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共12篇）

雍正皇帝 篇1

清代雍正时期, 为了改善康熙统治末期出现的财政问题, 雍正皇帝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财政的政策, 其中包括:对财政亏空状况进行严查, 并促进其稳定增长;实行摊丁入亩政策, 将土地成为单一的税收标准, 改变了过去税赋不均衡的状况, 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雍正刚即位时, 国库存银仅八百多万两, 为了使财政状况得到有效的扭转, 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 如设立了专门的审计机构, 负责审查地方的财政亏空问题。雍正仅仅用5年的时间就使得国库的存银达到了五千万两。同时, 他还实行耗羡归公政策, 有效地规范了地方官吏的财政行为, 使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走上了良好发展的道路。耗羡提解的重要目的便是要制止官吏征收附加税, 降低火耗率, 实现减轻税民负担等。雍正皇帝提出对于耗羡率只能减少, 不能增加。他说:“如地方官员于应取之外稍有增加者, 朕必访闻, 重治其罪。”耗羡归公后, 各地的耗羡率相对过去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地方官员狂征乱派的现象, 同时这不但极大地改善了社会的风气, 而且还促进了廉政。

一、雍正皇帝财政改革的背景

康熙中期以后, 随着政治的稳定及经济的繁荣, 出现了众多官吏利用当时较为宽松的财政经济制度的漏洞贪污或腐败, 使国库亏空的现象。大小官吏出现了侵占钱粮、贪冒军饷、侵蚀库银等现象, 甚至达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 甚至出现了上下作弊的特征, 同时许多皇子也大肆侵吞国家财政, 给清朝的财政造成了重要的损失。赋役不均是清朝初期出现的又一个严重问题, 清初政府沿袭了明代的摊丁入亩的政策, 实行折征银两的一条鞭法, 但是由于明朝末期社会的动乱、人口死亡、迁徙等原因, 使得土地的占有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就需要对该项政策进行调整, 尽量增加赋役人数及收入等[1]24。在稽查过程中, 地方官吏没有根据实际情况, 一味地增设人丁, 出现了税赋与人丁数不实的问题, 进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同时, 一些地方绅士为了逃避税收负担, 开始与当地官员勾结, 将自己的负担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 赋役的摊派出现了严重的不均等化现象。由于大量农民根本无法承受沉重的丁银而被迫背井离乡, 甚至出现了逃亡者十之九的情况。

中国古代往往实行的是以银、铜为主要流通形式的货币, 在征税时, 银两在兑换、炼制、保存等过程中会有一定的损耗, 故而需要增收一定的附加费, 但这项税赋一般由地方政府来征收, 这就成为了地方官吏的额外财政收入, 同时由于耗费无法确定征收额, 这就为官吏们的随意征收创造了条件。例如:有的抽征税为一两, 而耗羡就达五六钱之多, 故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清朝初期实行的低俸禄制度使得许多官员贪赃枉法, 滥征火耗银。清朝时期的赋税、徭役制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康熙时期就有人看到了贫富差距不均衡的现象, 于是特意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办法, 但最终没有获得康熙皇帝的批准, 雍正皇帝即位后便面临着这个棘手的问题[2]4。面对上述局面及问题, 雍正皇帝即位后就着手实施了声势浩大的财政体制改革, 严格查处造成钱粮亏空的官吏。雍正皇帝的肃贪态度非常坚决, 规定了各省督抚必须将自己的钱粮进行严格的稽查, 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各省的官吏, 规定如果各省在三年补完之后再有亏空的现象将从严治罪, 如发现贪污的问题, 一经查明将立即正法。如果地方或政府官员进行包庇, 将一并治罪, 可以说, 雍正皇帝治理国家财政相当严厉, 其具体措施包括两地抄家、罢官、连带赔偿等。

二、雍正皇帝财政改革的内容及作用

康熙统治时期, 有人特意提出了整治滥收火耗的制度, 并改变它的用途的重要建议, 并认为:“耗羡除允许州县官动用一部分外, 其余的归省里, 用作公共事务。”但是, 康熙帝不赞成, 他说:“征收火耗原是地方官的私事, 若允许他部分归公用, 就是中央政府承认此项征收是合法的, 他本人将落个实行加派的罪名。”但是, 雍正皇帝却不同意其父亲康熙皇帝的观点。雍正元年, 山西巡抚诺岷请求将该省各州县耗羡银全部上缴布政司, 一部分用作抵补无着落的亏欠, 一部分给官员做养廉银。这是全面实行耗羡提解的办法, 雍正帝当即批准实行, 并在全国推广山西的做法。摊丁入亩政策是山东巡抚黄炳率先提出来的, 他发现了雍正初期人丁逃亡的严重问题, 于雍正元年六月提出改革倡议。一个月后, 直隶巡抚李维钧也发出同样的呼声。雍正皇帝经过仔细考察, 认为:“摊丁之议, 关系甚重”, 准备以后再行处理, 并责备黄炳冒昧渎陈, 同时还将李维钧奏折交户部讨论。户部同意了李维钧的条陈, 雍正帝仍不放心, 又让九卿詹事科道共议, 同时命令李维钧详细规划具体办法, 要做到对国课无损, 于穷黎有益。到了年底, 雍正皇帝认为其筹度相当合适, 办法也较为完善, 遂命令其下年就着手实施。这样摊丁入亩的政策经过大半年的讨论终于确定了下来, 并开始在全国逐步实施[3]31。

通过上述方法的实行, 雍正时期的财政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 各省普遍清偿了自己的亏空, 雍正皇帝特别针对封疆的官吏没有好好实行该项政策, 下令再延长三年, 如果未能按期完成清查任务, 对边疆的督抚也将从严治罪。在严格管控措施下, 清朝初期的财政亏空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财政收入开始稳定地增长。雍正实施的耗羡归公政策, 有效解决了地方官吏私征耗羡的问题。他将这项附加费改为法定的税率及固定的税额, 并统一由督抚管理。另外其所得的收入, 除了办公需要耗费的费用外, 其余的都将成为一种“养廉银”, 以防止地方官吏的贪污行为。雍正说道:“自从此法推行以来, 吏治变得更加清廉, 闾阎咸免扰累。”[4]78雍正的这些财政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清朝初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使当时的财政收入及社会风气都有了极大的改善, 以至于有“雍正一朝, 无官不清”的说法。同时, 雍正皇帝还推行豁贱为良的制度, 实现了几百多年遗留下来的问题。雍正皇帝推行的摊丁入亩的政策, 是对明朝一条鞭法的重要发展,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同时对今天的财政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根据相关历史评价, 雍正皇帝推行的这些改革将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上百年。

雍正皇帝在位13年, 执政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与整顿, 改善了康熙末年出现的财政弊端, 为乾隆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摊丁入亩是雍正实施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税收改革, 是一项有利于穷苦农民的重要改革, 同时也是中国税收制度的重大改革。雍正时期, 还专门建立了预防腐败的制度, 当时的三朝宰相张廷玉多谋善断、机敏练达, 对官场的弊端非常熟悉,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 并对前朝的制度有了较为全面的修缮。一方面他主张对官员的公开监督, 认为“事无不可对人言”, 另一方面, 他还严惩贪官, 即使是自己的亲哥哥也绝不姑息。这也是雍正时期财政获得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另外, 雍正皇帝还推行士民一体的当差政策, 雍正皇帝特别厌恶那些荡检逾闲不顾名节人士的违法行为, 指出他们出入官署, 包揽词讼, 并分享政府的司法权, 造成了平民与绅衿的对立, 同时与政府的法令及权力也有着冲突, 是产生吏治败坏的一种社会因素。雍正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位君主, 他强力推行的财政改革, 并对以往的积弊坚决革除, 在短时间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并为日后的乾隆盛世积累了丰厚的家底, 将清王朝的发展推向了鼎盛。雍正皇帝推行的财政改革不但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而且还保护农民的利益及其人身地位, 但是其本质上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 但是其通过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对特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并给予农民一定的人身保护, 较前朝有一定程度上的进步, 同时也对当前的财政改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雍正皇帝的财政改革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达到了最高峰, 并在其百年的历史进程中, 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摘要：雍正皇帝执政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与整顿, 为乾隆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摊丁入亩是雍正实施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税收改革, 是一项有利于穷苦农民的重要改革, 同时也是中国税收制度的重大改革。

关键词：雍正皇帝,财政改革,溯源

参考文献

[1]罗大正.清代雍正皇帝的财政改革[J].经济研究参考, 2004 (6) .

[2]王德太.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的背景、内容及意义[J].中国钱币, 2006 (10) .

[3]黄河清.雍正时期养廉银制度简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2 (2) .

[4]李瑞芳.雍正年间耗羡归公政策在直隶的实行[J].邢台学院学报, 2003 (2) .

雍正皇帝 篇2

雍正名爱新觉罗·胤禛，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雍正是康熙帝第四子，1678年12月13日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母为孝恭仁皇后，即德妃乌雅氏。在康熙二废太子胤礽之后，胤禛进取经营势力争夺储位，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雍正继位。

雍正帝在位期做了一系列改革，如实行改土归流，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废除贱籍制度，实行摊丁入亩，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雍正在政治上创立密折制度监视臣民，设立军机处以专一事权。改善秘密立储制度，使得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必须程度上避免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

雍正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驾崩，终年58岁。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清西陵之泰陵，传位于第四子弘历。

浅论雍正皇帝崇儒教民的手段 篇3

关键词：尊孔 科考 《圣谕广训》 乡约制度

历代王朝都尊崇儒学，而儒学思想历经千百年来的变化形成为皇帝的治民之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渐渐成为百姓们所遵行的道德规范，谁要是违反，谁就会受到谴责，而皇帝要做的就是努力保持百姓仍信奉这些思想，这样可以保证社会稳定，皇权稳固。雍正皇帝自然也不可避免。雍正对孔子特别推崇，他说“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是人人所看重的，而宣讲天地君亲师的关系理念又需要传道授业之人，孔子乃至圣先师，传道授业无人能出其右，“诚首出之圣也”。他认为孔子“道贯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师，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1]对孔子再加尊崇也没可增之处，遂决定追封孔子先世五代为王爵。雍正还下诏避孔子讳，像商丘、章丘等地名以及山川市镇等，一律改称他名，至于姓氏，都把“丘”改为“邱”。[2]过去帝王在祭帛献爵时，从不行跪拜礼，而雍正祭孔时特行崇典，行二跪六拜礼，还解释说“朕今跪献非误也，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3]这大概就是雍正想借助“上行下效”的方法，让世人更加重视孔子，将伦理纲常等思想作为行为准则。雍正如此尊崇孔子，他认为“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序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会出现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结果尊卑倒置，上下失序，越礼悖义，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等现象，对世道人心的危害程度不可胜言[4]。因此只有孔子之教是“人道之大经，彝伦之至理”，“统智愚贤不肖之俦，无人能越其范围者。”孔子之教在于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假设人人都将这些铭记于心，牢牢遵行，那么社会秩序必会趋于稳定，到最后受益最大的还是统治万民的皇帝。

要让世人都习得伦理纲常、道德礼仪，必然要采用言传身教的方法，让他们时时接触这一理念。最为便捷的方法就是教育。这包括学校教育以及科举。清代的学校分布极广，从直省到各府、州、县都次第建立书院，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其学生所学书籍都以习四书、五经及性理、通鉴诸书为主。除此之外，还设立有义学和社学。社学是乡镇开设的学校，凡近乡子弟年满十二岁就可入学。义学则教一些孤寒生童或者优秀的苗、蛮、黎、瑶子弟。学校也禁止学生传习非圣之书、一家之言的著述。对于一些淫辞小说，也禁止坊肆刊行、民间留藏。设立这么多学校可以保证众多学子从小就接受儒学教育，学习道德礼仪、为人处世的法则。从科考来说，科考试题从“四书”、“五经”里出，童生入学考试正试考“四书”二题，复试“四书”、“小学”论各一题，到雍正朝又增加了策论题，题目仍然从“孝经”中选。乡试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三题、“五经”每经四题，第二场考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各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由于科考士子大多不作诏、诰题，而且表文、判文及时务策等雷同卷很多，使得二三场考试不能更好的选拔考生，因此评判考生优良与否重点就在第一场，而首场又以四书文最重[5]。雍正曾经说过“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他认为通过四书文能够看出士子是否真才实学，而且四书文能阐述解释先贤哲人的意蕴，文章的格式体裁“先正具在，典型可稽，虽风尚日新，华实并茂，而理法辞气，指归则一”[6]。因此，雍正就晓谕考官，所录取的试卷文章务必要雅正清真，理法兼备，屏去其支蔓浮夸之言，以此来消除士子考生冗长浮靡之习。将科考的内容严格要求在“四书”、“五经”之中，这确实能让学子学习到先贤的经典著作，不过雍正提倡四书文同样也束缚他们的思想，追求文章的格式也禁锢了学子自由发挥、理念创新的余地。百事孝为先，雍正认为孝为百行之首，他规定从雍正元年会试开始，考试题目仍从《孝经》中选出，这样就能够使“庶士子咸知诵习，而民间亦敦本励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乎此”。[7]走向仕途是大多数读书人的追求目标，而科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公平的途径，通过科考能更进一步引导考生在社会中遵从道德纲常、理解君臣之礼，以达到教民的目的。

教育是培养学子道德品行的主要方式，学校在教化世人学子上作用甚大，只不过其终不能涉及没有接受教育之人，雍正就向全国颁布了两本书，为百姓安居其业提供了指示作用，这两本书就是《圣谕广训》和《大义觉迷录》。康熙在位时曾颁布“圣谕十六条”，包括敦孝悌、笃宗族、和乡党等，内容涉及从纲常名教到耕桑作息，各举要领，事无巨细，无所不包。是规范民众行为的重要准则。“圣谕十六条”首以孝悌开端说明康熙皇帝重视孝道，以孝道来治理天下，雍正即位后也继承这一理念，更进一步宣扬孝道，“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8]。雍正认为各条遵行日久，虑民或怠，宜申告诫以示提撕。因此又推衍其文，将其详细地解释了一遍，每条有六百余言，共计有萬言，并命名为《圣谕广训》，颁行天下，希望百姓尽除浮薄嚣淩之陋习以使风俗醇厚、家室和平。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圣谕广训》是宣扬伦理纲常，规范社会秩序的指导性文著。

浅论雍正皇帝崇儒教民的手段 篇4

要让世人都习得伦理纲常、道德礼仪, 必然要采用言传身教的方法, 让他们时时接触这一理念。最为便捷的方法就是教育。这包括学校教育以及科举。清代的学校分布极广, 从直省到各府、州、县都次第建立书院, 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 其学生所学书籍都以习四书、五经及性理、通鉴诸书为主。除此之外, 还设立有义学和社学。社学是乡镇开设的学校, 凡近乡子弟年满十二岁就可入学。义学则教一些孤寒生童或者优秀的苗、蛮、黎、瑶子弟。学校也禁止学生传习非圣之书、一家之言的著述。对于一些淫辞小说, 也禁止坊肆刊行、民间留藏。设立这么多学校可以保证众多学子从小就接受儒学教育, 学习道德礼仪、为人处世的法则。从科考来说, 科考试题从“四书”、“五经”里出, 童生入学考试正试考“四书”二题, 复试“四书”、“小学”论各一题, 到雍正朝又增加了策论题, 题目仍然从“孝经”中选。乡试考三场, 第一场考“四书”三题、“五经”每经四题, 第二场考论一道, 判五道, 诏、诰、表各一道, 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由于科考士子大多不作诏、诰题, 而且表文、判文及时务策等雷同卷很多, 使得二三场考试不能更好的选拔考生, 因此评判考生优良与否重点就在第一场, 而首场又以四书文最重[5]。雍正曾经说过“以四书文取士, 所以觇士子实学, 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他认为通过四书文能够看出士子是否真才实学, 而且四书文能阐述解释先贤哲人的意蕴, 文章的格式体裁“先正具在, 典型可稽, 虽风尚日新, 华实并茂, 而理法辞气, 指归则一”[6]。因此, 雍正就晓谕考官, 所录取的试卷文章务必要雅正清真, 理法兼备, 屏去其支蔓浮夸之言, 以此来消除士子考生冗长浮靡之习。将科考的内容严格要求在“四书”、“五经”之中, 这确实能让学子学习到先贤的经典著作, 不过雍正提倡四书文同样也束缚他们的思想, 追求文章的格式也禁锢了学子自由发挥、理念创新的余地。百事孝为先, 雍正认为孝为百行之首, 他规定从雍正元年会试开始, 考试题目仍从《孝经》中选出, 这样就能够使“庶士子咸知诵习, 而民间亦敦本励行, 即移孝作忠之道, 胥由乎此”。[7]走向仕途是大多数读书人的追求目标, 而科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公平的途径, 通过科考能更进一步引导考生在社会中遵从道德纲常、理解君臣之礼, 以达到教民的目的。

教育是培养学子道德品行的主要方式, 学校在教化世人学子上作用甚大, 只不过其终不能涉及没有接受教育之人, 雍正就向全国颁布了两本书, 为百姓安居其业提供了指示作用, 这两本书就是 《圣谕广训》 和 《大义觉迷录》。康熙在位时曾颁布“圣谕十六条”, 包括敦孝悌、笃宗族、和乡党等, 内容涉及从纲常名教到耕桑作息, 各举要领, 事无巨细, 无所不包。是规范民众行为的重要准则。“圣谕十六条”首以孝悌开端说明康熙皇帝重视孝道, 以孝道来治理天下, 雍正即位后也继承这一理念, 更进一步宣扬孝道, “夫孝者, 天之经, 地之义, 民之行也”[8]。雍正认为各条遵行日久, 虑民或怠, 宜申告诫以示提撕。因此又推衍其文, 将其详细地解释了一遍, 每条有六百余言, 共计有万言, 并命名为《圣谕广训》, 颁行天下, 希望百姓尽除浮薄嚣淩之陋习以使风俗醇厚、家室和平。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圣谕广训》是宣扬伦理纲常, 规范社会秩序的指导性文著。

《圣谕广训》中也提到了学校教育。古时家族里有私塾, 乡里有庠, 州里有序, 国家有学, 因此无人不在学校所教之中。雍正认为士要以“孝悌为本, 才能为末, 器识为先, 文艺为后”, 士乃四民之首, 其所言所行, 俱可以为乡人法则, 士作为乡里之间有名望的人, 其以圣贤之道训示百姓, 百姓必会听之信之。因此, 士人品行关乎地方民风, 而学校作为培养士的重要场所, 有着不可或缺的重任, 因此雍正下令由孝廉明经科来充任学校的广文先生, 以兴贤育才, 化民成俗。《圣谕广训》作为宣扬治国理念的重要著作, 雍正下令将《圣谕广训》颁发各省学政, 刊刻印刷, 分送各学。还批准了翰林院侍讲学士张照的条奏, 谕令各省, 在学子童蒙时就诵读《圣谕广训》, 参加县府复试时, 令其背诵一条, 然后才准录取。[9]

雍正认为“欲厚风俗, 先正人心, 欲正人心, 先端学术”。世人以父母之身生于太平无事之日, 安居乐业, 衣食无忧, 酒足饭饱之下容易心生杂念, 所谓饱暖思淫欲。再加上一些非圣之书, 不经之典的影响, 容易做出有违国法之事。异端之祸, 祸及人心, 因此让百姓黜邪崇正, 去危就安是国家是朝廷所必须去做的。当时除了《圣谕广训》 刊刻颁发于全国各府州县学, 就是《大义觉迷录》, 不仅学生要学, 远乡僻壤乡曲小民也要知道此书, 如果发现还有人未见此书, 一旦让雍正发现就将该省学政以及教官从重治罪。[10]《大义觉迷录》这本书是雍正在处理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过程中由雍正及曾静合著的一本书, 这本书批驳了吕留良及其门徒广为散布的华夷之论, 论述政府德化之治。“盖生民之道, 惟有德者可谓天下君”, “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惟有德者乃能顺天之所与, 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11]清朝既然统御中原, 为中外臣民之主, 臣民自当归诚效顺, 尽臣民之道, 不能因民族有别而怀有异心。此外, 这本书还介绍了雍正宵旰忧勤, 不遑寝食, 夙夜孜孜, 勤政爱民。还对关于雍正皇帝的谣言进行了辩驳, 可以看作是给雍正皇帝继统以及初政作宣传的著述。

因而在每月朔望二日都要宣讲《圣谕广训》, 这就是在地方上通行的乡约制度。在地方, 文武官员衣蟒衣至公所, 设香案, 行三跪九叩礼, 礼毕后再到讲所, 司讲生到香案前跪拜后恭捧圣谕登台宣讲。宣讲过程犹如宣读圣旨一样严肃端庄。在县乡地方, 选择宽敞洁净的地方设立讲约, 拣选老成有学行的贡生等人为约正, 再选三四个朴实谨慎之人为值月, 到宣讲日, 耆老百姓先后集于讲约之所, 然后在庭院中设立香案, 值月向案北面立, 先读《圣谕广训》, 然后由约正推说其义, 宣讲完毕后, 众人推选在乡内有善行的人并记录在“德业可劝”籍簿中, 有过错的人由值月来纠出, 约正再询问其实状, 众人没有异议后再记录在“过失可规”籍簿中, 然后值月读一遍“善籍”, 约正及耆老里长默视一遍“过籍”, 事毕众人作揖而退。[12]不过, 每月宣讲两次, 而且内容也大体相同, 久而久之, 宣讲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有些“乡约、耆老辈偶尔调集, 虚应故事”, 地方官也是“公服端坐, 不出一语, 视同木偶, 而礼生绅士, 讲诵圣谕一遍, 讲不晰其义, 听不得其详, 官民杂沓, 哄然各散, 上无以扬圣天子启牖斯民之化, 下无以振众百姓观感自新之风。”[13]虽然皇帝极力推行乡约制度, 但地方上极易将其视为具文, 执行不力, 在乡村儒学教化上效果甚微。

历来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中国大地只有向汉人学习、不断汉化, 才有可能保持政权稳固。不管儒学在陶冶情操、修身齐家方面有何作用, 雍正帝都认为儒学是治民的有效手段, “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14]。且不说民间百姓受教化的效果如何, 至少雍正在教民方面也曾努力了。

摘要：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 在执政前期, 清统治者被大多数汉人视为“夷人”, 为了让清政权能长久地立足稳固, 统治者们承袭明制, 沿用科举取士的制度, 选用汉官, 还摆出向汉文化学习的姿态, 并身体力行来祭拜孔子。他们不断实行“尊孔崇儒”的政策, 以期获得百姓对清朝政权的认同。

关键词：尊孔,科考,《圣谕广训》,乡约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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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萧奭:《永宪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97

[3]《清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4]《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5]《圣谕广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儒家类

[6]《大义觉迷录》.[M].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7]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山东, 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印, 1937

二月河《雍正皇帝》读后感 篇5

心静如水的 笨笨的秀才

《雍正皇帝》一书共分三卷150回。三卷内容从九子夺嫡入笔，到雍正皇帝被情杀结束，演绎了一代明君传奇的一生。其中：第一卷《九子夺嫡》，作者用史笔著文、用文笔立史，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阿哥逐鹿、明争暗斗的一段故事，其情节铺设，起伏跌宕，人物塑造，浓淡相宜，谋篇布局别出心裁；以思想为经，艺术为纬，鸟瞰历史，探究人生，非大家而不可为。第二卷《雕弓天狼》中，雍正虽然险胜，继承大宝，但树欲静而风未止，八爷党死而未僵，年羹尧倨功自傲，就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闯入禁苑。面对风急浪险、浮云蔽日的政治环境，雍正依靠方苞等股肱重臣，整肃吏治，擢用新人田文镜、刘墨林等维护地方，借青海大捷之利，雕弓轻舒，粉碎了一次又一次政变阴谋。第三卷《恨水东逝》，承续上述两卷，虽然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众兄弟；一边是缠绵缝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抑或世事偶然，承欢玉阙却是天家骨血。情感之煎熬，丹药之蚀毁，亡灵之作祟，刚刚还抖擞精神，指点江山，转瞬却白虎玉兔同赴大真。鼎丹烛影千古迷案，掩卷深思云遮雾隐。

作家二月河以红学研究起家，在传统文化中浸润日久，不仅对三教九流，佛道儒谙熟于心，尤对帝王生涯，清宫史实颇有研究。所以这部恢弘的历史画卷谋篇出神入化，不仅描写了雍正后期紫禁城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而且展示了各地官吏之间的倾轧和无情争斗，以及文人命运的莫测和不幸。宫闱秘闻，市井风情，科举应试，秦楼酒肆，在作者的笔下均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展卷品读，无疑是对雍、乾交替时期历史的一次艺术巡礼。

在真正的历史记载中，身为康熙帝第四子的雍正帝，名胤禛，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1678年12月13日）寅时，母亲系德妃乌雅氏。少年雍正曾被康熙皇帝定以“喜怒不定”的考语，二月河针对这一考语描写了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是真实抑或虚构，无从考究。但“戒急用忍”一直是康熙对雍正的谆谆教诲。而“喜怒不定”的个人性格，也成就了雍正一朝独特的施政特色。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胤禛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即位后，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还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其次是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紧接着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有效整顿了吏治环境；随后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维护了宫廷稳定。除此之外，他还设立了军机房，选亲信大臣协办军务，使皇帝更加集权于一身。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驾崩，葬于清西陵之泰陵，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关于雍正死亡的原因，稗官野史里传说纷纭，成为了清朝历史上的一个疑案。一般有三种说法：一是累死说，雍正在位十三年每天只睡两个时辰（即四个小时），批奏折比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所还多，据说仅批示就百万余字。他批阅过的奏折部分被辑成了《朱批谕旨》，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上谕八旗》，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二是吃丹药而死，这种说法也是比较可信的，因为乾隆在登基的第一天便将圆明园中的道士驱逐，欲盖弥章，使人纷纷猜测；第三种说法便是情杀。这些说法给雍正的一生增添了不少神秘、浪漫的色彩，也使得后人在描写这段历史时有了更多素材，更多想象的空间。

统揽雍正的一生可知，他为政时间虽然短暂，但面对的政治环境并不和谐，一方面兄弟阋墙，时时怀有觊觎之心；一方面康熙晚年怠政，留下了一个漏洞百出的超级大国；一方面吏治腐败，与他承平清明的梦想还有很大差距。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身为一国之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而已。也正因如此，使得他短暂执政的十三年成为了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纽带。因此，也可以说，雍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值得肯定的明君。简要言之，其执政大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用人取其耿直忠心。比如，《清史》记载雍正还是皇子时，曾嘱托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替自己办点私事，被拒绝。胤禛即位后非但没有打击他，还赞扬说：“你担任郎官，拒绝皇子的要求，执法严明，我很高兴。”后来鄂尔泰青云直上。二是察人看其言行细节。三是待人刚柔并济。易中天评价雍正有一个较为经典的句子，即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可以说比较中肯。比如，二月河《雍正皇帝》中描写大学士俞鸿图主持官员考试，泄露考题被腰斩，在刑场之上蘸血连写七个“惨”字的故事，这是说明雍正的铁面；描写尹继善是尹泰庶出，母亲无身份，经常受气，雍正便下令封尹继善母为一品诰命，并随尹继善在官邸颐养天年，这是说明他的柔肠体贴。因了这些原因，也就难怪后世学者如文学大师伏尔泰等对雍正总是给予极高的评价了。

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不是翻故纸堆，不能仅仅满足于看热闹。读书的目的在于有所感悟，尤其作为公职人员，读书更需要从中掌握历史发展的脉搏，找到修养身心、勤政为民的借鉴意义、指导价值。读罢《雍正皇帝》，主要有如下几点体会：

其一，为政不易，时刻心系百姓，方能修齐治平。古人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雍正皇帝生在清朝立国之处，康熙万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处理政事，致使国家财货亏空，官员耽于嬉玩。当此之时，如果没有一个魄力超群之辈治理，清朝可能很难维持此后数百年的基业。而雍正的性格、魄力恰恰符合此时的形势，他心系百姓，大力整顿吏治，为康乾盛世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

其二，为官不易，需要慎独慎微慎初。治国理政，无明君不可；有明君无名臣亦不可。雍正一朝，亦是一个名臣辈出的时代。简单来说，大约有爱新觉罗·胤祥、西林觉罗·鄂尔泰、张廷玉、李卫、年羹尧等人。历览这些名臣名将，每一个人都曾经干出一番事业。但并非所有人善始善终。骄傲自大的年羹尧赐死，误上贼船的隆科多抄家，才华横溢的俞鸿图腰斩，等等。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昭示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善始者夥，而克终者盖寡”。作为干部，不可不慎。

其三，治国理政，非制度无以见长效。作为一代封建帝王，雍正最大的政绩，一是从严治吏，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另一个则是创设了很多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规章制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治思维，比如设立军机处提高了处事效率、火耗归公降低了官员对民众的克剥、继承制度防止了国家动荡等，为大清王朝的顺利延续铺砌了一条好路。比之当下，总书记倡导“以法治国”，更是一项约束官员从政行为、规范国家治理行为的重要措施，只要我们认真加以落实、鼎力予以支持，必将创造一个更加富强的中国。

守法的皇帝才是好皇帝 篇6

皇帝并非说一不二

中国古代的皇帝虽然拥有刑赏大权，但却并非今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化身，当其意志和决定涉及律法的时候，就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了。

自秦统一后，“律”作为中国古代王朝统一颁行的法律就出现了。之后各朝虽然在具体流程上有所区别，但一般程序都是王朝建立或新帝即位后，下诏制定或修订法律，参与人员由朝中重臣、地方大员、精通经学及律学的专家学者等组成。这些人对历代颁行的律法体例、条文、实践状况进行分析研究，采其精华，然后广纳朝臣、律学家的建议，最终形成法律，由皇帝下诏颁行天下。可见，中国古代的立法并非是皇帝“出言即法”，而是有着严谨缜密的订立过程，在这些订立的律法中，皇帝要受到“祖宗之法”的制约，制度并没有给他们“为所欲为”的机会。

在法律的践行方面，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并非如时下一些人认为的那样，都是帝王粉饰世道的幌子。依据史实，古代的案件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皇帝的确拥有制度上的“立断权”，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但这种案件的数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偶然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要依法审理的。而案件的审理一旦进入法定程序，即便是皇帝也是难以干涉的。也就是说，法律并没有因为皇帝具有最高的司法权而被任意破毁。

唐代时，唐德宗李适有一次命玉工为其制作玉带。一名玉工在制作时不慎摔坏了玉带上的玉质扣版，为了掩盖罪责，便在市场上买了一块来补缺。但由于皇宫的选料都是价格昂贵的上品，玉工替换的那块劣质玉料一眼就被唐德宗看了出来。责查之下，玉工伏法认罪。盛怒的德宗皇帝不等有司审查完毕，便下令以“欺君”罪名处死所有参与制作玉带的工匠。结果诏令刚到申书省（掌握机要、起草和发布诏令的机关）便被负责的官员理直气壮地拦了下来。最后，审判部门只是以“误伤皇家车马用具服饰罪”判处了那名犯错工匠杖刑六十，其他工人均无罪释放。

其实，不仅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清雍正、清乾隆等明君有过克己守法的事迹，就连以暴虐著称的隋炀帝也是如此。隋炀帝因为荒淫常恐惧被暗杀，于是敕令宫中卫士须臾不得离开职守。但有一次，一名卫士队长私自批准手下卫士外出，隋炀帝得知后，将其送交大理寺（最高审判机关）审判。大理寺少卿（类似今天的最高法院副院长）源师依据律文判以徒刑，而隋炀帝却认为处罚不够，下令处斩。源师劝谏炀帝说：“既然您把案件送到了大理寺，我就要依律办事。”最终，隋炀帝只好“乃止”，服从了法官的裁断。

皇帝也要忍气吞声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皇帝不仅对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没有发言权，甚至在涉及其切身利益的一些事情上，也要遵循法令，不得不对执法官吏“忍气吞声”。

西汉的汉文帝有一天出巡至中渭桥（位于西安，始建于秦），忽然有人从桥下跑出，惊了其坐骑，侍卫将此人捉拿，交给廷尉（类似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张释之审查。张释之查明此人并非故意冲撞皇帝的坐骑后，便依据汉律，只按照“犯跸”罪（跸，禁止人通行的条令）罚他4两金（铜）了事。文帝觉得处罚太轻，便非常生气地质问张释之：“幸亏我的坐骑是匹温驯的良马，换做别的马，被惊吓到还不把我摔伤？你怎么能罚点小钱就打发了事呢？”张释之据“令”力争说：“法是天子与天下人约定的共同守则，廷尉是为天下守护法律的人。如果皇帝当时立诛此人，而不是交与廷尉处断，那大家也无话可说。但是案子既然送到了法司廷尉处，我只能依法办事。如果因为您的干涉，而使律法成为一纸空文，那么以后让天下百姓如何相信法律，并以之作为行为准则呢？”文帝听后沉默良久，说：“廷尉说的是。”

雍正皇帝 篇7

一、踏实做事终有报

雍正皇帝非常器重踏实做事的人。他曾对身边的人说, 凡是实心办事、持正秉公的臣工, 即便出身卑微也一定会得到朝廷的重用。例如他曾对广州将军石礼哈器重有加, 认为此人不仅明大义, 而且实心效力于朝廷。但后来他发现, 石礼哈得到重用后极爱钻营, 不再如以前实心持正, 于是召见其入朝, 进行了严厉训斥。雍正皇帝对官员萎靡因循、苟且懈怠、沽名钓誉、柔善宽纵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 如果官员执法太过宽容, 必然影响社会秩序、民心向背, 导致政基不稳;如果官员只懂沽名钓誉、精于钻营, 必然人浮于事, 办事效率低下;如果官员懈怠, 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为官之道, 必然损毁朝纲, 政令不达。正因为雍正皇帝自己是一个奋进勤勉之人, 始终抱有一颗做大事业的决心, 所以他绝不容忍自己的臣子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懒散懈怠、因循守旧。例如他曾毫不犹豫地革除了陈豫朋福建盐驿道的职务, 就是因为陈豫朋任职后喜好安逸的生活, 尽管没犯过什么大错, 但其因循守旧的工作态度与方法也让他无所作为。按照雍正皇帝用人标准, 陈豫朋丢乌纱帽是必然的。

雍正皇帝对操守清廉的人才的态度也耐人寻味。他认为, 为官之本就是廉洁、清明;如果“廉”和“明”二者不可兼得, 那么政绩就是最重要的。所以, 在雍正皇帝看来, 操守清廉之人如果没有能力也不能用。例如时任直隶吴桥县的知县常三乐, 他为人正直、操守清廉, 但却事无主见、溺职因循, 所以任知县不久即被雍正皇帝革职。雍正曾创造性提出“小廉”与“大廉”的关系, 认为“箪食豆羹一介不取”的人如果干不出实实在在的成绩, 那就是“小廉”, 但如果此人强干精明, 能有效管理好一方百姓, 使天下富足太平, 那就是“大廉”[2]61。“小廉”容易沽名钓誉, 于朝廷社稷无大害, 但也无利可言;而“大廉”才是雍正皇帝真正欣赏的人。

对于不“廉”之人, 雍正皇帝也并非一概惩戒, 他可容一时之小贪, 但对绝大多数贪官污吏是绝不手软。雍正继位不久, 就下旨对康熙末年发生的多起亏空官银、贪赃枉法之案件进行全面清查。期间, 他多次在朝堂之上严词厉语告诫朝中官员, 不仅自己不能贪污渎职, 还要严格监督和惩处地方官员可能的贪污渎职行为。雍正皇帝治吏、治贪的言行举动也极大改善了清朝的财政状况。故有史书曾言:“雍正在位, 无官不清。”雍正由上至下大张旗鼓整治官员腐败, 也是清朝康乾盛世得以转承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雍正皇帝善于在用人中发挥他们的专长, 专人专用。例如广东的惠士奇才思敏捷, 不到十岁便能作出多首好诗。长大后, 他顺利考中进士, 被派回广东出任学政一职。惠士奇在广东主持科举考试从不收取考生们给的“好处”, 这在清朝历代学政、考官中非常少见。对这样品德高尚、能力出众的有德、有才官员的提拔晋升, 雍正皇帝是从不吝啬的。他委派两广总督杨琳对惠士奇进行详细的考察, 准备因材施用。在奏报中, 杨琳说:与行政管理能力相比, 惠士奇更擅于舞文弄墨。雍正据此召惠士奇回京, 升做翰林院学士, 专门负责文史、论撰之事, 充分发挥了惠士奇的专长。

作为在治国上想有所成就的皇帝, 雍正对消除社会积弊、打击朋党和结党为奸绝不手软, 竭尽全力要让大清王朝从康熙末期朋党之争、储位之争的紧张政局中解脱出来。康熙统治后期, 朝廷大行仁政, 优待、尊重读书人, 走科举之路进入仕途的官员之间拉帮结派现象越来越严重, 为大清后世的长治久安造成了严重隐患。当雍正还是康熙诸多皇子中的普通一员时, 就对科举制度下同门旧故间相互容隐袒护的陋习十分痛恨, 曾说:“我朝最为无耻者乃朋党之祸。”继位后, 雍正皇帝更是决心清除科举制下的朋党结营, 严禁官员投拜门生, 并借各种机会警告官员, 但凡结党营私者, 必不得轻饶, 为除国家之害必诛杀匪党。

二、不拘一格降人才

雍正皇帝破例提拔人才委以重任的事例很多。例如江苏扬州原守备郑斯保无能昏庸, 被漕运总督张大有参奏以至革职。张大有向朝廷谏言:凤阳守备范载办事得力、德才兼备, 可调补为扬州守备。然而, 兵部站出来明确反对这一任用, 认为范载曾因降罚之案受过惩处, 如今重用调补与朝纲定例不符, 于是下令张大有举荐他人。张大有不满兵部干涉此事, 直接上奏给雍正皇帝, 说:“漕务紧要, 诸事无能人可办;如今有才且符定例者实在没有, 请皇上恩准破例将范载调补为扬州守备, 以正漕务。”[3]55雍正了解到相关情况后, 训斥了兵部, 批复允许范载调补。

对于大臣违例任用地方官员, 雍正皇帝并不全部反对, 只要违例任用得当, 他也是非常赞许的。按照大清律例, 凡告病休假的官员在离开岗位前必须经过上一级衙门主政官员派专人验明题报, 之后再奏请另行安排人员署理官缺。有一次, 江西的赣州知府患上了疟疾, 向江西巡抚请假, 离任医治。江西巡抚立即派人到赣州知府上验明。此时, 江西布政使李兰认为, 赣州辖下有十二个县, 毗邻福建、广东,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离省路途又十分遥远, 若知府一职空缺恐误事。如果要等验明后再题报, 上级再思虑委派何人补缺, 定会贻误地方政事。于是, 李兰向巡抚张坦麟建议:当即就近委任赣县知县刘镐暂补赣州知府职缺, 代理知府政事。刘镐受命后确保了赣州知府的正常运作。李兰与张坦麟将违例之举和先斩后奏的情由如实向雍正皇帝汇报, 雍正非但没有责怪他们, 反而赞赏他们“违例有功”, 认为地方官员根据实际情况以权宜之计用人甚为妥当。

此外, 雍正皇帝还对大臣们训导说:如遇到贤能之人, 可越格提拔, 可不顾及级差悬殊, 只为办事有利当属无妨。于是后世清史学者发现, 在雍正王朝中, 有不少年轻有为的官员都是经过火线提拔骤升而来, 例如李卫, 他仅用了三年时间便从云南的一个小小驿盐道升为浙江总督, 执掌一方。前文提到的石礼哈, 被雍正从贵州威宁总兵提拔到风光无限的广州将军一职。这两人在得到破例提拔时还不到四十岁。与他们相比, 那些无能、年迈的官员则被雍正皇帝通过休致、勒退等方式一一清除出朝臣队伍, 从而保持了雍正王朝官僚队伍行政能力的干练高效[4]119。

三、标准严苛擢能人

按清朝祖制, 朝廷用人有着对出身、资格的严格规定, 还存在满族旗人与汉人之间的严格界限。例如, 在中央各部门的同一级别官员中, 汉族官员的地位就要低于满族旗人官员。但雍正皇帝用人却打破这一祖制, 不拘泥满汉之间的界限。他曾下谕旨, 擢将兼管户部、吏部事务的大学士、汉人张廷玉之班位于另一兼管两部事务的公爵、满人傅尔丹之上。至于人才的门第出身、资历, 雍正皇帝在用人时也并不看重。例如, 田文镜就是一个没有背景的草根, 与雍正有过一面之缘, 但颇受雍正重用。田文镜个性很强, 与常人相比有其突出的个性特点, 即:一心报国、不结朋党、为政清廉、效忠皇帝;实心做事、不徇瞻顾、不避嫌怨;办事果断、厉行新政、敢作敢当;不畏强权、两袖清风、以身作则。此外还有一点最重要, 也是雍正皇帝最看重的, 田文镜做人低调, 做事高调, 从无野心, 恪守做臣子的本分。

田文镜做人、做事的这些特点正符合雍正的三条用人标准, 即“公、忠、能”, 因而田文镜能深受雍正皇帝厚爱。有一次, 田文镜离京外出, 途经山西时, 无意中发现地方官员刻意隐瞒山西灾荒。于是他立即拟写奏本, 将山西灾荒实情和地方官员隐瞒不报的行为奏报给雍正皇帝。雍正看了田文镜的奏本, 怒不可遏, 当即罢免了山西相关官员的职务, 命田文镜就地负责赈灾事宜。田文镜领命后, 想划拨山西库银赈济灾民, 不料又发现山西库银账本弄虚作假, 库银早已被亏空殆尽。于是他果断查处了与库银亏空案有直接关联的山西巡抚诺敏。诺敏曾被雍正皇帝亲自封为“天下第一抚臣”。查处这样的大官, 田文镜的胆识可谓非同一般[5]244。当雍正得知此事后, 派人核实了案情, 对自己曾经厚待诺敏感到后悔无比, 同时也更加器重田文镜。他下旨, 将山西赈灾、肃吏有功的田文镜擢升为开封府尹。三个月后, 在开封政绩卓著的田文镜又被雍正皇帝破格提拔为河南巡抚, 成为雍正麾下一员年轻的封疆大吏。

诺敏事件后, 雍正皇帝对用人进行了一定反思, 他意识到, 官员如果在皇帝的恩宠下, 只以皇帝的旨意办事, 而不为当地百姓考虑, 那也不一定就是皇帝所认为的好官, 他们反而是有私心在作怪。而云贵总督鄂尔泰就敢于“违抗”圣旨, 对雍正圣旨中不符合当地百姓、社会实情的旨意进行变通执行。雍正得知后, 赞鄂尔泰为“真正的朝廷官员”。与之相比, 云南巡抚沈廷正只知道迎合圣旨, 雍正斥责他为“真正的私人官员”。

摘要：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任皇帝雍正在位十三年, 为清王朝传承康乾盛世重用了大量人才。从雍正众多的用人事例中可以看出, 他的用人之道归结起来就是专人专用, 不拘一格, 以“公、忠、能”三点为用人标准。

关键词：雍正皇帝,用人之道,专人专用,不拘一格

参考文献

[1]冯尔康.雍正传[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

[2]李傲.睁眼看雍正[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6.

[3]陈文海.雍正皇帝[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

[4]张捷夫.清代人物传稿[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雍正皇帝 篇8

关键词：雍正皇帝,传教士,苏努,穆敬远

一、苏努家族事件

苏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四世孙,和雍正皇帝是从昆弟的关系。据陈垣考证,苏努在康熙年间“,曾以辅国公镇国公,任都统,宗人府左宗人,及纂修玉牒总裁官”[1]307。1722年康熙封苏努为贝勒。苏努有子13人,多为显官。康熙晚年,诸皇子竞相争夺皇位,其中以胤禩与胤禟集团的势力为最大,苏努就是这个集团的一名成员。康熙在批评胤禩结党营私时就提到了苏努,他说“:胤禩乘间,处处沽名, 欺诳众人,希冀为皇太子……胤禩自幼,性奸心妄,其纠合党类……邀结苏努为党羽。苏努自其祖相继以来,即为不忠。”[2]347苏努信奉天主教,他的13个儿子及其余家人在他的影响下又先后入教,这就使雍正疑心在华传教士通过传教的方式为胤禩与胤禟集团招兵买马。雍正继位后,开始铲除胤禩与胤禟集团,苏努自然在劫难逃。1724年雍正皇帝下达谕旨“:苏努不可留在京师,煽惑众心,著革去贝勒, 其属下佐领,著撤回,存贮公所,止留伊府佐领。著伊同在京诸子,于十日内,带往右卫居住。到彼之后,若不安静自守,仍事钻营,差人往来京师,定将苏努明正国法。”[3]324被发配到右卫后,苏努于1725年去世,死后惨遭戮尸扬灰。“其子与孙分禁各省,撒去黄带;而诸人身披九链,备受酷刑,三四年中相继去世。”[4]250

苏努信教诸子中,最先受到雍正皇帝惩罚的是勒什亨。勒什亨曾任蒙古正黄旗副都统、满洲正红旗副都统之职。勒什亨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到处宣扬天主教,攻击儒家学说。在康熙驾崩前的几个月,勒什亨去了澳门,他打算在那里购买一些漂亮新奇的欧洲珍玩送给康熙,企图讨得康熙的欢心。得知康熙驾崩的消息后,勒什亨匆忙从澳门赶回。他在京的一拨朋友知道雍正皇帝敌视天主教, 就劝他晚些回来,以便避避风头。勒什亨把朋友们的劝告置若罔闻, 他认为自己如果把在澳门采办的欧洲珍玩送给雍正皇帝,就会讨得雍正皇帝的欢心,这样雍正皇帝就不会惩罚自己。回到北京后,勒什亨就把采办的珍玩送给了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全部收下了。雍正皇帝对珍玩的接纳使勒什亨以为自己已经讨得了雍正皇帝的欢心,雍正皇帝已经宽恕了自己。岂知雍正皇帝看到珍玩之后,怀疑购买珍玩的资金是由胤禟提供的,那些礼物极其珍贵,任何个人的财力都无法负担。雍正皇帝甚至怀疑勒什亨购买那些欧洲珍玩的目的在于增加康熙对胤禟的好感,为胤禟继承皇位谋求更多的筹码。几天后, 雍正皇帝宣勒什亨进宫。勒什亨以为雍正皇帝是要赏赐自己,就身着盛装,带了很多随从,前呼后拥地来到皇宫。到了皇宫后,雍正皇帝的十三弟胤祥代表雍正皇帝向勒什亨下谕旨“:勒什亨险邪小人。伊父苏努,系七十之党,结为生死之交。七十等朋比为奸,摇惑人心, 扰乱国是。……勒什亨不可在内廷行走,著革职,发往西宁,跟随胤禟效力。”[3]98无可奈何之下,勒什亨离开北京,充军西宁。在西宁,勒什亨与胤禟联系频繁,继续进行反对雍正皇帝的阴谋活动。

当时的川陕总督兼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是雍正皇帝的心腹,勒什亨和胤禟的一举一动早在他的监视之下。年羹尧向雍正皇帝上密折告发勒什亨传教立堂蛊惑人心,企图为胤禟争取民心。年羹尧还说: 勒什亨“不时令家人装扮,于西大通城外探问闲事,近又买民房十余间,故意使人闻之,若将终身焉,此其山鬼伎俩也。雍正皇帝批云,此等伎俩,如何逃得出你的范围,但丝毫不可轻忽”[1]312。雍正皇帝命人把勒什亨和胤禟押解回京。在北京,勒什亨受了三次大刑。在严刑逼供之下,勒什亨承认了自己的谋反之罪,但是没有牵连他的父亲苏努。为了杀一儆百,震慑自己的政敌,雍正皇帝把勒什亨的供状公布于世。朝廷最后判决把勒什亨斩首示众。雍正皇帝没有批准这个判决,而是命令把勒什亨重新发配到西宁。在西宁,勒什亨在一个寺庙里被关押了几个月。最后,雍正皇帝下令让勒什亨自尽。

二、穆敬远事件

穆敬远,葡萄牙籍传教士,字若望,1700年来华。据费赖之记载,穆敬远来京后“,深得朝廷信任,朝中大员争与交游。敬远任皇帝译员数年,曾数次随驾巡幸塞外”[5]568。在来华的传教士之中,穆敬远卷入康熙晚年诸阿哥争夺皇位一事最深。

穆敬远加入了胤禩与胤禟集团。1726年雍正皇帝面谕大学士等“:从前阿其那、允禟、允禵等结党营私,凡僧道喇嘛、医卜星相,甚至优人贱隶,以及西洋人俱留心施恩,以备其用。”[6]1036这里所说的“西洋人”指的就是穆敬远。穆敬远曾经请求康熙立胤禟为太子,结果遭到康熙的严厉训斥。穆敬远到处宣扬胤禟的好处,为胤禟继位延揽人心。穆敬远与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关系很好,他曾经在年希尧的家里会见过年羹尧。年羹尧统兵塞外时,胤禟通过穆敬远让年羹尧照顾自己的心腹何图。穆敬远见年羹尧手握重兵,觉得如果把他拉拢过来,对胤禟继位大有好处。于是,穆敬远就投年羹尧之所好,送了三四十个小荷包给年羹尧。穆敬远还在年羹尧面前极力夸赞胤禟,说胤禟大有福气,将来继承皇位的必定是他。年羹尧作为一方诸侯,消息很灵通,他告诉穆敬远康熙为皇位之事曾经把胤禟严厉斥责了一番。穆敬远极力为胤禟辩解,说康熙之所以骂胤禟是因为看重他,这证明胤禟深得康熙的欢心。

1722年穆敬远因为臂部瘫痪中医久治不愈,遂前去澳门找西医治疗。关于此事,在当时的两广总督杨琳、广东巡抚杨宗仁于六月二十五日给康熙的奏折中有明确的记载“:西洋人穆敬远告假来粤, 奉差拜唐阿所子,西洋大夫艾国祥伴送同来,于六月十八日到广州。”[7]905尽管身在澳门治病,与北京相距遥远,穆敬远仍不忘给康熙写奏折,汇报在澳门的情况,表白自己的忠心,以便相机帮助胤禟。

雍正皇帝继位,对昔日的政敌大施淫威。他把胤禟流放到西宁。看到雍正皇帝对信奉天主教的苏努一家的迫害之后,在京的天主教士劝告当时在广州采办贡品的穆敬远转赴济南传教以避祸。岂知这时早有人密告雍正皇帝穆敬远参与皇位之争一事,对天主教毫无好感的雍正皇帝知道之后勃然大怒,他把穆敬远发配到西宁。负责监视胤禟的年羹尧在给雍正皇帝的密折中说穆敬远表现得很好,本分顺从,没有什么怨言和不轨之举。雍正皇帝不相信穆敬远会如此老实,他告诉年羹尧一定要提高警惕,严密监视穆敬远,不要被穆敬远的花招所迷惑欺骗。据罗马传信部档案处文献记载:胤禟把几千两银子放在穆敬远那里,让穆敬远设法找到可靠之人开个商铺。在北京的胤禩送来的联络信件和物品,先暗藏在商铺里,随后寻找机会送给胤禟。显而易见,此商铺就是胤禩与胤禟的秘密联络站。穆敬远则充当了胤禩与胤禟联系的中介,使在京的胤禩与胤禟遥相呼应。

穆敬远在西宁不但建立教堂积极传教而且还不忘助胤禟夺皇位之念想,他逢人就说胤禟的好处。而胤禟在西宁也留心施恩于当地的百姓,以至于有人送给胤禟一封信,信中充满对胤禟的同情和感激,暗示胤禟如果想夺取皇位,山陕百姓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胤禟用西洋字写家信,雍正皇帝认为这是胤禟与外界联络进行阴谋活动的暗语,给胤禟传授西洋字的必定是穆敬远无疑,因为当时胤禟身边只有穆敬远一个西洋人。对于雍正皇帝的指控,穆敬远极力否认, 他说“:我有一本格物穷理书,他看了说有些像俄罗斯的字样,这字可以添改,不想他后来添改了,写家信我不知道。”[8]147据方豪考证, 胤禟用西洋字写家信一事的确与穆敬远无关。胤禟所用的西洋字脱胎于罗马文,是一种拼音文字。胤禟在添改西洋字之前学习过俄罗斯文,当时在清宫设有俄罗斯馆,王公大臣可以公开学习俄罗斯文。以俄罗斯文为基础,胤禟添改西洋字自然不在话下。后来穆敬远被押解回京时,他对着胤禟住处磕头大哭。穆敬远对胤禟感情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在京被审问时,穆敬远诡辩说他的此番举动不是对胤禟表示怀念,而是拜天主,他说即使雍正皇帝把他杀了,他也不后悔,天主必定可怜他,他一定会升天。

1726年6月22日,刑部下达了对穆敬远的判决。为了营救穆敬远,葡萄牙国王派遣麦德乐出使中国。麦德乐为此次出使作了精心准备。他携带了大量欧洲所特有的珍奇礼品,穿着华丽的服装,企图以此表明对于雍正皇帝的尊重,以便获得雍正皇帝的好感而救出穆敬远。雍正皇帝得知麦德乐出使的消息后,猜到了他的来意,就在他抵达中国之前处死了穆敬远。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穆敬远愤恨之程度。穆敬远是如何被处死的,众说纷纭。传教士冯秉正说穆敬远是受缢刑而死,死后雍正皇帝将其头悬挂示众,其尸体则被焚烧扬灰。法国人费赖之说穆敬远系被在食物中投毒而死。中国专门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王治心也持毒死之说。法国学者伯德莱说穆敬远于1726年在监狱里被绞死或毒死。穆敬远死后,雍正皇帝以此为例告诫在京的传教士要安分守己,不要介入政治。他说“:我驱逐了不幸的教士穆敬远,因为他煽动众人,介入了本与他无关的事务中。”[8]49

宋朝皇帝善用人 篇9

立国319年的宋王朝, 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不论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力还是社会发展都空前繁荣, 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发展的巅峰。陈寅恪先生就曾评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一个历来公认为对外积弱的赵宋王朝, 为何能创造出登峰造极的文化盛世呢?原因当然很多, 不过其中有一点, 就是与宋朝皇帝的用人原则和用人态度有关。

宋太祖善用旧人

史上素享“一朝天子一朝臣”之说, 历代开国皇帝也习惯用杀戮清洗的方式对待前朝旧臣, 以肃清旧势力、重建新秩序、巩固新政权、凸显新气象。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 对后周一班旧臣却没有以流血的方式剪除, 而是想方设法地想要留住他们, 为己所用。

赵匡胤从陈桥驿站回到京城时, 尽管统率着大军, 京城也被内应控制着, 坐天下已无丝毫障碍, 但他还是让人把前朝宰相范质等大臣请到殿前司, 共商国是。范质来到金殿上, 当面质问赵匡胤, 说先帝 (后周世宗) 对你有知遇之恩, 如今他尸骨未寒, 你为何这般无耻, 欺负孤儿寡母, 窃取周朝江山?赵匡胤痛苦流涕地说, 他受世宗厚恩, 感激不尽, 然而为六军所迫, 实属无奈。此时, 他身边的大将罗彦环拔剑厉声道:“三军无主, 众将议立检点为天子, 再有异言者斩!”范质等人毕竟是文弱书生, 吓得面如土色, 只得接受事实, 但他又向赵匡胤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行禅让之礼;二是尊世宗皇后为太后;三是养少帝柴宗训如子。对于这些要求, 赵匡胤都一一答应。于是, 范质率王溥等一班旧臣跪拜新主。

960年正月, 赵匡胤正式登基, 对范质等人不但未予罢黜, 反而加以重用:范质以司徒、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加官侍中, 仍为宰相;王溥加司空, 魏仁浦加右仆射, 两人仍为副相;还有张永德, 他本是后周太祖的女婿, 此时也被加封侍中, 授武胜节度使。赵匡胤新政府的班底, 大部分仍是前朝旧臣。这种温和、延续、富有建设性的举措不仅稳定了人心, 也赢得了人心, 使得后周至宋的王朝更迭十分平稳, 后周的大批人才也得以选拔任用。

宋仁宗好提携新人

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宋仁宗的用人态度。据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 一次, 吏部官员向宋仁宗上奏一批人事调整名单, 其中建议将在地方任书度掌书记的李师锡改任京官。在宋朝, 地方官改任京官程序繁琐、条件苛刻, 十分不容易。但该官员称, 李师锡人品才干俱佳, 单举荐者就多达三十余人。宋仁宗见举荐者如此之众, 颇觉奇怪, 一询问, 才知李师锡是工部尚书李维之子、节度使王德用的外甥女婿。宋仁宗恍然大悟, 感慨道:“保任之法, 欲以尽天下之才, 今但荐势要, 使孤寒何以进?”意思是朝廷设举荐政策, 是为了尽可能多地选拔天下人才, 但如今举荐者一窝蜂地推选有钱有势的官二代, 那些贫寒子弟如何能脱颖而出呢?这样, 国家无形中将流失许多优秀人才, 政权也将被权势者把持。因此, 他否定了这一建议。

宋仁宗用人不看背景、不讲资历、不论家世, 不念旧恶、不怕张狂、不禁言语, 只讲学识、才华、人品, 简而言之就是只要品学, 不问来路。正因为他内心有这样一把用人尺度, 新人在这一时期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 而且君子多、小人少, 才子多、呆子少, 直臣多、弄臣少。他提携的大臣中, 堪称君子者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狄青等:堪称才子者有欧阳修、曾巩、张先、柳永、晏殊、梅尧臣、苏询、苏武、苏辙等;堪称直臣者有包拯、尹珠、赵抃、唐介、蔡襄等。同时, 唐宋八大家中的宋朝六人全部出现在他这一朝, 全都得到过他的关注和提携。其他如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毕昇、沈括、苏颂等, 也皆是留名千古的人物。故明朝李贽由衷感叹道:“ (宋仁宗一朝) 钜公辈出, 尤千载一时也!”

宋神宗大胆用狂人

宋神宗用人之大胆, 单就他任用王安石这个“天下第一狂人”为宰相便可见一斑。熙宁三年 (1070年) 春, 作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 给谋求馆职的一班朝臣初拟了一道“策问”题, 内容就是王安石所说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其意思是, 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 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 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变法, 以富国强军。这样的言论对于当时保守的士绅官僚来说, 堪称大逆不道。司马光希望同僚们辩驳一下这一离经叛道的“怪论”。但当这道“策问”报到宋神宗案头时, 他却用纸把它盖起来, 让司马光另出题目。第二天, 宋神宗召来王安石, 问起他的“三不足”之说, 君臣二人为此作了一番长谈。这次长谈后不久, 宋神宗即起用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拜为宰相, 全权领导全国的改革事宜。

宋朝到宋神宗时, 机构臃肿、财政薄弱、开支庞大、边事紧张, 官僚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 减少了税收, 阻碍了生产, 可谓积弊丛生。王安石远见卓识, 从此入手改革, 颁布推行了一系列破除弊端、发展生产、增加税收的政策, 也是对症下药, 颇见成效。然而, 士大夫中大地主多如牛毛, 打击土地兼并就是抽空他们的钱袋子, 就是触犯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 这些锦衣玉食的士大夫结成牢固的利益集团, 通过各种途径向宋神宗告御状, 欲置王安石于死地。他们认为:改革就是无法、无天、无祖宗。为了破除传统思想和成规旧章对人们头脑的束缚, 与既得利益集团作斗争, 体现一往无前的改革勇气, 王安石提出了“三不足”口号。面对王安石的惊世骇俗之论, 宋神宗不但未加指责, 反而让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如火如荼地在全国推行, 不能不说, 这是一次大胆的冒险。

趣打“皇帝” 篇10

游戏开始了,我们用“石头、剪刀、布”排出了每个人的出场顺序。表哥打头阵。他右手拿着一块砖头,高高地举起, 左手指向“皇帝”,晃着身子瞄准,然后猛一转身,右手奋力向前一掷,砖头脱手而出,像长了眼睛似的,直奔1丈开外的“皇帝”,只听啪的一声,“皇帝”人仰马翻。“好!”小伙伴们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表哥呢,那自豪的神情,活像一位得胜的将军。

轮到我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举起砖头,模仿着表哥的动作,使劲一投,没想到由于用力过猛,砖头竟飞到了前面。“唉!”小伙伴们惋惜着,我只好垂头丧气地站在一边。游戏继续进行着,小明打中了“花样官”,小刚打中了“打手”……我又上场了。这次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瞄准“轻重官”,探着身子往前一扔。“打中了!打中了……”小伙伴们齐声为我喝彩, 我也乐得使劲把胳膊抡了好几个圈……几场下来,只有王军没有打中,成了“犯人”。

“把罪犯给我押上来!”“皇帝”厉声宣布道。“打手”押着“犯人”走了上来。“花样官”故意拖长了声音问:“你犯了何罪?还不快快从实招来!”“犯人”想了一会儿,哭丧着脸说:“官老爷,我糊涂哇!因为嘴馋,偷吃了王奶奶家的肥鸡婆。”“哦,原来是个小偷,就罚他游街示众吧!”“加减官”附和着说道:“合适, 维持原判。”该我——“轻重官”发言了。我捋了捋“胡须”,拿着“芝麻官”的腔调,风趣地说:“既然是个贼娃子,又坦白了自己的恶行,那——那就从轻发落吧!”说着还故意干咳了几声。大伙一听,都乐得前俯后仰。

看着“犯人”背着手、弓着背“游街示众”的狼狈样,听着他嗷嗷的声音,大家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

(指导教师:韦勇)

老师有话说:

趣打“皇帝”的过程细致完整,脉络清楚:准备游戏——趣打“皇帝”——幽默“判刑”——搞笑“行刑”。

剪裁合理,详写“打”和“判”的过程,略写游戏的准备及其他,有详有略, 重点突出。又如“打”的过程,小作者详写了表哥和“我”的打法,且各有侧重, 行文不呆板 ,其他伙伴则一笔带过。

突出了“趣”字,善于抓住人物的动作和语言,如“抡了好几个圈”、“偷吃了王奶奶家的肥鸡婆”、“贼娃子”、“嗷嗷”等,既符合人物的个性特点,又富于生活的原汁原味,充分体现了农村儿童浓浓的生活情趣。

多彩生活,快乐成长:

剥去“皇帝”的外衣 篇11

人人都知道溥仪只做了三年皇帝就被辛亥革命赶了下来，而他的好日子却因为袁世凯的那个优待条款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他依旧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听着下面的人“皇上”长“皇上”短的叫着，并享受着几乎和皇帝一样的待遇。不同的只是他再不用上朝，也不用看那些让人心烦的奏折。然而世代都是做皇帝的，到了自己竟然做不成皇帝，溥仪心理上却极难平衡。因为他还想当皇帝——当像太祖高皇帝那样至高无上，并且能够呼风唤雨的真皇帝。这也正是为什么，二十年后，当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一脸卑谦地请他去日本人占领下的东北“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时，他几乎想都没有想过这可是背叛祖宗的行为。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新国家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帝国？“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至于这个国家是不是老祖宗所创立的那个“大清国”，那就不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了。只要能当皇帝。

溥仪在日本人的庇护下着实过了一把皇帝瘾。这回的时间要比他头一次当皇帝长得多，做了有十几年。然而这个皇帝溥仪做得也未必痛快，因为他做的是日本人的“儿皇帝”。无论公私，凡事都要听凭日本人做主不说，而且居然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能认了，要改成祭拜日本的“天照大神”。溥仪在自传中解释说，他其实并没有忘记祖宗，“每逢动身去神庙之前，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对着北京坤宁宫行礼。’”他甚至说他的屈从，只是想实施“屈蠖求伸之计”。但我相信这只是溥仪事后对自己当年丑行的一种辩解罢了。那时候整天提心吊胆怕日本人要了他的命，张嘴闭嘴不忘“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的这位“儿皇帝”，未必对自己的祖宗还有那么多的礼数，更谈不上有什么“求伸”之计了。

溥仪心理的扭曲，与他生来所处的环境有关。人被捧到了一定的位置上，往往就下不来了。有的是因为周围的人，跟班跑腿的、提颅效命的，在在都要指着自己吃饭，你下去了，他们怎么办？当然，溥仪的皇帝梦不是他周围人逼着他做的，其根子还在于他自己内心里不情愿下来。被人拿了下来，还要三天两头地梦着想着有谁能把他重新扶上去。在这方面他倒有点像蒋介石。蒋介石登上最高统帅的位置之后，也曾几度被迫下野。无论他口头上怎样表示，内心里却从来都是认定了那个位置只能由他来坐，别人是不够格的。当然，和溥仪不同的是，蒋介石这样想是有理由的，那就是他相信只有他做才能做得够好。溥仪远没有这种自信，更不具备蒋的那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溥仪之所以做梦都想着恢复他的皇位，惟一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这是祖上留给自己的位置，凭什么到自己手里就不能继续做了呢？

因为想要保住祖上留下来的这个位置，就盼望着有人帮自己复辟。溥仪当年兴奋于张勋的辫子军起事也就罢了，张勋到底还是中国人，也没有分裂国家的想法。想不到他最后竟然投靠了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可恶的日本人。说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最可恶，是说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明明把手伸到你兜里来摸钱包，却还要满脸堆笑地告诉你那只钱包其实是他的。关于这点，我们只要看到溥仪记述的日本关东军代表吉冈安置的那副嘴脸就够了。在这位吉冈还需要控制溥仪的时候，他满嘴里都是所谓“手足”情。等到他发现溥仪纯粹只是一个傀儡之后，他很快就开始兜着圈子要溥仪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什么手足的关系，而是父子的关系。他公然告诉溥仪说：“日本犹如您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哈！”“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嗯！”在中国话里，骂人要骂得最难听，不是去侮辱别人的八代祖宗，就是去骂别人是自己的“孙子”。真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一定要赤裸裸地告诉溥仪说，他在日本人眼睛里不过是个“儿子”罢了。是不是他们觉得，没有骂溥仪是“孙子”就已经是很抬举他了呢？

做人要能屈能伸，但伸屈也要有个限度，更何况是一国之君，代表着一国的尊严与主权。可惜作惯了皇帝的人通常对这些道理都不会真正懂得。他们所要的尊严，多半只是皇帝个人的面子。为了面子，他们不惜拿国家的安危去做赌注。近代以来中外之间所以会发生那样多的战争，除了列强欺侮以外，这些满清的皇帝把四海之内、率土之滨视为一己之私，任意支使处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因为把国家社稷视为自己一家一姓的私物，也就难免会在气盛的时候趾高气昂，凡外人外邦均以蛮夷视之，非学会四肢着地俯首称臣，断不与之往来；而一旦被外力所征服，马上就会为了保全皇位而割地赔款，甚至做出管人家叫爷爷叫爸爸这类的荒唐事。

溥仪的荒唐，还不仅仅在屈辱地认下日本人做自己的祖宗和“父亲”，更表现在他为了活命，可以对任何人俯首称臣。最近读到俄国解密档案，其中有溥仪写给苏联政府的几封效忠信和感谢信，更足以证明像溥仪这种皇帝胚子，除了在意祖宗留给他的皇位和自己的性命以外，别的对他都未必有多少重要性。什么祖宗神灵、江山社稷、民族国家；什么做人的自尊、气节和精神，统统都是假的。他们嘴上的高调唱得比谁都响，遇到天崩地裂之时，他们其实比谁都更看重实际利益。

溥仪是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６日准备逃往日本时，在沈阳机场被苏军占领军拘捕的。不管这位深居皇宫的末代皇帝对外部世界了解多少，他当然知道这回帝国算是彻底完了。天下没有了，保命就成了第一位的了。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在日本人手底下割裂祖宗的江山，充当日本人的傀儡，是犯了叛国的重罪，有杀头的可能。其实，说起来，如果溥仪真的爱他的“国”，“国”都亡了，身为亡“国”之君是不妨学一学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当年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于煤山，至少还保全了其作为亡国之君的一种自尊。无奈这世道发展到大清国，末代皇帝连崇祯都不如。“国”亡之际，他首先想到的只是千万不要落到中国人手里，说是“若到了中国人手里，则准死无疑”。

因为怕死，溥仪先是想逃往日本。被苏军俘虏后，也仍旧深感庆幸，说是像再次落到了日本人手里一样。那意思很清楚，日本人也好，苏联人也好，反正比中国人强，因为他们不会要自己的命。他手下的总理大臣张景惠说得最得意，说是“行啦，这回又捞着啦！”何谓“又捞着啦”？就是当年呆在北京没事干，却被日本人弄去满洲享了十几年荣华富贵，算是天上掉馅饼，捞着了。这回眼看就要被送上断头台，不想又被苏联人弄去养了起来，这岂不是又捞着了？

当然，苏联人是不会凭白无故地把一个下了台的伪满洲国废帝白白养起来的。皇帝再笨，这一点还看得明白。他于是像当年极力表示效忠于日本人那样，开始竭力去讨好苏联人。他一面积极帮着苏联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指证日本人的罪行，一面把自己带在身边的价值近百万卢布的金银首饰主动送给苏联政府“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基金”。与此同时，他则三番两次地写信给苏联政府，表示感恩戴德。从１９４６年１月起，溥仪不止一次地向苏联政府表示了自己的这种强烈意愿。明明是罪孽深重，他却偏偏要大诉其苦，说自己生平“在腐败官吏、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压迫下”，“完全陷在黑暗悲惨之环境内”，“身受蹂躏”，“呼吁无门，离脱无术”，所幸１９４５年苏联仗义出师，击破日本关东军，使他得脱日本军阀之桎梏，得精神上生命之复活。明明是害怕回国有生命之虞，他却反复声称自己是因为感激苏联，所以极愿能长期居住苏联境内，一方面得以研究新学识，一方面也便于对苏中两国人民之亲爱、团结和幸福“尽全心全力”。

溥仪的种种表白与表现，自然是一厢情愿。对此，就连跟着溥仪一同被押到苏联来，家口却留在东北的张景惠等前“满洲国”大臣和将军们心里也明镜似的。他们再三劝说溥仪放弃留在苏联的幻想，并且热切地关心着国内战争的局势，以寻找减罪的机会。然而溥仪对这些劝说始终无动于衷。用他的话来说：“无论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

眼看共产党胜利在即，张景惠这些人再也沉不住气了。１９４９年４月１日，毛泽东给北平守将傅作义的电报提出，国民党政府文武官员只要“认清是非，翻然悔悟”，“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消息传到集中营之后，他们很快就甩开溥仪联名起草了给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致敬信，表示愿意回国，以求自新。函称：

张景惠和与他在一起的人们，心中热血还未冷却，对祖国还依然有爱慕之情。我们在冷静地思索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懂得，在满洲国工作的十四年时间里，我们是在为下流的走狗——叛国者们效劳，尽管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为虎作伥，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灾难；我们明白，纠正自己的错误已不可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在长达二十年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犹如盲人骑瞎马，误入歧途，而自己反以为正确。

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内战的硝烟之中。我们仰望南去飘往中国的白云，想到不能与中国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

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开始，苏联报纸不断报道，满洲，然后是华北，相继完全解放。

中国如此之快取得胜利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群众的心愿，所以人民到处欢迎解放军，到处支持解放军。现在可以指望将很快解放全中国。

我们阅读了您４月１日给傅作义将军的回电，您在电报中指出有罪和无罪的界限，指出了该走哪条路，给了我们完全自新的机会。

我们认为，在和平代表大会之后，中国会在极短的期限里顺利地实现全国和平。这将是我国人民的幸福

我们，张景惠和其他人，尽管在祖国大门之外，但也不能不为中国的光辉前景感到欣喜。我们对带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中共中央主席表示深深的感激和崇高的敬意。

如果给我们提供回国的机会并保留我们的生命，我们发誓，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尽我们的公民义务。

张景惠等人公开表态要求回国，使溥仪紧张起来。他也很快又给苏联政府写信，而且这回他干脆把申请书直接写给了“斯大林元帅阁下”，极其谦卑地表示自己是如何“爱慕”斯大林，声称他读了那些他在背后斥为“莫名其妙”，“不懂也不想懂的”“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之后，已经“认识苏联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因此，他“最希望居住在苏联”。为此，他保证，他会“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

没有人会相信溥仪的这些漂亮话。何况，在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结束之后，斯大林也没有必要留着这些伪满洲国的遗老们在苏联吃干饭了。中国新政府成立之后，苏联内务部很快就提出应当把溥仪等人，连同他们交出的金银首饰，一起交给中国共产党人去处理了。

１９５０年３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委托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把现押在苏联的原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随从和官员共５８人，交由中国当局处理。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７月１日正式做出回应，表示准备接收溥仪等人。两周之后，中苏两国正式达成交接协议。

刚一得知自己将要被送回中国时，溥仪的神经都差点崩溃了。他一度表现得歇斯底里，甚至扬言送他回去他就自杀。苏联看守人员似乎不了解溥仪的性格，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自杀的勇气，或者也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总之干脆把溥仪与亲属和其他被押官员隔离开来，单独看管了事。然而，溥仪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在１９５０年７月底被送达绥芬河车站准备交接时，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他，还没有忘记应该给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元帅留下一封感谢信，感谢苏联人在他留驻苏联期间所给予的厚待。

皇帝的“七寸” 篇12

“不要像一个摇桨的奴隶那样忙个不停。”

《沉思录》里，多有这样闪亮的句子，像朝阳下的露珠，剔透自然，与人心的本原相呼应。这本书的作者是古罗马的一个皇帝———马可·奥勒留。

他在位时，常常不得不四处征战，国内瘟疫四起，地震连续不断，物质生活也不算很富裕，但不少历史学家仍将那个时期评定为最适合人类生活的时代之一。

因为皇帝自己非常真诚，克勤克俭，将心灵的宁静当成人生最大的成就。他说：“一个人只要把握很简单的一点东西，就能够像神一样过一种宁静的生活。”时刻像中国禅宗大师一样的奥勒留，把在战马上、军营里的点滴思索结集成编，终于留下了这部令两千年后的我们依然感怀不已的《沉思录》。这位皇帝的修为并非仅仅体现在脑海中和纸张上，他待人接物亦真正做到了“慈悲为怀”。当有人发动兵变欲夺皇位时，他下令焚烧了所有的材料，不去追究参与叛乱的人。而对于丢了性命的叛军首领，也就是他曾经十分信任的一位将军，他诚心哀悼并转而反省自己的不足，以及权欲会给人心带来怎样的腐蚀。

文韬武略、胸怀天下、宅心仁厚，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皇帝形象。

但他也有自己的“七寸”，那就是他的儿子，或者说是权力本身。奥勒留为了儿子破坏了古罗马帝位“传贤不传儿”的传统(奥勒留自己即位就是前皇帝安东尼“禅让”的结果)，将帝位传给了自己残暴又虚荣的亲生儿子康茂德。后者继位后，亲手杀死了万余人，这些人都是与他角斗的人，他自己手持利刃，却以皇帝的名义强迫对方持木质兵器。而每次角斗，还需要国库支付巨额的“出场费”给他。他如此昏庸暴虐，最终在执政十余年后被部下暗杀，王朝从此分崩离析，觊觎皇位者众多，古罗马帝国就这样走向了衰落。

安东尼当初选择奥勒留做自己的“养子”以继承帝位，一定不会想到选择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皇帝竟然会间接导致罗马帝国走向衰落。奥勒留在鞍马劳顿中勤勤恳恳地写下《沉思录》时，应该也不会料到日后的光景。问题的关键是，奥勒留没能做到真的看淡权势，追求冷静而达观的生活，就如他书中所写的那样。或许他自己真能看淡，然而牵涉到儿子，便不能心口如一了。

每个人都像蛇一样，有自己最脆弱的“七寸”。怎样的修炼，都难以修成金刚不坏之身。

所以，不要太相信文字，哪怕是你最喜欢、最敬重的那类文字。写它的人，哪怕怀着最大的诚意，也会小心地掩盖住自己的“七寸”，而那或许才是关键。我们对此大可理解宽谅，毕竟凡人里没有神，一个也没有。

我们仍要读书，否则活着多无聊。

我们更要相信自己，既然每个人都有“七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