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共5篇）

阿尔都塞 篇1

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解读是十分重视的, 在关于意识形态的很多方面都有很独到的见解。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探讨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 以往的哲学家经常利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来去满足他们一定的理论, 或者去批判意识形态对于现实的实际影响。但是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我们现实社会的, 通过在1969年所作的一篇名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札记进行了深入的描述, 也为我们展现了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我们主体构建的过程。

这里阿尔都塞跟随着马克思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探索。当我们进行生产劳动时, 生产资料和生产力是我们维持生产持续性的一个基本前提。我们都知道生产资料是我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离开物质条件, 就谈不上什么生产力了。而生产力的再生产, 是阿尔都塞重点分析的领域, 他将生产力的再生产划分为劳动力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两个方面。这不同于一般经济学家的划分。在前者劳动力的再生产中, 一般经济学家会认为, 作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是为了维持生产的持续性, 必须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 以维持其家庭的最基本的开销, 使其可以持续的进行生产活动。但是当劳动力水平逐渐提高, 社会分工逐渐扩大。随之而来的是仅仅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高生产水平的需要了。阿尔都塞曾说:“我说过, 有效的劳动力必须是‘合格的’, 即适合在生产过程的复杂体系内从事工作。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特定历史阶段由生产力构成的统一体类型, 都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劳动力必须拥有 (各种各样的) 的技能, 并以这种方式获得再生产。” (陈越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324页) 正是对于劳动力要求提高, 为劳动技能的再生产提供了立场。

阿尔都塞表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下, 劳动技能的获得已不同于以往的学徒制。而是在脱离了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学习的模式, 而在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机构的组织下来完成的。而当我们以为这种现代的教育制度带有明显的先进性时, 在传授以往的生产技能的过程中, 也将统治阶级思想规范悄无声息带到我们面前。所以阿尔都塞告诉我们:“在学习这些技法和知识的同时, 孩子们在学校还要另外学习良好的行为“规范”, 即每个当事人在分工中根据他们“被指定”要从事的工作所应遵守的姿态:道德规范、公民良知和职业良知;实际上就是关于尊重社会技术分工的规范, 说到底, 就是由阶级统治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规范。” (陈越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325页) 我们可以看出统治阶级在培养劳动者生产技能时, 也在同时生产一种生产关系, 换句话说也在生产着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往往会被教导应当去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 以使自己应当作为一个符合被设计出来的那种“好人”, 而且我们不会去怀疑, 我们如此去做真实的价值。我们自觉地臣服于这种意识形态之下, 我们并未发现, 当我们已经将生产技能熟练之后, 准备去加入生产劳动时, 我们也已经做好准备去臣服于这种意识形态之下了。

这里出现一个意识形态对于主体建构的理论体系, 阿尔都塞十分赞同马克思所描绘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个比喻, 而且对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也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我们知道马克思提到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种形象的比喻, 一提到国家, 我们自然而然的将它划归为上层建筑的范畴之下。而我们在之前所提到的构建机器就隐藏于国家之中。马克思将国家描述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国家机器, 但阿尔都塞在这里阐述道, 这种国家机器与国家政权是两种同时存在于国家这个概念之中的职能。而在这种国家机器中又包含着两种国家机器, 一种是镇压性的国家机器, 而另一种就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镇压性的国家机器阿尔都塞是这样描述的:“国家机器包含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 它们构成了我今后要称作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东西。” (陈越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335页) 这种镇压性的国家机器是我们传统提到的国家机器, 而真正的去作为主体构建的的场所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在阿尔都塞那里被总结为宗教的、教育的、法律的、政治的、工会的、传播的、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我们知道国家的统治不仅依靠强制性的国家暴力, 还需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于意识领域的统治。阿尔都塞指出强制性国家机器是存在于公共领域的, 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存在于私人领域的。而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存在于多种领域之中。在这里阿尔都塞特别强调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因为阿尔都塞认为, 学校作为培养劳动者的场所, 对于劳动者进行劳动技能的培养, 也培养了劳动者遵守既成法则的心理, 是受培养者可以顺从社会上主流的价值观。而且这个培养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 甚至可以包括我们交往之间的礼节方式。当我们了解了主体构建的构建场所时, 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个构建的过程。其实这个构建的过程是意识形态在去询唤作为主体人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阿尔都塞带来一个例子来理解这种主体建构, “假设我所想象的理论场所发生在大街上, 那么被呼唤的个人就会转过身来。就这样, 仅仅做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身, 它就变成了一个主体。” (陈越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364页) 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承认我就是这个被询唤的主体, 并且可以了解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构建是隐藏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的。我们可以联想到, 当我们彼此见面时, 握手寒暄是我们通常的惯例, 但是这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在构建时如果采用击掌的方式来表达问候的话, 我们会去自然而然看到他人问候时伸出手与他人击掌。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意识形态已经侵入了我们的行为方式, 并且按照一定意识形态将我们作为主体建构完成。

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解读, 让我们看到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 意识形态是如何将我们塑造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奴仆的过程。而意识形态的真实的本质是作为社会深层地社会结构, 我们会发现这种社会结构存在以我们的价值观之中。并且作用于我们对于价值观的趋向, 有时也会存在与我们日常的行为之中。所以我们不得不反思, 在现代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 他们看似应该的目标是否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知道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看作是统治阶级意识的体现, 当我们提起马克思对于国家职能的演变时, 我们会发现当政权被资产阶级掌握时, 国家的职能是暴力镇压的机器, 而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 国家的职能却趋向于福利化了。所以我们得到的提示是, 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意识的再现, 无产阶级的意识已经不再以如何隐蔽的去剥削他人为目的了, 在这时意识形态发挥的作用也可以发生改变。作为社会的深层结构, 它是存在于随着特定的历史之中的。所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统治, 如何更好地引导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 对于我国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摘要：关于阿尔都塞的主体建构理论为我们揭开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现实社会, 阿尔都塞对于现存的教育制度剖析是独到的, 他为我们展现了我们是如何在当今的教育体系下被塑造成为符合统治阶级意志产物的, 同时也为我们重新去探索意识形态新的职能提供了前提。

关键词：主体构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参考文献

[1]陈越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C].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2]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阿尔都塞 篇2

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摘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助于深化理解《黑暗的心》这部作品中的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通过对非洲和欧洲背景的不同描述，英国泰晤士河和非洲刚果河之间的对比以及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之间鲜明的比较，这三方面的描述，生动形象的把欧洲中心论和白人优秀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欧洲中心论，白人优秀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根据1889年的非洲刚果之行，作者于1902年创作了这部作品。该小说讲述了主人公马洛的刚果河上的一次航行，展现了非洲殖民地的图景。同时也讲述了白人殖民者库尔茨的经历，一个曾经矢志将文明进步带入野蛮的非洲的理想主义者最后堕落成贪婪的殖民者的故事。

一．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阿尔都塞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文化研究影响深广的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是对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的体验和想象，它具有特殊的能动作用，能让人们顺从和适应支配他们的生活的现实条件。意识形态是人民和他们实际生存状况关系的一种想象，表现为真实和想象混杂的表象体系。”[1] “想象性表述反映出来的东西产生的现实条件是真实的，意识形态在想象性的体验和活动中并不是还原和再现人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而是体验人类和自身生存条件真实关系的方式，并反映这种方式背后所隐含的复杂关系的情形。阿尔都塞区分了意识形态一般和特殊意识形态，一般性意识形态是贯穿全部历史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则在阶级社会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并分解成各种意识形态倾向，功能发挥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2]

不能仅仅把意识形态放在意识的范围内理解，也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人们对现实生活状况的歪曲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及其所维护的政权的合法性，体现在一个社会形态发展的各个阶段，它主导整个关系结构的功能发挥。

“意识形态因此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3]

二．意识形态理论实现的途径

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对各种意识形式整合作用所产生的凝聚力，从实现的路径上看，既可以依仗国家暴力机器的维护和促成，通过大众意识的自发认同和承认也可以实现。这两种方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依靠大众意识对合法化的意识形式的内化和质询功能。通过社会大众的认知结构，特别是通过认知定势，思维方式对社会心理进行加工制作，形成某种既定的摹本，对人们内心的行为准则进行强化，大众内心含混不清的思想意识逐步融入其中加以整合，不断内化为人们的认知框架和行为模式，强化人们对社会制度框架的合理性认同。明显可见，意识形态不等同于意识，而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对象化的客体，不全然包含在主体范畴之内，这是对主客体二元分立的哲学认识论同一性恶圆圈的反叛。[4]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助于深化理解《黑暗的心》这部作品中的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通过对非洲和欧洲背景的不同描述，英国泰晤士河和非洲刚果河之间的对比以及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之间鲜明的比较，这三方面的描述，生动形象的把欧洲中心论和白人优秀的种李缄阳1401788 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族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表现

（一）非洲与欧洲

在故事的一开始，马洛感叹英国也曾是人类黑暗的中心，辛亏罗马人入侵带来文明，带来光明。“‘这块地方’，马洛突然说，‘也是世界上的黑暗地带之一啊，„„ 我想起那非常鼓励的时代，罗马人初到这里的时代。„„是自从有了——你们说是骑士吗？——光明才从这条河上出现的’。”[5](P4)

当时的英国，经济快速发展，正值西方以自由贸易为借口掀起新一轮对经济落后国家疯狂掠夺和压制的时代，也是西方列强发动针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在亚非殖民竞争的时代。[6]

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非洲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然而康拉德却把非洲描绘成“‘另外一个世界’，欧洲的对立面，因此也是文明的对立面。”[7](P182)事实上，康拉德“[他] 在小说中描写亚，非自然环境时所使用的意象都深深地打上了白人文化的烙印，他笔下的亚洲与非洲不是安宁，祥和或富有魅力的地方。相反，非洲乃是一片原始，堕落的黑色地带，到处是“黑色的山峦”和“黑色的丛林”。同时，非洲在他的笔下又是与瘟疫相联系的。”[8] 这个时候，主人公马洛开始讲述他的非洲经历。通过马洛的口述，一个原始，野蛮，穷苦的非洲形象，栩栩如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些黑色的人形的东西蜷缩着，躺卧着，背靠树干坐在树丛间，他们紧紧地依附着大地，一半露出来，一半遮没在昏暗的光线里，呈现出各种各样痛苦的，认命的和绝望的姿态。”[5](P19)

“他们正在慢慢地死去——这是一目了然的事。他们不是敌人，他们不是罪犯，他们现在已不是世界上还存在的任何什么东西——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黑颜色的疾病和饥饿的影子，乱七八糟在绿树的阴影中。他们被从沿岸各处按照定期合同完全合法地招来，流离在这水土不服的环境中，吃着从没吃过的食物，他们病倒了，失去了工作能力，于是被准许爬到一边去歇着。这些奄奄待毙的人形的东西像空气一样自由——也几乎像空气一样稀薄。”[5](P19-20)

马洛是西方文明的代表，他要暗示的是英国现在又义务去征服“野蛮”的非洲，就像罗马曾经带给英国文明一样，英国现在应当给那里带去西方的文明，后来当马洛见到库尔茨后，他没有对这个贪婪的殖民者的行为表示出厌恶与憎恨，而是表现出了遗憾与失望，因为库尔茨不但没有完成传播文明的使命，反而丧失了文明而走向了野蛮，他认为库尔茨最后道德沦丧，人性泯灭是因为非洲的野蛮吞噬了他的文明意识，马洛对黑人和白人的不同态度和情感，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西方白人所具有的对非洲的思想偏见。[9]

（二）泰晤士河与刚果河

小说的开头，描述了英国泰晤士河上宁静，安详的生活画卷。“泰晤士河的入海口在我们面前铺开，俨然是一条茫茫海途的开端。远处的水面上，大海和青天融成一体，连个接缝也没有，在这片亮闪闪的开阔空间里，随潮漂来的一只只大游船上黑褐色的风帆„„”[5](P1)

“顷刻间水面上出现了变幻，安谧中减少了光辉，却更显得深沉。宽畅的航道中的古老河流，在这白日将尽时，水波不兴地安息着，它世世代代为两岸聚居的种族做过多少好事情，如今，这条可以通往天涯海角的水上通途，端庄静穆地舒展在眼前。”[5](P2)正如人们所形容的：“泰晤士河里的每一滴清水都包含着英国历史。”康拉德对泰晤士河的描写，形象的说明了泰晤士河在英国人心里不可替代的地位。

与此相反，康拉德对刚果河的描述却是“我们总是沿着那没有一定形状的海岸前进，岸李缄阳1401788 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边镶着一条危险的浪涛，好像大自然本身也曾试图抵挡入侵者；一些小河流进流出，这是些生活中的死亡的溪流，它们的河岸烂成一摊泥，河水都是稠稠的泥浆，侵蚀着水中歪歪斜斜的红树丛，这些树仿佛处于极度的无能为力的绝望中，朝我们蠕动。”[5](P16)通过对刚果河的描述，把非洲的贫困，绝望，死气沉沉，描述的淋漓尽致。

作为母亲河，泰晤士河在英国人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的，非洲人对其作为非洲的第二长河的刚果河，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康拉德却用不同的语言对这两个意象进行描述，通过对刚果河的原始描述衬托泰晤士河的文明，表现了白人优秀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三）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

非洲人被描述成野蛮的，食人的，丑陋的，没有语言能力的，非人化的动物。一位后殖民理论家曾经写道：“对于殖民主义来说，这片广袤的大陆是野人的栖息地，一个由于邪教和狂信而充满迷的世界，一个注定要被轻蔑，受到上帝诅咒的世界，一个食人这的世界。——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黑人的世界。”[10]（P163)总之，非洲人在西方人的眼中只能是落后的，贫穷的，愚昧的，野蛮的，犯罪的，从小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黑人妇女的描述“她迈开有节奏的步子向前奏，披一件带条纹镶花边的衣裳，傲然践踏着土地，种种野蛮人的装饰品在她身上轻轻碰响，闪闪发光。她把头昂得高高的；她的头发做成一顶头盔形状；膝盖以下裹着黄铜护腿，手肘以下套着铜丝编织的臂铠，茶褐色的面颊上有一块殷红色的斑点，头颈上戴着数不清有多少条玻璃珠串成的项链„„”[5](P80)下面是一段对库尔茨的未婚妻的描写“我注意到她并不很年轻——我意思是说她并不像个小姑娘。她给人感觉成熟，忠诚，坚信并且具有一种受难的能力。那间屋子似乎变得更昏暗，好像那个阴雨密布的黄昏里所有悲哀的光亮都跑来躲藏在她的额头上。这头美发，这张苍白的脸，这对纯洁的眉毛，仿佛被一只灰色的光环围绕着，而透过这光环，一双黑色的眼睛在对我凝视。它们的视线是坦率的，深刻的，自信的，也是信赖人的„„”[5](P97)通过对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的不同描述，可以看出作者对黑人和白人的不同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情感认知，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西方白人所具有的对非洲的思想偏见。

四．结论

按照卢卡契的文学社会学理论来讲，作品的真正作者不是个人，而是社会集团，所以作家在作品中反映的是其所属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忘了，在英国人看来，帝国主义乃是英国文化主要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国的社会使命，那么，我们便无法解读19世纪英国文学。”[11]（P222)所以说，小说《黑暗的心》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偏见并不是康拉德个人的思想意识，而是整个西方社会所固有的传统意识形态。它是西方世界对于非西方世界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对非西方世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12](P1)这种观念是针对整个非西方世界而言的。

“应该说《黑暗的心》中并存着两种意识：反殖民主义意识和无意中流露的殖民主义意识。康拉德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他也未能完全摆脱欧洲中心论，白人优秀的种族主义意识的影响。小说猛烈抨击殖民主义，揭露殖民主义者贪婪，虚伪和吃人本性的同时，也流露出当时西方种族歧视的集体无意识。”[13] 康拉德是一位来自西方世界的作家，他的作品在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生命的意义的同时，自然难以清除西方政治，文化集体无意识给他留下的烙印。时至今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人类的主体，但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仍旧存在，各种思想文化仍旧激烈地争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领导权。因此，在保护好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同时，要抵制来自西李缄阳1401788 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方文化思想意识的侵略。同时，要以开阔的胸怀和宽大的视角，兼容并蓄西方文化，并向世界更好的展示自我。

李缄阳1401788 4 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参考文献：

阿尔都塞的杀妻与被弑 篇3

瓦莱里曾说过：“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不是某种精心准备的自传的某个片段。”可阿尔都塞的自传却是某种精心准备的理论片段。千万别忘了，阿尔都塞是位杰出的理论家，在他的眼中理论就像长矛一样可以挑起敌人跳动的心脏，无论对手是法共喉舌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还是英共哲学家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阿尔都塞的论战可谓是所向披靡，更不用提亚眠答辩时的阿尔都塞是多么英姿飒爽地舌战群雄。正是对论战的迷恋，使得阿尔都塞遗忘了爱人的悲剧，他披起好友拉康的理论外衣，为自己做起了精神分析。童年在阿尔都塞的自传中不是对于故乡的追忆，也不是对亲人的追思，它必须被精神分析学家的牙齿咀嚼一番才能留下芬芳。他在自传中吐露出母亲对早殇叔父的迷恋，而这种虚幻的柏拉图式恋爱又给小阿尔都塞带来一段不堪回首的童年记忆：他的名字路易（Louis）是为了纪念他的叔父，在他看来，路易就是“他”（lui），“它的发音听起来就像在呼唤一个匿名的第三者，剥夺了我的一切固有的人格，并且映射着在我背后的那个人他……是我叔叔，我母亲爱恋的那个叔叔，而不是我”（44页）。多么娴熟的拉康派精神分析技巧，能指和所指在他的口中兀自滑动，拼命地狂欢。文字间流露的是他对母亲隐隐的憎恶，但他也并不可怜那个专制又蛮横的父亲，他讨厌家庭，一个虚伪的中产阶级家庭：富裕、体面但虚伪、冰冷，从他的自传就不难理解其著名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何要将“家庭”作为取代“教会”的头号A.I.E.（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加以批判。

对童年的喃喃自语尚且只是把自传变成精神分析教科书的第一步，没有力比多的精神分析是不完整的。于是，他回忆起少年时阳光映衬下的那条荷加斯曲线，女人这个能指开始不时地挑逗着他内心涌动不安的力比多。也许是我天资愚钝，难以领悟法国两性文化的精髓，所以对阿尔都塞充满了偏见。但是我仍坚持认为，阿尔都塞的随处留情实在不该是值得炫耀的资本。那个跟随了他一辈子的埃莱娜，只不过是他生命中众多女人中的一个，即便不算上那个在大海里差点与他做爱的女宾，以及企图占有他的护士和翻译，他至少还有两个名副其实的女友：“瑞士的克莱尔”和“意大利的弗兰卡”。他衷心希望女友们能够和睦相处，此时的阿尔都塞就仿佛君王一样被嫔妃们众星捧月。埃莱娜还算是“幸运”的，她终究在一把年纪之后嫁给了这颗睿智且英俊的大脑，陪伴他直到滑向癫狂的深渊。然而，这赤裸裸的自传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辩解的伏笔：“我就在其中认识自己，而且我想别人也能在其中认识我。”你还能去责怪这么个真诚的他么？可是，这些对于过往人生的回顾就像闪回的电影片段，画面冷冷的色调隔绝了温馨和甜蜜，既没有对妻子不再的叹息，也没有对伉俪情深的眼泪，有的只是解释、苍白的解释。阿尔都塞似乎忘记了自己最喜欢称引的马克思箴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许他深切地明白，埃莱娜一去不复返，一切为时已晚，还是赶紧解释世界吧！

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是，对解释的迷恋让他怠惰，让他成为带着小资情调的哲人，也让他最终被心爱的学生精神弑父。通观整部自传，除了对亲人和埃莱娜的回忆之外，剩下的就是对朋友、学生的回顾，对那座精雕细琢的象牙塔的眷顾。虽然，他的得意门生巴里巴尔（Balibar）并不相信撰写自传时的阿尔都塞仍然足够清醒到能把学术界的点点滴滴真实地还原：“在我看来，它是一九八五年的精神状态下，依据当时的各种倾向而事后臆构的。它不符合我所保留的记忆，不符合我对错综交织的各种理论倾向和政治期望的记忆”（《保卫马克思》，17—18页）。真真假假虽不可知，但至少可以确定，阿尔都塞最赞赏的学生既不是与之合著《读〈资本论〉》的巴里巴尔，也不是第一次担任凯门鳄（caman是高师学生对辅导老师的称呼）时辅导的学生米歇尔·福柯，甚至不是那个有着一派大师风范的德里达。而是一个叫作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学生，他虽然也参与了第一版《读〈资本论〉》的写作，但却在袖珍版出版时被阿尔都塞删除了他撰写的文章。之后不久，朗西埃公开宣告精神弑父——发表了全面批判阿尔都塞的著作《阿尔都塞的教训》（La Leon d’Althusser， 1974）。自传中可以看出朗西埃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在阿尔都塞的笔尖下跳跃，他对朗西埃的褒奖也丝毫不加掩饰：“在朗西埃讲过之后，一切都来得容易了，道路已经打开，并且很广阔。”阿尔都塞这句话所评价的是朗西埃在“读《资本论》小组”的发言，他第一个发言，几乎引导了整个讨论会，阿尔都塞也没有给其他任何人哪怕多一句话的评价，更别提褒奖。

也许，他对爱徒的精神背叛一直都耿耿于怀，所以念念不忘，他认为朗西埃之所以公开决裂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五月风暴”过后自己选择留在法国共产党，并且劝说其他人也不要退党（对此他表示自己很冤枉）。但是，通读朗西埃的著作就会知道，绝非这么简单，或者说有些捕风捉影，也并不全错。朗西埃之所以精神弑父，恰恰是因为阿尔都塞背叛了阿尔都塞主义，他最终放过花费毕生精力来批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说他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同路人，他是教授、哲人，高高在上、冷漠地看着平民看不见的远方，为人类制定未来的航向。这不是朗西埃所希望的，他渴求的是那个高喊“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阿尔都塞，那个时时刻刻准备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罢工、暴动的阿尔都塞。虽然，这一切不过是朗西埃自己的个人想象，因为阿尔都塞从来都只是个书斋里的战士，他一直都是在解释马克思、解释列宁、解释毛泽东。“五月风暴”毫无征兆地席卷了一九六八年的巴黎，这成了理论检验的绝佳契机，激进的阿尔都塞主义者高举毛主义旗帜成立了乌尔姆圈子（cercle d’Ulm），并最终组建了脱离法共的小团体共青联（马列），在浩浩汤汤的学运中向着索邦、向着工厂进军。阿尔都塞在自传中也提到了共青联（马列），他并不赞同，可也没有阻挡，更不存在他以为的朗西埃的指控——劝人不要退党。“五月风暴”之时，阿尔都塞恰逢精神病发作躲进了疗养院，而不是像萨特那样不但走上街头声援学生，甚至放下架子去采访那个乳臭未干的学生领袖科恩·邦迪。不少原本信奉阿尔都塞主义的学生仿佛看清了阿尔都塞的真面目，选择了公开决裂，例如，当代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在当时就选择与老师决裂，但是并没有如朗西埃那般在老师心中掀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波澜。

可悲的是，十几年后埃莱娜的死似乎最终成为朗西埃精神弑父诸多理由的一个注脚。朗西埃所谴责的阿尔都塞与法共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苟合被证明是对的，这不但体现在阿尔都塞在犯下谋杀罪之后，巴黎高师校长对这位声名卓著的哲学家的有效保护，也体现在国家机器最终也为阿尔都塞铸造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围城，尽管城墙之内住着的被称为精神病人。其实阿尔都塞在自传中也曾无奈地叹息自己居然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受益者，但他也许并不知道，他的老师让·吉东在他犯下谋杀罪以后找到了雅克·希拉克，在他的帮助下成功地使得阿尔都塞被看成“疯子”而免于受到惩罚（贝尔纳-亨利·雷威：《自由的冒险历程》，400—401页）。这位忙于解释世界的理论家最终变成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朗西埃正是为此选择了背叛。

逝者已矣，无论智慧或癫狂，阿尔都塞也变成了落满灰尘的书卷，虽然他曾想着把自己的书连同埃莱娜都给毁掉，但这不过是病人的呓语，书籍终究会带着他的人生烙印留存于人世，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如今唯一还有意义的事莫过于德里达在他葬礼上的致辞：“重读他的著作直到深夜。”（《政治与哲学》，513页）

（《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法〕路易·阿尔都塞著，蔡鸿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三年五月版）

阿尔都塞 篇4

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阿尔都塞看来，人是天生的意识形态动物，自出生起，便落入一张由国家机器织就的意识形态之网———即阿氏1970年长篇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提出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他认为国家包括镇压性的国家机器 (SA) 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ISA) 。前者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主要通过暴力强制性力量起作用。后者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文化等，主要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二者都服务于统治阶级，共同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显然后者的作用更为广泛、具体和隐蔽。前者执行的职能和范围一般集中在公共领域，而在这之外便是后者，它包括的范围更广泛也更细微，私人的日常生活领域几乎全部囊括其中，国家权力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实施依赖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不断灌输，最妙的是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不会引起反感和质疑，因为它已作为一种制度深入到你人生的每一层面，而一旦形成这种受到统治阶级引导的思想，个体恐怕很难再有反思之力。同时，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已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转中产生紧密的联系———意识形态把个体询唤为主体。主体是意识形态总体的构成要素，正因有了“主体”，意识形态才能存在。意识形态询唤主体，在主体中体现出来;主体是意识形态的构成物，通过意识形态认识自身。主体和意识形态形成一个双重镜子结构，互相识别，是同义反复。那么真正的主体是谁呢?阿氏认为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这个绝对主体通过意识形态的询唤作用，把每个人安排在社会生产为他所指定的位置上，成为生产关系生产职能执行者和承担者。就这样，人们通过意识形态把自己建构或者说是界定为人。

二、症候式阅读

阿尔都塞在《一封论艺术的信》中说过，艺术的功能“是我们看到”“它从中诞生的意识形态”。无论我们切身感受到的世界，还是艺术世界所描摹的现实世界，那种“自然”与“真实”都是一种建构，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既然已经注定陷入到意识形态网络中，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这种环境中对文本进行解读。而按照阿氏的批评，如托尼·本内特所言，则不仅仅是恢复或揭示文本中业已存在的矛盾，而是它“把文本隐藏在文本之中”，以这种方式“实现对那些被认为对一部作品来说具有意识形态含义的形式的变形”，在此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不是将焦点置于帮助人们更好了解本来存在于文本中的事实，而是要更多地触及那些使文本本来面目发生变化的潜在问题上。文本结构中的潜在问题通常是意识形态要小心回避的，因为总有一些问题是意识形态无法完美回答和遮蔽的。这便出现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间的裂隙:“问题域”。文本是由被呈现的缺席的东西共同构成，若对文本意义进行充分解读，就要弄清文本背后所预设的种种假设和动机，它们只存在于问题域中，只有当一个文本试图去回答自身所无法回应的问题时，其问题域才会得以凸显，而具体的实践方式则是阿氏在《读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症候式阅读”。阿氏明确指出，不存在无辜的阅读，只有有罪的阅读，文本是双重的，因此需要进行双重解读，不仅去解读那些文本自身呈现出的东西，更要发掘出那些文本隐而未提的不可言说之物。而对于潜在文本的发现与解读即是一种“症候式阅读”。正是运用这样的方式，马克思发现了古典经济学中的问题域;阿尔都塞敏锐地感知到这一点，并把同样的方式应用到对《资本论》的解读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绝然的界限划分。此后，法国的皮埃尔·马施立将这种方式应用于文学文本的分析中。

三、具体文本分析

关注文本意识形态维度似乎是对捍卫文学纯洁性的一种阻碍;同时，意识形态批评明显的政治性也往往让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感到简单武断和缺乏意义，易让人联想到政治偏见;学校里大张旗鼓而又枯燥繁复的意识形态教育更让人天然对其产生某种抵触情绪。而文本，或者说文学一度走向所谓的纯文学:以对思想内容的过分坚守和强调为耻;以对人性的、普遍的真理和道德的讴歌，以及某种人类共通情感的抒写为荣。摒弃和剔除庸俗无聊的意识形态才是文学应有的纯粹美好精神面貌。在分析过阿氏的意识形态理论后，这种过分的偏离倾向简直比意识形态本身更加虚幻，更具想象性。对文本进行具体全面的分析，意识形态维度是不可或缺的。兹试用阿氏意识形态理论和“症候式阅读”方法，具体分析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失窃的信》。

巴黎侦探潘迪受聘解决一桩悬案:王后的一封秘信遭到大臣D的掉包，去大臣住所搜寻到这封信件，成功完成了任务———信件悬挂在大臣房间的壁炉上。我们可以把侦探小说看作是一种具有保守意识形态的文学类型，因为所有侦探小说都旨在恢复社会秩序。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即是传统侦探小说的未言明但确实存在的部分，从这一视角看，这部小说包含着权力关系的重建 (信件的两次失而复得) ，以及对恢复社会现状推理过程的实施等内容。不同于传统侦探小说的意识形态构型，小说在文本中蕴含着一种微妙的悖论。故事主线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侦探对罪犯的确认，潘迪之所以成功找到这封信，正是由于他把自己看作是大臣D，有着一种既理性又充满诗意的思维方式。灵感与理性、侦探与罪犯，似乎绝然不同的两类事物被暧昧地杂糅在一起，侦探必须把自己的身份与罪犯重合，同时理性的推断被灵感所干扰和影响，这种悖论让我们得以窥探出小说保守意识形态的同时，还有隐约于其中对此的批判和质疑，既是对保守意识形态的加固，也是一种隐蔽的解构。其实整个侦探小说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都概莫能外:一方面，侦探小说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不会太过火，因为最终总是要侦破案件，完成对于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只要存在犯罪行为，侦探小说就不会消失，而只要存在着需要侦查的犯罪行为，社会就不会完美，社会秩序就会永远处于动乱之中。

这篇小说的最后一点启示则是悬于壁炉上的秘信，最为清楚、最明显的内容往往是最隐蔽最具欺骗性的，大臣D为了不让人找到信件所采取的办法不是藏匿，而恰恰是暴露在所有人眼前，也正因如此，所有人才不会怀疑。这恰如意识形态的存在，它隐藏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最明显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生存方式;它隐藏在文本中，那些不可言说之物其实往往就在最显而易见的地方等待着被质疑和发现。与其说文本为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隐秘的藏身之所，不如说文本可以被看作是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结构及其断裂的场所，一个从来不曾统一，充满斗争、差异和意义争夺的空间，它表征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信仰与价值、立场与偏见，同时也在这个表征的过程中产生变化。一切都有待于我们去主动的质疑，具体的分析和解答———那些不可言说之物，那些悬而未决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2]路易.阿尔都塞, 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李其庆, 冯文光,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3]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M].常江,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4]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 译.北京:三联出版社, 2005.

阿尔都塞 篇5

关键词：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众传媒；消费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072-02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1970年发表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提出的一个独创性概念。这一概念是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相对而言的。阿尔都塞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国家”专指军队、警察、法庭、行政机构等主要以暴力的、镇压的方式执行职能的镇压机器，而他要把教会、学校、出版机构等市民社会组织也纳入国家机器范畴，因为它们隐蔽地以意识形态方式执行了国家职能。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构建和传播特定意识形态来维护国家制度的稳定，促进了社会再生产的有序进行，理应被视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阿尔都塞列举了八种常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教会体系），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公私立‘学校的体系），家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版物、广播和电视等），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学、艺术、体育等）”[1]164。他特别指出，教会和学校分别是封建社会和成熟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在封建时代，教会不仅具有宗教职能，而且还集中了教育职能和大部分信息与文化职能，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性作用。众所周知，西方的许多著名高校都曾经是教会学校。由于教会“集大权于一身”，所以相比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当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数目要少一些。至于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许多人也许以为应该是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把普选权和党派斗争结合起来的议会民主制”[1]172。阿尔都塞批驳了这种观点，他说：“历史，甚至最近的历史，表明资产阶级过去能够而且现在仍然能够适应议会民主以外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172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并非必然要依赖于以议会民主制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选举和党派斗争吸引了许多民众的眼球，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疑处于前台位置，然而，阿尔都塞认为，在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幕后，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起着更为重要的、主导性的作用。自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教会职能的分化，教育职能逐渐从教会中分离出来，许多独立于教会的学校和科研机构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

在指出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导地位后，阿尔都塞进一步分析了学校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具体作用。他说，儿童们在最易受影响的年龄就被送到幼儿园接受教育，“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全体儿童作为义务的（丝毫也不是自由的）听众，每周五六天，每天八小时。”[1]175在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中，教育者“给儿童灌输一定量的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裹着的‘谋生技能（法语、算术、自然史、科学、文学）或者是纯粹状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伦理学、公民守则、哲学）。”[1]174儿童几乎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者，而这些早期教育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阿尔都塞接着分析道：在成年之后，大量孩子就被“投入生产”，成为工人或农民；也有一些学生继续上学，毕业了充当技术人员、初级和中级行政人员、各种小资产者；最后一部分学生则可能 “达到顶峰”，继而成为剥削代理人（资本家、经理）、压迫代理人（军人、警察、政治家、行政官吏等）和“意识形态专家”。通过对学校“生产流程”和“产品分类”的细致分析，阿尔都塞有力地说明了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不管认为教会是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是认为学校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居主导地位，阿尔都塞其实都是强调“教育”在维持国家运行方面的重要性，即始终是承担教育职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应当作为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循着阿尔都塞的逻辑，我们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审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是哪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承担了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最需要的教育功能呢？是否仍是阿尔都塞所说的学校？

阿尔都塞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由“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由“生产社会”步入“消费社会”的过渡时期，但可惜的是，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并没有很好地因应这种社会变迁。阿尔都塞认为，学校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为生产培养了各种人才，学生们经过学校教育体系的筛选和训练，被分配到各个生产环节中去，并在各自岗位上助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这种分析和理解虽然精辟，但不得不说，它带有时代的局限，即受限于“工业社会”和“生产社会”的视野。在距离阿尔都塞发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四十余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社会”特征越来越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维系更多地不再是依靠“生产”，而是依赖“消费”。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促进消费来把由于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而积压的剩余产品消耗掉，从而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社会生产环节能够顺利运转起来。那么，怎么促进消费呢？这就需要建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让民众都热衷消费。所以，对于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而言，最重要的“教育任务”就是在全社会建立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很显然，传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众传媒）远比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校）更能胜任这一任务。因此，我们可以说，大众传媒取代了学校，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大众传媒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它如何为“消费社会”开掘出源源不断的消费需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指出：“需求从来都不是对某一物品的需求而是对差异的‘需求（对社会意义的欲望）。”[2]59在“生产社会”，消费主要是消费物品的“使用价值”；而在“消费社会”，消费更多的是消费物品的“符号价值”。何谓“符号价值”？简言之，就是物品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通过大众传媒的渲染，人们把各种物品与特定的价值联结起来，“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2]3。比如，钻戒象征恒久忠贞，iPad意味新潮时尚，LV代表华丽尊贵等等。建构这样一套意义体系正是大众传媒之所长。日常生活中，互联网、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通过强大的广告宣传攻势，把一定的“符号价值”赋予各种消费品，并且使消费者在让人眩晕的信息流中形成单向接受、消极顺从的习惯，完全沉浸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制造的各种“符号”、“形象”、“意义”之中，成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当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并由此获得满足感时，他不过是满足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他内心里建构起来的欲望。他越是消费，就越深地陷入到这些“物品—符号价值”的意指体系之中，消失于符号的海洋里。这样，当代资产阶级顺利地通过大众传媒塑造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实现了对大众生活的宰制。

由此可见，在经济方面，通过营建“物品—符号价值”的意义体系来刺激消费欲望，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有效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而在政治方面，通过高扬“消费”本身的终极意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有助于削弱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和阶级观念，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技术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之企业管理日益“人性化”，工人阶级直接感受到的剥削越来越不明显。而实际上，虽然工人阶级的工资和物质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但其增幅远比不上资产阶级所榨取的剩余价值的增幅。也就是说，工人的收入与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工人阶级的被剥削程度实际上有增无减[3]。那么，工人阶级为什么在这样一种受剥削程度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却丧失了反抗意识呢？这就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作祟。虽然工人阶级的受剥削程度加深，但其消费水平相较于过去是有所提高的。由于受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浸润，工人在消费行为中获得了自我满足，在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中感受到了自我实现。即使他们仍然可以看到自己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可是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统摄下，“平等”、“尊严”之类的价值远不如“消费”本身来得实在。工人阶级“自愿”为了消费水平的提升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剥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就这样通过把工人询唤为消费主体（即第一身份是“消费者”，其次才是“工人”），有效地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维护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综上，基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中的重要性，以及大众传媒在建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进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当代发展，以大众传媒取代学校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参考文献：

[1][法]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M]. 杜章智，译.台北：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

[2][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