域, 而建设住房的关 (下转60页) (上接57页) 键资源———土地又在政府的垄断之下!于是房价暴涨, 形成长达十年的大牛市!大量生产要素流入房地产业, 也造成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而政府控制下的低利率是房价暴涨的推手。现在要控制房地产的泡沫, 我想关键还是要还原市场的本色。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质上是强制消费制度, 不该买房的人由于要套取公积金也被迫买房, 放大了需求。将住房公积金直接发到工资里, 既可扩大内需, 又可降房价。市场的事应该由市场决定, 而不应该政府代替做主。农村宅基地不准流通也是阻碍市场发展的坏事, 农民工进城做生意或买房, 本可以将家中老宅抵押或变现, 但政府的干预却使他们失去了可能的资金渠道!而家中老宅的闲置又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农村宅基地的可流通增加了土地供应, 也有助于房价还原其本色。

尽管我对政府之前对利率管制的行为表示理解, 但并不表明在现在高通胀的背景下我仍然支持。央行大幅提高准备金率, 而继续维持低利率的政策, 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损害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 社会资金紧缺造成利率的实际价格双轨制, 滋生腐败, 但通货膨胀依然如故。正确的做法是, 降低准备金率, 为经济注水, 同时提高利率到高于通胀的水平, 这样可避免老百姓为避免通胀损失而进行的强制消费, 还原市场本色。至于因基础设施建设而引起的地方平台贷款, 应由中央政府贴息补助, 只是这样中央政府就需要从自己的兜里掏钱, 而不能再从老百姓的存款中掏钱去。

摘要：通过对出口、投资、消费进行分析, 找出利率控制对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但当经济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时, 通胀加剧, 不应该继续压低利率, 加重通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