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企业经济(共7篇)
自由企业经济 篇1
中小企(Minor Enterprise),是指与所处行业的大企业相比人员规模、资产规模与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的经济单位。人力资源营销(Internal Marketing)是指个人和企业通过创造提供出售,并在一定条件的制约下,个人和企业交换价值,以获取所需之物(Desired Exchange Outcomes)的相互管理过程。Jones(1986)首次提出,企业管理者可以将企业内部员工视作为消费者,通过对其实施营销手段从而提高其工作绩效[1],开辟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新领域。自2004年起,国内开始有学者提出“人力资源营销”的概念,六年之后的今天,这一概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中小企在人才管理战略的实施中尝试运用人力资源营销的理念和技术。
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新理论和模式,人力资源营销之于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实施有莫大的意义。本文致力于探究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工具的人力资源营销在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实施中的作用与机理,创造性地提出以人力资源营销为中心的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体系构建,进一步完善国内关于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的相关研究内容。
1 自由企业经济下的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缺陷
企业的人才管理战略,是指企业为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把人才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对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做出的重大的、宏观的、全局性构想与安排。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人才在市场经济下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小企的经营主要是依靠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投入来换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如今,已转变为利用人力资源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来确定自己的竞争优势。企业的成败取决于是否能够正确运用“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尽管我国的中小企处于高速的发展期,但是由于起步晚、成熟程度低,中小型的人才管理战略包括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缺陷。
1.1 人才数量相对匮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而是企业不可或缺的资本——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与其他企业运转资本要素结合,在企业增值中发挥作用。有观点认为,人力资源的价值已超过其他资本要素。但是,局限于物质条件和人力资源管理认识不足等原因,中小企的人才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人才相对匮乏成为其人才管理战略实施的重要限制因素。另外,由于我国多数中小企为“血缘式”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人才信任危机;与此同时,中小企管理者普遍认为,人才就是指技术人才,使中小企形成一种对技术人才的依赖性,不重视人才管理体制的系统建设。这两种狭隘的人才观,使企业的人才管理战略缺乏着力点,因而难以实施。
1.2 人才激励机制普遍缺失
与同行业的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虽然具有灵活的用人优势,但人才激励机制存在普遍的缺失。在物质激励方面,部分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的产权属于自己,人才作为企业的资产,其报酬都不能高于自己,可能造成人才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导致人才缺乏积极性;在精神激励方面,没有使人才形成对企业的共识的价值观念,优秀人才没有视企业发展为己任,甚至因精神受到压抑而流失。
1.3 人才管理战略缺乏系统性
中小企的人才管理战略往往由经营者根据自身用人经验和意愿制定,缺乏对企业人才需求、人才培养、人才储备、人才发展的思考,缺乏科学的管理系统。另外,中小企对人才需求存在“临时观念”,往往是急缺什么人才,就急招什么人才,这种短视的观念导致企业的价值共识难以形成,也造成了企业对己有人才缺乏培养。
2 人力资源营销在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的作用
Penrose(1995)提出了内在的(即以单个的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决定企业成长的因素和企业成长的机制)企业成长理论,他认为通过企业内部的合作和协调而积累的团队合作经验是企业的组织资本,他把企业内部的未利用的资源作为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企业内部资源的利用存在永不平衡性,因此总是存在未利用的资源,从而创新也就是企业的内生过程[2]。企业成长理论为人力资源营销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理论支撑:一是人力资源营销的必要性,即人力资源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促进非人力资源作用的发挥,由此提升企业的成长能力,实现企业的竞争优势;二是人力资源营销的基本思路,即人力资源营销的重要目的是及时改变企业拥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存量,而主要方法就是通过组织学习和不断的知识积累。肖贵阳(2003)认为,人力资源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决定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3],因此,人才管理战略成为了企业战略的核心。
基于Jones(1986)对人力资源营销与中小企绩效的关系研究结论,本文认为,通过人力资源营销的各种手段,能够实现中小企“知识存量”的维持和增加和“知识结构”的优化。如图1所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细分“人才市场”,满足知识载体的需求
将知识载体,也就是中小企内部的人力资源比喻为“市场”是借用了通常意义上的市场营销的概念。朱雪里(2003)指出,在人力资源营销中,细分市场实际上是要求中小企人力资源或人事部门要将自己的营销对象按类型进行划分,要为不同的对象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4]。对人力资源部门而言,一线员工、直线经理以及CEO都是人才市场中的子市场,人力资源部门需要通过分析知识载体的核心需求,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人才管理战略管理的定制产品、服务,以维持企业的整体知识存量。
2.2 改善中小企的人才“消费习惯”
中小企内部的人力资源营销,是由其人力资源部门主导的,具体职能部门消费的双向过程。不同的职能部门在各自的业务中将形成相应的人才消费习惯。人力资源营销的作用在于,加大人力资源部门在这种消费习惯向良性循环发展的推动作用,诱导职能部门的管理者合理、科学地进行人才市场开发,避免造成企业知识存量的损失和知识结构的退化。尤其是技术、知识含量高的产业,例如软件企业、创意文化企业等,知识存量和结构是其竞争力的核心体现,更应主义改善人才的消费习惯。
2.3 形成自主的人才市场开发模式
人力资源营销是一个相互管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和企业交换价值,各取所需。部分中小企对于人力资源营销的认识止于价值交换,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能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市场开发模式,通过复制、完善,能够成为人才管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企业日后的扩张、成长,持续地贡献。人力资源营销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发掘中小企自身的用人文化特征,形成自主的人才管理战略,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足够的知识存量。
3 人力资源营销理论视角下的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
王云峰(1997)将传统的营销模式总结为:消费者导向模式、竞争导向模式和关系导向模式[5],而在人力资源营销领域,营销模式可以划分为:人力资源个体需求导向模式、竞争导向模式和关系导向模式。以人力资源营销为核心的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必然与其选择的人力资源营销模式相对应;而作为人才管理战略的实施的具体工具,人力资源营销的工具性也通过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而受到具体模式的左右,如图2所示。
3.1 以个体需求为导向的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
人力资源营销的核心是企业的人力资源个体需求。以个体需求为导向的人才管理战略构建,是以识别中小企内部或外部的人力资源需求为重心,发现新的“人才市场机会”。以个体需求为导向的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体系包括一揽子的子战略,包括:引进人才管理战略、借用人才管理战略、招聘人才管理战略、自主培养人才管理战略、定向培养人才管理战略等。
总的来说,构建以个体需求为导向的人才管理战略体系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提供薪酬、福利、职业承诺等各种能够满足其愿望的条件、措施,从而更有效率地利用企业内、外部人才资源,从而为企业创造高绩效。
3.2 以人才市场的竞争为导向的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
高素质的人才具有稀缺性,而有价值资源的稀缺性必将引发竞争。毫无疑问,人才市场竞争是一种“零和游戏”,竞争对手多占领一个市场份额,自己就得相应减少一个市场份额。人才市场中的竞争对手是指与本企业争高技能、高素质人才的外部企业。以人才市场的竞争为导向的人才管理战略,应该将打造企业优越的用人文化作为核心,通过人力资源营销的工具性去实现。具体的子战略包括:鼓励自学成才战略、权力委让使用战略、台阶提升使用战略、破格提拔使用战略等,通过战略组合,形成企业能够吸引人才的、留住人才的用人文化。最终实现在人才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并在竞争中取胜。
3.3 以人力资源关系为导向的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
人力资源关系导向模式属于人力资源营销的新领域,其核心主张是通过建立和保持中小企内、外部人力资源的和谐关系来进行营销活动。事实上,在人才市场,买卖双方的交换本身就是一种合作,双方的密切合作可以减少人力资源闲置时间及人力资源营销过程中的各种成本,从而获取更大的收益。
以人力资源关系导向为重心的战略体系构建,应包括人才层次结构优化战略、人才智能结构优化战略、人才职能结构优化战略等,以求通过人力资源结构层面的优化,提高其利用效率,同时保持人力资源交易双方的良好合作关系。
4 以人力资源营销为工具的创新人才管理战略
如图2所示,在人才管理战略的构建中,人力资源营销的工具性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与此同时,在不断的策略实施中,人力资源营销的工具性将根据实践进行调整,以“自我完善”的模式,逐步实现人才管理战略的完善。
通过George(1990)对人力资源营销在组织行为层面中作用机理的研究[6],可以发现,人力资源营销往往是扮演人力资源决策执行当中的“工具”(Tool),也就是说,围绕人力资源营销的工具性而实施的人才管理战略是很早存在的,并且作用日渐明显。
4.1 中小企内、外部的人力资源营销
据企业内、外部人力资源特点,对营销模式的选择和组合应用侧重点有所不同。对于中小企内部的人力资源,在实施人才管理战略之时,要遵循 “满足人力资源个体需求”原则,要为中小企内部不同层级的营销对象提供具有区分度的服务;对于中小企外部的人力资源,其战略体系的构建是更适合以人才市场的竞争导向和人力资源关系导向的,具体措施包括:开发人才市场、利用关联企业人力资源等。
4.2 实现中小企持续竞争力的人力资源营销
邱冬阳(2009)指出,之所以人才管理战略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是因为企业在人力资营销源管理方面的一些创新是很难如法炮制的,通过人才管理战略的实施所获得的竞争优势比通过其他手段所获得的竞争优势更为持续[7]。人力资源营销在实现人才管理战略的过程中,具有难以模仿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力资源营销是一种“因地制宜” 的权衡策略手段,其反馈路径使得其更为复杂,往往是书面文件上的条文所不能概括的深入的、互动的内涵;其次,人力资源营销本身就具备封闭性,对于企业来说,是极为主动的,而外部企业无法实施干预和直接影响。因此,以人力资源营销为工具而的实现人才管理战略,能够实现中小企在人才方面、绩效方面的持续竞争力。
4.3 形成中小企结构化、可复制的人力资源营销模式
对于中小企外部而言,人力资源营销的封闭性是其人才市场竞争力的前提。然而,对于中小企内部,尤其是高速发展的小型高科技企业,建立结构化、可复制的人力资源营销模式对于适应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急速的需求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一旦中小企企业选择了高速扩张的人才管理战略,以适应其发展的用人需求的时候,中小企就需要将人力资源营销模式结构化,并将其复制到直属或者相关的职能部门。
Ahmed(2000)在对人力资源营销概念的深入挖掘研究中指出,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营销必将为其高速发展的需求实现模式化[8]。不难理解,这种模式化的可复制性,将通过具体的措施形成企业的用人文化,而这种文化中,具有积极效应的价值体系,必将成为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的核心所在。最终人力资源营销将作为中小企人才管理战略的有效工具。
由此可见,引入人力资源营销体系能够为因高速发展而面临人才管理战略困境的中小企提供相关的解困思路。
参考文献
[1]PETER J.Internal Market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1986,5(04):201-204
[2]PENROSE E T.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M].Ox-ford University Press,USA,1995
[3]肖贵阳.人力资源营销体系的构建[D].天津财经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3
[4]朱雪里.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内容:人力资源营销[J].现代管理研究,2003(01):55-56
[5]王云峰.浅析中西方营销模式选择的差异[J].经济师,1997(10):11-12
[6]GEORGE W R.Internal marketing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partnership in developing customer-conscious employees at every lev-el[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90,1(20):63-70
[7]邱冬阳,陈国华.人才管理战略与企业竞争优势[J].现代经济信息,2009(14):139-140
[8]AHMED P K.Advan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ing concept:defini-tion,synthesis and extension[J].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UK,2000,14(6):449-462
虚拟经济的自由性 篇2
在学术界, 虚拟经济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 比较完整的介绍虚拟经济概念的是李全多博士, 在他的论文中他将虚拟经济概念分析概括为三类①:
第一类是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着手界定虚拟经济。在国外, 以法国的弗朗索瓦·沙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 虚拟经济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具有虚拟资本特点的信用货币通过银行不断创造新的货币及商业银行参与证券市场的经营活动以扩张虚拟资本, 使其日益膨胀, 发展而成的。在国内, 具有代表性有以下几种:一是刘俊民对虚拟经济所下的定义。他认为:广义的虚拟经济是除物质生产活动及与其有关的一切劳务以外的所有经济活动, 包括体育、文艺、银行、保险、其他金融机构的活动、房地产 (除去建筑业创造的产值) 、教育、广告业等;狭义的虚拟经济仅指所有的金融活动和房地产业。二是由成思危提出的定义: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 简单地说就是以钱生钱的活动。三是李晓西所下的定义: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
第二类是从凯恩斯的关于信用货币理论出发来研究虚拟经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覆盖在实体经济上的一层面纱。而凯恩斯则认为具有价值符号功能的货币、股票等对实体经济中的消费、投资、就业均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美国的彼得·德鲁克在此基础上提出现代市场经济由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符号经济主要是指在实体经济基础上, 以货币虚拟化、信用化为主要内容, 以有价证券为代表的价格符号运动形式, 且符号经济已取代实体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在国内, 张晓晶在其博士论文《符号经济论》中专门探讨符号经济的问题。他认为, 符号经济是指以纸币、股票、债券为代表的价值符号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动形成的经济形式。虽然其没有明确提出“虚拟经济”, 但是符号经济的实质也就是虚拟经济。
第三类是从生产力和技术的角度来研究虚拟经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企业生产的商品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易, 且由于其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 降低了经济中的交易成本, 为虚拟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这种虚拟经济实质是“网络经济”。
而林雅军在《虚拟经济的衍化及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启示》中就虚拟经济的定义指出:从物质技术手段来看, 一是以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 即Virtual Economy;二是以计算机模拟可视化的经济活动, 即Visual Economy。从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引伸出来的, 据价值与剩余价值创造与否的角度分析、归纳出虚拟经济有虚拟资本观、权益经济观、独立价值观、信用膨胀观、符号经济观、广义狭义观六种。这与李多全归纳的基本一致。
综合上述对虚拟经济概念的分类研究, 本文中虚拟经济可以被定义为,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现代信用制度的平台下, 虚拟经济主体利用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 (包括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为主要依托的, 独立完成虚拟资本循环运动而形成经济交易活动。从定义中及近年来的实际情况中可以看出, 虚拟经济是高流动性, 强波动性, 高风险性, 更根本的是虚拟经济是自由的。
二、虚拟经济的自由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虚拟经济是独立自由运作的, 其对时间、空间的要求达到经济活动的最低状态;虚拟经济主体 (这里指虚拟经济中的虚拟资本持有者和参与交易者) 主观动机和预期是自由多变, 而决定他们的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前景、政治及周边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及诸多的虚拟经济主体的个体因素和技术条件加剧了虚拟经济的投机和风险。所以, 虚拟经济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它的自由性。
尽管虚拟经济的自由性抽象, 但是却是可以被认识的。众所周知, 自由是市场经济是重要的特征, 自由是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目的, 亦是经济包括虚拟经济发展的手段。具体的, 虚拟经济的自由, 即虚拟经济主体在现有历史的条件下自由地利用信用关系完成虚拟资本循环和经济交易活动以追逐价值,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虚拟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来看, 那些尤其拥有资本和财产的人, 凭借个体意志进入虚拟经济生活领域, 从而获得了相对独立自由的地位, 成为这一领域的实际主体。作为虚拟经济的主体, 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方向, 自主选择投资经营方式, 在经济生活中充分运用本身的知识和能力, 实现其经济或其他社会价值追求, 这是独立的虚拟经济主体的人格形成标志。二是从经济活动存在和发展的特定社会环境来说, 虚拟经济的自由必须肯定经济生活规则的统一性, 在此约束下, 虚拟经济主体与各个经济主体 (这里是指虚拟经济主体和实体经济主体之间, 及虚拟经济主体之间) 在统一平等的规则约束下进行自由竞争, 以追求其经济利益或社会价值最大化。这种自由竞争在于各种经济主体自由行为的相互关联和相互限定。一方面, 统一的规则把在市场中所有经济主体的自由经济行为联系为一个相互竞争的整体, 形成各种经济主体之间巨大的相互推动;另一方面, 相互竞争本身又意味着各种经济主体的自由行为之间的相互限定和相互碰撞, 因而, 使得对这种自由进行有效调节成为必然。其结果或是各经济主体间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或是进行自由博弈, 优胜劣汰。
三、虚拟经济的自由是有限度的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作为现代经济实践应运而生的虚拟经济, 在经济形态上是一种历史变化的过程。伴随着虚拟经济从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的历史演进, 其自由度不断深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虚拟经济主体的地位, 亦从依附于实体经济到独立自由的过程, 从仅仅是服务于实际经济循环到自由决定和选择投资经营的方向和方式, 在市场经济中自由的与其他主体竞争, 完成虚拟经济的循环, 其间对实体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的整体提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无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在自由博弈的现阶段, 虚拟经济的“任性”自由已经导致了其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 进而影响着社会整体的健康发展。在经济生活中这种自由导致两个方面的严重差别, 一是竞争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的实力差别;二是其财富分配差别。用和谐发展理论讲, 虚拟经济中的自由由于不能够自动实现各个分立的经济利益的和谐共存, 特别是不能够自动实现个体经济利益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和谐一致, 因而虚拟经济中的自由的过程体现出自由存在着一个基本限度。
虚拟经济的最大成就是高效地调动了社会成员的观念智慧和实践力量,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物质财富, 把个体的自由推进到一个极端。然而, 虚拟经济也最大限度地创造出了无限变化、永无止境的贪婪需求和欲望, 空前地把人们的主要力量聚集在对虚拟财富的极端创造和追求上, 因此也造成了自由与正义、自由与公平、自由与责任的尖锐对立, 使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正如著名的经济学家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的自由限度应该在不损害实体经济的条件下的自由。如果只维持虚拟经济的自由, 那么实体经济的发展将会面临巨大的历史困境。”因此, 虚拟经济的自由不是无限的, 是有条件的, 虚拟经济需要用“责任”来约束“自由”。
参考文献
[1]刘敬鲁.经济哲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上海三联书店, 1998.
自由企业经济 篇3
一、经济学的伦理复归
这部著作是阿马蒂亚·森一贯主张的延续和展现: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统一,以自由作为统一的最终基点。
实证经济学以对“现象界”的“客观叙事”,倡导“价值中立”的科学精神而规避传统经济学中深层的规范分析以及伦理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学的贫困”,即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离,导致了道德贫困,特别是导致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财富分配平等的失衡,妨碍了伦理系统功能的实现,妨碍了人类美好生活的完整实现。
现代经济学必须充分考虑伦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才能更真实地描述实际人类行为,由此观之,必须设定新的评价目标与价值。阿马蒂亚·森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了人的“二元性”———主观能动和福利,以之开拓了经济学的伦理关怀。
而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本书中,笔者认为, 森对人的二元性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那即是自由的二重性。主观能动本身就是人的自由,而福利是人的自由带来的结果。可见,人的二元性实质就是自由的二重性。“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它们可以分别称作自由在发展中所起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1]自由,既是工具性的,具有工具的价值,同时,它又不单是一种手段,不单是一种达到福利或幸福等有价值东西的工具,它本身就有内在价值,追求一种自由的能力,一种获取其他价值的能力,亦是人的行为所实际选择的。以人为中心, 森认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通过对自由的目的性和工具性的二重设置,森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学的评价目标与价值。因此,唯有通过更多关注伦理学,经济学分析才可能更加全面和更为有效,经济学才能走上一条通往“至善”的道路。
二、发展的人本复归
在把经济学正本清源之后,森相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观———“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他认为,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福利。这种发展观与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森看来,那些所谓狭隘的发展观,是把发展定位于纯经济目标,比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社会产品的丰富等等。而所有这些目标都仅仅属于工具性范围,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而人的最高价值标准只能是自由。因为自由的存在根本无须给出理由,它本身就是价值,无须借助别的事物来体现它的价值。由此,森主张把自由作为基本的价值判断引入经济学分析。只有当生命个体成为自由、独立的主体,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
自由被森分为实质性自由和工具性自由。实质性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阅读计算、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可行能力”是森借以表述实质自由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个人自由从事各种不同活动的可行性,实际上是自由选择的能力。每一个个人,都应当有效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应沦为被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关于工具性自由,森列举了五种,“(1)政治自由;(2)经济条件;(3)社会机会;(4)透明性保证;(5)防护性保障。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整体能力,同时他们也互相补充。”[1]政治自由表现为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和自由选举等。经济条件表现为参与贸易和生产的机会等。社会机会表现为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透明性保证表现为信用基础、信息公开性和知情权等,这种保证能够有效防犯腐败、财务渎职和私下交易。防护性保障表现为社会安全网等,是对经济体系运行过程中处于受损害边缘或实际落入贫困境地的人们提供安全保障。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发展必须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很多人往往简单地把森的理论主旨视为解决人的物质贫困,但实际上贫困不仅仅拘限于人收入的低下,它本身更是迸现了人的生存弱势,是一种整体性的关联。可见森在更宏阔的生存论场域上倾注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而在我看来,他所有理论的抱负无疑试图克服自由人的“异化”困境,这是对西方经济学理念与实践的全面而深刻的反省与纠正,更是向马克思理论的靠近。
三、平等与效率的伦理性张力
如何调适平等与效率一直是社会发展的兴奋点,人们总是试图化解平等与效率间的恒久的张力,却总是归于失败。而森的自由理论作为价值标准, 试图提出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价值标准(体系), 据以判定人的生活以及社会状况是否合乎理想或者是在向理想方向改善,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一冲突暗示了一条调适的途径。他强调扩大信息基础的重要性, 并由此进而提出他的建议——以实质自由作为综合价值标准。
森清醒地认识到那一张力是不可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却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调和。“我并没有提倡一种特定的公式来‘完满解决’这个问题,相反,我一直集中注意承认总量和分配两方面考虑的说服力和正当性。”[1]效率与平等之间不可能处于无张力状态,我们只能在承认张力始终存在的基础上,使这种张力成为合乎伦理的张力。
森从“自由的视角”来看待那一张力,希图用“人类可行能力”对此作一回答。
“人类可行能力———聚焦于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也即实质自由。”[1]人类可行能力涵盖直接性和间接性。直接性着意于社会的承认,而间接性着意于可能性的展观。
森的自由在社会发展的最终意义上确立为张力两端必须共同遵循的基础。平等与效率都是以社会发展为鹄的,而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这自由也是森的理论指归。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意义来看,平等与效率的张力无论如何进行拉拽,最终都不能超越人的自由这一根本要求,不能从整体上有损于人的自由。因此,在社会发展最终的意义上,应该将自由尤其是实质自由即人类可行能力作为张力的两端必须共同遵循的基础。在这层意思上,森找到了效率与平等的均衡状态——自由,突破了“资本的逻辑”。
同时森的自由的两重性确立为张力的伦理界限。如何确立这一界限呢?为此还是从自由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两个方面入手。所谓目的性方面,就是在效率与平等的关系之间,效率以一定程度受到的限制或做出的牺牲必须真正有利于平等自身目标的实现,反之,平等以一定程度受到的限制或做出的牺牲必须真正有利于效率自身目标的达致。因为它们以自由作为共同的目的;所谓工具性方面,就是在效率与平等的关系之间,逐步提高效率时不能引起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不满、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减损了人的可行能力,妨碍了发展;反之,逐步促进平等时不能妨碍效率的继续增长。两者的相互增进都以工具性自由为前提条件,而这就得由政府作出合理的规划。
四、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思想博大精深,气势磅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讲,是一座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它有待于我们去开发和践用。笔者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似的昭示,只能抽取了其中几点,算作管窥之见,以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所启示。
1.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森倡导的全面自由是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性化标准,他将历史前进之道指向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肯定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到来,表征出了一种全面自由的总体精神。任何只考虑到人类生存的单个方面的政治体系,都不能满足人们的追求完善的渴念,也不能引起人们对其的足够忠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拓展人的全面自由,中国的发展也就符合人类进步的总体进程。
2. 关注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森把发展的视角投注在自由尤其是实质自由———可行能力,由此“是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中)所特别倡导的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采用一种综合性视角的回归”[1]。而其对发展的关注是从自由的整体性入手,突出穷人即弱势群体的发展地位。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同时也相应产生贫富差距的扩大,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森的理论无疑给我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那就是改变单一的发展模式,以人为本,对弱势群体的贫困和权利作出“社会承诺”,把所有不同的要素放入一个整体框架之内进行任何组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教育面,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保证每个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起码的公共服务。
3. 培育健康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建和谐开放的社会。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分析 篇4
一、《中智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历程
2005年11月18日, 中智两国政府在韩国釜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内容包括:序言、初始条款、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与原产地规则相关的程序、贸易救济、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透明度、争端解决、管理、例外、合作、最终条款、进口海关关税消除的附件。
2008年4月13日, 中智两国政府在海南三亚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 内容包括: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动植物检疫条例、贸易补救措施、争端解决机制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和技术性等问题。
2012年9月9日, 经过六次的投资谈判, 中智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投资的补充协定》。标志着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全面的建成。协定内容包括:适用范围、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例外规定、投资的公平公正原则、征收, 以及争端解决方法。
根据《中智自由贸易协定》, 经过两个阶段的关税减让, 到2015年之前, 中国将先后取消4753种智利产品关税, 智利也将我国5891种产品关税降为零, 主要涉及化工品、纺织品和服装、农产品、机电产品、车辆及零件、水产品、金属制品和矿产品等。
二、《中智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八年之际的成果
1. 两国双边贸易额的变化
自贸区成立之后, 中智双方的贸易总额、进口总额、出口总额都呈现了持续的增长趋势。其中, 2007年的中智双方贸易总额、进口总额的增长率达到最大, 相比2006年, 分别增长了约66%、79%, 数额分别为1467334.9万美元, 1025749.4万美元。这说明自贸区确实进一步拉动了中国和智利的贸易额的增长。然而, 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 中智两国的贸易额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不过, 随着危机的解除, 中智两国的贸易总额又开始回升, 从2011年起, 中智双边贸易总额突破了300万美元, 到2013年两国的贸易总额为3380588.2万美元, 中国自智利的进口额为2069288.3万美元, 中国向智利的出口额为1311299.9万美元。
2. 中国和智利的贸易结构的变化
根据海关月度表, 进出口商品按HS分类, 共有二十二类商品。每类商品按章节区分, 共98章。表1以章节进行排名。各章节名称详请查阅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表1的左半边是中国从智利的进口产品的排名表。从表中可知, 2013年, 从智利进口最多的产品是铜及其制品, 所占份额高达49.08%。其次, 是矿砂、矿渣及矿灰, 占比为36%。再次是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纸及纸板的废碎品, 占比为5.49%。排名表中的其他产品虽然也占一定的份额, 但比例很小。因此, 中国从智利进口的产品中主要是铜及其制品和矿砂、矿渣及矿灰。即:中国从智利进口的产品呈现很高的集中度的特点。
表1的右半边是中国向智利的出口产品的排名表。也就是智利从中国的进口产品的排名表。从表中可得, 在2013年, 排名第一的是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 所占份额为13.79%。排名第二的是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占比为11.3%。排名第三的是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所占份额为9.98%。排名前十的各个产品的所占份额相差都不大。即:智利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种类呈现多样性的特点。
单位:千美元, %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三、中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1. 模型说明
测算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广泛使用的是巴拉萨模型。巴拉萨 (1967) 用该模型分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国内学者陈雯 (2002) 利用该模型研究了东盟区域合作对成员国的贸易效应, 姬艳洁和董秘刚 (2012) 对中国新西兰FTA贸易效应进行了探讨。
巴拉萨模型是通过自由贸易区组建前后, 一国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说明自由贸易区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它的基本假设是:在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前, 一国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不发生改变, 而衡量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与进口额关系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是由自由贸易区引起的。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 区内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增大表示总贸易创造, 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减小表示总贸易转移。本模型主要是计算自贸区成立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 这样就可以解释自贸区成立之后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基本方程为:Mi=aYibV Mi:i国的进口总值Yi:i国的国内生产总值V:误差
a:常数b: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为了方便线性回归运算, 将基本方程取对数形式, 得到的方程如下:
根据模型的要求, Mi包括两部分:其中之一是中智自贸区内的进口值MN, 另外一个是中智自贸区外的进口值MW。Mi=MN+MW
于是, 得到了另外两个方程。
通常, 第一个方程叫做总进口需求方程, 第二个方程叫做区域内进口需求方程, 第三个方程叫做区域外进口需求方程。
为了比较自贸区协定签署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量,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表示自贸区成立与否的虚拟变量D, 而中国和智利双方自贸区协定生效的时间是2006年10月, 则D在2006年以前, 都设为0, 在2006年以后, 都设为1。
加入虚拟变量之后, 原先的方程变为如下形式:
很显然, 当D=0时, [4][5][6]三个方程就变成了前面的[1][2][3]方程。签署自贸区协定之前的总进口需求弹性为b, 签署自贸区协定之前的进口需求弹性为b1, 签署自贸区协定之前的区域外的进口需求弹性为b2。当D=1时, 签署自贸区协定之后总进口需求弹性为b+c;签署自贸区协定之后的进口需求弹性为b1+c1;签署自贸区协定之后区域外的进口需求弹性为b2+c2。
2. 样本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 所选取的数据都是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这些数据包括:中国历年总的进口额、中国对智利的总进口额、中国对智利的铜制品进口额、中国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历年的铜制品的进口总值、智利对中国的进口额、智利历年国内生产总值。时间跨度为1999年~2013年。运用Eviews 6计量软件, 可以计算中智自贸区成立之后给两国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3. 模型结果
四、数据分析和结论
1. 智利的经济效应
从表2可知, 自贸区成立之后, 智利的区域外迸口需求弹性下降了, 而区域内的进口需求弹性上升了。区域外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从0.97175变为0.93291, 下降了0.03884。区域内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从741581变为2.10216, 增加了0.360579, 即区域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量比区域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量更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智利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既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又存在贸易创造效应, 但贸易创造效应远大于贸易转移效应, 智利从中智自贸区得到较大的经济利益。
2. 中国的经济效应
从表2还看出, 中国的区域外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域内的进口需求弹性都下降了。区域外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从1.767927降为0, 733893, 下降了1.034034.区域内的进口需求收人弹性从2.290233变为0.848153, 下降了1.44208。因此中国对智利的商品的进口不存在贸易创造效应, Iflj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中国从_贸区得到的利益并不是很大。
3. 中国贸易转移效应来源的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从智利进口的第一大产品——铜及其制品为例.对中国和各个国家铜及其制品的历年贸易量进行统计, 从1999年到2013年, 除了2006年之外, 中国的铜及其制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都是智利, 第二是欧盟, 第三是日本, 第四是美国。
经过对中国主要的铜进口国占比的数据统计, 本文发现, 中国对智利的铜及其制品的进口量占中国总的铜及其制品的进口量的占比一直是上升的, 从2006年的13.17%增至2009年的26.46%, 是2006年的一倍多。而后一直保持在20%的份额以上, 比如2010年为23.84%, 2011年为23.25%。而中国对日本的铜制品进口量在2006年还是第一, 但是从200 9年开始中国对日本的铜及其制品的进口量占中国总的铜及其制品的进口量就一直在下降, 2009年、2010年、2011年的份额分别为10.96%、8.52%、7.44%。这意味着从2009年幵始, 中国对铜及其制品的进口就从日本转向了智利。而中国对美国的铜及其制品的进口量占中国总的铜及其制品的进口量的占比从2006年开始, 就一直呈现下降趋势, 2006年为4.81%、2007年为4.61%、2008年为4%、2009年为3.40%。这也充分说明2006年开始, 中国对美国的铜制品进口也渐渐转向了智利。
对中国的铜制品进口用巴拉萨模型再做一次线性回归, 算得如下结果:
由表3可得, 自贸区成立之后, 铜及其制品的区域外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域内进口需求弹性的确下降了。它的区域外的进口需求弹性从1.753397降为0.888447, 下降了0.86495这说明自贸区成立之后中国铜及其制品的进口确实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即:中国对区域外的铜产品的进口增速下降了, 中国增加了智利的铜制品的进口, 减少了区域外的铜制品的进口。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主要来源于中国对智利的铜及其制品的进口, 而且是原先的日本和美国的铜制品转向了智利的铜制品。
五、对中智自贸区的评价和建议
1. 中智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为中国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这无疑可以进一步增进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它更是为中国和拉丁美洲之外的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2. 从表1可知, 中国和智利的合作领域相对单一。对中国方面来说, 可以增加对智利纸质业和水果业的进口, 使它们在中国从智利产品进口额中所占的比重更多。从智利方面来说, 可以大量增加中国机电产品和钢铁产品的进口, 使资本密集性产品的比重占比更大, 以便达到贸易结构的多样化的目的。
3. 由于中国和智利在2008年和2010年才分别签订了服务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 所以, 自贸区对服务贸易额及投资额的影响的显现相对滞后。本人推测它只能在若干年之后, 才能进一步研究中智自贸区对服务贸易额和两国相互投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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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雯.东盟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效应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 2002,
自由企业经济 篇5
从1893年世界第一台12 600 t自由锻造水压机在美国建成以来,万吨级液压机就一直占据着大型高强度零件锻造的核心装备地位,成为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象征。
中国锻造行业从1953年太重、沈重相继装备1 000 t和2 000 t水压机开始,经过近60年的发展,尽管还有重量众多的各类锻锤,但水压机一直是大型锻件生产的主导设备。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有自由锻造液压机210台以上,其中30多台为近7年来增加的25 MN以上吨位级别的新一代自由锻造液压机,80 MN~185 MN级的超过10台,而且为数不少的大压机还在继续增加。除几台基于对原有系统的利用和改造,仍沿用了水泵-蓄势器传动系统外,90%以上采用了油泵直接传动的全液压控制系统,并且都配置了先进的全液压轨道式锻造操作机和其他机械化辅助装置。
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巨大的技术进步,不仅自由锻造液压机的数量、等级和装备水平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大锻件的制造能力,生产的技术含量高和质量要求高的大型锻件产品已经替代进口产品,使中国的锻件产量位居世界之首,进入了世界大锻件生产大国行列。
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仍有100台左右的水压机是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制造的。这些水压机结构大都是三梁四柱式,技术水平低、设备精度差,张力柱断裂、横梁开裂的事故时有发生;传动形式为水泵-蓄势器传动,无功功率损耗大,水资源浪费严重;操纵方式为接力器控制的提阀分配器,操控水平落后,锻件尺寸精度和生产效率低;配套工艺装备效率低,工模具搬运更换处理时间长,锻造车间能耗高。
为提高锻造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适应锻造车间装备现代化和锻件生产经济性要求,开发研制新型结构和和传动系统的锻造液压机设备,更新传统水压机的结构、操控系统和配套设施的技术改造,满足使用工艺、降低功能消耗和利于操作维护,实现锻件最终成形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
2 现代自由锻造液压机的技术经济性分析
2.1 重要的关注点
新一代自由锻造液压机采用的是油泵直接传动的全液压控制系统,它取代了传统的水泵-蓄势器传动。该技术在世界发达国家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在锻造压机上得到应用。在中国军工、航空、冶金、石化、船舶、汽车、铁路等行业工厂的压力加工车间,油压机和油泵站驱动装置的应用也非常广泛,数量一点都不比水压机少,很多制造工艺尤其适用于采用油压控制系统。究竟油泵直接传动系统是否适用于自由锻造压机,如何看待一个竞争力极强的现代自由锻造油液压机的角色和地位,应该说,重要的关注点在于从锻件生产的经济性观点出发,对现代自由锻造油液压机的技术性和经济性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所谓锻件生产的经济性,是在确保安全与环保的前提下,以最低的耗费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包括生产效率、产品质量、材料利用率和成本。锻件生产的资源消耗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诸如锻件的材料、批量、用途和所使用的锻造设备等,因而,以通常的吨锻件能耗或万元产值能耗来衡量经济效果会各有不同,甚至不可相比。然而,所购设备安装前的一次性资本支出,虽然是以折旧的方式分摊到产品中的埋没费用,但其技术性能及其对于锻件生产的经济合理性影响却是长期的、决定性的,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它直接影响到设备投产后的剩余寿命周期费用,即输入到设备的能源和维护的经费支出。因而,以锻件实际负荷的能耗和设备的维护费用指标来评价锻件生产的经济性更为合理。
2.2 油泵直接传动系统的节能价值取向
2.2.1 传动方式的演变
锻造压机的传动方式和控制技术随着时代的技术进步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19世纪,世界多采用能耗很高的蒸汽增压器传动的水压机;20世纪,经济节能的新型水泵-蓄势器传动系统问世,大部分水压机改为水泵-蓄势器传动;20世纪90年代后,高压大流量油泵及液压控制元件进入工业应用领域,为锻造压机的传动与控制技术进步奠定了基础;21世纪初以来,更为经济合理的油泵直接传动系统开始大规模地应用于自由锻造液压机,液压操纵和控制系统开始广泛采用电液伺服先导的二通式比例插装阀控制,以及正玄泵闭式传动系统;电气控制系统采用工控机与PLC两级控制和一人操作模式。因而使压机的速度、位置和压力得到精确的控制,实现了锻造液压机的自动化操作。
由此可知,水泵-蓄势器传动并非锻造压机与生俱有,优胜劣汰的设备技术进化同样在自由锻造加工领域是不可免的。
2.2.2 油泵直接传动系统的适应性
自由锻造生产中,“趁热打铁”的行话是一个永恒的真理,这也是所有金属热塑性成形工艺中普遍适用的一个准则。体现在液压机上最为关键的两个概念是力和速度。
对于力,水泵-蓄势器传动是“有多大的力使多大的劲”,与负载大小无关,即使是小型锻件,或小变形量精整,或空负荷回程,总是消耗蓄势器内储蓄的高压水,随着行程加大,压力将下降10%~15%;而油泵直接传动是随负载“量入为出”,功率消耗取决于工件的变形抗力,可满吨位连续工作。
对于速度,水泵-蓄势器传动升压速度快,但随负载抗力增大而降低,难以实现自动调节,节流调速能耗高;而油泵直接传动有个短暂的建压过程,工作速度与负载无关,泵的流量有多少,可保持的速度就有多快,可通过泵的组合或变量泵调整的节能方式改变加压速度。
简而言之,压力取决于负载,流量决定速度。油泵直接传动与控制系统对自由锻造工艺的优越性表现在,常锻时,具有平稳较快的可控的行程速度(包含空程和加压行程),通过油缸工作数量的选择获得更高的工作速度;轴类件精整时具有较高的快锻频次;通过自适应负载抗力的大小可获得恒功率控制;容易控制特殊锻件的变形速率,提高锻件的质量;由活动横梁即上砧的位置控制精度来保证高的锻件尺寸精度,达到±1~2 mm。所有这些都是在节能的条件下实现的,也是水泵-蓄势器传动很难做到的。
同时,由于全液压控制技术的应用,锻件尺寸自动测量、锻砧行程自动控制及其与锻造操作机的联动控制,锻造过程自动化才能得以实现。这对于提高锻件尺寸精度、材料利用率、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能源消耗和成本,具有举足轻重的经济意义。
2.2.3 两种系统的能耗和效率比较
第53页表1是一台15 MN锻造液压机在相同压下量、回程量和每分钟相同锻造次数条件下的各项指标比较,但两种传动系统的能耗和总效率截然不同。水系统总效率仅为30%~40%,而油系统可在70%以上。水系统的平均消耗功率是油的2倍以上,而总效率却是油的1/2。另据实测,同为30MN的锻造水压机,耗电大约为1.8 k W·h,而锻造油压机则低于1.2 k W·h。这就是国内外新造的锻造液压机为什么极少采用水泵-蓄势器传动的原因。因此,从锻件生产的技术经济性和节能降耗观点看,即使大型和特大型自由锻造液压机,今后也不应再采用水泵-蓄势器传动系统。
2.2.4 两种系统的可维护性比较
由油泵直接传动系统的负载特性可知,大量非工作时间,泵处于低压空循环状态,系统管道中的压力很低,加之采用高性能的密封件,以及油介质良好的润滑和防锈蚀性能,因而系统漏损极少,泵、阀、油缸、管件寿命长,造成火灾的可能性降为极低。一个可为“是油压机就漏油”正名的佐证是,中国锻压协会于2009年10月组团赴日考察,一个锻造企业正在工作的7台双柱式锻造油液压机绝无一点漏油现象,随机参观40 MN和80 MN的地下室油泵站时,地面和四壁全部用油漆涂装,看不到一片裸露的水泥,摸不到一滴漏油和一点粉尘,管理的精细和到位的维护令人难以置信。
反观我国水压机的泵站,从蓄势器到主阀分配器的所有法兰、管道中充满了高压水,应力腐蚀大,抗疲劳性能低,金属垫密封性能差;加载和卸压时的高压水冲击力大,压机摇晃,活动横梁运动精度差,导致主缸密封寿命低,人们习以为常的跑冒滴漏现象时时发生,令人叹为观止。
由此足以见证,锻造压机并非只是水泵-蓄势器传动的专利。油压机可以做到不漏油,而水压机却做不到不漏水。采用油泵直接传动全液压控制系统,可以在快速与噪音和振动一对矛盾之间实现一种技术上的平衡,但不能像操作锻锤一样随心所欲。
目前,高效率、高压、大流量的油泵、阀、密封等基础液压件虽然在国内是个空白,但并不成为制约发展油泵直接传动系统的锻造液压机的瓶颈。以设备技术参数相当的锻造液压机,采用水泵-蓄势站,包括压机操纵系统的造价与油泵直接传动采用进口全部液控、电控装置的造价大体相当,但是后者的使用寿命和大修维护时间间隔延长,大大降低了维修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支出,其中包括由于故障造成的减产而带来的利润损失和人力窝工,以及伴随事故而发生的材料利用率、能量、质量、人员费用开支以及其他方面所造成的费用损失。
2.3 预应力机架结构对于锻造压机的适用性
2.3.1 人所共知的一个事实
普通非全预应力三梁四圆柱式水压机的机架属于高次超静定空间受力框架,计算时通常做了种种假设。应用现代计算机三维有限元(FEM)接触问题分析法,使机架的变形和应力获得了科学的和精确的求解。结果显示:框架不再是那个刚性连接的平面框架,3个梁也不再是那个刚度无穷大的简支梁了。
事实上,水压机在恶劣的锻造工况下,圆形张立柱既作为机架又作为拉杆,还作为活动横梁的导向体。张立柱不但时时承受满吨位不规则的脉动轴向拉力,当偏心锻造时,还要承受活动横梁的横向推力和弯矩,以及由于上、下横梁变形而作用于内侧固定螺母处的角弯矩。因而,张力柱总是在大幅值的单向交变拉应力下工作,在快速加载和突然卸载产生剧烈振动和晃动,成为液压机构件中最易破坏的一个零件,导致张立柱发生断裂的例子屡见不鲜。有统计,16 MN以下的锻造水压机,立柱断裂和损坏了几十根,25 MN,31.5 MN,60 MN,120MN级的水压机立柱断裂事故都有发生。最近,一台60 MN非预应力三梁四柱模锻液压机在工作700万次后发生断裂。断口具有疲劳破坏特征,断裂和损坏部位大多处于立柱在下横梁上平面拧螺母的螺纹根部,或锥面与下横梁定位的立柱时,位于下横梁下平面拧螺母的螺纹处。
如果将油泵直接传动简单地应用在这样一个胚子上,或将焊接结构三梁和四圆柱式普通油压机作为锻造压机使用,其整体刚性和运动精度可想而知,造成焊缝开裂、油缸漏油的成因不言而喻。
2.3.2 何种的机架结构更适合于自由锻造工况
第54页图1为全预应力机架的拉杆拉伸和立柱压缩的力—变形三角形力学关系平衡图。当压机总装预紧完毕后,机架在“a”点达到平衡状态;承受工作载荷P时,在“b”点达到新的平衡。显然,立柱始终处于压应力状态,并且保持着一个梁与柱不开缝的残余压力P0,拉杆所承受的最大和最小拉力在P2与P1之间变化,拉应力的变化幅值仅为最大载荷应力的15%。实践证明,这种机架结构具有较高的整体刚性、抗疲劳强度、承载能力和安全可靠性。同时,上、下横梁的内侧不再需要固定螺母,无论是键定位或插入式,不开缝,无需频繁紧固外侧大螺母,处于立柱内的拉杆的循环应力幅值大为减小,永无磨损,可以说在整机寿命周期内不会产生立柱断裂事故,各个构件的使用寿命因此而延长,大大降低了设备维修费用和寿命周期成本。
这就是近几年无论双柱或四柱式新型的25 MN到185 MN自由锻造液压机均采用预应力机架的缘由所在。
2.3.3 主工作缸为什么可以不漏油
全预应力机架立柱的典型结构为中空的矩形或方形截面,因而也就为活动横梁提供了全封闭立柱外围四平面导向的条件。导滑面接触面积大、面压低、耐磨,导向元件寿命长,导向间隙调节和导板更换更加方便容易。由于导板磨损而导致间隙增大,活动横梁失去水准,可由传感器装置监控;特殊构造的活动横梁超长导向结构,使内侧导板能够随着立柱横向的微量变形保持自动贴合状态,有效地提高了导向精度,实现了偏载力向立柱的传递。
同时,在主缸的柱塞与活动横梁的连接方式上,采用了一种双球铰式活节摇杆轴结构设计,使允许的锻造偏心距提高了一倍。工作时,锻造力通过铰接式摇杆传递到活动横梁,而不是通过主柱塞直接传递;由于铰接式摇杆的适应性转动,使偏心锻造所产生的偏载力经立柱传递到上横梁,有效地减小了对油缸导套与密封处的水平作用力,从而提高了密封能力和延长了密封寿命。
毋庸置疑,新型构造的导向系统的优越性,都是传统圆张立柱和导套所无法比拟的,其贡献不仅在于技术层面上提高了压机抗偏心锻造能力,使压机保持高的运动精度,使主工作缸不漏油,还在于经济层面上提高锻件的尺寸精度和锻造质量,降低了维护经费支出和设备寿命周期成本。
2.4 锻造压机配套设备的必要性
2.4.1 必须装备的工模具机械化处理系统
相对于冲压压机、挤压机等,锻造压机的负荷率比较低,一些80 MN,100 MN水压机的负荷率仅为45%~55%,锻件年产量不到3万t。很多水压机缺少必要的机械化配套设施则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统计,锻造水压机上每锻造1 t成品锻件要反复搬运钢锭、坯料8.5次,若包含锻造工模具在内超过10次,导致辅助作业时间长,有效开机率低下。而在1台10 MN油泵直接传动双柱斜置式锻造液压机上,配置有1台100 k N·m全液压轨道式操作机、钢锭旋转升降台、双横向换砧装置、含有6种砧具的砧库。只由一个操作工操作所有设备,快速地调换不同砧具,由方坯一火干成了一支曲柄连杆锻件。
可见,无论是对锻造车间进行技术改造,还是新建,装备工模具和锻件机械化处理系统是必要的。如砧库、砧子横向移动装置、快速换砧和夹紧装置、钢锭旋转升降台装置或钢锭运送小车或工具操作机等“宜人化”功能性装置,不仅改善锻造车间的劳动环境和条件,实现锻造作业自动化、机械化操作和文明化生产,而且可缩短辅助时间,降低消耗,提高生产效率、设备负荷率和产量。与此同时,相对降低了固定费用,达到降低成本目的。
此外,装备大截面气割装置,锻造之前对钢锭冒口和底部进行切割,也是节省压机机动台时的必要措施。
2.4.2 配置锻造操作机的必要性。
在传统水压机锻造生产过程中,主要借助于锻造吊车、翻料机和钳把套筒进行坯料或钢锭的转动和送进。那么,现代锻造车间配置锻造吊车是必不可少的吗?
在国外普遍认为操作机是提高锻造工效和生产率必备的手段,因而所有锻造液压机上均配置有锻造操作机。某厂80 MN水压机配备了1台2 100k N·m/4 000 k N·m锻造操作机,生产效率比原先采用的两台锻造吊车提高了1.6~2倍。某厂140 MN水压机经现代化改造,配备了1台1 600 k N·m和4 000 k N·m锻造操作机,在600 MW级的低压涡轮转子轴的锻造中,锻造时间缩短了8%,设备负荷率可达到74%,实际月产量增加了20%。由于不受起重机更换工模具作业的限制,辅助时间缩短了12%。
相反,某新厂延续了传统水压机车间设备的配置思想,采用了1台200 t的锻造吊车,与1台现代的80 MN自由锻造油液压机配套。投产后,经常锻造80~90 t的钢锭,锻造吊套筒套料烟熏火烤苦不堪言,操作极为不便,效率极为低下。迫不得已,只好又筹划上1台100 t以上的锻造操作机。
事实证明,即使是油泵直接传动的锻造液压机,没有操作机的配合,压机的技术性能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在现代化的锻造车间,尤其在大型自由锻造液压机上配备轨道式锻造操作机已是必不可少,而且一台锻造液压机左右各配置一台有轨操作机已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3 现代双柱型自由锻造油液压机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型的自由锻造液压机进行开发和研制中,消化吸收了国外同类液压机的先进经验,运用现代设计方法和手段,成系列地开发了25 MN,35 MN,45 MN,63 MN,80 MN和125 MN级别的油泵直接传动的双柱斜置式预应力机架自由锻造液压机,以及与之配套的不同吨位的全液压轨道式锻造操作机成套装备,并实现了向市场供货。目前,正在为某公司研制一台世界最大吨位的200 MN双柱型自由锻造液压机,并在制订“双柱型自由锻造液(油)压机”推荐性国家或行业标准。
3.1 自由锻造压机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
历史雄辩地证明,基于对结构力学和材料力学知识的掌握,对于一个满足工艺参数要求的规范化设计,只要其构件能够借助于现有的装备和手段制造出来,对于压机结构的多样性及任何形式的结构设计没有一个必然的限制。
40年前的锻造水压机大都是四柱式结构,近40年以来,在国内外已建和在建的13台超过万吨级的自由锻造液压机中,10台为四柱式,双柱式为3台,分别是:1971年日本铸锻钢公司油泵直接传动的80/100 MN双柱式锻造压机,1976年法国克鲁索钢铁厂水泵-蓄势器传动的90 MN/110 MN双柱式锻造压机,两台都已使用了30多年。第三台诞生于2008年,150 MN双柱下拉式自由锻造液压机在韩国太熊公司投产,又使得诸如“双柱结构仅能用于80 MN以下压机、双柱下拉式结构只适用于30 MN以下的小型压机”划分说不再成立。
原来仅有一两台,大家在观望,现在多起来,被更多人接受,这就是进步。从2000年以来,世界仅35 MN级以上双柱结构锻造液压机就增加到20台以上,其中以63 MN,70 MN,80 MN级居多。正在某厂安装的185 MN自由锻造液压机,将双柱结构压机的设计技术演绎到了极致。但是还未投产就与世界之最擦肩而过,被太重制造的一台200 MN双柱型自由锻造液压机的记录所刷新。
除了具有前述预应力机架结构的所有优点外,双柱式锻造液压机较四柱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和工艺适应性、易于接近中心、钢锭进出空间大的特点,以及良好的可操作性和可视性。这也是引起人们重新审视和接受双柱式的原因之一。
3.2 双柱机架的稳定性判据
在大型自由锻造液压机上采用双柱结构机架的设计是具有挑战性的。
由于受锻件工艺设计如剁切、错移、扭转引起的偏锻,材料加热不均匀性影响,以及受工具位置影响等所引起的非对称加载,锻件抗力远小于常锻压力,都是在压机设计允许的偏心距锻造范围内。尤其是采用轨道式操作机后,极大地消除了意外大偏心加载的可能性。导致水压机加载和泄压时机架的晃动和不稳定因素主要是:水泵-蓄势器传动固有的高压水力冲击产生的横向力,三梁四圆柱结构必须承受单向大幅值的交变载荷,活动横梁圆导套的点接触应力状态而引起的不均匀磨损和导向间隙增大,任一侧的两根立柱都不可能均匀受力,会导致单根立柱承受偏心载荷。这里也有操作者的随意性问题。
从材料力学分析可知,构件的抗弯面积惯量,即截面惯性矩是衡量截面抗弯能力的一个判据。在截面面积相同的情况下,矩形横截面构件的惯性矩是最大的,抗弯曲性比圆形或是正方形截面更稳定。即使是四根矩形截面立柱,将任一侧的两根分体立柱截面的惯性矩叠加起来,总惯性矩也仅是具有相同截面面积和结构特性的一根整体立柱的1/4。关键是,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利用这种效果。第56页图2显示的双柱斜置式机架布置,较四柱式具有较大的截面惯性矩和抗弯刚度,允许偏心锻造范围大,并且能够达到很好的平衡性和稳定性。
通过计算,万吨级锻造压机共振频率仅为3~5 Hz。实际上,在这样大的压机上,无论何部位产生300次/min的频率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必担心快速锻造时产生共振影响。
3.3 空心矩形立柱和多拉杆结构设计
实践证明,采用多根拉杆优于只用一根拉杆。空心矩形断面立柱的材料远离中性轴,多拉杆可随之远离布置,受力均衡。每根拉杆直径一般在φ160~φ240 mm间,材料的许用应力可达700 MPa,安全系数一般在2.5以上。拉杆螺纹根部加工误差小,产生的弯曲应力影响较小,材料组织和热处理性能均匀性好,可用较小的液压预紧缸分别变张力预紧每根拉杆,应力均匀一致性好。
传统水压机的四根张立柱虽然设置有限程套,能部分防止氧化皮、工具等对张立柱表面造成损伤,却不能阻隔由于钢锭或锻件的热辐射,对张立柱的应力和变形造成的不均匀影响。锻件大量的热能传递影响,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恰恰在双柱斜置式机架中,才可能使拉杆由于立柱的阻热作用,更多地远离了热源。这种空心结构立柱犹如一个自然烟囱,既可直接阻隔来自钢锭或锻件热的热辐射,又可通过下横梁的出砂孔或立柱外侧开口,将冷空气吸入,使聚集在立柱内部的热气流从上横梁的出砂孔散出,有效防止了热辐射造成拉杆的不均匀伸长。
3.4 结构的整体性与安全性
任何一个设计人员宁愿或尽可能采用较少的构件,使主要构件整体化,尤其上横梁、活动横梁、下横梁、机架等各主要构件,以避免它们之间的连接问题,由此带来附加的磨损、潜在的失效以及维护和修理的附加要求。但任何1台万吨级以上的锻造压机,这几个构件的净重都会超过200 t,铸造、热处理和机加工都是有难度的。如果采用铸焊结构或焊接结构替代整体铸造结构,存在诸如材料重量增加、焊缝质量、退火处理、焊缝疲劳寿命等问题。因而常常要将主要构件分成2件或更多件,采用机械连接方式。同时,为了避免制造、运输、吊装等一系列问题,大凡超过100 MN的锻造压机大多是在当地借助于自身条件设计建造的。
但是,特殊的细节设计可将分体结构的不安全因素减少到最低。诸如应力集中部位结构的优化和加工处理,出砂孔光刀处理和磁粉探伤,上横梁安装主缸孔的大圆角过渡,防止活动横梁非正常下落措施,超允许偏心矩加载测控,拉杆防松和应力监测,事故状态或停电后的处置等。
4 结论
1)从锻件生产的经济性要求出发,在自由锻造液压机上采用油泵直接传动全液压控制系统、矩形或方形立柱全预应力机架结构、锻造操作机等机械化操作配套设备的趋势不可逆转。
2)对传统水压机的结构、操控系统和配套设施进行技术改造,开发研制满足使用工艺、高效低耗和利于操作维护、实现锻件近终成形的新型锻造液压机,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蔡墉.国内外锻造液压机的发展历程与现状[J].中国锻造行业发展研究,2009(1):188.
[2]王凤喜.锻造水压机与配套设备的发展[J].重型机械,1996(3):6-8.
[3]俞新陆.液压机的设计与应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掠夺性制度、自由与经济发展 篇6
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潜在的存在着两种掠夺, 一种是私人掠夺, 包括私人掠夺私人和私人掠夺国家。第二种掠夺是政府掠夺。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政府作为一种组织, 如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政府整体的掠夺, 比如乱摊派、超过公共服务需要的费和税、通货膨胀等;二是政府的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各种审批权力把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的腐败行为;三是私人通过政府权力的掠夺, 比如一些行业的行政垄断, 游说政府对潜在对手设定市场准入的限制。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中我们看到制度的力量是巨大的, 诺斯甚至认为那些被主流经济学家视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因素, 如教育、创新、资本积累等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 制度才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因为有效率的组织会要求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 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而在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在性质上制度是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制度, 一种是有效的支持市场发展的制度, 如各种产权制度, 而另一种则是掠夺性制度, 该制度导致社会非生产性再分配, 财富分配不公及非和谐式增长。Aron认为制度的质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评价:对产权和契约的尊重、信任以及公民自由。在我们这里所讲的掠夺性制度通过对比上面的标准显然它们是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 这种掠夺性制度的形成完全有利于少数人或者既得利益集团, 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公民的参与度低, 政府的权力没有得到制约。政治家或利益集团追求的个人利益可以通过社会产出的最大化来实现, 这一般会形成一种发展型制度;也可以通过租金最大化来实现, 这一般就会形成一种掠夺性制度, 掠夺性制度不仅带来再分配, 而且会造成较大的效率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把精力用在生产性活动上, 而是用于非生产性活动上, 也就是会出现哈伯格三角和塔洛克方块的现象。在掠夺性制度下社会各阶层实际经济增长的差异可能削弱甚至抵消社会总体经济的增长对社会贫困状况所带来的改善, 有利于贫困人口的经济增长要有制度性的渠道把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要求反应出来, 要有政治性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去关怀、解决民生, 而在掠夺性制度下的增长则是不平衡的增长。
这种制度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大体来说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科斯、诺斯等人的交易成本方法, 二是布坎南图洛克等人提出的寻租方法, 三是奥尔森的利益集团方法。在文中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利益集团的寻租之手与政府的掠夺之手“相握”现象, 为此我们从利益集团的理论出发寻其原因。在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 即一般来讲, 没有一个国家内全社会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都能组成平等的集团, 有了这个前提后, 他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集体行动的形成取决于两个重要的条件: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 并且存在这某种迫使或诱使个人努力谋取集体利益的“选择性刺激”。拉詹认为人们在初期得到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禀赋的数量有差异, 这种初始资源和机遇的差异决定了人们有不同的偏好, 并结成了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 它的最大化的选择是寻租。利益集团的寻租追求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利益集团的利益往往通过政治家转变为政策和制度, 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体制性的影响。
二、自由的损失和正义的破坏
在上面论述掠夺性制度的形成、特点时我们已经涉及到了这种制度的形成对人们收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这里之所以提出自由的损失这一概念是因为本文认为上面所论及的破坏性影响是笼统的, 缺乏细致的信息基础或者说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 为此, 补充这一部分内容, 为的是加深我们对这种破坏的理解。
在被索罗称之为“经济学的良心”的印度裔经济学家森那本《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发展观, 即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 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其全书的中心概念自由是在实质意义上定义的, 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更具体地说, 实质性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而在论及自由作为发展手段的论题时森分析了五种工具性的自由, 即政治自由、社会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防护性保障等。掠夺性制度恰恰损害了人们的这种自由, 被一种“权威主义”压制, 我们应清醒的是“李光耀命题”、并不是到处有其合理性的。
除了对自由的损害外, 这也是一种社会不正义的表现。美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阐述的一般的正义观可以理解为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或者说基本善———自由和机会, 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 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体现这一正义观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是每个人对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 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即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是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 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差别原则) ;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 , 而要实现这种正义, 罗尔斯在书中论述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提出了原初状态的概念。而反观现实, 在矿山的产权、开发等等一些列的处置过程中都严重存在着程序不正义的情况, 且结果上的自由安排不平等并没有带来村民们自由和谐的发展, 或者说虽有收入上的增长, 但这是一种不自由的增长, 非共享式的增长。
三、一些措施的提出
基于对上述一些问题的提出和阐述, 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产权制度的实施要循序渐进, 要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产权
产权的转换谁应有最后的决定权?保护产权的概念是保护全社会而不是仅仅保护部分人的产权, 不是仅仅保护那些强势利益集团的产权。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产权和法律体系源于对强势集团权利的界定, 而弱势利益集团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要比其权利能得到可靠保障时愿意做出的投资小得多, 也就是说, 如果社会对产权的保护即维护主要限于强势利益集团这是不利于社会协调发展的, 所以从保护强势利益集团的产权到保护全社会的产权是社会制度发展的关键。
2. 建立开放的准入秩序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沃利斯、温加斯特等在其《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一文中认为, 在历史上, 人类先后出现和形成三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第一种社会秩序主宰了有文字记载前的人类历史, 这种原始社会秩序是狩猎采集社会的秩序。第二种社会秩序统治了过去的一万年, 这差不多也就是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 这种有限准入秩序通过对经济体系实行政治掌控来解决如何约束暴力的问题, 也就是通过限制进入来产生租金, 以此来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第三种社会秩序是最近300年来发展起来的, 这种开放准入秩序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竞争而非创设租金来维持社会秩序, 开放的准入秩序支持组织的自由进入, 这就促进了经济竞争和政治竞争, 从而造就了大批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为此, 从中我们可得到的启示是, 在利益集团的各种博弈中如果允许一些健康合法的不同的经济组织准入, 那么就会加强竞争性, 激发民主的活力, 从而限制一些租金的寻求, 改善经济利益的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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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ouglass North.“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March1971.
[3]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4]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图说我国16年的经济自由度指数 篇7
本文依据200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编制的等级划分方式, 将各经济自由度指标的贡献比重等级定义为:在8%-10%之间的属于自由等次、7%-7.9%属于大部分自由、6%-6.9%属于中等自由、5%-5.9%属于大部分不自由、0-4.9%属于完全不自由, 从美国传统基金会1995-2010年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中, 提取我国的指数表现情况以经济学的观点图示商业自由度等9项评价指标得分, 并计算相应指标在经济自由度指数中的贡献值、贡献比重、分差 (见表1) , 评价相应指标的自由等级, 思考我国改善经济自由指标的方式。
本文将各指标贡献值、平均经济自由度指数值、比重定义、分差如下:
相应指标贡献值=我国16年的相应指标贡献值总值×10%取平均
平均经济自由度指数值=各指标贡献值之和
贡献比重=相应指标贡献值与指标满分值 (10) 的百分比
分差=指标满分值 (10) -相应指标贡献值平均值
一、商业自由度
商业自由度指标评价指数值如图1所示, 可以看到, 在1995-2005年度区间内, 我国的商业自由度变化不大, 甚至每个年度中均是同一数值。而在2006-2010年度区间内评价数值的波动较大, 在2006年度同处于最低值;不难发现在1995-2005年度区间内的评价数值为最大值, 2006-2010年度区间里我国的商业自由度在不断改善和提升的区间。该项的贡献值为5.3, 贡献比重为5.3%, 分差4.7, 属于大部分不自由指标, 我国需要不断改善企业成立和关闭流程的行政管理效率、降低企业开销, 同时提高公务人员行政能力与工作效率、服务意识等。
二、贸易自由度
贸易自由度指标评价指数值如图2所示, 可以看出我国的贸易自由度变化呈逐年上升之势, 1997和2006年度均出现跳跃, 增加值大于10, 2010年达到最大值。该项的贡献值为4.9, 贡献比重为4.9%, 分差5.1, 属于大部分不自由指标, 我国改善该项指标的方法是加快对贸易加权的平均关税率和非关税壁垒数量下调步伐, 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经济发达国家同样实施着对其国家有利的平均关税率和非关税壁垒数量制度, 如“美国售价制”等。
三、财政自由度
财政自由度指标评价指数值如图3所示, 我们发现在2004年度和2008年度出现了两个谷底值, 该经济环境变差。该项的贡献值为6.9, 贡献比重为6.9%, 分差3.1, 属于中等自由指标, 这说明我国对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企业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和税收收入占GDP的百分比处在世界的中等水平。在西方国家政府税收是用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我国的情况有些特殊, 政府收入中除了税收收入之外, 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 因此单纯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财政自由度并不能客观地评价我国财政自由度。本文认为可以把我国的财政自由度用以下中类项目进行评价:除税收收入, 还应该包括财政收入、国债收入、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大量的不纳入财政预算的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费 (基金) 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
四、政府规模
政府规模指标评价指数值如图4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 在政府规模的评价项一直处于自由等级;但在2000年起该项分值则出现了逐年减少的趋势。该项的贡献值为9.1, 贡献比重为9.1%, 分差0.9, 属于自由等级指标, 这说明我国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国有企业的收入和财产占政府总收入的百分比等较高, 该项评价为所有经济自由指标的最高值, 贡献比重排名第一位。
五、货币自由度
货币自由度指标评价指数值如图5所示, 图表呈正态分布状, 其最峰值出现在2002年度, 峰值后均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06年度为自由等级;该项的贡献值为7.9, 贡献比重为7.9%, 分差2.1, 属于大部分自由等级, 此项指标是针对近三年的加权平均通货膨胀率和价格调控进行评价的, 我国人民币升值与通胀的幅度均成可以借以调控经济波动的工具, 那16年货币自由度的评价特别是2005年后的5年里,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的人民币汇率稳步上升却让货币自由度的评价逐年下降;当然此指标还与价格调控有关系, 但根据浮动汇率制下汇率的传递效应, 即名义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 相关的理论极其简单—汇率波动会直接影响进口品的价格水平 (进口价格) , 进而传递到国内整个价格水平, 其内在联系是必然的, 该项评价为所有经济自由指标的次高值, 贡献比重排名第二位。
六、投资自由度
投资自由度指标评价指数值如图6所示, 图表呈梯形下降状, 在2001年度下降后至2009年度均处在同一水平, 至2010年度为最低值, 最高值出现在1995-2000年度, 该项的贡献值为3.7, 贡献比重为3.7%, 分差6.3, 属于完全不自由等级, 为我国最需要改善的评价指标之一。多年来, 我国能按照WTO要求, 逐步对国内经济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和改革, 在贸易和投资上基本采纳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规则, 包括履行实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WTO市场准入承诺, 调整本国法律、法规及行政手续, 使之与WTO协议相一致。但在对外汇进行管制、对支付、转移和资本交易和某些特殊行业是否拒绝外国投资等方面需要进一步调整, 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
七、金融自由度
金融自由度指标评价指数值如图7所示, 图表呈两级台阶下降, 分属两个等级。该项的贡献值为3.8, 贡献比重为3.8%, 分差6.2, 属于完全不自由等级, 为我国最需要改善的评价指标之一。我国按照WTO协议的协议, 已经逐步开放金融服务业, 特别是在银行、金融服务公司开业和运营基本开放, 但此项评价上反而较不开放前下降。当然, 本文认为2009年的金融海啸导致全球金融服务业萧条, 金融市场便是危机中的机遇, 我国应该加快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 放松市场管制, 尽快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让世界范围内更多的国家用人民币做交易。
八、产权
产权指标评价指数值如图8所示, 图表很有趣的是和金融自由度评价的曲线变化较为相似, 也分属两个分值, 同样为两级台阶下降之势, 该项的贡献值为2.8, 贡献比重为2.8%, 分差7.2, 属于完全不自由等级, 为我国最需要改善的评价指标之一, 是所有指标的最低值。当然此项评价和我国的基本国策相矛盾, 比如土地是属于人民共同所有, 个人只是拥有土地的使用权等, 这是本质上的矛盾, 它的上层建筑就是政治问题了。但我国的整个产权环境都在明显改善, 如我国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政府对征地规定等, 但产权的评价不升反降, 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传统基金会的右翼政治思想。
九、廉政
廉政指标评价指数值如图9所示, 其分值在1997年后即呈现逐年小幅提升的趋势在2010年度达到最大值, 呈不断改善之势。该项的贡献值为3.2, 贡献比重为3.2%, 分差6.8, 属于完全不自由等级, 为我国最需要改善的评价指标之一。本文认为廉政建设是一个过程, 它必须经历过比较腐败的时期, 经过长期的探索形成了一套自己卓有成效的廉政建设体系, 西欧的瑞典、芬兰、丹麦、挪威等国家, 是公认的廉洁国家, 他们同样有着比较腐败的时期。我国不断的改善此项评价, 特别是在十六大以来, 国家出台了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并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反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也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做法。
我国在政府规模、财政自由度、货币自由度三项指标上有较好的表现, 分别属于自由、大部分自由和中等自由等级;而金融自由度、投资自由度、腐败影响、产权四项指标均属于完全不自由等级, 为最需要改善的指标;商业自由度和贸易自由度则处于大部分不自由等级, 是我国需要继续努力的指标。通过以上的分析与思考, 我们也看到了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评价的失真, 让我们联想到传统基金会的右翼政治思想, 其经济自由度指数的相互关系值得思考, 但是对于历史记录的审视可以获得更多这些数字背后的东西, 可以更详细地展现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提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偶然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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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圳广讯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经济自由度指数排行榜[EB/OL].http://www.2opp.net/html/newshow13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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