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戒烟记

父亲戒烟记（共6篇）

父亲戒烟记 篇1

最近看了于为民同志写的《范长江与河南》一文 (载本刊2011年11期 (上半月) ) 及王天定同志在我父亲去世前所在地拍摄的珍贵照片和报道, 也听说了当地领导同志和老乡对我父亲的深切怀念之情, 深受感动。这些天追思往事, 浮想联翩, 欲罢不能, 专写此文表达对父亲深切的悼念之情, 以飨读者。

我父亲1909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内江, 1970年10月23日去世于河南确山, 去世时年仅61岁。他在新闻界工作时间最长, 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著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西线风云》等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他还是“青记”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就不多说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记协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项新闻奖, 以表彰优秀的中青年新闻工作者。但不少同志都认为, 新中国成立后, 自从他1952年离开人民日报之后, 就再也没有看到他写什么文章, “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的看法是:我父亲离开新闻工作岗位虽然很可惜, 但在他离开新闻界后到文教界尤其是到科技界工作的时期, 更鲜明地反映出他一辈子做事、做人的原则, 反映出他高尚的品格,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面前, 更表现出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 一个大写的人, 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关于父亲做事、做人的原则,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同志在“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书的序言中已经有了全面的论述, 我母亲沈谱也在这本书里有过很好的概括, 我只是根据个人的体会谈谈他最突出的特点。

父亲虽然只活了61岁, 但他一生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 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一辈子追求真理、坚持真理。青年时期他义无返顾投身革命, 17岁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他因不满意国民党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而毅然放弃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文凭;1933年在北大读书时期, 他又参与发起组织北大学生长城抗战慰问团, 到长城各口慰劳抗日军队;1935年7月, 他又以《大公报》旅行记者名义, 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他的游记首次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对于增进人们对红军的正确了解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家、民族危难的年代里, 他总是置个人生死于不顾, 出现在形势最需要的地方, 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在绥远、在西安、在延安、在西蒙、在卢沟桥、在台儿庄、在徐州, 哪儿最需要, 哪儿就有父亲的身影, 他在抗日前线采访时, 经常深入第一线, 在枪林弹雨中, 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在父亲心目中, 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父亲做事的原则。

父亲在1941年写的《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世界上很少人有像新闻记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的。……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着真理的火炬, 在夹攻中奋斗, 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 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 本着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实在非常重要。”坚持真理,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这就是父亲做新闻记者的原则。

在科技界

父亲离开新闻界, 从他内心来讲是不愿意的, 自己干了几十年的工作, 不但熟悉, 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在组织有了新的安排之后, 如何对待这种变化、如何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呢?父亲仍然恪守他一贯做事的原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以事业为重, 顾全大局, 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少人好心地问起他工作的变化时, 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服从组织嘛。”他默默地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 跨入了自己原来不熟悉的领域, 从头学起, 他不仅不发牢骚, 顾全大局, 而且在科技界工作的10年中, 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 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十分出色的答卷。

1952年离开人民日报之后, 先是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 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 (第二办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 。1956年开始到科技界工作, 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从1956年开始, 在他先后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职务期间,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 陈毅、聂荣臻二位副总理的主持下, 由父亲具体组织, 有几百名各种专业的科学家参加, 开始编制我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工作。他当时的秘书何志平说:“由于这是我国全面进行科学规划的第一次尝试, 没有先例, 缺乏借鉴与资料。长江同志以他坚强的毅力和严谨的风格, 从零做起, 边干边学,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终于在两年之内交出了出色的答卷。”中国科协原干部章道义同志说:“虽然开始的秘书长是张劲夫副院长, 但他是兼职的, 主持日常工作的是长江同志,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国科技界从来没有做过的这项事业中, 团结众多科学大家, 同心协力, 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随后, 他又协助郭老率代表团访问苏联, 在苏联待了98天, 听取苏联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 并争取他们的一些支持与合作,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的半导体、高分子、自动化以及‘两弹一星’等新兴科学技术都是这次规划的重点项目, 并在之后的科研和国家建设中, 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深远影响。”

1958年父亲和科技界其他干部一起共同促成了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的合并, 组建了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统一的中国科技界的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 父亲担任副主席、党组书记。他顶住了当时否定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的“左”的思潮, 保住了自然科学专门学会。据周培源同志回忆, 在中国科协成立的初期, 有些人“对待知识分子不够公正和持有偏见”, “认为科协已经成立了, 学会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而不少科学家反对取消学会, 他们认为, 学会是科学家交流学术成果、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阵地, 取消学会, 科协将失去生命力。在这场争论中, 父亲坚持原则, 力排众议, 向中央汇报后支持了保留学会的观点。这对当时新成立的中国科协机关广大干部和所有的科学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周培源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经说:“至今, 中国科协的同志们, 仍没有忘记长江同志敢于坚持真理, 一身正气的优秀品质。”

章道义同志说:“在这之后, 他又提出了挂、靠、并、动四字方针, 使我国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仍然得以开展。1962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之后, 他又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 争取中央领导的支持, 筹建了北京科学会堂, 解决了学术交流的活动场所, 这些都在科技界深得人心, 也为科协和学会的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我的印象中, 我们家的书柜里原来大多是政治书籍和文艺书籍, 可是在父亲到科技界工作之后, 忽然间书柜中多了好多书, 例如“小麦栽培学”、“水稻栽培学”、“棉花种植学”等, 还有一些医学方面的书籍, 这些书都摆在书柜中很醒目的位置, 后来才知道他在科委任副主任期间, 除分管科协工作外, 还分管农业与医学科研工作。这说明父亲在努力学习自己原来不熟悉的东西, 力争从外行变成内行。他还善于团结和关心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和他们交朋友, 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他在科协工作期间, 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开展了农村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如1963年在谭震林、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的领导下, 在北京召开了有几百名农业科技专家参加的规划会议, 制定了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规划;支持并上报了中国植保学会多位专家提出的紧急建议, 经聂副总理审阅后, 上报毛主席和周总理, 被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并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植保科学知识展览;依靠基层科协组织, 广泛建立了农村科学实验小组和科学实验队, 以试验田、种子田和样板田为基地, 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 (参见《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书中沈其益同志文章)

他提出并促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合并, 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协和医院的长期合作。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白希清同志回忆:“长江同志经过反复研究, 提出中国医学科学院应与原有的中国协和医学院合并, 以广泛吸收和集中医学人才, 扩大研究规模, 从而为新中国医学科学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长江同志为了调整好双方的关系, 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1957年11月,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沈其震和我, 在长江同志的主持下, 与中国协和医学院的领导见了面, 长江同志在会上耐心地说明双方合作的必要性, 使大家心悦诚服。原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教授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 但是长江同志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出发, 仍然主张由李宗恩教授担任新的医学科学院的院长, 由沈其震做副院长, 大家最后都接受了长江同志这个意见。事实证明, 两院合并有利于广泛团结医学界党内外知识分子, 共同发展新中国医学科学事业。”而且父亲在反右斗争刚开始不到半年就能提出让李宗恩教授担任院长, 真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1958年“大跃进”之后, 政治上总的气候比较“左”, 父亲当时也写过一些歌颂三面红旗的诗, 但是60年代初他曾回老家四川内江, 亲眼目睹了许多农民饿死或奄奄一息的悲惨景象, 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

三年困难时期, 对于日益严重的“浮夸风”, 父亲也是有所觉察的。据父亲的司机卜永麟回忆, 50年代末, 有一次父亲在高教部做报告, 谈及“浮夸风”问题, 他十分气愤地说:“亩产上万斤不可靠, 把10亩地的粮食都堆在1亩地上, 连缝儿都没有了, 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产量。”散会后卜永麟同志对他说:“这么大的一个会, 你这样说对你有影响没有?虽然群众欢迎, 但是对你不利。”父亲回答说:“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父亲在科协工作期间, 经过他的努力, 在党中央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 北京科学会堂建立起来了,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在这里顺利召开, 这次国际会议共有全世界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 父亲是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副团长。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界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科学会议, 因此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会议由陈毅副总理亲自抓, 具体领导会议工作的三人小组由张劲夫、张致祥和父亲组成, 父亲作为科协党组书记, 日夜在一线操劳, 对会议顺利进行起了关键作用。

北京科学讨论会之后, 他先去山东禹城抓抗旱工作, 同时研究如何治理盐碱地问题, 后又到浙江诸暨搞“四清”。这是“文化大革命”前他深入基层时间比较长的两个地方。记得他下去蹲点时改了个名字叫“向东流”, 还是“长江”的意思, 不过工作组的同志都叫他“老向同志”。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 到基层去不愿意麻烦下边的同志, 尽量低调一点儿。两次蹲点之后, “文化大革命”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已经开始凸显了, 父亲对此并没有什么预感, 可以说毫无思想准备, 还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1966年初, 父亲参加了科技界的福州会议, 这是一个关于农业方面的会议。在会议筹备期间, 有这样一个插曲。据中国科协原干部孔祥瑾同志回忆, 当时父亲召集科协书记处的同志开会, 谈福州会议的筹备工作, 人都到齐之后, 大家分别汇报了自己负责的工作内容。父亲听了汇报之后, 很长时间一言未发, 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蒙了, 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知一向健谈的长江同志为何忽然不说话了, 好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 父亲终于说了一句话:“可惜焦裕禄同志不在了。”与会同志这才悟出了父亲沉默的原因。接着, 父亲毫不客气地对所有的发言一一进行了批评, 认为这样一种对工作不负责任的态度及低标准的工作汇报和焦裕禄同志相比差得太远, 要求他们下一番功夫调查情况之后再次开会研究, 不能草率了事。

这件事反映了父亲在工作上是用一个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也同样要求自己的下级, 工作上力求做得更好。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半年多之后,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

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文化大革命”的四年 (对于父亲来讲只有四年, 因为1970年10月他就含冤去世了) 对于父亲是最严酷的考验, 也是父亲高尚人格最好的见证。近几年, 我曾专门访问了“文化大革命”中和他在一起被关押或一起在干校生活过的同志, 对于那段时间父亲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可以肯定地说, 父亲是在非常情况下被迫害致死的。而且他一直恪守着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坚持讲真话。直到他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 他依然做到了不说一句假话、不做一件违心的事。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1966年6月, 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 父亲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6月21日, 父亲被科协造反派“揪”了出来, 单位里开始有大字报揭发父亲, 上纲上线, 说父亲写了“黑诗”。父亲有一首诗里有这样两句:“蠢人蠢事蠢主张, 自坏长城觉安康。”父亲说那是一首反修的诗, 指的是赫鲁晓夫, 造反派则说他是在影射谩骂毛主席。这罪名可大了。以后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 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十年代反共老手”等。尽管这样, 父亲还是努力去理解, 努力设法让自己“跟上运动的形势”。据司机卜永麟同志回忆:“有一天, 他说他要去科委, 我说:‘你别去, 那的群众对你意见太大了。’长江同志说:‘群众越有意见越是要去, 躲着群众不对, 要解决矛盾。搞革命不要怕, 让群众出出气, 他们的气就消了。’”父亲主观良好的愿望没有换来他期盼的结果, 很快他就“靠边站”, 被“停职反省”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仍然百分之百地相信“组织”, 他主动上交了他十几年的日记、笔记及有关资料, 甚至把他20世纪40年代初写的“祖国十年”的稿子也上交了, 想以诚心换取“组织”对他的了解, 坦然接受对他的审查。没想到这种老老实实合作的态度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虽然“专案组委托一位同志花了半年时间一天不落地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三面红旗’的言行”;“后来又找了一位年轻人查看了一遍, 果然从鸡蛋里挑出一些骨头, 但也没有找出什么足以把他打倒的要害”, “最终造反派从父亲自己提供的解放前写的材料中找出一些‘炮弹’, 把‘歌颂蒋委员长’这样的大帽子也扣到了他的头上”。父亲实在忍无可忍了, 他相信自己是无辜的, 他深信毛主席、周总理是了解自己的。1967年10月15日, 他也用大字报的形式, 公布了30年代毛主席和周总理给他的几封亲笔信, 对自己的历史情况做了说明和解释, 开始奋起反击, 以期望使群众了解真相。没想到, 他的大字报却招来了新一轮更猛烈的批斗, 还把大标语都刷到家里去了。父亲无奈之下, 决定去中央文革接待站静坐抗议。他的这种激烈的不妥协态度招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造反派”来人抄走了毛主席、周总理给父亲的亲笔信;二、从此之后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 被关进了“牛棚”, 不让回家了。几乎与此同时, 我母亲沈谱也被隔离审查, 被造反派关进了单位的地下室里。

1968年, 军管小组和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科协, 在查阅中国科协成立的批准文件时军管组领导发现毛泽东 (当时退居二线) 没有签字, 只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签字批准, 如获至宝, 在大会宣布“科协是刘邓黑司令部批准的!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此, 父亲在科协所做的一切, 就自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了, 他也成了“三反分子”。

重压之下, 父亲保持了高尚的人格。无论是个别审问还是大会批斗, 他从未卑躬屈膝, 从未说过一句违心的话, 没有诬陷任何其他同志, 没有签字画押去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用“造反派”对他的评价就是:“很不老实, 态度嚣张。”有一次, 父亲认为原科协一位干部×××在大会上的批判发言很不实事求是, 很愤怒, 当场骂他:“无耻!”父亲在科协“牛棚”被关押期间曾写过几份书面材料, 例如:1968年12月14日的“关于国际新闻社的情况”、“关于桂林国际新闻社的情况”, 1969年1月份还写了“我的自述”, 这些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几乎一字不改地收进后来出版的父亲的《新闻文集》和《纪念文集》之中, 说明父亲在高压之下始终是坚持实事求是的。

明明父亲是国统区记者中第一个向外界公开如实地报道红军长征和介绍延安真实情况的, 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著作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点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张爱萍、张震等同志都做过充分的肯定。可是在那是非颠倒的日子里, “造反派”居然说父亲是“特务”, 问他:“你写的东西为什么和红军的行军路线是一致的?你是在跟踪红军, 暴露红军的行踪。”听了这种“批判”, 父亲内心的痛苦和委屈是可想而知的。

据当时和父亲一起关押在机关“牛棚”中的王麦林同志回忆, 父亲曾对他说:“我将来出去后要到大学教‘资本论’去。”“九大”之后清理“牛棚”, 解放了一些干部, 科协的“牛棚”里只剩下王麦林和父亲两个人了。当军管会宣布其他人从“牛棚”里“解放”时, 有的同志看见一向坚强的父亲流泪了, 这是我所听说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落泪的一次。

据孔祥瑾同志回忆, 1968年, 军宣队进驻科协后, 曾办了一个学习班, 也组织人批判父亲。有一天晚上, 军宣队有人问父亲:“邓拓在北京写‘燕山夜话’, 你怎么就在海南写‘海南夜话’?”孔祥瑾说:“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长江顿了一下, 说:‘哎呀, 谁让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呀!’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 到现在我还记得, 印象很深。这是感受, 一种思路的沟通, 我后来跟很多人说过。”这是父亲对“四人帮”一伙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有力反击!但在当时说这样的话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岁月里, 一向忠于党、相信组织的父亲很难理解“造反派们”咄咄逼人的无理纠缠, 性格直率、胸怀坦荡的父亲思想上对此十分反感。他在当时更无法了解由最高领袖亲自发动的运动的内幕和灾难性的后果, 无法了解为什么那么多开国功臣都成了批判对象, 甚至被关进了监狱。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 但并不是一个完人, 他自身也有不少缺点、弱点, 对人、对事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但要他理解“文化大革命”, 这对于他实在是太困难了。

最后一年的干校生活

我父亲到底是怎么去世的?他在干校最后一年的真实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这几年, 关于他的死, 也有不少人写文章加以猜测、评论。近几年我走访了一些目前还在世的和父亲在干校一起生活过的同志, 他们都很热情地给我提供了不少宝贵的信息, 使父亲最后一年的生活原貌大体上清晰地展现了出来。由于父亲去世至今已42年, 很多直接的当事人已经先后去世, 所以父亲去世的细节几乎已不可能完全搞清楚, 没有任何人亲眼看见当时的真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父亲在当时是被迫害致死的。

据中国科协原干部章道义同志回忆, 父亲去干校是在1969年10月底或11月初。“由专案组派人送往干校的。”章道义同志是第一批下放的先遣队成员, “在先后辗转了河南罗山、湖南草市和河南确山三所干校并完成确山干校的秋种之后, 有一个短暂的回京休整时间”。休假完了集体返回干校时, 正好与我父亲同行。他回忆:“由于专案组只派了一个人, 要求我们路上帮助照护一下。于是一路上我们还说了几句话, 并同在确山县委招待所住了一宿, 当时他的情绪还是蛮好的。”“没想到到干校后, 仍然把他看作阶级敌人, 分配他和几个审查对象一起, 每天干最脏的活, 从厕所里淘粪, 再倒到菜园的粪坑里”, “每天要来回担若干趟, 对于一个多年没有参加体力劳动、已60来岁的领导干部、我国新闻界的前辈来说, 是很折磨人的, 也是对他的一种羞辱。”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踏踏实实劳动, 取得了群众的谅解”。

可干校的某些主管领导却还不放过父亲, 继续给他施加压力。据李××回忆, “从1970年夏天开始专案组不断找他谈话, 核实材料, 时间长达两三个月。六七个人一块儿找他谈”, 但连他都承认:“长江实事求是, 从不瞎说。”王麦林同志回忆:“到干校后我们不关在一起了, 他仍被监督劳动, 让他挑粪, 他不说话, 人也消瘦了。干校吃得不好, 他当时的心情也不太好。”我们还保留有两张父亲在干校期间专案组转来的通知单, 因为父亲写给母亲的信已经被造反派们扣押了。第一张通知单的时间是:1970年4月7日, 内容:“通知:范长江提出:1.要一双39号雨鞋;2.要一个蚊帐, 五月以前寄来。专案组”。另一张通知单的时间是:1970年5月17日, 内容:“通知:1.所寄蚊帐、雨鞋、毛巾范均收到;2.把范的布票寄来, 专案组”。就这样, 父亲在干校与家人通信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这说明, 父亲在干校期间, 基本上与外界是隔离的, 他长期得不到外面的任何消息, 每天又干那么重的体力活儿, 思想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专案组成员车××回忆:“他去世前有了新的外调材料, 准备三天后开批斗会。”布置这件事时, 车××在场, 当时对父亲“施加了压力”。点到了所谓“材料”, 即:公安六条说的“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即算历史反革命”。专案组在这里用的是“移花接木”的手段, 把适用于解放战争年代的标准用到20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时期, 显然是荒谬的。而父亲长期被隔离审查, 看不到什么文件, 外边的信息、情况都不知道, 很难辨别真伪。据章道义同志回忆:“那几天, 专案组从北京来到了干校, 他们用了一年多时间沿着他报道红军的路线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旧报纸和提审劳改犯及审查对象等所获得的一些‘证言证词’, 作为‘罪证’, 对他进行面对面的追问、逼供, 可能是造成他绝望的直接原因。”“他去世前的那天中午, 从厕所挑粪出来, 和我正好走了一个对面, 我看他脸色非常不好, 铁青铁青的, 十分疲惫、心事重重的样子, 眼也不抬地往前迈, 心想他是不是病了?真想停下来问问他。但那时不能, 因为那几天, 专案组正在审问他, 以免某些‘极左’人士见了, 说他又在和什么人有什么接触, 使事情更加复杂化。没想到, 那天夜里就出事了。”

对于“真相”, 大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某些细节虽然难以搞清, 但无论如何父亲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的,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干校的头头们就是在他已经被迫害致死后还不放过他, 高昌瑞同志生前回忆, “他们连一口棺材都不给他做, 还是老红军许瑞红给他做了一口棺材”。据中国科协原干部齐仲同志提供的材料证明, 父亲去世后干校领导共召开过两次对他的“声讨大会”, 第一次是“1970年10月26日下午, 地点在木工棚, 大会横幅是:‘愤怒声讨反共老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范长江滔天罪行大会’”, 第二次是“1970年11月7日, 标语是:‘彻底清算反共老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范长江滔天罪行大会’, 地点:确山县五七干校河北校舍的大院里”。

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 中央就通知被审查的部以上干部回京检查身体。也可以说, 当时他的死换来了一大批老干部待遇的改善。

从父亲去世到“四人帮”被粉碎, 又经过了整整六年的漫长时间。妈妈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长江他走了, 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长江的未竟事业, 长江留下的遗愿, 长江一生对我矢志不渝的爱情, 鼓舞着我继续战斗下去。生者不能只用眼泪悼念死者, 生者要用努力工作, 不懈地战斗, 去纪念死者, 这才是对忠魂最好的告慰。”正是她的这种思想情绪影响了我们全家人, 我们始终没有消沉、没有绝望, 而是努力地工作, 而且不断地抗争。1972年10月11日, 我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第二天送到了中南海西门传达室。1972年10月16日, 在父亲去世两年之后, 终于争取到毛主席对他的问题的直接过问 (最近在网上查毛选13卷最初主席批的是:“纪、汪酌处。”) , 后来科学院 (当时国家科委, 全国科协都合并到科学院) 给我们兄弟几人插队所在单位开的证明信上写的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应按革命干部对待”这两句话。从此家中的境况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小军参了军, 小建上了大学, 我从农村调回了北京。并批准我们到河南为父亲办理后事。我和二弟东升到河南后, 在高昌瑞同志引领下, 在荒山野岭处找到了父亲遗骸, 在许昌火化后骨灰由我们带回北京, 先存放在老山骨灰堂, 1975年8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次父亲的骨灰安葬仪式, 骨灰才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978年12月27日又由胡耀邦同志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为父亲平反昭雪的追悼会。

关于父亲的去世, 目前虽然尚有疑点, 比如公安局的验尸报告中曾写他“后脑和前胸有擦伤”, 这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干校领导说他是“走资派”, 当地公安局也不会去细查, 这些细节也就很难完全搞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父亲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特殊的背景下被迫害致死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4年的表现, 齐仲同志说“完全可以用‘英勇’两个字来形容”。他的高尚人格在那黑暗、残酷的环境里受到了考验, 得到了升华, 他不愧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在那种环境下, 能够做到不趋炎附势, 不说一句假话, 敢于向丑恶的现象表示强烈的不满,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在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中, 有千千万万和父亲一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敢讲真话的好干部被“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了, 这种惨痛的教训应该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取, 绝不能再让“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演!所以我认为在河南确山建纪念馆是非常有意义的。

父亲一生, 无论在新闻战线工作, 或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工作, 还是在科技界工作, 都恪守着他一贯做事做人的原则:追求真理, 坚持真理, 时刻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讲真话, 从不做违心的事, 一辈子廉洁奉公, 不谋私利, 保持着健全高尚的人格。这才是需要我们永远继承、永远发扬下去的。

父亲戒烟记 篇2

关于戒烟作文：爷爷戒烟记

戒烟难，难戒烟，这是让很多戒烟者头痛的事，我就给你们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戒烟故事吧。

爷爷是个“大烟鬼”，只要他在家，烟雾弥漫。一天三包刚好，二包嫌少。家人多次劝爷爷戒烟，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为此事奶奶和爷爷多次吵架。轻者嘴皮大战，重者筷子飞舞。爷爷吸烟的口号是：宁舍一顿饭，不少二盒半。

我暗下决心非让爷爷戒烟不可，慢慢等待时机。

一次弟弟做错了事，爷爷严历批评他。爷爷批评人很有一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头头是道，满嘴吐沫。俨然是一位大教育家，直到你口服心服，外加点头才算罢休。此刻，我眼前一亮，计上心头。

晚上，爷爷靠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悠闲地吐着烟圈。我立即行动，把弟弟叫来说：“你想不想让爷爷戒烟?”弟弟学着电视机里的梅兰芳唱道：“只要让爷爷戒烟，小弟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便对弟弟小声吩咐：如此这般。

弟弟嘴里叼着香烟，大摇大摆走进了爷爷的房间。我紧随其后躲在暗处偷看，只见他故意走到爷爷的面前，故意引起爷爷的注意，爷爷看见他嘴里叼着香烟，火冒三丈：“小小的年纪，就学坏，谁让你抽烟的，你不知道吸烟的危害性有多大吗?快扔了!”弟弟指头夹烟，吐出烟雾，似乎很享受的样子。我看到心中暗喜：有门，弟弟还真行。爷爷气得满脸通红，一个箭步冲上前，抢过香烟，怒气冲冲，指着弟弟：“你，你………”

时机成熟，我赶紧走了进去，煞有介事，批评了弟弟一番，然后对爷爷笑眯眯地说：“爷爷，您听我慢慢道来，我们小学生都学过《品德与社会》中烟的n条罪状。罪状一：烟是许多疾病的致病因素，它能导致很多慢性疾病，甚至危急生命。罪状二：烟与肺癌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它是引发肺癌的一个重要因素。罪状三：烟含有1200多种化合物，绝大多数对人体有害，毒性最大的是烟碱，又称尼古代丁。一支烟含有6—8毫克的烟碱，足以毒死一只老鼠;20支烟的烟碱可以毒死一条牛。罪状四：烟被点燃之后，有大量的烟雾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在通风不良的环境中，烟雾便会被周围的人吸入，造成被动吸烟或强迫吸烟。罪状五：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每年有300万人因吸烟致死，也就是说，烟平均每10秒钟就害死1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估计至全球每年因吸烟致死的人数将达到1000万。罪状六……”我是滔滔不绝，一边说一边看爷爷脸色变化。沉默、沉默、沉默，烟头烧到了指头。

为了试验爷爷是否真的戒烟，第二天上学前，我故意在桌子上放了一盒五叶神，晚上放学一看，烟没有动，却发现了一张纸条：每年世界的无烟日这一天，商店不准卖烟，烟民不准在公共场所吸烟。我成功了。

黄老师戒烟记 篇3

于是，班长就召集班委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帮助黄老师戒烟。

张强眨眨眼睛说：“我看买那个吧。”

“什么呀？你快说。”我们催促道。

“就是……”班长听后一乐，快活地笑起来：“太好了！”我有些顾虑地说：“会不会搞砸？”

“没问题！”班长果断地说道。

黄子佳红着脸买回那份“珍贵”的礼物，班长铺开纸，画了幅漫画：一个很凶的妇人，正对着一个抽烟的男子骂。题目叫《无题》，还写了一行字：“快戒烟吧，不然夫人要生气的！”然后，我们用一张纸把“珍贵”礼物包好，派体育委员偷偷地“潜入”办公室，放在了黄老师的办公桌上。

我们紧张地期待着，直到第四天，黄老师才在班上有了动静：“同学们，我宣布从此以后戒烟了，是一位同学送的礼物使我醒悟的。”我们几个紧张地相互望了望，心中“怦怦”地敲起了小鼓。“黄老师，是谁送的？是什么礼物？”一位同学问。黄老师的脸红了，也许他想到了那幅“杰作”，只见他喃喃地说：“是……是几包戒烟糖，是班长送的。”哗！全班都笑了。班长红着脸，头低下了。我们几个互相吐了吐舌头，也开心地笑了。

事后，我们才明白，是老师认出了班长那手特有的漂亮字。我们幼稚的童心怎么能瞒过与我们朝夕相处的老师呢。

父亲戒烟记 篇4

侯立晴是南京医科大学的一名普通女生，但她的日程安排和其他同学有些不同：中午12点一下课，她就立刻收拾好书本，去食堂打份饭菜，用自带的饭盒装好，然后跨上自行车飞快地骑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区。在这个小区的一个小小的地下室里，住着侯立晴从老家徐州丰县接来的瘫痪在床的父亲。

光是给父亲送饭，侯立晴每天至少要在南医大江宁校区与小区之间奔波4趟，风雨无阻。

除此而外，小侯每天还要为父亲推拿理疗两次。按摩推拿的手法是从老家的一个小诊所里学来的。父亲之前一直在那里做理疗，侯立晴常在一边偷师，也学了个一招半式。来南京之前，小侯央求诊所里的医生把按摩的手法全部教给她。

“我一直希望自己学到的医学知识能派上用场。”侯立晴说，“但是我现在刚上二年级，还在打基础，所以还没办法为爸爸做些什么，我希望能早点接触临床。”

医科生的课业不轻，每天中午都像打仗一般，一刻不容耽误。给父亲做完推拿，跨上自行车往学校赶，常常是刚进教室，上课铃就响了。

空旷的江宁风比较大，骑车时吹在脸上很冷，教室里的暖意，让她的手稍有了点温度。下午的课，老师讲得深入浅出，侯立晴听得格外入神。下午的课结束后，她会在食堂匆匆吃完晚饭，菜只挑最便宜的一个。“爸爸还没吃饭”，她始终记挂着这个，一心想着快点吃完。

因为担心爸爸夜里会突发情况，侯立晴晚上就在地下室打地铺。地方实在太小，这地铺只能紧靠在爸爸的床边，而且始终只是一张凉席作为床垫。稍微动作大一些，脸就能擦到墙面，侯立晴蜷缩着睡觉，她说，在这里，她才真正能安心睡着。

“有爸爸的地方，就是家”

侯立晴的身世很不幸。初中的时候，她失去了母亲;去年4月，她失去了奶奶;同年8月，父亲因为脑梗导致右侧身体瘫痪，被紧急送往县医院进行治疗。

“妈妈走的时候，我还小，什么都做不了。但那时候我就立志，将来上大学一定要学医。”侯立晴说，“去年爸爸发病时，我依旧感到自己无能为力，那段时间我经常会哭，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没用。”

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姐姐远在哈尔滨上大学，侯立晴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父亲带到南京，边上学边照顾。这个决定招来了全家人的反对，理由只有一个：这样会耽误她的学习。“我不要成为女儿的负担!”父亲的反对尤其强烈。“我把你照顾到情况好转了，就送你回家!”侯立晴也很坚决。

“爸爸把我和姐姐拉扯这么大，太不容易了。等我有出息了，一定要好好待爸爸。每当我感到生活辛苦的时候，我就这样对自己说。”侯立晴如是说。

大一刚开学，侯立晴就在南医大江宁校区附近的小区租了间地下室。一张单人床、一个柜子、一个洗手池和一盏灯，这是父女俩的这个容身之所里的全部陈设。小侯的同学曾来探望，她们都吃了一惊：那里很狭小，没有阳光，空气也不好。

但在侯立晴看来，只是觉得午休时间比别的同学紧张了一点而已。“只要早上比别人早起一些，晚上比别人晚睡一会就好了。”侯立晴说，“我觉得，只要有爸爸在的地方，就是家。”

再难，我也要走下去

翻开侯立晴大学一年级时的成绩单，有好几门课都是90分以上。在照顾父亲期间，她通常都是带着书本跑来跑去。晚上等到父亲睡下之后，她还要拿出书来学上一阵。“这个学期，最重要的两门课程是《生理》和《生物化学》，这两门课都被同学们列入医科生的四大名‘补’，不少同学都落马了，可她一门考了86，一门83。”侯立晴的辅导员老师孟楠评价说，这个成绩是比较优秀的，“更何况这还是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学习而取得的。”

“我爱读书。”侯立晴说，“爸爸常告诉我说，不读书，没知识，就不会有大出息。”为了报答父亲，她和姐姐的学习一直都很刻苦。从小，她俩的成绩均在各自的年级名列前茅。

初中时，侯立晴在每周仅10元的生活费中，仍要省下部分买些吃的给奶奶，这个处在长身体阶段的孩子多次因营养不良而昏倒。中考前夕，班主任李老师实在是心疼这么优秀的孩子，坚持为侯立晴订了一份牛奶。最终，侯立晴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江苏省丰县高级中学。丰县高中了解到侯立晴的家庭情况后，减免了她所有的学费，并每月给予100元补助，侯立晴仍然是尽量省下来贴补家用。

在了解了侯立晴的家庭情况后，大学班级里的同学都希望帮帮她。“但如果我们给她现金，她肯定不会接受。”于是，同学们就想其他的办法给她一些帮助。比如一起买书时，大家悄悄垫付，和侯立晴只说书打折了，只让她出一个零头;同学们还会自发组织，买好吃的去看望侯立晴的父亲。而侯立晴对于周围同学也总是非常热心。同学小梁来自天津，大一刚开始时总是想家，整天郁郁寡欢，侯立晴就像大姐姐一样关心她。“现在每当我有烦心事，首先会想到她。”梁同学说，“她就像亲姐妹一样贴心。”

《花田半亩》是侯立晴最爱看的书。作者田维在21岁时就因为血癌离开了人世，爱、感恩、坚韧、真诚，是这本书的主旨。小侯喜欢书中这样的话语：“心存感激地活，微笑地站定。”她说：“我喜欢看这些书，因为它们会给我勇气与毅力，帮助我克服消极的心态。”

“感到有压力的时候，我会出去爬山。”侯立晴笑着说，“生活再怎么艰难，我都要继续顽强地走下去。不去想生活还会怎样困难，只想尽力做好眼前力所能及的事。”

“每个人所生长的环境不同，所要承担的也不同。这是我要承担的，那我一定会勇敢地承担起来。”在她那柔弱肩膀的支撑下，父亲的身体一天天好转，现在已经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慢慢走路了。不久前，她把父亲送回了老家休养。现在，侯立晴天天坚持打电话回家，除了及时了解父亲的病情，还嘱咐叔叔婶婶经常去家里看看。这个学期，侯立晴还常常去敬老院为孤寡老人服务，陪老人聊天，替他们推拿、按摩。

老爸戒烟记作文 篇5

我大喊一声：“老爸!”接着倒豆子地说起来：“人每天抽一根烟就减少寿命1分50秒，你抽了这么多烟了还抽?1到2根烟能毒死一只白老鼠，10到30克的纯尼古丁可以毒死一头牛，60到100克的纯尼古丁，可以毒死一个人，这些你都知道吗?!”没想到老爸非但不听，而且还翻着白眼吐着舌头，向我做了一个鬼脸。我气得咬牙切齿，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kitty猫啊?我只好使出终极武器，去找妈妈，想着妈妈一定能制服老爸。

妈妈听我说完，怒气冲冲地去找爸爸，妈妈对爸爸怒吼道：“儿子都是为你好，你还不听!真要气死我了!”一家之主妈妈发话，爸爸立刻扔掉烟，开始了戒烟计划。

黑猩猩戒烟记 篇6

黑猩猩艾艾看上去和普通的黑猩猩并没有什么不同，惟一不同之外就是艾艾会吸烟。艾艾常常嘴刁香烟，吞云叶雾，它抽烟的样子显得十分滑稽却又非常熟练．艾艾的饲养员吴明说．艾艾的烟龄已经有16个年头了（图１）

黑猩猩艾艾是如何学会抽烟的，又为什么一抽就是16年，难道黑猩猩也会染上烟瘾吗？

说起艾艾染上抽烟的不良嗜好，不得不提到它的一段伤心往事。

1982年，年幼的雌性黑猩猩艾艾和雄性黑猩猩健健同时从日本漂洋过海来到西安 “定居”。后来，两小无猜的它们渐渐长大，从开始的热恋到后来组成了家庭，就这样平静地过了10年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忽然有一天，健健的身体不舒服起来，开始只是拉肚子，并未发现其他的疾病，然而3天之后却突然死去了。健健的突然死去使艾艾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情绪一下子掉进了深谷。

黑猩猩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它的模仿能力很强。由于动物园是不禁烟的，有些不自觉的游人将烟头投入艾艾在室外的活动场地。此前，艾艾对那些烟头总是不屑一顾，可突然有一天，艾艾默默地拣起一个烟头，慢慢地放进嘴里抽了起来。从此，拾烟头、抽烟逐渐成为艾艾生活的一部分。

再后来遇到艾艾烦躁不安时，饲养员吴明就给它一支烟，它拿来抽上以后就安静下来了，这说明艾艾吸烟已经上瘾（图2）。

第一次主动戒烟划上了句号

平淡的日子过了一年以后，动物园又从日本为艾艾找来一只长它３岁的雄性黑猩猩大虎作它的新丈夫。大虎的来到，使艾艾重新找回了幸福的滋味，在此后的日子里，艾艾变了个样。

大虎对艾艾恩宠有加，投放饲料时，大虎总是先让艾艾把最喜欢吃的香蕉呀、橙子呀、梨呀吃了以后，自己才过去吃。平时它们坐到一起，大虎总会亲热地搂着艾艾的肩膀，就跟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一样。大虎来之前，艾艾的烟量不断地往上递增。大虎来了以后，艾艾的烟量明显减少了（图3）。

虽然不再孤单的艾艾对香烟的依赖减少了许多，但偶尔还会去捡拾游人扔下的烟头吸上几口。我们知道香烟里的尼古丁是使人成瘾的原因，那么要多少根香烟的刺激才会使人染上烟瘾呢？科学研究显示，一个人在吸入大约100支香烟后，其脑部的化学物质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开始对尼古丁产生了依赖。当然，养成了吸烟的习惯，也是抽烟上瘾的一种因素。

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切知道艾艾的烟瘾到底有多大，不过此时的艾艾对香烟的依赖性还不是很强，它最初吸烟也许是因为孤单，那么，一旦艾艾的生活丰富起来，它会不会就此告别香烟呢？

不久，艾艾和大虎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给艾艾增添了不少的欢乐。艾艾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经常逗孩子玩。有时孩子一叫，它就紧紧地把它搂在怀里。加上要经常哺乳，忙得团团转的艾艾似乎忘记了吸烟。陶醉在初为母亲喜悦之中的艾艾，身体和精神状况一天天好了起来。两年以后，艾艾的孩子被送到了沈阳动物园。尽管这种母子分离让艾艾感到痛苦，但艾艾只是烦躁，并没有增加吸烟量。

一年多以后，艾艾的第二个孩子灵灵出生了。这一次，艾艾对这个孩子更加百般呵护，只要孩子有一点动静，它就会赶紧抱在怀里。这时候的艾艾几乎不吸烟了。

然而灾难又一次突然降临，艾艾的生活再次遭到了巨大的变故:灵灵突然暴病夭折了，不久，大虎又在一天夜里因病突然死去。一下子失去了孩子和丈夫的艾艾，迷茫不知所措。不管是早晨还是夜里，经常就这么两眼直直地呆坐着（图4）。

几天以后，艾艾又朝饲养员要烟抽了。出于同情和理解，饲养员满足了艾艾的要求。打这以后，艾艾就完全离不开香烟了。目前，艾艾平均每天要抽掉８～10根香烟。从它最初接触香烟到现在，艾艾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抽烟对身体的伤害，艾艾的反应开始有些迟钝，经常出现便秘，精神状态比以前差了许多。看到这种情况，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决定给艾艾强行戒烟。

但是，给高龄的艾艾戒烟，真正操作起来容易吗，而且戒烟就能够改变它目前的生活状况吗？

求助社会寻找戒烟妙方

为给艾艾戒烟，野生动物园决定向媒体求助，向市民征求戒烟良方。

《西安晚报》记者黄亚平第一个对艾艾戒烟进行了报道，随后更多的媒体也进行了报道。黄亚平介绍：报道以后，社会反响特别强烈，可谓高招叠出。《西安晚报》专设的热线电话开通的第一天，就接到了100多位读者打来的电话，纷纷给艾艾戒烟支招。有的说喝戒烟茶。甚至有的小朋友出主意说，能不能给艾艾的香烟里面卷一个响炮，艾艾一抽，这个炮“砰”的一炸，受到吓唬以后，艾艾今后就不敢拿烟抽了。还有些老中医说要给艾艾针灸戒烟（图5）。

不过，这些戒烟办法到底能不能用在黑猩猩的身上呢？工作人员经过筛选，决定选用几种方法进行试验。

第一招：“电子烟”，闪亮登场。“电子烟”最明显的特点是装有人工合成的烟碱，即尼古丁，而不含有对身体有害的焦油等物质，它用电子芯片来控制尼古丁的摄入量，使吸烟者逐渐摆脱对香烟的依赖。

饲养员把“电子烟”递给艾艾，看样子艾艾似乎没有察觉到这支“烟”跟以往有什么不同，有滋有味地吸了起来。使用“电子烟”一段时间以后，艾艾的吸烟量开始下降了，人们无不为之感到高兴。

正当大家都以为没有问题了的时候，却发现这种高科技戒烟产品并不适合聪明的艾艾。由于“电子烟”不用点燃，艾艾见这根“烟”老抽也不见短，便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一开始，它将“电子烟”正着抽一会儿，倒着抽一会儿，后来干脆将“电子烟”放进嘴里用牙齿咬呀咬，当工作人员好不容易将“电子烟”骗回来时，“电子烟”早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就这样，“电子烟”刚见一点成效就败下阵来了（图6）。

但是，工作人员给艾艾戒烟的决心并没有受到影响。这一次，他们为艾艾选择了“戒烟液”。

第二招:戒烟液，重装上阵。吸取了“电子烟”失败的教训，工作人员改为给艾艾一支能够点燃的真香烟，不同的是在这支香烟里加入了一种“戒烟液”。这种“戒烟液”采用30多种植物提炼而成，通过刺激口腔感觉神经来使烟味变淡，最终达到消除对尼古丁的依赖。

艾艾拿到这么一支“普通”的可以点燃的香烟总算心满意足了。可是，工作人员很快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种“戒烟液”属于薄荷型的，艾艾吸了感觉挺清凉，咽喉比较舒服，这样一来，它反而越抽越多了。虽然生产厂家说这是正常现象，过一段时间就会减少吸烟量了，但大家还是不放心，加上担心“戒烟液”中的成分会对艾艾身体有副作用，于是，决定停止使用“戒烟液”。

两轮试验都以失败告终，这让大家多少有些泄气。既然没有速成的方法，只好采用“笨办法”了。

第三招:控制吸烟量，笨办法救急。首先饲养员对艾艾抽烟的要求不再有求必应。同时，在艾艾的饮食上大下功夫，比如增加一些维生素，多提供水果。艾艾平时最爱喝牛奶，于是，每当艾艾情绪不高时，就给艾艾喝牛奶（图7）。

另外，饲养员还给艾艾提供了特别的精神食粮，经常唱歌给艾艾听。艾艾除了能听到一般的歌曲，还能享受到当地特有的戏曲秦腔。饲养员还经常让另外一只雌性黑猩猩来陪伴艾艾。应该说，采用这些方法以后，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现在艾艾已经很少主动向人要烟抽，身体和精神也比过去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