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中药材资源

野生中药材资源（通用6篇）

野生中药材资源 篇1

0 引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是华夏民族祖先们几千年来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生息的医疗保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使这样一种传统医疗模式湮没，反而使它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熠熠生辉，可以说生产力决定了这样的模式有必要被继承并被发扬光大。

中医和中药一直以来就是紧密连接的整体，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以预防治疗疾病的物质基础，其所含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契合当今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潮流。问题是，当今社会、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并未给予中药合理发展的空间。不可回避地，市场经济带有的盲目逐利性和滞后性已然深刻制约了中药材的发展，特别是与社会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野生中药材资源的发展。因此，在当今法治社会背景下建立并完善有利于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则显得意义更为深远。

1 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社会及法律状况

1.1 野生中药材资源的社会状况

现代化的进程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具有双面性，在中医药方面尤为突出。中医的整体观克服了西医还原论的缺陷，成为当今医疗保障的两架马车之一，为人民群众的就医提供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并一度以价廉而广受赞誉。然而，随着生态自然环境的恶化，人们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双重压力，作为中医药不可分割的野生中药材资源日趋稀少，甚至不少种类已经绝迹。

据全国大规模中药资源普查表明,我国中药资源已达12772种,其中药用植物11118种,药用动物1547种[1]。但是以山东省为例,据调查山东省野生中药材资源有1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的3种,二级保护的11种,三级保护的13种,省重点保护的4种。中药材远志,历史上全省最高收购年份仅有45.2万公斤;蔓荆子仅有10万公斤,现在已经几乎收不到了;一些常用的中药如连翘、黄芩、防风、柴胡、半夏、香附、紫草等,历史上除了满足山东需要外，还有部分外调及出口，而现在省内已无法满足；一些大宗的主要地产药材，如百部、桔梗、翻百草、玉竹、丹参也面临着绝产的危险；目前山东全省基本上绝产的野生中药材已有20多种[2]。此外，我国药用野生动物资源如黑熊、马鹿、林麝、大（小）灵猫、中国林蛙、蛤蚧等显著减少，已影响了近30种动物药材的市场供应；甘草、光果甘草、羌活和新疆阿魏等100种药用植物资源量普遍下降，影响了60多个植物药材品种的用药[3]。更有甚者，宁夏甘草主产区盐池县由于不断乱采乱挖，全县近2×105hm2甘草资源几乎毁之殆尽，草原以每年2.67万hm2的速度退化、沙化，平均每年的沙尘暴天气竟高达14天左右。2001年春天的几场沙尘暴天气中，该县就有600万只羊死亡或失踪，20万hm2草地牧草难以返青。同时，沙尘暴天气不仅袭击整个宁夏，也袭击到了首都北京[4]。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有关专家也曾发出警告，如果不尽快停止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采挖药材，10年之内那里将变成荒漠[5]。有“北药仓库”之称的东三省也未能幸免，目前中药材储藏量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72亿公斤降至14.4亿公斤。其中野山参下降98%，刺五加、甘草、麻黄、香柴胡、远志等“北药”下降90%以上，而动物类的麝香、林蛙等数量大幅度下滑，已濒临绝迹[6]。关于野生中药材资源在中药材中利用的比例问题，尽管当前有不同的说法，但比较相关数据，普遍认为野生中药材在中药材中应用的品种比例在50%以上。

野生中药材资源面临的艰难困境，一方面是由于近些年来，人们盲目垦荒，导致水土流失，土地资源沙漠化引发的。特别是适合野生中药材资源生长的环境，本是人烟罕至，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自然环境的整一性却改变了野生中药材资源生长的环境，使药材生长环境恶化。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提高等因素，引致市场对中药材资源的需求提高，比较发现野生中药材在中药材中应用的品种比例在50%以上，如此也触发了理性人的趋利心态，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环境利益。第三个方面是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的滞后性促使医药企业低价大量购进药材，中药材价格高企后随之卖出，为了追求较高的经济利益，被迫出现阶段“采药热”现象，而上一轮的过热现象又未给予下一轮野生中药材资源的生长以合理的自然环境，在市场经济如此反复下，合理利用与保护野生中药材资源成为一个难题。

1.2 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法律状况

我国应用中药材治疗疾病的历史非常悠久，古人对中药材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有一定认识，但真正意义上对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法律法规，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形成。

1954年，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几种特殊中药品种如牛黄、康香、羚羊角、犀牛角和鹿茸都应有计划地开辟牧场，逐步解决。”1955年和1956年，商业部、卫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两次召开全国中药专业会议，要求对资源稀少而药用又必不可少的野生动植物药材要积极变野生为家种、家养，以扩大药源。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第二款：“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这是首次从国家基本法的高度明确了对珍贵的包括野生动植物资源要进行保护与合理利用[17]。2002年科技部等八部委联合颁布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年至2010年）》，其中要求“在充分利用资源的同时，保护资源和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特别要注意对濒危和紧缺中药材资源的修复和再生，防止流失、退化和灭绝，保障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9]。1992年由188个国家签署的《生物多样性条约》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最大限度保护地球生物的多样性，以造福后人。我国也于1992年签署该公约，并于同年11月7日批准。1996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出版了《濒危物种的红皮书和名录》，其中有关濒于灭绝危险物种的等级划分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10]。我国对珍稀濒危物种等级划分类别的标准参照了IUCN濒危物种等级标准，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又将保护植物物种等级具体分为濒危、稀有、渐危3类[11]。

此外，我国还专门制定了野生中药材资源的物种名录。比如《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等[12]。同时各地方也积极相应制定地方野生动植物保护名录，近年来，北京、河北、广西、河北、吉林等省市纷纷出台了地方性的保护名录。这为规范保护野生中药材资源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2 当前法律法规存在的缺陷

2.1 相关法律法规缺乏时效性

作为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与利用最主要的法律依据，《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颁布已逾20年，客观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野生药材资源现状仍令人担忧，所以可以肯定该行政法规已难以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13]。以二类保护药材蕲蛇为例，其有祛风湿，舒筋活络，镇痉，攻毒等功效，用于风湿、瘫痪、疥癣、破伤风等有奇效。但蕲蛇饲养困难，目前仍靠野外捕捉，不能饲养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这样的情况下，蕲蛇数量日渐减少必将成为一种趋势。如果在行政法规上一直允许其被定性为二级保护药材，那么将不能限制其在药材市场上买卖，这只能更加剧蕲蛇减少的速度。纵观对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相关法律法规，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立法本意是保护与合理利用这种自然资源，关键是我们要用科学的眼光而不能仅局限在法律层面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立法最根本目的是合理利用资源，尽管说这一资源是可再生资源，但是这种再生资源逆向再生的过程是需要良好的时间和环境要求的。故而，保持法律法规与科学发展的时效连接是很有必要的，及时修订法律法规是落实保护与合理利用野生中药材资源的手段。

2.2 片面强调保护而忽略合理利用

可以看到，在诸多相关法律法规中更多的是设置一系列禁止性规定来约束不合理利用资源的情况，而严重忽略了立法本意。上文提到，相关法律规范的立法本意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优质的物质保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如果说，盲目滥采滥捕野生中药材资源是一个极端，那么只保护不利用资源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石斛为例，石斛是国家二级保护品种，同时又是中成药“石斛夜光丸”的重要原料，一味保护只能使石斛的野生种质得不到有效利用，而当前的自然环境又很难保证其能真正被有效保护。如果不加以合理利用，那么中药的药效将产生很大的变化，中医的功效也势必受到极大地影响。事实上近几年，石斛夜光丸的产量已逐年下降，中成药的质量也大打折扣。

2.3 资源产权制度不完善[14]

我国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野生中药材资源多生长于环境恶劣的、人迹罕至的地区。从产权角度出发，无论野生中药材资源生长于何处，理应当属于国家或是集体所有。但是，从各项法律法规的调整对象来看，又显然是针对一般公民、法人和社会团体，所以其中法律法规有模糊性的特点。这种模糊性，也促使民众蜂拥而上的滥采滥捕，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2.4 法律责任方面尚存漏洞

明确的法律责任是有效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惩治违法行为，衡量行为人的行为后果违反法律法规尺度的重要部分。目前看来，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在少数，但是明确法律责任的却为数不多。《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当地县以上医药管理部门和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有权制止；造成损失的，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这个“赔偿责任”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尽管该条例第二十四条也表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那么又以《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为例，比较符合《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是《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第四十二条：“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管理不善，造成野生药材资源严重破坏的，由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抚育更新，恢复资源。逾期未恢复的…给予行政处分。”该条款也未提及承担赔偿责任，承担多少赔偿责任的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法律法规的功能势必大打折扣。

3 立法建议

3.1 适时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而言，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并在适当的阶段予以修改和补充，以臻完善，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且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典型的是英国1981年通过的《野生动植物和乡村法》，其在1985年和1991年先后进行了两次修改，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体现了立法的适时、适度、适量[15]。我国在顺应时代发展，践行以法治国过程中，立法工作也应该有审时度势的眼光和修改完善法律的措施，特别对于严重倚赖自然环境而生的野生中药材资源而言，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发展，制定符合社会与环境双重要求的法律法规尤为重要。

3.2 推行采猎国家野生中药材保护物种分级许可制度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采猎二、三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需要持有采药证甚至是采伐证或狩猎证。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实施细则中，并未明文规定资质证书审批的区别。笔者认为，相关法律法规做出野生药材物种的分级分类，即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区别对待保护野生中药材物种的职责。基于这一目的，那么在审批采猎野生中药材资源的资质方面也应当有所区别。保护级别越高，设置的审批门槛也应该随之越高。目前无法完全用科学的方法来确认人工栽培品种与野生品种等效的情况下，野生品种作为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理应以其高价来规避更为严重的破坏。采猎二级保护品种的审批代价因此也应该比三级保护品种审批代价高。所以，建议在地方政府颁布的规章或实施细则里明确分级许可制度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保护措施。

3.3 建立资源保护预警机制，准确界定相关概念

中药资源保护预警是指在比较全面掌握中药资源发展的一般规律基础上，对中药资源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的有效测算，以期反应出可能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可控制的措施[16]。这是保护野生中药材资源相对科学的方法，在相关法律特别是中医药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中可以考虑给予规定。其次还需解决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即“科学培育”与“野生”是否矛盾的问题。目前法律法规中对于“野生中药材”概念界定比较模糊。《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的野生药材是指在原生地天然生长和经人工培育后自然生长的药用植物；在原生地自然生息和经人工繁殖后自然生长的药用动物。”而《福建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实施细则》第二条只简单说明：“本实施细则所称野生药材，是指来源于陆生野生动植物的药用产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甚至对此概念都未做出界定。基本的概念界定若未明确，那么对于一部法律法规的实施会产生很大的阻碍作用。所以建议在修改法律法规的同时，给予相关概念明确的解释，以便在执法实践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3.4 确立明晰的资源产权制度

在资源产权制度上可以考虑将野生中药材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17]。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使用权则可以借鉴代理人的形式管理。在此有些学者也提出建议，由农业部门来行使野生中药材资源的代理权[18]，而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从功能上说，野生中药材资源基本用于药用，是否适宜入药主要由医药管理部门决定；从审批环节说，其全过程涵盖采猎、运输和生产的审批，医药管理部门具体负责相关审批的受理和办理；从职权方面来说，过多的职能交叉不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野生药材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所以笔者认为应当由医药管理部门来行使代理权。其次，从法理学上看“履行更多的义务，则应享有更多的权利”，因此对于在特定保护区外的野生中药材生长地，可以划归当地农民承包经营，用利益的杠杆去约束他们自觉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在其履行了保护资源义务的同时，让他们享有创造经济价值的权利。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保护与利用野生中药材资源的方法。

4 结语

中医的整体观优势最注重的莫过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保护与合理利用野生中药材资源，使中药材真正成为中医治病救人的物质基础，对于继承与发扬中医药的精髓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法制的框架内，通过制定中医药基本法，修改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明确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具体条款，建立法律与科学的有效衔接，捋清野生中药材资源产权归属。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规范作用，能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中医药以人为本的优良传统。

野生中药材资源 篇2

**县位于我省西部，滨洲铁路线东侧，居松嫩平原中部，介于大庆市和齐齐哈尔市之间，301国道穿境而过，处于哈大齐工业走廊规划区内。近年来这个以温泉

而著称的小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境内水系有乌裕尔河、北部引嫩工程和双阳河。幅员面积3493.2km2，其中耕地面积1400 km2，占40.1%，草原面

积 1254.3 km2，占35.9%。土质以草甸黑钙土为主，地势低平、自然坡度为三千分之一，我县属大陆性温带和干旱气候，日照充足。我县有盛产野生中草药的历史，曾是“小蒿子”中草药的重要供产地。

二、野生中草药历史状况

（一）品种资源

我县开垦时间较晚，自然条件比较优越，为药用植物生息提供了良好生存条件。根据1985中草药资源普查结果，我县有药原面积75万亩。中草药有80种31科，其中豆科5种、伞形4种、百合科8种、菊科13种，其他56种，曾经收购过的品种20多种，还有60余种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的历史。

（二）药材蕴藏量

根据1985年普查，全县野生中草药总蕴藏量为4795万公斤。其中防风143万公斤、知母43万公斤、黄芩1.5万公斤，甘草3万公斤、龙胆3万公斤。大宗药材蕴藏

量为4325万公斤，其中芦根3500万公斤、狼毒100万公斤、地榆340万公斤、大蓟75万公斤、小蓟50万公斤、艾叶100万公斤、茵陈15万公斤、马齿苋15万公斤、公英

25万公斤、苍耳子5万公斤。其他品种蕴藏量250万公斤，有青蒿、益母草、紫苑、历子、白头翁、灵仙、透骨草、水红子等一些品种。

（三）资源分布

我县属平原地区，大的地形变化不明显，不甚复杂，所以植被也比较简单，属草甸草原植被、以羊草为主;但由于小地形变化较大，起伏不等，水热条件不同，因此植被的构成也发生变化。由于植被和土壤也有密切联系。如防风主要分布在花园乡和红旗镇，本产区土壤属草甸黑钙土，地势较平、稍有漫岗、气温稍高，自

然植被以羊草、小禾叶、杂草类为多，适宜防风生长。同时本产区还生产桔梗、黄芩、甘草、知母、柴胡、狼毒、地榆等30个品种药材。柴胡主要分布在东兴乡，这个产区的土壤属草甸土，地势低平，呈微起伏状，气温中等，自然植被以羊草为主，伴生着柴胡、地榆和少量零星分散的防风、黄芩、知母、龙胆草等20余种。

知母主要分布在四合乡，该区的主要特点是平坦、气温略低、土壤为碳酸盐黑钙土和碳酸盐草甸黑钙土，自然植被以羊草为主并伴生大批拂子茅草，贝加尔针茅和

杂草类，同时也生长一部分柴胡、防风、龙胆草、车前子等20余种药材。芦根、蒲黄主要分布在三合乡、育苇场和乌裕尔河河套地，本区地势低洼、常年积水是芦

根、蒲黄的主要产区。

三、野生中草药目前状况及产生的原因

目前，我县野生中草药药原面积和产量都大幅度萎缩，各种中草药商品量10吨，与1957年的600吨相比下降了98.3%;与1985年的100吨相比下降了90%，呈几何数

量级减少。其中野生地道药材仅占8.5 %。其中野生防风、甘草、柴胡等主要蕴藏量也锐减。野生龙胆、甘草等大部品种濒危绝迹。目前来看，无论是中草药的储藏

量还是商品量，都达到了历史最低点，很难为国家中药生产企业提供药性优良的野生中草药原料。因此我县野生中草药资源形势严峻，野生中草药资源的保护任务

艰巨，产生这种局面有以下原因。

（一）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来，随着对外贸易，制药工业和市场经济发展，中草药需求量大，尤其是东北产的地道野生中草药

非常受欢迎。在国际国内享有很多的盛誉，受这些因素影响，受利益驱使，药农和农民大规模无序采挖。

（二）大面积草原被开垦。我县原有草原面积2519.9km2（建国初期）。建国以来，我县历史上曾有两次开垦高潮：一次是50、60年代移民垦荒;另一次是80年

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职能监管不力而出现第二次开垦高潮，目前草原面积只剩1100 km2。同时，由于草原实行承包制，承包者在产草区小面积私开滥垦，破坏了植被，一定程度影响野生中草药资源，草原的开垦很大程度破坏了中草药所依赖生态环境。

（三）草原退化。由于过度放牧，草原沙化，碱化严重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草原退化，经济利用价值降低。

（四）气候、人类活动因素。我县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十年九涝”县份，冬季

严寒，而近年来气候显著变暖。60年代我县没有居民在引嫩河以外（俗称壕外）

长期居住。现在新兴马场东北与拜泉搭界的4 连，几乎能与拜泉县界“鸡犬相闻”了，这两个因素是野草群落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大叶樟、小叶樟、碱草群

落减少，杂草类比例较大，从而使伴生其中的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减少。

（五）机

构改革和法律兑接原因。以前计划经济时期只把野生中草药当作草经济的副产品，经两次机构改革，没有把此项行政职能建设起来，导致野生中草药

资源保护工作相对落后。1978——1987年只有《草原法》，1987年我省六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在这之间，野生中草药的保护

管理存在断档。

（六）体制因素。80年代以前，由于草原归国家牧场和集体统一管理，而目前草原都实行了承包制，对野生中草药保护工作有很大抵制和阻碍作用。出现了对

中草药重采轻养或重草轻药的局面。

（七）由于野生中草药产出量大幅度减少，采挖野生药材的经济效益不明显。又随着家养种植中草药是大势所趋。中草药种苗市场非常紧俏，需求旺盛。采种

育苗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野生中药材的采挖，受利益驱使大量的城镇下岗职工和闲暇的农民掠夺性采摘药用植物的种籽或出售或自己育苗，使野生中草药群落得不

到及时发展。由于他们的药用植物知识不够，利益驱动及不依法定程序采种曾发生过抢摘野生防风花蕾事件，后果相当严重。（如2003年8月份新兴马场曾发生的群

众大规模采摘防风花蕾事件，便是典型一例）。

（八）自然灾害因素。旱灾和涝灾是制约我县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同样也我县野生中草药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如2002年和2003年我县连续两年春旱，导致

一些草原地块没有返青，时间都到6月份，放眼一望黄黑一片，没有一点绿色（历史上所没有过的）。2005年春涝使一些低洼地块积水，导致野生中草药种子粉籽不

发芽。

（九）药食同源因素。上个世纪50——60年代由于受当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条件限制。人们无钱买茶叶，人们把黄芩叶用锅蒸了之后晒干沏水代茶饮用。80年

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保健意识和绿色环保意识增强，而当今人们大量用公英叶（俗称婆婆丁）、小蓟叶（取麻菜）、黄芩沏水饮

用，用于保健目的，不仅自己饮用而且还把晒干的公英、小蓟叶当礼品寄给远方亲戚朋友（多邮向关里），另外，随着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我县不少居民把桔梗

作成鲜族风味小菜食用或出售。

（十）采草与采药之间矛盾，目前草原的经济价值还在于采草和生产商品草，而野生中草药只能附属产品。由于经济因素商品草每年采割的大部分时间都集中

在8---9月份，导致一些药用植物种籽不成熟，药用植物群落不能扩大。同时也违背药用植物生态规律，如防风要达到药用时间一般3年，龙胆5---7年、黄芩3年、甘草3年，过早采草，影响草药的生长和药性。

（十一）其他原因。由于农民耕作技术提高，农药使用等因素。过去沟边、房前房后较常见被视为蒿草的大蓟、小蓟、车前草、苍耳、公英等群落也锐减（2

4—丁酯乳油是它们重要的克星）。

四、应对策略

（一）首先关键在于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有采药历史习惯黎明乡大树林二屯、兴隆村、花园乡的丰收村、红旗镇银光牧场，由于奶牛养殖成规模，经济效

益显著，当地人们无暇顾及那一点中草药经济利益。因此，对临近采草区村屯，加大引导，积极服务，加快发展一项效益显著产业。

（二）认真贯彻实施《**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2005年8月1日实施）严格依法实行野生药材采挖证、运输证、收购证三证审批。

（三）加大国家财政支持力度，加强野生药材保护工作。要基本确保野生药材保护工作的经费、人员和公务车辆。

（四）加强现有野生中草药保护区管理，有条件可以继续规划和辟建新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

（五）采用先进技术，加强中草药材种植基地建设。改善农村种植业结构，提高地道中药材的产量，支持制药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

（六）有待进一步进行野生中草药资源普查，建立我县野生中草药数据库，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野生中药材资源 篇3

1 项目区概况

白水江自然保护区位于甘肃省最南部,总面积约223671hm2,气候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的过渡带,植物区系成分多样,植被和土壤呈明显的垂直分布[5,6]。本调查项目地为保护区白马河保护站的管辖区,地处保护区西北方,面积30650hm2,约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4.3%。地理区系属甘川两省界山摩天岭北坡,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海拔在3534—1043m,气候包括温和湿润区、温暖湿润区、温凉湿润区、温寒湿润区和寒冷湿润区,野生中药材丰富多样,涵盖高大乔木、草本植物和药用菌等类型。当地社区居民年收入的30%以上来自于采集野生中药材。

2 研究方法

采用实地调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4,7,8,9]。

2.1 野生种药材种类的调查方法

在访谈了解社区居民采集中药材的大致范围和获得巡护监测数据的基础上,在1∶5万的地形图上勾绘调查范围,依次确定调查样线、样地和样方。样线:共布设7条样线,其中包括4条调查样线和与调查区域生境、海拔相当的3条对照样线。样地:按不同的地形、海拔、坡度、坡向等生境拉上工作线,在工作线上每隔一定距离设置样地。在样地内对中药材的株数、盖度(郁闭度)和每株湿重等分别做测量统计。调查点的最低海拔为2400m,然后沿海拔梯度每150m设置一个样地,样地大小为100m×100m。样方共设乔木样方、灌木样方和草本样方3类样方,另在样地内设置3个随机样方。其中,乔木样方以样地的西南角为起点,按对角线等距设置3个样方,大小为10m×20m;灌木样方大小为4m×4m,其他方法同上;草本样方大小为2m×2m,其他方法同上。

2.2 主要采集种类的确定方法

根据野外调查和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将鉴定出的野生种药材丰富度、采集状况、贸易状况和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指标进行赋值,并根据每一项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合计分值>2分的确定为主要采集种类。每一指标的赋值和权重系数的设定原则如下:①丰富度。分为丰富、一般和稀有三种,分值依次为3、2、1,权重系数为0.4。②采集状况。分为常采集、较少采集和不采集三种,分值依次为3、2、1,权重系数为0.2。③贸易状况。分为常收购、较少收购和不收购三种,分值依次为3、2、1,权重系数为0.2。④收购价格分为高、中、低3种,分值依次为3、2、1(>20元/kg为高,10—20元/kg为中,<10元/kg为低)。

2.3 经常采集的中药材种类各指标的调查方法

根据主要中药材采集分值,把采集强度较大的确定为经常采集种。经常采集种的蕴藏量、采集量、收购价格和交易量以半结构式访谈法、问卷调查和查阅文献相结合获取[10]。蕴藏量的计算方法为:蕴藏量=单位面积产量(kg,按干重计)×总面积(m2)。

3 分析方法与结果分析

采集的中药材样本根据相关资料[11,12]进行分类鉴定,获得的相关数据采用Excel软件统计进行相关分析。

3.1 野生中药材的种类

经样本鉴定后的分类统计,项目区共有野生中药材88种,隶属于39科82属,见表1。

3.2 主要采集中药材种类的确定

主要采集中药材种类的统计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在贸易分值和价格分值均较高的情况下,采集情况的分值也高,即使在蕴藏量较少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此,野生中药材丰富的蕴藏量是人们采集行为发生的基础,而收购价格和交易量决定了采集行为的强度。

3.3 经常采集中药材种类各指标的变化情况

影响野生中药材蕴藏量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为采集两方面。前者具有迟效性,只有在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才能显现出蕴藏量的变化;而后者对蕴藏量的影响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反映出来,且对中药材生长的威胁也更大。因此,本研究对表2中人们经常采集的10种中药材(采集情况分值>6分)蕴藏量、采集量、收购价格和交易量等指标在2006—2010年的变化动态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项目区经常采集的中药材总蕴藏量在2006年为936t、2008年为853.1t、2010年约850t,蕴藏量下降幅度处于减小的趋势;采集量逐年下降,交易量与采集量的变化趋势相一致,而收购价格逐年攀升。究其原因,长期以来社区居民高强度的采集远远超出了植物周期性的更新能力,尤其对猪苓、天麻、纹党、独活等中药材而言,要生长到药用标准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以竭泽而渔的方式采集,也许会使这些物种永远失去更新能力,这是导致蕴藏量下降的直接原因。同时,保护区采取的一系列保护措施有效地减缓了蕴藏量的下降幅度。采集量逐年下降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蕴藏量的不断下降使采集越来越困难,二是强制性的措施和其他的经济收入来源减缓了居民的采集强度。收购价格逐年上升主要是由“物以稀为贵"所致,这有可能会诱导社区居民又加大采集强度,从而形成“越贵越挖,越挖越贵”的恶性循环。

4 结果与讨论

白水江国家自然保护区白马河保护站管辖区共有野生中药材88种,隶属于39科82属。根据各种中药材的丰富度、采集频度、贸易情况和价格高低等因素,确定重楼、五味子、椴木花、木通、五加皮、猪苓、细辛、野棉花、女儿红、天麻、续断、纹党、独活、木忽木等14种中药材为主要采集种,其中社区居民经常采集的有10种(除五加皮、野棉花、续断、木忽木)。这10种中药材的蕴藏量在2006—2010年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在减小;采集量和交易量逐年下降,而收购价格逐年攀升。

由于受自然条件和调查技术等因素的限制,本研究只调查了保护区的一小部分区域,但该区域的分布状况和采集现状在整个保护区具有代表性;蕴藏量、采集量、交易量等指标的统计可能存在较大误差,但其变化动态说明了保护区野生中药材资源的发展现状,这对今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实现可持续采集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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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药材公司.中国中药资源志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野生中药材资源 篇4

临翔区野生药材研究种植协会基本情况

临翔区野生药材研究种植协会成立于2004年6月，会员从组建时的9名发展到400名，发展了璋珍、明子、马台、侈依4个分会，协会自成立以来，坚持以协会为桥梁、科技为支撑、农户为主体、当地生物资源为基础，致力于野生药材人工驯化与种植研究，积极开展实用科技技能的试验示范，有效地将当地生物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当地新农村建设的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拓宽农民增收的新路子。2005年被临沧市科协评为先进农技协，2007年被中国科协、财政部表彰为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

协会以创办科普示范基地为载体进行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和推广，为农民做榜样、探路子，带动广大农户加入到野生药材产业化经营链中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增强群众科学致富的能力，促使药农走上了脱贫致富道路。全区现有400余名会员带头种植龙胆草，共辐射5个乡（镇、街道）37个村带动农户761户，种植面积为1500亩，种植露水草10亩、重楼2亩，编印《龙胆草人工栽培技术手册》4000份，开办培训49期，培训人数达4320人次。2010年我区参与龙胆草种植的农户实现亩产150公斤，亩均年产值2400元，药农人均纯收入达3900元，比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3329元高出571元，药农收入高出一般农民的17%，野生药材已成为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兴支柱产业，引导农民发展优质高效农业，走集约化、产业化道路，协会成为农户连接市场的有效载体，为加快农村科普工作和农村经济的同步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进一步放大了科普惠农效应。

野生中药材资源 篇5

关键词：中药材,人工种植,经验,安徽宁国

宁国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 天目山脉与黄山山脉交汇地带, 山区面积广大, 地形地貌多种多样, 雨热同季, 山区小气候复杂, 为各种动植物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蕴藏着丰富的中药材资源, 常年采收销售的野生中药品种达100余种。 随着国内外对中药材研究的深入, 中成药产品的开发, 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加, 野生资源严重不足, 宁国市近些年开展了野生中药材人工种植并取得成功。 目前全市人工种植的中药材品种达30多个, 总面积3万余亩, 年产值1.3亿元。 中药材野生改家种既是解决部分中药材需求的必然趋势, 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1 立足本地中药材资源, 发展主导品种

据 《宁国县志》 记载:“县内所产主要为白花前胡, 素以个大、皮黑、条长、内黄、香味浓等优点而著称, 清代就享有‘宁前胡’之称, 是宁国县地道大宗药材之一”[1]。 自20世纪50年代起, 宁国生产的前胡就外贸出口港台, 历来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和欢迎。

由于连年采挖造成野生资源逐年减少,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自1998年开始宁国市将地道药材品种宁前胡作为野生改家种的主要品种, 通过不断总结经验, 制定了宁前胡生产的技术标准。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宁前胡种植面积达到2万余亩, 年产量3 000余t, 占全国总产量的1/2以上的份额, 从而成为前胡主产地, 并获得“中国前胡之乡”称号及“宁前胡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2 开展多品种野生中药材人工种植试验

全市在宁前胡人工种植取得成功后, 不断发掘当地中药材品种资源, 开展多个地道野生中药材品种的人工种植试验。 宁国市由于独特的地理气候及土壤环境, 使得其中一部分中药材的品质优于其它地区的同类产品而成为知名的地道中药材, 如前胡、白术、宣木瓜、白芨、菊花、太子参、丹皮、铁皮石斛、独活、青木香、防己、半夏、夏枯草、乌药、草乌、连钱草、四季青叶、覆盆子等。 民国27年《宁国县志》物产志就收录了宁国市道地中药材品种104种[1]。

通过史料查阅及市场调查, 确定当地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地道中药材品种, 并进行人工种植试验。 全市开展了栀子、铁皮石斛、覆盆子、射干、金荞麦、丹参、黄精、玉竹、白芨、三叶青、山茱萸、麦冬、天竺子等多个地道中药材品种的人工种植试验并取得成功, 认真总结各品种试种的技术经验, 建立示范点和良种繁育基地, 逐步扩大种植面积。 野生中药材人工种植也必然成为今后中药材生产的主导方向, 在野生中药材改家种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2.1 坚持市场与效益第一的原则

没有市场就产生不了效益, 没有效益就没有种植的积极性。 野生中药材的抗逆性一般都很强, 改家种后根据其生长习性进行田间管理, 基本都能取得成功。 首先, 在人工种植之前要做好市场需求量的调查, 因为一旦人工种植成功并被大面积推广之后, 产量会在几年内迅速增加, 应努力避免增产后的卖难问题。 其次, 要做好生产成本预算, 并与其他农作物的种植效益相比较, 使种植农户有利可图。 根据当地药材的市场销售情况, 对常年收购的野生中药材品种的立地条件、生长年限、产量情况、人工种植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 选择合适的品种开展人工试种。

2.2 坚持先试种再推广的原则

野生中药材人工种植, 要遵循农业推广的“试验、示范、推广”程序。 由于初次试种在种植技术方面需要逐步摸索, 通过不断总结试种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原因, 逐步形成各品种完整的种植技术, 再进行示范推广, 避免盲目推广造成种植农户不必要的损失。

2.3 坚持野生资源利用与保护并重, 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原则

在现实的中药材生产中, 往往是某一个品种得到开发利用, 就造成该品种野生资源被大量采挖, 导致野生资源的迅速减少甚至枯竭。特别是稀有濒危的品种, 市场价格高, 更是难逃一劫。如宁国市的重楼、白芨、石斛、三叶青等品种在野外已很难找到, 野生资源的保护迫在眉捷。在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中, 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好野生资源保护的宣传, 加强中药材收购市场的监管工作, 建立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区;另一方面要加快野生中药材人工种植的步伐, 特别是对市场价高、需求量大的野生中药材开展人工种植, 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及种植基地, 切实减少对野生资源的依赖。如宁国市以公司为依托建成了三个组培试验室, 利用现代组培技术, 开展稀有、濒危中药材品种的人工育苗工作, 已培育出铁皮石斛、白芨、半夏、三叶青等品种组培苗并成功应用于大田栽培。

3 推广林药套种, 与山区林业开发相配套

宁国市新发展的中药材绝大部分都是在经济林中进行套种,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山区林农新发展的山核桃、板栗、毛竹等经济幼林地连年扶育而短时间没有产出, 在幼林地中套种前胡等中药材有利于保持水土、涵养水源, 减少或抑制杂草及其他小灌木的生长, 同时也为中药材找到最佳的立地条件, 近几年随着林业开发及退耕还林的实施, 新造林面积逐渐扩大, 目前都处于幼林阶段。 在新造林中套种中药材, 在扶育的同时, 通过种植一些适应性强的速生中药材来弥补扶育经费。宁国市经济林面积广大, 发展林药套种对增加林农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中药材种植品种

中药材在长期的野生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的生长习性, 因此, 要取得人工种植的成功, 必须在人工栽培的过程中尽可能满足其习性, 根据不同的地形、地貌及土壤特点, 选择适宜种植的中药材品种。宁国市南部的云梯、 仙霞等乡镇土壤以花岗岩风化形成的沙壤土为主, 土壤沥水性好, 在这一地区适宜发展对土壤透气性要求较高的白术药材, 在万家、中溪、宁墩、胡乐等乡镇山核桃幼林地以套种耐旱性较好的前胡药材为主。而在荫蔽度较大的已成林的山核桃林下, 适宜套种耐阴的黄精、玉竹、白芨等品种;在黄红壤丘陵山地适合发展耐瘠薄的覆盆子、金荞麦等品种;在沿河沙壤地适宜发展元胡、贝母、半夏、南沙参等品种。

5 加强人工种植中药材质量管理工作

中药材从人工种植, 缺乏现成的生产技术, 要在试种中总结经验, 制定相应的生产技术规程。 宁国市在发展宁前胡、铁皮石斛的生产中, 及时总结种植技术经验, 并制定出《宁前胡栽培技术规程》、《铁皮石斛人工栽培技术规程》等安徽省地方标准。 宁国市通过加强选地、播种、合理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适时采收、加工、储运等各个生产环节的技术指导工作, 逐步建立中药材GAP规范化种植基地, 并做好生产记录, 建立产品可追遡制度。 其生产出的中药材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要求, 杜绝重产量、轻质量, 滥用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的现象发生。

6 野生中药材人工种植的几点思考

6.1 野生中药材人工种植是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宁国市中药材产业的快速发展, 得益于野生中药材人工种植的成功实施。 它是满足中医药临床用药以及减少对野生中药材资源的依赖, 实现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随着国内外对中药材研究的深入, 使越来越多的中药材品种得到开发利用, 市场需求量逐渐增加, 单纯依靠野生药材已供不应求。由于土地资源减少、生态环境恶化, 部分野生中药材资源流失、枯竭, 中药材供应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2], 人工种植野生中药材已是大势所趋。

6.2 中药材野生改家种是山区农民新的增收渠道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山区农民向城镇转移, 从事野生中药材采集的农民及其获得的收益都在逐年减少。 野生改家种是实现中药材稳定供给的需要, 同时也为山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的渠道。

6.3 中药材野生改家种技术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完善

野生中药材种类繁多, 各地都有当地的地道品种, 农业工作者要发挥专业特长, 深入调查研究, 开展好当地的地道野生中药材人工种植技术研究工作, 不断地总结经验, 加强野生中药材人工种植技术的转化和推广应用, 推进中药材产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宁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国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97.249, 737.

野生中药材资源 篇6

1 野生药材家种家养的必要性

中药产业的发展是从对野生药材资源的使用起步的, 早期所使用的药材都是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随着现代中药经济的发展, 用药需求的增加, 野生药材逐步被家种家养药材取代是一种必然趋势。

1.1 适合中医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近年来, 在国际、国内市场不断扩张的拉动下, 中药经济快速发展, 这也对中药材行业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单靠野生药材资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1.1.1 国际天然药物市场不断扩张

随着回归自然、绿色消费理念的确立及强化, 在药学领域最能代表这一特色的产品领域天然药物逐渐成为国际投资和消费市场的新热点, 国际市场对天然药物的需求不断增加。据估计, 天然药物的市场需求将按每年13%的速度成长, 联合国也认为其增长率在10%～20%范围内[1]。同时, 由于日本、韩国等国际中药大国国内的药材资源相对不足, 日本的汉方药材约有80%依赖进口, 其中绝大部分来源于中国。我国已成为国际市场最主要的中药材供应商, 中药材一直是我国中药出口的主体。因此, 对我国中药材的需求也将随着国际天然药物市场的成长而增长, 最能反映这一问题的是出口的变化。2008年, 即便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我国中药材及饮片进出口总额仍为6.03亿美元, 其中出口5.21亿美元, 占中药出口总额的39.8%, 同比增长8.7%[2]。

1.1.2 国内中药经济高速发展

根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在《2009年度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书》中提供的统计数据, 目前, 批准上市的中成药9 000多种, 约5.8万个药品批准文号。同时, 中药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张, 中药工业总产值占整个医药工业总产值的1/4。国内中药经济的高速发展, 尤其是以中药材为原料的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的发展, 带动了中药材需求的增长。

1.2 迎合中药材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野生药材是生产和临床应用药材的主要来源, 对于动物药材来讲更是如此, 这就使得对野生药材的需求增长成为药材市场扩张的最直接的表现, 而当市场对中药材需求的增长超过了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时, 势必会导致一些野生中药材资源的减少、甚至枯竭, 难以实现永续发展。在我国目前处于濒危状态的近3 000种植物中, 用于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约占60%～70%[3], 很多野生药材资源已经无法充分满足市场的需求。由于野生药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 如不采取有效的调整措施, 势必导致中药资源加速枯竭, 野生资源逐年减少, 给自然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同时, 供求矛盾突出, 作为原料的药材严重缺乏也将影响中药产业的发展。

2 野生药材家种家养的障碍

野生药材的家种家养是满足日益增长的药材市场需求, 保证野生药材资源永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但在其推进过程中, 将面临技术、经济以及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障碍和问题。

2.1 技术障碍

中药材的人工种养首先是个技术问题, 对于很多传统的中药材产区而言, 从中药材资源优势区向生产优势区转变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持, 需要以充裕的研发资源投入、有效的研发战略组织为前提。立足野生药材的野外生态环境特点, 研究其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等相关因素的特异性要求, 建立完善的人工生产控制和评价方法, 以保证家种家养药材能够获得与野生药材一样, 甚至更好的质量, 保证临床用药需求。

由于研发投入不足, 技术支持力度薄弱产生的技术瓶颈是限制我国很多中药资源家种家养的重要原因。比如, 承德中药材资源丰富, “热河黄芩”、“热河柴胡”等道地药材更是区域的代表性优势产品, 但是, 由于缺少有效的技术开发, 除了黄芩、丹参之外, 众多人工栽培的道地药材品种均没有严格的生产技术规程和标准。

2.2 经济障碍

野生药材在家种家养的过程中还有可能遇到来自经济角度的障碍, 即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看, 很多家种家养药材往往不如野生药材的吸引力大。这是因为从生产的角度看, 相对于野生药材而言家种家养的药材需要大量的种植养护成本, 生产成本比较高。而从市场的角度看, 消费者一般认为野生药材的质量要好于家种家养的人工繁育品, 愿意为前者支付更高的溢价, 因此, 野生药材的价格往往要比家种家养的高。野生药材的成本低于家种家养, 价格却高于家种家养, 综合效益要好于家种家养。在没有国家政策的限制下, 很多药材生产者会优先选择去采集野生药材。比如, 甘草。人工种植甘草在很多关键技术上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 有野生甘草自然分布的省区都有人工栽培。同时, 该药材适应性较强, 虽然生产周期较长, 收获期为2～3年, 但由于对水肥等生长环境要求不高, 田间管理较为容易, 生产成本比较低。但是, 即便如此, 由于其市场售价较低, 且质量相对不稳定,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甘草中只有20%是人工种植甘草[4]。

2.3 社会障碍

野生药材的人工种养还会遇到法律、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社会障碍, 尤其是很多动物药材的人工养殖更容易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比如, 熊胆的人工养殖技术。在动物保护思想日益盛行, 并在很多社会领域被看成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种体现形式的今天, 制约熊胆人工养殖技术最主要的原因是关于养殖过程中胆熊的动物福利的争论。熊胆是一种应用历史悠久的珍贵药材, 为了满足制药工业的需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兴建了大量通过从活熊身上引流胆汁的方式生产熊胆的养熊场。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会导致熊的痛苦, 熊胆的人工养殖饱受争议, 很多持有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思想的国家、组织和个人认为这种行为对熊造成了伤害, 甚至启动了拯救黑熊行动。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养熊的管理, 并进行了清理整顿, 很多达不到规范的养熊场被迫关闭。

目前, 中药行业中类似的药材还有很多。由于受到的质疑较大, 其中有些甚至上升到法律角度, 一些药材的人工养殖供应已经中止, 并且已研究出相关的人工替代品, 比如, 虎骨。1993年, 在我国签署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之后, 根据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 明确规定取消虎骨药用标准, 不得用于制药, 虎骨作为一种药材彻底退出临床。此后, 大量老虎繁殖基地因为没有有效的资金回笼方式, 入不敷出, 迅速萎缩, 甚至关闭。综合看来, 相对于经济障碍和技术障碍, 社会障碍往往更为复杂, 对野生药材的人工种养可能带来的影响也更大。

3 推进野生药材家种家养的管理策略研究

野生药材的家种家养是客观经济环境推动的一种必然趋势, 目前体现的很多问题本身也是一种市场失灵, 难以通过市场自身调节得以解决, 需要政府从管理的角度介入, 推动野生药材家种家养的在相对合理的模式下有序进行。

3.1 立足政府主导, 推进国家及区域中药材人工种养研发体系的建立

我国药材的基本种植单位小, 基地化、规模化力度不大, 多数药材的生产主体是药农, 80%以上的中药材种植面积是由药农来投资的, 这种生产格局使得多数生产者不具备进行研发的实力, 产业体系内部很难自组织起有效的研发资源, 开展研发活动, 且药材人工种养技术的发展的受益者是地区内的所有药农, 其研发活动属于外部性较大的公共产品。因此, 中药材家种家养的相关研究必须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牵头, 引导药农参与配合的政府行为。

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考虑根据中药材行业的实际特点, 制订中药材家种家养的技术创新规划, 逐步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中药材人工种养研发体系, 建立规范的生产技术规程和标准, 提高和稳定人工种养药材的质量。

3.2 立足政策介入, 推进野生药材人工种养的广泛开展

野生药材相对于家种家养药材是更迎合市场、更有利可图的, 这种经济特点制约了家种家养药材的发展。要想打破这种经济性格局, 需要通过政策介入, 合理管控野生药材的使用, 提高野生药材的获取难度, 增加获取成本, 以使得家种家养得以有序进行。立足政策介入, 逐步完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及相关配套文件, 结合野生药材濒临灭绝的程度, 对稀有的野生药材的采药活动进行更为严格的准入限制, 提高药农家种家养的积极性。

3.3 立足国际文化环境与国内产业经济环境, 确立中药材人工种养的管理原则

面临中药材人工种养的社会问题, 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明确, 它将直接决定后续的管理思路和原则。在具体施政时, 应是双重原则, 既要顾及国内的产业经济环境, 也要考虑到国际国内的政治文化环境。比如:在人工养殖的药材熊胆的处理上, 既考虑到我国有123多个中药品种需要熊胆作原料, 有183多个企业需要熊胆粉支撑, 也要考虑相关的动物保护理念, 从技术和管理上探索有效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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