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E模型（精选6篇）
CGE模型 篇1
引言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 ) 模型是在利昂 · 瓦尔拉斯( L. Walras) 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874 年,瓦尔拉斯提出了一般均衡的理论模型,用抽象的数学语言表述了一般均衡的思想。1936年,列昂节夫首次引入投入———产出模型,并假定成本是线性的、技术系数是固定的。不过,这些理论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解的存在性、唯一性、优化型和稳定性直到20 世纪50 年代才得以证明。
一般认为,第一个CGE模型是由挪威经济学家约翰森( Johansen) 在1960 年提出的。在此之后,CGE模型的发展似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中断。20 世纪70 年代,世界经济遭受着诸如能源价格/国际货币系统的突变、实际工资率的迅速提高、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等一系列的冲击,人们才又将注意力转向CGE模型。20 世纪80 年代以后,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CGE模型的数据基础不断完善,计算程序日益提高的细化处理能力促使了模型应用的不断扩大。目前广泛使用的一般均衡建模软件包( GEMPACK) 和通用代数建模系统( GAMS) 等功能强大的软件,使得CGE模型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CGE模型在诸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些领域包括国际和区域贸易、财政税收、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以及资源环境等[1]。
环境CGE模型属于CGE模型的一个应用分支,是一般均衡理论在环境经济学领域的应用。20 世纪80 年代,全球气候变暖、大气污染、水土流失、资源紧缺等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开始寻求一种既能保持经济增长,又能削减污染排放的经济控制政策。因此,含有资源环境账户的CGE模型———环境CGE模型应运而生。同其他CGE模型一样,环境CGE模型基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 其价格变量由市场内生决定; 包含了资源约束条件; 且假设居民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2]。
1 环境CGE模型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CGE模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可再生能源利用、环境经济、贸易与环境等问题。
1. 1 温室气体减排研究
温室气体的减排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焦点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在第四次评估报告——— 《气候变化2007》———中指出:全球CO2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 ( 百万分之一) 上升到了2005 年379PPM; 全球CO2浓度的增加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的使用及土地利用的变化引起的; 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的全球温度上升给人类的生存条件、身体健康以及活动等方面带来了重大的影响[3]。另外,世界气象组织( WMO) 于2012 年11 月19 日发布的 《WMO问世气体公报( 2011 年) 第8 期》显示,2011 年大气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和氧化亚氮( N2O) 的全球平均浓度继续创出新高,分别为工业革命前( 1750 年前) 的140% 、259% 和120% 。其中,CO2是影响地球辐射平衡的最主要温室气体,在长寿命温室气体总辐射强迫中的贡献率约为64%[4，5]。此外,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作为一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各国学者和政策当局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因此,采用环境CGE模型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也非常之多,并且主要集中在对CO2减排的研究。
在评价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CGE模型中,一个应用较早,同时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模型是GREEN模型( GeneRal Equilibrium ENvironmental Model) ; 在此模型的基础上, 麻省理工学院( MIT) 建立了全球变化联合研究项目的EPPA( Emissions Predic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模型。另一个著名的模型是Mc Kibbin et al. ( 1998) 开发的G - Cubed模型( Global General Equilibrium Growth Model) ,主要应用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不同国家的CO2减排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国外学者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构建静态CGE模型或动态CGE模型进行的。其中,Rob Dellink et al. ( 2004) 采用动态CGE模型分析荷兰的气候变化和土地酸化问题。Rob构建的模型是一个有完美预期的Ramsey传统模型: 假设工资率是完全灵活的,每年的劳动力供给以一个外生给定的速率增长,该增长率包含人口增长率和技术效率两部分,经济的动态特征由此来驱动。模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设定一个独立的减排部门来提供相应的减排技术,将减排技术信息融合到模型框架中。Ian Sue Wing et al. ( 2007) 构建了一个递归的动态CGE模型,在预测美国2050 年能源使用和CO2排放的背景下,分析美国能源强度长期下降将产生的影响。模型将美国能源———GDP比率分解为部门组成的转变和单个行业能源需求的调整,并确定价格中包含诱导、资本构成和技术进步等变量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未来CO2的排放速度很可能比近几年增长得更快[6]。Jan Abrell ( 2010) 建立一个多地区的静态CGE模型,应用市场化排放管理工具分析欧洲交通部门CO2排放问题。模拟结果表明,将交通部门同欧洲的排放交易系统相融合比一个封闭的交通部门排放交易体系或单纯的税收方法更具有优越性[7]。Tom - Reiel Heggedal et al. ( 2011)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一般和特定的减排研发动态CGE模型,研究减排研发补贴的效果,以及碳税对政策创新的影响。其中,在减排研发补贴问题上,得出了两个结论: ( 1) 通过补贴获得的福利比高碳税政策下提高很多; ( 2) 补贴率下降时期的福利比稳定、持续的补贴要高[8]。
在国内,学者们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已由单纯对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之间联系的研究,逐渐向碳税、能源强度、碳排放许可等问题的研究扩散。其中,杨宏伟、宛悦、增井利彦( 2005)构建了中国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于评价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0 年我国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导致GDP的损失约为0. 038% 。因此,作者认为,空气污染不仅威胁居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同时,也将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9]。刘小敏,付加锋( 2011) 针对我国提出的2020 年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在2005 年的基础上减少40% ~ 45% 的减排目标,构建了能源SAM表和CGE模型,并运用情景分析方法,估算2020 年我国碳排放强度目标执行难易程度。模拟主要获得两个结果:( 1) 产业结构调整对节能贡献有限,主要节能量来自产业能源强度的下降,高能耗行业仍是今后调控的主要对象;( 2) 完成2020 年碳排放强度目标有一定把握,但仍需加强节能减排政策的延续性并出台新的保障措施[10]。袁永娜,石敏俊等( 2012) 构建了基于我国30 省区的CGE模型,模拟分析了碳排放许可的强度分配标准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按行业属性设定强度分配标准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设定强度分配标准,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较小,但会对高排放行业造成较大的冲击[11]。
1. 2 碳税/ 能源税政策分析
为有效控制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20 世纪90 年代初,芬兰、瑞典、丹麦、挪威、荷兰等欧洲国家相继开征碳税。紧跟其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都先后开征了二氧化碳税。
碳税/能源税受到如此多国家的青睐,主要是因为这些税种的征收能够通过两条途径减少CO2的排放: ( 1) 要素替代效应。征收碳税/能源税提高了能源使用成本,特别是含碳量高的化石能源的成本,这将促使生产者采用其他生产要素,或清洁能源来替代含碳量高的化石能源。 ( 2) 产出替代效应。征收碳税/能源税将提高能源密集产品的相对价格,促使消费者消费能源密度更低的商品,从而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向低能耗和低碳密度调整。
国外学者在碳税/能源税方面的研究主要有:Gurkan Selcuk Kumbaroglu ( 2003 ) 采用一个动态的能源———经济———环境CGE模型研究土耳其能源税和排放税的经济效应。模型包含7 个生产部门,其中3 个是能源部门,分别是电力、石油和天然气。通过模型模拟获得的结论支持如下政策:( 1) 应该采用排放税作为改善环境的政策工具;( 2) 用石油和天然气替代煤炭,减少污染排放;( 3) 减少能源进口,加速经济增长[12]。Ferran Sancho ( 2010 ) 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 针对“税收的双重福利性” 以及 “为何征收生态税的同时减少其他税收却能保持政府收入不变”这两个问题,主张从真实的、非最优税收系统中检验中立税制的制定。通过构建CGE模型,Ferran发现实现双重福利最关键的弹性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而实现最大程度的减排效果的弹性则是能源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13]。Anton Orlov等( 2012)通过构建适用俄罗斯的CGE模型———STAGE模型,研究俄罗斯碳税的经济效应。该研究模拟结果显示实行碳税制度能够降低碳排放,并且,对增加能源强度方面的投资具有激励作用[14]。
尽管我国尚未开征碳税,但国内学者采用CGE模型对征收碳税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进行的研究不在少数。早在2002 年,贺菊煌便构建了一个研究碳税的静态CGE模型。该模型包含煤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农业、电力等9 个生产部门,并假设劳动力总量固定,各部门工资率相同,对外贸易依据小国经济的特点来处理。采用该模型,贺菊煌分析了对煤炭和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和进口征收碳税所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结果表明,碳税对GDP影响较小,并能够使各部门的能源消耗下降[15]。王德发( 2006) 以上海为例构建地区性静态CGE模型,分析征收能源税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征收能源税能够有效推动劳动对能源的替代,促进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但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较小[16]。周晟吕,石敏俊等( 2012) 为评价我国实现2020 年碳排放强度和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的经济和环境影响,构建了一个中国能源———环境———经济的动态CGE模型,模拟了不同减排政策下的减排效果及经济影响。该研究建议: 征收40 元/TCO2碳税,消减影响较大行业的生产税,将碳税作为政府收入、居民收入,并用于非化石能源投资。模拟结果显示,综合考虑到减排效益和经济影响,将碳税收入用作对非化石能源的投资,不仅有利于实现我国2020 年碳排放强度目标,而且对实现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7]。
1. 3 可耗竭能源价格变动的经济效应
资源部门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非可耗竭资源部门的活动水平、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以及不同经济参与者的行为都将对可耗竭资源的开采计划产生直接影响。根据Hotelling法则: 在一个有效的市场均衡中,可耗竭资源的价格减去其边际开采成本将以实际利率增长。因此,有必要将可耗竭资源的最优开采纳入一般均衡框架,以分析资源价格、消费和政策的经济效应。
国外学者在可耗竭资源方面的研究有: Celine Guivarch等( 2009) 通过比较印度2003 ~ 2006 年期间的石油价格,在全球宏观经济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性的混合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IM-CLIM - R。该模型的建立具有双重的目标:( 1 )解释各种机制和政策在印度经济应对不断上涨的石油价格中的作用; ( 2) 验证模型对短期统计数据的可复制性。该模型预测了印度经济中未被观察到的降低的增长率。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3 种额外机制( 即增加成品油出口、贸易不平衡导致的大量资本流入以及不完全的石油价格机制) 中,这种差异的存在是正常的。因此,该模型的结果为一个经济体在应对能源价格冲击和气候政策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政策建议[18]。土耳其是一个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国家,其中,2 /3的能源供给依靠进口。因此,石油价格的变动对土耳其的国家经济具有多层面的影响,包括对GDP,CPI,贸易平衡,碳排放等的影响。Levent Aydin等( 2011 ) 为了更好地研究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土耳其经济的冲击,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多部门的CGE模型———Tur GEM - D,分析3种情景模式下———参考价格、高价格、低价格———土耳其的宏观经济指标及二氧化碳排放所受到的影响[19]。在欧洲,欧盟政府承诺: 到2020年,温室气体( Green House Gas,GHG) 的排放量同比1990 年的排放水平下降20% 。Helene Mai-sonnave等( 2012) 学者从经济弹性的角度,研究该政策在保护欧盟宏观经济免受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的同时,是否存在其他的效应。他们通过构建GEM - E3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3种情景: ( 1) 参考了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 ( 2)分析欧洲气候政策; ( 3) 分析欧洲环境政策实施背景下的石油价格的上升。这三种情景的模拟结果显示的GDP损失分别为2. 2% 、1. 0% 和1. 5% 。相比之下,单边的环境政策( 情景2) 能够为欧盟经济提供更多的保护[20]。
在能源紧缺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煤炭、化石能源的价格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国内学者在可耗竭能源方面的研究有: Y. X. He等( 2010) 观察到,国内存在煤炭价格上涨导致热电站支出增加,而能源生产价格与能源销售价格间未相应进行调整。通过构建CGE模型,他们分析了煤炭价格的调整对电力产业及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得出了以下两方面的结论: ( 1) 煤炭价格的上涨会导致电力产业成本的增加,但这种影响随着煤炭价格的进一步上涨而减少; ( 2) 电力价格的上升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紧缩效应,并对总产出、GDP、CPI等造成不利的影响[21]。Wei Liu等( 2011) 认为,化石能源补贴改革可能是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的有效途径; 然而,在改革实行前,应对它可能存在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进行全面估计。因此,他们利用 “价格缺口法”评价我国的化石能源补贴,并构建CGE模型。该模型包含了污染排放账目和CO2排放账目,并引入环境经济分析概念,将污染削减福利货币化,对不同情景下的化石能源补贴改革进行评价。此外,他们从技术和经济两个角度,分析了能源消费结构提升的可能性和规模。分析结果表明,废除煤炭或石油的补贴能够提升能源消费结构; 另外,削减煤炭的补贴比废除石油的所有补贴从效果上更具可行性[22]。
1. 4 其他环境问题的应用研究
除以上几方面问题的研究,环境CGE模型还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其他与环境相关的问题,诸如水环境问题、多边气候变化政策问题等。
1. 4. 1 水问题
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CGE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水问题的研究; 主要涉及到水资源价格、水资源配置、水市场和水权交易,以及可持续性和干旱等其他问题; 其研究范围小到一个县级流域,大到全球范围的水域系统。将水问题与CGE模型进行结合的关键是: 如何把特定的水问题与整个社会经济联系起来。目前,CGE模型应用于水问题还处于探索阶段,具体应用不是很多,国内的应用更是有限。国外在这一问题的研究有: De-caluweet al. ( 1999) 、Kraybill et al. ( 2002) 、Roe et al. ( 2005 ) 、Velazquez et al. ( 2007 ) 和Phil-ippe Quevauviller et al. ( 2012 ) 等; 国内的研究有: 沈大军( 1999) 、王勇( 2007、2010) 、邓群( 2008) 、严冬( 2010) 和刘金华( 2012) 等。
1. 4. 2 多边气候变化政策问题
气候变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全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采取积极的合作态度,在长期目标上达成一致,并建立全球框架,共同努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1994) 是当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律框架。在这个公约下,国际社会于1997 年通过了 《京都议定书》。
为应对相应的气候政策进行多边的综合评价,一些大型的综合评价模型纷纷被开发出来。这些模型综合考虑了人类活动、大气组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等的相互影响。其中,经济子系统一般采用CGE模型。典型的综合评价模型有AIM( Asian - Pacific Integrated Model) 、GRAPE ( Glob-al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和RICE ( Regional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 。国内外主要的研究有Pe-ter Nijkamp et al. ( 2005) 、Govinda R. Timilsina e al. ( 2006) 、Fabio Eboli et al. ( 2008) 等。
2 目前研究存在的缺陷
现阶段国内外关于环境CGE的研究已涉及多个领域,研究成果也很多。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环境CGE模型的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缺陷:
2. 1 模型本身的局限性
尽管目前环境CGE模型的理论已经较为成熟,但与其他分析工具一样,环境CGE模型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 1) 对经济行为过度简化,造成实践效果失真; ( 2) 对数据要求极高,难以操作; ( 3) 所涉及的一些弹性参数的估计缺乏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且没有相关参数的检验; 另外,模型在从非均衡到满足均衡条件的过程中,没有交易费用产生,不经过任何中介状态,这与经济现实不符; 此外,多数环境CGE模型属于静态研究,对具有动态特点的政策分析存在局限性。
2. 2 模型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尽管环境CGE模型的发展已经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然而,模型自身的局限性及应用过程中的障碍,导致国内外学者在应用环境CGE模型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
( 1) 由于SAM (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社会核算矩阵) 对数据要求比较高,在无法获得完整、准确数据的情况下(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学者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部分相对较少,导致研究结果不具有科学性; ( 2) 所采用的SAM数据的时效性不强、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指导作用也是有限的。以中国为例,我国的SAM数据主要是基于投入产出表制定的,而我国的投入产出5 年统计1次,目前可获取的数据仅有1997 年、2002 年及2007 年的相关表格。因此,难免出现2011 年或2012 年的研究仍然是以2007 年为基年的情况,这对跨时段的动态分析会造成较大误差。 ( 3) 目前,大部分环境CGE模型只考虑了实施环境政策的社会成本,而较少考虑其社会效益。主要是由于社会效益较难实现定量化。此外,由于CGE模型系统的复杂性,主要是由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等进行政策分析、决策模拟,而个人或一般组织很难在模型上有所突破,这也是近年来环境CGE模型的研究热度有所减退的主要原因。
3 未来的发展趋势
虽然现阶段关于环境CGE模型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但是它对于政策分析的优越性仍吸引着诸多国内外学者对其的进一步应用进行研究。根据已有研究,环境CGE模型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发展趋势: ( 1) 使模型理论基础更加完善,模型更具有可操作性; ( 2) 更多地结合经济体的现实特征,使模型更适合环境———经济综合影响分析。
综合现阶段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未来环境CGE模型的发展可能朝着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 1) Tom - Reiel Heggedal et al. ( 2011)[8]和Y. X. He等( 2010 )[21]及其他学者在应用环境CGE模型对相关环境政策的社会成本进行分析的同时,将这些政策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也考虑在内。而考虑社会效益的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是将社会效益进行量化。
( 2 )正如GurkanSelcukKumbaroglu( 2003)[12]研究电力、石油和天然气三部门之间的替代效应; 周晟吕,石敏俊等( 2012)[17]研究分析低碳政策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不同影响,可见分析环境政策的分配效应,即分析环境政策的实施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等涉及到环境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具有可行性。如果能够利用环境CGE模型分析出环境政策的分配效应,就能够采取相应的补偿措施来使环境政策尽可能做到公平。
( 3) Helene Maisonnave等( 2012)[20]以欧盟为研究对象,王德发( 2006)[16]以上海为研究对象,显示了加强区域环境CGE模型应用的重要性。尽管,区域环境CGE模型的研究已经逐步展开,但是,同国家、国际层面的模型相比,区域层面的模型在数据基础及模型理论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全国的雾霾、水污染问题等。建立系统的、成熟的、操作性强并适用于我国的环境CGE模型能够更好地为政策制定、评估提供支持。这也是当前我国环境———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是我国学者应付出更多努力进行研究的领域。
CGE模型 篇2
《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提出: 2015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左右,而十八大提出在2020年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和任务,于是如何在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成为政府面临的一道难题。
要实现2015年能源总量控制目标,必须实行相应的总量控制措施,能源税是实现该目标的有效措施。何建武、李善同( 2009) 及魏巍贤( 2009) 的研究表明: 实施能源税和环境税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但是将会给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必须在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总量之间进行权衡。林伯强、牟敦国( 2008) 的研究结论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具有紧缩作用,但对不同产业的紧缩程度不一致,可推动产业结构变化,胡宗义、刘亦文( 2010) 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还需要提升能源效率以防止类似2013年1月份的雾霾天气再度发生,因为能源效率被认为是减少能源消耗、确保能源安全、控制环境污染的有效措施。提高能源效率可以降低单位产量的能耗量,但未必会导致总能耗量降低,因为能源效率提高将降低单位产量成本,而成本降低可能导致能源总需求增加( Brookes,1990) 。换言之,能源效率提高的目标是降低能耗量,但却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即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Saun- der ( 1992) 在Khazzooms和Brookes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Khazzoom - Brookes假说: 从宏观角度上看,能源效率提高节约的能源可能被增加的能源需求抵消掉。该假说被研究者们普遍引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查冬兰、周德群( 2010) 的研究表明,我国能源回弹效应明显。能源反弹效应影响生产活动,必然影响到污染物排放。在我国因能源消耗而产生的污染排放中,工业部门的排放占到80% 以上( 陈诗一,2009) ,而高能耗行业的污染排放又占据了工业部门排放的90% 以上( 龚健健、 沈可挺,2011) 。
本文将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建立绿色GDP社会核算矩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CGE模型,模拟分析能源税和能源效率变化对经济及环境的影响, 以期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二、社会核算矩阵
社会核算矩阵( SAM) 账户给经济系统模型界定了一个范围,包含了市场、行为、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等,体现了各经济部门间的联系,能够反映一般均衡的事实,是CGE模型的现实基础。 SAM满足很多模型运行所需的初始平衡条件,可作为CGE模型参数标定的基准数据集以及情景分析的基准情景。
基于CGE建模的需要,本文将采用郭志、周新苗、王鹏( 2013) 一文中编制的绿色GDP社会核算矩阵。该矩阵包括了26个传统的生产活动部门、26个传统商品部门、3个污染治理活动部门和3个污染治理商品部门,此外还包括了附加部分。 生产和商品部门中与能源相关的各5个。污染治理活动账户、污染治理商品账户能反映生产部门的污染治理量( 价值量) ; 附加账户反映生产活动的污染物产生量、治理量和未达标排放量。
三、能源CGE模型的建立
本文接下来将在微观绿色GDP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构建能源CGE模型,用以模拟提高能源税和能源效率的影响。完整的能源CGE模型核心模块包括生产活动与污染物关系模块、生产模块、 消费模块、市场均衡与闭合规则选择、绿色GDP核算关系,本文重点考察生产活动与污染物关系模块以及生产模块。
( 一) 生产活动与污染物关系模块
生产污染物产生量与中间投入、生产工艺有关。其中,中间投入的排污系数不变,生产工艺产生的污染物与产量保持固定比例,具体测算关系参考Hettige ( 1995) 、Garbaccio ( 2000) 和O’ Connor ( 2003) 的相关研究成果; 生产中的治理商品投入意味着污染治理。
1. 生产活动与污染物实物产生
污染物分为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以污染物1为例,部门a生产工艺产生污染物1的计算公式如下:
生产工艺与其它污染物关系与此类似。以污染物1为例,生产部门a中间投入产生污染物1的计算公式如下:
得到中间投入污染物的排放量矩阵后,对该矩阵的行之和汇总便可得到生产部门a中间投入产生的污染物1总量,即:
同理可得,中间投入与其它污染物的关系式。 因此,部门a污染物1产生公式如下:
同理可得废水TE2a、固体废物TE3a与生产之间的关系。
2. 污染治理活动和污染治理
中间投入中的污染治理投入商品实际上是污染物治理量,污染物治理量是价值量形式。在短期内,价值量与实物量保持固定的比例关系。以污染物1为例,具体比例关系如下:
cu1a在短期内固定不变,可以根据污染物治理量价值量和实物量的初始值计算得到,cu2a、cu3a的情况与此类似。同理可得AE2a、AE3a的具体表达式。
以污染物1为例,根据( 4) 式、( 5) 式,未达标污染物排放具体表达式如下:
同理可得污染物2和污染物3未达标排放量EE2a、EE3a的表达式。
绿色GDP为扣除环境、生态破坏损失后的GDP。根据这一思想,绿色GDP表达式如下:
其中pw1、pw2、pw3分别表示污染物1、2、3未达标排放量的单位生态、环境成本。单位环境退化成本的计算依据2004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 二) 生产函数模块
生产函数采用嵌套的CES函数。将能源税和能源效率因子引入生产函数后,函数形式会发生变化。
1. 引入能源税后的生产函数
引入能源税后,嵌套CES函数的第一层函数形式不受影响,具体表达式如下:
中间投入函数采用的是里昂惕夫函数。对能源商品征税,嵌套CES函数第二层的中间投入函数形式不受影响,中间投入的价格函数发生变化, 中间投入及其价格表达式如下:
能源税为外生政策变量,在具体设置过程中对每一种商品都设置一个税率tec。在商品税率具体值的设定上,其它商品的税率固定为0,仅考虑能源税的变化。嵌套CES函数第二层的QVA函数为CES函数,不受影响。
2. 引入能源效率因子后的生产函数
能源效率的提高会使单位产品的能耗量降低, 对生产的投入产生一定的影响。生产函数的形式和结构与前文一样是嵌套CES生产函数。引入效率因子后的中间投入函数变为:
对( 11) 式进一步变化可得:
对中间投入商品设置效率因子efc,该因子为外生的政策变量;其它中间投入的效率因子设置为0,只考虑能源效率因子的变化。能源效率提高必然导致单位产出能耗量下降,从而单位产出的中间投入复合品价格PINAa发生变化。根据中间投入之和等于总的中间投入有下式:
由( 12) 式、( 13) 式可得:
通过( 14) 式可以知道,效率因子的提高会导致中间投入复合品价格下降,价格下降会带来几个方面的效应,如收入效应和替代效用。
此外,消费者效用函数为柯布- 道格拉斯函数。能源税提高使消费者获得同样效用的支出增加,效用函数形式不变,商品支出函数发生变化。 能源效率提高,单位能源给消费者带来更大效用。 消费者同样的支出,效用水平增加,商品支出函数形式不变,效用函数发生变化。
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根据闭合规则的选择,政府、投资对商品的需求为外生的。
贸易方面,出口是内生变量,出口品价格由汇率决定,汇率取决于汇率体制。进口关税外生给定,进口是内生变量。在开放经济的CGE模型中, 进口品QM和国产品QDC间的替代遵循 “阿明顿条件”,国内产出QA在内销QDA和出口QE间的分配用CET函数表示。在国际市场上遵循 “小国假设”,即进出口品价格由国际市场价格决定,国际市场价格为外生变量。
市场达到一般均衡时,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商品市场均衡时,投资储蓄自动均衡,各微观个体达到收支均衡。
宏观闭合规则方面,国际收支平衡选择固定汇率闭合规则; 政府收支均衡选取约翰森规则: 政府支出、投资为外生,储蓄为内生,模型由储蓄率的调整达到均衡。要素市场均衡采用约翰森闭合: 劳动供给是内生的,劳动的价格、资本供给也是外生的。
四、政策情景分析
本文SAM中包括的能源部门有煤炭开采和选洗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一) 基本情景分析
近年来,我国能源效率在不断提高,单位GDP能耗比五年前下降了17. 2% ;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能源消耗总量也在不断增加。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反映的各生产活动部门的能源消耗情况如图1所示。
能源消耗行业分布状况: 能源消耗量大的行业分别是A11、A12、A13、A14、A23和A26,主要集中在重工业,但A26 ( 其它行业) 能源消耗量也很大,主要原因在于本文中A26是建筑业、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等19个行业的集合。
根据2007年投入产出表,五种能源的消耗及比例分布如图2所示。通过图2可以发现,电力及石油加工产品消耗最大,其次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最后是燃气。在一次能源的构成中, 煤炭占比一直较高,2011年煤炭消费量达35. 7亿吨,占一次能源的72. 8%; 石油消费量为4. 6亿吨,占一次能源的18%。虽然我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但可预计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煤炭和石油的主导型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数据来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网,数据更新日期2012年7月
图3反映了1990年至2009年每1 000美元能源消耗量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近些年单位GDP的能耗量在不断降低,表明能源效率在不断提高。
( 二) 征收能源税效果分析
征收能源税是实现节能减排,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接下来运用CGE模型模拟征收能源税对能源消耗量、污染治理、宏观经济及产业结构方面的影响。
征收能源税有助于实现能源总量控制目标, 同时可减少排污量。由于各种能源的份额不同, 受到能源税影响的程度也就不一样。表2反映了能源税每增加10%时各种能源消耗总量情况。能源税增加,A11、A23消耗量降幅最大,A24消耗量降幅最小。各能源消费量的降幅不一样必然导致能源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其中A24的降幅最小,其比例相对图2略有上升。
从理论上讲,能源税增加使得能源商品价格上升,企业成本增加,从而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能源税征收的宏观经济影响模拟结果见表3,结果符合初步预期。
通过表3中的模拟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能源税的逐渐增加,宏观经济受到负面影响的程度越来越高。能源税税率增加10 %,GDP下降0. 6125 % ,居民收入下降0. 2753% ,但GGDP仅下降了0. 4972%,降幅明显小于GDP的降幅,且在GDP中的占比上升; 与此同时,废气不达标排放量下降0. 7251%,废水不达标排放量下降0. 59796% ,固体废物不达标排放量下降0. 34292% 。随着能源税率的上升,宏观经济指标和不达标污染物排放指标都出现下降。
从产业结构层面看,不同的行业能源消耗强度不一样,征收能源税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能源税增加10%之后各行业污染物排放、 产值分布如图4所示。
根据图1,重工业能耗量大,轻工业次之,然后是服务业和农业。因此,可以初步判断:( 1) 能源税对重工业的影响将大于对轻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的影响; ( 2) 由于重工业也是高污染产业, 能源税必然能够带来节能减排效果。通过图4可以发现,如果对污染物征收10% 的税,首当其冲的就是重工业,产值QA大部分都有较大降幅,例如A12,A14,A16,A19,A23等; 其次是轻工业生产部门,如A6,A7等; 最后是A26。由于各行业产值降幅不一致,负面影响大的行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例必然下降,负面影响较小的行业占比反而会上升,产业结构将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能源税导致价格上涨,能源投入、 总产量减少,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污染物不达标排放减少。通过图4可以发现,当征收10% 的能源税时,污染物的减排幅度要高于产值的降幅。具体而言,重工业中的A12,A13,A14,A23污染不达标排放降幅较大,轻工业中的A6,A7,A10降幅也较大,采掘业中的A2、A4固定废物减排幅度也较大。
( 三) 能源效率提高的影响
要实现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环境约束问题,提高能源效率是最优、最有效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节能减排的根本途径。能源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产量需要的能源更少,生产成本降低、利润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能源效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能源消耗总量的减少,甚至可能出现能源消耗总量增加,污染物的排放量更多的情形。
表4反映了能源效率提高1%、3%和5% 后对总量经济指标的影响。数据显示这些影响均显著为正。能源效率提高1% 后,居民收入上升,GDP和GGDP分别增加0. 06735%、0. 06924%,污染物不达标排放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增幅明显小于GDP的增幅。
能源效率提高会降低单位产量的能源消耗量, 但是随着GDP的增加,能源消耗总量可能增加。 能源效率分别提高1%、3%和5%后,各种能源消耗总量的模拟情况如表5所示。
通过表5可以看到,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消耗量增加。与图2对比可进一步发现,消耗量大的能源在效率增加后的增幅相对较大。
通过图1基本情形分析我们已经知道: 重工业能源消耗量最大,轻工业次之,然后是采掘业、服务业等。能源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产出能源消耗降低,能源消耗量大的行业受惠将最大,其生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能源等中间投入会进一步增加,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可能增加。能源效率提高1% 后,各行业的生产、排污情况如图5所示。
根据图5可以看出,能源效率提高1% 后,各生产部门的产出发生了变化,重工业中的A10、 A12、A13、A14、A16和A23产出明显增加,此外A2、A4、A6、A7也有较明显的增加,其它行业的增加幅度则较小。与此同时,各行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也有较明显的变化,A6、A12、A13、A14、A23等行业都有较明显的增加,其次是A2、A4、A7、 A8等行业,但污染物的增幅要低于产值的增幅。
五、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能源CGE模型模拟不同能源税、 能源效率情境的节能减排效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并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在能源税政策效果方面,能源税增加相当于能源价格上升,价格增加带来两方面的效用: 第一是替代效用,替代效应导致中间投入减少,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需求增加; 第二是收入效用, 收入效用会使得中间投入、要素投入减少。二者的综合作用决定了能源税的效果。征收能源税影响能源价格,通过价格的提升来反映能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是节能减排的一个有效途径。但由于征收资源税的影响范围较广,它将对宏观经济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能源税的上涨将推动产业结构变化,各产业产出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并表现出一种趋势: 能源强度越高的产业受能源价格上涨的紧缩程度越大。
其次,在能源效率变化方面,能源商品效率提高,单位QINA中能源商品含量减少,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中间投入复合品的价格,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能源效率变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要考虑到价格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传递影响。能源效率提高虽然降低了单位产量的能耗量和成本,但是由于上述三种效应的综合影响,能源消耗总量上升,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对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能源税使得整个经济在付出一定代价的情况下到达了节能减排的目的,优化了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能源效率提高虽然在能源消耗总量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方面效果不明显,且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但是大幅降低了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和污染物排放量,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本文在绿色GDP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构建了能源CGE模型,并模拟能源税收和能源效率的变化效果,结果表明:能源税是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可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而能源效率的提升尽管可以大幅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但不利于能源消耗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
CGE模型 篇3
关键词：社会建设,一般均衡,利益均衡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 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十八大”将社会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要求各地在先前的基础上, 加快落实相关政策文件, 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适时调整社会发展的方式策略。
一、国外研究述评
西方社会建设研究具有科学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传统,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研究视角涵盖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众多领域;社会建设政策与实践方面, 大多基于一般均衡理论, 以微观分配理论论证宏观经济社会政策, 从福利经济学视角研究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分配。但社会建设涉及领域众多, 且主要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现有分析缺乏一种综合性的政策有效性分析的统一范式, 更加缺乏量化实证分析, 尤其对于突发的外部环境冲击反应滞后。
(一) 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社会建设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自身结构、功能调整和关系协调的复杂过程,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有三个阶段:以追求社会和谐为目标的社会秩序理论, 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福利理论与福利国家理论,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 主要提出了社会治理、社会冲突、社会风险、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理论 (唐铁汉, 李军鹏2006) 。近代以来,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具有科学主义、 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传统。科学主义传统试图根据自然界的规律理解社会;解释主义传统主张用社会生活理性化趋势, 回答“现代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批判主义传统将社会建设寓于对不合理现实的激进的批判中 (刘少杰, 王建民, 潘西华2006) 。 尽管学派林立, 但对社会建设目的和主要内容认识基本一致, 认为社会建设研究就是研究社会的运行状态, 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社会建设的内容则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整合社会利益和价值、追求社会和谐为主 (俞可平2000 ;李培林2005) 。
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借鉴和吸取其经验教训, 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社会发展模式, 而是要在遵循中国国情, 讲究实效的基础上, 博采众长, 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运行方向, 逐步形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社会管理机制体制。 中国社会建设需要借鉴之处是:要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建设蓝图, 编织覆盖面广的社会安全网, 提高社会公共服务事业水平, 对经济活动进行适度的社会调节, 协调利益化解矛盾, 构建“政府— 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的社会建设格局 (段华明2009) 。
(二) 福利经济学研究
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表明, 在存在着竞争性均衡时, 达到帕累托最优。通过资源在个人之间的合理再分配, 实现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 效率与分配问题可分离。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 标准和“序数效用论”, 提出社会福利函数, 然而,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予以否定。阿马蒂亚·森提出功能和能力范式来诠释福利, 补充了福利经济学忽视的社会因素, 认为政策制定者要关注物品之外的其它影响因素。总的说来, 福利经济学主要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的福利分配问题, 其目的是研究如何使社会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 是用于评判现实经济状况合意性的理论和分析工具, 能从整体的角度去评价社会分配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合理性。
(三) 利益与分配理论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是以资源有效配置为基础的, 强调投入与产出、工资与利润的比例, 涉及更多的是微观分配理论。当代主要收入分配理论包括新剑桥学派的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的分配理论、 公平与效率抉择的分配理论和收入分配差距理论等当代收入分配理论。西方经济学界在效率与公平上有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 效率优先。哈耶克认为, 真正的平等是机会平等, 而不是收入或财产的平等, 主张国家运用法制手段为自由竞争创造条件, 保证机会平等, 从而保证效率。第二种观点, 公平优先。新剑桥学派和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平等本来就是人们天赋的权利, 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割和利益冲突, 主张实行收入均等化的政策。第三种观点, 效率与公平相交替。阿瑟·奥肯认为, 效率和公平都没有绝对的优先权, 在生产领域应以效率为主, 增加社会财富, 为平等分配提供前提;在收入分配领域, 应贯彻平等原则, 借助政府职能消除不平等。
我国现阶段社会建设采用的是公平与效率抉择的分配理论。中国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建设成就获得国外认可, 同时也存在社会建设领域中的民生和社会管理问题, 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就是要充分认识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批判借鉴“第三条道路”理论和西方利益分配理论, 理顺利益相关方利益链, 构建中国社会建设的利益均衡理论框架, 谋划社会建设利益均衡框架的顶层设计, 厘清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路径, 构建全新的社会建设“中国模式”,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四)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
中国当前面临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断裂的矛盾, 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测评社会建设政策的影响效果需要研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关系。一方面, 经济建设的发展, 或多或少影响社会建设;另一方面, 社会建设进程将直接影响相关经济部门发展, 并间接影响整个经济系统。而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利益分配不均衡, 因此, 建立一组包含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主要部门的数学模型, 可以对政府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价, 避免因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成本。而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可计算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模型, 能够体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部门之间的联系, 可以反映特定变动对各部门及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近年来, 随着数据可得性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CGE模型逐渐发展成为应用政策分析模型的主要分析工具, 并逐步应用于社会建设领域。
(五) 中国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国外研究
大多数国外学者都认可中国社会建设成就, 认为中国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 为人民带来实惠;加快了民生的改善, 公民的民主自治权利得到保障和提升。认为中国社会建设为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但也带来诸多问题, 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社会冲突加剧, 突出表现为钱、 权、民高度对立。第二, 社会不公严重, 城乡之间、 区域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支配严重不公。第三, 民生问题突出, 最典型的是住房问题, “房奴”“裸婚”“蜗居”“蚁族”等词流行, 无不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此外, 对社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较为关注。第四, 社会制度的缺失, 社会稳定的机制缺乏基础且脆弱。 对于促进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需要政府调整政策思路, 增加社会性投资;调整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 充分利用国有企业。
(六) 国外社会建设研究的启示
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社会建设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起因于利益分配不均衡, 经济、社会系统中各部门交错关联, 任何变动都会影响全局。因此, 一是要充分认识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复杂性和系统性。需要政府宏观统筹规划, 综合协调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的关系, 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完成。二是要确定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发展路径。三是有必要建立一个包含社会和经济系统核心部门的数学模型, 将主要用于经济和环境领域的CGE模型引入到社会建设研究中来, 纳入教育、 医疗、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六大部门, 通过政策模拟分析, 达到系统、全面地进行社会建设政策有效性分析的目的。
二、国内研究述评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的要求以来, 理论界从不同的学术视角, 围绕社会建设的概念和理论渊源、内容、价值取向和建设重点等展开了论证,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 丰富和深化了社会建设理论。但同时, 传统的社会建设研究多以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出发, 长于思辨, 缺少定量分析, 难以为政策有效性评估和最优建设路径选择提供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支撑。
(一) 社会建设的理论渊源和概念特征研究
社会建设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 随着实践的发展, 它的概念和内涵也会有所发展。国内学者对社会建设概念的界定总的来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从“社会”的概念与范围理解社会建设, 认为社会建设有不同的概念范畴, 有大社会、中社会和小社会, 广义社会和狭义社会 (景天魁2008 ;青连斌2008 ;陆学艺2009 ;何怀远2009) 。第二种是从社会系统的角度, 认为社会建设是个系统工程, 必须从整体性和层次性来把握社会建设, 只有抓住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才能正确理解社会建设 (郑杭生2007, 2009 ;丁元竹2008 ;邓伟志2008 ;苏斐然2009) 。新时期社会建设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面临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 对外开放深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四个难题叠加的特殊背景, 引发社会变革, 产生社会问题;二是面临解决社会转型时期突出的针对性问题;三是面临转型期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科学发展四大新理念 (贾建芳2009) 。
(二) 社会建设内容研究
学者对社会建设的内容不断进行扩充和深化, 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主要是对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 化解和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 正确处理政府、市场、 社会的相互关系, 加强以社会事业为主的“小社会” 建设 (李学举, 孙炳耀2005 ;吴忠民2007 ;郑杭生2008 ;青连斌2008 ;陆学艺2009) 。第二种观点认为, 社会建设有其特定的体系和内容。有的将其概括为社会价值整合、社会制度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有的将其概括为实体建设和制度建设两大方面和九项内容 (梁树发2005 ; 张永光2006 ;孙立平2009 ;严书翰2009 ;严振书2010) 。第三种观点认为, 社会建设根本在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社会自治是形成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和手段, 建议通过三个维度:以社会结构为基础, 以社会组织为载体, 同时以社会制度为保证, 重建社会, 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 (孙立平, 郭于华, 沈原2010) 。
(三) 社会建设问题和重点的研究
社会建设成就获广泛认可, 认为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加快了民生改善, 公民权利得到提升;社会建设是为应付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 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 为未来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 (马福云, 梁伟2011) 。同时指出社会建设领域中的问题:一是社会冲突加剧, 表现为钱、权、民高度对立。二是社会不公严重, 城乡、区域、群体之间资源占有和支配不公。三是民生问题突出, 如住房、贫富、社会保障、 环境问题。四是社会制度缺失, 无有效的公共服务制度, 社会稳定机制缺乏基础且脆弱。对于促进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认为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高度认同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改善民生和化解社会矛盾。有的认为改善民生重点是进行社会要素建设、 社会结构建设和社会关系建设, 将构建新型体制机制作为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邹农俭2012) 。 对于如何化解社会矛盾, 认为要把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作为同等重要的双重目标, 以法治为核心, 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 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孙立平, 沈原, 应星等2010) 。
(四)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CGE) 的国内应用
国内CGE研究主要起源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OECD合作建立的中国CGE模型, 以及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PRCGE模型, 经过学者的发展, 目前多应用于国际贸易、税收政策、货币理论、能源环境领域以及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政策等方面, 但由于CGE模型涉及到大量数据, 以及针对不同问题的模型新建和编程, 因此, CGE模型的应用还远不够广泛, 在社会建设领域就更是空白, 虽然有学者运用CGE模型进行过农民工问题、劳动力市场、养老保险方面的研究, 但多是对社会建设领域某一部门的研究, 且着眼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 缺乏覆盖社会建设各个领域以及从社会建设、 社会利益均衡视角出发的社会建设CGE模型。
(五) 国内现有研究评价
整体上看, 国内学界对社会建设问题的研究内容很丰富, 基本理论已达成初步共识, 指导和促进了社会建设实践;但是, 还需要在理论系统研究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在应用对策上提高解决中国社会建设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和实操性。多年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 尤其“十七大”以来, 通过创建社会建设机构 (社工委) , 构建社会建设框架, 统筹社会建设制度, 出台《社会建设意见》、《社会建设规划》等措施, 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道路, 形成了社会建设“中国模式”。但是, 在世界城市建设背景下, 中国社会建设有其特定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呈现和性质与中国整体性问题不同。中国的社会建设应该适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准确定位社会建设的指导性理论、挖掘深层次问题, 选择恰当的路径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中国社会建设的困境如何破局, 不能仅仅局限于某单一领域的孤立研究, 而是需要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 在社会建设指导理论研究上进行创新, 并由此推动社会政策创新和政策落地。
三、社会建设创新的必要性
我国社会建设创新的必要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 从社会建设和分配领域分析利益协调的基本规律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工作重点一直集中于经济领域, 从1992年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有20年的时间。但是, 经济领域的迅速发展, 映衬出社会建设领域的滞后, 不仅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 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往, 国内对社会建设的研究局限于实践和管理层面, 并没有真正的理论成果作为支撑。需要从社会利益协调理论出发, 深入探讨利益协调理论的作用机理, 在实践中分析利益协调理论的作用方式;而构建“利益博弈、资源分配、利益表达与分享均衡”的理论框架, 为社会建设领域寻找到新的理论支撑, 才能指导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二) 新时期社会改革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 同时, 也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发展成果的分配机制带来了不同个人、组织与部门、地域间的利益分化。目前, 改革发展到了攻坚阶段, 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管理领域亟需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急需研究如何从中国目前改革发展瓶颈的现实入手, 分析利益在不同主体下合理的分配机制, 探讨利益作用的机理, 最终形成利益均衡的格局和各方均受益的分享式发展模式, 为中国社会建设领域的改革提供清晰的脉络。
(三) 解决社会问题、减少社会代价的客观要求
“十一五”时期以来, 中国各地不断推动社会服务体系、社会管理体制、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建设实践创新。例如, 北京市相继出台《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北京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行动方案》、《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意见》、《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规划纲要》等政策指导性文件。党的“十八大”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将社会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要求各地在先前的基础上, 加快落实相关政策文件, 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适时调整社会发展的方式策略。需要从政府已有的各项惠民政策出发, 以利益协调理论为理论支撑, 分析政策的作用方式和利益分配模式, 为确保完成既定民生任务, 加快完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创新社会服务管理方式。
四、社会建设创新的发展思路
以利益均衡为理论主线, 以中国社会建设领域CGE应用为主要工具, 建立衡量指标体系。根据标准CGE建模原理, 构建社会建设领域CGE模型, 构建特定社会核算矩阵 (SAM) , 借鉴国际经验并详细对比发达国家的社会建设政策, 为中国的社会建设提供政策工具支持;对中国的维稳政策、教育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进行模拟分析, 探讨其执行效果和宏观影响。
(一) 社会建设CGE模型建模原理
以一个标准的单国开放型四部门经济循环运行说明CGE模型的建模过程。在四部门的宏观经济中, 经济主体被抽象为居民、政府、企业和国外四个部门, 所使用的要素仅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经济主体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二) 社会建设CGE模型建模方法
通过前述指标体系的研究, 在标准CGE模型中, 拟采用两种办法建模:一是单独构造和生产模块、价格模块、均衡闭合模块等并列的社会建设模块, 将社会建设六部门指标融合;二是建立六个独立的模块, 分别涵盖社会建设六大子领域, 以收入分配为例, 公式如下:
其中方程 (1) 表示部门j所分配的某一阶层p的收入等于该部门收入支出与阶层p的自身各项特质的乘积之和, 方程 (2) 表示阶层p的收入总和等于各部门产生的该阶层收入分配之和。此外, 本课题为了克服CGE模型只能进行静态比较分析的问题, 拟在构建中加入动态模块, 以实现“准”递推动态分析, 公式如下:
方程 (3) (4) 分别表示从基准年开始, 以后第t年 (t=1, 2, …, n) 的资本总量和劳动力总量。 方程 (5) 分别表示由于TFP的提高, 在第t年部门资本、劳动力及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 建立基准数据集
CGE模型的成功实施需要建立在完善、合理的数据集基础上, 本模型以社会核算矩阵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SAM) 作为基准数据集。SAM是描述经济系统运行的矩阵式核算表, 它是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 结合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等资料, 通过加入机构 (家庭、企业和政府) 等账户扩展而成的, 反映一定时期 (通常为一年) 内经济系统交易流向的方阵。因为SAM具有较强的账户分解与集结的灵活性, 因此, 用户可以根据研究的侧重点, 对生产部门、商品部门、机构部门进行详尽的分解与集结。图2给出了一个典型描述性宏观SAM的基本结构。
社会建设模型以社会核算矩阵作为基准数据集, 构建包含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 社会管理等领域的SAM, 通过在基础账户基础上根据特定研究问题细分账户, 建立特定的SAM, 可以表示为:
其中, n为矩阵的维数, 也即SAM中的账户数, xij即是从账户j支出到账户i的交易值。根据收支平衡原则, 则有为平衡SAM帐户收支不相等, 拟采用双比例 (RAS) 法与交叉熵 (CE) 法多次模拟, 然后取两者平均值的办法以提高精度, 用数学公式表示如下 :
其中, 分别表示由RAS法、CE法以及组合更新法得出更新后的直接消耗系数。同时, 采用滚动调整SAM的方法来确定模拟期各水平年的SAM, 以便解决CGE只能做比较静态分析而不能进行跨期动态分析的问题。
(四) 选择模型开发平台
在模型和数据基础上, 拟采用通用数学建模系统 (GAMS) 进行模型开发, 但根据数据和模型特点, 可能会结合使用不同开发平台, 以便提高精度降低工作量。
(五) 模型应用和对策研究
模型应用部分, 利用自设政策变量或改变模型参数值等代表政策变动或外部冲击, 由于CGE模型中包含详细的居民模块的微观描述, 通过相应政策仿真模拟, 可分析社会建设路径、制度优先秩序及其对于个人福利的影响。对策研究部分, 通过对“利益博弈、资源分配、利益表达、分享发展”四个维度的对策研究, 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分配问题, 通过有效构建协调利益相关方的社会管理体制、多元利益表达的社会服务体系、合理资源分配的均衡发展格局、分享式发展的社会建设体系, 探索基于利益均衡视角的社会建设发展路径, 创新社会建设“中国模式”。
五、对社会建设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意义
对社会建设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为社会建设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以及为社会建设实践创新提供路径参考两方面。
(一) 为社会建设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社会建设成就为未来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做了制度准备, 但还面临着社会冲突加剧、社会不公严重、民生问题突出、社会制度缺失等问题, 亟待创新突破。而从社会建设与收入分配相关理论出发, 以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依据, 联系教育、 收入、医疗、社保、城市管理等民生问题, 探讨公平与效率的分析范式对利益协调理论的作用方式, 使得利益协调理论更加具有现实的土壤, 理论联系实际, 为完善社会建设制度和政策、设计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 为社会建设实践创新提供路径参考
围绕利益均衡目标, 基于一般均衡视角, 通过构建社会建设CGE模型, 对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现有模式进行实证研究, 谋划基于利益均衡视角的社会建设顶层设计, 探索适合中国区域特点的社会建设路径。在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 结合现阶段社会建设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立足于“十八大”关于社会建设创新的最新论述, 紧紧围绕党的最新理论, 借鉴国内外学术界社会建设的研究成果, 从民生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进程两方面出发,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重点关注和解决社会建设的现实问题, 深入分析社会建设的利益均衡机制, 在利益形成与冲突博弈、利益调整和资源分配、利益表达和行为矫正、利益均衡与分享式发展四个方面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以深化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推动相关理论成果应用于社会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去, 为“十八大”以后落实社会建设相关政策文件, 并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为城市社会建设提供清晰的路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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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E模型 篇4
研究河南在承接国际和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现状, 并对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各种效应进行分析, 同时就如何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这对于促进河南经济发展, 提升产业实力及竞争力, 加速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 促进产业集聚效应, 加快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和发展步伐, 进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 从基于CGE模型的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各种效应分析等方面系统地构建承接产业转移的机制, 可以丰富和发展已有的研究成果, 为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借鉴。对于各级政府等管理决策部门凸显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定位和方向等也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
(一) 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且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从投资规模看, 自从2005年以来, 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获得了快速发展。2005年, 河南省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12.29亿美元;“十一五”期间, 河南省累计利用外资198亿美元, 尤其是2013年以来河南省利用外资134.57亿美元, 比前20年的总和还多。从投资形式看, 独资企业成为近几年河南省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2006年, 在新增的372家外商投资企业中, 外商独资为182家, 中外合资为164家。2010年在新增的外商投资企业中, 外商独资为147家, 占项目总数的58%。2013年在新增的外商投资企业中, 外商独资为230家, 占项目总数的67%, 外商独资已成为主要投资形式。从投资结构看, 近几年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并向优势产业倾斜。另外, 服务业利用外资领域进一步拓宽。近几年, 河南省不仅在传统的服务业领域利用外资获得了增长, 而且在金融业、咨询服务业也获得了突破性增长, 在2013年金融业又新增5家外资企业。
(二) 河南省利用省外资金规模增长明显
2009年以来, 河南省利用省外资金获得了大幅度增长, 其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政策调整及出现用工荒, 使得沿海地区的工业不再具备生产优势, 纷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河南省由于其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比较明显, 成为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首选地。随着河南省大招商活动的展开, 省外资金利用成效更是显著。据统计, “十一五”期间, 河南省利用省外资金累计9 276.7亿元, 年均增长43%。尤其是2013年以来利用省外资金增长明显累计达到6 197亿元, 超过前十年的累计利用省外资金额。
(三) 省外资金投向以优势产业为主, 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近几年, 河南的省外资金投资的主要领域集中在房地产、能源、冶金、食品加工、石油化工、机械电子等行业, 尤其是房地产业曾一直是客商投资青睐的行业。自2008年以来, 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冶金、采矿、新能源等行业成为客商投资的热门行业, 切合河南省产业升级和投资方向。尤其是2010年, 河南省实际到位省外资金中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冶金行业, 其他依次是采矿行业和新能源行业。可见, 转移到河南的企业逐渐向优势产业转化, 并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区不再具有生产优势,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竞争力, 进行了企业外迁, 转移到了具有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的中西部地区。
(四) 省外资金来源集中在沿海地区
沿海地区仍为河南省实际利用省外资金的主要来源地。“十一五”期间, 河南省实际到位省外资金主要集中在北京、浙江、上海、广东、福建、江苏等地。而这些地区均为经济发达地区, 为了当地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纷纷将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可见, 河南省在引进省外资金过程中产业转移特征明显。
二、基于CGE模型的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模拟场景设计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2009) 》及河南省目前的引资现状, 本文将运用河南省CGE模型对引进产业的具体效果进行事前评估。特选择了四类代表性产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纺织服装业、高端制造业的工程机械业、信息知识产业的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其他食品加工和食品制造业, 以分析承接这四类产业入豫后对河南省打造中原经济区及三化建设的长期影响。本文假设对所选行业给予同样的引资力度, 表1给出了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长期模拟场景。
三、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效应分析
(一) 宏观经济效应
本文模拟的是对各行业给予同样的引资力度, 该冲击将直接导致投资增加, 行业扩张, 工资上升, 刺激消费, 进而又带动行业扩张投资增加,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从而很好地拉动GDP增长。表2的宏观结果显示, 承接所选的四个行业都能带动GDP的增长。
(相对基期的百分比变动, %)
数据来源:模拟结果。
Sim1食品加工业:表2显示, 承接食品加工业会拉动GDP增长0.075%, 从支出法GDP方面GDP=C+I+G+NX (其中C是居民消费, I是投资, G是政府消费, NX是净出口) 分析, 这是由于投资增加0.121%、消费增加0.023%、政府消费增加0.023%、净出口增加0.068%引起的。引进食品加工业之所以能对GDP有很好的拉动作用, 其原因主要是河南省虽是农业大省, 但却还不是农业强省, 河南农业“长”在资源, 却“短”在缺乏深加工, 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 缺乏竞争力强的产业链。引进有实力的食品加工企业后, 将现有的食品品牌做大做强, 就可以很好地带动河南省基础农业的快速发展。根据《2014河南省统计年鉴》显示, 2013年末河南省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3.2%, 农村从业人员数约占总人口的75.9%。因此, 河南农业的发展将直接带动广大农业人口收入的提高, 模拟结果显示实际工资增加了0.077%, 居民效用也随之增加了0.092%, 进而拉动消费, 刺激经济增长。
物价方面, 由于行业扩张形成了规模经济, 致使边际成本降低和供给增加, 从而导致物价下降。食品加工业扩张后引起物价下降幅度较大, 达到-0.084%。其原因是河南省食品加工业发展后基础农业较快发展成现代化农业, 形成规模效益, 导致农产品出厂价格普遍下降。由于河南是农业大省, 农产品的比重比较大, 而且农产品是很多其他行业的重要中间投入品, 因此导致省内总物价水平下降较大。
贸易条件方面, 模型反映的贸易条件是指净贸易条件, 即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 模型百分比形式为p Otoft=p4tot-p Oimp, 其中p Otoft为贸易条件, p4tot为出口价格, p Oimp为进口CIF价;若按收入贸易条件I= (Px/Pm) *Qx衡量, 转换为模型百分比形式为:p Otoft=p4tot-p Oimp+x4tot (其中x4tot是出口数量增长率) 。
上页表2显示, 食品加工业的扩张会使得河南省净贸易条件轻微恶化 (-0.069%) , 导致出口增加0.09%, 由于受到国内需求上升的影响, 进口也增加了0.022%, 但收入贸易条件却是改善的 (+0.022%) 。
Sim2纺织服装业:纺织服装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承接该产业对于解决就业有很好的效果。受投资上升0.086%的影响, 居民的实际工资上升了0.087%, 拉动消费增加0.06%, 刺激GDP增长0.062%。但由于纺织服装业的产业链条比较短, 且对其他行业的带动作用很小, 因此该行业的扩张对GDP的拉动效果相对其他行业而言较小。
物价方面, 承接纺织服装业对稳定物价的作用是最小的, 物价仅下降了0.011%, 这是由于虽然该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了2.1%, 但该产品大部分都是用于最终消费, 很少作为中间品投入到其他行业中。
贸易条件方面, 只有承接该产业导致了贸易条件改善0.012%, 出口减少0.033%主要取决于出口价格上升了0.012%, 但收入贸易条件却得到轻微恶化 (-0.021%) 。而受到GDP平减指数增加0.007%的影响, 进口也有轻微下降 (-0.026%) 。
Sim3工程机械业:承接工程机械业对河南省GDP的拉动作用是最大的, GDP将增长0.416%。工程机械产业具有链条长、关联度高等特点, 其上游产业有金属矿采业、钢压延加工业、铁合金冶炼业、金属制品业等, 下游产业有汽车制造业、建筑业、电工电器业等。因此, 工程机械业的发展带来整个行业投资增加0.591%, 实际工资增加幅度最大 (0.28%) , 进而刺激消费增加0.288%。
物价方面, 由于工程机械类产品大部分都是作为机器设备投入到很多行业中, 该行业产品价格下降2.63%, 导致很多下游行业的中间投入成本减少, 生产价格下降, 进而导致总物价水平下降了最多 (-0.172%) 。
贸易条件方面, 引进该行业带来贸易条件有较大恶化 (-0.078%) , 导致出口增加幅度最大 (0.236%) , 受到国内需求增加较多的影响, 进口也有所增加 (0.159%) , 但其带来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却是最大的 (0.158%) 。
Sim4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上页表2显示, 承接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GDP的拉动作用最小 (0.049%) , 投资上升0.07%, 消费增加0.033%。由于该产业主要为大多数其他产业提供软件等服务支持, 该行业的发展可以提高其他产业的生产效率, 例如, 可以给其他企业提供电子政务软件、企业管理软件以及行业所需的大型应用软件系统等。因此, 引进该产业, 不仅可以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从而拉动GDP增长, 而且还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刺激GDP增长。但由于目前河南省计算机软件服务业的规模尚小, 并非河南的优势产业, 所以该行业的引进, 在对GDP的拉动作用方面要差于其他三个产业的效果。
引进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物价和贸易条件方面的影响作用都相对较小, 物价水平仅下降了0.028%;贸易条件发生轻微恶化 (-0.019%) , 受此影响, 出口增加了0.052%, 但收入贸易条件却有较大改善 (0.033%) , 仅次于工程机械业的影响效果。
(二)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原因。河南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劳动力、自然资源要素丰富, 而资本、技术等密集要素短缺;传统产业所占比重大、先进产业所占比重小。先进产业的转移, 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资本、技术的转移, 能带动这些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在转入地迅速积累。这样, 通过承接产业转移, 不仅能提高某些传统产业产出能力, 为传统产业的升级创造机会, 也将使产业结构中采用先进技术的部门在数量上和比例上增加, 而且有助于形成新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 从而使该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达到升级的效应。
通过近几年大规模地利用省外资金, 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河南省全部工业增加值由2005年的4 92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9 858.4亿元, 年均增长25.3%;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2009年的8 371.97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3 986.51亿元, 年均增长14.8%, 增幅明显。近几年, 食品、有色、化工、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六大优势行业及高技术产业比重上升明显。六大优势行业2008年实现增加值3 726.77亿元, 2009年比上年增长15.5%, 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7.5%。高新技术产业2008年实现增加值262.32亿元, 2009年比上年增长18.5%。
(三) 产业关联带动效应
产业关联效应是指一个产业的生产、产值、技术等方面的变化通过它的前向关联关系和后向并联关系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关联带动效应, 不仅会带动与转入产业相关的投入品产业的发展, 也会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 还会引起转入产业其他相关产业的一系列变化, 如建筑业和服务业等。近几年, 河南省承接的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冶金、食品加工、石油化工、新能源、房地产等行业, 而这些行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与其关联性较强的农业、采矿业的发展, 并且也带动了建筑业、运输业、仓储业等服务业的发展。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 河南省建成了大规模的产业集聚区, 目前, 产业集聚区增加到180家。2013年河南省全省产业集聚区完成投资超过27 000亿元, 累计入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1万家。产业集聚内不仅形成了大、中、小型企业分工合作、上下游联动、配套完善的企业集群, 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上中下游产业链。
(四) 节能效应对比
表3显示了承接四种产业后带来的总能耗增加幅度最大的是工程机械业 (0.262%) , 其次是食品加工业 (0.083%) 和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0.055%) , 幅度最小的是纺织服装业 (0.038%) , 单位GDP能耗增加的幅度与总能耗的结果一致。根据《2008河南省统计年鉴》中的能源消费、各工业行业的增加值等数据计算得出所选行业的能耗强度分别为:食品加工业 (0.264) 、纺织服装业 (0.163) 、工程机械业 (0.277) , 而服务业的能耗情况在年鉴中没有统计所以被认为几乎是无能耗的。
(相对基期的百分比变动, %)
数据来源:模拟结果。
综上可知, 工程机械业的能耗强度最大, 且其对工业行业的带动作用也最大, 尤其是带动其他中高能耗产业的发展, 如钢铁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 所以引进工程机械业带来总能耗增加幅度最大。至于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虽然它的能耗最低, 但由于该行业的引进能很好地带动其他工业产业的发展。因此, 引进该产业导致河南省总能耗水平增加的幅度要大于纺织服装业。
(五) 环保效应对比
表4显示了承接四种产业后给环境带来的影响, 其中引进工程机械业后带来的单位GDP废气、固体废物和SO2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幅度都是最大的, 同时也带来水污染排放量的较大增加。虽然工程机械业本身属于低污染型产业, 其废水污染系数为0.6、废气污染系数为0.02、固体废物污染系数为0.07、SO2污染系数为1.7, 而食品加工业的这四种污染系数分别为3.6、0.07、0.05、7.1, 纺织服装业的这四种污染系数分别为9.2、0.3、0.07、19.7, 但由于工程机械业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金属矿采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高污染的行业的扩张, 且其对其他工业的发展也有很好的带动作用, 所以造成引进工程机械业将对环境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其次是纺织服装业的扩张会对水、空气造成较大的污染, 模拟结果显示单位GDP水污染排放量增加最多 (0.116%) 、废气污染增加0.016%、SO2污染增加0.012%, 但其引起的固体废物污染排放量下降最大 (-0.021%) 。而与节能效应类似, 由于计算机服务业对其他工业有很好的带动作用, 所以承接该产业也会带来这四种污染物排放量轻微上升。综合而言, 引进食品加工业的环保效应最好, 虽然会带来单位GDP水污染有较大增加, 但同时也会使废气和SO2排放量有所下降。
(相对基期的百分比变动, %)
数据来源:模拟结果。
(六) 就业扩大效应
产业转移增加了就业机会。众所周知, 河南是人口大省, 劳动力资源丰富, 承接的产业如食品加工、纺织、机械电子等大部分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能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同时, 产业转移过程中, 先进的经营理念、先进的技术手段与管理经验的引进, 对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也会带来积极影响。
(七) 城镇化效应
承接产业转移可以加速承接地工业化进程。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 承接地通过吸收发达地区的产业, 引入先进的技术和资本, 迅速建立起现阶段自身没有能力发展的产业, 大大缩短产业自然演变这一过程, 能加速承接地工业化的进程。伴随着工业化而出现的是城镇化。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 伴随着大量的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事业的建设, 使得城镇化效应明显。如河南省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43.8%, 比2012年提高了1.37个百分点。
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 积极主动地承接产业转移, 已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一步。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 要把握当前产业转移的总体趋势和客观规律, 积极主动地参与区域合作, 抓住有利时机有效承接产业转移, 在争夺产业转移项目落地权中抢占先机, 才能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实现河南乃至整个中部地区的崛起。
通过比较承接四种产业后, 对河南省打造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影响可以得出: (1) 引进食品加工业对河南省GDP有较大的拉动作用, 有效促进新型农业化进程, 并且在稳定物价方面的效果较明显, 同时在改善环境方面也有最好的效果, 但其在促进产业升级方面效果较弱。 (2) 引进纺织服装业, 相比有效增加了平均收入水平, 拉动消费增长, 同时带动棉麻纺织等行业的增长。该行业的发展虽然在资源节约方面的效果是最好的, 但却带来了较大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 并且对河南省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也是最弱的。 (3) 引进工程机械业, 相对其他三个行业在拉动河南省GDP增长、扩大出口、提高居民收入、稳定物价和促进产业升级方面的效果都是最好的, 但同时却带来了大量的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 (4) 引进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拉动河南省经济增长效果最小, 但该行业的发展可以显著带动整个行业的均衡发展, 对新型工业化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而且引进该行业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方面有较好的效果。
因此, 从经济增长目标出发, 河南省现阶段应结合优势产业承接工程机械业、结合农产品资源优势承接农产品加工业、结合劳动力优势承接纺织服装业;但从打造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出发, 河南省应首先重点承接信息知识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因为承接信息知识产业转移将有效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型工业化发展, 而承接农产品加工业将有效促进新型农业化进程, 对环境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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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E模型 篇5
关键词：碳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碳排放,居民福利
引言
21 世纪以来,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早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已经规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承担但有区别的二氧化碳减排责任。2007 年,中国CO2排放量为67 亿吨远超美国59 亿吨,居世界第一。2014 年9 月中国正式印发了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 ~ 2020 年)》,明确提出了到2020 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下降40% ~4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到15%左右等一系列目标。
因此,低碳发展已经成为政治和学术界的主流方向,同时,相比其他的节能减排环境经济政策,碳税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政策手段。目前,征收碳税的国家有芬兰、瑞典、爱尔兰、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日本、德国、英国等。虽然征收的方式和税率有所不同,但都对减排、缓解环境压力起到明显的作用。
1 文献综述
CGE是可计算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模型的简称,也称之为应用一般均衡(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AGE ) 模型。CGE模型作为政策研究和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能够真正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核算账户之间的相互连锁关系。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CGE模型源于Johansen (1960)[1]构建的多部门增长(MSG) 模型,以市场均衡为假设,最终得到了经济增长的多部门数值解,充分体现了模型一般的、均衡的、可计算的特性。基于此,CGE模型逐步被认可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
Whalley J和Wigle R ( 1991、1992 )[2,3]首先提出将CGE模型运用到气候变化问题上,通过建立涉及全球贸易和碳排放的多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GE) 模型,分析征收碳税对全球碳排放及贸易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大量国外学者通过构建CGE模型来研究能源税、 资源税等对环境的影响,如: Burniaux JM ( 1992 )[4]、 Carlo Carraro(1996)[5]等。近年,诸多学者将碳税与CGE模型结合,深入分析碳税的经济影响和环境效应。Wissema和Dellink (2007 )[6]通过构建AGE模型研究碳税对爱尔兰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 碳税能够改变生产和消费模式,能够实现减排目标且对社会福利影响较小。Grant Allan (2014)[7]通过构建能源- 经济- 环境CGE模型,探究3 种假设下(单纯的征收碳税、将碳税用于增加政府支出、降低所得税收入) 特定碳税对苏格兰的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发现在上述3 种情境下,通过征收50 英镑(每吨二氧化碳) 的碳税,均能够实现37% 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此外, Silvia Calderón (2015)[8]通过构建两个局部均衡模型和两个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哥伦比亚的碳排放,研究表明哥伦比亚碳排放量将于2050 年达到峰值,高额碳税是实现减排目标的有效方法,同时,也能够加速清洁能源进入市场。目前,发达国家在利用CGE模型研究碳税方面成果丰硕,研究体系相对成熟,一方面是因为国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的保护; 另一方面国外学者起步较早,具有更加完备的知识储备及更为详尽的数据资料。
国内基于CGE模型对碳税的研究正在逐步发展。从全国角度出发,贺菊煌、沈可挺等(2002)[9]通过构建静态CGE模型,将生产税区分为产值税、增值税、碳税,研究发现碳税在对GDP轻微影响下有效减排,其中,对煤炭石油部门的产品价格和产出产生较大影响并促使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 魏涛远等(2002)[10]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NAGE) 模型定量分析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郭正权(2012)[11]建立11个部门的静态CGE模型,分析了在不同碳税政策对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部门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以上文献,从征收某一碳税水平出发,相对简单。朱永彬、刘晓等(2010)[12]基于121个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引入高、中、低3 种税率以生产性碳税和消费性碳税的征收形式,研究发现碳税能够有效减排,且生产性碳税减排效果优于消费性碳税,对各经济部门的影响各异,其中,煤炭采选和炼焦两个行业受影响程度最大;王灿、陈吉宁等(2005)[13]构建一个涵盖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递推动态 “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 模型,模拟碳税政策对GDP、能源价格、资本价格等宏观变量的影响。此外,有些学者从区域角度出发,刘多多(2013)[14]和梁伟(2013)[16]构建区域能源环境动态CGE模型,分别以内蒙古和山东省为例,研究碳税政策对宏观经济以及不同行业部门的影响,并验证环境税能否实现 “双重红利”。分析上述文献结论,可以发现,征收碳税可以降低中国的碳排放量,长远角度来看,碳税的负面效应会不断弱化。
国内现有文献大部分是研究碳税对碳排放量绝对数减少的作用,同时,只注重对宏观经济变量的研究,忽略了碳税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不同影响以及碳税与其他税种的关系。本文将落脚点放在碳排放强度上,从相对指标来分析碳税对减排的作用,并利用经济产出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来衡量碳税的减排效果,此外,着重研究碳税对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影响; 最后通过模拟保持居民福利水平不变,分析碳税与居民所得税的关系,以此来探究碳税的 “双重红利”效应。
2 数据与模型
SAM表主要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目前,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只能获得2010 年42 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并将其调整为9 部门,分别是: (1) 农业、(2) 采掘业、(3) 制造业、(4)建筑业、(5)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6) 服务业、(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8)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9) 电力。根据 《投入产出表2010》、 《中国统计年鉴2011》、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等编制宏观微观SAM表。关于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弹性,参考了赵永、王劲峰[17]; 单位化石能源消费量的二氧化碳系数,根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可得。
本文以张欣[18]的CGE模型为基础,采用凯恩斯宏观闭合,增加了碳税模块。共由7 大模块组成: 生产模块、贸易模块、机构模块、环境模块、均衡与宏观闭合模块、宏观模块、社会福利模块。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介绍碳税模块,以及与碳税相关的方程变动。
亿元
本文假设主要化石能源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将化石能源消费量乘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转化为CO2排放量,并且以此计税依据,在生产环节征收碳税。为更有效方便的体现碳税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可以将碳税税率转换为从价税率。公式如下:
其中Ta为生产部门a所要缴纳的碳税率,化石能源合成束QCDa和电力QOGDa构成,PCDa和POGDa为相应的价格,所要缴纳的碳税为CTAXa。
方程(1) ~ (2) 分别表示生产部门a的二氧化碳排放量ECMO2a,分别为单位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tc为单位二氧化碳征收碳税率。
相应的生产模块中,生产活动的总产值需要添加碳税税额,变为:
方程(3) 表示生产活动的总产值。其中,QAa为生产部门a的总产量,PAa为总产出的价格; QKELa为资本- 能源- 劳动合成束,QINTAa为非能源投入总量,PKELa和PINTAa为相应的价格; taa为生产税税率。
另外,机构模块中,政府收入增加碳税
方程(4) 表示政府收入YG。YHh和YENT分别表示居民h的收入和企业收入,tih和tient为其相应所得税税率; QMc、QEc表示商品c进口、出口总量,汇率为EXR,pwmc和pwec分别为进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tmc、tec为进、出口税率; transfrgrow为国外对政府的转移支付。
3 模拟分析
3. 1 情境Ⅰ
模拟征收10 元/吨CO2、20 元/吨CO2、30元/吨CO2、40 元/吨CO2,探究碳税对宏观经济变量、碳强度、各个部门的影响。
3. 1. 1 碳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表2 描述了在2010 年未征收碳税基准下,征收不同水平的碳税率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从表中可以看出,政府收入随着碳税率的提高逐渐增加,政府消费随着税率的提高呈现下降趋势,而政府储蓄变化趋势与其基本相反; 在生产环节碳税的征收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由于劳动者工资具有粘性,商品市场不完全竞争,企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居民的收入、储蓄和消费均随之减少; 名义GDP和实际GDP都减少,社会福利水平同样降低,但随着碳税率的提高,减少幅度逐渐减少; 进口和出口都减少,因为产品成本上升,造成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同时由于国内居民收入降低,进口商品的需求量也随之减少,但随着碳税的提高减少幅度有变小的趋势。
3. 1. 2 碳税的减排效果
相对碳排放绝对量的减少,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既是国家的环境目标,也是衡量碳减排的重要指标。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可计算出2005 年的碳排放强度为0. 0293,模拟结果显示,当碳税率分别为10 元/吨、20 元/吨、30 元/吨、40 元/吨时,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38. 97% 、39. 62% 、39. 90% 、40. 08% , 即, 当碳税率为40 元/ 吨时,可以实现国家关于在2020 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下降40% ~ 45% 的目标。另外,本文从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征收碳税后各效应的变化量来衡量其减排作用。 根据许士春等(2012)[17]对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可知,我国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和主要抑制因素分别是经济产出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本文主要通过两大效应来比较分析碳税的减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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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3 可知,各行业的能源强度变化量主要为正值,说明随着碳税的征收,各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随之提高,对碳排放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和制造业较为显著;相反,建筑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有待提高。表4 整体为负值,说明征收碳税后,行业经济产出效应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均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主要是由于碳税使得GDP略有下降,以及部分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也有波动。
3. 1. 3 碳税对各个部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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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描述了4 种碳税率水平下各部门的产出变化量。从表中可以看出,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实际产出呈现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于,这个两个部门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使用量分别占总消费量的45. 9% 和37% ,所以,征收碳税对其产出起到抑制作用相对显著。
3. 1. 4 碳税对居民收入、消费的影响
从表6 可以看出,征收碳税均降低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城镇居民收入降低的幅度要比农村居民降低的要大,并且差距逐步增大。因为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资本收入、企业转移支付、政府转移支付以及海外转移支付,其中,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起到主导作用,同时,由于城镇居民的就业率和人居资本量的减少幅度较大,造成城镇居民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降低大于农村居民,因而碳税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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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表7 与表5,可以发现碳税对各个行业的就业率的影响与各行业的实际产出有相同的趋势。不同的碳税税负,对总体就业率的影响分别为: -0. 17% 、 -0. 40% 、 -0. 71% 、 -0. 98% ,可见碳税对全国的就业率是有负面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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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8 可以看出,商品的消费量随着碳税的增加逐渐减少,其中,制造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农业、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和服务业的减少程度依次递减,这跟各行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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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表9 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变化量均大于城镇居民,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在碳税开征后,农村居民对商品的需求弹性大,更容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 当税率升高时,两者的差距也在拉大。
3. 2 情境Ⅱ
由于只在生产环节征收碳税,而碳税作为流转税,企业会把它转嫁给消费者,使消费者利益受损。故设置情境如下: 征收10 元/吨、20 元/吨、30 元/吨、40 元/吨的碳税,同时保持居民福利不变EV = 0,分析碳税对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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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表2 相比较,可以明显的看出,除了政府部门变量外,其他经济变量,均有所改善,其中,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和居民储蓄,变化较为明显,主要是因为,居民所得税的降低,减弱了碳税带来的负向的收入效应,进而刺激了消费。碳排放强度相对于2005 年,分别降低了39. 63% 、39. 98% 、40. 22% 、40. 47% ,与没有情境模拟前表2 的数据相比,碳税减排的效果相差不大。综上得到,为保持居民社会福利水平不变,适度降低居民所得税税率,能够降低碳税的负效应,即个人所得税有抵消作用。就此,可以看出碳税的 “双重红利”效应,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污染,而且可以利用其税收收入降低现存税制的扭曲作用。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模拟情境Ⅰ、情境Ⅱ,得出以下结论:
(1) 在2010 年经济背景下,当碳税率为40元/吨时,能够实现我国 “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基于此,分析能源强度效应和产值占比效应的变化量可以发现,碳税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排作用显著。
(2) 碳税对宏观经济变量具有负效应,会使名义GDP和实际GDP下降有限比例,但是由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基数较大,所以减排成本还是很高,因此制定合理的碳税税率,是规避这一负效应的重要途径。相反,政府收入是唯一增加的变量,所以,和征收其他税种一样,政府应合理制定碳税税率,充分利用碳税税收,努力降低碳税的负面影响。
(3) 对于生产部门,征收碳税使得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实际产出下降,使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迫使高能消耗部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量。此外,各行业的实际产出影响了居民的就业率,商品价格上涨,居民社会福利水平下降。
(4) 碳税造成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其中,城镇居民收入下降幅度大于农村居民; 而农村居民的消费减少量更大。所以政府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制定适当有差异的税收补贴和返还机制是弥补居民损失的重要手段。
CGE模型 篇6
瓦尔拉斯1874年在《纯粹经济学要义》[1]中首次提出一般均衡概念: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下, 经济行为受到严格的预算约束和市场约束, 在约束下, 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 通过价格的充分调整, 所有市场上的供求都相等, 达到均衡状态。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研究能表示现实经济的具体方程。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模型成功地反映了部门间的关联以及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间的联系。数十年来, 以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的多部门经济模型被广泛地应用于发展计划和政策分析。这类模型假定成本是线性的, 技术系数是固定的, 且把最终需求看作是外生给定的, 故其仅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初步近似。20世纪50年代, 数理经济学家Arrow和Debreu[2]则从数学上严格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唯一性。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omputable Genera Equilibrium, CGE)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60年, Johansen构造了一个描述挪威经济的CGE模型[3], 模型结构简单, 采用把非线性方程简化分割成线性方程的思路, 求解方法则采用简单的矩阵求逆方法。但在他的模型中已经清楚地把方程分为供给、需求以及供求均衡3个部分, 求解的目标在于寻求一组使得供求平衡的价格, 模型已经具备了CGE模型的显著特征, 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CGE模型。经过40多年的发展, CGE模型在其理论深度、模型结构、建模技术和应用范围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很多国家都建立了CGE模型, 如Dervis[4], Adelman[5], Gruver[6]等。模型被广泛地用于分析价格、税收、关税和汇率、技术进步、工资、收入分配等经济政策变动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用于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 环境政策、投资评价、发展战略选择、贸易政策以及外部冲击下的结构调整等经济问题。
利用CGE模型进行经济分析, 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把经济系统的整体作为分析对象, 它通过对经济系统整体的仿真对特定的经济策略变动进行分析, 用全面的观点考察一个经济系统中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之间的供给和需求关系。事实说明:CGE模型以其建模机理明确是迄今唯一能够反映经济系统中, 宏观调整与微观经济行为主体间的复杂关系的模型。
社会核算矩阵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SAM) 是以矩阵的形式反映的国民核算体系SNA[7]。SAM是对一定时期内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经济结构的全面描述, 它是投入产出表和国民收入账户的一个综合表达[8,9]。与投入产出表不同的是, SAM在投入产出的基础上增加了非生产性部门的信息, 如居民、政府、世界其他地区, 以二维表的形式全面反映了整个经济活动的收入流和支出流, 不仅能反映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 还能反映非生产部门之间以及非生产部门和生产部门的之间的联系, 这样能够反映政策变动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全面影响。并且SAM中的商品部门、活动部门和经济主体都可根据所分析问题的需要加以集结或细分;同时, SAM将投入产出表与宏观经济账户统一在一个一致的框架之下, 以平衡、封闭的矩阵形式表示生产部门、要素和各类机构间的联结关系。
基于这些认识, 本文提出建立一个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的经济政策模拟决策支持系统 (CGEDSS) 。
2 可计算一般分析的基本模型
CGE模型分析的基本思想是:生产者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 在资源约束条件下, 确定各种商品的最优供给量和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消费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 在预算约束的条件下, 确定对各种商品的需求量, 当最优供给量与最优需求量相等时, 经济系统达到最稳定的均衡状态, 同时由均衡供应量和需求量求出一组商品的均衡价格。
2.1 CGE模型的一般结构
从模型建模的角度分析, CGE模型就是描述经济系统供求平衡关系的一组方程组, 一般包括供给、需求和均衡三组方程。其中供给部分生产方程涉及生产函数的形式, 需求部分方程涉及需求函数的形式。这两种函数形式的选择取决于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分析上的易处理性。其一般结构可以见表1所示:
2.2 模型的生产结构
生产函数是用来描述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产出量之间的相依关系的函数, 它描述在一定技术效率条件下, 采用有效生产要素投入量组合可以获得的最大可能产出。在模型中, 生产函数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建立生产方程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生产函数的形式。从国内外相关文献中[1,10,11,12,13]也可以看到, CGE模型的生产函数形式多采用C-D函数、CES函数等。因为: (1) 多年计量经济学的统计实践结果已经表明, 这些方程与实际情况的拟合程度很高, 完全可以描述经济系统的基本情况; (2) 在经济理论中使用最多的也是这些方程, 直接使用这些方程对建模和分析带来很多方便。
模型假设在每个生产部门有一个竞争性企业, 每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总的生产函数用Leontief与多重嵌套的CES生产函数描述。
2.3 模型的需求结构
在一般均衡理论中,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理想假设是其中重要的约束条件之一。消费者最优化问题实际是在预算约束条件下选择商品 (包括服务、投资、休闲) 的最佳组合以满足效用最大化。
CGE模型中常见的需求函数有:线性支出系统LES、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ELES、几乎理想的需求函数系统AIDS等。这些函数都是由一定形式的效用函数并满足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条件推导出来的。在研究中把各类居民的效用函数用不同的StoneGeary效用函数来描述, 假设居民的消费需求是由复合商品构成, 允许不同复合商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 居民在总消费预算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其效用, 这将导出居民需求函数为LES或ELES。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产品的国内总需求等于居民消费需求、各部门中间需求、企业需求及政府需求之和;产品总供给包括国内生产内销部分和进口品;国内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详见图3产品市场物流结构图。
3 CGEDSS的系统结构框架
3.1 以CGE模型为核心的决策系统结构
整个系统的运行建立在Windows 2000/XP操作系统上;具有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 开发工具为Microsoft Visual C++.net;CGE模型生成和求解系统建立在GAMS开发环境之上——GAMS IDE 2.0;数据库系统采用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系统结构框架见图4所示。
3.2 政策模拟分析流程
首先建立基年均衡数据——社会核算矩阵, 然后根据具体政策问题, 集结部门, 设计具体政策变量, 进行模拟计算分析。如图5所示。
3.3 政策模拟信息流程
根据CGE模型分析在经济部门应用的情况, CGEDSS由6个子系统构成, 它们分别是知识库管理子系统、数据库管理子系统, 问题生成子系统, CGE模型生成子系统、CGE模型求解子系统, 输入输出及分析子系统。各子系统功能如下所述, 系统的信息流程如图6。
4 CGEDSS的决策目标
4.1 政策模拟与计算分析
对于既定的政策目标, 模拟分析其实施后对供给、需求、收入分配、资源与环境、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国内经济增长及国际贸易等的影响。系统能够满足CGE模拟计算需求, 将CGE模型、DSS决策方法和工具、数据仓库技术面向政策决策问题集成。最大限度地为用户提供进行一个高效的、全面的、可视化的政策模拟平台。
4.2 政策设计与政策优化
对于既定政策目标, 设计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对于未定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方案, 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 设计可最大化实现目标的政策组合。
4.3 系统的计算机化、可视化和网络化及稳定性与安全性, 便于系统管理人员的动态维护与更新
系统应具有从外部数据库导入数据的功能;建立符合实际的标准数据结构, 方便系统获取用户的数据, 随时更新数据仓库;以及对数据的存储转换, 方便各个功能模块调用这些数据。
4.4 用户界面友好
系统运行过程是一个与决策者交互的过程, 为用户理解CGE模型结构、SAM矩阵、政策模拟原理提供直观形象的帮助支持;通过交互过程一步步地为用户明确其决策问题, 协助用户对该政策问题结果进行分析, 便于政策分析人员对系统的理解和操作及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对模型和数据库进行调整和修改, 形成政策模拟仿真方案, 便于政策制定者对系统输出结果的理解。形成方案后, 运行系统得出政策仿真结果, 最后形成政策建议, 为决策者提供支持。
5 结束语
建立CGEDSS的目的是充分利用社会核算矩阵的数据, 为政府政策决策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提高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的功效。本文讨论了系统的总体结构和系统提供支持的主要内容, 也涉及系统建立的软硬件环境, 人机接口等。期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推动CGE模型的研究及模拟系统的应用。
摘要：本文提出建立一个以社会核算矩阵SAM为数据库基础, 以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CGE为模型主体的, 用于经济结构分析、政策模拟的政府经济政策决策支持系统。系统的运行可为政府部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 落实经济政策, 调整产业结构, 协调各经济部门的发展, 提供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