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率结构

税率结构（通用7篇）

税率结构 篇1

一、引言

税收负担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由于有效税率法的平均有效税率能够反映税收总量与相对应税基之间的分配关系,更加注重平均税率效应的抓取,能够更加有效地衡量经济增长中某一经济要素的实际税负水平,所以取代以往的宏观税率和法定税率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衡量要素税负水平的重要指标。

Mendoza et al ( 1997) 开创了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先河。他们通过测算G7和11个OECD国家的有效税率,运用面板数据检验该地区有效税率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所得税征收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而消费税征收与私人投资正相关,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1]。Carey和Rabesona ( 2002) 对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修正和补充,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考虑了社会保障缴费扣除,将雇主缴费的社会保障和财产税分别纳入劳动和资本收入范畴,使研究更加贴近现实[2]。Chen ( 2007) 则认为在短期内,高资本有效税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21初期,我国学者以Mendozal等创立的平均有效税率法为基础,根据我国税种的属性特征,开始关注我国有效税率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展开研究。刘沧溶和马拴友 ( 2002) 、王维国和杨晓华 ( 2006) 、王亚芬 ( 2011) 等学者都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有效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和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影响,但效应存在差异。崔治文和王蓓 ( 2011) ( 2012) 分别构建了SVAR和VAR模型考察了有效税率结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影响,结果表明: 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和劳动收入有效税率有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对资本收入征税不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3]。崔治文和章成帅 ( 2013) 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31个省 ( 市、自治区) 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 三种有效税率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明显的省别效应[4]。

综上所述,尽管有许多文献运用不同的实证方法,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但基本上都是从我国总体有效税率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来研究的。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有效税率结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基于上述判断,本文首先对我国31个省 ( 市、自治区) 2003- 2012年的资本、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进行了测算,然后运用2003 - 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构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模型,对比分析各地区有效税率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我国平均有效税率核算体系构建和样本选取

我国学者对平均有效税率的研究大多都借鉴了刘溶沧和马拴友在其相关研究的方法体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按照现有税种的税目要素属性归类分摊,刘初旺 ( 2002) 、李芝倩 ( 2006) 、成学真和王大林 ( 2007) 、崔治文和王蓓 ( 2011) 、岳树民和李静 ( 2011) 、李凯和张生勃 ( 2012) 、姜艳凤 ( 2015) 等采用此种分摊计算方法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另一类是梁红梅和张卫峰 ( 2014) 以Mendoza创立的平均有效税率法为理论基础,对我国流转税各税种相关税目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在此基础上采用与以往研究不同的分摊比率考查了我国1985 - 2012年间我国的资本、劳动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变动情况。本文在综合参考以上学者的方法基础上,考虑到税种变动的实际和数据的可得性,进行调整建立资本收入平均有效税率 ( TK ) 、劳动收入平均有效税率( TL ) 和消费支出平均有效税率 ( TC ) 的方法体系。

根据我国税制变化和研究方法对时间跨度的要求,本文在样 本选取时 首先以我 国31个省( 市、自治区) 2003年 - 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总体,在此基础上按东、中、西部对数据进行归集,测算和比较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以及全国的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平均有效税率。

由于本文对有效税率测算涉及了我国东、中、西部31个省份10个年度的三个指标,共计930个数据。数据量庞大和篇幅限制,在文中无法一一列出,我们仅对其进行一般性统计描述 ( 表1) 。

数据来源: 根据 《 中国税务年鉴 》、《 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统计年鉴 》 和各省市统计年鉴等计算而得 。

表1显示,东部地区资本、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最大值在三个地区中最高,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最小值也高于其他两个地区,而资本和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最小值却低于其他两个地区。中部地区资本、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均值都低于其他两个地区,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最大值也都低于其他两个地区,而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最小值却高于其他两个地区。西部地区资本、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均值虽低于东部地区却高于中部地区,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最大值也远远高于中部地区,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最小值却低于其他两个地区。东部地区资本、劳动收入和资本支出的有效税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标准差也相对较高。所以,无论是劳动收入还是消费支出,东部地区的有效税率值最高且高于全国水平; 西部地区的资本收入有效税率都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且高于全国平均税率约1个百分点。

三、有效税率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实证

( 一) 模型估计与假设

一般面板数据模型为:

其中,xit= ( x1,it,x2,it,…,xn,it) ,αit代表了横截面单元的个体样本点特性,反映了模型中被遗漏的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xit是影响所有横截面单元的外生变量向量,βit是参数向量,误差项uit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 σ2μ的正态分布。

假定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即参数不随时间变化,( 1) 式可以写为:

模型 ( 2) 式常用的有如下三种情形:

情形一: αi= αj,βi= βj

情形二: αi≠ αj, βi= βj

情形三: αi≠ αj, βi≠ βj

面板数据研究中首先对被解释变量y的参数是否在所有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是常数进行检验,即确定所研究的问题属于上述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以便确定模型的形式。通常使用,也称为协变分析检验 ( F检验) ,主要检验以下两个假设是否成立。

假设1: 截距不相同,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即:

假设2: 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点都相同。即:

对模型估计,就要对模型的假设进行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接受假设2,那么该模型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拒绝了假设2,那么就应该检验假设1,判断斜率是否都相等。如果检验结果拒绝了假设1,就应该采用模型 ( 2) 。

检验假设1的F统计量:

检验假设2的F统计量:

在 ( 5) 式和 ( 6) 式中,S1、S2和S3分别为变系数模型 ( 2) 、变截距模型 ( 3) 和不变系数模型 ( 4) 的残差平方和,n为截面样本点的个数,T为时序期数,K为自变量的数目。

(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区间为2003 - 2012年,被解释变量为实际GDP的增长率 ( RGDP) ,解释变量包括资本收入有效税率 ( TK) 、劳动收入有效税率 ( TL) 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 ( TC) 。由于总产出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那么人均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或者投资大小; 另外,经济增长研究表明,经济的开放度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5]。因此,在研究有效税率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需要加入控制变量: 投资率 ( INV) 和经济开放程度 ( OPN) 。资本、劳动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基于前面的方法计算而得。投资率 ( INV) 是指固定资产投 资额占GDP的比重,经济开放 度( OPN) 是指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实际GDP增长率是按GDP平减指数折算以后的真实增长率( 上年 = 100) 。以上变量指标的数据由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整理所得。

( 三) 统计检验与模型选择

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3年 - 201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F检验,得到F1= 2. 07 ,F2=2. 91 ,均大于1% 的显著性水平的相应的临界值,因此拒绝假设1,即应采用变系数模型。这表明我国从2003年以来31个省市有效税率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不一致的,不同地区之间是有显著的差异。采用类似的检验方法对样本数据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归纳,一遍选定合适的模型考查地区间有效税率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在1% 显著性水平下的F2值大于临界值,F1值小于临界值,说明各有效税率、投资率和经济开放度在东部地区不同省份之间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差异,而不同省份的自身经济发展现状对各自的经济增长影响有着明显的差异。因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关系式应采用变截距模型 ( 3) ; 中部地区的F1和F2的值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大于临界值,说明中部地区各个省份之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具有很大的不一致性,不同省份的差异是显著的。因而,中部地区的经济关系式应采用变系数模型 ( 2) 。这和全国31个省份经济关系的F检验结果一样,表明中部地区最能代表全国平均的经济发展状况;西部地区的F2值在1% 显著性水平下小于临界值,说明西部地区各个省份之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各有效税率、投资率和经济开放度在西部地区不同的省份之间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没有显著不同,因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关系式应采用混合回归模型 ( 4) 。

( 四) 实证结果分析

相关的实证研究一般都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是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如果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与某个解释变量相关,则称为固定效应; 如果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与所有解释变量均不相关,则称为随机效应。通常需要通过数据来检验究竟该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用Eviews 6. 0软件得Hausman Test统计量chi2( 5)= 48. 86 ,P值为0,应该拒绝原假设: 随机影响模型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选择固定影响模型。横截面的异方差与序列的自相关性是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时可能遇到的最为常见的问题,此时运用OLS可能会导致结果失真,因此为了消除影响,对我国东、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分析采用不相关回归方法来估计方程。

1. 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表3显示,东部地区的资本和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检验。在控制了其他变量时,当资本收入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降低19. 39个百分点; 当劳动收入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降低56. 8个百分点。可见,对资本和劳动收入征收的税收收入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将抑制经济增长。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系数为正,但是不能够通过检验,说明东部地区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增加没有显著的影响。此外,东部地区投资率和经济开放度均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由东部地区各省固定效应来看,海南省的正效应最大,广东省的负效应最大。

2. 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表4显示,除了山西省和内蒙古省以外,中部地区其他7个省份基本上说明: 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下,资本和劳动收入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内蒙古省的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系数为负且显著通过检验,资本收入的有效税率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是不能通过检验。山西省的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的系数虽然为负,但是不能够通过检验。

3. 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如下:

由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各系数都通过了检验,西部地区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的系数为负,说明这两个有效税率的提高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而西部地区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系数为正,则说明这一税率的提高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就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来看,这一结论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不太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绝对的,而且也不一定是主要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可能是人才、制度、技术、市场、自然禀赋、地理环境等,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这些方面比西部地区有优势。从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角度分析,西部地区较东部和中部地区劳动人口的质量相对较低,数量相对较少,生活成本也相对较低。因而对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征收一定的税收有利于经济增长。从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的角度分析,西部地区较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构成大多为奢侈品消费支出,所以西部地区的消费支出有效税率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较,其承受税收负担增加冲击的能力较弱。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2003 - 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实证分析对象,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来研究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由于三大地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通过F检验,对三大地区建立了不同的模型分析采用不相关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 见表5) 。

结论1: 东部地区通过建立变截距模型得到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显著。

结论2: 中部地区通过建立变系数模型得到资本和劳动收入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结论3: 西部地区通过建立不变系数模型得到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劳动收入有效税率对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东部和中部地区恰恰相反。

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是: 为促进全国经济健康持续协调发展,需要针对三大区域的不同经济发展情况,对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税收收入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征收侧重点。东部和东部地区可以适当降低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有效税率,提高消费支出有效税; 西部地区可以适当降低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提高劳动收入有效税率。

税率结构 篇2

关键词：增值税,改革

增值税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战时期, 与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业、邮政电信业和7个部分现代服务业已经完成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而还未转变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生活服务业都是增值税改革的阻力。同时, “营改增”试点过程中的问题也陆续出现, 应当在营改增进程中加以改进。本文从国民经济结构和税率两个方面对增值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进行探讨。

一、国民经济结构和增值税改革的互动效应

从世界税收制度演变规律来看, 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与该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一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推动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进而影响一国税基、税收结构和税收总量, 从而推动一国税收制度的演变。从国外城市化过程来看, 城市化首先推动的是工业的发展, 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国外经验是城市化率达到50%) , 城市化开始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而对工业的推动效应开始下降。

2013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3.73%, 超过50%的临界点, 同时中国工业化开始出现了下降的态势, 这表明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对工业化的推动效应已经开始下降, 而对服务业的推动效应出现上升, 中国经济结构开始表现出服务化的趋势, 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在当前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税收制度下, 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增值税税基下降, 营业税税基上升, 从而使得增值税税负增长落后于营业税税负。1994年, 国内增值税收入2308.34亿元, 营业税收入670.02亿元, 而2013年增值税收入28803亿元, 营业税收入17217亿元。相较而言, 增值税收入增长慢于营业税收入, 以致近年来营业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相对稳定, 而我国增值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则出现了下降。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下经济结构的变化对税负的影响在发达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所以, 从国民经济结构的发展趋势来看, 增值税“扩围”已经到了不得不扩的时候了, 如果再不进行增值税扩围, 那么中央财政影响力将日趋减弱。

二、增值税“扩围”税率问题相关研究

相比营业税对营业额全额征收的计税方式, 增值税对增值额征收从理论上说是向税负公平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由于不同行业的增值率不同, 改征增值税后增值率不同的行业面临的税负变化情况极为不同。增值率高的行业税负将相对提高, 增值率低的行业税负将相对下降。

1. 关于简化税率的问题。

征收增值税的发达国家, 许多国家都采用超过了两档以上的税率。在低税率设置问题上, 特别是实现对全部流通领域的商品和劳务征收增值税的法国和德国, 其低税率仅有标准税率的三分之一左右。我国税率设置中, 标准税率中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为17%、交通运输业为11%、部分现代服务业为6%;低税率为13%;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征收率为6%、5%、4%、3%、4%减半征收, 税率设置明显过多, 过乱, 不利于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 也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空间。

基于国外经验和我国的实际, 我国的税率应当调整。近几年来, 物价快速上涨, 食品类增值税的正常征收都往往成为部分学者宣扬税收推高物价的重要依据。而作为涉及民生的公共交通、食品加工、医疗卫生等行业在未来的增值税改革中应当考虑适用低标准的税率。建议将增值税税率设为4档, 标准税率为13%、低税率为6%、征收率为3%和出口产品零税率。

2. 适用零税率的行业。

关于金融服务业, 因为金融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宏观经济的杠杆, 金融成本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活性, 加之确定金融业的增值额异常困难, 所以, 金融服务业应当适用增值税的零税率。虽然增值税“扩围”改革如果金融业适用6%的低税率, 金融业仍可实现减税负的目的。但是应该看到如果将来金融业实现免征增值税, 首先可以避免因为对金融业进行征管而产生的无谓损失;其次, 免税而少缴的资金将可以直接进入金融市场, 提高市场流动资本金;最后, 因为更多的资本金进入市场, 便可以产生压低存贷款利率, 为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提供空间, 进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正外部性。金融业免税而减收的财政收入与金融业免税而减少的财政支出相比, 国家财政仍属于正收益, 我们对经济管控也更具市场化、科学化。

涉及社会公共福利的事业, 例如教育、保险、文化、体育及医药等行业, 在未来的增值税“扩围”改革中也应当考虑适用零税率, 从实处实现降低公众基本生活的负担。而作为中国人头上三座大山之首的“房价问题”, 房地产业除了因为土地财政的原因, 房价被推高之外, 房地产业的税费成本, 也是房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 在解决公众基本住房需求的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的建设领域, 应当适用零税率。而面积较大的豪宅、别墅等房地产建设项目应当适用标准税率, 以实现基本住房的价格稳定。

这些方面, 欧洲部分国家已经有了许多的经验如瑞典对教育、银行、保险、文化、体育及医药、护理等个别行业免征增值税, 德国对金融、燃料、电力、房地产行业免征增值税。除此之外, 大部分欧盟国家对金融行业都免征增值税。

参考文献

[1]李志学, 付晓玥.增值税扩围改革问题研究述评[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01) .

[2]沈开艳, 杨亚琴等.营改增税制改革的经济效应与政策建议[N].东方早报.2014-01-21 (012) ..

解决税率倒挂促进税收公平 篇3

1、农产品深加工行业的“高征低扣”。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 在农产品加工行业中, 简单加工或自产自销的农产品免征增值税, 初加工产品使用13%的销项税率和扣除率, 而深加工产品则适用17%的销项税率和13%的进项税率。“高征低扣”使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多承受了4个百分点的增值税税负, 远远大于一般企业2%~3%的平均税负, 给众多农产品加工企业增加了生产经营压力, 压缩了农产品企业的利润空间。当前, 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低利润、低附加值企业, 发展中存在着诸多困难, 税负过重更加重了企业负担, 束缚了企业发展。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农业加工业的经营模式, 根据其对外披露2014年度财报测算, 其增值税税负率达到了11.8%, 远远高于医药行业的平均税负率8.5%。其主要产品原材料为:驴皮、中药材。究其原因是以上主要原材料抵扣税率为13%, 而生产出来产品阿胶、复方阿胶浆等主力产品销项税率为17%, 企业无形之中多承担了4%的增值税税负率, 加重了企业负担。

2、农机产品的“低征高扣”。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规定,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农机产品 (整机, 不包含农机零部件) 适用13%的增值税税率, 而形成进项税额的生产农机产品所耗用的原材料和农机零部件的增值税税率却是17%, 无形中在增值税征税和扣税之间造成4%的“倒挂”税负差异, 即所谓的“低征高扣”。农机产品的“低征高扣”政策造成了该行业大量的一般纳税人在生产经营中产品有增值却不能实现税款, 造成了国家税款流失。因为税收制度设计的低税率而“隐藏”了产品“增值”的事实, 这一现象违背了增值税的实质课税原则和公平原则, 也成为农机生产行业在9%毛利率下普遍没有实现增值税的主要原因。“低征高扣”政策导致同一类型产品税负不公。一方面, 生产农机产品的小规模纳税人仍然需要缴纳3%的增值税, 形成对同一类型产品的征税税负不一致;另一方面, 部分技术先进、质量过硬、利润率高, 达到纳税临界点的农机产品与长期存在留抵税额的产品相比要承担一定的税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对研发投入、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低征高扣”政策为企业提供了避税机会, 也为企业长期零申报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使企业不注重成本核算和税务核算, 给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带来不便。同时, 企业还利用“低征高扣”政策, 运用大量留抵税额进行避税, 如对关联企业高价销售低价购进, 转移关联企业的税负, 使关联企业少缴税, 为关联企业避税提供了机会。“低征高扣”政策使农机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倒挂, 农机企业长期不缴税或缴税很少, 虽然这是隐性补贴, 总体上对企业的收益有好处, 但由于我国现行增值税制对留抵税额不予退税, 而是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这样造成企业的留抵税额长期挂账, 占用了企业的流动资金, 增加了企业的资金占用成本。

3、抵扣条件不严格, 自行开具收购发票抵扣税款的办法不便于税收管理。在农产品收购环节, 农业生产者无法提供扣税凭证, 为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 规定由购货方自行开具收购凭证, 实行自填自开, 自行抵扣, 从而割裂了购销双方的制约关系。同时, 收购凭证的格式和内容, 由各地税务机关自行设计、印刷, 无任何防伪标记。收购发票由收购者自行开具, 税务机关对供货方的身份难以确定, 收购者从无证经营户中购进或从经营单位中购进农业产品, 在数量上、价格上大做文章。再加上目前实行的金税工程, 还没有将收购凭证纳入其中进行管理, 仍游离于金税工程的监控之外, 损害了增值税内在的监控机制, 对增值税税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二、目前政策实施情况

针对出现的“高征低扣”“低征高扣”等情况,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通知》 (财税〔2012〕38号) , 决定在部分行业开展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 涉及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液体乳及乳制品等行业。值得关注的是, 该通知除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实施核定扣除办法, 不再凭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外, 扣除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将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率由现行的13%修改为纳税人再销售时货物的适用税率, 即纳税人销售的货物适用13%税率的, 则扣除率为13%, 纳税人销售的货物适用17%税率的, 则扣除率为17%。以用农产品为原料, 生产加工17%适用税率的货物为例, 如果原料扣除税率为17%, 则4%的优惠就得以享受;如果原料扣除税率为13%, 就享受不到这种优惠。

安徽省自2014年2月1日率先把皮棉、棉纱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范围, 成为全国范围内首个打破“高征低扣”政策的省份。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家税务局2014年10月1日起执行下发的《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对购进农产品籽棉为原料生产皮棉;对购进农产品皮棉为原料生产棉纱等项, 实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随着这类政策的相继出台, 国家逐步引导消除税率差异, 促进税务公平的体现。

三、建议

1、调整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增值税税率, 实行征抵一致, 统一采用13%的税率, 解决进销项“倒挂”现象。同时, 鉴于农产品加工企业自行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 取得的普通发票在抵扣进项税时的诸多弊端, 从便于税务机关加强税源监管, 纳税企业更便于操作的角度出发, 应取消农产品普通发票的抵扣功能, 仅作为一般的财务核算凭证使用真正减轻企业负担, 进一步推进“三农”可持续发展。

将自产农产品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由于农业生产者在生产农产品的过程中要投入一定的农业生产资料、固定资产以及农民自己的大量劳务, 农业生产者已经承担了相当多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而这些进项税额又难以凭有效凭证在销售农产品过程中予以抵扣。因此, 建议在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的农产品环节, 按销售额乘以17%的税率来确定其增值税销项税额, 再按销售额乘以税法确定的计算扣除率来确定其进项税额, 从而得出其应缴增值税, 并由农产品收购单位代扣代缴。具体的计算扣除率由国家根据财力水平和农民承受能力确定, 最高可达17%, 即实际对农民销售农产品不征增值税。

2、统一征税和扣税税率, 对企业实现税款采取退税政策。建议把农机产品生产销售增值税税率由现在的13%提高到17%, 购进抵扣税率不变。通过对征、扣实行同一税率, 既符合增值税税制设计的基本原理, 不破坏增值税环环相扣的链条, 做到产品增值就增税, 还可有效避免部分企业利用“低征高扣”增值税政策的税负差距人为调节关联企业增值税税款问题。同时, 对由于提高产品适用税率而实现上缴的税款给予即征即退或先征后返的优惠。由于农机生产企业提供的产品经济效益低, 社会效益高, 带有“公益”性质, 因此对农机企业也可像对农业产业一样, 采取“多补少取”的优惠政策, 对农机企业上缴的税款实行退税或财政返还政策, 以缓解农机企业的资金和生存压力。对退税款项实行专款专用制度, 只能用于农机产品研发和技术投入, 以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 确保我国农机产业的稳步健康发展。

3、在现阶段下对农机企业留抵税额实行退税或财政返还政策, 缓解农机行业的资金紧张状况。对目前已经形成的留抵税额进行返退, 不仅可以体现税收对产业和经济的扶持和调节作用, 更能体现国家对农业产业化战略的支持。因此, 对农业装备制造企业增值税留抵税额可以实行当年退还或财政返还企业办法, 既维护增值税链条的稳定, 也符合增值税原理, 还有利于减轻企业资金压力。退税所需财政资金, 可以采取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的方式, 以减轻地方财政的压力, 也可以按现行增值税分配比例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承担。

4、从国际经验看, 目前实施现代型增值税制度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 采用的都是单一税率, 在其增值税制度统一实施和运行后, 并没有出现行业间的税负差别过大的问题, 反而较充分地体现了税收公平。未来需要考虑尽早解决增值税多档税率的减并问题, 否则税率统一问题久拖不决, 将成为营改增“后遗症”。

摘要：营改增后, 我国增值税形成了多档税率并存的格局。尽管多档税率并存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但随时间推移和改革的深化, 多档次的增值税税率出现“高征低扣”或“低征高扣”等不公平、损害增值税中性的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

关键词：税率,高征低扣,低征高扣,公平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的通知》 (财税〔2013〕57号)

[2]《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有关问题的公告》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安徽省财政厅公告2013年第11号

关税税率的税务筹划研究 篇4

一、关税税率

目前我国关税税率的形式主要有:一是进口关税税率,我国进口税则对进口货物的关税税率设有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特惠税率、普通税率、关税配额税率等。二是出口关税税率,为鼓励国内企业出口创汇,提高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我国对大部分出口货物不征收出口关税。三是暂定关税税率。四是配额关税税率,我国海关规定,对在进口配额范围内进口的货物可适用于更低的配额税率,对超出进口配额范围内的进口的货物按普通税率征收关税。五是关税的从量税率、复合税率和滑准税率。

二、关税税率的税务筹划

(一)零部件与成品关税的税务筹划

虽然关税税率是不可变的,但是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原材料、零部件的关税税率与成品的关税税率相比,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关税税率最低,半成品的税率次之,产成品的税率最高。因此企业可以考虑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生产,从而降低关税税负。

例1:国外汽车生产企业w向中国汽车销售企业Y进口100辆小轿车,每辆小轿车的完税价格为8万元,假定进口环节的关税税率为28%,消费税率为5%,增值税率为17%。如果完全按市场价格进口,则W企业应纳税额为:应纳关税额=8×100×28%=224 (万元);应纳消费税额=(8×100+224)/(1-5%)×5%=53.89 (万元);应纳增值税额=(8×100+224)/(1-5%)×17%=183.24 (万元);应纳税额=224+53.89+183.24=461.13(万元)。

经过税务筹划,国外W企业决定在中国设立自己的汽车组装兼销售公司Z,并且将原来进口整装汽车的方式改为进口散装汽车零部件。一辆汽车的全套零部件以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Z,这样,散装零部件进口环节关税税率降为10%,而且进口环节不用缴纳消费税,则W企业应纳税额为:应纳关税额=6×100×10%=60(万元);应纳增值税额=(100×6+60)×17%=112.2(万元);应纳税额=60+112.2=172.2(万元)。

虽然消费税和增值税的一部分在以后生产环节需要补交,但延缓了纳税时间,相当于向财政部门获取了无息贷款,而仅从关税的减少额而言,该企业至少可节约税款164万元。

(二)保税制度的税务筹划

保税制是对保税货物加以监管的一种制度,是关税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可以简化手续,便利通关,有利于促进对外加工、装配贸易等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的保税制度包括保税仓库,保税工厂和保税区等制度。

保税制度为各出口企业提供了延迟缴纳进口货物应纳税款的优惠,从而相当于从海关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关键环节是出口企业能否将其进口货物向海关申请为保税货物。如果能够申请,从批准日起暂时免征进口关税,而后视货物经储存或加工或装配后是否复运出境,再决定需不需要补交税款。显然,作为用进口货物加工出口商品的企业,不论其进口货物最终流向何处,都能在批准日到补交税款之间的期间内占有该笔税款的时间价值,从而能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和效果。

另外,保税是一个包含众多环节的过程,如果进口货物最终将复运出境,其基本环节就是进口和出口环节,通过进出口环节可以寻找到税务筹划的切入点。在这两个环节,既是进口公司又是出口公司的企业都必须向海关报关,企业填写的报关表中有单耗计量单位一栏,其表示方式有:度量衡单位/度量衡单位,如:米/米、吨/立方米等;度量衡单位/自然单位,如:吨/块、米/套等;自然单位/自然单位,如:件/套、匹/件等。度量衡单位容易测量,而自然单位要具体测量则很困难,所以利用自然单位/自然单位的计量形式便可以进行税务筹划。

例2:我国家具生产公司W,当年1月从某国进口一批木材,并向当地海关申请保税,其报关表上填写的单耗计量单位为:200块/套,即做成一套家具需好用200块木材。而该公司由于近期引进先进设备,目前加工一套家具仅需用150块木材,由于其准确测量难度较大,海关认为W公司诚信良好,给与批准。8个月后,W公司将成品复运出口,完成了一个保税过程。现假设W公司进口木材10万块,每块价格100元,关税税率为50%,其关税降低额为:(100000-100 000/200×150)×100×50%=125(万元)。W公司由于灵活运用单耗计量单位,成功地降低税负125万元。

(三)原产地的税务筹划

关税条例规定,进口税率分设有普通税率和优惠税率(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和特惠税率)。对于原产地是与我国未签订关税互惠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货物,按普通税率征税;对于原产地是与我国签订有关税互惠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货物,按优惠税率征税。因此,原产地的税务筹划关键在于如何避免普通税率的重负,获取优惠税率的利益。关于原产地的确认,我国基本上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两种标准:一是全部产地标准,即对于完全在一个国家内生产或制造的进口货物,其生产或制造国就是该货物的原产国。二是实质性加工标准,指经过几个国家加工、制造的进口货物,将对货物进行经济上可以视为实质性加工的国家作为有关货物原产国。实质性加工试制产品经过加工后,在进出口税则中四位数税号一级的税则归类已经有了改变;或者其加工增值部分所占新产品总值的比例已经超过30%。

企业应根据所需要的进口货物的关税优惠税率的相关政策,对其进行有效地税务筹划。对于第一个标准及全部产地标准,进行关税税务筹划的可能性较小;但对于第二个标准,即实质性加工标准,首先,就实质性加工的第一个条件而言,从税收角度来看,重要的是必须表现为税目税率的改变。例如,某企业在新加坡、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设有零部件供应企业,新加坡的子公司生产汽车仪表,韩国的子公司生产汽车轴承和发动机,菲律宾的子公司生产阀门,马来西亚的子公司生产轮胎,越南的子公司供应玻璃。那么总装配厂应当选择在何地设置、是否与中国签有关税互惠协议,并仔细比较与中国签订关税互惠协定的国家或地区中,哪一个更优惠,哪一个在经济成本上更为有利可图,从而做出选择。当然除了考虑关税因素外,还要兼顾该国家或地区是否实行外汇管制和出口配额控制、政治经济形势是否稳定以及其他一些影响因素。其次,就第二个条件而言,如果已经选择了一个非常有利于降低税负的国家和地区,并建立总装配厂,可是总装配厂的加工增值部分的技术和价值含量达不到产品总值的30%,对此可以通过转让定价的方法,降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零件生产价格,从而加大总装配厂增值部分占产品总值的比重,使之达到或超过30%。

(四)关税减免的税务筹划

关税减免是国家对某些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殊调节手段,因此,企业应当充分理解和掌握关税减免政策,创造相关且合法的条件,使企业的进出口业务能够享受关税的减免优惠,从而降低关税税负。根据《海关法》的规定,关税减免以最惠国税率或普通国税率为基准,具体减免分为法定减免税、特定减免税和临时减免税。

法定减免税是税法中明确列出的减税或免税。符合税法规定可予减免税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人无需提出申请,海关可按规定直接予以减免税。《海关法》和《进出口条例》明确规定可以减免税的进出口货物有:关税税额在人民币50元以下的一票货物;无商业价值的广告品和货样;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物资;在海关放行前损失的货物;进出境运输工具装载的必需的燃料、物料和饮食用品。纳税义务人自缴纳税款之日起1年内,可以申请退还关税的情形包括:已征进口关税的货物,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原状退货复运进境,并已重新缴纳因出口而退还的国内环节有关税收的;已征出口关税的货物,因故未装运出口,申报退关的。

特定减免税也称政策性减免税,是在法定减免税之外,国家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和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发布的有关进出口货物减免关税的政策。特定减免税货物一般有地区、企业和用途的限制,《海关法》明确规定的使用特定减免税的货物有:科教用品;残疾人专用品;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加工贸易产品,包括加工和补偿贸易、进料加工;边境贸易进口物资;保税区进出口货物;出口加工区进出口货物;进口设备;特定行业或用途的减免税政策。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测算 篇5

国内外关于企业所得税做了大量的研究。 (1) 税收公平方面。秦蕾 (2005) 认为“西方税收公平思想的演进, 揭示了我国建立和谐税收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1]郭维真 (2007) 指出“从效率角度考虑, 比例税率无疑是便于税额计算和征管, 但是在公平上有所欠缺。”[2] (2) 税制设计方面。张明喜、王周飞 (2011) 认为“我国应在公平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以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3]Giorgia Maffini (2013) 指出“在基于减税趋势下, 进一步地公平税制是今后国际税制改革的主要趋势。”[4]Christian Bauer, Ronald B.Davies, Andreas Haufler (2014) 认为公司税制度结构设计应优先考虑公平, 公平的公司税可以促进经济良性发展。[5] (3) 累进所得税率方面。喻雷 (1986) 研究了幂税率, 为累进税率的设计与改革提供了借鉴。[6]Gupta和Newberry (1997)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采用累进税率的国家和地区, 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实际税负之间的正相关性关系更加显著。[7]张申杰 (2008) 通过数学分析解释说明了累进税率在税收纵向公平上的意义。[8]Luis H.R.Alvarze (2008) 指出“累进税率对刺激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积极意义。”[9]著名学者Daniel N.Shaviro (2011) 肯定了美国超额累进税率的公司税的积极意义, 认为美国政府应适当降低边际税率以保障国际税收竞争优势。[10]国外对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研究较多且较深入, 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与实务成果。相较国外研究, 虽然我国学者已经认识到现行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存在偏重效率却兼顾公平不够的现象, 只是采用简单的优惠政策来局部调节这种不公, 对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研究甚少, 与之相关的税率测算更是空白。本文拟在研究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理论依据和必要性的基础上, 测算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级次、级距与税率, 以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1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理论依据与必要性

1.1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理论依据

1.1.1 两权分离理论

随着现代企业股权分散加剧和管理专业化程度提高, 股东对其代理者“职业经理人”的要求也更加苛刻。由于信息不对称, “职业经理人”往往为自身利益会不择手段追逐利润最大化, 甚至漠视企业社会责任 (比如:“三聚氰胺”事件) 。施行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 可以更好地促使经营管理者处于“既希望利润高, 又希望利润低”的“矛盾”博弈中, 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自觉肩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当“盲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 由于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会使其缴纳更多的企业所得税, 此时经营管理者将会“清醒的”主动筹划纳税, 将利润安排得恰到好处, 比如:通过增加工资支出、加速折旧、公益性捐赠、绿色环保等, 避免短期行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

1.1.2 优化税制理论

优化税制理论继承和发展了“供给学派税收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当代税收理论的主流。“优化税制理论”认为所得税累进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 而应是权衡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结果, 从实证方面将对税收征管的研究纳入到优化税制理论体系中。基于这一理论, 1986年美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公司税改革, 并取得了显著成果。韩国、日本等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小企业采用累进税率征收公司税 (法人税) , 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1.3 财政交换理论

财政交换理论最早起源于Knut Wicksell关于财政学的自愿交换理论, 他在《财政理论研究》中将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公共部门, 并以此作为设计公平税制的理论基础。财政交换理论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实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标, 要求尽可能广泛地采用受益税;二是为了使当权者在决策中的自私自利最小化, 强调政治程序在约束预算决策中的重要性。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根据纳税能力纳税, 可以在保证应有的公平前提下发挥累进性的效率作用, 较少产生资源配置扭曲效应。

1.2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必要性

1.2.1 共同富裕的要求

共同富裕, 事关改革的性质、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前进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促进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扩大势必会影响我国社会和谐安定, 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恶性循环的负面影响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表明2014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69, 超过国际惯例0.4社会安全线) 。现行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不能体现按纳税能力纳税, 导致初次分配不公平, 现有的个人所得税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再分配调节作用, 致使我国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根据纳税能力施行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将有助于改善初次分配公平, 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税收制度支持。

1.2.2 税收原则的体现

量能负担原则是税收公平原则的法律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从国外经验看, 固定比例税率主要是为了满足财政需要的效率性, 在形式上实现依法征税, 不能兼顾企业发展状况与获利能力, 因此难以体现税收公平。企业从政府得到的“好处与特权”各不相同, 纳税能力也是不同的。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使所有的纳税人按照其实际纳税能力负担其应缴纳的税收额度, 在实质上实现税收公平, 同时发挥累进机制保障税源,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财税制度保障。

1.2.3 公平竞争的需要

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助于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 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固定比例税率未能考虑企业纳税能力, 不能代表税率公平, 形式上的单一税率不适合我国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且发展能力较弱这一国情。按纳税能力纳税有助于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加快资本积累, 刺激投资, 产生积极的税收效应,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 也有助于大企业提高竞争忧患意识, 创造良好的竞争氛围与外部环境, 实现更加公平的、共同发展的平衡生态。因此, 施行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有助于公平税负, 优化资源配置, 构建公平、和谐、有序的竞争环境, 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2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的测算

2.1 数据来源与级次级距

2.1.1 数据来源

选取苏南某地级市2013年查账征收类企业所得税作为测算样本。据2013年该市工商局统计数据表明全市98.5% (接近于我国中小企业数量比例) 的企业为中小企业。该市国税局2013年查账征收类企业数量为21 082家, 其中亏损企业数量为11 770家, 数据测算有效样本为9 312家应纳税所得额为正值的企业, 应纳所得税额合计2 828 166 012.06元。

2.1.2 级次级距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对小型微利企业划分标准之一为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 其中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万元 (含10万元) 按20%税率征收。参照美国、韩国、日本对应纳税所得额的级距设定 (参见表1、2、3) , 拟将测试样本中年应纳税所得额的级距划分为六个区间, 见表4。

测算结果表明:级距的设计应考虑税率的整体累进水平。在税率水平既定的情况下, 级距跨度较小, 纳税人的税负上升速度较快, 税率累进水平较高;级距跨度较大, 纳税人的税负上升速度较缓, 税率累进水平较低。

2.2 税率测算与数据分析

2.2.1 税率测算

在对苏南某地级市2013年应纳税所得额划分级距以后, 出于简化测算考虑, 拟在20%~30%税率区间内按照每级税率从1%至5%增长幅度进行逐次累进测试, 以最大程度满足低纳税能力的中小企业低税率的需要, 同时鉴于税收国际竞争优势, 对纳税能力最强企业的名义税率安排不高于目前固定比例税率的5% (即税率不高于30%) , 以期测试结果可以在纵向公平、量能负担的原则上实现税收效率, 从而佐证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在公平与效率上具有更好的优越性, 即根据不同纳税区间按纳税能力区别征税, 最大限度降低中低纳税能力企业税负, 同时考虑到财政支出的刚性, 所实现的税收总额不低于目前固定比例税率税收结果。鉴于目前我国企业发展状况不一, 纳税能力高低程度不同, 在借鉴美国税率中的“累进消失”结构以后, 最高纳税能力企业不宜再按超累进税率计税, 而应实行较低的固定比例税率, 以降低最高纳税能力企业税收负担, 鼓励企业向规模化发展, 提高企业纳税能力, 增强企业活力与税收国际竞争优势, 在整体上实现企业所得税税负公平。经试算, 最终将税率确定为20%, 22%, 25%, 27%和29%五级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和一级固定比例税率27% (见表5) , 此时税收效果最佳, 即公平性与效率性相对较优。

根据表5税率表对2013年苏南某地级市企业进行数据测算, 结果表明, 年应纳税所得额区间在 (0, 300 000) 内税率为20%;区间 (300 001, 1 000 000) 实际税率区间为 (20%, 21.4%) ;区间 (1 000 001, 2 500 000) 实际税率区间为 (21.4%, 23.56%) ;区间 (2 500 001, 12 000 000) 实际税率区间为 (23.56%, 26.28%) ;区间 (12 000 001, 100 000 000) 实际税率区间为 (26.28%, 28.67%) ;100 000 001元以上税率为27%。整体上税率走势呈平缓向上趋势, 相较固定比例税率,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具有累进性, 能够发挥税收弹性作用, 更具公平性, 见图1。

2.2.2 数据分析

经计算,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与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率测算效果对比见表6。测试样本中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可实现税额合计2 986 179 217.24元, 现行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率实现税额合计2 828 166 012.06元, 相比增加158 013 205.18元。其中测试样本中年应纳税所得额4300 000元以下的企业实际税负低于25%, 企业数量为9024家, 占测试样本96.17%, 即大多数企业较现行比例税率受益。

2.3 测算结论与政策建议

2.3.1 测算结论

从表6可以看出:

(1) 相较现行固定比例税率, 样本中绝大多数 (96.17%) 企业税负降低, 其中年应纳税所得额在250万元以下的企业应纳所得税额合计减少53 120 606.85元, 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 200万元以上的企业应纳所得税额合计增加205297 204.18元, 反映出测试样本能根据纳税能力纳税, 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有助于进一步公平税负, 体现公平性。

(2) 年应纳所得税总额较原固定比例税率计征纳所得税总额增长幅度为5.59%, 应纳所得税额合计增长158013 205.18元。在实现税收公平的基础上保障税源, 更好的实现国家财税收入适度增长, 体现效率性。

(3) 充分发挥了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越性, 可有效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切实贯彻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要求。

另外, 本测算难以针对企业所得税设计中其他条件进行测算, 如税收优惠、法定扣除项目、资本利得项目以及集团公司合计征收等。鉴于目前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存在优惠政策林立和偷逃税款现象 (比如滥用高新技术企业优惠资格) , 实施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税基 (减少优惠政策的使用) , 可以考虑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以便既实现税收公平高效又保障税制国际竞争优势。

2.3.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测算, 针对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 笔者建议:

(1) 适时推出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可以搜集范围更广、更加准确、更具代表性、更加全面的数据, 并做出筛选、整理与分析, 综合采用微观、TCGE、CGE等税收模型全面、系统、准确地进行测算与论证, 根据我国国情与企业实际发展状况, 深入研究企业纳税能力, 合理划分级次、级距, 科学设置税率。

(2) 配套设置与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相适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合理确定应税所得项目, 设定法定扣除项目, 减少优惠政策, 优惠方式以间接优惠为主。

(3) 可先行试点然后全面推开。将上述成果有选择性地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 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趋利避害, 为大范围推进打好基础, 更好地发挥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优越性。

3 结束语

亚当·斯密指出:“公平应成为税法的首要价值, 公平价值是税法与生俱来的本质。”通过对苏南某地级市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数据测算, 论证了施行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具有可行性, 且结果较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率更具公平性与效率性。

因此, 应进一步公平税负, 积极推进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制改革, 架构科学的财税体制。

参考文献

[1]秦蕾.西方税收公平思想的演进及对建立和谐税收的启示[J].税务研究, 2005 (3) :50-53.

[2]郭维真.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公平与效率[J].涉外税务, 2007 (7) :33-37.

[3]张明喜, 王周飞.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J].税务研究, 2011 (6) :26-28.

[4]Giorgia Maffini.Corporate tax policy under the Labour government 1997-2010[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13, (1) :142-164.

[5]Christian Bauer, Ronald B.Davies, Andreas Haufler.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optimal corporate tax structure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4, (110) :42-56.

[6]喻雷.试论幂税率[J].财经问题研究, 1986 (5) :36-39.

[7]S.Gupta, Newberry.K.Determinants of the Variability in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Dat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97 (16) :1-39.

[8]张申杰.累进税率税收筹划的数学分析与应用研究[J].经济与管理, 2008 (4) :56-59.

[9]Luis H.R.Alvarze.Progressive Taxation, Tax Exemption, and Irreversible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2008 (10) :149-169.

亚麻油的税率适用范围 篇6

★在线专家:

首先,我们看看总局有否明确针对亚麻油的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部分货物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国税发[1993]151号)文件:“植物油是从植物根、茎、叶、果实、花或胚芽组织中加工提取的。食用植物油仅指:芝麻油、花生油、豆油、菜籽油、米糖油、葵花籽油、棉籽油、玉米坯油、茶油、胡麻油,以及以上述油为原料生产的混合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亚麻油等出口货物退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5]974号)明确,亚麻油系亚麻籽经压榨或溶剂提取制成的干性油,不属于《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所规定的“农业产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应为17%。对出口企业出口的增值税按13%税率征税的亚麻油,地方税务部门应要求出口企业到供货企业换开按17%税率征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退税。否则,不予退税。

刍议个人所得税税率模式的选择 篇7

税制要素包括纳税单位、征收范围、税率、征收方式等, 其中, 税率表示征税的深度, 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更是体现税收公平和效益的核心因素。税率形式一般可分为累进税率、比例税率、累退税率。本文的研究中, 不包括累退税率, 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为主。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模式是指在个人所得税中, 各种税率形式相结合的模式。

一元税率模式是指在个人所得税中只采用一种税率形式, 如单一累进税率模式、单一比例税率模式都属于一元税率模式。单一累进税率模式主要应用于综合所得税模式中, 指将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 (一般为一年) 各种不同来源的所得综合起来, 减去法定减免和扣除项目的数额后, 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计征所得税的一种课税模式。完全的单一比例税率模式是对各种所得按单一比例税率征一次税, 即将全部净所得 (资本所得、劳动所得、其他所得) 减去全部扣除项目后按统一的比例税率征税。

二元税率模式是指在个人所得税中采用两种税率形式。所谓二元, 是将个人不同来源的所得分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两部分, 作为个人所得税的两个独立税基, 按不同税率征税。劳动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得、独立劳动所得、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 按累进税率征税;资本所得包括利息、股息、租金、转让股票和土地的资本利得以及个体工商户的投资所得, 按比例税率征税。

多元税率模式是指个人所得税中采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税率形式。比如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 既实行不同级数的累进税率, 又实行差别的比例税率, 其税率模式就属于多元税率模式。

二、个人所得税税率模式的简单比较

单一累进税率模式之所以受推崇, 是因为它既符合横向公平原则, 又符合纵向公平原则, 对待不同所得均采用统一的累进税率, 纳税人难以通过转移所得或更改所得特性进行避税。但是, 单一累进税率模式使纳税人遵从成本较高, 对税务机关征管水平的要求也更高。同时, 对流动性较强的资本所得采用累进税率征税, 会导致资本的外逃。

二元税率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为:一是按照单一比例税率课征资本所得税, 不仅拓宽了税基, 而且避免了因各种资本所得适用不同税率而引致的扭曲。二是采用单一比例税率使金融机构在收入来源处扣缴变得可行,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税制, 避免了不必要的信息成本、遵从成本和执行成本。但是, 二元税率模式在实施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纳税人存在将收入在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中进行转化的动机, 区分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存在一定难度等。

单一比例税率模式的主要优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单一比例税率可以更好地实现横向公平, 因为相同处境的纳税人待遇相同; (2) 对所有类型的个人所得和公司所得实行单一税率, 可减少所得在个人和公司间的转移, 减少资本配置的扭曲, 提高经济效益; (3) 单一比例税率操作简单, 透明度高, 可降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更有利于税收征管。但是, 单一比例税率模式也存在致命的缺陷, 即无论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大小, 无论所得来源于何处, 都按照相同税率征税, 难以实现纵向公平, 不利于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目标的实现。

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模式存在的问题

1. 劳务所得的税率形式多样化, 不利于实现税收公平。

根据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 劳务所得区分为不同的项目, 采用5%~45%、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和20%的比例税率。这种税率设计, 在实际运行中产生了累进税率的累退现象和税负的横向不公平。比如, 同属于劳动所得的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 在我国享受不同的税收待遇, 一方面给税务管理带来了不便,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公平。

2. 资本所得适用不同税率, 不利于实现税收公平。

近年来, 我国居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 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资本所得也渐渐成了个人所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同属于资本所得, 却区分为不同的项目, 而且适用的税率也不一样。此外, 一些资本所得如财产继承所得、股票转让所得等是不列入征税范围的。这与我国税制设计的初衷相悖, 也是不利于实现税收公平的。

3. 多元税率模式易导致税款流失。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有11个应税所得项目, 不同项目的税率不同, 因此, 相同数额的不同项目所得的税负不同。实践中, 各种复杂情况的存在使得有些所得之间的界线比较模糊, 纳税人可以在不同的项目之间进行收入转移, 以避重就轻, 导致税款流失。

4. 累进税率的边际税率过高, 档次过多, 造成税制的繁杂。

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主要是为了达到量能负担的目的, 但是我国在制度设计上出现了一些不足, 使得其职能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特别是在税率累进档次和级距的设计上, 我国对累进档次设计得过多, 级距过小, 这就容易产生更大的纳税筹划空间, 从而不利于组织财政收入, 而且过高的边际税率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过多的税率档次也给税收征管带来了不少麻烦。

四、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模式的选择

1. 单一比例税率模式在我国实施的困难。

个人所得税不仅有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 还有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 但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也日益突出。据有关资料显示, 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 公平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在调节收入分配中有着重要作用。实行单一比例税率, 虽然由于起征点的存在, 也有一定的累进性, 但其调节功能在理论上低于累进税率。尽管由于一些优惠政策和偷漏税情况的存在, 累进税率在实践中的调节功能有所减弱, 但并没有实践证据表明实行单一比例税率后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就会增强。鉴于近年来国内基尼系数的不断攀高, 单一比例税率模式在我国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2. 单一累进税率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

单一累进税率模式操作复杂, 对征管水平要求极高。从实践来看, 采取单一累进税率模式的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等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 税收征管技术、装备都比较先进, 能适应繁杂的综合计算及税务稽查管理, 这是发达国家能够采用单一累进税率的客观条件。而实际上, 即使在税收征管手段相对完备的美国, 由于存在大量复杂的减免税规定, 从而理想意义上的单一累进税率模式也从未实行过。何况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显著, 且个人信用制度正在完善中, 现金交易普遍, 个人收入大量隐性化, 这些都使单一累进税率模式的推行存在极大的障碍。

3. 二元税率模式有其优越性。

在我国当前这种特殊经济时期, 个人所得税制的二元税率模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目标模式, 可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并有可能解决我国在个人所得税课税中的一些问题。 (1) 对资本所得采用比例税率, 符合资本全球流动的特点。由于获取资本所得的纳税人以高收入者居多, 他们有很强的纳税筹划能力, 因此对资本所得进行累进课税的空间是有限的。二元所得税制正视了这一实际情况, 对资本所得以比例税率课征, 征收方法简便, 避税机会少, 纳税人也不再有避税的强烈意愿, 从而可大大降低税收的征收和遵从费用, 也会促进税收收入的上升。 (2) 对劳务综合所得采用累进税率, 与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目标相吻合。二元所得税制对劳动所得设计了累进税率, 可以做到对劳动所得的公平课税。就目前情况而言, 劳动所得占个人所得的比例达到70%以上, 因此二元税率模式比现行税率模式更能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目标。 (3) 二元税率模式与我国目前税收征管水平相适应。二元税率模式非常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贫富开始两极分化, 分配不公平所造成的矛盾日益突出, 税收征管能力与技术水平有一定基础但还达不到发达国家水平。

然而, 二元税率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这些都是我国引入之前应该考虑的问题。 (1) 由于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分别适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 不同所得的税负不同, 可能引发税收套利和投资扭曲。 (2) 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划分。对一些传统所得而言, 这种划分很简单, 要么是资本所得, 要么是劳动所得。但存在一些特殊情况, 如企业主在本企业工作取得的经营所得, 是其投资于本企业的资本取得的所得和其劳动所得的混合物, 实行二元税率模式就必须将经营所得分解为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 这种分解往往难度较大。

五、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模式改革的路线图

一般而言, 税制改革是通过税制设计和税制结构的改变来增进福利的过程, 它是一项系统工程, 既要对税制改革的目标和初始条件进行评估, 又要对税制改革方案的形成与实施做出评价, 同时, 还不能忽视税制改革时机的选择。因此, 应采取渐进的改革策略, 设计二元税率模式改革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

1. 短期目标。

首先, 个人所得中的工资、薪金项目税率应减少累进级数和降低边际税率, 使其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项目的累进级数和边际税率一致, 不仅可在短期内降低劳动所得横向不公平的程度, 而且为以后劳务综合所得采用统一的累进税率做好铺垫。其次, 对于现已属于资本所得征税项目的资本利得, 应采用统一的比例税率, 并且和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致。二元税率模式将个人资本所得税税率设计得等于公司所得税税率, 是为了以后通过一定方法实现企业所得税与个人资本所得税的一体化, 消除经济性双重征税。

2. 中期目标。

实行二元税率模式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如税务部门能处理好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划分, 并能对劳动所得的各项收入进行较好的监控, 同时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科学合理地设定劳动所得的累进税率。另外, 因为资本所得的监控难度较大, 因此应广泛实行源泉控制, 强调代扣代缴, 以减少国家税款流失, 保证足额征税。在此前提下, 推出对劳动所得实行累进税率、对资本所得实行比例税率的二元税率模式。

3. 长期目标。

在二元税率模式下, 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是较容易实现合并的, 因此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考虑将两税合并, 达到简化税制的目的。

摘要：本文根据税率形式在个人所得税中的不同结合模式, 界定了一元税率模式、二元税率模式、多元税率模式的概念, 探讨了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中税率模式的选择, 并尝试为我国二元税率模式改革画出路线图。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税率模式,二元税率模式

参考文献

[1].金文勇.浅议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的改革方向.公共管理, 2008;6

[2].王逸.个人所得税模式改革的趋势分析.改革与战略, 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