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性的广场

母性的广场（共4篇）

母性的广场 篇1

我们以前所接触的中外文学作品中母亲的形象从来都是正面的、歌颂性的、崇高而伟大的, 如高尔基的《母亲》、朱德的《我的母亲》等。然而在海外看到李南央所著的《我有这样一位母亲》 (上海文艺出版社) 和老鬼所著的《我的母亲杨沫》 (长江文艺出版社) , 却明显感觉到是少有的塑造了负面母亲形象的两本书。

李南央, 李锐与范元甄之女。李锐曾担任中共领导人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范元甄, 享受副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

李南央说: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 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 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

李南央在书中写道:小就未有享受到母爱, 未尝过与母亲亲昵的滋味。不仅如此, 子女还遭到过母亲的毒打。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 由于阶级关系高于一切, 人们无视家庭的价值, 夫妻之间以及两代人之间可以随意反目。有人做过专门研究发现:文革中自杀的很多知识分子, 其陷入绝望并不是因为遭到批斗, 而是在批斗之后没有得到任何来自家庭的关爱, 没有家庭的温暖使他们更绝望。在一个革命家庭中, 母亲不愿意为子女花时间, 为了革命可以牺牲要孩子, 为了革命甚至可以大义灭亲。母性在那样的年代遭到彻底泯灭。

“我的记忆中, 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 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我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 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 忘了家里的规矩, 一边干活, 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有一次, 妈妈发脾气, 讥讽我:‘你小小年纪, 还母爱, 母爱的, 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 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 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学校挨斗, 回家一言不发, 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 问我怎么了, 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 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 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 不觉地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 也有她的因素, 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 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 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 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 跟我没有关系, 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 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 自以为坚强, 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 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 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 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 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 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

无独有偶。另一本书《母亲杨沫》的作者老鬼姓马名波, 是作家杨沫的小儿子。老鬼说, 在这本“概述母亲一生”的书里, 他要“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

老鬼用相当多的笔墨, 在书中写了母亲杨沫早年在烽火岁月中的革命经历, 写了她创作、出版《青春之歌》前后的艰难曲折、声名鹊起以及几度风风雨雨, 这些无疑是杨沫一生中的“华彩篇章”。与此同时, 老鬼又坦诚直率地写到了母亲杨沫的另一面。

“文革”中杨沫与丈夫马建民之间的互相揭发, 可以说是置之于死地、“一剑封喉”、直取要害的揭发。先是马建民揭发杨沫是“混入党内”的假党员, 接着杨沫以牙还牙, 用大字报揭发丈夫与邓拓等人的关系, 还说他“曾替大特务王光美转过关系”。书中将这些揭发、交待材料都原文照录下来。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 像马、杨这种夫妻反目的事, 当然不是绝无仅有;但即使在当时那种“革命”、“专政”的高压之下, 夫妻之间、家人之间互相保护、相濡以沫的事情也不会没有。马、杨之间的互相揭发, 给彼此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老鬼说:“这导致了两个人感情上不可弥补的裂痕。”

然而使老鬼最感痛切的, 是母亲杨沫身上母性、亲情的泯失, “对孩子缺少关爱, 甚至有些冷酷无情”。老鬼认为, 这是母亲自小生活在缺乏母爱和亲情的冷酷环境中所造成的, 杨沫虽然出生大户人家有亲生父母, 事实上却好像是个孤儿。衣服破了, 没人缝;生病了没人照料;身上长了虱子, 没人管;季节变化, 该换衣服了, 没人提醒……平时吃饭、睡觉都和佣人在一起。她衣衫褴褛, 处境还不如阔人家里的一条小狗。这个家是个破碎、畸形的家。杨沫说过:家, 对大多数人来说, 是个温暖的, 光明的, 舒服的场所。但对她来说, 却是个冰冷的, 阴暗的, 不堪回首的地方。杨沫对子女的冷漠也跟长期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社会氛围有关。老鬼在书中写道, 三年困难时期, 父母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和营养品, “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屋里, 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 不容孩子染指”。老鬼那时从学校回到家里, 经常吃不饱, 而且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老鬼说:“我只有到姑姑家, 才能敞开肚皮吃饱, 姑姑家很穷, 什么补助也没有, 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他的哥哥也是这样, 有时甚至在家饿昏过去;只有到姑姑家, 才能吃顿饱饭;“跟父母一比, 真让人感叹”。老鬼六岁时, 有一次患肠粘连, 疼得满地打滚, 母亲杨沫也不当一回事, 过了几天眼看他奄奄一息了, 才让十几岁的大儿子带他去医院, 医生动完手术之后说:“再晚就没救了。”老鬼说:“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 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 并不常见。”杨沫 (及丈夫) 还动辄跟子女“断绝来往”, 有时还作出令人寒心的举动。1979年, 正在北大读书的老鬼, 与父母发生观点的冲突, 杨沫便写信给北大中文系, 对儿子的言行加以揭发和谴责, 要求学校严加管教或给以必要的处分。老鬼说:“当形势紧张时, 母亲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 哪有主动给学校去信表态批判孩子, 声讨孩子, 从背后捅孩子一刀的?”

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 痛切地刻画了母亲范元甄那扭曲的灵魂, 及因她的乖戾暴虐给家人造成的伤害。这本书中的“这样一个”, 看似指范元甄一人, 实际上包含着“一类革命女干部”。

在“红色恐怖”降临己身时, 范元甄不惜出卖丈夫以求解脱;为“表现”自己的“革命”, 捏造事实, 害得弟弟英年早逝;妹妹病危之际, 在妹妹脆若游丝的生命上捅上最后一刀;至爱亲朋无不遭受过她的告密陷害, 无不经受过她各种各样的伤害。用李南央的话说就是:活得只有恨, 而且这么刻骨地恨。

范元甄现象, 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为了政治, 不讲亲情。为了自保, 为了自欺欺人的“原则”, 对亲人落井下石、揭发告密;事过境迁, 又极力卫护致使自己深受其害、又害别人的时代。她也只能通过这些无谓的挣扎, 用自我欺骗的方式, 给自己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理籍慰, 用此来反抗自己荒芜一生的空虚、众叛亲离的孤寂和良心回归的不安。

老鬼的《母亲杨沫》中不难看出杨沫身上范元甄的影子。

老鬼在谈《母亲杨沫》创作时, 谈了母亲杨沫灵魂扭曲的过程:“应该说, 母亲的出身和个性使她对左的那一套天生就反感。只不过多年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母亲由一个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青年, 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尤其在政治上, 她绝对听上级的话, 绝对不会给领导提意见。对任何领导, 包括自己亲属的领导、孩子的领导, 她都毕恭毕敬、奉若神明, 这几乎成了她的处世习惯。这是多年来教育的结果。”

老鬼说:“困难时期在家里吃不饱, 父母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吃, 却不给孩子吃。每逢我看到一般人的家庭生活那么和谐, 彼此那么关心, 就特别羡慕。”

李南央母亲范元甄在延安时, 曾经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 李南央写道:“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 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 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 她在窑洞前纺线, 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 一抬头, 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 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道:当年上海去延安的进步青年、电影明星李云鹤, 艺名蓝苹, 也就是后来的江青穿一件浅蓝色旗袍, 非常显眼。朴素大方的装束、窈窕的身材、俊美的容貌、灵动的眼神, 非常富有女性的魅力, 给人很深的印象。但是最后她们这些美女的女性母性全为党性所取代。失去母性的女性最后自己异化成没有人类情感的“铁人”。岂止是女性, 所有参加这场革命的人在革命中, 都以革命的名义使得人情变得淡漠, 人性渐渐失去。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 而这些女性是文革这个荒唐无稽时代的最大受害者。文革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时期。以牺牲家庭、以剥夺母性、将人们改造成只有阶级性的人, 是对人性的最大摧残。

有评论说:“这两本书之所以别具价值, 就是它们以一种严酷又痛苦的真实, 记录了两个特别的人物和两个特别家庭的悲情, 又以这两个特别人物和特别家庭的悲情, 最终记录了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的悲剧”。“这两本书将个人的记忆与民族的记忆相连, 是充满了血和泪的作品, 是对当时那个时代的有力控诉。我们不能再让丧失母性的历史悲剧重演”。“这两本书, 出于将自己的经历保存下来为他人日后所知的信念, 秉笔直书,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母亲形象。这两本书是中国当代文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研究的很好的资料”。

有评论特别指出:作为经历了苦难的民族,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既然经历了苦难, 就应该将这些苦难尽可能转化为精神财富, 例如犹太人, 他们经历了很多苦难, 但是都被他们转化成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反观我们自己, 还是在历史事实面前采取遗忘、甚至回避的态度。如果苦难不能转化成精神财富, 灾难就会重新降临在同一土地上。曾几何时, 我们中国把琴棋书画、四书五经以封建糟粕等罪名赶出了课堂。提倡人性和母性的作家如冰心, 竟遭到无辜批判。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的道德规范被当作封建思想彻底扫除, 代之以暴力论无神论。中国人在虚假、暴虐的文化氛围中成型, 身上浸染积聚了过多的毒素, 仁爱、宽容、谅解、尊重他人的成分稀少, 而这些又恰是中国融入世界的障碍。人类重大灾难, 大多是由于人性恶的共振引起的自噬。遵守心中的道德定律, 是遏制人类兽性萌动避免这些灾难发生的唯一办法。而守住心中道德定律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恪守住真, 真之所至善萌生焉, 真是人类一切美好价值的基石。因为, 幸福的社会必须有合乎人性的制度来保障, 合乎人性的制度必须由正常人格的人去运作, 正常人格的人必须有健康的人性, 健康的人性有赖于真实向上的文化, 而我们的文化里恰恰缺少这些。文化重建———尤其是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对中国尤其显得重要。

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在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担任高管的章敏女士在谈及自己历经艰辛、在美国的成功之道时说的:具有优雅的魅力是女性驰骋商场职场的有力武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 聪明才智、见多识广、反应敏捷、举止优雅的女性总是会受到欢迎, 一个处处优雅具有魅力的人总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然而受到中国“文革”影响的一代中国女性, 早已经失去了那种优雅, 中国女性“灰头土脸”的打扮、大大咧咧的举止、不善交往的特征, 严重影响了她们在美国职场的发展。章敏还专门提到《上海生与死》的作者郑念, 一生不改高贵、优雅。在“文革”中即使落难牢狱, 也尽可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理念。人们从《上海生与死》一书中看到一位优雅、坚毅、机敏、高贵的女性, 面对野蛮和强权的侵犯时, 如何坚守底线, 维护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 以及心中不可折损的道德律。在监狱里, 她抵抗当局对她的种种精神迫害和身体折磨, 她以极大的勇气, 坚持不发疯, 不毁掉自己, 保持自己的头脑, 保持自己的身体能够行动, 更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尊严和高雅。由于长时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 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 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以至有可能闪露出里面的内裤。在牢狱中受尽非人的折磨, 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 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 这实在太不文明了”。六年的牢狱生活, 虽然身陷囹圄, 她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尽可能布置那一块巴掌大的小天地, 尽可能生活得有质量, 为未来做好准备, 这种面对淫威所表现出的傲气和贵气, 令人肃然起敬!一个人和一个强大无比的制度较量, 需要的勇气也许不言自明。这种个人信念和道德坚持的勇气, 对高压政治的抵抗, 使她从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郑念是一个美丽的、聪明的、机智的、智慧的女性。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 在力量根本悬殊的狱中, 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是那些迫使她就范的人无可奈何。郑念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她的机智聪明使她成为两者之间的精神胜利者。章敏说:在美国女权主义思潮走向没落的今天, 知性女人追求的应该是“成熟、理性、大器、智慧”, 而不是成为一个咄咄逼人的女强人形象。女性应该是感情丰富具有女人味, “上得了厅堂, 也下得了厨房”。“世故当中不失天真, 张狂之中不失纯正”。女人要不忘自己的性别, 具有内在和外在美的结合, 才符合女性本身的规律。

以母性的视点 篇2

两位母亲都是从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掘出打动人心的闪光点,而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她们又有着惊人相似的回答:一定要在现场!

如果你恰好是孩子的父母,如果你也正想用情感为孩子浇铸一套“成长的记忆”,不妨就从模仿开始,模仿着这些照片,去拍自己可爱的孩子吧。

安全防护 露瑞·维芭

作为三个小孩的母亲,我不仅要教会小女孩抵御外来的诱惑,还要限制男孩青春期的情感。在这个题材里,我试图探索我们想要保护什么,如何保护,什么时候是无能为力的。

露瑞的作品,是在给我们讲故事,与轻纱缠绕在树林中,与飞蛾、马、山茱萸交织相融。赤着的脚,纱布缠绕的手指,蓬着头的孩子坐在房屋一隅……她的影像是真正的视觉诗。

——劳拉·莫亚

美国波特兰摄影节执行主任

边界 德西雷·埃德金斯

为我女儿拍照是反省自我的强大工具,这些影像清晰地表达了我的直觉,创作出富有情感的作品,并向肤浅的表面组成挑战。童年有一种深奥、复杂和富有的感觉。

德西雷的作品中透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这是一种极端的保护……画面中很少看到她女儿的脸。德西雷从孩子的角度,拍摄了一些“间接的肖像”——长着眼睛的树,灰色的天空中的飞机,破碎的蝴蝶翅膀——瞬间内青涩的分身,在影像中透着孩子气的优雅。

——劳拉·莫亚

美国波特兰摄影节执行主任

Q_很多家长都会为孩子的成长历程留影,但多是简单的记录,你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和那种“简单记录”作品的差异?又是如何在这些作品中传达自己的情绪的?

德西雷·埃德金斯:当我刚开始这个项目时,我不知道它将会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自传。我的快照透着一种感觉:童年是深刻、复杂和丰富的。灵感总是自发的、冲动的、无法停止的,每张照片都是自我发现过程的一部分,而这种过程往往是不言而喻的、未知的和不请自来的。这个慢慢积累的照片库为我提供了一种摄影的语言,我可以用它去提取和反映内心那些过于复杂、过于粗暴或过于简单的想法,而那些想法在当时还不太明白。

露瑞·维芭:当我拍摄孩子们时,不是在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而是用一种美丽的、诚实的方式表现他们的生活。和孩子们在一起是十分有趣的工作,他们在相机面前很放松,知道我要做什么。在拍摄中,我会用许多不同的元素来表达我的想法。面部表情和手势,象征手法和光都可以用来传达影像中的情绪。并且,因为我喜欢方画幅,所以我用哈苏相机,而且只拍胶片,因此在暗房里采用合适的技术手段来完成最后的作品输出,也是非常重要的。

Q_你的作品中有很多细节的刻画,而且擅长用浅景深,为什么?想要表达什么?

德西雷·埃德金斯:我用尼康D2xs相机,很符合我的拍摄习惯。浅景深的使用让我与女儿之间显得更加贴近和亲密。这些影像看上去,我几乎是可以触摸到她的。以这种方式拍摄自己的女儿一直是我反思的强有力工具,这为我提供了一个不断了解自己、寻找自我的进程。

露瑞·维芭: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做了简化,只用一部相机、一只镜头,拍摄时也会固定在一个速度上。这使我在拍摄时,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影像的内容和意图上。我对那些能引起内心共鸣的事情感兴趣:回忆、欲望、脆弱、宗教、失败。我的灵感大多来自于我的孩子们、大自然、文学、各种音乐和具有影响力的女性。

Q_如何从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现那些感人的闪光点?

德西雷·埃德金斯:在现场。一定是要在现场。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我的头脑总是处在紧张的状态,这既是长处,也是短处,但却给了我很多智慧和灵感,让我能够感知什么是美丽、正确和真实的。

露瑞·维芭:当我在记录我的家庭生活时,我就在现场。我寻找有趣、美好的时刻,这和我在完成一些工作项目时的心态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我是作为一个母亲在和孩子进行互动,而不是作为一个艺术家。

视觉诗与极端的保护

在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中,也有我个人生活经历的反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观看两位女摄影师的作品时再次证实了我这个观点。从这些个人化的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力量和面临的脆弱,这也正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两组作品均可视作对理念和认识的实践,阐释着孩子们在世界上的一举一动,亦真亦幻,却都是率直的。我们看到并希望的,是他们在没有阴霾的路上与世界相处,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内心的风景。

——劳拉·莫亚

美国波特兰摄影节执行主任

用艺术的手法为孩子拍照

为孩子留影是父母们的一项工作,我们经常看到的是那种单纯记录的“生活照”,而德西雷和露瑞却以一种更严肃的艺术态度来对待“为孩子拍照”这件事。身为母亲,我希望自己也能为刚出生的孩子拍这样的照片,而不是简单记录。

——曹爽观者

细节组成的全部

在两位摄影师的作品中,很难找到大而全的场面,很难发现那种生硬的与拍摄对象面对面的对视,画面展现的几乎都是孩子生活中的零星片段,这些片段隐藏在孩子生活的最深处,也许只有母亲才能发现。两位摄影师在表现手法上也出乎寻常的相似:浅景深、局部细节,以小见大地来突出她们想表达的主体。这些片段是微小的,但却组成了孩子生活的全部,这样的表现手法对我们的拍摄是种启发。

——于丹摄影师

(感谢美国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驻京办总经理、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专家李嫣女士对本专题做出的推介和翻译工作。)

“五四”初期女作家的母性关怀 篇3

爱母:想象空间的公共表达

法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 颠覆传统阳性写作, 倡导“阴性写作”形式, 以女性的身体作为写作的源泉和动力, 除了女性的生理欲望, 西苏还将母女之间的联系作为她们写作的来源, “女儿从未真正远离过母亲……在她的内心总是至少保留了一些母亲的乳汁, 她是用白色的墨水写作的” (2) 。这种“乳汁写作”的方式, 颠覆了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的规范与统治, 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写作领域。对于初登文坛的“五四”女性作家们而言, 长期的封建伦理思想与父权制意识形态合谋所施加的道德禁锢, 仅凭一股“自由解放”的春风一时之间很难吹开她们紧闭的心怀, 由此其私人性的一面被加以遮蔽, 而母亲却是共通的, “母亲”在社会表现的过程中一直作为起关键作用的“意象”而存在, 她是社会审美的基础。意识形态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促成集体理性的实现, (3)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化, 主要特征是世俗化、科学化、平民化。 (4) 对母亲的书写以及爱母情怀的抒发在当时的社会更容易找到其合法性存在的基础, 有悖于男性启蒙者的设想规划, 她们无疑是在男性统治相对薄弱的环节中

打开了一条缝隙, 在这里, 女性开始了她们的公共表达。

在“人的觉醒”、“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下, 踏上文坛的“五四”女作家们大多走出家门, 远在异国他乡孤身拓展着人生的天地。现实的遭遇与心灵的孤寂又让她们遥望家中的慈母, 表达绵长的爱母情怀, 石评梅在《病》中哀叹:“在这悲哀的人生, 只有为了母亲而生活。” (5) “棘心夭夭, 母氏劬劳。我以我的血和泪, 刻骨的疚心, 永久的衰慕, 写成这本书, 纪念我最爱的母亲。” (6) 这是苏雪林用血和泪写成的对母亲的真情告白, 然而正是这种“母亲的缺席”所导致的距离空间, 让她们眼中的“母亲”在想象中加附了太多的象征色彩和理想成分, 母亲的缺失象征了新女性在现代社会的艰难处境, “缺失母亲”使“女儿”可以创造自己的故事。但是, “女儿”又不可能真正解放———她们陷在男女两性关系中, 痛苦地希望“母亲”救她们, 为她们的被社会否定的情感作保证。这种隐讳的公共话语叙述既可以看做是妇女传统的生存方式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极大影响, 同时也显示了知识女性争取公共生活空间的一种策略选择。

“母亲”在想象中被理想化, 并承担太多时代使命, 她所生活的传统封建家庭相反地成为梦魇般存在的鬼狱, 这种“家与母”的尖锐对立, 产生两种相辅相成的效果。一方面, 使得这些外出的“女儿”更加怀念梦中的“母亲”, 同时在她们爱母的情怀中又多了一份对母亲的同情与理解。例如谢鸣岗七次逃脱父母订下的婚约, 对母亲这位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依然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冯沅君让她笔下的主人公镌华, 这位因母亲阻拦而开辟恋爱婚姻自由血路的勇敢女性, 对母亲这一社会角色并未进行颠覆甚至诋毁, 反倒在写给士轸的信中流露了两种矛盾的爱。另一方面, 这种远距离的观照和审视让她们眼中的“家”, 成为封建礼教传统思想的历史载体和兴风作浪的行凶舞台, 她们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批判转向对“家”的梦魇般的叙述, 这些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新女性, 以其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控诉封建家庭歧视压迫女性的历史罪恶, 特别是在求学道路选择这一问题上。“五四”早期的女作家笔下的新女性, 大都经受了一条漫漫求学路。她们冲破来自家庭的重重束缚和压力, 艰难地走在求知的路途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祖母”这一角色往往被叙述成“家”中悲剧的始作俑者, 她掌握着最老套熟练的纲常礼纪, 在儿辈孙辈们身上实践她的权威, 例如醒秋的祖母看似无所事事, 却控制着整个家庭, 折磨着儿媳们。从另一个侧面隐晦地传达了对于生活其中的“母亲”的同情和爱恋, 对隐忍着过活的伟大母亲的赞颂。对“家”的梦魇化叙述以及“祖母”角色的丑陋化, 正是“五四”主流话语的基调, 初登文坛的“五四”女作家们找到了她们“说话”的权利和公共表达的空间。

母爱:现实政治的理想建构

随着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产生, 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焦虑, 国家要求妇女以国民的身份, 承担为民族服务的责任和义务。“五四”时期, 先进的知识分子拥有对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激情, 并以现实的努力建构着他们的理想。作为社会中的国民一员, 新女性以其自身的性别视角创造和实践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蓝图。

这种创造的努力首先体现在对各种社会问题独特的把握和审视方面, 新文学创作初期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小说, 女作家的创作功不可没, 她们几乎都是从“问题小说”的写作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的。在整个“问题小说”的创作中, 冰心可以算作是创作这类题材小说中数量最多、为期最长的, 足可见她们参与社会意识的强烈。需要指出的是, 与男性作家不同, 她们更多地关注现实中的女性问题, 石评梅更关心“自由恋爱的招牌底下有多少可怜的怨女弃妇践踏着”;凌叔华提出女性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妻子角色的冲突问题;庐隐笔下的女性大多在探索“人生的究竟”;冰心的创作更是包罗万象, 女子在家庭中应扮演的角色、社会地位、受教育的权利等。但是, 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 并不能代表女作家清醒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她们只是从现实处境出发, 以其独特的个体体验和女性特征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把握, 显示“五四”新女性理解社会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面临的困惑, 同时也凸显了女性的公共参与意识。

如果说问题小说的大量出现是“五四”知识女性积极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外显性表现, 对“母爱”的关注和向往则是她们政治理想的内隐性呈现。母爱是伟大的“自然”的爱, 象征着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 与中国传统社会人为的、虚假的人伦关系相比, 无疑成为“现代”社会基础的象征。母爱的政治隐喻在其他女作家的文本中也有所展现, 在他乡游子的心中, 母亲的爱不是一已的, “海枯石烂不卷不转之情, 都是由母亲的爱里, 发蕾以不于开花” (7) 。母爱被看成是最自然的爱, 是未来“自然而正常”的社会的基础, 是现代知识分子想象的在理想的社会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与此同时, 母亲的形象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 就这样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她的爱为创建有“人格”的人和现代社会人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她将正确地抚育未来中华民族的建设者。

可惜的是, 这种对现实政治的理想建构被男性评论者简单地评判为“神秘主义”, 自反性精神的丧失带来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由批判型到专家型的角色转变, (8) 在《冰心论》中, 茅盾就认为冰心躲到“母亲的怀里”了, 并把她的“爱的哲学”归因于家庭优越美满的生活环境。这种解读方式, 很显然是站在男性中心立场上, 对女性特征和经验的遮蔽, 剥夺了女性公共意识表达的话语权利。

母性戏剧化与自我迷失

母性指的是mothering或是motherhood, 区别于母亲mother, 当今的母性研究成果表明:它是母亲的内在性质, 同时又不仅仅是“天然的”母亲属性, 而且包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的条件下产生的, 不同性质的“社会的”母亲属性, 置身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中的父权制, 对母性的解释以及对母性的造就, 直接影响到母亲的形象以及母亲的价值本位的确定。中国现代文学从晚清至“五四”, 断断续续地回荡着母亲的颂歌。从晚清知识界所标榜的“女子者, 国民之母也”, 到《新青年》杂志对“贤母氏与中国前途之关系”的思考, 论说者几乎全是男性, 在现实政治危机的刺激下, 他们把民族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具有生殖繁衍后代能力的母亲角色上, 并有意夸大了女子对于国家命运的操控权, 从“三千年来不齿于人类”的社会最底层, 一跃而成为掌握国家命脉的“国民之母”, 论者无疑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对中国女性母性的一次登峰造极的重新阐释。男性主流意识形态和感情笼罩在夸张中, 母性被戏剧化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贤妻良母”一说受到重新审视和批判, 人们更多地着眼于女子的人格独立与贤妻良母的关系。但是, 走出家庭的中国式“娜拉”依然无法摆脱对母亲的依恋和对母爱的向往。母亲的温柔、和平、照顾、利他、无限的爱等, 成为她们作品中言说的主体, 甚至成为她们政治理想建构的基础。这种言说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契合了男性对女性角色的定位, 成为“贤妻良母主义”的改写版, 只不过改写的内容因为女性意识的参与和真挚感情的介入显得更加隐蔽起来。

今天看来, “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母性神话无疑带着几分戏剧化的色彩。张爱玲的言论指涉了女性迎合男性的心态, 其实是女性本身的性别困境与自我的迷失, 近年国内外对张爱玲的研究就出现多元化的趋势, (9) 尤其注重女性本身的研究。“五四”时期当“人”的觉醒成为时代主潮的时候, 新女性所孜孜追求的做“人”的权利, 这个“人”是没有性别的, 只是一个抽象的人文主义概念。

结语

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 女人的称呼约有三种:女子、妇人和夫人, 女子是“潜母”的称呼, 妇人和夫人是“具母”的称呼。男性对母性的塑造和关怀,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 女性要突破这种局限, 大约只能披着母亲的外衣来争取“人”的解放, 这既是一种策略的选择, 也是时代局限性的体现。但是有了这一突破口, 迈着“人”的步伐的女人一步步地走出了自己的天地, 直到丁玲笔下的莎菲, 觉醒的女人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参考文献

[1]陆兴忍:《日常生活:女性主义批评新话语的产生》,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1) 。

[2]黄华:《权力, 身体与自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20页。

[3]谢江平:《意识形态与集体理性》,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1) 。

[4]廖胜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关键词:合法性、现代性与话语权》,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5) 。

[5]石评梅:《弃妇》,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年版, 第4页。

[6]苏雪林:《棘心》,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页。

[7]石评梅:《一片红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74页。

[8]何建良、杨向荣:《启蒙视域中知识分子神话解读》,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2) 。

张爱玲小说对“母性神话”的解构 篇4

孤苦无依的悲情女儿她们也曾索求母爱, 却在被母亲疏忽、与母亲冲突后决然地站在母亲的对立面来审视母亲, 在这种审视中, 笼罩着母亲的神性之光被剥离, 女儿看到的是母亲卑微、自私的生命本相。对于母亲们来说, 她们不是不爱女儿, 而是更爱自己。以至于在面临选择时, 本能的选择自己, 放弃女儿。在女儿的心目中, 母亲是与她不对等的成人, 具有她尚不具备的能力, 是人世中第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是遇到困难时最本能的想到的求助者。但母亲却在感情与经济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这不能不说是女儿的一种悲哀。

《倾城之恋》中, 离婚的白流苏受到哥嫂的排挤而向母亲寻求安慰时, 白老太太只是“一味地避重就轻”, 抛下一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你跟着我, 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经”, 然后翻身朝里睡了。流苏在她母亲的床前凄凄凉凉地跪着, 当她想抓住母亲作最后的哀求时, 发现母亲不知何时离开了。流苏心里终于明白:“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 她撞破头也撞不进去。她似乎是魔住了, 她所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

在女儿需要倾诉沟通、寻求保护的时候, 流苏的母亲是缺席的, 在女儿身陷囹圄呼救的时候, 《十八春》中的曼桢的母亲更是恶意缺席。曼桢被软禁在大姐曼露家中, 受到姐夫的摧残和凌辱达一年之久, 最盼望的是得到母亲的帮助, 但她知道母亲害怕家丑外扬, 又是个没主意的人, 指望母亲的搭救是没有用的, 唯一的希望是母亲肯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告诉她的男朋友世钧。但是母亲在这里又一次扮演了一个令女儿深感痛心和失望的角色。为了钱, 为了靠上暴发户的大女儿曼露, 顾太太不但没有挺身而出, 设法救出女儿, 相反当曼桢的男朋友世钧到她家寻找曼桢时, 也依然守口如瓶, 该说的没说, 从而丧失了救出曼桢的最后机会, 也彻底葬送了女儿的爱情和幸福。

像这样的母亲, 张爱玲的小说里还有很多, 比如《花凋》里的郑太太, 为了怕丈夫发现自己的私房钱, 宁可看着女儿“一寸一寸的死去”;《金锁记》中的七巧更是这类母亲的极端。

家庭中本应该是最亲密的母女被金钱和礼教生生拆成了陌路人。母性在畸形的社会里失去了关爱儿女的本能。张爱玲曾说:“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 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 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在张爱玲看来, 自我牺牲似乎只是本能的善, 并不是值得颂扬的美德。而作为人的本能首先便是要维护自我的生存。中国长久以来的男权社会中“母亲”自身经济地位的缺失, 使得维持自身生存的本能被极度放大, 连自我牺牲的“兽性的美德”都荡然无存,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性的悲剧。

在女儿的眼泪中, 神圣的母亲尚且如此, 更何况其他人呢?张爱玲用自己的作品向人们证明着人的孤独与自私, 也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这是她从旧式的封建贵族家庭生活中体验出来的独特感受。母亲长期出国, 父母离异和压抑的家庭氛围, 这种特殊的童年经验给张爱玲的一生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母爱缺失的阴影反映到作品中便有了女儿对母亲形象的否定和瓦解。作为一位女性作家, 张爱玲所写的一系列母亲形象, 传达了张爱玲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文化败落命运的思考, 对“母性神话”的解构既是对女性命运的思索, 也是对人性的思索, 对时代的思索。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2]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O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