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重建与发展（精选9篇）
灾区重建与发展 篇1
陇南市地处甘肃省东南部, 东接陕西, 南通四川, 北依天水、定西, 西接甘南。总面积2.79万km2, 总人口275.75万。该市位于我国南北地震断裂带中段和北段交汇处, 龙门山地震断裂带边缘地带, 历史上曾发上过2次8.0级以上的巨大地震和多次破坏性强震, 属于国家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甘青川交界地震重点危险区” [1]。在5·12汶川MS8.0级地震中, 陇南市八县一区普遍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达422.61亿元。
1 灾区社会经济特征
陇南市经济总量小, 发展水平低。在全省14个地州市经济指标排序中, 陇南市的经济总量自2003年以来一直徘徊在10~12位。全市八县一区中, 除成县和徽县外, 其它县区均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陇南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所属区域处于相对落后地位, 与周边区域存在明显的经济梯度差异。陇南市总体经济结构单一, 农业比重较大, 工业内部轻重工业之比大致相当, 第三产业层次和质量不高。虽面临全球化和西部大开发持续推进的机遇, 但由于陇南市缺乏优势主导产业, 在竞争中显然处于劣势。按表1八县一区统计, 2006年人均GDP甘肃省为8757元, 陇南灾区为3421元;人口占全省的10.02%, 而GDP占全省的4.16%, 产业结构明显劣
注:此表数据来源于2006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于全省。即陇南灾区三大产业结构为28.1∶35.3∶36.6, 甘肃省为14.6∶45.8∶39.6。陇南市区域经济差异显著, 经济密度呈东高西低分布, 东部 (包括:两当、徽县、成县) 地区人均GDP达4500元以上, 其他地区均在3000元以下, 中南部武都区由于是市政府所在地, 经济密度处于中上游。从人类发展指数上来看, 陇南人口发展水平很低, 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其中发展指数大于0.6的只有成县、两当、徽县;介于0.5~0.6之间的包括武都、康县、文县、西和;低于0.5的有宕昌、礼县[2]。
2 陇南市产业结构分析
2000年以来陇南市产业结构的变化较大, 由“一、三、二”的结构调整为“二、三、一”, 第一产业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从2000年的38.51%下降到2007年的27.64%;第二产业比重由2000年的不足28%, 提高到2007年的36.62%;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相对稳定, 维持在34.55%~38.78%之间, 略有起伏。这与陇南市整体经济基础薄弱, 近年来强调“工业强市”有关。但由于受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 陇南的工业发展应走适度工业化道路, 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将工业“做大做强”的发展道路不同。陇南市各县区农业都是各自很重要的基础产业, 都已有一定的积累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方面则差异较明显:武都区由于是市府所在地, 交通、电信、金融、商品、餐饮等发展较好, 再加上旅游资源相对丰富, 所以, 其第三产业比重达55.1%, 为全市之冠。成县和徽县由于都处于铅锌成矿带的核心区域, 所以, 围绕矿产资源采选、冶炼的工业比较发达, 他们占当地工业产值的比重都超过了90%, 对本县的经济贡献比较突出。其他县三产结构中, 三产比重大多相对均衡。
3 主导产业发展设想及确定
3.1 特色农业
陇南市光、热、水资源丰富, 植物资源多样, 具有发展特色农业的优势和潜力。随着“特色立市”战略的实施,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不乏进一步加快, 建设成效十分明显[3]。综合陇南地区光、热、水等自然资源的特点, 应在“三江一水”及徽成盆地的9县区121个乡镇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在康县, 成县, 及徽县的25个乡镇大力发展蚕桑产业。在武都区、文县和康县交界的3县区16个乡镇大力发展茶叶产业。在9县区155个适宜区乡镇发展中药材产业。在礼县、西和两县的23个乡镇发展苹果产业。在武都, 文县等99个适宜区乡镇发展花椒产业。在成县, 康县, 徽县等适宜乡镇发展核桃产业。在两江一水沿岸地区适宜的12个乡镇发展油橄榄产业。在徽县、两当县的18个乡镇发展银杏产业。
3.2 有色冶金工业
陇南市内有铅、锌、锑、铜、锰、金、硅、重晶石等金属、非金属矿34种, 矿产地445处。其中西成铅锌矿带绵延300km, 金属储量近期为1200多万t, 远期为2000万t, 为我国第二大矿体, 甘肃省铅锌矿83%集中于此。陇南市的产业发展应围绕陇南市建成有色冶金工业大市的目标, 大力发展铅锌、硅铁、黄金等产业。铅锌产业要立足资源优势和现有铅锌产业体系, 整合西和、成县、徽县的铅锌资源和企业, 组建集采、选、治为一体的大型铅锌企业集团, 延伸产业链条, 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终端产品, 实现铅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的优化升级;硅铁产业要整合硅铁资源, 组建企业集团, 减低能耗, 减少污染, 实现硅铁行业的全面升级;黄金产业通过市场运作, 优化资源配置, 引进技术和资金, 加快开发文县阳山金矿, 实现规模化开采, 对黄金、白银进行深加工, 积极开发金、银首饰, 工艺品等终端产品。
3.3 水电能源工业
陇南市境内江河众多, 有包括嘉陵江、白龙江等四大水系在内的大小河流3760条, 仅年径流量大于1亿m3的河流就有20多条。近年来, 陇南市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通过招商引资和吸引民间资金, 引进农村水电建设资金9.5亿多元, 推动了全市农村小水电的发展。目前, 陇南市主要水电站30多座, 主要分布在白龙江、白水江、嘉陵江、西汉水。陇南市水能开发仅占全市可开发利用量的20.9%, 总装机容量达到50.5万kW, 待开发的空间很大。清洁能源发展机制 (CDM) 的发展又为陇南市发展水电CDM项目提供了很大的机遇。截止2008年11月, 甘肃省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的CDM项目84个, 水电项目73个, 陇南市水电项目7个, 占甘肃省的9.6%。由此可见, 陇南市的水电CDM项目的开发具有很大的潜力[4]。
3.4 医药化工
陇南素有“千年药乡”之誉, 得益于适宜的气候、地形等条件, 陇南市中药材分布广、种类多、品质高。随着中药材价格行情看好, 加之国家的大力扶持, 全市农民种植药材的积极性高涨。2007年上半年, 全市新发展中药材2.49万hm2, 至目前, 累计发展中药材5.39万hm2。陇南中药产品由于原料纯正、价格适中, 在国内市场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陇南医药化工工业应以独一味、佛仁制药等企业为龙头, 积极开发党参、当归、大黄、半夏、红芪等保健品、原料药、中成药系列产品, 发展以红芪、大黄、党参、当归“四大中药材”保健品为主的中药材深加工, 大力开发芳香植物产品, 打造知名品牌, 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3.5 旅游业和商贸流通业
陇南第三产业的发展, 应突出发展旅游业, 抓好重点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陇南市旅游资源丰富, 以武都万象洞、宕昌官鹅沟、文县天池、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康县阳坝等自然景观和宕昌哈达铺红色旅游、礼县西垂秦公陵园、成县西峡风景区等人文景观为重点, 旅游业的发展应加快景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完善景区功能, 提升观赏品位, 提高服务水平和档次, 努力打造生态旅游、红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民俗风情旅游精品。在商贸流通业方面, 陇南市应大力开拓城乡市场, 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坚持做大做强做优的原则, 加快推进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 积极引导传统商业零售、餐饮业向家政服务、教育培训、维修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拓展, 建立新型农村流通网络和生产生活服务网络。坚持以中心城市为后盾, 以县城为衔接点, 以农村乡镇各类经济组织为基础, 多渠道开辟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的商业流通体系。
4 产业空间布局规划
按照国家产业政策, 陇南市应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优化工业产业布局, 发展壮大有色冶金、水电能源、农副产品加工、建筑建材、医药化工等支柱性产业。坚持工业化和城镇化紧密结合, 以优势资源为依托, 以重点产业为纽带, 以中心城镇为载体, 按照“产业集聚、工业集中、土地集约、管理集成”的要求, 着力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带动力和辐射力的工业集聚区, 主要包括西成经济开发区、武都吉石坝工业区、文县碧口工业区、康县王坝工业区、徽县城南工业区、西和西峪工业区、两当西坡工业区、礼县盐官农产品工业区等, 如图1所示。在徽成盆地, 依托丰富的铅锌矿资源优势, 以西和、成县和徽县的铅锌产业集聚区为支撑点, 形成铅锌产业带[5]。
陇南市应支持重点产业发展, 积极对接周边城
市, 培育发展相关产业。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后产业, 关闭无法达到安全生产的矿山企业和重要水源保护区内污染严重企业。把旅游业作为未来发展的先导产业, 优先安排恢复重建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等用于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企业的恢复重建, 尽快全面促进并提升旅游业的发展。
促进特色农业发展, 对农业生产资料生产、规模化养殖、良种繁育、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设施的恢复重建给予财政扶持和技术帮扶。争取到2020年将陇南灾区建成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较高、产业结构合理、生态环境优良、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态区域。
摘要：陇南市地处甘肃省东南部, 与四川相邻。5.12汶川地震给陇南市带来了深重的影响。陇南市八县一区普遍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达422.61亿元。主要从陇南市发展产业结构入手, 对陇南市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分析, 得出该地区经济总量小, 发展水平低, 且区域经济差异显著, 经济密度呈东高西低分布。在陇南市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 对陇南市主导产业进行了确定, 得出了八县一区在特色农业、有色冶金工业、水电能源工业以及旅游业等产业方面的资源和经济优势。最后对陇南市八县一区产业进行了空间布局规划。
关键词：陇南,地震灾区,产业结构,空间布局
参考文献
[1]陈国阶.汶川地震灾区重建若干问题探讨[J].山地学报, 2008, 26 (5) :518-523.
[2]甘肃年鉴编委会.甘肃省统计年鉴 (2000—2007) [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3]马彩虹, 赵先贵, 郝高建.宁南山区生态建设与特色产业开发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5, 19 (4) :114-118.
[4]王琦, 陈才.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度分析[J].地理科学, 2008, 28 (2) :145-149.
灾区重建与发展 篇2
一、城镇重建——“壹街区”模式
大地震导致都江堰城镇受灾严重，大量房屋损毁，灾后重建的第一重任就是要着力解决都江堰受灾市民的安臵问题。在城镇住房重建中，融入援建市的建筑风貌和当地特色，是都江堰灾后城镇住房重建的一大亮点。为了城镇灾后的可持续发展，都江堰积极探索“新市镇”城市发展机制，使灾后重建从单一城市功能的应急恢复向系统提升转变。此外，在重建过程中，都江堰注重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促进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带给灾民切实的利益。以“壹街区”为例：
（一）建筑特色——“川西风貌＋上海风情”
“壹街区”是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第一个功能完整的成街区建设项目，社区内环境优美、交通便捷、功能完善，是一个集川西风貌、上海风情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区。按照“一街区、一家人”的理念，“壹街区”的设计规划融入上海元素，条条小巷纵横交错，住房建设相对集中，建筑风貌体现上海特有的“弄堂”风情。
（二）命名特色
“壹街区”的命名很有特色，它不仅包含着都江堰人民对援建者的感恩之心，更是传递着新的文化理念和突出其综合功能，让人耳目一新。据悉，当初在为该项目命名时，都江堰为了感恩上海援建、铭记援建者的恩情，提出叫“上海花园”、“上海城”或“上海村”。但被上海援建者拒绝：“援建不是恩惠，这个项目应该传递出更新的理念，拥有更响亮的名字。”而且该项目拥有开放式的特点，无线网络将覆盖于整个区域内，所以“壹街区”也是“E街区”。
（三）功能提升——综合性城区
为了提升都江堰城区的可持续发展力，“壹街区”建设项目通过对口援建、联建等共同参与重建的新模式，形成功能提升的“新市镇”城市发展机制。“壹街区”是集居住、学校、医疗、购物、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区，公共设施配套完善，对居民的安居乐业和城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打造出都江堰城区重建的特色街区。
（四）产业提升——“借水还水”生态城区
水，是都江堰城市的灵魂，在“壹街区”中充分利用现有优质生态环境，做足水文章，打造河、岸、林、园的生态体系。将蒲阳河的河水引流到区域中心，打造人工湖，规划成一个舒适宜居的生态城区，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二、农房重建——“十大模式”
都江堰的农房在地震中大量倒塌，为了及时有效地解决农民住房问题，让灾民震后生活和生产有保障，都江堰统筹推进城乡建设，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运用于乡镇灾后重建，探索出农房重建的“十大模式”：①“指标换住房”的向峨模式；②运用“联建”政策的大观茶坪模式；③“依山靠水原址自建”的蒲阳花溪模式；④“院落统规自建”的翠月湖清江村模式；⑤“大院落原址自建”的安龙徐家院子模式；⑥建设“新型社区”的青城山石桥模式；⑦产权“抵押贷款”的青城山泰安A模式；⑧臵换平移“大地变小地”的青城山泰安B模式；⑨“指标换资金”的天马向荣模式；⑩“产权融资”的紫坪铺镇沙湾村模式。按照土地和房屋确权与流转制度，以及灾后重建资金筹措的不同，上述十种模式又可分为统建统建、统规自建、原址重建、异地重建和联建共五种住房重建模式。
（一）联建——都江堰农房重建特色
都江堰区别于其他灾区农房重建的一大特色就是联建。联建不仅引入了社会资金，解决了农村受灾群众重建资金瓶颈问题，而且提高了重建水平，解决了受灾群众的后续产业发展问题。大观茶坪模式是利用依山傍水的优美旅游环境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优势，积极引入社会资金采取“联建”方式进行灾后重建，包括企业参与多家农户联建、自然人参与多家农户联建、自然人与农户联建三种形式。并在联建过程中突出后续产业发展，布局未来乡村连锁酒店业，构筑村民可持续增收平台，有效推进了灾后重建与产业发展的统筹布局。而紫坪铺镇沙湾村模式则是通过产权换住房，成功实现了住房重建。
（二）统规统建
向峨模式的“指标换住房”和青城山石桥模式的“新型社区建设”探索出统规统建新路子。“指标换住房”是指农民通过宅基地产权臵换新居住房、基础设施配套和产业发展等多项权利，对农业实施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使农民的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得到根本性转变。“新型社区建设”是指农民通过比选形式选择社会投资方进行“新型社区”建设，不仅保证农民先入住新房再拆除旧房，还能收取租金，并从受灾群众转变为产业工人。此外，为了增强灾后重建和发展的动力，青城山镇泰安村通过两种方式解决资金缺口：一是建房前向金融部门申请担保贷款用于重建；二是建成后申请抵押贷款用于装修，通过产权“抵押贷款”，解决商铺、住房重建的启动资金，促进当地商业的快速恢复。
（三）统规自建
在统规自建上，翠月湖清江村模式的“院落统规自建”使受灾农民就近居住，方便生产生活的需要，实现了基础设施的集中共享。结合“川西林盘”保护，“指标换资金”的天马向荣模式的具体做法是：通过拆小院并大院的方式，将拆除的小院落还耕，由县级政府或成都市级政府回购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使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从而有效解决重建资金难题。并且结合区域实际,依托产业带动优势，快速推进新农村建设。
（四）原址自建
在原址自建上，蒲阳花溪村在充分尊重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采取“依山靠水原址自建”，通过灾后恢复重建永久性住房补贴、自筹资金、贷款资金三种方式筹集重建资金来源，并改善了水电气等基础配套建设，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而安龙徐家院子模式则采取“大院落原址自建”，一是全面利用林盘院落幽静的环境，对基础设施进行配套；二是在完成居住环境改善的同时，利用紧邻成青路的区位优势，统筹考虑未来产业支撑。
（五）异地重建
青城山泰安在破解资金瓶颈上，则通过臵换平移集体建设用地指标，获得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出让收益，集中迁址异地重建，有效解决了灾后住房重建问题，促进灾后产业发展。
三、乡镇重建——向峨模式
结合成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要求，都江堰制定了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发展现代农业和特色产业，带动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步转变。并且，通过对区域的整体规划和产业组合，将生态农业与旅游观光相结合，实现一三产业联动，为灾后产业重建与提升提供了又一典范。以向峨乡为例：
（一）农房重建——“指标换住房”
向峨乡按照科学重建、科学发展的总体要求，运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综合整理，集中修建住房安臵灾民，将城乡用地指标增减挂钩，腾出多余集体建设用地3000亩，在经济较发达的双流县有偿使用这部分挂钩指标，为灾后住房重建筹集建设资金6亿元，有效保证了灾后农房重建的顺利进行。而且集约利用土地，实施规模化经营，促进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得到根本转变。
（二）社区管理特色——“居民自治”
农民的住房问题得到解决后，向峨乡为了保证农民安居乐业，不花一分钱管理好自己生活的安臵小区，提出“群众参与，自治自管”口号，积极探索“政府引导、社区主体、市场运作、居民自治”的新型村级管理模式。以向峨乡鹿池社区为例，为共同创建、共同分享和谐小区，鹿池社区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家园自己守”作为小区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积极引导村民参与小区管理，不仅增强了大家的主人翁意识，而且改善生活习惯，提高了文明素质。
（三）产业提升——带动当地可持续发展
一三产业互动。震前向峨乡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以挖煤为主，产业单一。为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2003年向峨乡放弃了资源挖掘型经济，转而向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产业发展。抓住灾后重建的契机，向峨乡大力实施“四个万亩”工程（猕猴桃、茶叶、“三木”药材、笋用竹），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目前，向峨乡农业产业化发展已初具规模，截至2009年已发展猕猴桃基地17683亩、茶叶基地3993亩、“三木”药材基地15974亩、笋用竹基地8679亩，直接带动产业农户1500余户。
高端旅游，实行差异化营销。在灾后重建中，向峨乡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进行旅游开发，与一般的乡村旅游、观光农业区别开来，实行差异划化营销，着重发展高端旅游产业。例如开发莲花湖原生态旅游资源，发展集水上运动、小球运动于一体的旅游休闲中心，吸引高端客户前来消费，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四）机制创新——“田间股份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的过程中，都江堰积极探索实践“田间股份制”模式，利用市场化，构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的有效联结机制，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使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田间股份制”模式的具体做法是：计划用三年时间采取“政府扶持、公司出资，农民出地，茶园品质验收合格后，青城贡品堂茶业有限公司逐年将股份退回农民”的形式，在向峨乡开展万亩优质绿茶基地建设。其中，政府投入一部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余部分由公司和农户以“田间股份制”投入。茶叶投产后，公司将在前4年分别按照4%、2%、2%、4%的比例将所持股份赠送给农户、村、社、合作社。“田间股份制”不仅使农民土地承包权得到保护，而且充分保证农民在公司的参与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对于公司而言，也获得了稳定的优质茶叶基地，一举两得。都江堰探索“田间股份制”模式是灾后重建中新农村建设的又一典范。
四、产业重建
抓住灾后重建的机遇，都江堰在工业上实现结构调整和转型，实行集约化发展；在农业上从传统走向现代，提出“一镇一特色”的建设目标；在旅游业上，加大恢复和发展，利用都江堰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开发。
（一）工业——合作共赢
工业基地建设融入上海特色。在建的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就业创业基地融入了上海特色，分为单层、二层和多层建筑，单层主要是安臵重工业企业，二层和多层则是安臵轻工业企业、服装企业、食品加工企业等。基地着力形成以政府引导为关键、各类企业为主体、优势互补为基础、市场运作为导向、产业项目为载体、合作共赢为依托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经济合作机制，推动都江堰的工业集约化发展。
灾后就业培训积极开展。基地的建成将有效解决都江堰面临的就业问题。为了保证人员的顺利就业，都江堰将和上海大力合作，开展就业培训为当地培养人才，特别是技术研发人才、生产管理人才等，保证都江堰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一镇一特色”
对于整个都江堰发展而言，农业对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灾后，上海援建的10万亩现代农业聚集区将形成都江堰惠及面最广的支农惠民框架体系。据悉，该聚集区覆盖都江堰12个乡镇、60%的耕地、44%的农民，将做到一镇一特色，建成后可带动核心区农民人均年增收1500元以上，成为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农民持续增收基地和两地合作交流基地。10万亩集聚区将同时成为都江堰市未来6个4A级景区之一，有望成为一个“一、二、三产”互动、解决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新型农村经济发展平台。
（三）旅游业——“加快恢复提升”
震前，都江堰就拥有很好的旅游业基础，这次地震虽然导致一些旅游景点受损，但也给都江堰增添了新的旅游元素。震后，都江堰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以及新形成的地震旅游资源，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开发，规划一批批特色城镇，大力开发集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旅游路线，努力打造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
五、对口援建——“援建+合作”
在上海的对口援建下，都江堰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据统计，上海援建资金达80亿元，共112个援建项目。其中，“交钥匙”项目70项，“联建共建”项目39项，“交支票”项目3项。
工业方面，在建的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就业创业基地就是旨在增强都江堰“造血”功能的上海援建项目之一。而且都江堰和上海将在项目上进行优势互补、互惠合作，形成长效支援合作机制，为灾后都江堰的工业重建提供动力。
农业方面，上海援建了10万亩现代农业聚集区，而且开辟“绿色通道”，帮助都江堰10多家特色产品企业与上海大型超市成功对接，扩大销售市场。此外，上海企业还成功举办了“浦江爱.岷江情”慈善义卖、“都江堰猕猴桃产业振兴计划”等活动，促进了都江堰农业产业的重建和提升。
旅游业方面，上海市旅游局向都江堰授发“世博会旅游推广工作站”牌，推出包括世博之旅、爱心之旅等在内的8条上海与都江堰之间特色旅游线路，对外宣传推广都江堰的旅游资源。为了加强客源互动，上海多家旅行社还与都江堰开展合作，推动都江堰旅游产业的恢复与提升。
灾区重建与发展 篇3
关键词：四川灾区,教师专业发展,经验,问题,建议
汶川大地震给四川、陕西、甘肃等地区的教育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地震导致了严重的校舍倒塌、学生伤亡、师资力量受损和恢复重建困难等一系列问题。据四川省教育部门的统计,2008年四川全省近1万多所学校严重受损,部分学校被夷为平地,学生和教师伤亡惨重。2008年地震后,国家确定了由经济较发达的省市对口援建地震极重灾区和重灾区的县市,开展了四川、陕西以及甘肃等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到2011年,在四川省、各援建省市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得到了恢复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震前相比,重建将地震灾区的教育硬件设施和环境建设整体向前推进了30年。在这一快速发展期间,灾区教师经历了理念、感受、知识与技术的质的转变。在这3年期间,地震灾区的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教师发展得到了学校、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援建单位、社会力量的倾力关注。重建3年后,有什么样的经验,还存在什么问题?这些经验、问题在我国都属首次出现,对它们的总结不仅有利于地震灾区教师、教育的有效发展,对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教师专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此,以电话访谈、面谈、问卷调查、听课观察等方式,我们调研了灾区部分学校重建3年以来的教师专业发展状况,并提出了稳妥推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建议。
一、灾后教师专业发展的经验
灾后教育重建不仅涉及对被地震破坏殆尽的教学楼、校园环境和硬件设施的恢复,更涉及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质量的提升。缺乏对软环境如教师专业能力培训、教师专业化水平、配套软件的建设,花费巨额资金重建的教学设施就难以有效发挥功效。通过对四川灾区的调研发现,很多地区和学校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形成了一些较好的经验。
1.教师专业发展更趋系统化
灾区震前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主要体现为例行的教研活动,如集体备课、校本培训和一些技能竞赛,缺乏区域内的统筹安排。灾后重建中,北川、绵竹、青川、什邡等地的教育部门从整体上更全面、系统地规划了本地区教师的发展,并通过多种形式调动了教师的参与性,提高了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针对性。什邡市将2011年的工作主题定位为教师与学校领导全员参与的“管理与技能年”。广元市2011年进行了历时8个月的教研与技能竞赛,以赛促教。通过技能训练、备课研究的不断修改的过程,极大地推动了教师业务技能的发展,这在震前是没有的。通过近一年的参与,教师在教学技能、教学理解和教学科研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次,一些学校实施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与个体发展相适应的三年计划(或类似的计划),同时,针对教师的能力优势及个性差异,由学校、教研组和教师共同参与制订教师个体发展规划。这使教师在专业发展中既能获得基于管理层面指导,同时也有了个体发展的话语权,有利于教师的个体发展和体现各自不同的优势。第三,灾区很多学校在县域内、市内以及与援建省市学校的交流中实现了更积极的校际合作和互动,通过开展走出去、面对面交流以及利用网络互动,有效扩大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活动范围。
2.教师培训方式走向多元化
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的成本效益较低,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即教师培训存在单一、低效的问题。[1]震后教师发展中,教师培训发挥了远超过震前的重要作用。首先是在教师心理的康复上,来自政府、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对教师心理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恢复发展期,灾区教师也接受了各种较全面的专业培训。例如,2011年,德阳市实施了“灾区教师素质提升计划”,对全市20 000多名教师进行了以有效教学为内容的培训,组织全市14 500余名教师参加了学科远程培训。同时该市实施乡村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组织农村学校教学骨干教师参加“国培计划”、“农村骨干教师培训”等省级以上培训3 200余人次。绵竹市自2009年以来,接受了包括上级机构、援建单位、社会力量、地方高校在内的集中培训、上级送培、外出接受培训、跟岗研修、江苏对口援助等各个层次的培训活动。其中上级组织的培训达3 953人次,占该市专任教师的124%以上,改变了该地区长期以来培训主要限于校本或县内的不足。多元化的培训方式适应了不同层次的教师需求,使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和专家教师都能获得不同的专业发展。重建中,更多的教师获得了外出学习的机会,获得的本省和援建省市的支持明显增加。通过到援建省市的学习和支教教师的作用,灾区教师在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方面均获得了较大的收获。多元化的培训弥补了灾前简单、低效的培训方式,而参培的教师对其他教师也能产生一定的辐射作用,从而推动灾后教师的整体发展。
3.震后的精神文化促进作用明显
抗震救灾与恢复重建期间,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为灾区经济、教育的重建贡献了巨大力量。三年重建中,教师接受了来自上级部门、社会力量和对口援建省市的大力支持,给教师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慰藉。重建初期,教师感受了相互援助的大爱,形成了更真实的合作关系,这对积极向上的教师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对教师精神的关注也是近两年来灾区教师发展向前推进的重要因素和特点。从整体上讲,灾区在教师培训、教研活动形式、教师参与专业发展的积极性、参与态度上都比灾前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绵竹市天河小学是一所年轻的城乡结合小学,重建3年来,该校结合抗震救灾的大爱精神,提出了“和雅教育”的理念,不仅推动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注重对教师的人文关怀。灾后重建中,该校继续发扬抗震救灾中形成的精神力量,并将其应用于教师的合作、团队建设中,从而为教师提供了宽松的精神文化空间,增强了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实现了“和雅”的理念。都江堰在全市教育系统中大力推行“提神、塑形、植根、显效”的文化氛围建设,将校园文化精神植根于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细节之中,植根于师生的精神气质之中,实现了内化感悟、心灵洗礼和素养提升。什邡教育部门坚持在新环境下抓行风建设,推师德楷模的活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措施从根本上转变了传统的教师培训主要关注外显作用的局限,使教师从心理、文化上接受、认同专业,而这正是当前教师专业发展所缺失的内容。
4.学校教育常规管理的人本化
大灾对教师的身心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教师失去了亲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心理的影响还会继续存在。在此情况下,不少学校从实际出发,采取积极的人本化的管理制度,学校领导主动关心灾后教师的心理变化情况,以不同的方式抚慰了教师,使教师增加了对职业的信心,感受到继续发展的力量。事实上,也只有教师的心理、情感得到保障和发展才能保证教师专业发展的持续、健康和有效。灾后重建中,很多学校在管理方式上进行了变革,积极营造有利于教师发展的人性化管理文化,充分体现民主、平等和对教师的理解、关爱。在理念上,管理者进一步转变作风,为教师提供发展的平台,让教师通过专业发展感受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这种基于人本关怀的管理体制进一步优化了教师专业发展的环境,为灾区教师专业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例如,青川县各校在灾后重建中着力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贯彻“以人为本、民主集中”的发展原则,有力调动了教师提升专业能力的主动性,而该县多所农村中学的重建效果也证明了这种理念的正确性。
二、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专业培训的效果不够突出
教师专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简单的通过几次培训就能完全实现。专业化发展需要主管部门、学校以及教师的共同努力。灾后重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应急期、适应期和发展期。应急期的培训主要关注师生的心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着教师进入新环境、适应新环境后,教师的心理创伤开始得到恢复,教师逐渐恢复到正常的教学状态,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然而,我们对15所灾区学校的调查发现,有近75.5%教师认为培训是非常必要的,但有38.3%教师对专业培训效果的认同并不积极。跟踪调查显示,重建发展期内,教师的工作与震前的差异不是十分显著。教师外出或在校内接受的培训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相关的理念、知识的学习没能有效融入工作中,未能产生预期的辐射作用。除了能利用新的教学设施外,不少教师仍然按照传统的教学模态备课、教学、考试和批改作业,他们所接受的培训还需要在校内通过有效的方式进一步得到总结和应用。
2.教师接受专业培训的内部动机不强
在震后应急初期,教师急需心理方面的援助,在这一方面,培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教师自身得以有效缓解震后的焦虑情绪。随着国家支持和社会力量的不断介入,各种专业培训不仅使教师感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也给灾区教师提供了难得的专业发展机遇。在震后发展期,随着灾难对人们的影响逐渐淡去,教师的教学工作也开始恢复常态,接受培训、提高专业能力的动机随之也出现减弱的趋势。例如有研究发现,灾后14个月,灾区中小学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反映了人们在面对地震时的感受主要是一种应激反应。[2]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各种形式的培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很多教师接受培训的专业意识、动机不强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部分教师仅将外出学习视为临时的放松,专业能力的培训和提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培训所投入的大量资金也就难以发挥其作用了。如何利用有效时机在恢复发展期调动教师的专业发展动机,这是当前灾区教师专业发展所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3.对灾后教师发展的宏观定位不明确
灾后教育重建不是简单的恢复,而是在原有教育质量基础上的跨越。当前,均衡教育发展正在全国推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全国实施,灾区不少学校的管理者已经认识到了实行改革、推动教育跨越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大了教师培养的力度。然而,也有不少学校的管理者还没有明确认识到新形势下教师发展的意义,缺乏对教师发展在灾后教育重建和教育均衡发展中的宏观定位。例如,尽管一些校长在访谈中提到要提高教学质量,但具体执行仍然存在问题,没有形成具体的师资发展的长远规划,管理体制上与传统的做法区别不大。另外,一部分管理者仅仅关注了当前如何有效利用先进的教学设备和建设学校文化,其重心是在常规教学的本体上。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缺乏学校的长远发展的宏观定位,不能有效提高教师的积极性,提升教师的专业意识,这对有效利用灾后教育重建的机会推动本地区的教育振兴和可持续发展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4.对抗震形成的精神财富作用发挥不够突出
抗震救灾期间,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和灾区人民一起为拯救生命和建设灾区而无私奉献,这一期间,灾区的广大教师也投入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当中,帮助学生渡过难关,这就形成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教育重建中,在学校领域继续发扬这种伟大精神是学校和教师理所当然的职责。从近两年的调研发现,很多学校,尤其是对抗震救灾体验深刻和有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校,对抗震救灾的精神财富的传承较为成功,例如北川中学、东汽八一中学、绵竹天河小学等都非常重视精神文化的建设。然而,在其他一些学校,精神文化的效果还应进一步凸显。当前,各学校对抗震救灾精神文化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学校整体文化建设和对学生的感恩教育上,对于如何将感恩、奋进、努力的精神实质融入实际工作,推动教师有效提升教学质量,提高专业能力还缺少系统的考虑。调查中的各学校不少是通过传统的培训机制、监督机制来运作教学常规,仍然缺乏专门的安排和处理策略。
5.对内外部发展力量的协调机制不够健全
由于国家的重视以及社会力量的迅速介入,震后灾区学校获得了空前的外部援建支持,这对于灾后教育重建的初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外部援建力量,例如上级单位、对口援建单位、社会力量组织的培训极大地促进了灾区学校的发展。尤其是在2008年到2009年期间,基于心理和专业的培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一些培训由于没有与被援建区域取得必要沟通,培训也存在着针对性不强、重复和缺乏系统性的问题。其次,培训的实际效果还需进一步提高。不少短训在2008至2009年间过于密集,有时候甚至会干扰学校的正常教学,前后3年,三个阶段,冷热程度各不相同。外出培训的教师大部分能做到学有所获,但也存在一些教师,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提高,外出对一些教师来说只是放松的一种方式,由此也产生出专业培训的公平性问题。接受调查的教师有35%以上认为培训的安排缺乏公平性的考虑,越来越多的教师已经不再将培训当成要完成的学习任务,而是一种教学外的“福利”或“待遇”。此外,学校间也存在资源的不均衡性,救灾期间频繁见诸于媒体的学校更多地得到社会的关注,而其他学校则相对较少,这都是今后灾区教师专业发展规划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三、对新阶段灾后教师专业发展的建议
1.理顺历史关系,合理规划教师专业发展
一个区域内的教师发展必然体现在这个地区的教育发展的历史中。灾后教育重建需要对本地区、本学校的教师专业发展、教师心理和教师培训的效果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才能发扬优秀的教师发展的传统。一方面,专业发展要注意当前教育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还要注意继承传统教师发展中已经形成的积极经验,而不是抛开历史,从头开始。灾后教师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教育质量面临着千载难逢的跨越发展机会。灾区教育部门必须抓住政府重视、社会关注,有更多的援助力量支持教育发展的机会,合理规划教育发展和教师专业化发展思路,做好顶层设计,从而从本质上保证教育质量的提升。当前,国家正在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如何将灾后教育重建与均衡教育发展结合起来,促进本地区的教学质量提升,这是当前灾区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思考的问题。全新的硬件设施和学校环境意味着与之匹配的“软件”,灾区政府、主管部门必须思考、分析本地区在震前的优势和不足,以及震后三年重建形成的经验,科学规划未来师资队伍的建设,从而有效实现本地区的灾后教育改革和跨越发展。
2.关注培训实效,确保教师专业能力稳定生长
教师培训是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教师能否得到所需的培训,培训能否发挥实效,既是人力物力投入实效的重要体现,也是教师专业发展能否取得实效的重要载体。多年来,我国一直实施着教师继续教育的制度,灾后教育重建过程中,国家和灾区地方政府、援建省市以及社会力量组织的培训有力援助了灾区教师,然而,如何使这些培训发挥实效则是当前必须思考的问题。专业培训只有从教师的需求出发,适应地方教育发展的需求,才能具有针对性。教师培训的安排必须科学、合理,符合教师工作、生活的实际才具有可操作性。此外,确保培训实效的一个核心的影响因素是教师的内部动力。震后教师培训的初期,教师们的积极性较高,尤其是对外出学习更具有期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接受培训的动机、观念依然会受到传统理念的束缚,从而导致培训的实效受到影响。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帮助教师转变“教书”的观念,理解“教育重建”和“终身学习”的意义,了解新的形势下接受培训、参与学习的必要性,拒绝平庸,追求进步,从而确保提升教师的主体意识和专业培训发挥积极作用。
3.积极协调内外部力量,推动教师专业的全面发展
外部力量在灾区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地震后,来自上级部门、有关高校、社会团体等的培训多达上万次,有力推动了灾区师生心理健康的恢复。随后的专业培训也促进了教师适应灾后的教学。灾区学校地处西部,教师培训的经费投入也十分有限,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充分调动市场、非政府组织、专业人员及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学校“软实力”建设的积极性。[3]因此,在灾后教师专业化进程中,继续积极利用外部力量,对于灾区教育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建立与援建省市、企业、慈善团体的稳定的合作关系,与高校建立长期的深入合作关系,必然有利于灾区学校发展师资力量。当然,积极利用外部力量要注意不能产生依赖外部援助的思想,教师培训的最终效果还是需要教师自身的理解与应用。当前,灾后重建在硬件上已经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也存在着对灾区教育关注度的明显降低。因此,灾区学校必须适应常态下的立足于自身能力发展的教育教学模式;而从灾区政府主管部门、学校自身以及援助方来讲,则必须进一步思考如何加强合作,探求更优化的教育资源来提升教育的软实力,实现国家教育重建的根本目的。在新阶段的发展中,灾区教育部门和各学校必须形成新的思路,将社会力量引入的可能性纳入学校发展的全盘规划。省、市、县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积极发挥桥梁的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关心灾区教育事业的跨越发展,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回馈社会,形成双赢的合作机制。
4.健全发展机制,形成教师专业发展的稳定保障体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非常重视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其中,稳定健全教师发展机制是重要内容。灾区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将本地区教师发展的传统经验、学校的实际情况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外部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的发展机制,形成教师专业发展的保障体系。例如,培训体系的构建与改革不仅应包括发展理念、培训机制,还要形成对培训者和被培训者的健全的评价机制。同时,在新的形势下,还必须构建与之配套的沟通机制,将基层教师的需求与区域内外的各种培训结合起来,使专业活动做到有的放矢。此外,专业发展的机制还要适应教师差异发展、公平发展的需求,既要让不同层次的教师获得相应的发展,同时也要让教师体验到培训、发展的成功,形成稳定的内驱力。而在学校中,更要通过构建良性的竞争与合作机制,在工作中形成共同发展的理念,并将日常工作与专题、集中的发展相结合,如利用国培计划、省培、市培等机会派出教师,并以这些派出的教师作为“种子”,在常态下发挥更广泛的辐射作用,使新的知识、理念融入学校教学工作的“惯例”。
汶川大地震给四川灾区的教育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然而在国家、援建省市以及灾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通过3年时间的重建,灾区学校得到了焕然一新的改变,从苦难伤痛走向了涅槃重生。国外研究证明,灾后重建往往是推进教育变革的重要机会。如何有效利用重建的时机,尤其是利用变化带来变革的机会推动教育的跨越发展是当前灾区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我国首次进行灾后教育重建的经验体现。灾区学校地处西部,教育质量和师资水平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利用灾后重建的机会,继续充分利用并发扬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深入落实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这不仅是灾区教育必须关注的问题,也是灾后教育重建为西部广大地区提供有效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经验所应尽的责任。灾区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应当一方面继续总结、推广三年来的发展经验,同时也要不断发现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要在教育均衡发展的主题下以各种有效的方式推动教师全面发展,实现灾后教育的跨越发展,为西部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张二庆,齐平.教师培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教育探索,2006(8):119-120.
[2]梁斌,苏春蓉.四川地震灾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J].中国学校卫生,2010(12):1535-1536.
地震灾区重建调查工作体会报告 篇4
一段经历，一个过程，一次难忘的记忆。我想我们的每个队员在这次活动中都有不少的收获。我们相遇在富新镇，生活让我们建立起了牢固的友情，调研让我们肩负起了责任，工作让我们积累了经验。我们在锻炼的同时，也完成了人生的又一篇章。遥望通途，我们无须等待；路途漫漫，我们携手前行。
四川现在的气温非常高，中午能达到40t，而灾区重建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的。我问过一个工人师傅怕不怕热，他的回答让我非常感动，他说：“我们早一天完工，灾区人民就能早一天住进新房，我们还要养家糊口。” 多么朴实的一句话啊！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学生们的生活情况。虽然震后学生们都是在板房里面学习，但他们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我们大学生整天生活在如此舒适的环境里还总是在抱怨，一天过得是如此颓废。
工人师傅非常节俭，他们出去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而有的大学生出门一点路都是乘出租车。他们一个月工资1500元左右，一个月得工作30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大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大都在800元以上，有的甚至上千，这要工人师傅多少泪和多少汗才能换来啊！
实践出真知。通过这次实践，我对自己也有了一个全新的科学的定位，对自己的不足也有了清醒的认识，比如专业知识的欠缺，人际交往能力、处事应变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也为以前不了解实际情况，不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而乱下结论的行为感到汗颜。
也许只有跌倒了，才能走得更好；也许只有疼过了，才能变得更成熟。短短的七天，教给了我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成了我以后人生不可或缺的财富，给我生活阅历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我们出发时，带着激情与思考；我们离开时，带着感动与收获。尽管只有短暂的七天，但这七天注定是不平凡的，我们在汗水中学会了许多，我亲身见证了我们每天都在实践中坚强，在实践中成长。
我们的足迹遍布了整个绵竹市，我们的爱心滋润了一方水土，“随风潜人夜，润物细无声”。我们零距离地与父老乡亲们接触，倾听他们的心声，记录他们的点滴心言。我们熬过了思乡之切，顶住了烈日之毒，忍受了生活之艰，我们像一团火，燃烧自己，温暖他人。我们没有选择逃避―逃避自己的使命，逃避自己的责任。
我们不是天使，但我们有着天使的爱心；我们不是骄阳，但我们有着骄阳的热情；我们不是风云人物，但我们有着风云人物的雄心！千山万水，割断不了我们对家乡人民的牵挂；狂风酷暑，阻挡不了我们前行的脚步。
都说只有义无反顾地付出，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收获。七天下来，我们很累，却掩盖不住我们内心的喜悦与踏实。我们收获了友谊，收获了感动，收获了坚强，收获了成长。在这过程中，灾区人民感动的泪水、真心的微笑、坚强的背影，构成了我生命里最珍贵的回忆。
★ 给地震灾区慰问信参考
★ 地震灾区捐赠倡议书
★ 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教师发言稿
★ 给日本地震灾区小朋友的一封信
★ 考研英语小作文地震灾区慰问信
★ 灾区慰问信
★ 给5.12地震灾区小朋友的一封信小学生优秀作文
★ 向四川雅安地震灾区开展捐赠活动的倡议书
★ 住房申请书范本
灾区重建与发展 篇5
杨柳村是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茂县北部太平乡的纯羌族山寨, 在汶川地震中,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但半山老村寨中的传统羌式叠石屋却大多成了危房, 村址也成了地质灾害危险区域, 因此, 全村55户居民需要集体搬迁到山下河谷地带进行新村重建。
地震带来的老一辈遇难、村庄消失和人口迁移, 给羌族文化带来危机。学者们认为, 羌语将在百年后消失, 而杨柳村是少数仍然在讲羌语的村庄。这个村子仍然保存了羌族古老而独特的婚丧嫁娶的礼仪, 以及濒临失传的羌族多声部合唱。这里的妇女喜欢穿着精心刺绣的民族服装, 人们爱在一起跳“锅庄”。“我们希望还是按照羌式风格重建, 今后发展旅游, 但老式建筑就怕不抗震。”杨柳村村支书杨长清说。
正巧, 设计软件公司欧特克发起的农房重建技术援助计划“马尔康行动”, 决定把落脚点放在阿坝地区:贫穷、生态敏感、民族文化特征突出, 需要融社区、生态和文化传统重建于一体。这个计划, 最后选中杨柳村, 而为了实现降低农民负担、生态可持续和兼顾文化特色, “马尔康行动”求助于谢英俊的轻钢生态房构造系统。
轻钢生态房, 以轻钢龙骨作为建筑结构材料。轻钢结构, 是国际上主流的低层住宅结构, 普遍认为抗震性能好, 但通常非常昂贵。谢英俊将这个结构简化, 研制了自己的连接系统, 普通人在专业指导下, 也能如同装配宜家家具一样把屋架竖立起来。在建造过程中, 强调尽量用本地化、可回收利用或天然降解的天然材料, 而少用砖、水泥等制造过程高耗能高污染并且无法回收降解的建材。
不仅仅是要环保, 还强调农民自主建设和社区协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住房产商提供的很贵的房子?”在台湾“9·21”地震之后, 谢英俊发现, 没有工作可做的少数民族灾民, 却要闲在家里酗酒, 无所事事地等着专业的建筑商为自己把房子盖起来。“让灾民自己的劳动力可以进来”, 省去工钱, 少用砖头水泥之后, 房子造价非常低廉。“我们不是帮他们盖房子, 而是教他们盖房子。”这套“协力造屋”的体系, 最早是在日月潭边、台湾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邵族部落尝试。当他带着“协力造屋”的台湾经验, 被邀请到岷江边的羌族村寨进行整村重建规划时, 这里的情形与当年的台湾极为相似。
→谢英俊与杨柳村村民重建现场。据称, 杨柳村民是一边唱着羌歌一边“协力造屋”的;“协力造屋”理念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小区域范围的“自主性的建筑体系”, 让建筑材料和劳动力本地化。
在杨柳村蹲点的社会学研究生楚燕说, 这个村“社会资本比较好”。村里人几乎都是亲戚, 村干部很朴实, 村民比较团结。杨柳村建房, 地基分配是公平的抓阄, 施工实行换工制度:每家每天保证出两个工, 出工不足的出钱补助多出工的邻居。灾区到处缺技工, 工价猛涨到每天150元到200元, 工人却雇不到, 而这个换工制度, 可以做到不需要请工人。村民虽然抱怨辛苦, 但一边唱着羌歌一边自力建房两个月的结果, 等于省了万元左右的工钱, 相当于家里年收入的一两倍。
尽管每户约3万元的轻钢材料已经有南都基金和欧特克公司赞助, 在这个全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村子, 其余的建材仍是沉重的负担。因为海拔高, 砖头的价格已经比其他地区高出3毛, 而村里有三四十人精通传统的叠石建筑技术。与当地官员商量后, 村民们同意房子底层以羌族传统的砌石为墙, 以保持传统建筑风貌。片石在这里漫山遍野都是, 村民只需要付出劳力即可。
从深秋到初春, 村民组织了18个人的工作队, 越来越熟练地竖起56户屋架, 没有动用一个外来的人。起架的时候, 人们喊着羌族劳动号子, 优美而壮观。这就是谢英俊“协力造屋”理念的核心:建立一个小区域范围的“自主性的建筑体系”, 让建筑材料和劳动力本地化。这样既可以避免农民造屋成本因受到专业、垄断的大市场的剥削而上涨, 又可以创造就业, 节能环保, 还可以通过集体参与, 让濒临消失的文化仪式得以保存。
观念冲突:草土墙的乡村尴尬
并非在所有地方都一帆风顺。
谢英俊在灾区的第一个作品, 是在绵竹遵道镇棚花村的一间生态粪尿分离公厕。厕所的墙、屋顶和门都是用当地盛产的竹篾板做的, 便坑分为两个部分, 粪尿分开收集, 便后以草木灰遮盖, 这样固体物容易干燥脱水而不滋生虫蝇。粪坑朝南, 便于高温发酵、除虫和干燥堆肥, 尿池背阴, 便于无害化处理和利用。
这个厕所, 集中了谢英俊十年来在农村推广的“可持续建筑”的要点。他认为, 如果9亿农民全部复制城里人的水冲厕, 中国的水环境根本无法承受。虽然比一般农家的厕所尺度宽敞、空间私密而又通风卫生, 可交付使用之后, 卫生状况仍然让人尴尬。
→生态粪尿分离公厕, 谢英俊进入四川震区农房重建的第一个作品。其设计要点是通过粪尿的分离收集处理来达到卫生保障, 但是交付使用后卫生状况仍然令人尴尬。这给谢英俊及其团队的教训是, 他们太理想化了, 在农村做建筑不仅是建房子那么简单, 还包括对使用者的沟通与教育。
“那是理想的状态, ”执行厕所工程的建筑师谭梅说, “实际上这种厕所需要后续的管理, 虽然只是焚烧厕纸、补灰这样简单的事, 以及改变一下如厕习惯, 但要做到, 还需要对使用者不断地沟通、教育……”
在进入灾区之初, 谢英俊完全按照他的“理想模式”———即按当地传统方式, 竹料编墙, 以稻草混合泥土填充, 在绵竹九龙镇建造了一所轻钢示范房。这种草土墙, 冬暖夏凉, 室内外温差可达10℃。如果农民自己做, 每平方米造价可以低至三四百元 (灾区的传统砖混结构农民住宅造价为800元左右) 。
然而, 这在前去参观的干部们中间传成一个笑话:“墙上会长蘑菇”, 即便选择建轻钢房的农民也这么说。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就是砖头水泥结实, 而且意味着“现代”。
听到要用石头砌墙, 在汶川草坡乡, 一位生产队长对谢英俊公司的技术人员说:“我们物质上已经落后城市30年了, 难道要让我精神上再落后30年?”用村里产的竹子编竹屋顶做好之后, 谢英俊团队前脚离开, 户主后脚就把竹子拆了。
谢英俊只好做一些妥协, 建议他们用塌掉的老房子的旧砖, 没有砖, 在钢柱之间拉上双层铁网, 以废墟的渣料混合水泥填充作墙。总之, 尽量资源循环再用。
同一个轻钢体系, 在不同民族的村庄, 建出来的房子是藏、羌、汉不同样式。轻钢房能够体现民族风格, 尤其是能快速建筑的特点, 倒是很受当地官员欢迎。汶川草坡乡的乡长告诉记者, 各地重建都有规划示范村的任务, 希望以藏式的建筑吸引到卧龙的游客途经这桃花源式的山中村落来消费。
国家按照“两档三级”的标准补贴每户2万元左右的补贴款, 再加上鼓励农房重建的每户二三万元的无息贷款, 就是一般灾民可能动用的建房现金。青川里坪村村主任唐述刚告诉记者:“建谢老师提倡的这种轻钢房, 每户农民建房基本只需要自己再掏一两万元就可以了。”
抗震而便宜, 这是轻钢房被接受的重要原因。如青川县骑马乡里坪村最早建造轻钢房的苟永金家, 靠自家四兄弟的力量建起一幢四联排。他估算, 建筑面积约为720平方米, 总共要花二十四五万元;平均每平方米400元不到。他觉得钢结构“样子方正、夏天抗热、冬天保暖”, 如用同样抗震的传统木结构, 本来要建四户的地基便只能建两户半。不过, 在外打工就熟识建筑装修行业的老苟, 也有自己的主意, 他要以木板做楼上的双层墙, 中间填以胶水混合的木屑。这也符合谢英俊的理念:农民自己住的房子, 要留下他们自己创造力的痕迹。
→【链接】谢英俊乡村建筑实践的四个坐标点
1999年/邵族安置社区
邵族安置社区是谢英俊最早开始探索“协力造屋、开放建筑”的作品。1999年, 台湾“9·21”大地震造成八成邵族人家屋损毁。为了挽救这个族群, 谢英俊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以及国内外民间团体、NGO捐助下, 建立这个安置社区, 作为邵族族群保存、文化复育的基地。这一建筑被台湾资深文化评论者王墨林评论为:“其中最重要的不只是部落的重建, 更是族人失落已久的一座生活世界的再现。”
2005年/河北定州地球屋
2004到2005年, 谢英俊进入大陆农村, 结合农村社会、经济条件, 先后于河北、河南、安徽等地推动农村生态农房协力造屋。广大农村地区是70%人类居住生存的居所, 面对全新的技术材料与工法, 以及全然不同的社会组织与价值观, 农民只能靠有限的知识以试错的方式积累经验。从北到南, 铺天盖地地建完全不抗震、耗能极大又昂贵的水泥砖房。谢英俊给乡村农民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式, 便宜、舒服, 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环保性。
2008年/四川地震灾区杨柳村
四川“5·12”地震之后, 谢英俊进驻灾区农房重建, 独立接案, 提供技术和经验指导, 协助农民盖符合生态环保的房子, 为500多户的乡村家庭建造房子, 其中既有整村的, 也有分散的。杨柳村是为数不多仍保留有传统语言和文化的羌族村落。通过村民协力互助的方式, 历时一年完成56户重建, 都是两层楼加一个暂作储藏室的阁楼, 样式基本延续传统结构, 主要的改变是采用了轻钢作为骨架, 既抗震又环保, 一户约为150平方米。建房时, 村民一起参与, 男女老少均参与其中, 极为热闹。
2010年/西藏纳木错牧民定居房
在展览“人民的建筑”上, 除了展示了80多个建筑之外, 谢英俊还带来了一个西藏黑帐篷, 显现了他对建筑原型和民俗传统的关注。2010年, 谢英俊开始着手于西藏纳木错牧民定居房项目。他认为, 西藏大部分民居跟帐篷息息相关, 不管再大的房子, 里边的空间、结构、构造都跟帐篷息息相关, 以这个原型发展出不同的原型, 每一个原型都可以拓展变成一个公用的平台。
→谢氏建筑在农村的施工现场。谢英俊的建筑理念或许更多地体现在施工实践过程中, 透过村民自力更生“协力造屋”及运用当地建筑材料等方式, 建筑不仅提供居住的场所, 同时也为农民们构建原本为他们熟识的情感——那种对土地, 对自己的房子、村子和亲朋邻舍的情感。在今天的中国农村, 这种情感其实已经有些陌生了。
农房重建:农村建筑市场谁来做主
无论是轻钢生态房或“协力造屋”, 谢英俊都是在为怎么让农民省钱着想, 其理念内核里更有推动乡村文化重建、生活重建等人文情怀与责任感, 然而他始终坚持认定自己的角色不是一个慈善家, 虽然他也曾与慈善机构合作并做过一些慈善项目。当国内媒体纷纷把他作为一个无私奉献的圣教徒来描述并加以膜拜时, 他却说:“哪有那么高尚”, 说他和他的团队是在“向中国农民讨碗饭吃”。
实际上, 进入四川地震灾区, 谢英俊和他的团队是怀着“吃饭”目的来的。为此, 原本与他们合作的由清华大学罗家德教授率领的清华志愿团队与其产生分歧并最终终止合作。对方以“不能让善款变成企业的利润”为由拒绝合作, 对此, 谢英俊团队简单地解释:“当我们进村时, 不只是要让村民吃上饭, 自己也要活着出来, 而不是饿死在里面, 这才叫工作!”
然而他们碰到的, 还不只是该不该收钱的问题, 还有扑朔迷离的市场大背景。一位志愿者说:“决定建什么样的房子主要是看政府的方向。村长拥有对一般村民说话的权力, 而社长所起的作用则有限……”建房, 不仅仅关乎农民的喜好, 当地的政策、社会团体的偏好、领导人的决策、包工队的关系网络, 都深深影响着市场的版图。
这其实反映中国农村建筑市场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的现实。曾经有一个村庄, 由于捐助的慈善团体的推荐而选择轻钢结构, 但谢英俊团队还没进村, 村里已经统一请好施工队, 这让他们很难按照设计原意和安全标准来执行项目。一时间, 村民与干部、与施工队之间的矛盾让项目窒碍难行。
“一个村子里, 各种关系可能是几代人留下来的, 各种利益、各种矛盾盘根错节, 我们作为外来者, 进去不是那么容易。但这不是阻碍, 这就是工作的现实。”作为外来者, 谢英俊团队进入村庄往往受益于志愿者的引荐。
而帮助村庄向各个基金会寻求资助, 也是谢英俊团队的“市场竞争力”。资助草坡乡重建的是红十字光明扶贫基金, 其负责人陈昳茹也说:“虽然我们对农民建房的援助并非针对特定的建筑形式, 但我们会向受助的村落推荐谢老师的建筑。”然而, 仅靠慈善项目推动轻钢房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基金会往往难以资助整个村庄, 而多个基金会则通常不愿意出现在一个项目, 这样还很容易发生冠名之类的争执。到款的步调、项目官员的措辞, 都会让建房计划新生变数。
→在2011年谢英俊“人民的建筑”个人展现场摆设的西藏黑帐篷。他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永续建筑”的观念:所有的建筑都有一个最原始的原型, 就算这个原型如何贫鄙粗陋, 今天再好的房子都还得依其而来;我们不能否认这一原型的历史存在, 更不能断绝与它的渊源联系。
称霸市场的商业性农房, 主要是以方木和钢连接件为原料的“钢木结构”, 它充分利用了现有的层层转包的市场体系。在青川付家沟江边村, 承包了几栋钢木房工程的陈姓小包工头告诉记者, 房产公司通常派出大量业务人员有力推广, 揽到工程后, 再把工程转包给大包工头, 大包工头再分包小工头。
竞争非常激烈。在当地, 钢木结构的市场占有率远在轻钢之上, 而不慎流出的图纸和工料单, 则让市场上迅速产生了数家“山寨版”。
曾有谢英俊团队的人说, 轻钢结构几乎有着“取代其他所有结构的优点”, 但在灾区推展不多, 主要是因为谢英俊是“艺术家”, 操作手法不够商业化。“要真正推广, 就要像市场上的钢木房那样, 有一支专门的业务员队伍”。
改变与坚持:“要让城里人向农民看齐”
在台湾, 当地政府一般只对灾民的住房重建提供资助和无息贷款, 但不对建设进度作任何限制。因此, 谢英俊工作室的台湾灾区农房重建持续了近10年, 直到目前, 很多迁村计划仍在进行。
但四川的情况却不同。如今灾区当地政府多要求农房重建必须在2009年8月31日之前完成, 各地都对党员、干部完成农房重建的速度进行评比, 对村民的建房速度也有奖励措施。于是, 材料和劳力都因为时间限制而变得紧俏, 自建反而成为难以达到的目标;而在龙门山以东, 农民都已经出门打工, 不愿意自己建房。
谢英俊的对策是, 房子可以请工人建, 但环保必须要坚持。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建筑结构, 也承载着他对中国农村未来的思考与想象。他认为, 不仅不要让乡下人往城里挤, 乡村还要建立自己的文化生活和价值感, “要让城里人向农民看齐, 农民要过得比较有格调, 有价值尊严”。
无论如何, 谢英俊带来的“协力造屋”的理念在当地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 青川县沙州镇江边村书记刘玉文的评价是“效果很好”。他说, “5·12”地震让许多村民几乎完全失去了希望, 作为村干部, “我们劝导他们的时候自己心里也很难受, 面对一些村民家的困难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在他看来, 只有房子建起来了, 生活才有盼头。江边村已经将协力的理念完全引用到整个村的重建过程之中。
事实上, 整个沙州镇农房重建工作都已鼓励村民采用互帮互助的合作方式重建家园。沙州镇镇长畲红称, 全镇还由村社组织有技术的人员组成86个互助队伍重建农房。目前这种协力建房的效果非常好, “不光增进了邻里间的沟通, 而且让村民有了共同的文化思考”。畲红直言, 外界的建筑技术人员进入镇里, 给这个极重灾镇的人们带来“开阔的思维”, 他希望通过重建规划, 将沙州建设成一个“尊重自然、依山傍水、错落有致、人畜分离、独立成院、庭院发展”的新城镇。【原载《南方都市报》 (2009年04月25日) 】
灾区重建与发展 篇6
纵观震后房屋、桥梁、公路和水利设施的损毁, 应当对建筑结构抗震和建筑工程质量、建筑材料进行很好的关注和反思。这次地震区的玉树县城及周边农牧区房屋结构大多数是砖混、砖木及土坯结构, 很难承受如此强烈的大地震。重灾区结古镇的土木、砖木结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或严重破坏, 砖混结构房屋80%以上倒塌或严重损坏, 框架结构房屋约20%倒塌或严重损坏。人员伤亡的大多数悲剧是由于房屋、墙体倒塌造成的。因此, 灾后恢复重建要有针对性, 要以解决城镇居民和乡镇牧民定居区 (点) 各房屋结构类型在地震灾害中表现出的整体性不足、构造不合理、传统施工方法存在的缺陷, 以及水泥等建材产品稀缺而产生了替代水泥制品的“衍生品”造成建筑工程质量低劣等方面问题为重点。灾后重建集中表现在要进行大量房屋、教育、卫生、电力、通信、交通、水利、市政公用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而采用的建设方式、技术直接决定了对建设区生态功能的恢复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灾后重建将呈现时间短、任务重、速度快、标准高, 且要注重突出生态环保、节约资源等特点。因此, 在重建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建材产品的合理有效供给, 以及建造方式高效性和建筑的高质量。其最直接和有效的解决途径是推广使用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结合当前工作实际, 我们提出了在玉树州建设散装水泥配送中心的项目, 以满足灾后重建对建材产品的需要, 促进三江源生态环境的保护。
散装水泥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综合利用融为一体以达到提高能源使用效益目的的水泥生产方式。散装水泥通过专用容器, 节约包装袋和减少水泥在流通过程中的损耗和污染, 降低了生产成本。在灾后重建中推广散装水泥, 通过建设散装水泥配送中心, 一是有利于实施高原生态环境改善和保护;二是满足建设市场供应, 保障工程工期;三是有利于平抑建筑市场水泥价格;四是提供优质散装水泥, 提高建设工程质量;五是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应充分发挥散装水泥在灾后重建和对于“三江源”生态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大力推广和使用散装水泥。对灾后重建过程中推广使用散装水泥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由于历史原因, 在玉树州境内一直没有水泥生产企业, 距结古镇最近的水泥企业也有近700公里, 距具备供散能力的散装水泥企业有800多公里, 当地使用水泥一直从西宁等地拉运。因运距远, 袋装与散装水泥存在运输成本差价, 加之传统的施工方式以及散装水泥接受、配送等物流体系未形成等因素影响, 长期以来, 当地使用水泥以袋装为主。在地震前, 由于经济总量、建设规模小且建设时间分散, 因此, 水泥用量较小。水泥使用对环境生态压力不明显。从震后损毁情况和灾后重建的工程量及时间要求看, 将在短时间内需要消耗大量的水泥, 进行大规模恢复重建。届时将对“三江源”带来巨大的生态和环境压力。据测算玉树灾后重建前三年就需消耗水泥120万吨以上, 如果使用袋装水泥, 可产生既无法回收、也无法降解的水泥包装袋2400万条, 如果将包装袋平铺可覆盖2万亩草山, 同时可产生近5万吨粉尘污染。如果120万吨水泥全部使用散装水泥, 可节约标准煤2.66万吨, 节约优质木材3.96万立方, 减少水泥损失5.4万吨 (包装袋残存量、包装及运输损耗计) ,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2万吨, 节约避免了水泥包装袋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 可产生综合经济效益5280多万元。
“三江源”地区是我国乃至亚洲的重要的水源地和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 有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地位。玉树地处“三江源”核心区, 因此, 灾后恢复重建势必要体现绿色建设和生态保护的方式。根据玉树的特殊情况, 在灾后重建中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 应坚持科学发展, 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推广应用散装水泥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促进资源节约, 保护环境结合起来。要站在发展散装水泥对于促进青海省玉树地区的绿色发展和生态建设, 推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在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的高度来认识。
二、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 突出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玉树州发展散装水泥工作应形成政府引导、相关部门组织协调、企业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鉴于散装水泥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散装水泥的发展, 制定“鼓励散装、限制袋装”的政策。通过对投资建设散装水泥配送中心企业, 在税收、建设用地、道路运输、供电、供水等方面给予支持, 帮助经营散装水泥的企业, 降低运营成本, 特别是要制定限制袋装水泥的政策, 在一定区域内禁止使用袋装水泥。通过政策手段消除散装水泥与袋装水泥之间的价格比较差异。发展散装水泥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生产上涉及到生产供应、运输储存以及使用等多个环节, 在管理上涉及发展改革、经济贸易、财政税收、环境保护、技术监督、交通、公安等多个部门, 各个相关部门应各司其职, 采取综合措施, 保证散装水泥生产、储运、使用的顺利进行。
充分发挥和调动水泥生产企业在发展散装水泥工作中的积极性, 鼓励水泥生产企业在玉树地区建立大型散装水泥集散中心, 通过标准化、大规模的储运方式, 降低散装水泥的成本;鼓励多家企业参与建设散装水泥配送中心, 通过有序竞争、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散装水泥价格;因地制宜, 多种手段相结合, 根据实际需要适合直达供应, 就直达供应, 适合中转配送就中转配送, 最大限度发挥散装水泥高效便捷的优势;通过规范的市场运作, 优化散装水泥配送中心 (站、点) 的分布格局。
三、散装水泥产业与建造方式变革相结合, 促进产业环境的形成
随着散装水泥产业链的延伸, 孕育而生了水泥的“预拌”使用, 水泥的“预拌”使用, 指的是不用包装袋的散装水泥, 直接通过专用车运输出厂到搅拌站, 通过工厂化生产方式, 科学配方、标准化生产出“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 并用专用车运送, 泵送达到建筑物体上的全机械化施工方式。从散装水泥产业链运行看, 它围绕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生产、运输、中转和终端使用至专业化施工现场的全流程, 构成了一个绿色的生态产业链。散装水泥产业完全满足资源节约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完全满足清洁生产、文明施工的需要。水泥的“预拌”使用过程是先进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 是提高工程质量、加快施工速度的有效途径, 是降低粉尘和噪音污染、改善城市环境提高空气质量的重大举措, 是实现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文明施工、提高工效的有效方式, 也是反映当地建设水平、模式的重要标志。由于近年来,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建筑业蓬勃发展, 传统的袋装水泥已不能满足城镇建设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需要, 只有通过集中供应散装水泥、工厂化生产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 才能适应和满足工程项目建设的需要。在灾后重建中水泥的“预拌”使用, 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预拌混凝土的推广使用, 是建造方式的变革, 对灾后重建乃至今后的建设产生影响。
要充分认识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是散装水泥产业的发展与延伸, 充分认识发展散装水泥和推广应用预拌混凝土与灾后重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紧紧把握灾后重建的有利契机, 为灾后优质快速重建服务。坚持积极引导、多方协调、规范运作、加强监管的原则, 认真做好玉树灾区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发展的各项工作。散装水泥工作要考虑到灾区过渡板房和基础设施恢复建设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面积广、运距远等情况, 为了加快灾后重建项目的进程和提高工程质量, 应在恢复重建中大力推广应用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加快促进当地散装水泥产业链的形成, 改变传统的建造模式, 使当地建造水平和能力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灾后重建与长远发展相结合, 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玉树发展散装水泥工作中, 既要注重灾后重建, 更要着眼长远发展。灾后重建时间相对较短, 工作量大, 水泥需求也较集中, 而且量大。在此期间水泥企业具有较高的利润, 对生产和供应散装水泥有积极性。在灾后恢复重建完成后, 随着大规模集中建设的减少, 建设工程量的水泥需求也将下降, 发展散装水泥的意愿和动力, 可能会有所降低。因此, 在灾区建设和经济发展步入正常轨道后, 政府有关部门, 应及时总结恢复重建中推广应用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的经验, 站在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保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发展的势头。并把发展散装水泥和应用预拌混凝土, 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抓紧抓好。通过在重建过程中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的应用, 在当地培养出一大批散装水泥的管理人员、技术工程人员、岗位操作人员。通过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在灾后重建的实际效果, 宣传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对灾后重建的作用。使发展散装水泥工作深入人心, 以起到长期的效果。通过科学的论证, 在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基础上, 从对灾后建筑垃圾等废弃物有序利用的角度出发, 适时在玉树建立水泥粉磨站或水泥生产企业, 为当地提供长期稳定的散装水泥, 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城市与农村牧区相结合, 实现协调发展
根据省委、省政府对玉树抗震救灾的工作部署和灾后建设环境优美高原生态型商贸旅游城市目标要求, 为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地做好灾后重建落实工作, 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制定适合本地区散装水泥应用和预拌混凝土发展的规范性办法和具体措施, 统筹城市和农村牧区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的发展。根据玉树州灾后重建的总体布局, 合理规划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的发展。鉴于玉树州没有水泥生产企业, 应重点发展散装水泥配送中心, 科学布局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规划布点时要城乡兼顾, 既要考虑城市建设、也要方便县城周边农村牧区使用。
总的设想是, 应在全州县政府所在地, 建立散装水泥配送中心。县城内禁止使用袋装水泥。距散装水泥配送中心100公里内的建设工程, 应使用散装水泥, 公共建筑应全部使用散装水泥。国家对结古镇按设市城市进行规划建设, 应参照国家对“禁止在城市城区内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城市的要求, 将结古镇列为禁止在城区内现场搅拌混凝土的城市, 推广使用预拌混凝土, 发挥预拌混凝土质量稳定、供应量大、提高施工进度的特点, 在城市规划区内建筑面积较大、混凝土使用量较大的建设工程项目中要求使用预拌混凝土。对于重建任务较大、人口较密集的乡镇应建立散装水泥配送网点, 方便农牧民使用。通过合理的规划和有效的政策措施, 使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在城市和农村牧区得到协调均衡发展。结合城市和农村牧区的不同特点, 逐步建立起以发展散装水泥为核心, 以预拌混泥土、预拌砂浆为发展外延“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
灾区重建与发展 篇7
《指导意见》要求受灾地区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应注意促进住房市场发展。灾区地方人民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 优先落实安居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和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用地供应;鼓励开发建设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 积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鼓励私人住房出租。
灾区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参照经济适用住房政策, 组织建设安居房, 向住房倒塌和严重损坏不可修复导致无房可住的城镇受灾家庭, 以及租住住房毁损导致无房可住的当地城镇户籍家庭出售、出租, 安置受灾群众。安居房每套建筑面积控制在40-80平方米, 以60平方米左右的中小户型为主, 每户限购买或租赁一套。安居房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方式供应。政府可采取招投标等方式, 选择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安居房建设。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的安居房项目, 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比例下限下调为20%, 项目利润率不高于3%。安居房销售、租赁价格由灾区市、县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房地产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安居房产权和上市交易管理, 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规定执行。
同时, 灾区地方政府应当采取措施, 加大廉租住房保障力度, 适当提高实物配租比例, 可直接投资集中建设一批廉租住房, 或在经济适用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建设项目中配建廉租住房, 优先供应城镇孤老病残住房困难家庭和住房毁损的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每套建筑面积应当控制在40平方米左右, 不得超过50平方米。
《指导意见》指出, 地震灾区城镇居民住房重建工作应优先安排除险加固, 积极推进原址重建。灾区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尽快组织实施受损住房的安全鉴定、修复、加固和拆除清理工作。鉴定机构应当综合考虑破坏程度与受损房屋结构安全性能、已使用年限、加固成本和地质条件等因素, 对需加固住房提出加固的技术方案。鼓励房屋所有权人加固受损住房。受损住房经鉴定可加固后继续使用的, 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指导房屋所有权人或其所在单位尽快实施加固, 不得以行政手段强制拆除。受损住房的安全鉴定、修复、加固、拆除清理, 应当遵循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灾区重建与发展 篇8
一、灾区战略性重建的涵义与要求
1.灾区重建的三种思路
(1) 安辑论。[2]
自古以来, 中国就是全球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每遇灾荒, 为了生存, 大批灾民被迫背井离乡, 沦为“流民”。“流民”现象导致“农耕废弃”, 灾区经济凋敝, 灾民生活困苦, 而且“流民”往往是引发暴动、起义的主体力量。因此,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安辑”思想, 即政府和社会采取各种办法动员“流民”回乡, 重建家园, 去除流弊。“安辑”的思路是约束灾民外流, 依靠灾民自力更生, 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由于灾民能力有限, 在缺少外部资源支持的情况下, 安辑论鲜有成功范例。
(2) 恢复性重建。
灾之所以成“害 ”, 即在于它对人类生命和财产权利的无情剥夺, 对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的破坏。因此, 谈及灾后重建, 人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恢复灾前既有的秩序, 恢复灾区人们曾经有过的生产和生活。“生产达到灾前水平”、“人们的生活达到灾前水平”, 也成为了评价减灾成败的标准。从经验上看, 恢复性重建应该是当代灾后重建的主流思路。然而, 同样从经验上来看, 现在灾区, 绝大部分就是曾经恢复性重建过的灾区, 甚至恢复性重建未及完成, 又沦为灾区, 如上述映秀镇的重建。一句话, 恢复性重建, 容易陷入受灾→重建→再受灾→再重建的悲剧性循环之中。
(3) 战略性重建。
所谓战略性重建, 是一种不同于恢复性重建的新思路, 战略性重建不是简单的还原式的复兴, 而是以灾害为契机, 因地制宜, 着眼长远, 使灾区获得一次再创造机会。战略性重建, 不是“复印机”, 而是“凤凰涅般木”式的再创造。
“不死鸟计划”堪称灾区战略性重建的典范。1995年1月17日, 日本坂神地区发生7.2级地震, 死亡5466人, 3万多人受伤, 几十万人无家可归, 受灾人口达到140余万, 被毁房屋超过10万栋。据日本官方称, 这次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计超过960亿美元。地震之后, 兵库县开始了长达10年的重建工程——“不死鸟计划”。“不死鸟计划”指出:“震灾后的复兴不仅要让兵库县恢复到震灾前的状态, 而且要着眼于全力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社会课题, 同时创造未来”。该计划将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分为4个阶段——“应急对应期”、“复旧期”、“复兴前期”、“复兴后期”。第一阶段为避难所时期, 主要任务是生命救助、提供避难所、收集灾害信息等。第二阶段为临时住宅期, 其主要任务包括临时住宅的建设和入住、地震复兴基金的创立、为中小企业提供临时工场和紧急贷款等。第三阶段为固定住宅迁移期, 任务包括灾害复兴住宅的大量供给、生活复兴资金借贷、心灵创伤医治等。第四阶段为复兴后期, 主要设置了“人与防灾未来中心”、“世界性防灾基地”, 在正常生活恢复的基础上, 总结地震的经验教训, 为建设一个能够更加安心生活的都市持续努力。[3]
2.战略性重建的要求
战略性重建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恢复性重建的思路, 它目标长远、着眼全局, 强调灾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相对于恢复性重建, 战略性重建有以下一些要求。
(1) 前瞻性。
战略性重建要求目光长远, 把握灾区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 将灾区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相结合, 科学地设定灾区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在这方面, 云南丽江震后重建提供了成功的经验。1996年, 云南丽江发生了里氏7.0级地震。震灾之后, 丽江利用重建的机会, 对古建筑进行重点保护和修缮, 对与古建筑不协调的其它建筑, 或拆迁或改造, 从而极大提升了古城的历史文化内涵。1997年, 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 丽江由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 迅速演变为蜚声全球的旅游胜地。
(2) 预防性。
灾区重建的目标之一, 是预防灾害的再次发生。灾害的发生, 是学习减灾、提升减灾意识与能力的宝贵机会。灾害发生, 意味着社会结构中潜在风险的暴露, 人们可以借此认识风险, 学会管理风险, 把社会风险降到最小, 从而预防灾害的发生。
(3) 全局性。
灾害对灾区的破坏是全方位的。与之对应, 灾区重建也应当是全局性的。战略性重建要有全局观念。灾区战略性重建, 应当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以乡村重建为例, 硬件方面, 包括住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的重建;软件方面, 包括灾区灾害风险的全面调查评估, 乡村日常管理和应急管理组织体系、预警机制和制度建设、乡村精神文化的重建等。上述的映秀镇二次遭灾, 其教训之一就是重建缺乏全局性, 将重建的注意力过分集中于住房重建等显而易见的项目上, 而对地震之后的泥石流、汛期的洪水等现实风险缺乏起码的评估和预防措施。[1]
(4) 整合性。
“政治现代性的来源是城市, 政治安定性的来源是农村”。[4]灾区重建的根本目标是提升灾区居民的福利, 促进灾区的长治久安。政府、市场、乡村社会以及城市社会, 都是灾区乡村重建的利益关系人, 都是灾区乡村重建的依靠力量。尤其是灾区的干部和居民, 他们是灾区重建的主要受益者和主体性力量。因此, 灾区重建要求尊重灾区居民的意愿, 整合多方面的资源, 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 形成社会合力, 提高重建的效率与效益。
(5) 规划性。
灾区重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要在时间、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完成复杂、综合的灾区重建任务, 必须倚重规划。灾区重建, 规划先行。科学、周密的重建规划, 为灾区重建项目建设提供了“路线图”和“控制表”, 确保各项重建行动有条不紊的迈向预设的战略目标。“不死鸟计划”耗时近10年之久, 所费近10万亿日元之巨。日本是个非常重视效率的国家, 但他们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 却是有条不紊的, 并没有为了效率而忽略长远的规划和安排。[5]
二、基于战略性重建新思路的灾区乡村重建
1.灾区乡村战略性重建的动态过程
这是关于“如何重建”的问题, 即灾区战略性重建是如何从方案构想变为现实的。战略性重建绝不是一个“拍脑袋”决策的过程, 而是理性决策——协调行动的过程, 遵循科学民主精神。灾区战略性重建包括重建信息收集、重建方案拟定、重建方案决策、重建方案执行和监控与问责等五个环节, 其中监控与问责贯穿于灾区重建的全过程。
(1) 灾区重建信息的全面收集。
灾区重建, 规划先行。规划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准确、及时和完备的信息支持。为此, 灾区政府应当组织各级各类规划人员, 深入灾区, 爬山涉水, 走访各相关部门和单位, 勘测地质地貌, 标定灾害源, 排查灾害隐患;进村入户, 切身感受当地的资源特色、文化底蕴;入乡随俗, 深入倾听, 了解灾区干部群众的真实想法和迫切需要。通过扎实细致的调查研究, 形成严密科学的研究报告, 为重建规划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支撑。
(2) 重建方案的拟定。
灾区乡村重建, 涉及国家与农民、个人与社会、经济与生态、眼前与长远等多种利益的冲突与协调, 因此, 各方利益的综合与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 拟定战略性重建方案, 必须遵循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为了保障各种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在重建方案的拟定过程中, 应当开展多种形式意见征询活动:既要有现场的直接交流, 也要有书面的意见征询;既要有针对具体问题的非正式恳谈, 也要有会议表决形式的正式讨论;既要重视普通群众的意见, 也要邀请专家学者对方案进行论证与审查;既要服从上级政府的指示和要求, 也要吸纳当地基层政府的合理化建议。通过多种形式的沟通交流, 充分满足方案拟定的民主性、多样性和可行性等方面的要求, 最终提高方案拟定的质量。
(3) 灾区重建方案的决策。
这是灾区重建的关键环节。决策是一次性的, 一旦失误, 满盘皆输!为保证决策质量, 战略性重建应当贯彻多方案原则、方案公示与优选原则和民主决议原则, 鼓励灾区干部群众广泛参与方案评议过程, 多提合理化建议。
(4) 重建方案的执行。
重建方案的执行, 意味着重建方案正从纸面的规划变成物质的现实。执行过程, 牵涉面广, 情况复杂多变, 必须加强监控。
(5) 灾区重建过程的监控与问责。
一般意义上的监控主要集中于执行环节, 其目的是避免实际的行动偏离了预设目标。战略性重建则强调全程监控和全面监控。全程监控, 不仅包括对信息收集、方案拟定、方案决策、方案执行等环节的监控, 也包括对监控本身的监控。全面监控, 不仅重视体制内的专门机关的监控, 还强调发挥媒体、舆论和公民等社会监督形式的作用。问责是监督的必然后果和制度保证。通过监控, 一旦发现重建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 必须问责, 从而保障重建过程的效率、效益和公平。
2.灾区乡村战略性重建的具体内容
这是关于“重建什么”的问题。传统的灾区重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房屋重建和产业重建等显性的物质层面, 当然, 这些是不可或缺的, 但战略性重建则立足长远, 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
(1) 重建灾区居民的灾患意识、主体精神和合作能力。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 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防灾减灾文化, 铸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新中国建立后,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人民的主体精神被极大地激发了起来。在20世纪50至70年代, 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 先后完成了以红旗渠、江都水利枢纽工程、黄河、海河、淮河、荆江治理为代表的一系列巨型水利工程, 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 20世纪80年代以后, 经济社会长期的稳定发展, 对物质财富增长的极致迷恋, 逐渐淡去了人们的灾患意识, 消解了人们的主体精神和合作能力。一方面, 掠夺性的经济开发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另一方面, 既有的减灾设施或遭毁弃, 或带病运行……。2009年以来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约4.8亿人受灾, 死亡和失踪1528人, 紧急转移安置709.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721.4万公顷, 绝收面积491.8万公顷;倒塌房屋83.8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2523.7亿元。[6]可见, 减灾形势依然严峻, 必须重建灾区居民的灾患意识、主体精神和合作能力, 提高减灾效益。
①灾患意识的重建。
灾变不可避免, 但灾害可以避免, 损失可以减轻。减灾效果, 不仅取决于灾害的程度, 更取决于政府和居民的灾患意识、备灾程度和减灾能力。其中, 公民的灾患意识是基础, 是关键。灾患意识的重建, 在于牢记灾害的残暴, 更在于日常持久的宣传、教育和演练。
②主体精神的重建。
灾区干部群众是防灾减灾的主体。防灾减灾成败之关键, 在于群防群治, 在于灾区干部群众主人翁精神的发挥。乡村布局分散, 交通不便, 基础设施薄弱, 外援来之不易, 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 自救互救, 切不可形成“等靠要”等消极依赖思想。
③合作能力的重建。
灾害面前, 个人力量是渺小的。防灾减灾, 依赖集体的力量、组织的团结。当前的农业家庭承包制, 在实质上仍然是小农经济, 相对于人民公社制度, 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乡村的合作精神与合作能力。灾区重建, 依赖于灾区干部群众的团结与合作, 对灾区干部群众的合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应当利用灾区重建的机会, 重建灾区乡村干部群众的合作能力。
(2) 灾害应急预案的重建。
灾害应急预案, 是指人们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综合本地、本部门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情况, 针对各种可能的灾害类型, 预先制定的一套能迅速、有效、有序地应对各种灾害的行动计划。灾害应急预案是应急管理的重要基础。灾害的发生, 意味着先前制定的应急预案存在问题, 有待完善。未雨绸缪。灾害过后, 应当充分吸取防灾减灾过程中的教训, 总结新经验, 形成新认识, 重建或更新灾害应急预案。
(3) 村镇重建。
村镇重建, 当然要重建房舍, 但是, 村镇重建不等于房屋重建。乡村战略性重建, 应在总结灾害教训的基础上, 对村镇布局和功能进行重新规划和建设。
①灾害隐患的排查和灾害源的勘测标定。
远离灾害源, 避免重复遭灾, 这是灾区乡村重建的首要原则。借助于乡村重建的机会, 一要对乡村区域的灾害隐患进行全面、系统的勘测与排查;二要对洪水、地震、泥石流等灾害源进行精确地标定与监测;三要重新布局村镇建筑设施, 使之尽量远离各种灾害源。
②疏散空间预留、逃生路线设定和避难场所建设。
居住、生产、生活, 这些都是乡村的基本功能。然而, 严重的灾害现实却证明, 应当重新规划村镇功能。不仅要重视村镇既有的居住、生产、生活等基本功能, 也要重视村镇应有的安全功能和生态功能。村镇重建要注意预留疏散空间, 预先设定多条逃生路线, 建设避难场所。实际上, 许多传统乡村建筑, 比如徽州民居, 其特征之一就是建筑群被“风火墙”、“三尺巷”所分割, 被“风水林”、“风水塘”所包围, 形成镶嵌于自然生态基底中的“星点状”人居空间。这种生产、生活、生态与安全功能有机融合的图景, 集中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秩序。又如, 1993年, 日本修改《城市公园实施令》, 将公园提到“紧急救灾对策所需要的设施”的高度, 第一次将发生灾害时作为避难场所和避难通道的城市公园称为“防灾公园”。[7]
(4) 基础设施重建。
灾区重建中, 基础设施尤为重要。一方面, 基础设施严重不足, 是乡村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交通不便、用电难、灌溉难、人畜饮水难仍然是农村贫困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 基础设施既是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严重依赖的物质基础, 又是洪水、地震、泥石流等灾害严重破坏的对象。因此, 灾区乡村战略性重建, 要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着眼于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 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财政支出的范筹, 重点增加对乡村道路、水利设施、电力设施等项目的投入, 着力解决运输难、行路难、灌溉难、人畜饮水难、发展难等现实问题。
(5) 以生态农业为目标, 重建乡村主导产业。
近些年来, 各种灾害发作频繁, 究其原因, 可谓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一方面, 由于过度开发, 山林毁坏、土壤流失、草地沙化、江河淤积;另一方面, 由于减灾设施投入不足, 陂塘失修, 沟渠壅堵。于是, 洪水、干旱、泥石流等灾害肆虐逞威。因此, 保护生态, 发展生态农业, 是乡村减灾的根本性手段之一, 也是乡村重建的内容与目标。灾区乡村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资源特色和产业基础, 摆脱传统生产习惯的束缚, 发展生态农业。例如, 四川绵竹山区林果业资源丰富, 梨、枇杷、猕猴桃等水果长势好, 品种多样。震灾过后, 绵竹山区产业重建就以生态农业为主, 在产业布局上, 规划发展了园林经济、果园经济、庭院经济为主题的七大生态产业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绵竹山区还规划了相关产业配套服务基地, 包括九龙高效农业示范园、遵道生态农业园、山货物资集散中心、果品会展交易中心、玫瑰花卉及香水博览交易中心, 以便形成完整的生态农业产业链。[8]
参考文献
(1) 杨勤, 王迪, 朱光荣, 杨攀, 李立平, 束水归槽.誓卫映秀——四川全力抗击“8.14”映秀特大山洪泥石流纪实[N].中国水利报, 2010-08-23.
(2) 曾国安.灾害保障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3) 王国培.“不死鸟计划”重建日本阪神[J].中国建设信息, 2008, (17) .
(4)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出版社, 1989.
(5) 肖晋, 肖勇等.我国坟川地震灾后重建和科学规划研究[J].四川改革, 2008, (07) .
(6) 国家减灾中心灾害信息部.2009年全国自然灾害损失情况[J].中国减灾, 2010, (01) .
(7) 鲁小军, 李建华等.小城镇灾后重建规划的四点思考——以绵竹市汉旺镇总体规划为例[J].小城镇建设研究, 2010, (05) .
灾区重建与发展 篇9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灾区通讯受损严重，联通四川省分公司的21个市州分公司基站、光缆线路被严重破坏，较多营业厅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经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灾区基站、通讯信号已得到全面恢复，但目前灾区用户，尤其是乡镇、农村用户在使用通信服务，甚至充值、缴费、查询等方面都有诸多不便。
针对这一具体情况，四川省分公司采取应急措施，积极支持灾区重建。及时购买了50台“流动营业厅”服务车，花巨资为车内配置最新的移动通讯设备和营业设施，与实体营业厅功能基本相当，能够随时、随地办理移动通讯业务，及时为灾区用户解决充值难、办理业务不方便等亟待解决的问题。50个“流动营业厅”将覆盖全川全部灾区，为农村、乡镇等急需通信的用户及时提供相关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