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系统结构

文化系统结构（共10篇）

文化系统结构 篇1

摘要：传统的企业文化结构划分方式, 视野过于狭隘, 对现实企业文化工作指导性不强。本文从系统和谐角度出发, 以企业文化主体范围为依据, 创新性地将企业文化划分为个体文化、组织文化、社会文化、自然文化, 从而丰富了现有企业文化结构理论, 并有效弥补了传统划分方法的不足。

关键词：企业文化,结构,系统,解构

一、传统的企业文化结构划分方式

企业文化是通过各种载体的不同现象表现出来的, 因而具有丰富的外在形式。根据不同的标准, 可以对企业文化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 以企业内部人员为分类标准, 可以分为领导者文化和员工文化;以企业关注的焦点为依据, 可以分为战略文化、品牌文化、营销文化等。虽然企业文化的划分标准众多, 但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 认同度较高的一种划分标准是根据企业文化现象的可见程度来划分。按照这种划分标准, 可以通过以下四个层次来分析企业文化, 即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和精神层。

二、对传统划分方式的重新解读

上述对企业文化现象结构的划分, 有助于我们理解企业文化的组成成分, 使我们能够初步了解企业文化结构。但是这样的划分对企业文化工作的实际指导作用有限:首先这是一种理想的划分标准, 其中的任何一个层次都不可能绝对的排他, 行动通过物质和制度来贯彻, 精神通过物质、制度、行动来反映。每一个层次的内容都会包含其它的部分, 不可能单独成为一个绝对的实体。其次, 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会同时涉及各个层次, 各方面工作需要齐头并进展开。企业文化涉及人的思想改进、工作进步, 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善, 涉及对企业外部优秀成果的不断吸纳和对自身问题的不断修正, 企业文化是一项时时有思想处处有行动的工作。

总体看, 目前对企业文化现象的归类将企业文化内容孤立起来, 视野过于狭隘, 对现实中的企业文化工作指导性不强。我们需要以企业组织做载体, 为企业文化配置相应的人力、物力、知识等资源, 在真实的企业中对企业文化结构做重新解读。

现实中的企业文化, 在表现精神层时, 常常会通过企业文化手册等形象载体作依托。有了大家认同的企业精神, 下面就需要组织来保障。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领导机构或者由党委和工会兼职管理企业文化, 要延伸出企业文化职能部门, 选举企业文化专员, 负责组织、规划、布置、贯彻企业文化领导层对企业文化的指示。在基层还要设立企业文化活动小组, 切实落实企业文化中的各项具体措施。企业文化中要有企业精神, 要有组织保障, 要有制度机制, 还要有企业文化产出和循环。需要注意的是, 企业文化制度要与其他企业机制连接成一体, 渗入到其他机制之中去, 以嵌入式的形式产出企业文化成果。企业文化制度代表企业文化的常规划和常态化, 意味着企业文化工作已经和其他工作融合在一起有序进行。企业文化不是企业的“兴起”之作, 而是需要企业长期贯彻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企业文化的产出可能包括业务创新、员工进步等等, 产出不是一个静态的终结状态, 产出要作为新的投入资源反馈给企业文化, 以便企业文化不断完善、改进和提升。以上对目前企业文化现象结构的重新解读提醒我们, 传统划分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立足于现实、从系统和谐的角度全面把握企业文化将是必然选择。

三、基于新企业文化理论的企业文化系统划分

企业并非封闭的实体, 它处于社会大系统之中, 必然受到社会等宏观环境中诸多因素的影响, 并与之发生交互作用, “企业与社会无限地相互渗透”。以企业组织为载体的企业文化, 也并非仅仅关注企业中的文化, 无论是企业内部员工还是企业外部社会都是企业文化作用的对象, 我们把这些对象称为企业文化主体。按照企业文化主体范围的大小, 可以对企业文化结构重新进行划分, 依次为个体文化、组织文化、社会文化、自然文化。

1. 个体文化

个体文化是企业文化作用于员工个人形成的各种文化子系统。处于企业中的个体, 长期受企业文化的浸润和影响, 自觉或不自觉的就会将企业文化中的某些伦理观念或思维方式应用于个人的家庭生活、工作生活和人生思考中。同时个体在不断思考、不断实践的过程中, 也会将个人的感受反馈到企业文化中来, 使企业文化不断吸纳新鲜元素持续进行文化完善和文化提升。个体文化系统中主要包括家庭文化子系统、工作文化子系统、人生成长文化子系统。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经济细胞, 家庭成员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通过个人文化的相互融合, 形成独特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既包含有整体感、骨肉情, 又包含有家长意识和服从意识。工作文化是对家庭文化的一种拓展。工作文化研究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对工作中各种现象的看法。人生成长文化是个体文化中认识最深刻、涉及内容最广泛的一种文化形式。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人生成长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2. 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是企业文化作用主体中的核心部分, 发展企业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企业的进步。在建立企业文化过程中, 企业要充分考虑自身特点, 将所有制结构、行业特点、组织规模等纳入到影响企业文化的主要组织因素中;同时, 企业文化一旦形成, 也必然会对企业的上述组织特征产生反作用。在企业文化与组织特征的交互作用下, 企业文化将越来越适应组织特征, 从而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发展、满足企业需要。组织文化系统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文化子系统, 所有制结构是组织影响企业文化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意味着不同的产权关系、不同的经营性质, 以及对公平等价值认知的不同, 进而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行业文化子系统, 行业文化子系统主要是研究本行业相关的基本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对企业文化的影响;组织规模文化子系统, 企业的不同经营规模可能也会导致企业文化的取向不同, 我们把这一特点归为组织规模文化子系统对企业文化系统的影响。

3. 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是企业文化作用主体中较为宏观的一个层次。企业是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 不断与社会系统发生能量转换。企业文化是企业系统的一部分, 必然也与社会系统发生交互作用。企业文化中的某些伦理观念和思维方式会对当时社会的社会风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而当时社会的文化氛围也会深深地影响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社会文化系统下主要有以下二部分: (1) 民族文化子系统, 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形成的器物、制度和观念体系的总和, 是特定国家或民族地理环境, 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生产方式的折射和反映。 (2) 宗教文化子系统, 宗教文化是一种信仰体系和价值观体系, 它为人们提供了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世界观。

4. 自然文化

一般意义上, 谈到作用对象或者作用主体时, 社会往往成为范围最广的一个层次。我们这里即将论述的自然文化, 赋予了传统意义上的作用主体内涵以质的提升。自然系统强调, 人不管能力多强, 都应该客观看待自己作为世界的一部分。“道法自然”, 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要始终怀着敬畏之心去认识自然中蕴涵着道的内涵, 而且要严格遵循以道为本的客观规律。

自然文化是一个有着极其深厚内涵和广阔外延的概念。狭义的自然文化是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 它反映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表现的方式、产生的成果。从广义来讲, 自然与道同生, 自然文化就是用“道”解宇宙、解世界, 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文化内涵。

企业文化的发展与自然文化是相通、相融的。自然文化孕育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反映自然文化规律, 并支持自然文化的持续演变。人们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创造了物质和精神产品, 这些产品尤其是精神产品, 对自然文化的演变将起到核心的支持作用。社会中的精神产出实质上是一种人文精神, 是时代精神、社会风貌的集中体现, 将对自然文化的历史性演变起到物质积累等基础性作用。

谈我国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郑宏伟徐州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摘要]财务管理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法规性和业务性很强的系统工作, 在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企业集团所有的经营决策都以财务核算为依据, 在经营决策实施过程中财务部门合理的财务控制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企业集团财务管理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强, 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加强企业集团财务管理, 对保证企业集团经济的健康发展, 提高企业集团的整体效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目前我国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决策机制缺陷。财务决策程序缺乏科学程序和长远整体目光, 对资金的筹集和使用缺乏科学规划。财务管理活动往往受制于企业“一把手”的指挥, 财务管理人员难以独立坚持自己的原则。财务决策机制的缺陷是专断型财务管理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

2.约束机制缺陷。财务约束机制缺陷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外部约束机制欠缺。集团公司基本上都是所在地的重要经济支柱, 各级政府往往对集团公司进行重点保护, 集团公司难免也会产生一定的特权思想。这样, 集团公司财务活动的外部约束机制基本消失。另一方面是内部约束机制缺乏约束力。包括集团公司总部本身缺乏约束力, 集团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同样也缺乏约束力。

3.控制功能缺陷。财务约束机制缺陷必然会带来控制功能的失效。在目前我国的多数集团公司中, 所有者的代表即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企业主要负责人插手财务管理部门, 经常对财务管理部门实行“按需管理”方式, 从而导致财务控制功能失效。

4.信息质量控制缺陷。表现为公司执行财经纪律不到位, 财务管理基础工作不扎实, 账实、账账不符以及虚盈实亏或虚亏实盈等问题普遍存在。

5. 风险防范意识缺陷。

集团公司财务管理对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反应迟钝, 缺乏系统研究及应对措施。目前, 我国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主要还是局限于传统的手段及内容, 十分缺乏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对影响集团公司发展前景的潜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往往是已经要发生财务危机时才发现问题。

二、加强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的措施

1.树立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观念

企业管理要以财务管理为核心, 这是企业集团管理的关键。企业的生产经营, 表现为物流和人流的错综复杂变化, 即人力资源穿梭于实物资源不断的购买、生产和销售环节中。但是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的背后, 是企业的资金流。企业资金的收支, 构成了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立方面。财务管理

参考文献

[1] (美) 弗莱蒙特.E.卡斯特詹姆斯.E.罗森茨韦克:组织与管理 (第四版)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2] (美) 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3] (英) 葆林.格雷汉姆:管理学的先知[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4] (美) 埃德加H沙因郝继涛译[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5]Hofstede.G.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M].London: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4

健身气功文化结构研究（一） 篇2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曾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6〕“健身气功文化”是当代学术春潮涌动下形成的一个理论领域，对这一概念及其结构进行研究，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疏阔之谈，而有其无法取代的理论意义。

一、“健身气功文化”释义

就“健身气功文化”的语词构成而言，显然是“健身气功”与“文化”连缀的复合词组。概念是人们有关客观对象本质的认知，也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鉴此，在阐述“健身气功文化”之前，必须首先界定“健身气功”概念的基本语义。

（一）“健身气功”概念定义

“健身气功”一词，是在1996年8月由中宣部、国家体委、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工商局等七部委局下发的《关于加强社会气功管理的通知》中正式提出，但它是与“医疗气功”相并列的一个概念，属于“社会气功”的一部分，与今天的“健身气功”无论其内涵或外延都有所区别。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健身气功”，它的出现当与2001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的成立有关。何谓“健身气功”？2007年的一本《健身气功二百问》解释是：“健身气功是以自身形体活动、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悠久文化的组成部分。”该概念将“自身形体活动、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作为健身气功的主要活动形式，并将其归属“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此外，也有人提出：“健身气功是以健身为目的，以较为和缓的形体活动为基础，身心状态趋向于调身、调息、调心合一的体育运动项目。”〔7〕另一种意见认为：“健身气功是一种以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整体观为理论基础，以自身形体活动、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的自我身心锻炼方法，是追求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和谐的整体健康为目的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8〕

诚然，以上的概念表述对于人们认识健身气功不无帮助，特别是有人提出的健身气功是以“生命整体观为理论基础”一说颇有见地。但是，一个概念界定在学理上能否成立，还须经受逻辑验证，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阐明了被定义概念的内在本质属性或涵盖的内容形式。依此，上述的概念界定至少存在两个无法掩饰的缺憾：第一，健身气功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并不清楚。第二，有些定义中把“形体活动、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称作“运动形式”，显然有悖学理。因为“形体活动、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贯穿于健身气功涵盖的所有功法之中，此乃健身气功的本质特征，何谓“运动形式”？形式逻辑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特征）和与其相应的外在规定性（形式、范围）所决定。前者，即是人们常说的概念内涵；后者，即是概念外延。依照逻辑学关于定义的基本要求及吸取相关成果，本文将“健身气功”的概念定义为：

健身气功是在传统生命整体观影响下的以身体姿势、呼吸锻炼、意念调节为有机整体，以动功、静功包括自我按摩为基本活动形式，旨在袪病健身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这一概念与其他定义相比有以下几方面特点：首先，指出了传统生命整体观影响下的“身体姿势、呼吸锻炼、意念调节为有机整体”是健身气功的本质特征（也即该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这就是说离开了此特征也就谈不上什么健身气功；其次，指出了包括自我按摩在内的动功、静功应是健身气功的基本活动形式（也即该事物的范围）；再次，指出了健身气功的根本目的是祛病强身，从而避免了1996年8月的《关于加强社会气功管理的通知》中“健身气功”与“医疗气功”的硬性分类（因为两者无论活动方式上、理论阐发上显然都难以自成畛域，况且“社会气功”与“健身气功”、“医疗气功”不在一个分类层面，存在交叉分类之嫌），同时也与诸如“心禅如一”的佛教禅定、“结丹得道”的道教内丹和“穷理尽性”的理学静坐等有所差异；最后，指出了健身气功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两者的关系即逻辑学中的属种关系，通过对“类”的民族文化归属，可与印度的瑜伽或西方的超觉静坐相区别。另一方面，定义中的“传统”，旨在说明健身气功并非始于今天，而有其悠久的时间绵延，历史上的许多健身功法尽管未冠以“健身气功”之名，但与今天的健身气功有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

（二）“文化”概念定义

内涵丰富、外延宽泛的文化无疑有着极为广博的包容量。曾几何时，一些论著动辄“文化”，几成泛滥之势。为此，已故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剀切之言：“要讨论文化的种种问题，必须先大略弄清楚什么是文化。”〔9〕故而，我们在廓清“健身气功文化”基本概念前，有必要梳理一下与其相连的“文化”一词。在当今社会里，“文化”一词已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语言叙述中，但由于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所以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中外学者众说纷纭，诚如有学者指出的，“一进入文化定义的领域，我们就仿佛进入了一个迷宫”。〔10〕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1952年曾对1871年至1952年的80年间西方有关文化的定义进行过统计，共达164种之多；〔11〕在我国，“文化”一词早见于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其曰：“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的文化，乃“以文教化”。晋代束皙《补亡诗》中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也基本同义，与今天众学科所探究的“文化”不是一个意思。国内对于“文化”概念的讨论，始于上世纪的民国时期，至今依旧。1990年版的《辞海》是这样给“文化”下定义的：文化“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但是，也有学者不赞同把文化分为广、狭二义，认为文化就是文化。特别是文化学中“文化分层理论”的出现以及有关文化结构的研究，一般都侧重于广义的文化概念理解。所异者，不过有的坚持原来的文化与精神二层次说，有的主张文化分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有的认为分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也有的提出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合与风俗习惯六层次说等。其中，文化的“三层次”学说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nlc202309020040

在当今学者的诸多论述中，北京大学的张岱年教授对于“文化”的释义值得注意，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文化有着复杂的内容，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12〕依此外延式列举定义，健身气功理所当然属于文化中“多层次、多方面”的一个子系统。

以上有关“文化”概念的种种综述，旨在“大略弄清楚什么是文化”。虽说文化概念并非本文论题，但为了便于“健身气功文化”的界定，故笔者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将“文化”的概念理解为：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部分，彼此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构成了文化的有机整体——这是个与自然有别的世界，一个体现人的社会活动意义与精神价值的世界。

（三）“健身气功文化”概念定义

明确了健身气功与文化的概念，不等于就明确了“健身气功文化”的概念。这是因为：首先，健身气功不等于健身气功文化；其次，在文字表达上，作为子系统的健身气功文化也难以套用现成的“文化”定义。如健身气功的“物质文化”，就不能简单地以一般的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物质存在为对象，它的物质文化除历史上留下的气功图籍、器材外，还包括各种作为行为方式的功法活动，可以说这是包括健身气功在内的各种技艺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再如，作为其中间层的“制度文化”，除了各种社会规范与政策法令，也包括非直接可视可见的功理、要求及其他社会机制。基于以上分析及笔者对于健身气功文化的把握，这里依据逻辑学中的列举定义法，将“健身气功文化”的概念定义为：

健身气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包括图籍、器材等在内的健身气功功法、功理，以及相关社会机制、观念意识与价值取向等的传统体育文化事象。

这一表述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健身气功文化与健身气功密切关联，但亦有区别，并非互换概念；第二，健身气功文化本身就是个客观存在，而不是一个“健身气功”与“文化”的二元组合或人为的研究视角；第三，健身气功文化有其自身的内容所属，这些内容彼此交错，共同构成了健身气功文化体系；第四，在“类”的归属上，健身气功文化是中华民族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传统体育文化事象的客观存在。

定义中健身气功文化所具有的“包括文献图籍等在内的健身气功功法、功理，以及相关的社会机制、观念意识与价值取向”，按照文化学的“三层次说”，本文将其分为可视可见的“外显层”、精神意识的“内隐层”，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层”三大结构，此三结构各为畛域、又彼此相关。需要说明的是，文化的“外显”与“内隐”之名，并非笔者臆撰，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本文不过在此基础上将一般文化学者视为“中层结构”的“制度文化层”名曰“中间层”，从而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层次相对应。当然，学术上的分类只是为了方便研究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诚如西方学者艾耳雷德·库恩所说的那样：“对事物进行分类的方法是很多的”“从绝对意义上说，没有任何更好的分类体系，它的用处取决于眼前的目的。”〔13〕本文对于健身气功文化结构的分类也可作如是观。下面，就健身气功文化的三层结构择要论述。

二、健身气功文化外显层——功法与图籍器材

健身气功文化的外显层，亦即文化系统中的“表层结构”，它是健身气功文化赖以存在或展现的物质基础，主要包括行为方式的各种功法与图籍、器械等。下面，就历史上健身气功的主要功法与图籍、器材作一简述。

（一）健身气功主要功法梳理

历史上的健身气功名称不一，功法繁多，或曰“导引”、“坐忘”，又有“气功”、“静坐”之名。这里，按照其身体活动特征，将林林总总的功法分为动功、静功与自我按摩三大类：

1动功类

表现为肢体活动的动功是健身气功门类之一，《因是子静坐法》中又称其为“外功”。其缘起很早，早在先秦时期的《庄子》一书中就有关于“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的导引活动，《吕氏春秋·故乐篇》中更将此类活动推至是伏羲时因水道壅塞而民气郁阏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宣导之”。1974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44幅“导引图”，真实展现了2000多年前健身气功的功法样式。

随着健身气功的发展，至东汉后期，出现了有文字可查的第一套健身气功功法——“五禽戏”。两晋南北朝，在葛洪的《神仙传》与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等书中，又分别记载了“八段锦”与“六字诀”。至唐宋明清，原先的健身气功功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八段锦衍生出了坐式八段锦与站式八段锦，六字诀也形成了“动功”和“静功”两种活动形式，同时，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辑录了十八势的“天竺按摩法”与四十二势的“老子按摩法”，明清出现了十二段锦、二十四气坐功法和易筋经十二势等。至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盛行鹤翔桩、郭林新气功等；进入本世纪以来，国家管理部门组织专家一方面对五禽戏、八段锦、六字诀和易筋经十二势等传统功法进行整理、推广，另一方面在传统健身功法基础上又创编了诸如导引养生功十二法、马王堆导引术、大舞及太极养生杖等。除此以外，社会上也有自己创编、自己锻炼的健身功法，如北京体育大学创编的导引养生功，杭州地区创编的太极导引功等。

2静功类

吐纳服气的静功是健身气功功法的又一大门类，也即狭义上的气功，《因是子静坐法》中又称其为“内功”。早在《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有“移精变气”之说，并已将“行气”作为当时主要医疗手段之一，所谓“服天气，而通神明”，而《老子》一书中的“营魂抱一”、“专气致柔”等，被历代养生学者视为对气功的描述。这类讲究吐纳服气的静功按不同的文化领域，可以分成诸如佛教的止观禅定，道教的内丹修炼，理学的静坐存想，医家的吐纳导气；如按其具体身体练功姿势分，则一般有三种，即站式、坐式及卧式。

nlc202309020040

《隋书·经籍志》中所收列的《导引图》三卷，其注为“立一、坐一、卧一”，说明站、坐、卧三种练功姿势的成形年代甚早。三种姿势中，坐式较为普遍，无论是佛道的结跏趺坐，还是理学的静坐存想，均为坐式。坐式分盘腿坐与平坐式两种，其中盘腿坐分双盘、单盘与自然盘三种。对于劈腿的结跏趺坐，《大智度论》卷7评述道：“诸坐法中，结跏趺坐最安稳，不疲极，此是坐禅人坐法”。卧式分侧卧与仰卧两种。侧卧一般认为起自宋初的陈抟，他的《寿命论》中曾云：“倦时侧身卧，双腿须自然，一手如覆地，一手如托天，气贯金炉内，抽坎将离填，龟蛇悦自动，灵根朝上元”，陈抟本人也有“睡仙”之称。但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中已有类似记述：“凡人睡，欲得屈膝侧卧，益人气力。”陈抟之侧卧，应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关于站式，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记有“行气从头至足”的倚壁，“上下正直”的立身等多种。近人秦重三的《气功疗法与保健》中介绍的三种站式分别为“三圆式”、“三合式”与“伏虎式”。〔14〕

3自我按摩类

自我按摩是健身气功中的重要内容，古代又称“按跷”。《黄帝内经·素问》注释云：“按跷者，跷足以按摩也。”唐代僧人释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所说“凡人自摩自捏，伸缩手足”即为导引，也是此意。健身气功自我按摩的内容非常丰富，如叩齿、漱津、浴面、挽耳、烫目、鸣天鼓及手指梳头和手摩身体等。

对于练功中的自我按摩，晚清学者郑文焯在《医故》中给予了充分肯定：“古之按摩，皆躬自运动，振捩顿拔，挼捺拗伸，通其百节之录，尽其四肢之敏。”应该指出的是，健身气功中的“自我按摩”主要是指配伍于动、静功的辅助活动。

以上三类健身功法中，体现身体姿势的“调身”、讲究呼吸锻炼的“调息”和由意念参与的“调心”贯穿于功法活动全过程，是健身气功的生动体现。其中，身体姿势是任何功法的基本形式，练功中锻炼者最先接触的内容就是功法姿势；呼吸锻炼是健身气功最为显著的活动特征，明代王阳明弟子王龙溪写有《调息法》，云“欲习静坐，以调息为入门”；意念参与是健身气功功法的关键，不管是静功的意守丹田还是大、小周天，不管是动功的引体导气还是发火烧身，都离不开意念活动，前人有所谓“全凭心意练功夫”之说。

（二）健身气功文献图籍概要

健身气功文献图籍是健身气功外显层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历史上，有关导引气功的图籍文献数量浩繁，品类不一。为了便于叙述，不妨把与健身气功有关的各种导引气功文献资料按年代分为古代、近代与现代三个时期：

1古代文献图籍类（先秦至清末）

古代导引气功著述非常丰富，为人熟知的如战国时期的《行气玉佩铭》，上世纪70年代湖南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画“导引图”和《却谷食气篇》，1984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早期墓葬的《引书》，东汉时期的《河上公章句》与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两晋时期的《黄庭经》和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和《上清握中诀》，隋唐时期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有关论述与女道士胡惜《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司马承祯的《天隐子》和《服气精义论》，宋元时期张百端的《悟真篇》和托名“许逊”的《灵剑子引导子午记》，张君房的《云笈七签》与邹朴庵的《太上玉轴六字气诀》，明清时期的《性命圭旨》与《易筋经》，冯曦的《颐养诠要》及潘霨的《卫生要术》等等，尤其是道教内丹的文献图籍，其量更多。据陈国符《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一文统计，仅《道藏》一书辑录的静功内丹文献就有一百二三十种之多。〔15〕此外，还有通过诗歌形式记录的导引气功资料，如据说是东晋许逊所作的《长生导引歌》，唐代白居易的《静坐诗》、柳宗元的《种仙灵毗》、张籍的《题辟谷者》，宋代邵雍的《宇宙吟》、陆游的《客去》、曾慥的“临江仙”及白玉蟾的《水调歌头·修炼》，元人李道纯的《满江红·赠睡着李道判》，明代陈继儒十六阕“调寄渔家傲”《译梦》等，都是古代气功的重要文献。需要一提的是，古代气功文献中还有一类民间抄本。所谓“抄本”，顾名思义即未经刊刻而手抄的图籍。目前所见，大多为清代以来的传抄本，如华北地区梅花拳内部的《皇极宝卷》及《根源经》等，诸如“十步修行功”与“金丹大道”等功法即记述于此。虽然这类功法并不完全等于今天的健身气功，但对于研究历史上气功活动在当时下层社会的开展，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2近代文献图籍类（民国时期）

与古代相比，民国时期导引气功的文献图籍要少得多，但也有出版，代表作如有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1914年），托名“达摩”的《易筋经义伏气图说》（1917年），席锡藩的《内外功图说辑要》（1918年），丁福保的《静坐法精义》（1920年），周述官的《增演易筋洗髓内功图说》（1930年），王贤宾的《意气功详解》（1931年），王怀琪的《易筋经二十四式图说》（1920年）与《新编八段锦》（1947年）等。

3现代文献图籍类（上世纪50年代以来）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导引气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健身气功”的出现，标志着这一延续了数千年的健身文化揭开了新的一页。就记录健身气功的文献图籍而言，此时期各类资料种类多样，有著作、文章、期刊、辞书以及各种视频等。早在上世纪中期，有刘贵珍的《气功疗法实践》（1957年），陈涛《气功科学常识》（1958年），上海市气功疗养所的《气功疗法讲义》（1958年），秦重三的《气功疗法和保健》（1959年），胡耀贞的《保健气功》（1962年）和台湾萧天石编辑的《真本易筋经·秘本洗髓经》（1968年）等。进入八九十年代，气功一度成为当时的社会热点，与此相关的各种书刊、报道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有些内容与今天开展的健身气功并不一致，但作为中国气功史上一段真实的历史存在，折射出社会众生态的方方面面。新世纪开始，国家有关管理部门为配合先后推出的九套健身气功功法，分别出版了《健身气功·五禽戏》、《健身气功·六字诀》、《健身气功·八段锦》、《健身气功·易筋经》以及《健身气功·十二段锦》、《健身气功·马王堆导引术》、《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健身气功·大舞》和《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九本包括碟片在内的功法图籍。除此之外，还有《郭林新气功》，赵中道弟子关永年编著的《太极棒气功》等，尤其各种冠以“易筋经”、“八段锦”等传统功法名的图籍读物，充塞于书肆铺架，加上多种前代气功文献的出版，极大丰富了当代健身气功的文化内容。

nlc202309020040

（三）健身气功器材举要

属于健身气功文化外显层的还有练功所用的器材。汉代马王堆汉墓导引图，绘有“以丈（杖）通阴阳”的导引术势，其所谓的“杖”，即练功器材。除此之外，同为汉代的《引书》和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都提到练功中所需的绳索与棒杖。至民国时期，社会上又出现了太极棒尺及太极球等。今天推行的太极养生杖，同样为健身气功器材。

参考文献

〔1〕周华敏.气功文化与人文精神〔J〕.学术交流，1994年第3期

〔2〕傅静义：《气功“打假”与创造新的气功文化环境》，《体育学刊》1997年第4期

〔3〕徐汉明：《气功文化、气功态与精神障碍浅论》，《中国社会医学》，1994年第2期；熊志勇：《气功文化与体育精神的近代转换》，《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4〕李金龙：《健身气功文化的阴柔特征与价值》，《搏击·体育论坛》2012年第7期

〔5〕丁丽玲：《论健身气功文化特征》，《体育文化导刊》2010年第5期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百度百科：“健身气功”，http：//baikebaiducom/view/928468htm

〔8〕张峰：《健身气功概念探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3期

〔9〕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10〕许苏民：《文化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11〕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12〕张岱年等：《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13〕吴忠泽：《发达国家非政府管理制度》，北京：事实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14〕秦重三：《气功疗法与保健》，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9—11页

〔15〕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六，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责任编辑：李远伟）

文化系统结构 篇3

一、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

在中国古代,“文化”一词是“文治与教化”的意思,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出的文明成果对人自身的改造。英、美、法实证的社会学传统将文化视为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德国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将文化理解为一种以生命或生活为本位的活的东西。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是既作为人类在人本身的自然及外部自然的基础上,在社会活动中创造并保存的内容之总和而存在,又作力一种活生生的创造活动而演化。

体育文化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稳定的系统结构,在社会进程的发展过程中,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渗透带来了社会文化内容以及形式上的改变。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主要包括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1、体育要素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首先是在体育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必然具有了体育的相关表达形式以及内容。体育是人类在长期的物质生产以及精神活动中产生的,对于增强人类的身体素质,发挥身体结构特质,以及培养健康积极的人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体育的项目在不断增多,人们参与体育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体育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这些都带来了新时期下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新的内涵基础。

2、文化要素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还主要包含了文化的相关属性以及要素。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范围和定义,是对人类长期生产实践中的物质精神总结。在这个文化范畴内,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经济伦理都具有了相应的文化符号。文化特质、文化丛以及文化模式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化本体结构,在体育文化中自然包括了对这三个方面要素的扩充和发展。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包括了体育制度、体育物质以及体育精神的文化形式,这是体育与文化相融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3、环境要素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是建立在相应的环境基础上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环境要素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环境;二是自然环境。在进行相应的体育活动以及体育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都是在相应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习惯下进行的,社会环境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在进行自我需求的追求和表达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社会环境中的制度体制、结构构成等会对体育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自然环境要素则是更大范围内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要素,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以自然环境为依托的,不同地区具有的不同气候以及地貌特征,会带来人们从事体育活动以及追求体育文化内涵的不同,而做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保障体育文化生态系统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特性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是在完整的组织结构中形成的,通过传播人类体育精神、丰富体育项目等多方面的内容来不断进行系统本身的完善。体育文化的生态系统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1、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性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是一种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系统构成。通过组织结构以及文化构成上的不断调整,结合到时代发展以及目的的丰富上,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可以产生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能够不断适应于新的需求。这种自我调节性能够带来体育文化生态系统较高的稳定性。这种自我调节性,是需要建立在一个完整有序的生态系统组织基础上的,各种体育文化因素的堆积会造成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阻碍,通过自我的运动以及调节过程,能够保证体育文化的长期发展。

2、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范围广泛性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在覆盖范围上还具有十分广泛的特征。在体育文化系统中,相应的精神文化往往处于整个系统的最高端,也是决定体育文化走向以及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广泛性还表现在覆盖地区以及产生影响的广泛性上,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会与社会中其他形态下的系统结构发生碰撞以及组合,不断产生新的组合效应,将其影响范围不断扩充,丰富体育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内涵。

3、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内容丰富性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还在内容表现上呈现多样化以及丰富性的特征。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本身是在三个要素构成上形成的,深刻的反应到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变革的各个方面。体育文化活动还是在人们长期的生产活动中进行和发展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本身的丰富是人类精神和物质创造能力的表现,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以及文化背景下,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条件基础以及发展需求,从而也带来了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化。

三、结束语

体育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对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和文化总结。在我国的体育文化发展现状中,由于人们观念上的不重视,造成体育文化本身发展上的困境,技术手段等上面缺乏创新。在新的时期背景下,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来对体育文化进行创新发展,改变原有的体育传播观念以及方式,增强体育文化的互动参与性,最终带来我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崭新面貌。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具有体育、文化以及环境三个方面的构成要素,通过体育活动、文化内涵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较好的体育文化性能发挥的系统结构。发扬体育文化精神,对于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本身的结构上的特点也带给了我们新的思考。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性、范围广泛性以及内容丰富性是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表现,加深这种生态系统的建构脚步是促进我国体育文化活动建设的关键。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以及特性给予我们新的启示,推动了体育文化新的发展格局的形成,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要：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是对体育文化组织结构以及文化内涵上的整体把握,具有相应的结构以及特性。由于体育文化本身是人类在精神以及物质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对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特性的探究,能够更好的发挥体育文化在社会职能上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组织结构,特性

参考文献

[1]穆耐安.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广西壮族传统体育“抛绣球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1.

[2]王东昕.环境与文化互动关系的文化生态学反思——以怒江峡谷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6).

[3]陈琦,吕树庭,龚建林,周良君,王菁,王宝珠.文化生态学视野下南部沿海区域大众体育的发展[J].体育学刊,2010(01).

[4]徐波,梁胜男,李朝晖.试论“文化生态学”理论在体育休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05).

文化系统结构 篇4

[关键字]校园排球文化；社会体育文化；体育文化在高校的意义

一、

校园文化及体育文化的内涵。

文化的含义宽泛的讲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窄一点的范围看，文化则可以专指精神方面的内容。校园文化是具有一个耗散结构，能够呈现出动态系统，其层次上由表及里可分成三个层次：1.物质文化：这是人类最易感知认识的文化，这是围绕着衣食住行所体现出的喜恶；2.中间文化：各种的制度、风俗、礼仪、艺术、法律、宗教等等等等都属于其中。中间层的特点是要借助物质文化来体现下层文化；3.下层文化，又称作思想文化：下层文化就是单体和群体的人生观、伦理观、世界观、审美观。也包括有人所说价值观，其实下层文化是伦理观、人生观、审美观的总和。体育文化则是一种以人的体育行动为特点的运动现象和社会现象，它是以人对体育的需求、思考、理论方法等观念形态的内容研究和外在的各种体育运动以及活动的组织运作，其中包括活动的设施建设和设施建设规模。其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上升，校园排球体育文化越来越深入人心，更由于两千零八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体育代表队辉煌的金牌成果，体育文化将会更加深入民心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校园排球文化所表达的内涵以及结构和其对外的延伸。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排球运动是一项具有很高综合性的运动性活动：因为排球运动强度适宜，它的形式多样可变，因此备受人们的欢迎，能够活跃身心和拥有强身健体的能力。应当通过详细的阐述其文化内涵，而进一步界定校园中排球文化的定义，去让更多的人认识排球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去让更多的人群了解排球运动带来的好处，不断深入提高校园排球文化的发展走向。现代排球运动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演变和进化，校园排球已经完成了由最初那仅限于身体活动的游戏，其作为优秀的一种体育文化现象，排球运动以一种极其特有的形式在校园心理层次、学生的行为制度、教学物质层面深刻影响着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一切，不间断的丰富着校园体育文化内容。

三体育校园排球文化的内涵

运动校园文化是学校组织在体育教育管理过程中营造出的具有各自特色的文化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学校的发展价值观念、目标以及风格特点还包括传统习惯和规章制度等等在内的有机整体。体育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拥有有鲜明的个性，它源自于社会体育大文化，社会文化是其背景，更是是滋生于社会而不同于社会文化的一种特殊的积极文化。

四校园体育文化和体育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和联系。

校园体育文化是校园文化和体育文化两者相互渗透促进、影响、融合、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在拥有一定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体育、教育等有利条件影响下缓慢形成的。体育文化根据其种类范畴可以分为校园体育文化、社会体育文化、竞技体育文化这三大类别。以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以及体育精神和体育技能为主要形式的校园体育文化，是以增强学生身心健康和不断提高学生的体育素养为主要目的的文化活动过程，校园体育文化主要是作为文化教育或者教育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主要以通过身体的对抗和体育竞技展示身体的力和美的活动过程称作竞技体育文化，在审美的观点看来它更具有文化艺术或体育文化的特点，而从哲学的视角看它实质上是人的身体本质的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社会体育文化就是以大众参与为主要特点，更以健美健身为主要目的社会文化活动过程。

五校园排球文化的重要性。

校园排球运动是学生之间隔网对抗性的体育项目活动，其具有很强的运动魅力，团队协作培养，让其在校园里深受学生的喜爱。校园中拥有良好的排球运动氛围。作为校园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排球文化发挥着其独特的学生教育作用，潜移默化中感染着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学生和老师。让整个体育排球文化逐渐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德银.校园体育文化建设[J].体育学刊，2001，(3)：

[2]香莲.体育文化论纲[J].体育文化导刊，2003，(3)：3

[3]正伦主编.凌空霹雳：排球[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4]成万.论体育院校校园文化建设[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

[5]芝萍.校园体育文化的理性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2002，

文化系统结构 篇5

关键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能指,所指,镜像理论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本文主要采取对比的方式来阐述两者之间的延续性和对立性。由此来加深两者之间的理解，使两者各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一、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中期，是起源于欧洲的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它缘起于世纪之初法国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理论，经由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的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最后于60年代在法国获得空前的胜利。二战后统治法国哲学界近二十年之久的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所谓的“意识”哲学，而结构主义这股强大的人文科学思潮的代表者宣称，他们的思想是与其相对立的。因为这个思潮的代表者都使用“结构”及相近的概念来从事相关的文学研究。于是得名“结构主义”。从理论上来说，结构主义是反人本主义的文化分析方法论。

后结构主义既是对结构主义的调整、改造和反拨，也是其某一方面的发展、扩充和超越。它的标志是“消解形而上学传统”。“后”既是历史时间标记，也是一个理论逻辑标记，它与结构主义有直接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其“后”字可以理解为对以往种种“主体中心化”理论立场的全面告退。它利用结构主义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指导，对符号、知识、主体性等范畴作了新的阐释，形成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质疑。它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

二、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认识对比

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源自索绪尔关于记号的定义。索绪尔把记号定义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后者被看作一种心理概念。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存在任何自然关系，所以这种关系是任意的。然而，一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被确定，由此产生的记号会被看作语言系统中相对稳定的静态结构。

后结构主义则对这种稳定的静态结构不能予以认同。他们认为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地转化和变化的，因此同一能指在不同语境或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根据与之相关的所指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后结构主义以诗体和修辞手法作为例证，来强调意指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与结构主义的僵化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他们指出诸如隐喻和转喻这些手段，对比于结构主义拘泥字面意义的做法更能体现语言的实际性质。后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主义不过是隐喻和其他比喻的残留物，它们通过不断地重复和流传而丧失了文学作品的光泽。稳定的语言结构是无法捕捉到这一品质的。

三、两者共同的影响者———拉康

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影响了结构主义阵营的一些人，例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阿尔都塞借用了许多概念：想象的、转喻的因果性，以及偶然的隐喻的和修辞的文体。还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设计，显然是以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的设计为模型的，正如拉康企求把弗洛伊德从其门徒的错误解释中拯救出来那样，阿尔都塞旨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其庸俗化和曲解中解脱出来。

另外，阿尔都塞在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时也运用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他把拉康的镜像理论运用于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之中，把意识形态的“询唤”过程看作是一个“镜像化”的过程，拉康在镜像理论中所说的“误识”就是个体认识意识形态的方式，但又要保证这一“误识”不被发觉。

拉康对德里达的影响也同样巨大。德里达对于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否认了真理的存在，而这一挑战主要来源于对拉康的能指和所指论述的借鉴。在拉康看来，能指在语言链中不断地滑动，能指和能指之间有着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能指永远也不可能到达无意识的所指。写作过程就是无意识中的语言经过意识的审核而产生变形的一种活动，因此，文本中不能存在真理的意义。德里达进一步把整个世界看成是文本，而文本中并不存在真理，这样德里达就否认了超验真理的存在。

综上所述，结构主义主要是一种方法，是认识和理解对象的思维方式之一，在人文科学中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所形成的一股研究潮流或倾向。其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即“明确地寻找心灵本身永恒的结构，寻找心灵赖以体验世界的，或把本身没有意义的东西组成具有意义的东西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类别和形式。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转变，源于对所谓的文本一致与意义、微卡尔学派的统一的人的主体观念以及基础主义的启蒙观念的全面批评。其次，后结构主义借用了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概念，声称“自我”不可能完全知道它自身的同一性，因为它的“自我”形成完全不是在意识状态下完全产生或加以揭示的。后结构主义者们强调对结构进行建构和解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描写而得到的，是经过中介及被组织在话语中而领悟的，只通过字才同物联结起来的知识。结构不存在着终极意义，解释的任务不是去寻找意义，不在于关注它的普遍结构，而在于事物本身和阐读过程，现实必须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解释在一层又一层地不断展开，而每一层又转化成为一个新的表意系统。

参考文献

[1]萧俊.结构主义的文化思考[J].中南大学学报.

[2]杨大春.文本的世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3]Agger, Ben.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M].Lon-don:Falmer, 1992.

[4]Rose.A.No Respected:Intellectuals and Popular Culture[M].New York:Routledg, 1989.

[5]Ryan.M.Maxism and Deconstruction[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文化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篇6

关键词：文化企业,成本费用结构

一、相关概述

当前,文化企业在市场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产业规模不断升级,成本费用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文化企业的成本结构也在更多方面体现在文化行业的发行成本、市场开拓成本、融资成本以及产品研发和生产成本等,是由多种生产经营成本共同组成的综合性成本。对于文化企业来讲,企业的产品生产成本内容比较多,既包含了文化企业直接人工工资、外购版权或专利费用、器材及生产设备的折旧费、文化企业产品组织管理生产成本费用等,同时也包含了文化创意产品核心创作人员的智力成本等,是多项成本费用的综合。

与此同时,伴随着文化产业市场发行渠道的多元化和进一步完善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科技的不断发展,在未来时期内小规模甚至于个体都能够研发和生产文化产品并进行市场推广销售。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文化市场格局,同时也会对当前的文化企业成本费用结构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二、文化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一方面,单个文化产品在成本投入上正逐渐呈现出增长趋势。文化企业在产品开发上具有前期投资大、创作周期长等特点,这点跟文化市场中不确定的文化产品需求之间有着较大的矛盾。文化产品在市场中会受到诸如消费者趣味取向、社会思潮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会使得文化企业的预期收益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高、投资大。正是基于此,文化企业在日常成本费用管理中应当更为重视风险成本和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跟风险成本正对文化企业日常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一些文化企业为降低融资成本、减少风险成本,会在文化产品开发上出现类型化、模式化的倾向,最终导致文化产品缺少市场竞争力。从这个角度讲,文化企业自身特有的行业形态和生产模式正使得文化企业的成本费用结构向融资成本、产品制作成本、风险成本以及市场开拓成本等过渡,成本费用结构正逐渐成为多种成本的复合体。

另一方面,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市场的不断革新,文化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在这一情况下小成本文化产品在市场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份额。与此同时,技术上的进步也给文化市场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对文化产品的廉价复制。这也导致文化市场中出现了固定成本高而变动成本低、文化创意成本高而复制成本低的成本费用特点。正是由于文化企业集团在成本费用管理上具有这一特点,也使得他们在生产之前往往要投入比较高的固定成本,在专利费、设备购置等方面进行成本投入。减少企业资源闲置浪费,减少企业管理的盲目性,确保文化企业成本费用结构的合理性显得尤为重要。按照一定的时间周期对商业文化产品进行生产和加工,待文化产品成型之后,再对此产品进行复制其边际成本就会比较小。

除此之外,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普及发展的大背景下,文化产业市场分工更为细化,包括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制造在内的文化产品生产销售已经不再仅仅是大的文化企业集团的专利,小规模文化企业甚至个人也能够实现文化产品的低成本制作和销售。新媒体改革和网络技术发展也为它们进行市场销售提供了较好的平台,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它们的销售费用。

三、文化企业成本费用管理的建议

依托于新的文化媒介平台,小成本小制作下的文化产品也能够创造出经济价值。由于一小部分人的兴趣爱好所形成的小的文化市场也能够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文化企业在市场发展中,其成本费用结构会向着两个方向迈进,一是借助于新媒体和网络技术发展,实现小成本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二是处于实现规模经济的目标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从这个角度上讲,未来时期内我国文化市场发展中将会出现高成本投入文化企业集团、小成本投入小文化产品生产者以及媒介平台运营商等,这几者共同构成文化市场的多元化形态。

当前,我国不少文化企业依旧没有建立起健全完善的成本费用管理体系,在成本费用管理中依旧存在着不少问题。不少文化企业将降低成本作为成本费用管理的核心目标,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战略发展目标跟成本管理、社会效益等之间相互脱钩。只照顾短期内的经济效益,忽视文化产品创新和开发,通过复制、抄袭等方式对文化产品进行复制,尽管能够在一定时期内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但是长期内不利于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不利于企业未来的健康持续发展,应当结合文化企业自身管理实际,重视文化产品创新,积极开拓新的文化市场,实现文化产品的多元化。

成功的文化企业,要避免文化项目的过度投资,减少企业资源闲置浪费,减少企业管理的盲目性,确保文化企业成本费用结构的合理性。文化企业财务人员应积极了解和把握文化产品市场中成本费用结构及其特点,理顺文化产品成本费用管理机制,提升文化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和软实力,为文化企业长期健康发展提供切实保障。

参考文献

[1]王燕.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流动资产管理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性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4.

[2]郑雅元.文化产业上市公司人力资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4.

企业科技文化结构及发展趋势分析 篇7

关键词：企业科技文化,科技价值观,科技精神,科技伦理道德,科技形象

企业科技文化是在社会科技文化和企业文化环境中, 由企业长期科技发展实践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体系, 是企业重要的职能文化。从科技文化角度而言, 它反映了科学研究的真理、知识探索与创造属性, 即社会的科技精神、科技意识、科技伦理道德观等;而从经济文化角度而言, 它反映了企业的经济属性, 即企业的经济目标、经济价值观及经济伦理等。企业科技文化管理是现代企业科技管理的重要内容, 众多国际上创新方面取得卓越成绩的创新型企业均得益于其优秀的科技文化。目前对于企业科技文化的认知存在一定的误区, 往往将其与“科学文化”、“创新型文化”等相混淆。本文对企业科技文化结构及发展趋势分析。

1 企业科技文化结构的界定

企业文化存在着结构观, 如英国学者爱伦·威廉、鲍?德尔森和迈克·沃德斯提出企业文化的“睡莲图”, 企业文化由信念、态度、价值观和员工行为构成。美国学者帕米拉·路易斯、斯蒂芬·古德曼和波特利西亚·范德特提出的企业文化“冰山图”, 企业文化由观念、共有价值观、宗旨、行为标准和具体行为所构成, 其中看得见的是具体行为, 是企业文化的外在构成因素, 而隐藏于“冰山”下端的观念、共有价值观、宗旨和行为标准则是影响员工行为的深层次因素。此外, 加拿大学者伯歌?纽豪热、佩·本德和科哥·斯特姆斯堡则提出了企业文化构成的“同心圆图”, 企业文化由最深层的共有观念和核心价值观、中间层行为和习惯以及最深层的标识、辞条等构成[1][2]。企业科技文化也存在着一定的结构。国内学者对企业科技文化基本结构的界定主要从科技型企业文化、研发组织文化、研发文化等不同的概念中寻找相关认知。萧渡、胡汉辉等认为科技型企业文化主要包括人本文化、组织文化、观念文化、形象文化等方面[3]。陈劲认为研发文化由价值观、制度体系、行为规范、英雄人物、文化网络和实物载体等多个部分构成[4]。童纪新、程书萍等认为研发文化是由企业研发人员的价值观、制度体系、知识平台、研发人员的行为规范等组成[5]。

一般而言, 企业科技文化由企业科技价值观、企业科技精神、企业科技伦理、企业科技形象四个方面所构成。如图1所示:

企业科技价值观是科技价值观和企业价值观的综合, 是企业整体对科技活动功能的总体的、根本性的看法。基于企业总体经营哲学、宗旨及企业科技实践历史的差异, 会产生个性化的科技价值观。每一个企业都会有独特的价值取向定位。企业科技价值观是企业整体中关于科技工作目标、作用的主导意识, 是企业科技文化的核心, 规范和引导企业中的科技人员的行为。

企业科技精神是企业精神与科技精神的结合产物。企业科技精神是企业基于科技活动的目标和时代要求, 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过程中精心培育形成的, 为科技人员群体所认同的、高尚卓越的情操、气质、品格和行为特征以及科技活动积极向上的主导意识和价值取向。企业科技精神一方面要体现现代科技精神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也要反映企业个性化的精神特质。企业科技精神所指导和调整的是企业的科技活动和企业的科技工作者。企业科技工作者所遵从的科技精神更多地体现为科技精神的共性化特征方面, 如理性精神、求实精神、务实精神、奉献精神、创新精神等。企业科技活动所遵从的科技精神则具有较多的个性化特征, 与企业科研工作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

企业科技伦理道德是企业伦理道德与科技伦理道德的结合产物。企业科技伦理道德是企业运用伦理原则规范科技活动, 正确处理和协调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科技人员、科技人员之间等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科技伦理道德具有目标导向和价值评价的作用。企业科技伦理道德所形成的规范体系既符合科技伦理道德一般性原则, 又与企业伦理道德具有一致性。

企业科技形象是企业科技活动及人员表现出来的外显性特征。企业科技形象是企业科技价值观、科技精神的外在表现, 企业科技价值观决定了企业科技形象的特征。科技形象可以通过视觉和行为加以认识和评价, 如Google公司允许研发人员随时上下班、随时提供免费饮料、拥有宽大的办公室、甚至允许研发人员带着宠物狗上下班等, 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体现了Google公司外显性的文化特征。企业科技形象是一个包括人与物、产品与服务、管理制度与物质设施、硬件与软件的多方面、多因素的整体。它体现为内部形象与外部形象两类, 其中内部形象包括科技人员的人员形象, 如科技决策人员、科技管理人员及研发人员等行为规范、精神风貌、文化水准、仪表仪容等;科技工作的环境形象, 如办公场所、实验设备仪器、生活条件等;科技管理制度形象, 如科技管理制度、规范的风格等。外部形象则体现为企业科技部门对提供的新产品、新技术和从事技术服务围绕创新性、质量、态度等方面在客户和社会公众中形成的整体评价。良好的企业科技形象可以作为重要标识吸引科技人才, 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美誉度、知名度, 从而争取有利的科技合作伙伴, 获取科技投资, 推广新产品、新技术等。

上述四个文化要素中, 企业科技价值观和企业科技精神处于文化结构中的深层和核心;企业科技伦理道德则处于文化结构中的中层;企业科技形象处于文化结构中的表层和外围, 三个层次依次递进。企业科技价值观反映了企业对企业科技活动作用、目的的基本认识、理念与追求, 它决定了企业科技文化的方向与本质;企业科技精神则是对企业科技活动正面地、积极地、规范化地提炼与升华, 它以简洁、深刻、生动的表述凝聚、引导科技人员的行为;企业科技伦理道德则是关于行为规范与准则的总和, 它将科技价值观与科技精神转换为一种行为规则, 它是一种道德判断与要求;企业科技形象则是企业科技活动及人员表现出来的外部特征, 包括风格、风气、习惯、传统等。

2 现代企业科技文化的发展趋势

2.1 现代企业科技价值观的发展趋势

现代企业科技价值观以市场为中心、长期利益导向、以人为中心、鼓励冒险和集体主义为导向。

企业科技文化价值观立足于不断满足顾客和市场的需要。科技人员创新构思的形式、科技项目的设计、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的设计均需以市场需求和企业内部业务发展作为基本的判断标准。它是基于企业家动机而非科学家动机的科技创新价值观。

同时, 着眼于保证和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企业科技文化价值观以长期利益为导向, 表现为企业追求持续进步和以未来战略和经济利益作为决策和科技绩效的判断依据。

此外, 科技人员是企业技术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企业的科技创新完全依赖于科技人员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创新积极性。由此决定了企业科技价值观的定位应着眼于人员, 而不是工作本身。杰恩·川迪斯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社区意识、鼓励用户忠诚和注重细节的实验室才可能拥有关心用户、而且愿意为实验室做出贡献的成员[6]。

企业科技文化价值观还表现为采取鼓励冒险的价值取向, Charles O’Reilly (1989) 对于成功企业鼓励冒险的规范总结为:① 拥有尝试新事物的自由, 允许失败;② 宽容错误;③ 允许对“思想者”思路的讨论;④ 不惩罚失败;⑤ 对现状的挑战;⑥ 忘记过去;⑦ 不热衷于短期行为;⑧ 希望创新成为工作的一部分;⑨ 对变革的积极态度;⑩ 发展和提高动力等[7]。

企业科技活动的复杂性及知识分工细化与科技创新的综合化矛盾, 使现代企业普遍采用了项目团队的组织形式, 因此, 团队合作的组织形式决定了现代企业科技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应着眼于集体主义, 而不能推崇个人主义。现代企业科技价值观中的集体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① 团队成员拥有共同愿景和目标;② 建立集体主义成就倾向;③ 开放的信息, 在团队工作中要鼓励开放的思想交流与信息共享, 而不是知识垄断等。

2.2 现代企业科技精神发展趋势

现代企业科技精神的主流意志和精神追求是基于时代发展需要, 在传统科技精神上进行拓展和强化某些精神特质的结果。现代社会, 特别值得强化的科技精神包括:创新精神、协作精神和追求卓越精神等。

创新精神是现代科技精神的核心, 从精神层面上认识, 创新凝炼为挑战现状、敢于冒险的基本内核。挑战现状是创新精神组成要素之一。挑战现状反映在科技工作者层面, 表现为不迷信权威、不因循固有的思维定势, 形成新的创新思想、概念、新的技术路线与方案等。挑战现状反映在企业科技活动层面则表现为勇于突破已成型的技术发展轨道, 大胆引入新的技术发展轨道和技术子轨道。敢于冒险是创新精神的又一要素。敢于冒险反映在科技工作者层面, 表现为敢于承认错误与问题, 勇于承担追求真理带来的声誉损失、身心上的负面压力。敢于冒险反映在企业科技活动层面, 则敢于超越企业现在自身的资源、能力约束, 创造性地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和技术。

协作与开放是现代科技活动的主要组织方式。协作精神表现为:其一, 认识到协作与开发是互利共赢的自我需要, 而不是实现短期利益的工具。即在协作过程中必须贡献出自己承诺的专长, 维护协作体的共同集体利益, 规避“搭便车”现象;其二, 认识到协作的前提是信任, 协作精神就表现为信任所选择的合作伙伴, 一方面愿意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贡献出来, 为整个团队和合作组织所共享, 另一方面, 则相信合作伙伴对团队或合作组织的承诺。

彼得斯?沃特曼在考察美国的IBM、Intel、GE等62家大公司后认为, 贯穿所有美国杰出公司的一个共同特点为他们相信自己是最好的经营者, 相信自己能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最好的服务, 即追求卓越。

2.3 现代企业科技伦理道德的趋势

企业科技伦理道德所规范的社会关系包括:企业与自然的关系、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与科技人员的关系、企业内科技人员之间的关系等。每一对社会关系中, 所遵循科技伦理原则均有其特定性内容。现代企业科技伦理道德原则表现为:可持续发展原则、公正与效率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公平与民主原则、求实严谨与实事求是原则等

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企业处理企业科技活动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之间的伦理准则。企业科技道德伦理必须遵从可持续发展原则。20世纪80年代一些科学家联合制定了“乌普拉斯规范”, 该规范提出科学家有责任使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造福于人类;应当使自己的科学研究的应用以及应用的成果不引起生态破坏;应当使自己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会危害我们下一代以及后代的生存安全;应当认真评估自己的科学研究的成果, 并应承担其所产生的后果。

科学活动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其根本原则。表现为:① 利用科学方法和技术确保自然资源科学合理、有序的开采;② 研究与开发安全、环保、节能的新技术, 减少对环境的危害;③ 预先评估科技的环境风险, 避免科技负效应, 合理地选择促进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新技术等。

公正与效率原则用于规范企业与社会的伦理关系, 公正与效率体现了企业科技活动的社会性与经济性伦理的客观要求。公正性原则要求企业的科技活动必须遵从法律和社会规范, 公开、公平地对待各利益相关主体, 建立与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互赢共生的关系, 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其中, 法律责任要求企业按照社会的“普遍游戏规则”从事科技活动。道德责任则要求企业按照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和惯例开展科技活动, 如守约、信任、公平等。效率原则源自企业科技活动的经济性伦理要求, 企业的科技活动不同于科学家纯粹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活动, 它是一种经济现象, 是企业向经济系统中引入的能给社会或消费者带来的价值追加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等的过程, 它需要考虑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益。效率原则表现为企业科技活动要以有限的资源投入发挥最大的效用, 在一定的科技财力、人力、物力资源投入中, 确定其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 实现其最大科技产出及结果。公正原则与效率原则需要协调与有机地平衡。

以人为本原则主要用于规范企业与科技人员的关系。“以人为本”的伦理原则体现为三个方面:信任、尊重与关心。信任表现为企业要相信科技人员的能力及对企业的真诚态度;尊重表现为企业要肯定科技人员的价值、尊重科技人员的人格尊严、个人情感、要求以及劳动成果;关心表现为企业要主动地营造物质条件和情感氛围, 关心科技人员的个人、家庭在生活、工作中的需要, 并给予足够的支持。

公平与民主原则也是用于规范企业与科技人员伦理关系的原则。企业应当尊重科技人员的平等性, 给科技人员提供公平的机会。同时, 企业科技人员具有较大自主管理的权力, 强调科技人员的道德自律, 注重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此外, 妥善处理专家、权威与一般科技人员的关系, 避免因为推崇专家、权威的意见而压制广大科技人员的正确意见。

求实严谨、实事求是原则主要用于规范科技人员职业活动。科学真理性要求人们的认识必须符合事物的客观实际, 认识事物的本质, 尊重事物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客观、求实态度, 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科技人员在探索事物客观规律过程中, 还必须持有严谨的态度。

2.4 现代企业科技形象的发展趋势

当前, 众多创新型企业致力于塑造符合科技人员需求与科技工作规律的科技形象。表现为优越的物质环境条件形象、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形象和高承诺的科技人员形象等。

许多企业致力于为员工创新优越的物质生活与工作条件, 使科技人员心情愉悦地投入科技工作中。

许多企业为促进科技人员大胆创新及开放的信息交流, 营造了一种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如3M公司给予员工每天15%左右的自由时间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情。许多企业为研发人员实施弹性工作制, 随时上下班;鼓励多元化科技人员精神风貌及行为习惯, 不强调整齐和同一化的精神风貌及行为习惯, 允许有些科技人员的特立独行或离经叛道的行为及思想。

许多高科技企业的研发人员往往表现为对组织及科研任务高度承诺和责任感。如在微软公司, 每一位微软员工将科技工作视为乐趣, 在工作中享受快乐, 痴迷于技术探索、专注于业务创新, 并力求在从事的研究领域中跻身顶端。同时, Google公司也存在着“工作是挑战的, 但挑战也是快乐的”企业价值观, 科技人员享受着不断创新带来的快乐与成就感。

参考文献

[1]李桂荣.创新型企业文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6-8.

[2]王成荣.企业文化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71-107.

[3]萧渡, 胡汉辉.试论推进科技型企业的文化建设[J].科研管理, 1993 (6) :42-47.

[4]陈劲, 宋建元.解读研发.企业研发模式精要-实证分析[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215-235.

[5]童纪新, 程书萍.基于绩效的企业研发文化建设[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4 (2) :96-97.

[6]杰恩.川迪斯.研发组织管理[M].柳卸林, 杨艳芳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47-50.

[7]CHARLES O’REILLY.Corporations, Culture, and Commitment:Motiv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in Organizations[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Summer 89, 31 (4) :9-25.

郑敏诗歌的语言文化结构分析 篇8

关键词：郑敏,语言观,文化结构

1993 年郑敏在《文学评论》第3 期发表一篇名为《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的文章, 一石激起千层浪, 诗学界就传统与现代诗歌语言问题展开了大讨论, 其中邱景华、谭桂林等学者纷纷提笔对郑敏诗歌理论及语言文化做出评论, 从那时起针对郑敏诗歌语言的研究、赞美、挞伐就没有停止过。作为“创造力最为旺盛的诗人”之一, 郑敏是经得起时代考量的传奇, 无愧于“世纪之树”的美誉。郑敏的诗歌通常都藏着一个哲学的魂, 透过沉静、默然的语言, 可以看到郑敏对内心世界色彩的描绘, 对生命无限延展的探索, 些许几个字即可呈现出一幅鲜明、奔涌的画面, 拈来几行诗便能招唤出对时代变化的强烈共鸣。无论是40 年代还是80 年代, 郑敏诗歌的工具性与心灵性都随着语言观的变化越发明显地印证其“存在”的深刻, 传统语言的简约与欧风动词的活用都是诗人从内心深处喷发的情感。

一、郑敏语言创作观的变化对郑敏诗歌语言文化结构的影响

作为当代两个时期的重要诗将, 郑敏是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成长的诗人,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诗学都影响着诗人的创作。二十世纪30—40 年代, 郑敏冷静地观察着世界, 从客观存在引发思考, 以里尔克模式雕琢自己的诗歌, 郑敏的十四行诗也在酝酿中诞生。西方的诗学态度与思潮影响了许多同时代的诗人, 同样也影响着郑敏, 她此时的诗歌语言表现与视觉张力结合紧密, 如《金黄的稻束》:“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的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 高耸的树巅上/ 暮色里, 远山是/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 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 站在那儿/ 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

二十世纪80—90 年代, 郑敏从西方情愫中醒来, 传统汉语言与东方诗韵逐渐叩开诗人的心门, 郑敏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新诗应向古典诗歌靠拢, 她在《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言的审美与诗意价值》中说:“汉字本身就是诗书画三者结合的时间——空间的双重艺术。诗人首先要体会汉字与诗的本质, 新诗与汉语间的暗喻及形象的内在联系, 对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才能有新的一层领悟。”此外, 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对诗人在西方诗学中融汇贯通中国新诗及对东方语言文化的思考提供了的新的哲学观与审美视野, 这对郑敏后期的诗歌语言创作有很深的影响, 致使郑敏的诗歌语言中东方韵味骤显, 如《赠诗友D君》:“纵有半天的赤霞 也没能温暖西山苍茫 纵有彻夜的星辰 也没能照亮山径的崎岖 如今已是那霜前 半倒的荷塘, 却仍 将婴儿般的水珠 托在 不愿辞去的 圆叶上, 依然 滚动着的是那颗 听得见鬼哭的诗心。” (** 注:D诗人曾写“林间鬼哭”。)

二、郑敏诗歌语言文化结构分析

在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下, 郑敏的语言创作观发生着改变, 但这改变并没有吞噬她的灵性, 反而更加丰富了诗歌中的语言文化内涵, 深化了她对于语言结构的把握及诗歌语言的驾驭能力。郑敏诗歌的语言纯净不乏色彩, 安静中透着呼喊, 有西方诗学的神, 东方诗韵的魂;她的语言不是概念的整合, 不是流行语的拼凑, 而是自然情感的流露, 诗人个性的体现。郑敏将诗歌的心灵性与工具性有效结合, 用心灵触摸想象的画面, 用诗歌语言作为工具, 形象生动地绽放多彩的内心世界。

(一) 诗人用生活化语言结构描绘生活

郑敏的诗歌活色生香, 这都要归功于她善于用韵修辞, 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辞藻, 以生活说生活, 如《童年》:“只有浓雾/ 从深渊升起/ 有熟悉的面孔/ 笑的、哭的、愁苦的、欢乐的/ 记忆伸出它的长臂/ 捕捉/ 雾在改变形态/ 面孔在凹凸镜中变形”, 诗中将寻常的“记忆”拟人化, “伸出长臂”即给人一种拉住、抓住的想象, 赋予童年一份人格, 展现对童年缩影的捕捉, 生动形象。郑敏诗中浓重的意象化客观物象的运用, 似乎也是九叶诗派的共同特点。郑敏的诗歌语言多呈现太阳、火烈鸟、白蔷薇、雪山、落叶等事物, 鲜明的“存在”衍生了不同的生活画面。如《童年》:“童年是一只无言的黑天鹅/ 在秋天的湖里浮飘/ 然后起飞, 忽扇着翅膀/ 永远不会回来”, 诗人用无言的黑天鹅比喻童年, 多彩与纯色的对比, 绚烂与寂寥的碰撞, 交织着回望童年的美好与永别童年的落寞情感, 生活化的语言描绘出的生活更能感染人、打动人。

(二) 诗人用陌生化语言结构唤起关注

陌生化的语言是一种技巧, 可以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规避过度曝光的字眼带来的乏味。陌生化语言结构策略的运用对诗人本身也是种挑战, 打动读者之前首先要打动自己, 这是诗人在自身不断尝试体验后方能纯熟运用的结构策略。在郑敏的诗中经常可以看到颠覆常规的语言配置、打破规则的形态认知, 郑敏以自身的智慧与对语言的操控能力, 恰到好处地在诗中体现了陌生化效果。如《心中的声音》:“在这仲夏夜晚/ 心中的声音/ 好像那忽然飘来的白鹤/ 用它的翅膀从沉睡中/ 扇来浓郁的白玉簪芳香”, 诗人将声音比喻成白鹤、看似完全不搭的实物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奇的语言结构, 使读者不仅深陷其中, 妄图挖掘这白鹤究竟会飞向何处, 甚至幻想是否有更新奇的语言来勾画诗境。

(三) 诗人用矛盾化语言结构激发感悟

文似看山不喜平, 郑敏诗歌语言结构中不乏矛盾化的篇章, 就像两股角逐的力量, 彼此拼抢, 就在矛盾的碰撞过程中, 诗歌的张力展露无遗。此种语言结构策略有赖于郑敏在40 年代对西方文化的领悟, 从十四行诗开始, 语言的魅力与力量便开始蔓延生长, 诗人深知有一种对抗叫团结, 有一种竞争叫力量, 如《成熟的寂寞》:“只有寂寞是存在着的不存在/ 或者, 不存在的真正存在”;又如《对自己的悼辞》:”因为真的宝石似假/ 假的宝石似真/ 安息吧/ 聪明的愚笨”, 这些矛盾的语言构成张力的磁场, 既揭示了事物的矛盾性, 又给读者留足了想象空间, 唤起了读者与诗人的共鸣, 共同探索人生真谛。

(四) 诗人用禅语化语言结构引领思考

东方文化对郑敏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文字的运用上, 更在文字运用的基础上, 赋予了语言文化更多的内涵, 西方哲学与解构主义赋予郑敏诗歌更广阔的意境, 更在语言组织上避免官话、套话、俗话的出现, 文字的玄远感飘然跃起, 诗歌本身孕育的神秘、玄奥、禅意激发读者在朦胧含蓄的艺术效果中享受诗歌。诗歌高于生活, 郑敏的诗歌语言文化无处不渗透着对人生的感悟与对宇宙玄奥的探索, 如《我们站在》:“我们看不见什么/ 但意识着她的存在/ 在我们之外/ 要求进入我们体内...... 寂静填满空虚/ 寂静、默契者的无声领土/ 生命的汇流、外在的、内在的/ 你、我、宇宙”, 诗歌语言虚实掩映, 富含切断性, 使读者在寂静的空间里沉默、沉思, 沉浸在对玄奥世界的揣测和想象中。

三、郑敏诗歌语言文化的魅力

郑敏在进行诗歌的创作时, 善于捕捉一些现实中不存在的幻象, 从而发现内心超越现实的体验。郑敏的诗歌注重知性的塑造, 并且对诗歌的内在结构也很有研究, 从而使诗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特征。

(一) 形象化

郑敏的诗歌生动形象、有声有色, 呈现出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主要原因归咎于她善于使用修辞手法, 多次运用富有色彩感的词语和动词等, 这样使得诗歌的语言更加形象化。首先, 大量的比喻、拟人和通感等修辞手法的运用, 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感;将人的视觉和内心的桥梁打通, 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大量的色彩词和动感词的运用, 有助于创造诗歌的意境。

(二) 陌生化

陌生化指的是尽量避免使用那些人们所熟知的词语、用语方式等等, 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追求一些个性化、陌生的用语方式, 从而在视觉上和感觉上给读者一种新奇的陌生感, 这样就容易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兴趣。郑敏在诗歌的结构上恰当合理地运用了陌生化的手法, 首先, 她在接触日常的事物之时, 就时刻保持一种好奇心, 从而容易产生不同于常人的感受和想法, 这是郑敏诗歌创作的基础。其次, 大胆使用各种艺术手段, 大胆创作一些颠覆群众眼球的事物, 改变对寻常事物的一般性看法。再次, 在进行语法结构的修饰时, 敢于不落窠臼, 敢于进行新的语言尝试, 使语言在结构的重新组合后产生新的审美价值和表现力。

(三) 张力感

现代诗在创作时更加注重张力感。著名的诗歌创作者约翰﹒杜威曾经说过:“一首诗歌若是缺乏张力, 只是在铺张叙述中陈述一切。这样就无所谓诗歌的成长和完成。若是在诗歌中存在张力, 这样在进行诗歌的创作时, 就很容易阐述一个比较好的意境。”郑敏在进行诗歌创作时, 善于运用相对矛盾的语言来创造诗歌的张力感, 很容易就能揭示事物之间存在的规律, 从而刺激读者产生较大的想象空间, 感悟诗歌中蕴含的人生财富。

(四) 玄远感

郑敏是一位善于思考的诗人, 在其以后的生活中又深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 这样的环境使得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 善于追求富有玄远感的艺术境界, 从而创作的诗歌就容易让读者产生更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激发读者的沉思和兴趣。郑敏的诗歌很少使用一些官方话、公共话和世俗话、大众话, 极力使用一些具有玄奥、禅意和悟性的语言来营造诗歌的意境, 展现出幽玄、深远的艺术效果。

郑敏的诗歌语言富有魅力, 它纯净优美、幽玄深远、生动形象、庄重典雅, 做到了陌生而不做作、含蓄而不晦暗的艺术效果。

四、结语

郑敏坚持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进行诗歌语言建构, 诗歌的语言知性、灵动、端庄、深远、不矫揉造作、不故作神秘, 从她的语言结构中, 我们能感受到诗歌的生命力、感染力和支撑力。郑敏用生命吟唱诗歌, 用语言的诗结合生命的诗, 促成诗歌与灵魂的呼应, 实现了哲思与诗思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刘朝晖.诗论罗伯特·克里利“自足的存在”之语言观[J].当代外国文学, 2009 (1) .

[2]晋文婧.九叶诗派诗歌语言的建构[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08) .

[3]杨璇.论郑敏“语言——生命”诗学观[D].扬州:扬州大学, 2008.

[4]张琰.1990年代以来郑敏研究述评[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2007 (5) .

公共文化治理的结构困境的表现 篇9

【关键词】公共文化治理；结构；困境；表现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推进公共文化治理这一行动，不论在治理结构的静态表现还是在治理行动的动态开展，都会受制于国家-社会-市场这一宏观结构的影响，并受其支配，因此，在公共文化治理这一文化表达中可能产生结构性的困境，成为公共文化治理的结构困境，理解这一困境，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和文化调试成为我们现实的重要的选择。

一、结构困境一：多元主体依附性参与，行动冲突显现

依附性性参与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下，参与个体的行为依靠其他主体或资源而不能自立或自主，这种社会结构也决定了各参与主体在社会结构中行为的形式与结果。公共文化治理其他主体对于政府的依附性参与是指公共文化治理的各个参与主体并没有因为进入治理领域而形成新的行为形式和结构，依然会影响各个参与主体的行动目的、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这就与治理理论所追求的各个主体的平等、协商参与产生内在冲突。这个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主体的传统惯性行为与其他参与主体之间产生行动冲突，导致公共文化治理结构运行的失败；二是其他参与主体对于政府资源、权力的依附，出现政府行为的放大，其他参与主体行为萎缩。例如，当前国家开展的诸多文化惠民工程中，其中大部分演出至今仍是一种政治任务，如参与全国汇演、比赛等，并不注重甚至忽略经济效益，其收入主要来源还是财政拨款。一些县级文化馆发展也步履维艰。在原有职能下，依靠拮据的经费和少量人员，文化馆还能勉强度日。但是“公共文化”的帽子却带来了文化馆工作量的大幅度增加，加上经费投入的数量和人员的比例远远低于工作量提高的水平，最后“公共文化”反而阻碍了文化馆的发展。文化馆无法得到良好的发展，其“公益性阵地”的职能也就无法良好执行，“公共文化”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以“公共文化”为主体的恶性循环。

二、结构困境二：行政干预惯性依赖，共同治理权威缺乏

公共文化治理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强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領域中强国家下的政府文化职能进行了有效的转变，弱社会、弱市场下的重要参与力量得到很大的提升，但是其强弱之间的形态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建设，特别是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事项建设中表现出的强烈行政指令强制性干预色彩，其主要特征就是模块化、统一化的供给主导，而非需求花、菜单化的供给主导，重视文化输出，轻文化接受和培育，缺乏群众公共文化需求表达和参与机制的建设，没有将群众的真是文化需求纳入到基层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决策和供给的议程中来，造成需求和供给严重脱节，这就使得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跨越式发展与奇迹不断的态势下更多呈现出“压力型”的特征。为了完成公共文化建设的各项指标，各级政治组织将任务和指标层层下达，层层量化分解，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予相应的政治和经济的奖惩，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更多关注的是场馆面积、演出数量等硬性指标，缺乏对群众文化需求的推介、论证和判断的基础工作和群众满意度等软性指标的设置。

三、结构困境三：与正式制度的对接不畅，治理合法性受到挑战

公共文化治理行动的合法性来源于正式制度的认可对于治理的认同。当前，在公共文化服务具体实践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方法来推动公共文化治理的实现，包括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加强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措施等，但这些技术层面的方法和原则存在着公共文化治理行动与国家正式制度之间的对接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公共文化治理过程是否顺畅，也关系到公共文化治理目标能否实现。在当前公共文化治理实践中，在制度层面较多地还是一种“规范性文件为主”，“法律为辅”的格局。“规范性文件为主”可能导致在公共文化治理中法律效力层级上较低，从法律属性上讲，规范性文件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只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例如我们制定了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目录，但是这与强制性的集中采购目录推行方式相比，指导性的目录推进方式效力就略显偏低，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就会出现可买可不买的问题。另外，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对于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文化服务的的资质条件，包括服务条件、服务能力以及服务水平等也缺乏相应的制度系统，这就使得地方政府选择承接主体中面临无法选择的困境。因此，公共文化治理行动不论在过程实施还是结果实现中都要处理好正式制度与治理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获取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否则公共文化治理成果也就难以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公共文化治理的成果就可能“流产”，也就出现了公共文化治理与国家正式制度衔接不畅的境遇。

文化结构视角下的珠算研究 篇10

作为一项古老的文化遗产, 珠算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计算器出现以前, 珠算是主流的计算工具与会计核算工具, 对推动我国古代数学和会计记账的发展功不可没。即使在现代社会, 珠算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2007年, 英国《独立报》和《印度时报》分别将珠算盘评为影响人类发展的201项和50项发明的第一位;2008年, 中国珠算心算协会将珠算文化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3年12月4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 将中国珠算项目列入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珠算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珠算是适应特定时期社会发展水平而产生与发展的, 也深受特定文化结构的影响。文化结构, 是指文化的架构, 即文化的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马林诺夫斯基在其专著《文化论》 (费孝通译) 中, 将文化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方面之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四个组成要素。其中, 第二个要素虽为“精神方面之文化”, 但在其后的论述中, “这标准化的身体上的习惯或风俗, 亦即机体上较巩固的修正, 乃是精神文化最基本的要素”, 可见将“精神方面之文化”简称为“精神文化”有据可循。第三个要素中, 作者认为, “说话是一种人体的习惯, 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因此可将“语言”划分入“精神文化”。第四个要素中, 作者提出, “我们所谓社会集团的组织是物质设备及人体习惯的混合复体”, 因而所有“社会组织”都是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因此, 上述四个要素最终可以细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部分。随后, 作者论及, “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 普遍性, 及独立性的, 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 就是我们所谓‘社会制度’”, 即制度文化是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综上可知, 文化结构是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及其相互间的作用。

珠算既是有形器物, 又是计算工具, 属于典型的物质文化。从文化结构论角度来看, 一方面珠算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另一方面珠算口诀的流行与珠算理论的发展特点, 都在相当程度上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作用的结果, 从文化方面对珠算进行分析, 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珠算。

二、珠算的物质文化存在形式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与生产力的进步, 物质文化的进步是总体上的必然趋势。而计算工具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这种必然。以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为例, 从最初以小石头、手指记数, 结绳计数, 到算筹计数, 再到珠算计数, 每一个计数工具的出现都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 是社会各方面进步催生出来的必然结果。就算盘来说, 其产生与改进是顺应时代需求的结果, 是对其前身算筹的超越。

算筹与算盘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中, 都曾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计算工具而存在, 都为社会实践与学科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算筹虽能用于计算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 但在进行筹算时, 一边进行计算, 一边还需要不断重新排列竹棍, 这样在口算得出每一步骤的结果与实际对算筹进行摆放之间就会出现一个时间差, 较大地限制了计算速度的提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进步, 商业的经营管理达到了较高水平, 商业分布和内部分工也趋于成熟,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步产生掌握实用算数的需求。这种社会背景催生了改进计算工具和提高计算速度的需求。劳动人民根据他们的实际经验,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 最终发明了算盘来代替筹算。珠算既继承了筹算使用十进位值制的全部优点, 又突破了筹算在计算时所受的空间限制, 克服了筹算速度较慢的缺点, 这都恰好适应了商业数学发展的客观要求。

汉代徐岳所著的《数术记遗》是最早记载珠算的著作, 书中记录了“积算”、“太一”、“两仪”、“三才”等十四种算法。《数术记遗》对这十四种算法的介绍十分简略, 日本的三上义夫博士首先对《数术记遗》中的各算法进行研究, 并在《中国数学的特色》一书中对各算法进行了说明并画出了想象图。其中, 仅有太一、两仪、三才和珠算四种方法为用珠记数的, 此时这几类珠算器还处于摸索完善阶段, 形制上有较大的差异。唐《古今图书集成·谢察微算经》的“用字例义”中, 有如下记载:“中, 算盘之中, 上, 脊梁之上, 又位于左下, 脊梁之下, 又位于右。脊, 盘中横梁隔木。商总, 合用商开之法于盘中。”从该描述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的算盘是有横梁, 并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的。这证明了唐代已经出现了有梁算盘。《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绘的风俗画, 卷末赵太丞家的柜台上绘有一只算盘的图像, 后经中国珠算协会组织摄影放大, 确认为珠算盘, 且与现在的型式无异。至此, 算盘的发展改进基本完成。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大致明确算盘发展与完善的轨迹与特点:

首先, 算盘形制的逐渐改善。算盘经过漫长的发展与不断改善, 才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形制。算盘的改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算珠从游珠发展为固定算珠;《数术记遗》原文记载, “珠算, 控带四时, 经纬三才。”甄鸾注述, “刻板为之三分, 其上下二分, 以停游珠, 中间一分以定算位”。可见, 此时算珠并没有固定在算板的范围内, 这样算珠很容易出现滚落、挪动的情况, 影响结果计算的准确性。而将算珠用小木棍固定起来, 算珠就只能在纵向上移动, 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游珠散乱的缺点;另一方面, 珠算盘从算板发展为算框, 《数术记遗》中的四种珠算器均是算珠与算板的结合体, 而且算板与算珠是完全分开的。相较于厚重的算板, 后来的算框更轻便这样不仅能减轻重量, 而且便于携带。

其次, 位值制和十进制思想一直贯穿始终。目前记数使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采用十进位值制原理。其中的10进制受自然现象影响而成, 公认它与人有十指有关, 而位值制却是主观的产物。数学史家认为, 位值制在记数中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十进制, 曾被比喻为字母在文字中的重要性。记数法中的位值思想是指数码符号不仅有其本意表示的数目大小, 还要依靠它所在的位值决定该数码在整个数目中的确切数值。如在十进位值制中, 同样是一个数码“5”, 放在个位上表示5, 放在十位上就表示50 (5×10) , 位值制的优点是能用较少的符号表示较为复杂的数目。在古代记数方法中, 依位值决定数码数值有多种形式, 如借助符号的位值, 数码本身排列的位值, 和分数算式中的位值。中国古代珠算器的发展历程中, 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 通过算珠本身排列的位值体现位值制的思想, 并结合十进制进行数字列示于计算。如《数术记遗》中的太一算, “太一算, 一轴贯一珠, 以一珠置盘上九道中之任何一道, 即表示一至九之数。因仅有九道, 不能表空位, 然珠有不入九道内时, 空位亦能表出也。”即是在算板上以纵向表示数字1到9, 以横向表示个、十、百、千、万等。以此为原则进行运算。

马林洛夫斯基在《文化论》中通过例举如何构造浮船, 提到了哥登卫舍的“有限变异”原则, 即构造一浮海的船只, 形式上有些要素是不变的, 它们是规定于它所有用的活动的性质, 有些要素是可以变异的, 这变异或是起于同一问题可有种种不同的办法, 或是起于任何解决所附带的不十分紧要的细节。珠算盘的发展完善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原则———由于十进制与位值制思想是算盘实现运算功能的根本原则, 其在珠算盘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而珠算盘的具体形制, 则是辅助珠算盘实现功用的相对不十分紧要的细节, 通过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不断改进, 最终达到了比较科学的状态。

三、珠算中的精神文化表现

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中, 农业一直是社会的经济支柱, 因此而形成了典型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最显著的特征是土地的无上地位, 农业文明中对经验力量的推崇与强化, 遇事习惯性地“向后”看,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珠算的发展过程也明显体现了当时社会精神方面的特点, 具体表现为:在中华民族重视经验与务实思想的精神特质作用下, 不用过多思考而可以直接上手运用的珠算口诀得以快速发展, 后期还出现了相应地速算规则。

明清时期流行的珠算书中都有相当比重的篇幅用于记录珠算口诀。这些口诀朗朗上口, 并极富生活气息。学习珠算的人多为处于开蒙阶段的稚龄儿童和文化程度较低的商贾, 对他们来说了解运算过程中的“所以然”十分困难, 意义也不大。而珠算歌诀的出现正是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珠算歌诀这种表现方式较为浅显易懂, 便于记忆与传播。同时, 珠算歌诀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会根据现实需要不断改进, 以帮助使用者更方便、快捷地得出答案。例如, 明代吴敬所著的《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中的“起五诀”包括“一起四作五”一句, 而到明代徐心鲁所著的《盘珠算法》中, 将词句改进为“一下五除四”, 将拨珠顺序“先去四后下五”, 改为“先下五后去四”, 这一细小的改变能让拨珠者更加得心应手。另外, 珠算家们在基本拨珠规则之外, 还探究出了很多速算规则。速算规则有助于简化拨珠程序, 让拨珠者省掉不必要的步骤, 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结果。在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众间经济往来增多的背景下, 速算规则的出现提升了商业效率, 促进了社会流通。其中, 加减法的速算规则主要有先“十”法、倒减法、心珠结合加减速算法等, 每一方法均有其特点与使用条件。以先“十”法为例, 这一方法由吴敬在《算法大全》中首次提出, 当在加算中预见到下位相加须进位时, 就先在上位相加中多加1, 这样相较于逐位相加可减少拨珠次数。

珠算运算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机械化的数学计算方法。通过珠算口诀将运算方法固定, 再将复杂的计算过程拆分为简单步骤, 使计算变得刻板化、规律化。而这种以算法为核心的机械化思想, 极大地迎合了民众希望快速求得结果的务实心理诉求。也正是在重视经验与实用性思想的指引下, 可以快速记住并运用的珠算口诀广泛传播,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能加快计算速度的速算口诀。

四、珠算所体现的制度文化

在文化结构中, 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总和。社会的运转离不开相应的制度, 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 而且这一影响往往是方向性的, 决定事物走向的。珠算的发展也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其发展历程深深地烙上了封建制度的印记。

中国经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 封建制度发展非常完善, 传统制度文化特点十分显著, 即在强有力的集权制度之下, 统治阶层对社会有很强的控制力。同时,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力状况决定的生产力关系是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 与之相配套的是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为了保证等级制度的稳定, 统治阶级不断推行能够强化思想僵化、调和持中的制度。这种制度文化背景对珠算发展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 珠算的使用人群从平民阶层扩展到上层社会, 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其次, 以珠算为算具的算书均以总结改良为主, 缺乏理论方面的突破。

由北宋时的《清明上河图》可知, 当时民间珠算的使用已经比较广泛, 但宋元时期, 士大夫们仍沿用传统的算筹, 当时的算学书籍仍以算筹为主要计算工具。明代初期刊印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儿童读物, 既绘算盘, 又绘算筹。而到明代晚期的算书如《算法统宗》、《算学新说》等等, 已完全采用珠算。这时期的珠算, 显然已取代筹算了。由此可以认识到, 虽然珠算较早就开始在民间流行, 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后, 才被士大夫、学者等上层阶层接受, 并成为算学书籍的计算工具。这主要是我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社会制度大背景所致。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 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 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 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 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以此为基础, 我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结构。处于权力金字塔顶层的士大夫阶级对于底层商人阶级是很不屑一顾的。而珠算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 在商人中得以广泛流传, 如宋代《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的药铺柜上有一把算盘, 元代的《乾坤一担图》中货郎担上也挑着一把算盘。由于这是商人阶层中的流行之物, 很本能地被士大夫阶层所拒绝, 并羞于在著作中提及。明代以后, 一方面是由于很多商人对珠算感兴趣, 开始对此著书立说, 另一方面是由于士大夫开始认识到珠算的优越性, 珠算才开始出现在算书中, 并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发展。

到了明朝以后, 以珠算为核算工具的算书大量涌现, 这些算书基本都是以介绍拨珠指法和应用算法为主, 只是对前人的总结和改良, 而没有寻求纯理论方面的突破。李约瑟博士曾指出:“在珠算系统中隐藏着坐标几何学的方法”, 即充分肯定了珠算盘体现的纵横坐标思想与算珠移动方式的科学性。同时, 他也指出, “如果当时人们 (即使是在思想上) 能够相信这些珠沿着连续曲线移动, 那末, 用坐标图示法的笛卡尔学派早就应该出现了!”可见, 虽然珠算自身的形制与原理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但由于未能深入钻研, 没有在学术方面实现突破, 不免遗憾。

明朝以后珠算理论的止步不前主要是受当时封建专制制度的制约。具体表现在明朝时推行的两大制度———八股取士和禁止私学历法。明清取士以科举为重, 而科举又以八股文为主, 于是教育重心当然就完全放在如何教八股文与如何做八股文上了。虽然“数”亦位列“六艺”之一, 但学子们皆热衷于中试, 渴望出将入相, 潜心研究珠算理论的人少之又少。而大力推广珠算的商贾和手工业者由于缺乏理论基础, 他们对珠算所作的贡献只能局限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上。另一方面, 中国古代以精确计算为主的数学一直是为研究历法所用, 数学和天文学之间保持着相辅相成、共衍共生的关系, 著名的数学家如祖冲之、郭守敬等都同时精通数学和天文。明朝初年, 不仅律令禁止民间学习和传授天文, 更将其禁令扩展到整个天文学领域。历法书籍的销毁和天文人才的匮乏, 导致前人在数学方面取得的理论成果无法传承与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珠算理论的发展成为无源之水, 因而只能从实践应用方面寻求突破。

总的来说, 由于珠算的兴起与广泛运用均处于封建社会时期, 并与封建专制制度在相近的时间段内达到发展巅峰, 因此, 珠算的制度文化特征非常显著。珠算逐步为上层社会所接纳, 并在理论方面以总结改良为主, 均是深受制度文化影响的外在表现。

五、结论

珠算极富科学内涵, 具有独特的魅力, 这也是至今仍能在科学领域见到珠算的重要原因。珠算的产生与发展均与文化的各方面紧密联系, 珠算作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 其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催生的结果, 而其形制从出现到完善, 也体现了物质实体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在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浸润下, 民众培养了重视经验与实用的思想特质, 而快捷简便的珠算口诀则迎合了民众的需求, 得到快速传播与不断改进,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高效的速算规则。另外, 由于珠算盘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不断完善的, 并在专制制度高峰的明清时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 因而封建制度对其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封建思想专制下, 士大夫们从轻视珠算到接受珠算, 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另外, 受当时制度文化的制约, 士大夫阶层接受珠算后, 对珠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前人的总结与珠算实际应用方面, 并没有理论上的大的突破。总而言之, 从文化结构的角度来看珠算, 有助于后人更全面地了解珠算这一古老计算工具的本质。

参考文献

[1]陈玲:《中国古代与东亚世界的珠算文化研究》, 《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