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得税税率(经济法)

企业所得税税率(经济法)（精选7篇）

企业所得税税率(经济法) 篇1

企业所得税税率 ：一般实行33％的比例税率。照顾性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企业，减按18%%的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至3万元的企业，减按27%%的税率。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在2001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税。

应纳税所得额 ：如果企业上一发生亏损，可用当年应纳税所得予以弥补，按弥补亏损后的应纳税所得额来确定适用税率。应纳税所得额＝每一纳税的收入总额－准予扣除项目金额

收入总额：指纳税人有利于产经营活动中以及其他行为中各项收入的总和。包括纳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生产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1)生产、经营收入。(2)财产转让收入。(3)利息收入。购买国债的利息收入，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4)租赁收入

(5)特许权使用费收入，(6)股息收入(7)其他收入。

准予扣除项目 ：(1)成本。(2)费用。已计入成本的有关费用除外。(3)税金。各种税金(不包括增值税)。(4)损失。准予扣除项目的特殊规定：

(1)借款利息支出。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为购置、建造和生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而发生的借款，在资产购建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应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有关资产交付使用后发生的借款费用，可在发生当期扣除。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2)工资、薪金支出。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地区补贴、物价补贴和误餐补贴均作为工资薪金支出。

计税工资扣除办法：纳税人发放的工资在计税工资标准以内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实扣除；超过标准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计税工资的具体扣除标准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具体数额在考试题中会给出。

(3)职工工会经费14％、职工福利费1.5％、职工教育经费2％分别按照计税工资总额的14％、1.5％、2％计算扣除。但不能出具《工会经费拨缴款专用收据》的，其提取的职工工会经费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公益、救济性的捐赠：通过我国境内非盈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红十字事业、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盒福利型、非赢利性的辽宁服务机构的捐赠，全额税前扣除；金融、保险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扣除1.5％；金融保险企业以外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扣除3％；纳税人通过我国境内非盈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构向国家重点艺术表演团体、公益性图书馆、科技馆、美术馆、文化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捐赠扣除10％；纳税人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不得扣除。

业务招待费 ：①全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在1500万元及其以下的，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净额的5‰；②全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超过1500万元的部分，不超过该部分销售净额的3‰。

广告和业务宣传费 ：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的2%%的部分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可在规定比例范围内无限期向后结转。粮食类白酒广告支出不得扣除。对制药、食品、日化、家电、通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房地产开发、体育文化和家具建材商城等特殊行业的企业，上述比例改为8％。从事软件开发、集成电路制造及其他高新技术企业和互联网站以及高新技术创新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自登记成立之日起5年内广告支出可据实扣除。纳税人每一纳税发生的业务宣传费(包括广告礼品等)在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的5‰的范围内据实扣除。

不得扣除项目：(1)资本性支出。纳税人购置、建造固定资产，对外投资的支出，不得扣除。(2)无形资产受让、开发支出。(3)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4)各项税收的滞纳金、罚金和罚款。但纳税人逾期归还银行贷款，银行按规定加收的罚息，不属于行政性罚款，允许在税前扣除。(5)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损失有赔偿的部分。纳税人参加财产保险后，因遭受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而由保险公司给予的赔偿，有赔偿部分不得扣除。(6)超过国家规定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以及非公益、救济性捐赠不得扣除。(7)各种赞助支出。(8)担保支出。(9)回扣支出。(10)准备金。(11)职工个人住房的折旧。(12)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各项支出。

亏损弥补 ：纳税人发生亏损的，可以用下一纳税的所得弥补；下一纳税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但是延续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5年内不论是盈利或亏损，应连续计算弥补的年限。

企业所得税税率(经济法) 篇2

税收负担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由于有效税率法的平均有效税率能够反映税收总量与相对应税基之间的分配关系,更加注重平均税率效应的抓取,能够更加有效地衡量经济增长中某一经济要素的实际税负水平,所以取代以往的宏观税率和法定税率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衡量要素税负水平的重要指标。

Mendoza et al ( 1997) 开创了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先河。他们通过测算G7和11个OECD国家的有效税率,运用面板数据检验该地区有效税率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所得税征收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而消费税征收与私人投资正相关,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1]。Carey和Rabesona ( 2002) 对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修正和补充,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考虑了社会保障缴费扣除,将雇主缴费的社会保障和财产税分别纳入劳动和资本收入范畴,使研究更加贴近现实[2]。Chen ( 2007) 则认为在短期内,高资本有效税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21初期,我国学者以Mendozal等创立的平均有效税率法为基础,根据我国税种的属性特征,开始关注我国有效税率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展开研究。刘沧溶和马拴友 ( 2002) 、王维国和杨晓华 ( 2006) 、王亚芬 ( 2011) 等学者都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有效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和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影响,但效应存在差异。崔治文和王蓓 ( 2011) ( 2012) 分别构建了SVAR和VAR模型考察了有效税率结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影响,结果表明: 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和劳动收入有效税率有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对资本收入征税不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3]。崔治文和章成帅 ( 2013) 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31个省 ( 市、自治区) 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 三种有效税率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明显的省别效应[4]。

综上所述,尽管有许多文献运用不同的实证方法,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但基本上都是从我国总体有效税率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来研究的。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有效税率结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基于上述判断,本文首先对我国31个省 ( 市、自治区) 2003- 2012年的资本、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进行了测算,然后运用2003 - 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构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模型,对比分析各地区有效税率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我国平均有效税率核算体系构建和样本选取

我国学者对平均有效税率的研究大多都借鉴了刘溶沧和马拴友在其相关研究的方法体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按照现有税种的税目要素属性归类分摊,刘初旺 ( 2002) 、李芝倩 ( 2006) 、成学真和王大林 ( 2007) 、崔治文和王蓓 ( 2011) 、岳树民和李静 ( 2011) 、李凯和张生勃 ( 2012) 、姜艳凤 ( 2015) 等采用此种分摊计算方法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另一类是梁红梅和张卫峰 ( 2014) 以Mendoza创立的平均有效税率法为理论基础,对我国流转税各税种相关税目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在此基础上采用与以往研究不同的分摊比率考查了我国1985 - 2012年间我国的资本、劳动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变动情况。本文在综合参考以上学者的方法基础上,考虑到税种变动的实际和数据的可得性,进行调整建立资本收入平均有效税率 ( TK ) 、劳动收入平均有效税率( TL ) 和消费支出平均有效税率 ( TC ) 的方法体系。

根据我国税制变化和研究方法对时间跨度的要求,本文在样 本选取时 首先以我 国31个省( 市、自治区) 2003年 - 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总体,在此基础上按东、中、西部对数据进行归集,测算和比较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以及全国的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平均有效税率。

由于本文对有效税率测算涉及了我国东、中、西部31个省份10个年度的三个指标,共计930个数据。数据量庞大和篇幅限制,在文中无法一一列出,我们仅对其进行一般性统计描述 ( 表1) 。

数据来源: 根据 《 中国税务年鉴 》、《 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统计年鉴 》 和各省市统计年鉴等计算而得 。

表1显示,东部地区资本、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最大值在三个地区中最高,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最小值也高于其他两个地区,而资本和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最小值却低于其他两个地区。中部地区资本、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均值都低于其他两个地区,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最大值也都低于其他两个地区,而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最小值却高于其他两个地区。西部地区资本、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均值虽低于东部地区却高于中部地区,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最大值也远远高于中部地区,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最小值却低于其他两个地区。东部地区资本、劳动收入和资本支出的有效税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标准差也相对较高。所以,无论是劳动收入还是消费支出,东部地区的有效税率值最高且高于全国水平; 西部地区的资本收入有效税率都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且高于全国平均税率约1个百分点。

三、有效税率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实证

( 一) 模型估计与假设

一般面板数据模型为:

其中,xit= ( x1,it,x2,it,…,xn,it) ,αit代表了横截面单元的个体样本点特性,反映了模型中被遗漏的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xit是影响所有横截面单元的外生变量向量,βit是参数向量,误差项uit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 σ2μ的正态分布。

假定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即参数不随时间变化,( 1) 式可以写为:

模型 ( 2) 式常用的有如下三种情形:

情形一: αi= αj,βi= βj

情形二: αi≠ αj, βi= βj

情形三: αi≠ αj, βi≠ βj

面板数据研究中首先对被解释变量y的参数是否在所有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是常数进行检验,即确定所研究的问题属于上述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以便确定模型的形式。通常使用,也称为协变分析检验 ( F检验) ,主要检验以下两个假设是否成立。

假设1: 截距不相同,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即:

假设2: 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点都相同。即:

对模型估计,就要对模型的假设进行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接受假设2,那么该模型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拒绝了假设2,那么就应该检验假设1,判断斜率是否都相等。如果检验结果拒绝了假设1,就应该采用模型 ( 2) 。

检验假设1的F统计量:

检验假设2的F统计量:

在 ( 5) 式和 ( 6) 式中,S1、S2和S3分别为变系数模型 ( 2) 、变截距模型 ( 3) 和不变系数模型 ( 4) 的残差平方和,n为截面样本点的个数,T为时序期数,K为自变量的数目。

(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区间为2003 - 2012年,被解释变量为实际GDP的增长率 ( RGDP) ,解释变量包括资本收入有效税率 ( TK) 、劳动收入有效税率 ( TL) 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 ( TC) 。由于总产出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那么人均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或者投资大小; 另外,经济增长研究表明,经济的开放度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5]。因此,在研究有效税率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需要加入控制变量: 投资率 ( INV) 和经济开放程度 ( OPN) 。资本、劳动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基于前面的方法计算而得。投资率 ( INV) 是指固定资产投 资额占GDP的比重,经济开放 度( OPN) 是指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实际GDP增长率是按GDP平减指数折算以后的真实增长率( 上年 = 100) 。以上变量指标的数据由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整理所得。

( 三) 统计检验与模型选择

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3年 - 201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F检验,得到F1= 2. 07 ,F2=2. 91 ,均大于1% 的显著性水平的相应的临界值,因此拒绝假设1,即应采用变系数模型。这表明我国从2003年以来31个省市有效税率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不一致的,不同地区之间是有显著的差异。采用类似的检验方法对样本数据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归纳,一遍选定合适的模型考查地区间有效税率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在1% 显著性水平下的F2值大于临界值,F1值小于临界值,说明各有效税率、投资率和经济开放度在东部地区不同省份之间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差异,而不同省份的自身经济发展现状对各自的经济增长影响有着明显的差异。因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关系式应采用变截距模型 ( 3) ; 中部地区的F1和F2的值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大于临界值,说明中部地区各个省份之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具有很大的不一致性,不同省份的差异是显著的。因而,中部地区的经济关系式应采用变系数模型 ( 2) 。这和全国31个省份经济关系的F检验结果一样,表明中部地区最能代表全国平均的经济发展状况;西部地区的F2值在1% 显著性水平下小于临界值,说明西部地区各个省份之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各有效税率、投资率和经济开放度在西部地区不同的省份之间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没有显著不同,因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关系式应采用混合回归模型 ( 4) 。

( 四) 实证结果分析

相关的实证研究一般都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是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如果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与某个解释变量相关,则称为固定效应; 如果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与所有解释变量均不相关,则称为随机效应。通常需要通过数据来检验究竟该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用Eviews 6. 0软件得Hausman Test统计量chi2( 5)= 48. 86 ,P值为0,应该拒绝原假设: 随机影响模型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选择固定影响模型。横截面的异方差与序列的自相关性是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时可能遇到的最为常见的问题,此时运用OLS可能会导致结果失真,因此为了消除影响,对我国东、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分析采用不相关回归方法来估计方程。

1. 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表3显示,东部地区的资本和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检验。在控制了其他变量时,当资本收入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降低19. 39个百分点; 当劳动收入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降低56. 8个百分点。可见,对资本和劳动收入征收的税收收入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将抑制经济增长。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系数为正,但是不能够通过检验,说明东部地区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增加没有显著的影响。此外,东部地区投资率和经济开放度均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由东部地区各省固定效应来看,海南省的正效应最大,广东省的负效应最大。

2. 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表4显示,除了山西省和内蒙古省以外,中部地区其他7个省份基本上说明: 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下,资本和劳动收入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内蒙古省的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系数为负且显著通过检验,资本收入的有效税率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是不能通过检验。山西省的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的系数虽然为负,但是不能够通过检验。

3. 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如下:

由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各系数都通过了检验,西部地区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的系数为负,说明这两个有效税率的提高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而西部地区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系数为正,则说明这一税率的提高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就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来看,这一结论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不太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绝对的,而且也不一定是主要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可能是人才、制度、技术、市场、自然禀赋、地理环境等,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这些方面比西部地区有优势。从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角度分析,西部地区较东部和中部地区劳动人口的质量相对较低,数量相对较少,生活成本也相对较低。因而对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征收一定的税收有利于经济增长。从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的角度分析,西部地区较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构成大多为奢侈品消费支出,所以西部地区的消费支出有效税率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较,其承受税收负担增加冲击的能力较弱。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2003 - 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实证分析对象,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来研究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由于三大地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通过F检验,对三大地区建立了不同的模型分析采用不相关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 见表5) 。

结论1: 东部地区通过建立变截距模型得到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显著。

结论2: 中部地区通过建立变系数模型得到资本和劳动收入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结论3: 西部地区通过建立不变系数模型得到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劳动收入有效税率对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东部和中部地区恰恰相反。

关于出口退税率下调的经济思考 篇3

一、我国出口退税机制沿革及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当年的增值税征税率和出口退税率分别为：煤炭和农产品征5—7%退3%；工业品征13%，退10%；其他征17%，退14%。1988年—1993年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1994年我国进行了税制改革（即增值税取代了工商统一税），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出口退税率划分为三个档次，根据不同货物分别执行17％、13％、6％的退税率，平均退税率为166％，当年出口退税额大增，给中央财政带来一定压力。1995、1996年，为缓解财政困难政府两次调低出口退税率至9％、6％、3％的水平，平均退税率降为83％。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于是为了刺激出口增长，从1998年到1999年政府又9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形成了17%、15%、13%、5%的退税率体系，平均出口退税率为1551％。财政压力再度出现，甚至面临货币升值压力，为了减轻这种压力，2003年10月13日《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正式出台，中国出口退税机制又面临新一轮改革。这次改革对出口退税率进行了结构性调整，适当降低了出口退税率，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为17%、13%、11%、8%、5%五档，平均退税率降低了3%，自2004年1月1日起实行。

纵观我国出口退税调整的历史以及外贸出口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商品出口与退税率紧密相关，出口退税率的变化及时、敏感地反映到了当年出口额的变动上。1994年新税制施行后，出口退税急剧增加，当年商品出口额比上年增长了319%，1995年比上年增加2295%，而1993年的商品出口只比上年增长8%。1995、1996年，出口退税率的调低对出口带来了负面影响，1996年的商品出口仅比上年增加了153％。1998、1999年商品出口比上年增加分别是056％和605％，增速缓慢，为了缓解这种局面，政府两年9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推动了出口的增长，2000年出口比上年增长2784%，2002年比上年增长223%，2003年比上年增长346%，这一期间，我国外贸出口在世界的排名也从1994年的第11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4位。出口贸易的增长与出口退税的增长是呈正相关的（除个别年份由于受其他因素影响出现例外）。相关统计测算也表明：出口退税增加1％，出口将增加0498％。那么调整后的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出口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二、出口退税率下调的积极效应

（一）促进外贸经营战略的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能够抢占市场，全靠低价竞争，甚至倾销，而如此低的价格水准下，企业还能够保证利润，主要是由于两点：一是我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目前中国大陆廉价劳动力的工资几乎只能维持劳工本身最低生活水准；二是全赖出口退税实现利润。前几年我国的平均出口退税率为1551％，试想，当今世界上还有几种产品能够高达15％的纯利润？正是在这种高额退税率的支撑下，出口贸易才会在过去20年左右内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亮点之一。中国政府也视外贸为拉动中国经济快跑的一架马车，从政策上给予种种优惠，这使我国外贸出口在世界的排名持续攀升。但这次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将直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降低出口增长率。

（二）加快出口企业资金周转，促进出口增长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确实对刺激外贸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由于出口退税款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近几年来围绕出口退税所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深，欠退税现象越来越严重，全赖出口退税实现利润的出口企业风险加剧，并且已经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统计数据显示，到2002年末，全国累计应退未退的出口税额高达2477亿元，2003年末已超过3000亿元，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缓解中央财政压力，促进出口企业的发展，本次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因此对以前的欠账会逐步到位，企业一部分的积压资金可以盘活。此外，过去的出口退税率虽然平均比现在高，但由于欠退税严重，真正退税资金并不能足额到位，企业无法有效地控制流动资金。现在出口退税率虽然总体有所下调，但如果现在的机制能保证做到不欠新账，对企业来说，也未必是坏事，这可以加快出口企业资金周转，能起到促进出口增长的作用。

（三）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

新的出口退税机制将出口退税率平均下调三个百分点，并本着“适度、稳妥、可行”的原则，区别不同产品调整退税率，这更加突出了退税率结构性调整的特点。对国家鼓励出口的产品调高、不降或少降出口退税率，如国家对小麦粉、玉米粉、分割鸭、分割兔等均调高了税率，对部分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农产品等继续保持退税率不变；对一般性出口产品退税率适当降低，如一般机电产品、服装、棉纺织品等；对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多降或取消退税，如焦炭、铜、精矿、原油、原木等，形成了出口退税率随着出口货物加工程度的深浅而变化的退税率机制。这种新的退税率执行的结果会导致国家鼓励扶持的出口产品量的上升，而一般性出口产品及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量的下降，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

（四）推进外贸代理制的发展

下调出口退税率后，很多外向型生产企业和外贸流通企业的经营业绩都会受到较大影响，但是，与生产企业相比，专业外贸公司在此次退税率调整后将受到更大冲击。对外贸流通企业来说，外贸流通企业的利润率远远低于生产企业。因此，外贸流通企业对退税率下降的反应要敏感得多。由于退税率下降导致的利润率下降，作为中间流通环节，理论上可以通过向供应商压价和向客户提价的方式来抵消。但是，经过多年来的外贸体制改革，我国外贸经营门槛大幅降低，获得进出口自营权的生产企业快速增长，生产企业、海外进口商和批发商的选择范围都大大增加，外贸流通企业对上下游的要价能力越来越低，供销两头挤压将使外贸企业面临更大的生存难题。外贸企业面临的困境可能迫使传统外贸企业和新的外贸企业放弃一部分收购制出口而改为代理制，这对推动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间的工贸结合，推进外贸代理制的完善和发展有积极意义。

（五）分税制有利于加强出口退税管理，防范骗税，规范外贸企业行为

出口退税是将出口的货物在国内生产和交易中所缴纳的流转税退还给出口企业，主要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在增值税的征收环节，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75％∶25％的大致比例进行分成。在出口环节，却是中央财政负担了全部退税，地方政府不承担任何退税责任。这等于是放弃了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必然造成中央财政在出口退税管理上的被动与少数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当，尤其是个别地方政府从地方利益出发，忽视对出口退税的监督，从而使违法骗取出口退税的活动有机可乘，甚至存在税务机关人员与外贸企业共同勾结骗税的现象。这次改革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从2004年起，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财政的压力，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对退税管理的责任，有利于促进各地迅速建立起由海关、税务、金融、外管、工商等相关部门共同监督及协调的出口退税管理机制，以便指导企业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经营，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高退税效率，减少骗税行为的发生。

三、出口退税率下调的负面影响及应对措施

第一，出口退税率的升降会直接促进或抑制出口贸易的发展。这次退税率调低，从短期来看，一些技术力量薄弱、不能较快适应调整的企业将退出国际市场，使出口量减少，而这些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国内就业压力加大，退税额的增量部分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地方不鼓励出口或限制企业出口的现象，或者拖欠出口退税，其结果都将沉重打击企业出口积极性。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措施，出口贸易增长必将受到抑制，甚至产生大量贸易逆差，对国内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加剧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由于增值税贯穿产品生产的所有环节，很少有产品是完全在一个地方完成，这就意味着，出口企业所在地不可能收取出口产品所含的所有增值税，出口产品前阶段很多增值税交给了外地政府。由出口企业所在地政府分担出口退税，就会造成新的扭曲，收取了出口产品上游生产环节增值税的地方政府不必分担出口退税，而出口地政府则要超额分担出口退税，因此，必然导致地方政府限制本地企业出口外地产品，影响出口货源跨省区流动，从而进一步加剧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

第三，一些企业为规避因退税不足额所造成的经营成本过高，有可能将贸易方式向来料加工转移，进而使对外贸易对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带动力减弱。有的企业可能会要求外地供货商先将料件出口，再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从而大量增加加工贸易的“境外一日游”现象，这就人为地增加了成本，不利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和出口竞争力的增强。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篇4

工资个税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工资薪金所得 -“五险一金”-扣除数)×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个税起征点是3500，使用超额累进税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缴税=全月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

实发工资=应发工资-四金-缴税。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应发工资-四金)-3500

【举例】

扣除标准：个税按3500元/月的起征标准算

如果某人的工资收入为5000元，他应纳个人所得税为：(5000―3500)×3%―0=45(元)。

新税法规定主要对四个方面进行了修订：

1、工薪所得扣除标准提高到3500元。

2、调整工薪所得税率结构，由9级调整为7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将最低的一档税率由5%降为3%。

3、调整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级距。生产经营所得税率表第一级级距由年应纳税所得额5000元调整为15000元，其他各档的级距也相应作了调整。

4、个税纳税期限由7天改为15天，比现行政策延长了8天，进一步方便了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纳税申报。

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

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其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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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税率表版 篇5

2、含税级距适用于由纳税人负担税款的劳务报酬所得;不含税级距适用于由他人(单位)代付税款的劳务报酬所得。

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

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 ，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然后就其余额按比例税率20%征收。

七、财产转让所得，适用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按比例税率20%征收。

八、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测算 篇6

国内外关于企业所得税做了大量的研究。 (1) 税收公平方面。秦蕾 (2005) 认为“西方税收公平思想的演进, 揭示了我国建立和谐税收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1]郭维真 (2007) 指出“从效率角度考虑, 比例税率无疑是便于税额计算和征管, 但是在公平上有所欠缺。”[2] (2) 税制设计方面。张明喜、王周飞 (2011) 认为“我国应在公平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以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3]Giorgia Maffini (2013) 指出“在基于减税趋势下, 进一步地公平税制是今后国际税制改革的主要趋势。”[4]Christian Bauer, Ronald B.Davies, Andreas Haufler (2014) 认为公司税制度结构设计应优先考虑公平, 公平的公司税可以促进经济良性发展。[5] (3) 累进所得税率方面。喻雷 (1986) 研究了幂税率, 为累进税率的设计与改革提供了借鉴。[6]Gupta和Newberry (1997)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采用累进税率的国家和地区, 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实际税负之间的正相关性关系更加显著。[7]张申杰 (2008) 通过数学分析解释说明了累进税率在税收纵向公平上的意义。[8]Luis H.R.Alvarze (2008) 指出“累进税率对刺激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积极意义。”[9]著名学者Daniel N.Shaviro (2011) 肯定了美国超额累进税率的公司税的积极意义, 认为美国政府应适当降低边际税率以保障国际税收竞争优势。[10]国外对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研究较多且较深入, 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与实务成果。相较国外研究, 虽然我国学者已经认识到现行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存在偏重效率却兼顾公平不够的现象, 只是采用简单的优惠政策来局部调节这种不公, 对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研究甚少, 与之相关的税率测算更是空白。本文拟在研究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理论依据和必要性的基础上, 测算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级次、级距与税率, 以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1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理论依据与必要性

1.1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理论依据

1.1.1 两权分离理论

随着现代企业股权分散加剧和管理专业化程度提高, 股东对其代理者“职业经理人”的要求也更加苛刻。由于信息不对称, “职业经理人”往往为自身利益会不择手段追逐利润最大化, 甚至漠视企业社会责任 (比如:“三聚氰胺”事件) 。施行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 可以更好地促使经营管理者处于“既希望利润高, 又希望利润低”的“矛盾”博弈中, 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自觉肩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当“盲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 由于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会使其缴纳更多的企业所得税, 此时经营管理者将会“清醒的”主动筹划纳税, 将利润安排得恰到好处, 比如:通过增加工资支出、加速折旧、公益性捐赠、绿色环保等, 避免短期行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

1.1.2 优化税制理论

优化税制理论继承和发展了“供给学派税收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当代税收理论的主流。“优化税制理论”认为所得税累进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 而应是权衡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结果, 从实证方面将对税收征管的研究纳入到优化税制理论体系中。基于这一理论, 1986年美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公司税改革, 并取得了显著成果。韩国、日本等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小企业采用累进税率征收公司税 (法人税) , 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1.3 财政交换理论

财政交换理论最早起源于Knut Wicksell关于财政学的自愿交换理论, 他在《财政理论研究》中将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公共部门, 并以此作为设计公平税制的理论基础。财政交换理论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实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标, 要求尽可能广泛地采用受益税;二是为了使当权者在决策中的自私自利最小化, 强调政治程序在约束预算决策中的重要性。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根据纳税能力纳税, 可以在保证应有的公平前提下发挥累进性的效率作用, 较少产生资源配置扭曲效应。

1.2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必要性

1.2.1 共同富裕的要求

共同富裕, 事关改革的性质、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前进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促进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扩大势必会影响我国社会和谐安定, 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恶性循环的负面影响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表明2014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69, 超过国际惯例0.4社会安全线) 。现行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不能体现按纳税能力纳税, 导致初次分配不公平, 现有的个人所得税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再分配调节作用, 致使我国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根据纳税能力施行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将有助于改善初次分配公平, 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税收制度支持。

1.2.2 税收原则的体现

量能负担原则是税收公平原则的法律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从国外经验看, 固定比例税率主要是为了满足财政需要的效率性, 在形式上实现依法征税, 不能兼顾企业发展状况与获利能力, 因此难以体现税收公平。企业从政府得到的“好处与特权”各不相同, 纳税能力也是不同的。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使所有的纳税人按照其实际纳税能力负担其应缴纳的税收额度, 在实质上实现税收公平, 同时发挥累进机制保障税源,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财税制度保障。

1.2.3 公平竞争的需要

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助于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 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固定比例税率未能考虑企业纳税能力, 不能代表税率公平, 形式上的单一税率不适合我国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且发展能力较弱这一国情。按纳税能力纳税有助于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加快资本积累, 刺激投资, 产生积极的税收效应,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 也有助于大企业提高竞争忧患意识, 创造良好的竞争氛围与外部环境, 实现更加公平的、共同发展的平衡生态。因此, 施行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有助于公平税负, 优化资源配置, 构建公平、和谐、有序的竞争环境, 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2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的测算

2.1 数据来源与级次级距

2.1.1 数据来源

选取苏南某地级市2013年查账征收类企业所得税作为测算样本。据2013年该市工商局统计数据表明全市98.5% (接近于我国中小企业数量比例) 的企业为中小企业。该市国税局2013年查账征收类企业数量为21 082家, 其中亏损企业数量为11 770家, 数据测算有效样本为9 312家应纳税所得额为正值的企业, 应纳所得税额合计2 828 166 012.06元。

2.1.2 级次级距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对小型微利企业划分标准之一为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 其中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万元 (含10万元) 按20%税率征收。参照美国、韩国、日本对应纳税所得额的级距设定 (参见表1、2、3) , 拟将测试样本中年应纳税所得额的级距划分为六个区间, 见表4。

测算结果表明:级距的设计应考虑税率的整体累进水平。在税率水平既定的情况下, 级距跨度较小, 纳税人的税负上升速度较快, 税率累进水平较高;级距跨度较大, 纳税人的税负上升速度较缓, 税率累进水平较低。

2.2 税率测算与数据分析

2.2.1 税率测算

在对苏南某地级市2013年应纳税所得额划分级距以后, 出于简化测算考虑, 拟在20%~30%税率区间内按照每级税率从1%至5%增长幅度进行逐次累进测试, 以最大程度满足低纳税能力的中小企业低税率的需要, 同时鉴于税收国际竞争优势, 对纳税能力最强企业的名义税率安排不高于目前固定比例税率的5% (即税率不高于30%) , 以期测试结果可以在纵向公平、量能负担的原则上实现税收效率, 从而佐证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在公平与效率上具有更好的优越性, 即根据不同纳税区间按纳税能力区别征税, 最大限度降低中低纳税能力企业税负, 同时考虑到财政支出的刚性, 所实现的税收总额不低于目前固定比例税率税收结果。鉴于目前我国企业发展状况不一, 纳税能力高低程度不同, 在借鉴美国税率中的“累进消失”结构以后, 最高纳税能力企业不宜再按超累进税率计税, 而应实行较低的固定比例税率, 以降低最高纳税能力企业税收负担, 鼓励企业向规模化发展, 提高企业纳税能力, 增强企业活力与税收国际竞争优势, 在整体上实现企业所得税税负公平。经试算, 最终将税率确定为20%, 22%, 25%, 27%和29%五级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和一级固定比例税率27% (见表5) , 此时税收效果最佳, 即公平性与效率性相对较优。

根据表5税率表对2013年苏南某地级市企业进行数据测算, 结果表明, 年应纳税所得额区间在 (0, 300 000) 内税率为20%;区间 (300 001, 1 000 000) 实际税率区间为 (20%, 21.4%) ;区间 (1 000 001, 2 500 000) 实际税率区间为 (21.4%, 23.56%) ;区间 (2 500 001, 12 000 000) 实际税率区间为 (23.56%, 26.28%) ;区间 (12 000 001, 100 000 000) 实际税率区间为 (26.28%, 28.67%) ;100 000 001元以上税率为27%。整体上税率走势呈平缓向上趋势, 相较固定比例税率,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具有累进性, 能够发挥税收弹性作用, 更具公平性, 见图1。

2.2.2 数据分析

经计算,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与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率测算效果对比见表6。测试样本中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可实现税额合计2 986 179 217.24元, 现行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率实现税额合计2 828 166 012.06元, 相比增加158 013 205.18元。其中测试样本中年应纳税所得额4300 000元以下的企业实际税负低于25%, 企业数量为9024家, 占测试样本96.17%, 即大多数企业较现行比例税率受益。

2.3 测算结论与政策建议

2.3.1 测算结论

从表6可以看出:

(1) 相较现行固定比例税率, 样本中绝大多数 (96.17%) 企业税负降低, 其中年应纳税所得额在250万元以下的企业应纳所得税额合计减少53 120 606.85元, 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 200万元以上的企业应纳所得税额合计增加205297 204.18元, 反映出测试样本能根据纳税能力纳税, 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有助于进一步公平税负, 体现公平性。

(2) 年应纳所得税总额较原固定比例税率计征纳所得税总额增长幅度为5.59%, 应纳所得税额合计增长158013 205.18元。在实现税收公平的基础上保障税源, 更好的实现国家财税收入适度增长, 体现效率性。

(3) 充分发挥了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越性, 可有效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切实贯彻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要求。

另外, 本测算难以针对企业所得税设计中其他条件进行测算, 如税收优惠、法定扣除项目、资本利得项目以及集团公司合计征收等。鉴于目前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存在优惠政策林立和偷逃税款现象 (比如滥用高新技术企业优惠资格) , 实施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税基 (减少优惠政策的使用) , 可以考虑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以便既实现税收公平高效又保障税制国际竞争优势。

2.3.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测算, 针对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 笔者建议:

(1) 适时推出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可以搜集范围更广、更加准确、更具代表性、更加全面的数据, 并做出筛选、整理与分析, 综合采用微观、TCGE、CGE等税收模型全面、系统、准确地进行测算与论证, 根据我国国情与企业实际发展状况, 深入研究企业纳税能力, 合理划分级次、级距, 科学设置税率。

(2) 配套设置与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相适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合理确定应税所得项目, 设定法定扣除项目, 减少优惠政策, 优惠方式以间接优惠为主。

(3) 可先行试点然后全面推开。将上述成果有选择性地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 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趋利避害, 为大范围推进打好基础, 更好地发挥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优越性。

3 结束语

亚当·斯密指出:“公平应成为税法的首要价值, 公平价值是税法与生俱来的本质。”通过对苏南某地级市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数据测算, 论证了施行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具有可行性, 且结果较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率更具公平性与效率性。

因此, 应进一步公平税负, 积极推进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制改革, 架构科学的财税体制。

参考文献

[1]秦蕾.西方税收公平思想的演进及对建立和谐税收的启示[J].税务研究, 2005 (3) :50-53.

[2]郭维真.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公平与效率[J].涉外税务, 2007 (7) :33-37.

[3]张明喜, 王周飞.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J].税务研究, 2011 (6) :26-28.

[4]Giorgia Maffini.Corporate tax policy under the Labour government 1997-2010[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13, (1) :142-164.

[5]Christian Bauer, Ronald B.Davies, Andreas Haufler.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optimal corporate tax structure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4, (110) :42-56.

[6]喻雷.试论幂税率[J].财经问题研究, 1986 (5) :36-39.

[7]S.Gupta, Newberry.K.Determinants of the Variability in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Dat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97 (16) :1-39.

[8]张申杰.累进税率税收筹划的数学分析与应用研究[J].经济与管理, 2008 (4) :56-59.

[9]Luis H.R.Alvarze.Progressive Taxation, Tax Exemption, and Irreversible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2008 (10) :149-169.

企业所得税税率(经济法) 篇7

关键词上下游；古诺竞争；斯塔克伯格竞争；反倾销税率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Antidumping （AD）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measure to protect the domestic industry permitted by WTO. The determination of optimal AD duty rate has been paid special attention by domestic firms and governments. Based on market structure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y，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optimal models of AD duty rate by means of backward induction in game theory， which are used to impose import surtax on the intermediate and final goods， on the conditions that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firms pursue the profit maximization， and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pursues the maximization of domestic social welfare， and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downstream firms involve Stackelberg competition and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upstream firms involve Cournot competition. Meanwhile，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AD duty rate used by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The conclusion made in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to dealing with dumping and AD issues faced by domestic firms and government.

Key wordsupstream and downstream ；Cournot competition ；Stackelberg competition ； antidumping duty rate

1引言

2001年11月10日，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随着关税的大幅下降以及许多非关税壁垒的消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外对国内市场的大量倾销.根据WTO公布的最新数据，从1995年到2012年6月，我国一共发起了195起反倾销立案，实施反倾销154起.同时近年来反倾销立案数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是由于许多国外企业存在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一些涉案国企业相继到我国投资建厂.例如，由于进料加工不交反倾销税，近年来，三氯甲烷进料加工贸易量不断加大，进料加工贸易比例由2003年的50.5%升至2006年的79.5%，2007年1月～2007年9月已升至95.8%.

通过WTO数据统计，我国虽然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但是作为经济大国，在反倾销立案与实施方面才刚刚起步，只是世界总量的一小部分.根据WTO最新发布的1995年到2012年6月世界范围内遭受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十个国家的数据，通过与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遭受反倾销以及实施反倾销数据的比较，可以发现在过去的17年中，其他WTO成员国对中国实施反倾销达到643起，总量世界第一，是排名第二的韩国所遭受的反倾销措施数量（172起）的三倍多，同时我国对其他WTO成员国实施反倾销却只有154起，与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486起）相比，只有它的三分之一.这一结果显示降低其他WTO成员国对国内实施的反倾销措施，同时建立完善的反倾销机制以抵制国外企业对我国的倾销，对于我国政府及企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其实，国内外有关专家和学者对倾销和反倾销问题有较多的研究.

Chad P. Bown（2008）1研究指出，自从1995年起，发展中国家使用反倾销手段的频率比较高，并分析了反倾销税率对该国工业产业的保护程度.研究也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反倾销政策是受宏观经济冲击、外贸政策的特点以及WTO对反倾销的相关规定的影响.Simon，Nicolat和JacquesFrancois（1995）2运用Cournot和Bertrand竞争模型探讨了反倾销政策的施行使谁获益，指出反倾销税的征收使国内消费者剩余增加，使国内相同或相似行业的利润减少，但这两者之和增加.Czinkota和Kotabe（1997）3利用美国政府1980-1992年所实行的反倾销案件实证研究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在什么条件下会做出损害存在的裁决，认为以下情况更可能裁决为对美国国内企业造成损害：进口商品所占的比例越高，进口商品的进口增长率越快，国内行业由少数几个企业所垄断，大量国内企业提起的反倾销申请，进口关税税率越低和有关消费品提起的反倾销申请等等.Roger Farrell等人（2004）4通过对15个国家在日本8个制造行业1984-1998年的外商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和东道国反倾销政策的使用会增加外商直接投资.Aradhna Aggarwal（2004）5对99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80-2000年有关反倾销案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反倾销措施的运用具有很大区别，发达国家往往在商业周期处于萧条时实施反倾销措施，而发展中国家往往作为一种保护措施来弥补其他诸如关税等措施.Dibyendu Maiti等（2012）6以印度为例研究了1995-2010年反倾销立案对印度贸易额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数据表明反倾销立案并没有对印度的进口造成显著影响，同时FDI有所增长但相对较小，他们认为反倾销调查应关注国外产品的价格构成以及对国内就业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并建议在面对倾销时应优先采取国内行业保护措施而非反倾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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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方勇和张二震（2004）7对反倾销申请的提起及倾销幅度裁定的预警机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反倾销预警的有效方法.朱钟棣和鲍晓华（2004）8以我国化工行业为例，运用投入产出定量法分析了反倾销税的价格效应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关联影响，指出在反倾销措施的执行中应当全面考虑包括下游产业利益在内的公共利益问题.

我国对中间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虽然保护了上游企业，但是这同样也会间接提高中间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提高了国内产业链中下游企业的成本，降低了下游企业的竞争力.

因此，本文通过构建基于上下游市场结构的完全信息静态和动态博弈模型，运用博弈论逆向归纳法，建模得出国内政府部门如何对上下游市场中的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进口确定不同的最优反倾销税率以使国内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为我国政府及企业应对倾销和反倾销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2基本模型假设

本节建立一个两个国家的上下游垄断企业的博弈模型.具体的模型建立基于以下假设：

假设1在国内市场上有两家企业销售同质商品，分别是国内下游企业和国外下游企业.两个国内外下游企业面临的国内最终产品市场的消费者反需求函数是P=a-bQ，其中Q为行业总产量，即国内外下游企业产量之总和.

假设2国内外下游企业在国内最终产品市场上是斯塔克伯格（Stackel berg）竞争，即国内下游企业为产量领导者，在市场上首先决定自己的产量，国外下游企业为产量跟随者，根据国内下游企业的产量来确定自己的产量使自己的利润达到最大.

假设3国内外上游企业在国内中间产品市场上是古诺竞争，即国内外上游企业同时中间产品销售给国内下游企业，且为完全信息博弈.

假设4国内下游企业DD具有不变的边际生产成本为Cdd（不包括生产要素购买成本），其在国内最终产品市场上的销售量为Qdd.同时以价格Pd向国内上游企业DU购买Qdu单位中间产品，而向国外上游企业FU购买Qdfu单位中间产品作为生产最终产品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比为1∶1，即投入一单位的要素可以生产出一单位的最终产品，这意味着Qdd=Qdu+Qdfu.国内上游垄断企业生产中间产品具有不变的边际成本为Cdu.且国内政府对国外上游企业销售给国内下游企业的中间产品征收税率为tu的反倾销税.

假设5国外下游企业FD具有不变边际生产成本为Cfd（同样不包括生产要素购买成本），其在国内最终产品市场上的销售量为Qfd，国内政府对其征收税率为td的反倾销税.它以价格Pf向国内上游企业FU购买Qffu单位的中间产品作为生产要素来生产最终产品.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比为1∶1，即投入一单位的要素可以生产出一单位的最终产品，这意味着Qffu=Qfd.国外上游垄断企业生产中间产品具有不变的边际成本为Cfu.

假设6国内上游、国内下游、国外上游、国外下游企业各自的利润函数为πdu、πdd、πfu、πfd.为了研究方便，假设不存在关税.

3优化反倾销税率模型

该模型属于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和动态相结合博弈模型，国内外上下游企业都追求各自利润最大化.见图1，根据以上流程，利用博弈论中的逆向归纳法，首先由国内外下游企业在国内最终产品市场上达到斯塔克伯格竞争均衡、其次由国内外上游企业在国内中间产品市场上达到古诺竞争均衡及国外上游企业在国外中间产品上达到均衡、最终确定使得国内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对国外上下游产品所适用的最优反倾销税率.

3.1最终产品市场的动态博弈均衡

首先在国内最终产品市场上，消费者的反需求函数为P=a-bQ，其中Q=Qdd+Qfd.国外下游企业的最终产品成本包括具有不变的单位边际加工成本Cfd以及国外上游企业提供的中间产品价格Pf，同时还有国内政府征收的税率为td的反倾销税.

国外下游企业作为国内下游企业的追随者，会假定国内下游企业产量为既定的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国外下游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4反倾销税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下面探讨有关因素如何影响优化反倾销税率的大小.

1） 国内市场容量大小对反倾销税率的影响

由上述优化反倾销税率计算公式可知，优化的反倾销税率是国内市场上消费容量大小增函数，即式（38）和式（39）两式中字母a的大小，随着国内市场上消费容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当国外企业对国内市场的倾销幅度等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消费市场容量较大，那么国内政府就应对该进口产品征收较高的反倾销税率；反之，如果国内消费市场容量较小，那么国内政府就应对该进口产品适用较低的反倾销税率，甚至不征收反倾销税.

而且由式（38）和式（39）可知，最终产品市场容量的大小对最终产品的反倾销税率的影响程度比对中间产品反倾销税率的更大.所以，国内政府应该对最终产品采取强度更大的保护程度，对中间产品采取强度较小的保护程度或鼓励进口.

2）国外上下游企业的成本对反倾销税率的影响

由式（38）可知，对中间产品的反倾销税率是国外上下游企业出口到国内市场上的产品的单位边际成本的增函数，即随着国外企业生产产品的单位边际成本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当国外上游企业生产产品的单位边际成本越高，国内政府就应征收适用较高的反倾销税率，从而鼓励国内下游企业购买更有效的国内中间产品以提高其在最终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

由式（39）可知，对最终产品的反倾销税率是国外上下游企业出口到国内市场上的产品的单位边际成本的减函数，即随着国外企业生产产品的单位边际成本的增加而减少.所以，当国外上游企业生产产品的单位边际成本越低，那么国外最终产品在国内最终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越强，所以国内政府就应征收适用较高的反倾销税率，从而达到保护国内企业的效果.

3）国内上下游企业的成本对反倾销税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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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38）可知，对中间产品的反倾销税率是国内上下游企业的单位边际成本的减函数，即随着国内企业生产产品的单位边际成本的增加而减少.所以，当国内上游企业生产产品的单位边际成本越高，国内政府就应征收适用越低的反倾销税率，从而鼓励国内下游企业购买更有效的国外中间产品以最终提高其在最终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

由式（39）可知，对最终产品的反倾销税率是国内上下游企业的单位边际成本的增函数，即随着国内企业生产产品的单位边际成本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当国内上下游企业生产产品的单位边际成本越高，那么国内最终产品在国内最终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越弱，所以国内政府就应对国外最终产品征收适用较高的反倾销税率，从而达到保护国内企业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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