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工具（精选8篇）
分类工具 篇1
一、以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需视结算方式确认为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如果在一个衍生金融工具合同中，企业要通过交付（或获取）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结算合同，那此合同不表明对企业拥有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的剩余权益。但如果企业通过交付（或获取）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以获取固定数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则该合同是一项权益工具。
例1：甲公司于2012年2月1日向乙公司发行以自身普通股为标的的看涨期权。根据该期权合同，如果乙公司行权，乙公司有权以每股60元的价格从甲公司购入普通股10 000股，每股面值为1元。合同签订日为2012年2月1日，行权日为2012年8月1日，2012年2月1日每股市价为58元，2012年6月30日每股市价为62元，2012年8月1日每股市价为65元。2012年2月1日期权的公允价值为6 000元，2012年6月30日期权的公允价值为4 000元，2012年7月31日期权的公允价值为2 000元。假定期权合同中约定：期权合同到期，如乙公司行权将以现金换普通股方式结算。
分析：因为期权合同中约定，如乙公司行权将采用现金换普通股方式结算，即以每股60元的价格从甲公司购入普通股10 000股。这属于衍生工具只能通过交付固定数量的发行方自身权益工具换取固定数额的现金进行结算，是能证明乙公司拥有甲公司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的合同。因此甲公司发行的看涨期权属于权益工具，与该期权相关的款项收付均计入所有者权益，并且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不需确认。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1.2012年2月1日：借：银行存款6 000；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6 000。
2.2012年6月30日、2012年7月31日因为没有发生现金收付，不需进行账务处理。
3.2012年8月1日：借：银行存款600 000；贷：股本10 000，资本公积——股本溢价590 000。
例2：假设其他条件都不变，但期权合同中约定：期权合同到期，如乙公司行权将以现金净额结算。
分析：根据期权合同的约定，这属于金融负债中的一种：向其他单位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这种情况下，甲公司发行的看涨期权属于金融负债，需要调整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会计分录如下：
1.2012年2月1日：借：银行存款6 000；贷：衍生工具———看涨期权6 000。
2.2012年6月30日：借：衍生工具———看涨期权2 000 (6 000-4 0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2 000。
3.2012年7月31日：借：衍生工具———看涨期权2 000 (4 000-2 0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2 000。
4.2012年8月1日：借：衍生工具———看涨期权2 000；贷：银行存款2 000。
例3：假设其他条件都不变，但期权合同中约定：期权合同到期，如乙公司行权将以普通股净额结算。
分析：因为期权合同中约定，期权合同到期，甲乙公司将以普通股净额结算，由于甲公司交付的普通股数量取决于期权到期时的股价，导致交付的股票数量不固定。因此甲公司发行的看涨期权属于金融负债，需要调整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此时看涨期权发行时和持有期间调整公允价值变动的分录与例2相同，只是期权到期时结算的分录不同而已。具体会计分录如下：
2012年8月1日：借：衍生工具———看涨期权2 000；贷：股本30.77 (2 000÷65×1），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 969.23。
二、以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非衍生工具，需视交付的自身权益工具数量固定与否确认为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非衍生工具的合同义务，企业根据该合同将交付非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则此非衍生工具属于金融负债；而如果企业根据该合同将交付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则此非衍生工具属于权益工具。
例4：甲上市公司经批准于2012年1月1日以50 400万元的价格发行面值总额为50 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该债券期限为5年，票面年利率为3%，实际年利率为4%。自2013年起，每年1月1日付息。自2014年1月1日起，该债券持有人可以申请按债券面值转为甲公司的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1元），转换条件为按债券面值每10元转换1股股票。假设债券持有人于2014年1月1日将所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普通股股票，债券发行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P/A, 4%, 5) =4.451 8, (P/F, 4%, 5) =0.821 9。
分析：债券属于基本金融工具，但由于其赋予了债券持有者在未来某一时点转换为普通股的权利，即该金融工具属于未来可用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非衍生金融工具。而在发行债券时，企业根据该合同义务将交付的自身权益工具数量是不确定的，因此该合同不表明债券持有者对企业的资产拥有扣除所有负债后的剩余权益，该非衍生工具是一项金融负债。但由于在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中又包含了转股权，其中含有权益工具的成分，我们在初始确认时应当将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进行分拆，分别进行处理。而在债券的发行期间要根据债券持有人选择转股与否进行相应处理，持有人如果选择不转股，企业按普通债券进行会计核算；如果转股，应终止确认相应负债部分，并将其确认为权益，而权益部分则从权益的一个项目结转至另一个项目，不会产生转换损益。具体会计分录如下：
1.2012年1月1日：可转换公司债券中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50 000×0.821 9+50 000×3%×4.451 8=47 772.7（万元）。借：银行存款50 400，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2 227.3；贷：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50 000，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2 627.3。
2.2012年12月31日：借：财务费用1 910.91 (47 772.7×4%）；贷：应付利息1 500 (50 000×3%），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410.91。
3.2013年1月1日：借：应付利息1 500；贷：银行存款1 500。
4.2013年12月31日：借：财务费用1 927.34 (48 183.61×4%）；贷：应付利息1 500 (50 000×3%），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427.34。
5.2014年1月1日：借：应付利息1 500；贷：银行存款1 500。
转换的股数=50 000÷10=5 000（万股）。借：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50 000，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2 627.30；贷：股本5 000，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1 389.05，资本公积———股本溢价46 238.25。
参考文献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分类工具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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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分类计量的改进思考 篇3
一、金融工具计量属性选择
金融工具计量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回答:金融工具应该采用哪种计量属性, 是采用单一的计量属性还是分类采用不同的计量属性?
这个问题其实已有定论, 从金融工具计量发展史来看,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是其历史的选择, 也是目前最优的选择。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已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 论证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比历史成本更具有相关性。但笔者想强调的是:公允价值只有当其比较可靠或“公允”时, 相关性才会高于历史成本。这一点已被国外学者的研究所证实, 如Nelson (1996) 以美国200家商业银行1992~1993年数据为样本, 证实银行市值与按SFAS107要求披露的公允价值具有相关性, 而与贷款、存款和长期债权的公允价值不具有相关性。Khurana和Kim (2003) 以美国银行1995~1998年数据为样本检验公允价值是否比历史成本具有更大的信息含量, 结果发现对于规模较小和信息环境不够透明的小银行, 历史成本甚至比公允价值具有更大的信息含量。
因此, 尽管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第一计量属性, 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金融工具都应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当公允价值很难取得或者并不可靠时, 应该考虑采用修正后的历史成本 (主要是摊余成本) 计量。例如, 由于目前国内贷款转让市场不发达, 贷款的公允价值很难取得。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坚持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不仅公允价值取得成本很高, 而且所得到的“公允价值”也很难做到“公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采用摊余成本计量也许是更好、更现实的选择。
综上所述, 现实条件下对金融工具的计量应采用混合计量模式, 优先选择公允价值, 当公允价值无法获得时, 以摊余成本计量。
二、我国现行准则下金融工具计量模式的缺陷
1. 现行准则存在的第一个缺陷是金融工具分类计量的划分标准不合理、不明确。
我国现行准则将金融资产分为四类, 将金融负债分为两类, 并规定按不同类别分别采用公允价值和摊余成本计量。而分类标准则综合考虑了金融工具的性质、使用方式和管理意图。由此导致了两个问题:
(1) 以管理意图作为分类计量标准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在某一时点, 金融工具的价值应该是客观独立的, 不会因为管理层主观意图的不同而不同。举例来说, 假设A企业和B企业在2009年1月1日都购买了1 000万元的2年期国债, 国债的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10%, 每年末付息一次, 假设此时基准利率也为10%。A企业准备随时卖出, 因此将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B企业准备持有至到期, 因此将其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以摊余成本计量。如果在2009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日, 基准利率降至5%, 假设国债交易价格只受基准利率影响, 则1 000万元国债市场价值变为1048万元[1 100/ (1+5%) ]。假设A企业和B企业其他情况都相同, 仅仅由于持有国债目的不同, 结果在2009年财务报告中, A企业的期末资产和当期损益都大于B企业, 这样的会计信息很可能会误导投资者。
准则这样规定的依据也许是, A企业持有的国债完全可以在2009年12月31日卖出, 可以提前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而B企业不能卖出, 其价值实现方式只能是获得下一年的利息收入, 因此分别采用不同的计量属性是合理的。但即便如此, 当A企业将卖出国债获得的现金用于再投资, 只能获得5%的无风险收益即52万元 (1 048×5%) , 在2010年末, A企业和B企业的最终现金流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1 100万元) , 两个企业未来的价值是一致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管理意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可能会随着客观环境和主观意愿变化而变化。A企业可能一直持有国债至到期, B企业有可能提前卖出, 因此以管理意图作为分类计量的主要标准之一, 显然是不恰当的。
(2)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又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两类。这两类金融资产的划分标准非常不明确, 在实际操作中同样会出现同一金融工具在不同企业划分为不同类别的情况。尽管同样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但将公允价值变动分别计入权益和当期损益, 也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笔者认为, 同样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再分类采用不同的核算方式, 不仅使得会计操作变得复杂, 也使得会计信息变得更加难以理解。
现行的IAS39中关于金融工具分类计量的规定与我国会计准则基本一致。但IASB在2009年11月发布IFRS9, 对金融资产分类计量模式做了重大调整。一是将金融资产简化为两类, 分别以公允价值计量和以摊余成本计量。虽然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不再明确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两类, 但实际上仍存在将公允价值变动分别计入当期损益和计入综合收益 (权益) 两种处理方法。二是将以公允价值计量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划分标准明确为商业模式和合同现金流特征。尽管商业模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广, 但仍包含了管理意图因素。因此, 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尽管在IFRS9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 我国现行准则中存在的第二个缺陷是金融资产重分类的规定可能导致管理层利润操纵。
我国现行准则中明确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不能重分类为其他类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其他类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也不能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划分存在“防火墙”, 但其他三类金融资产之间是允许重分类的。尽管将持有至到期投资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要受到“污染条款”的限制, 即两年内不得再重分类至持有至到期投资, 但总体来说, 管理层是可以通过重分类来调节和粉饰报表的。
三、改进金融工具分类计量模式的建议
笔者认为, 金融工具的分类计量应该坚持简单透明的原则。基本原则包括:第一, 主要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辅之以摊余成本计量;第二, 分类标准应基于金融工具的客观特征和客观市场环境, 不以管理当局主观意志为分类依据;第三, 简化类别, 同一类别会计核算应一致;第四, 采用不同计量属性的金融工具重分类应严格加以限制。
笔者建议以金融工具预计现金流特征和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可获得性两个维度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分类标准。根据金融工具预计现金流特征可以将金融工具划分为: (1) 确定现金流金融工具, 如贷款、票据、固定利息债券等; (2) 非确定现金流金融工具, 如浮动利息债券、权益工具、衍生工具等。根据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可获得性可以将金融工具分为: (1) 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类金融工具, 主要指存在公开活跃市场报价, 或虽不存在公开活跃市场报价但根据估值模型计算的价格能为市场接受的金融工具; (2)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类金融工具 (主要指其公允价值无法取得, 或虽然可以通过估值模型计算或其他方式获得但无法取得市场认可的金融工具) 。
对于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类金融工具, 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且属于确定现金流类的金融工具, 应采用摊余成本计量。对于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且属于不确定现金流类的金融工具,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其变动计入权益。具体见下表:
采用不同计量方式的不同类别的金融工具原则上不允许重分类, 除非出现下列两种情况: (1) 由于金融市场发展, 原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类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得能够可靠计量; (2) 由于金融工具发生信用风险或其他风险, 导致退市或其他流动性下降, 其公允价值由能够可靠计量变为不能可靠计量的。
在金融工具信息披露方面, IASB于2009年发布的对IFRS7的修订意见, 采取了和FASB一致的做法, 即要求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按照计量公允价值输入变量重要性分为三个层级披露,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可以使公允价值信息更加透明, 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应该予以采纳。此外, 笔者建议, 如果条件允许, 在报表附注中对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应披露其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价值及对当期损益及权益的影响;对于采用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工具应披露其公允价值信息及以公允价值计量对当期损益及权益的影响, 便于报表使用者分析比较。
参考文献
[1].Barth.Fair Value Accounting for Evidence from InvestmentSecurities and the Market Valuation of Banks.The AccountingReview, 1994;69
[2].Nelson K..Fair value accounting for commercial bank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FAS107.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6;71
[3].葛家澍.财务会计的本质:特点及其边界.会计研究, 2003;3
[4].汤云为.我国金融工具会计的现状和问题.上海会计, 2003;3
政策工具发展历史及其分类探讨 篇4
1.1 国外政策工具的发展历史及成果
对于政策工具研究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达尔和林德布洛姆撰写的文章《论现代国家采取的政治——经济技术》中提出来的。但政策工具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 荷兰的吉尔霍德委员会便得出了以下结论:政策工具知识的缺乏和不足是导致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建立和发展一门政策工具理论并将之付诸实践。这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要数1983年胡德的《政府的工具》。到了20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 政策工具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地发展。目前, 它已成为了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主题, 同时也正在成长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无非要数以下两本了: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盖伊·彼得斯和冯·尼斯潘主编的《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二是莱斯特·M·萨拉蒙主编的《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其中笔者尤其要指出《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一书, 该书是1992年春在荷兰鹿特丹大学举行的政策工具研讨会上的论文集, 在众多教材中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政策工具研究的状况, 是一本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公共政策工具并做进一步研究的很好的参考书。
根据上文知道西方政策工具的真正兴起与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 那么其原因有哪些呢?笔者借鉴了陈振民等学者的著作, 将原因概述为以下四点:一是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执行是很复杂的, 这就导致人们对政策执行工具的反思;二是此时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相继失败, 政府的工作效率低下, 政策时常失灵, 人们产生了了解政策失灵的原因和解决方案的强烈要求, 而不少解决方案就存在于政策工具的理论之中;三是现代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开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导致他们对工具性知识的更多地追求;四是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学研究领域的问题之一, 政策科学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 自然会将政策工具纳入研究重点之一。
1.2 国内政策工具的发展历史及成果
在我国关于政策工具的研究是在本世纪初才慢慢被国内学者所重视的, 所以说它在我国的起步较晚, 属于新兴研究领域, 自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有限的。据我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文献进行检索发现, 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工具专著, 只有一本中文版译著, 是由顾建光翻译《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一书所得, 于2007年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余的成果主要是教材和论文。对公共政策研究进行介绍的教材笔者所知道的主要有:张金马主编的《政策科学导论》 (1992年版) ;张国庆主偏的《现代公共政策导论》 (1997版) ;陈振民主编的《政策科学》 (1998年版) ;陈振民编著的《公共政策分析》 (包括2002、2003年两版) ;陈庆云主编的《公共政策分析》 (2006) ;陶学荣主编的《公共政策学》 (2006) ;郭红玲主编的《公共政策学导论》 (2007) ;陈潭主编的《公共政策学原理》 (2008) ;严强主编的《公共政策学》 (2008) 等等。其中还有一本是2006年出版的由庞诗所译的豪特利和拉米什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一书, 其内容也有关于政策工具的介绍。至于论文也有数篇:2003年的主要是张成福的《论政府治理工具及其选择》;2004年的主要有陈振民的《政府工具研究与政府管理方式》;2005年的主要有卢霞的《政府工具研究的新进展》, 徐程的《政府工具视角:一种审视政府治理的新途径》, 王伟昌的《新“治理”范式与政府工具研究》, 储亚萍的《论作为政府管理工具的合同》;2006年的主要有陈振民的《政府工具研究的新进展》, 吕志奎的《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角》, 周奋进等的《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与行政行政制约》, 余瑶的《当代中国政府工具选择刍议》, 朱喜群的《论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2007年主要有杨卫玲的《公共信息:政府治理工具箱中最有效的“软工具”》;2008年姜国兵的《对公共政策工具五大主题的理论反思》, 等等。
2 政策工具的内涵
政策工具又称为治理工具, 政府工具, 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其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不同的定义, 表述各异。国外主要有以下一些定义:尼德汉认为工具是“公共机构可以合法获得的统治可能性”。霍格威尔夫认为“工具是行动者能够使用或潜在地加以使用, 以便达成一个或更多目标的事物”。林格林将工具定义为:“致力于影响和治理社会过程的具有相似特征的一系列政策活动”。美国学者莱斯特和斯图尔特认为政策工具是政策执行的技术。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把政府工具定义为:“政府的行为方式, 以及通过某种途径用以调节政府行为的机制”。另一个美国学者萨拉蒙则认为工具是“一个行动者能够使用或潜在地加以使用, 以便达成一个或更多目的的任何事物”。而豪利特和拉米什则指出, 政策工具是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的手段, 是政府在部署和贯彻政策时拥有的实际方法和手段。
国内知名学者陈振民、张成福、陶学荣、严强等等都对政策工具的内涵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认为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或结果的手段;有的认为政策工具指的是政府将其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路径和机制, 是政府治理的核心, 没有政策工具, 便无法实现政府的目标;有的则认为政策工具是“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的总称”等等。
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各个学者对政策工具的定义千差万别, 但这些定义都体现了共同的基本属性――公共政策主体在执行政策过程中, 在达成政策目标中所采取的手段、方法和途径。结合这些定义, 笔者认为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制定主体, 尤其是执政党和政府部门选择的并具体加以运用以执行公共政策, 达成政策目标, 从而解决政策问题的途径和手段。
3 政策工具的分类
3.1 政策工具的分类简介
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 学者们也是由于角度不同众说纷芸, 表述各异。综合起来有以下一些分类结果:荷兰经济学家科臣 (另一表述为德国经济学家基尔申) 最早试图对政策工具加以分类。他关注的是一系列执行经济政策从而获得最优化结果的工具。他整理出了64种工具, 但是只是列举, 并未作系统化的分类。美国政治学家罗威、达尔和林德布洛姆等人对这些工具进行了宽泛的分类, 认为可以分为规制性工具和非规制性工具两大类。萨拉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又加上了开支性工具和非开支性工具两种类型。胡德相比较前几位学者来说提出了稍显系统化的分类框架, 他认为所有的政策工具无一例外的都会使用到以下四种资源中的任一种或几种。这四种资源是信息、权威、财力和可利用的正式组织。麦克唐纳和艾莫尔则根据工具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将之分为四类:命令型工具、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和系统变迁型工具。施耐德和英格拉姆等人的分类与之有些类似, 他们认为政策工具可分为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符号与规劝型工具和学习型工具四类。著名政策分析家狄龙将政策工具分为法律工具、经济工具和交流工具三类。这种分类方法在西方比较受推崇。另一种更新近的三分法是管制性工具、财政激励工具和信息转移工具。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霍莱特和拉梅什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此种分类方法在众多方法中更具解释力、更合理, 在下文, 笔者将对之进行详细介绍。加拿大政策科学布鲁斯.德林和理查德.菲德也是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将政府工具分为自律型政策工具和全民所有型政策工具, 前者强制程度最低, 而后者强制程度最高。这种分类为政策工具分类体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做了基础性的贡献。欧文.E.休斯认为政府的干预都可以通过供应、补贴、生产和管制这四方面的经济手段得以实现。林德和彼得斯则认为政策工具是多元化的, 它们可以包括命令条款、财政补助、管制规定、征税、劝戒、权威和契约。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将政策工具比作是“政府箭袋里的箭”, 并将之分为以下三类:传统类工具、创新类工具和先锋类工具。E·S·萨瓦斯认为政策工具有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契约、特许经营、补助、市场、用户付费、志愿服务等等。
以上是西方对政策工具的大致分类情况,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国内主要的分类情况。国内学者的分类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张成福在《公共管理学》中的分类, 他政府介入的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政府部门直接提供财货与服务、政府部门委托其他部门提供、签约外包、补助或补贴、抵用劵、经营特许权、政府贩售特定服务、自我协助、志愿服务和市场运作。第二种是陈振民的分类, 他认为政策工具可分为三大类: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最后一种是陶学荣的分类, 他将政策工具则分为:经济性工具、行政性工具、管理性工具、政治性工具和社会性工具五类。
3.2 政策工具分类的不足和困难
(1) 不足。
虽然很多学者对在政策工具分类上做出了尝试, 关于这方面的成果也不少, 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样。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政策工具的分类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分类太过于宽泛不够具体, 从而不便操作。比如说林德布洛姆等人作出的分类。有的分类选用的是列举法, 太过于具体, 最大的弊端是难以穷尽, 不科学严谨。有的分类没有相互区别、相互排斥。有的分类又太注重借鉴企业的分类了, 从而有忽视“公共性”的嫌疑。有的分类对诸如谈判、说服等非正式工具没有加以重视。
(2) 困难。
政策工具分类有以上的诸多困难, 是有其原因的, 这些原因也可以说是现在政策分类不可避免的困难。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政策工具本身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 以至于不同类别之间有时相互交叉。二是我们在研究政策工具时往往处在静态的角度, 这样容易导致我们分类方式的僵化。三是政策工具分类研究中存在着“灰色领域”, 这个领域属于哪个类别不好判断。四是政策工具的分类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 还涉及很多价值因素在其中。在公共组织中不同价值的选择和整合是很难的。五是现在社会的公共问题日趋复杂, 要想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整合不同的政策工具, 这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总而言之, 关于政策工具及其分类的研究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借鉴前人的成果小谈了一下政策工具的发展历史和分类, 首先是对之有个基础性的了解, 其次是为进一步的研究做铺垫。
摘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工具的研究到现在已经进入了它的高峰期, 研究成果颇多;但不可否认, 它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在关于政策工具的内涵、分类等诸多问题上都没有个统一的看法, 各学者们众说纷纭。借鉴了大量的资料, 对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总结, 对政策工具的发展历史和分类进行了简述。目的主要是对政策工具的相关知识有所了解, 为进一步的研究做好基础工作。
关键词：政策工具,发展历史,内涵,分类
参考文献
[1]迈克尔.豪利特, M.拉米什.庞诗等译.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北京:三联书店, 2006.
[2]陈振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3]陈振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4]陈潭.公共政策学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分类工具 篇5
一、引言
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无疑是2006年新颁布的会计准则的一个重点与难点,尽管上市公司已经全面采用新准则,但一些中小企业可能仍未曾从原来的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账户里厘清头绪,因为短期投资、长期投资——长期债权投资、部分长期投资一长期股权投资的内容已经被新准则里的金融工具所替代。在新准则体系中,CAS22《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CAS23《金融资产转移》、CAS24《套期保值和企业会计准则》和CAS37《金融工具列报》,这四项准则各有侧重、相互关联、逻辑一致,构成了中国的金融准则体系。从内容来说四项有关金融工具的会计准则是对IASB、IAS32及IAS39的简化与创新。但由于金融工具的复杂性,新金融准则难免有规则导向之嫌。如何从实务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其关键和精髓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金融工具成为表内项目的第一要务是确认问题,而其确认的关键正是CAS22《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所提到的四分类。如何理解金融工具分类,从它的由来追根朔源将作为本文的一个尝试。对分类更好地理解将会促进金融工具的计量与实务中对其的把握。
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一)完全公允价值——曾经追求的完美境界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社会环境动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2000多家金融机构因从事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财务困境,然而在此之前,这些金融机构建立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上的财务报告却仍显示着“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健康”的财务状况。这一历史环境加速了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金融工具无疑是公允价值计量的“先遣部队”。在金融工具准则的制定过程中最有影响也最受争议的是2000年JWG (金融工具联合工作组)发布的《金融工具及类似项目》的准则草案。它某种程度上代表了IASB以及FASB对完全公允价值的最初追求,该准则草案建议对所有的金融工具都采用公允价值会计。1988年IASC和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CICA)联手,初衷是制定一项有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和披露的综合性会计准则,历时十年,分别于1995年颁布IAS32、1998年颁布IAS39,期间公开征求过四次意见,这在国际会计准则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然而2003年12月对IAS32及IAS39的修改却再次走向妥协,仍然维持四分类。其原因最初可能是基于会计计量的经济后果所带来的政治压力,来自实务界尤其是金融界对当期收益过度波动的担心。完全公允价值是其变动直接体现在损益表里,也不存在四分类问题,但对损益表的影响是很大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国外的金融企业造成巨大的打击,但对我国金融行业影响较小,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第一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金融工具中所占比例很少,因此对损益表的影响甚微。
(二)变异的公允价值——以资产负债表为缓冲器
为了减小公允价值对损益的波动影响,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实际上是利用资产负债表进行缓冲,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通过“资本公积—一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计入所有者权益,等到处置时再计入损益。这样做在计量日会改变资产负债结构,但不影响损益表。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一般都被放在最后一类,因为对它的确认主要采用“排除法”,本文为方便理解把它放在第二的位置,但具体分类方法还是在后面介绍。
三、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一)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债权投资的变形
金融工具又可分为基本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其中基本金融工具主要有:现金、银行存款、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衍生金融工具主要有:期权、期货、互换、远期合约、利率上限、利率下限等。国内对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主要还限于金融行业,而且由于其品种繁多、风险较大,金融业也只是谨慎参与。持有至到期投资是相对风险较小的金融工具如国库券投资,企业打算持有较长期间,这期间该项资产虽然会随利率波动,但幅度一般不会太大。且管理者具有明确的长期投资意图,不打算在到期前出售。因此对其采用摊余成本计量,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各期利息收入已成为国际惯例。与此同时,运用会计稳健性计提减值准备。这一类金融工具的划分主要是为了平滑收益,减少损益表的波动性,这体现了会计稳健性原则的运用。
(二)贷款及应收款项——信息不对称的产物
贷款和应收款项主要是指金融企业发放的贷款和一般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款项等债权。这一类金融产品被认为是最难确定其公允价值的产品,因为它们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只有企业自己更了解它们的真实价值。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使用公允价值只有用评估模型而且必须用到企业自身的参数,这样大大降低了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因此,目前只能用摊余成本计量。
金融资产的四分类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上文提到的公允价值计量和摊余成本计量。接着再根据具体的情况细分为四类。可供出售资产的确认体现了两大原则:其一,企业的自主选择权,即企业管理层根据近期对资本结构等企业目标的战略决策,将可以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持有到期投资的金融资产认定为可供出售资产。其二,当前三种分类已经确定以后,对剩余资产直接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此同时,除了第一类,其它三类都要在计量日根据资产的当前价值与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比较来确定资产减值,这无疑也是会计稳健性原则的进一步运用。
四、金融工具负债
金融工具负债目前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两大类。现行准则中,大部分金融资产已实现公允价值计量,但大部分金融负债仍保留以成本(摊余成本)计量,即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对称应用。
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对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计量会随着市场对该负债不履约风险评估的变动而变动。当企业信用状况恶化,相应的资本成本增加,因而折现率增加,从而导致负债的公允价值降低。根据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其它条件不变,当负债降低时,企业反而应该确认一项利得,这在美国已破产的雷曼兄弟等公司的年报中早已体现。但这一现象却违背常理,本文姑且将它称之为“金融工具负债驳论”。其二,“核心存款无形资产”的存在,即顾客接受比市场利率低的存款利率,从而银行的存贷款利差就成为核心存款无形资产,应该从金融工具负债的公允价值中扣除。但由于估计提款时间和贴现等问题的存在,这一资产仍无法合理确定。
基于上述原因,FASB发布的SFAS115选择了不对金融负债应用公允价值会计,为了控制由此导致的净收益过度波动。尽管FASB后来发布的FAS157以及IASB发布的IAS39都解禁了对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使用,但双方都持谨慎态度。因此,目前准则中金融负债较少使用公允价值。但由此又会产生资产和负债错配的问题。由于混合计量属性的存在,如果相同性质的资产和负债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就会导净收益的过度波动。FASB最近发布的FAS159《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选择权》与IASB发布的IAS39都有要求减少错配及控制净收益过度波动的意思。这显然体现了会计的配比原则。
五、重分类问题
既然有分类则必有重分类问题,由于会计计量所产生的经济后果问题,各国对重分类的定义都十分谨慎。企业可以通过将公允价值上升的资产由摊余成本计量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这样损益表里就可以直接体现资本利得。与此同时,企业也可以将公允价值下降的资产由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重分类为摊余成本,并继续持有该资产,从而隐藏损失。
因此IASB和FASB早期都禁止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负债重分类为其他类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同时也不允许将其他三类重分类为此类金融资产或负债。而贷款和应收款项一般属于非衍生的金融OTC产品,即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它也不存在和可供出售及持有至到期投资之间重分类。因此,重分类似乎只有在可供出售及持有至到期投资之间进行,这涉及到管理层投资意图的改变,但也会造成一定的盈余管理问题。为此准则采用了具有规则导向的感染规则,即企业将尚未到期的某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本会计年度内出售或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金额,相对于该类投资在出售或重分类前的总额较大时,应当将该类投资的剩余部分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在本会计年度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不得再将该金融资产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重分类的规定至此应该说看上去很完美,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FASB和IASB带来新的难题。即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问题,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急剧缩水,由此进一步降低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从而导致了金融业全面萧条的恶性循环。2008年10月10日,FASB (SFAS)第157-3号出台,主要明确了金融资产市场不活跃的时候,该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而且举例说明了应该考虑的因素。同年10月13日,IASB迫于欧盟压力修订了IAS39,允许对某些原归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类别或可供出售类别的金融工具重分类为贷款和应收款项。这样一来势必增加了重分类的复杂性,同时这一做法也仅是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状态下的权宜之计。2009年5月15日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会计准则反映客观事实,公允价值计量不是金融危机的原因。因此,中国的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和金融资产重分类规定均不做调整。由此可见,我国准则趋同而不盲目跟风的正确态度。
2009年4月召开的G 2 0伦敦峰会倡议,将金融资产的四分类改为两分类,一类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一类是以摊余成本或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IASB于2009年7月发布征求意见稿《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旨在降低现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原则的复杂性,避免会计原则的内在不一致。提出了在考虑本次征求意见结果的基础上,将修订现有IAS39中有关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的要求。即可能将四分类改为两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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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AS 39修订前后的相关规定
旧IAS 39第10条规定, 金融资产分为四类: (1) 为交易而持有的金融资产 (对于衍生金融资产, 除非被指定且是有效的套期工具, 否则应认为是为交易而持有的金融资产) ; (2) 持有至到期投资; (3) 企业发起的贷款和应收款; (4)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会计主体在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时需将其按持有目的的不同归入以上四类。旧IAS 39第66条规定, 初始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时, 企业应以成本计量。就金融资产而言, 成本指放弃的对价的公允价值;就金融负债而言, 成本指收到的对价的公允价值。交易费用应计入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成本。旧IAS 39第69条规定, 第一类和第四类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而第二类和第三类金融资产不是按公允价值而是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1) 对衍生金融资产不能重分类, 仍然以公允价值计量。 (2) 对于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不能重分类。 (3) 除非指定非衍生金融工具, 在特定情况下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以重分类 (具体而言, 可以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及应收款) 。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如果主体有能力、有意图在可预见的将来持有或者持有至合同到期日, 可以认为其符合贷款及应收款的定义, 可以重分类。 (4) 对于可以重分类的金融资产, 以重分类日的公允价值作为重分类后的成本或者摊余成本, 重分类前已经确认计入损益的盈亏不得在重分类日后转回。 (5) 新IAS 39自2008年7月1日起执行, 不得提前执行。
旧IAS 39禁止会计主体在初始分类后将第一类金融资产重分类为其他三类金融资产, 也禁止将其他三类金融资产重分类为第一类金融资产, 但并未禁止在第三类、第四类金融资产之间的重分类, 只是将其条件规定为:“持有意愿的改变”和“罕见情况下公允价值无法可靠计量”。新IAS 39允许会计主体在罕见的情况下, 将非衍生金融资产重分类。所谓非衍生金融资产, 主要是指股票、债券和贷款等。这里所指的罕见情况我们可理解为由很难发生的突发事件引发的金融市场不再活跃的情况, 如当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
二、IASB修订IAS 39的缘由
IASB指出, 此次修订的起因是美国会计准则的相关条款赋予了会计主体在极端情况下进行重分类的权力, 而国际会计准则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 一些美国企业打算利用美国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重分类的规定, 不再用公允价值来计量某些市价不断下跌的金融工具。这一做法引起了欧洲金融机构的强烈不满。在欧盟的压力下, IASB迅速修订了相关国际会计准则, 以使欧洲企业在第三季度财务报表中可以采用更宽松的金融工具重分类标准。
1. 对衍生金融资产不能重分类, 仍然以公允价值计量, 是因为公允价值是衍生金融工具最合适的计量属性。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具有价值衍生、净投资很少或为零和未来交割的特点, 决定了其必须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一方面, 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发生在未来, 无历史成本可循, 而且衍生金融工具在持有期间其价值会随着基础资产价值的变化而不断变动, 若用历史成本计量, 是不可能提供可靠和相关的信息的;另一方面, 公允价值反映了市场在考虑了利率、风险因素后对未来现金净流量现值的估计, 具有相关性, 况且从公允价值的取得途径 (该项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类似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通过某些定价模型确定) 来看, 其是有一定的客观性的。因而IASB规定, 对于衍生金融资产不允许重分类, 仍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2. 对于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不能重分类, 其意图是防止利润操纵。
企业将某项金融资产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通常是基于以下两个目的: (1) 解决“会计不匹配”问题; (2) 基于企业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的需要, 且在正式书面文件中已载明, 该金融资产组合、该金融负债组合或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组合, 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管理、评价并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
金融理论告诉我们, 在基准利率发生变化时, 固定利率资产和固定利率负债有风险对冲的功能。但是在会计上, 由于分类不同会导致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计量基础的差异, 从而影响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属性, 因而直接指定将某项金融资产归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企业在进行风险管理时往往会运用结构性金融产品或投资组合以分散风险, 为了避免以后复杂的套期有效性测试, 因而直接指定将某项金融资产归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由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在初始确认时具有明确的目的和管理意图, 且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能更好地反映企业风险管理的实际, 提供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因而IASB指定了不允许重分类的金融资产, 以防止企业操纵利润。
3. 在不再活跃的市场上, 对非指定非衍生金融工具重分
类规定适当放宽, 既体现了IASB对公允价值运用的态度, 又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旧IAS 39中, 公允价值运用的前提是, 对公允价值的预计不能有显著的波动, 否则仍以历史成本报告。这是因为, 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 市价能够动态而合理地反映价值, 然而, 在非正常的市场情况下, 这一估值方法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要求企业根据当前市场价格确定资产负债表上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按照这种要求, 在泡沫时期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水涨船高”, 容易采取进取扩张的策略。而在金融危机时期, 由于持有的投资工具大幅贬值, 按市值计价将会产生巨额账面损失, 企业在资产贬值、盈利下降的情况下难以融资, 放大了财务困境的程度。
可见, 当类似金融危机的罕见情况发生后, 公允价值的公开、公平、自愿且能够反映非指定非衍生金融工具现实价值的功能将受到置疑, 若仍按现行市价计量该类金融资产, 会导致资产价值的低估。为了重拾市场投资者信心、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IASB允许对非指定非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重分类, 分类后以更接近资产内在价值的估价来计量。这既体现了IASB对公允价值运用的一贯态度, 又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修正精神。
三、IASB修订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盈余的影响
1. 推迟了亏损的反映。
IASB金融工具重分类政策调整的核心在于将亏损滞后反映, 即修订之前金融资产必须以公允价值或市值入账, 现在这些金融资产可按历史成本或摊余成本计量。这样金融机构就不必再立即报告这些资产市场价格的进一步下跌, 而是通过逐期计提减值准备来平滑损失。这对持有债券较多的金融机构最为有利。
2. 可以美化有关公司第三季度的业绩。
IASB允许执行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自2008年7月1日起执行新规定, 这就意味着这些公司可以将所持有金融产品的价格锁定在2008年7月1日的价格上, 而不受2008年9~10月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这将明显美化有关公司第三季度的业绩, 有利于提升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
3. 加大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IASB给予公司更大的重
分类日的选择权。具体来说, 对于2008年11月1日前进行的重分类, 生效日期可以是2008年7月1日 (但不得早于该日) ~2008年10月31日的任何一个日期, 但这些重分类的资产必须在2008年11月1日前确认和记录;对于在2008年11月1日或以后进行的重分类只能在重分类日生效。重分类后, 公司可以选择采用摊余成本或成本计量金融资产, 重分类日的公允价值即成为金融资产新的摊余成本或成本。摊余成本将随着重分类日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而且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在重分类日还要确定一个新的实际利率。实际利率的确定存在很大的主观性, 实际利率的大小又会影响日后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如利息收入和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 , 进而直接影响公司的盈余状况。IASB给予公司更大的重分类日的选择权后, 使得公司可以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重分类日对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 增大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
四、启示
为恢复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 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向实体经济扩散, IASB做出了放宽对金融工具重分类的规定, 允许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对一些金融工具进行重分类。但是, 笔者认为, 会计盈余滞后反映并不能挽救金融危机中处于困境的企业。虽然IASB通过修订金融工具准则,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企业财务报表所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达到平滑利润的目的, 但是由于会计的最基本职能是反映, 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资金运动的状态和结果, 如果整个经济运行、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则仅仅依靠会计核算规则的修订是不能挽救金融危机中的企业的。而且, 在金融工具重分类限制放松后, 企业管理层重分类日的选择、所运用的假设和估值模型、参考数据的获取与使用、专业判断等都将直接影响到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的确认和计量, 影响到企业的盈余, 这使得投资者不能看到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最后, 在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无根本好转的情况下, 推迟核算和报告会计亏损会使投资者多次承受打击, 最后信心殆尽。
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CAS 22) 尽管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 但是, 执行CAS 22受来自于人民币资本项目较严格的管制和“三大”监管主体的从严监管, 使得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影响有限。另外, 我国企业执行CAS 22的时间不长, 对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分类的职业判断能力较差, 再加上公允价值的难驾驭等反映出执行CAS 22问题比较突出。因此, 我国现阶段应保持CAS 22的稳定性, 暂不执行金融工具重分类限制放松的规定。同时, 对金融危机下暴露出的会计准则漏洞也应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2].陈瑜.美国救市法案发布后20天回顾——国际各方针对公允价值会计的最新动态.会计研究, 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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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ASB与IASB对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准则修订建议的差异
1. 金融工具项目的范围
FASB金融工具项目的范围为《会计标准法典》的业主术语表定义的金融工具, 由于该定义包含金融工具术语得到了委员会的修订:金融工具是指现金、对一个主体利益所有权的证明、或形成一主体的金融资产, 并形成其他主体金融负债的一项合同。金融工具具备支付现金或利息所有权的合同义务, 满足概念框架第6号资产 (负债) 定义的合同权利 (义务) 。项目范围不包括:雇员福利及其计划的义务、包括健康生命保险金的退休金、保险的范围944的合同, 被合并子公司中非控制利益和权益投资、主体发行的权益性投资, 需合并的子公司利息收益以及在主题840解释的租赁资产和负债。
IASB颁布的IFRS 9和ED/2009/12的范围为IAS 39规范的金融资产, 重点修订了金融资产的分类以及减值内容。IASB准备结合对IAS 37负债计量的修订建议 (2010年1月15日发布了负债计量征求意见稿) , 展开金融负债的具体研究, 目前还没有考虑金融工具的定义和项目范围的例外情况以及项目与其他准则的相互衔接问题, 这应是IASB将来研究的议题。
2. 金融工具的分类
FASB认为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 (除特定类型自身债务) 所有金融工具都已以公允价值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依据管理意图和现金流特征, 分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记入净收益的金融工具 (FV-NI) 和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工具 (FV-OCI) 。FV-NI和FV-OCI是金融工具的默认类型。主体具有摊余成本限制性选择权, 可用摊余成本计量长期负债等金融工具, 禁止金融工具的重分类。公允价值选择权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IASB把金融资产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又分为FV-NI和FV-OCI, 主体具有FV-OCI的限制性选择权和消除会计不匹配的公允价值选择权, 明确了摊余成本计量的目标和原则, 允许主体商业模式变化时进行重分类, 但没有分析默认的金融工具类型。
3. 摊余成本分类
FASB建议以摊余成本计量金融工具的标准为: (1) 主体对特定类型自身债务 (长期负债) 具有摊余成本计量选择权; (2) 必须满足FV-OCI的分类标准且以公允价值计量债务导致计量属性不匹配。主体以交易价格进行初始计量, 在收益表中单独反映当期利息的变动和实现的利得、损失。
IASB颁布的IFRS 9规定, 主体以管理金融资产的商业模式和合同现金流特征为依据界定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且主体商业模式是第一因素。摊余成本采用实际利率法使用剩余期间的现金流预期和实际利率计算现值, 分配利息收入和利息费用, 反映每个计量日对现金流量的估计, 提供金融资产实际回报信息。
4. FV-OCI和OCI的列报
FASB认为, 主体持有金融工具的经营策略是取得或收回债务证券的合同现金流, 而不是向第三主体出售或转让, 且具有本金金额特征, 债务证券工具确认为FV-OCI。FV-OCI初始取得时以交易价格计量, 交易价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以及相关的交易成本费用 (符合SFAS 91的标准) 均记入其他综合收益 (OCI) , 其他相关成本费用记入净损益。主体FV-OCI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记入OCI。记入OCI的利得、损失实现后, 应从OCI转入到净损益。FASB建议综合收益表包含全部的综合收益和净收益的小计数, 以净收益为基础确定每股收益。
IASB建议, 主体持有的非交易金融资产, 初始确认选择了公允价值变动记入OCI的债务证券应确认为FV-OCI。FV-OCI的公允价值变动记入OCI, 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记入利得或损失, 记入OCI的利得、损失实现后, 不能从OCI转入到净损益。IASB规定主体对综合收益表具有选择权。
5. 减值
FASB认为, 主体需要在每一报告期期末确定分类为FV-OCI的金融工具是否存在信用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以期望不能收回的现金流当前估计的现值来计量 (期望损失模型) , 主体需考虑与金融资产收回相关的过去事项、现有条件的所有有用信息 (延期支付条款、发行者的财务状况、预期的拖欠、担保价值以及预期合同现金流不能收回的经济、政治、行业的资料) , 不需考虑特定的可能情形, 当期信用减值在资产负债表上应以独立的项目反映净收益和累计信用损失。
IASB发布的ED/2009/12要求主体在每一报告期末, 判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是否存在信用损失, 减值损失用期望损失模型来计算, 即主体最初取得金融资产时确认期望信用损失, 主体剔除初始期望信用损失后, 确认存续期内合同利息收入并建立期望信用损失的风险准备金, 每个会计期间重估期望信用损失, 及时反映期望信用损失变化带来的影响。
6. 混合金融工具
FASB认为, 包含在主题815下需进行单独核算的嵌入衍生工具的混合金融工具确认为FV-NI, 包含在主题815不需单独核算的嵌入衍生工具且满足FV-OCI的分类标准的混合金融工具应该在OCI中反映公允价值的变化。IASB认为, 具备主合同的混合金融工具应以金融工具的分类方法为基础进行分类, 合同性金融工具的持有者必须利用审核方法评价潜在金融工具的特征, 利用披露的潜在投资组合信用风险来决定金融工具类型, 非主合同的混合金融工具继续适用于IAS 39现行条款。
二、FASB与IASB对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准则修订建议的相同点
(1) 采用公允价值和摊余成本两种计量属性, 并以此为依据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 FASB建议所有金融工具 (除特定类型债务) 都以公允价值计量, IASB取消了IAS 39成本核算的例外情形, 所有权益性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 因而都扩大了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的范围。
(2) 减少了金融工具的分类, 提出了金融工具的新类型FV-OCI, 统一了金融资产减值核算方法, 简化了混合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 取消了感染条款,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简化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准则的目标。
三、结论
综上所述, IASB与FASB对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修订建议形式上大异小同, 实质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 但与建立统一的金融工具会计标准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会计要实现财务报告目标必须建立在其服务主体的经济状况上, 美国作为世界上资本市场最发达的国家, 其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水平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IASB作为全球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 在修订金融工具准则时需要结合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 不能单方靠拢, 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必须积极参与到IASB对金融工具修订的项目中, 促使IASB修订后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具有更高的质量和更高的实用性。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FASB与IASB加快了修订现行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联合项目的研究, 截至2009年底, IASB发布IFRS9和ED/2009/12, FASB也形成了关于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准则修订的建议, 基本完成金融工具分类、计量的研究。本文以两委员会研究成果为依据, 比较了FASB与IASB对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准则的修订建议的异同。
关键词：金融工具,分类,计量
参考文献
[1]IASB.IFRS9:Financial Instrument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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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财政部发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CAS 22)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IAS 39)。根据2010年财政部发布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路线图》),CAS未来的建设方向是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持续趋同。与此同时,IFRS也在不断修订中,IASB于2009年宣布加快改进金融工具准则的步伐,并着手实施“替代IAS 39项目”,项目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修订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金融资产减值以及套期会计准则,相关成果再加上金融工具终止确认项目的成果,陆续写入新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IFRS 9),最终彻底取代现行的IAS 39。根据《路线图》的导向,IFRS的若干变化很可能在CAS中有所体现。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可能发生的新一轮会计准则变化将如何影响其财务报表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先了解IFRS9和CAS22的具体差异以及我国企业执行现行准则的现状。本文正是围绕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二、IFRS9与CAS22比较与文献综述
(一)IFRS9与CAS22比较
2009年7月,IASB发布了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复杂性综合项目第一阶段成果的征求意见稿IFRS9,并于2009年正式发布,IFRS9中关于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的条款与我国现行CAS22相比,主要有以下方面差异:第一,金融工具分类标准。IFRS9和CAS22对金融资产的分类标准均有两点,前者包括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的特征,后者包括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能力和管理层意图。“业务模式”是IFRS9中的新概念,是指主体持有金融资产的目标是收取合同现金流而不是在合同到期前将其出售获取利得,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则是指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只能在特定日期获得本金及未到期本金的利息。第二,金融工具的类型。根据上述分类标准,IFRS9将金融资产分为两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以下简称A类)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下简称B类)两大类,前者又可进一步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以下简称A1)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下简称A2)两类,而CAS22则将金融资产分为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下简称Ⅰ类)、贷款和应收款项(以下简称Ⅱ类)、持有至到期投资(以下简称Ⅲ类)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下简称Ⅳ类)。第三,公允价值选择权。CAS22规定适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情形包括:以消除或减少资产负债处理不匹配引发的相关利的或损失在确认或计量方面不一致的情况;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管理;嵌入式衍生金融工具作为单独的衍生工具处理。IFRS9仅保留其中第一点,取消了后两点。此外,嵌入式衍生工具的混合工具不再需要拆分确认,而是根据混合工具的整体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进行判断。第四,重分类标准。CAS22禁止会计主体在初始分类后在Ⅰ类和其他三类金融资产间进行重分类,IFRS9规定如果主体有关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发生改变,可以在A类和B类金融资产之间进行重分类,但不允许A1和A2之间重分类。第五,公允价值变动的确认。IFRS9规定企业制定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即使将来出售该笔权益投资,也不得将售价与持有成本的差异转入当期损益。CAS22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并允许在金融资产出售时将其转出至当期损益中。
(二)金融资产分类准则文献综述该领域相关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1)会计准则理论研究。从国内相关理论研究来看,对IFRS9在国内的适用性,存在一些争议。有一些理论研究分析比较了IFRS9和IAS39的异同,如:孙晓民、汪裕川(2009)、袁皓(2009)、杨大治、刘晓佳(2010)、王芷萱(2010)等,其中杨大治、刘晓佳(2010)在差异比较的基础上还阐述了IFRS9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具体包括资金业务盈利模式、监管指标、信息披露和系统建设四方面。还有一些理论研究分析了IFRS9本身的优缺点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正面的观点如:刘永泽、王珏(2010a)探讨了金融工具两分类的优点,具体包括:符合分类、确认和计量的内在规律并能降低操作的复杂性,能适应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需求、预期能提供更相关的财务信息,在此基础上,作者就保障会计准则的持续趋同,进一步完善非活跃市场条件的公允价值计量以及财务指标的改进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相对的,也有不少学者对IFRS9在我国的适用性存在疑虑:廖懋嘉(2010)认为,尽管IASB放松了对金融资产分类的要求,但是由于我国企业执行CAS22的时间不长,对金融资产分类的职业判断能力较差,同时公允价值这一指标在我国的发展不似发达国家般稳定。因此,我国现阶段应保持CAS22的稳定性,暂不执行金融工具重分类限制放松的规定。陆建桥、朱琳(2010)在肯定IFRS9修订方向的同时,也对IFRS9部分内容未考虑到新兴市场特殊情况以及金融资产预期损失减值模型的可操作性不强等方面提出了质疑。
(2)金融工具分类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较多理论研究针对抽样或特定行业数据开展,也有一些研究针对全样本的多年数据开展。刘颖莎、陈敏(2009)从2008年所有A股上市的公司中随机抽取15%的上市公司,对其金融资产的划分和信息披露进行了三方面的研究,包括:各类金融工具占上市公司资产或负债的比重;2007与2008年上市公司某类金融工具持有量的变化;金融工具分类的行业比较。他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我国股市相对低迷,大多数企业在2008年前半年的Ⅰ类金融资产呈明显上升趋势。此外,他们还给出了一部分上市银行所持有的金融工具占总金融资产比重的情况以及相互持股的葛洲坝和交通银行两家上市公司对金融资产的分类,两者都把向对方的投资划分为Ⅳ类金融资产。孙翯(2010)对2008年27家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分类情况进行了统计,并以国金证券为例,阐释了上市金融企业在不同年份对同一金融资产进行分类时很可能采用了不同的划分标准,此外,与金融资产分类相关的会计信息披露也未提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内容。郑欣(2010)的研究表明,运用IFRS9之后,保险公司中原先被划分为Ⅳ类的金融工具很可能被划分到Ⅰ类,可能会增强利润表的波动性。刘永泽、王珏(2010b)比较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和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分别采用CAS22和IFRS9的金融资产构成结构,得出如下一些研究结论:金融工具分类标准的转换对金融业上市公司的总体影响不大,而对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工具构成和金额都会产生较大影响;如果采用新的分类标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比例和金额都将大大上升;重大影响以下的长期股权投资从成本法转变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可能会对损益和所有者权益带来较大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在深交所和上交所主板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从2006年到2009年的新CAS下的财务信息为研究对象,其中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数据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由于该数据库提供的证监会行业分类未充分考虑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变更的情况,通过查询2006年至2010年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变更或重大事项公告等,对个别情况进行了修正,将行业代码恢复到变更之前各年所对应的行业分类。此外,考虑到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可能有较强动机出现盈余管理,因此剔除上市公司提供的上市前财务信息。根据IFRS9的规定,以历史成本计量的“重大影响”之下的“长期股权投资”要变更到以公允价值计量,从而成为IFRS9的一类金融资产,从理论上看,这部分的权益性投资也应当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但是,一方面,我国目前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允价值衡量机制尚不健全,以怎样的计量基础作为公允价值的替代指标尚不明确;另一方面,数据库中只列示了“长期股权投资”的总额,未明确“重要性程度”。此外,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两部分,但是此次修订的IFRS9中仅涉及到金融资产的部分。最终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CAS22的“金融资产”部分,不包括“长期股权投资”,也不包括“金融负债”。考虑到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和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年报项目和列报格式有所差异,本文中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中,Ⅱ类金融资产对应“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三者合计数,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中,Ⅰ类金融资产对应“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二者合计数,Ⅱ类金融资产对应“投资-贷款及应收款项”项目,其余类别金融资产可直接从资产负债表中找到。
(二)研究方法
本文分以下四部分探讨IFRS9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第一部分探讨IFRS9对上市公司整体的影响程度,此处的“影响程度”以持有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家数的绝对额和相对额作为衡量指标,分别列示该指标的年度分布情况。第二部分探讨IFRS9对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此处的“资产结构”以金融资产的相对额作为衡量指标。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在列报资产时区分为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其中Ⅰ类和Ⅱ类金融资产属于前者,Ⅲ类和Ⅳ类金融资产属于后者,而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在列报资产时则并不区分资产的流动性,只提供资产合计数。因此,对于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分别考察如下四类指标:Ⅰ类和Ⅱ类金融资产占流动资产比例、Ⅲ类和Ⅳ类金融资产占长期资产比例、四类金融资产分别占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以及四类金融资产分别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对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考察如下两类指标:四类金融资产分别占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以及四类金融资产分别占资产总额的比例。第三部分探讨IFRS9对上市公司收益结构的影响,由于Ⅰ类和Ⅳ类金融资产的处置收益计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则分别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Ⅱ类和Ⅲ类金融资产的收益则很可能计入“财务费用——利息费用”的贷方,从利润表的角度看,较容易辨析出其中的“扣除对联营和合营企业收益之后的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两部分,因此此处的“收益结构”以前两者的相对额作为衡量指标,考察前两者分别占核心利润、经营利润、利润总额以及Ⅰ类金融资产价值的比例,“核心利润”采用“营业利润”扣除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投资收益和汇兑收益三者之后的余额计量。第四部分探讨上市公司目前对金融资产的财务信息披露状况,一般而言,如果公司持有Ⅰ类金融资产的,应当在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下确认相应数据,此处的统计也正是基于前两者的这一内在联系展开的。
四、统计结果分析
(一)金融资产持有种类
本部分以所有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虑到非金融行业和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持有金融资产种类上的差异,表(1)和表(2)分别列示两者的具体情况。从表(1)的结果来看,一半以上的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仅持有一种以下的金融资产,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所有仅持有一种金融资产的情况,除2008年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600180)仅持有Ⅰ类金融资产,2008年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000656)仅持有Ⅳ类金融资产外,其余都为Ⅱ类金融资产。大多数公司持有的金融资这很可能是由于前者持有的Ⅰ类金融资产远超后者所致。产种类为两种,很少有公司的金融投资涵盖四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表2)的结果表明,有九成左右的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持有两种以上金融资产,进一步研究可发现,即使是仅持有一种金融资产的情况,六例中有三例为Ⅰ类金融资产,两例为Ⅳ类金融资产,一例为Ⅲ类金融资产,公司持有金融资产的类型比较丰富。
(二)金融资产的种类结构
本部分以各年度中至少持有一项金融资产的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由于非金融行业和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项目存在一定差异,此处分别列示两者的金融资产结构,此外,考虑到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经营特点,在列示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统计结果时,另外又以主营业务范围为依据,将其划分为证券保险业等和银行业两类。从表(3)的“中位数”一列来看,在2006年至2009年间,超过一半的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并不持有Ⅰ类、Ⅲ类和Ⅳ类金融资产;从“最大值”一列来看,Ⅰ类金融资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在2006年较低,2007年至2008年呈高速增长状态,到2009年有所回落,但这一比例始终未高于37%,与此相对的,Ⅳ类金融资产占非流动资产比例的最大值则保持在八成以上的较高水平,此外,这两类金融资产在所有金融资产中的占比通常也是前者低于后者,由此可见,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将其所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划分到Ⅳ类,这也佐证了刘颖莎、陈敏(2009),叶建芳、周兰等(2009)的结论。徐先知、刘斌(2010)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从表(4)的结果表明,半数以上的证券保险行业公司不持有Ⅱ类金融资产,即使持有,比例也相当低,大多数证券保险公司选择分散性地持有其他三类金融资产,其中以Ⅰ类和Ⅳ类为主,相比之下,银行的金融工具品种全面,其中以Ⅲ类和Ⅳ类为主,Ⅰ类比重相当低,主要是由于我国不鼓励银行投资权益工具,例如银监会2009年6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银行理财资金不能直接投资在A股二级市场交易的股票或基金,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未上市公司股权,及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等。
(三)金融资产的收益结构
本部分以各年度中至少持有一项金融资产的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未披露或等于零的公司。在所有的四类金融资产中,只有Ⅰ类金融资产可能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表(5)的样本观测值表明,从2006年到2008年,越来越多的选择持有Ⅰ类金融资产,这很可能是由于2007年和2008年中国股市波动幅度较大,更多公司选择将金融资产作为短期资产,待价而沽并随时抛售获利。此外,从整体上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利润表影响不如投资收益的影响大,但是从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情况来看,两者都可能对企业的盈利状况产生质的影响。与之相反的,表(6)的结果表明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持有Ⅰ类金融资产的情况较稳定,无论是从整体上看,还是从极端情况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都很少对企业的盈利状况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从金融行业内部来看,证券保险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盈利状况的影响程度要远远高于银行,
(四)金融资产的信息披露
本部分以各年度中持有Ⅰ类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此处的两表不仅有助于探讨信息披露状况,也是对前文表(5)和表(6)中的观测值进行解释,具体来看就是将持有Ⅰ类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总家数减去持有资产却未披露公允价值变动或者公允价值变动为零的公司加上披露了公允价值变动却未披露Ⅰ类金融资产金额的公司。通过表(7)和表(8)的对比可以看出,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信息披露存在较大问题,在2006年和2009年股市低迷的年份,上市公司选择性地不披露或少披露Ⅰ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信息,与之相反的,金融行业在金融资产的信息披露方面相对较严格。
五、结论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IFRS9与CAS22在金融资产分类上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如果要过渡到IFRS9的分类标准则需要重新审视现有的金融资产,结合“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要求对现有金融资产分类进行调整,通常而言,CAS22标准下的Ⅰ类可能调整为IFRS9标准下的A1类,Ⅳ类可能调整为A2类,Ⅱ、Ⅲ类可能调整为B类,前两者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分别计入当期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后两者以摊余成本计量,适用“预期损失减值模型”。从表(1)和表(2)的统计结果来看,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品种较少,且大多数公司仅持有Ⅱ类金融资产,而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品种较多,因此,如果仅从金融工具会计分类的角度来看,IFRS9对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结构的影响可能小于其对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持有较多可能会被IFRS9划分为B类金融资产的项目,需要采用“预期损失减值模型”,这一减值模型与现行金融资产减值模型有很大差异,会广泛影响到金融资产的初始计量、后续计量以及后续计量期间的收益。相比之下,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中,只有银行的Ⅱ类金融资产较多,受减值模型变化的影响有限,但是考虑到上市银行受到证监会和银监会的双重监管,目前的会计准则目标和金融监管目标并不一致(杨树润等2010),银行采用新的减值模型计量可能对相关的金融监管指标产生影响(陆建桥、朱琳2010;杨大治、刘晓佳2010)。第二,根据《CAS30——财务报表列报》应用指南,2007年起Ⅳ类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以下简称Ⅳ类变动)应当列示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各项利得和损失,在处置资产时调整回当期损益。根据《CAS解释第3号》,2009年起在利润表中增列“其他综合收益”,反映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各项利得和损失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由此可见,CAS试图增加Ⅳ类变动的信息披露透明度。IFRS9则规定Ⅳ类变动在处置资产时不得调回损益中,这就切断企业利用Ⅳ类变动进行自利性盈余管理的渠道。从表(3)和表(4)的统计结果来看,不少上市公司倾向于将权益性投资划分为Ⅳ类,采用IFRS9之后,这部分企业不得不选择将其划分到A1中,从而承受损益波动增大的成本(郑欣,2010),或将其划分到A2中,从而不再享受“损益蓄水池”的好处(叶建芳等2009),无论是哪种选择都会对企业目前或未来的盈利状况带来一定的冲击。第三,如前所述,CAS22中的Ⅰ类很可能调整为IFRS9中的A1类,Ⅳ类中有一部分也可能调整到A1类,根据IFRS9的规定,A1类公允价值变动将计入当期损益。从表(5)和表(6)的结果可以看出,尽管从整体上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对上市公司利润影响不大,两者可能会对公司的净利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在非金融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对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而言,尤其是对证券保险公司的影响更大,在只有Ⅰ类变动计入损益的情况下就有如此大的影响,如果再加上Ⅳ类变动,很可能导致某些非金融公司或证券保险公司的损益波动程度加大。第四,IFRS9提出了“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标准,其目的就是为将企业划分金融资产类型的标准客观化,在IFRS9的标准下企业有必要提供金融资产分类标准的支撑信息。从表(7)结果看,目前我国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在对金融资产的确认和报告环节上存在较大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允价值的获取较难,另一方面是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而有选择性的披露有利信息。在这样的现状之下,IFRS9势必会增加一些企业的信息披露成本,迫使原先“随意”披露的企业不再“随意”对金融资产进行确认和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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