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

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通用5篇）

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 篇1

古典哲学家这样解释自由，认为其是被奴役的反面，这样的诠释恰当传神。法律给予自由保障，而自由作为人性最深刻的需要，成为评价法律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

自由的背后是自律，除此之外自由还要接受他律，他律就是外在的道德和法律规则的约束。因此为所欲为的权力只是自由的一部分，而自律和他律则是自由的另一部分，两者合在一起才称之为完整的自由。[1]

于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头写道，“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2]这枷锁便是道德和法律。法律是自由堡垒的守夜人，依靠有效的干预达到保障自由之目的，主体与客体之间趋于和谐之状态。经济法亦是如此。立足于世界经济的历史渊源，从经济自由主义时期发展为国家干预经济时代，进而衍生为新经济自由主义时期，市场与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辩证过程，同时将历史引入一个市场与政府并重的时代。

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中，可见一斑。我国从建国前以封闭、分散的小农经济为主，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再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旧自由到全面干预，从全面干预再到新自由，从而完成了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这一辩证统一锁链之华丽转身。

一、从散乱的旧自由到全面计划

市场的内在机制曾被誉为“无形之手”滥觞于古典经济学时期。在早期的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垄断资本主义，如果放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则无法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均衡，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市场并非万能的，其在建立及维护竞争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保护经济和生态平衡方面是无效的。市场的个体是不断追求私利的经济人，而缺乏对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重视。而经济法中的国家或政府是各市场主体利益的代表，能够位居于某一私人的主体之上，并以一定的程序汇集众多的私人利益跃升为公共利益，从而以追求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己任，达成经济法真正的价值体现。

在1949年以前，由于战乱和自身生产力的局限，我国存在着通货膨胀以及贫富差异巨大等多方面的经济发展弊端。计划经济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于，它统一规划、统一调配，有效地控制住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同时它也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从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全面运作，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中国完全建立，基本改善了旧中国散乱封闭的经济状态，也为之后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发展作出奠基。

体制的建立决定着制度的变迁，即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这段时期的经济法确实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迁。早在1923年的《法律评论》中就载有《新时代产物之经济法》一文，介绍了西方的经济法概念。在张则尧所著《比较合作社》中，也专门列出了“经济法之范畴与合作社法”，对经济法的实质及其特征作出了阐述。但是，由于当时兵荒马乱的社会现实以及不典型意义的商品经济，导致经济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未能从“六法全书”中脱颖而出。可以说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主要是依靠国家的政策统一控制的，而上层建筑方面未能很好地起到规制的作用。

二、渐进式改革带来的“新自由”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凯恩斯主义令许多国家相继进入另一种经济困境，这就是所谓的“滞涨”。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大范围、高强度的政府干预带来了效率低系、分配不均、失业等严重的后果，可见政府并不比市场高明，初衷良好的政府干预往往会导致相反的结局。

我们必须要建立“市场自己的政府”，而不是建立一个外在于市场而又强加于市场之上的政府。市场竞争也得有一个游戏规则，政府则是负责监督执行这些规则的机构。而经济法就是这些游戏规则，它不是控制自由市场的政府权力，而是授予政府合法且良性作用于自由经济的权力，它同时规范着市场中的每一个参与着。在我国，真正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拉开的序幕。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基本确立，经济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

微观经营机制改革(1978年12月-1984年10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鉴于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1979年4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党的十二大也详细阐述并通过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是经济体制的局部改革。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选择在农村，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令农民拥有了经营自主权和投资能力。与此同时，城市的改革也在酝酿，开发企业改革试点，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对外开放也开始起步，兴办了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

然而，这种局部市场调节只适应以农村为重点的局部改革。要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必须把改革的重点推向城市，形势呼唤着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到来。

2. 第二阶段：

资源配置制度改革(1984年10月-1992年10月)。这八年间，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发展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标志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个阶段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 配套进行了市场建设、价格改革, 以及宏观经济体制改革, 从而进入了全面体制改革阶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不再如《决定》那样提“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8年9月,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正确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后, 决定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治理整顿工作上。三年的治理整顿得出一个结论:新旧两种体制不可长期并存, 必须确立新体制的主导地位, 才能实现改革的目的。

3. 第三阶段：

宏观政策环境改革(1992年10月至今)。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至1993年，当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启动不久，又出现一次经济过热，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金融混乱。经过初步治理后，1994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改革进入到实质性全面构建新体制阶段，也是经济改革的攻坚阶段。这一阶段改革主要从国企改革、发展完善商品市场、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新体制以及深化对外经济改革四个方面开展。

正是在深化改革开放和创新体制的推动下，1992年至1997年，我国经济出现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开始走向科学化、合理化。这一切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二）改革开放后经济法的变迁

在经济体制与经济法的关系中，经济基础是抽象性因素，不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可操作意义上就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经济法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都应该在制度与法律的备忘录中印刻下足迹，否则散漫的创新激情在稚嫩的市场肌体上的肆虐很可能只是倍增市场的无序与理性的紊乱，从而导致经济体制目标的不能实现。

在这段时期的经济法，经历了最关键的三十年变迁，其主要应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分为四个阶段：

1. 中国经济法概念的初创阶段；

(1979年～1986年)。这个时期初步形成了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五个学派，即“纵向经济法论”、“计划经济法论”、“综合经济法论”、“学科经济法论”以及“纵横经济论”。但这些学说都无一例外地均以“计划性”、“行政性”为特征，带有了浓厚的时代色彩。

2. 中国经济法概念的形成阶段；

(1986年～1991年)。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发展成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在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经济法概念的纵深研究由原来的“纵横经济法论”继而演变为“密切联系说”和“管理协作说”，与此同时经济法开始与行政法发生冲突。

3. 中国经济法概念的调整阶段（1992年～1999年）。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完整确立，经济法概念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高度。此时经济法概念主要分为调整对象类、机能类、经济行政类、方法类，经济法学者们通过及时调整研究方略，立足于市场经济而且服务于市场经济，为经济法的勃兴缔造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大平台。

4. 中国经济法概念的成熟阶段（2000年—迄今）。

21世纪以后的经济法已历经了“国家干预—适度干预—谨慎干预”的理论过程，逐渐成熟，日趋完善，同时强调了“社会关系说”与“行为说”对于理解调整对象的重要价值，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蜕变。

从经济法近三十年的发展不难看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已趋于从国家干预向新经济自由主义时期的转化，温和谨慎、不凌驾于市场之上的政府反而促进的市场的蓬勃发展。因此，在经济法的语境的。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计划维护下的经济自由，在追求效率同时也兼顾了公平，更好地实现和巩固了经济自由。[3]

三、经济法在自由与干预之间的抉择

国家干预是经济自由的基础和保障，经济自由则是国家干预的目的和精髓。而经济法正是在两者之间博弈和抉择，经济法通过适度的干预保障了经济自由的有效运作。所谓“过犹不及”，经济法对市场的自由与干预之间正寻求一个合理的“度”，无限地趋向一个平衡。

（一）在经济基础领域，经济自由所彰显的应是消极自由

1958年，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牛津大学齐契利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的就职典礼上发表了他闻名于世的演讲———《两种自由的概念》。[5]积极自由———想要自己治理自己，或参与控制自己生活过程的欲望，以及消极自由———可能和希求一个能够自由行动的范围的欲望，同样深刻。然而，消极自由始终是更为真实的自由。经过了历史的验证，经济自由从不应该是市场主体为所欲为的自由，恶意竞争、垄断、内幕交易等行为以牺牲市场秩序和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交易环境为背后代价带来的只是少数人的自由。经济自由所彰显的应是消极自由，市场主体所应关心的是在什么范围内可以做什么，何种行为违法了法律规制。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有序才是维持市场自由的坚定基石。

在经济基础领域，消极的自由下，市场主体的确不能随心所欲，但在积极的自由下，最可能随心所欲的却是当权者或是既得利益者。与其幻想每个工人都参与企业管理，不如想出一些实实在在的办法限制经理的权力。与其幻想每个人都能当家作主，不如设计出某种制度限制和制约国家的权力。

（二）在上层建筑领域，经济法的规制与干预应更加完善

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具有其固有的不周延性，这就更要求经济法这一市场的“有形之手”更加的合理合法、与时俱进。经济法不仅要转变政府职能，完全国家所有权与企业财产权的分离，以促进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并且建立合理严谨的程序机制，将宏观经济决策构建在各经济主体自由、充分对话的基础之上，以促成经济决策形成的民主化。

另外，随着经济自治团体的出现，自律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市场主体利益的协调和保护。政府应该处理好与各行业协会的分工和合作，并通过经济法的规制对行业协会的违法联合行为作出规制，保障微观市场主体正当权益的真正实现。

（三）在社会保障领域，经济法表现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尽管个人的经济自由优先于国家干预并决定国家干预的限度，但它并不排斥和否定国家干预，经济自由和国家干预这对矛盾体理所当然地能在现代法制社会中寻求到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便是社会公共利益。”[4]公共利益是市场主体行使经济自由的边界，也是国家干预的正当理由。在古罗马法律中有一个古老的原则即人民或公民的利益是最高的原则。这一原则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接受。而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个平衡点上，我们应在现代法制社会中寻求到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相平衡的实现路径，即有限政府和经济法治的建立。唯有控制政府权力、经济法制化才能保证自由的市场经济竞争和政府干预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一宪法目标。

四、结语

过度的经济自由导致市场失灵，此时需要“有形之手”的调控———国家干预;过度的国家干预导致政府失灵，此时则需要对政府的干预进行限制，发挥和尊重市场的作用。

一部西方经济学说史，实质上是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两种思潮争论、交锋、斗争的历史，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说时，要与其历史背景相联系，既不能照搬全抄，也不能全盘否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自由应与政府干预并重。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再到经济法的变迁，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的博弈，越发趋于相互的吸收与于万千的市场之中。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9261.html?wtp=tt, 2012-10-09.

[2]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 1762.金融Finance NO.11, 2012 (CumulativetyNO.498)

[3]顾耕耘.经济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230.

[4]何文强.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J].云南社会科学, 2007 (1) .

[5]以赛亚·伯林.胡传胜译.两种自由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 1958.

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 篇2

关键词：经济理论；国家经济安全；新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华盛顿共识；经济地位；经济决策；经济主权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116-05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在经济领域，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对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其他方面有着重大影响，有时候甚至有决定性影响。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经济改革和建设，关系到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经济建设的最终成就。俄罗斯、东欧、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惨痛的教训表明，经济理论的误导能够导致国家巨大的经济灾难，严重威胁和破坏国家经济安全。可见，指导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也存在安全问题，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研究对象。由于经济理论是经济运行的“操作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大脑”，因此其安全性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极力将新自由主义这套“操作系统”植入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中。本文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及其威胁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是决定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概念包含了经济地位的差异，隐含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态的不同，经济安全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来说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一个整体上依然是弱肉强食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作为强者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安全观的根本出发点是确保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地位，将自己的经济安全定位于外部经济资源和利益的攫取上，避免经济从安全的状态进入不安全的状态，是“攻”的态势；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始终处于受威胁的不安全状态中，其经济安全观的根本出发点则是使经济如何从不安全的状态进入安全的状态，即如何避免国家经济主权、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重大经济利益不受剥夺、破坏或威胁，是“守”的态势。

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改变自身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这种不利地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安全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上升意味着发达国家地位的下降，这是发达国家所不愿接受的。从这个角度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是对立的，发达国家特别是其中的霸权国家为保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必然要设法遏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这种对立决定了处于强者地位的发达国家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来源。

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往往又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这必然存在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市场的依赖所带来的经济安全风险。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处理好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在发展经济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安全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在保证经济安全的条件下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等来实现经济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保护好国家经济安全，甚至以经济安全利益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成果很容易就会被发达国家“剪羊毛”，很可能会瞬间被剥夺或摧毁，经济可能发生轻则数年、重则数十年倒退，国家陷入长期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将经济安全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重大的经济决策需要经过经济安全方面的评估，以保证经济决策不会危及经济安全。

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新自由主义与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彻底破产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创新，“新”字作为前缀只不过是在古典自由主义内核外面加上了理性预期、公共选择、货币主义等新的外衣而已。由于自由主义无法解释“大萧条”，对如何走出和避免经济危机更是苍白无力，于是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治疗和防止危机的理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且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在这个背景下，一直坚持与凯恩斯对抗的新自由主义只能是一个边缘学派，只是少数人在那里自弹自唱。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以“滞涨”为主要特征的严重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自然地被认为是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则获得了生机。为摆脱“滞涨”危机的泥潭，无计可施的英、美政府抓住了新自由主义理论这根救命稻草，纷纷推出了一些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新自由主义由此逐渐成为英、美等国的“官学”，实现了从边缘向主流的转变。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国内兴起的同时，国际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前苏联经济陷于停滞，开始在全球战略收缩，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主宰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美国得以在全球全面扩张，而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其扩张的需要不谋而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从一种经济理论政治化为发达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范式化“华盛顿共识”①，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扩张、进一步巩固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地位的理论武器。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取得了“官学”的地位，但我们可以看到主导英、美等国国内经济政策的依然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措施在各个经济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加在凯恩斯主义外面的“小马甲”，只在局部领域的部分环节实施，并且是以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限度的，根本不存在全面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以美国为例，主张市场化，政府却要在金融危机时拿出8 000亿美元来救助陷于困境中的企业，即使这些企业是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主张贸易自由化，却严禁高技术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即使贸易赤字连年大幅增长在所不惜；主张金融自由化，却将金融业视为自己的“核心利益”，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严格的保护，即使其金融业已经是世界最强最大；主张投资自由化，当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时，却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百般阻扰，即使优尼科公司是一家陷于破产的公司；主张私有化，却要将通用汽车、AIG等企业国有化，即使被指责为社会主义也不忌讳。

与“大萧条”之前的时代相比，当代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经济主体行为的外部性更强，经济运行更加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作为在“大萧条”中彻底破产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新自由主义对当代经济现实已经失去了解释力，更无力解决当代经济问题，是一个陈旧的、落后的理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全面搞新自由主义，最终都难免会再次陷入“大萧条”般的灾难。其实发达国家的决策者们也非常清楚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却要通过种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唆使、引诱、强迫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方案来进行“改革”，可见其居心不良。这进一步说明了新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扩张的理论工具，是为“狼吃羊”服务的理论。

为了让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了其主导和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遇到困难时，将提供援助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捆绑，强迫发展中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此外，美国等发达国家还通过利诱的方式，比如设立各种基金或奖学金，为发展中国家培养、输送和包装经过大量新自由主义思想洗礼的“人才”。新自由主义思想经他们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媒体、政府，从而左右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执行新自由主义教条。新自由主义正是在发达国家不遗余力的推销下，得以在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

三、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

实现羊的安全需要有富有经验的牧羊人、结实可靠的围栏、衷心尽职的牧羊犬等一起来保证。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需要有能够有效发挥组织和资源配置作用的政府、能够有效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法律法规、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来共同保证。政府、法律法规和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类似羊群安全中的牧羊人、围栏和牧羊犬，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主张分别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这三大关键为主要目标，卸除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屏障，以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羊”完全暴露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之狼”中。

（一）市场化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包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选择权、经济发展政策的决策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对自身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经济主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内容，独立、完整的经济主权是一国经济安全的基础。丧失了经济主权的国家，即使经济有一定的增长甚至短暂的繁荣，但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容易毁于一旦，也就毫无经济安全可言。

经济主权通常需要代表一国的政府来实施和维护，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规制来实现。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奉为万能，鼓吹市场能够自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资源配置的最好方式，主张“市场”对经济的绝对统治，甚至认为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了意义，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货物、资金等完全“自由”流动，其实质是以市场化的名义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政府应有的作用，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业、资源等能够任由居于强势地位的跨国垄断资本以某种形式上“公平竞争”方式被掠夺、被摧毁；使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有关产业和技术政策以集中力量实现关键产业和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打破发达国家的垄断，从而形成对发达国家的长期依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无法改变，经济安全状态永远无法改善。

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显得更为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受到外部威胁，经济安全的形势就越严峻，对维护经济安全的能力要求就越高，就越需要政府能够有效行使经济主权，通过行使经济主权这一天然拥有“特权”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面对发达国家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非市场的方式以维护自身经济安全。比如对国家经济安全起着基础性作用的网络信息技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垄断优势地位，如果按照市场法则，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公司竞争，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网络信息技术永远依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始终无法得到保障。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集中各种资源在这一重点领域实现科技突破，才能打破发达国家的科技垄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市场能够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是各市场主体的实力相当，但现代经济中这种市场几乎不存在，现实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营规模甚至超过了中等规模国家的经济总量，具有富可敌国的国际垄断能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若不发挥应有的作用，利用好经济主权这个盾牌，经济安全根本不可能实现。

其实，是否市场化、什么时间市场化、哪些领域市场化、市场化到什么程度等本身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范畴内的事情，发达国家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市场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国家边界的政府干预行为，侵犯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破坏。

（二）自由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和经济稳定

如果说市场化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关系，自由化则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对国内外经济主体之间“不公平”对待的法律、法规等，让资本、货物等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竞争力的巨大差异，“自由”往往变成发达国家单方面的自由，而发展中国家虽有“自由”的权利，却没有行使它的实力。因此较之市场化，自由化与发达国家的利益联系更直接、更具体，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也更直接、更具体。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弱，多数产业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保护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那些对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关键作用的战略性产业，如金融、能源、电信、农业、网络等产业，不仅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对国外资本进行禁止或限制，而且还需要国家直接组织人、财、物等资源来进行培育和扶植。只有相关产业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之后，才能抵御发达国家的冲击，才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才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自由化政策使发展中国家失去对民族企业和产业应有的保护，发达国家的商品可以自由地输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自由地投资和并购，自由地操纵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

在新自由主义的“三化”中，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最为明显。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总是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端而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投资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包括战略性产业在内的诸多产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垄断公司控制，国家重大经济利益无法保障，无法实现经济自主权；金融自由化方便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频发。

（三）私有化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支柱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往往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柱，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分散、薄弱，往往需要国家聚集资源实现在某些重要领域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依赖，维护和巩固国家经济安全，而国有企业则是发展中国家聚集全国资源的重要载体。其次，国有企业能够以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为重，更好地服从国家意志，从而能够去从事符合国家长远利益但没有短期经济效益的战略新兴产业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方面超越发达国家成为可能。再次，发展中国家能够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宏观调控上能够有效地实现反周期调节，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稳定，减少内外经济危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对关键部门和企业的直接控制，仅仅依靠货币、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效果会大打折扣或者根本无效。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直接发挥调控作用，根本无法有效实现调控的目标，只能任由危机扩大和蔓延。最后，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能够直接与国外公司进行竞争，从而制约跨国垄断资本的垄断能力，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上述职能直接或间接地节制了跨国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为了消除跨国垄断资本扩张的障碍，鼓吹私有化成了最直接的方法。为了让私有化看起来具有合理性，新自由主义者将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无限扩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正是在对国有企业各种似是而非的批判中进行的。在私有化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解体为原子化、碎片化的中小企业，根本无力与跨国垄断资本竞争，最终被收购或被淘汰；一部分则落入部分高官和高管之手，形成各种寡头。由于寡头本来就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国有企业资产形成的，他们根本不仅不会维护国家利益，还可能与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勾结；还有一部分则直接被跨国垄断资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入囊中，国家则丧失了对某些关键产业和资源的掌控。

四、余论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绝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事实表明，几乎所有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最终都会陷入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危机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了持续的繁荣，哪个发展中国家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越彻底，后果就越具有灾难性。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落后的，在实践中是失败的。那些曾经饱受新自由主义危害的国家，很多已经醒悟过来，开始抛弃新自由主义。但由于新自由主义背后有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仍占据着经济学的一定地位，对那些还没有充分遭受新自由主义所带来苦难的国家来说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吸引力。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快速崛起中的国家，这都决定了中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点兜售对象。中国应该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清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避免掉入新自由主义的陷阱。中国顺利的崛起不仅有利于改善自身的经济安全状况，而且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改善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安全状况。

注释：

①主要内容包括：（1）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2）国有企业私有化；（3）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即为富人减税，增加对中低收入者的征税；（4）利率市场化；（5）汇率市场化；（6）放松对外资的限制；（7）放松政府的管制；（8）保护私人财产权；（9）压缩财政赤字（实质是减少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减少政府公共产品供给）；（10）降低通货膨胀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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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秉孟，李千.金融改革与经济安全——警惕“金融自由化”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干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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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江涌.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N].中国企业报，2012-05-15.

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 篇3

作者:史炜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1月11日

干预主义常被比作重拳,可强制性地改变经济运行方式;它还被称为“闲不住的手”,如管家婆一样,让市场无所适从。而经济自由主义常被比作魔术师的手,在你看不见它的时候,实现了竞争与发展的突破,但它同样也被称作天马行空的手,随时会因过度随意而堕入深渊。怎样让两只手在市场中协调互补,至少是过去200年和今后若干年经济学家们要解决的大问题。

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 篇4

(一) 自由放任主义

自由主义是一套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 它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型, 而两者又各有不同的理论流派。它们有着共同的理论内核:自由主义是“亲市场”、重效率的, 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自行运转、自我调节, 主张政府较少甚至免于干预经济;强调个人主义原则, 鼓励个人通过市场竞争追求自我利益。其最核心的原则在于“自由”。

(二) 政府干预主义

同样, 遵循着多样化和内在统一性的政府干预是在与自由主义的对抗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工业革命以来, 它经历了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的转型, 其内部也分化出众多理论流派。与自由主义相对, 它是“亲政府”、重公平的, 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 存在种种难以克服的缺陷, 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性”是它的重要特征。

二、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争

(一) 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诞生与繁荣

工业革命前期, 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亚当·斯密认为,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最终能实现供求平衡和资源有效配置, 因此, 他主张政府在市场中只起“守夜人”的作用, 信奉“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认为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国防、治安、提供有限的公共服务。可见, 他认为政府具有为经济运转提供环境保护的作用, 反对政府深入经济生活内部的直接干预。

自由放任理念在工业革命早期得到了全面贯彻。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集聚了前所未有的财富, 实现了物质种类的极大丰富, 呈现出动人的活力和诱人的财富创造潜力。然而, 在表面辉煌下却是社会各方面的千疮百孔, 城市公共卫生、工人住房、劳资冲突、贫富分化等问题像隐藏在资本主义帝国大厦里的不定时炸弹。

(二) 理论家们对自由放任的质疑

自由放任主义并未像他的理论家、宣传家所期望或鼓吹的那样, 顺利、全面、持续地占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生活领域, 即使在它全盛发展期也未曾出现过国家的“管理休眠期”。

卡尔·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今天已经工业化了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在它们当初的转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不仅通过关税保护了工业, 而且也努力促进新技术[1]。

丹尼尔·罗杰斯认为, 自由放任的宣传家中没有一个把自由放任绝对化以至于排除任何形式的国家或社会管理, 而把这类行动看做闯入经济过程特殊领域的外来者。

工业社会早期, 对“自由放任”的质疑更多的来自道德范畴。针对自由主义指责国家“家长制”式令人窒息的“监护”除了搞乱经济事务外, 还贬低了公民的道德, 罗杰斯回应道:“自由放任”所内含的对国家行动的怀疑和排斥, 以及对私人自我以外任何经济主体的微妙去自然化, 把充满倾轧、哀号和残酷竞争的早期现代市场从让人怀疑的领域重新塑造成为自动平衡和道德自由的天堂[2]。

阿玛蒂亚森深入探讨了隐藏在貌似自发的市场交换背后的深层原因, 认为除了“被允许”的自由交换外, 成功运行的市场离不开机构、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内在支持。“虽然资本主义伦理很有成效,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它也具有深刻的局限性, 特别是在处理经济不平等、环境保护, 以及需要在市场之外开展诸多合作等问题上。”[3]

(三) 政府干预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19世纪30年代, 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如决堤的洪水, 顷刻间将资本主义世界国家上至政府官员, 下至贫苦大众逼到了绝境。面对空前的经济危机, 传统自由放任的老办法在理论上尚且不能自圆其说, 更不用奢谈其在政策措施上化腐朽为神奇。这就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受到重视提供了契机。凯恩斯从3种基本心理规律入手分析了自由放任经济的固有的缺陷性, 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主张政府通过实施财政、货币政策干预经济, 刺激有效需求, 从而建立了以需求管理的政府干预为中心思想的收入分析宏观经济学理论。

政府干预的思想和理论并不是以经济危机为起点而发展的, 它是在众多经济学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怀疑声中逐渐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0年代, 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就以其独特的伦理狂热批评嘲讽把自我利益作为最主要的经济推动力的自由放任主义, 认为只有国家参与并适时地干预经济生活, 才能克服自由主义道德缺失的危机, 因为它在重新赋予经济生活以道德关怀的同时, 也是社会文明前进的象征。

那一时代的另一位自由放任的批评者施穆勒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出发提出所有经济理论的历史相对性, 并以国务活动家的的身份参与影响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他从司法和官僚的角度将国家看成是中立的仲裁者, “超越自私自利的阶级利益”, 设定市场各方的行为界限, 补偿市场的受害者[4]。

这些早期萌发政府干预思想的经济学家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了经济生活中政府角色的自然性和必然性。尽管他们对国家角色的具体内容和干预界限只是处于朦胧的萌芽状态。但他们在批评自由放任的过程中, 开启了重新界定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社会分析新征程。

(四) 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

1. 新自由主义的上台

20世纪60、70年代以后, 面对滞涨危机,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和主张显得于事无补, 主张修复“看不见的手”, 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渐涨。在这样的背景下, 产生于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获得了较大发展。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干预论, 分析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政府失灵的成因及表现, 主张限制或取消政府干预,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其实质而言, 新自由主义既是对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反叛, 更是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变革。

在新自由主义的众多流派中, 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较有代表性。针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将市场弊端的纠正寄托于国家的思想, 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定为依据, 反驳那种把国家看做公共利益代表和践行者的观点, 指出作为一种人类的组织, 国家同样具有人的弱点, 国家机器的执行者可能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5]。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则突破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中“最小国家”的理论盲点, 与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对国家侵害个人自由的过度担忧、对国家对自由经济贡献的忽视不同, 新制度主义认同国家在制定和实行“规范经济活动的社会政治规则”方面的特定角色, 同时, 也提醒人们注意国家职能的有限性, 指出国家机构过于庞大、对社会的过多渗透和干预会影响整个国家机体的高效运作, 甚至造成更可怕的混乱。

2. 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进入20世纪80年代, 面对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停滞、政府财政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新自由主义理论应对乏力, 西方各国重新调整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成为必然。调整重点在于试图融合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中的某些主张。由此出现了国家干预的回归, 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新凯恩斯主义揭示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 提倡以适度干预来调节市场并弥补市场失灵。

这一阶段的国家干预政策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完全复归, 更接近于走向介于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正如, 克林顿在加强国家干预的同时, 又精简政府机构, 削减预算赤字, 改革社会福利制度[6]。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通过以价格黏性理论, 工资黏性等理论为理论工具, 深入分析微观经济主体在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的理性选择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如何导致非市场出清和宏观经济失衡, 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7]。

(五) 妥协与共存

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的发展脉络, 自由与干预的斗争似乎走过了一条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曲线, 从宏观上看, 固然可以把经济史看做两者各领风骚数十年的交替过程, 但细加分析, 我们则看到两者都在指责揭露对方缺陷的同时, 不断修正、丰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它们的关系实际上经历了对抗到妥协的过程。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学派在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这一问题上, 围绕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而展开的论战至今仍在继续着。历史在否定市场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凯恩斯主义过度扩张的干预政策的同时, 也证明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的必要性。重视国家干预的辅助作用成为各国制定政策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政府干预的有效边界

自发运行的市场机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广泛存在着因竞争的缺陷、外部效应、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等导致的市场失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追求效率与公平、重视具有人文关怀的公共精神客观上要求政府纠正市场失灵, 补救市场造成的不良后果。概括起来, 政府干预的主要行为领域有以方面。

(一) 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

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市场机制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由于市场固有的周期性及市场调节的自发性、滞后性, 必然在生产和需求之间产生一定的脱节, 最终引发宏观经济整体的总量失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从市场经济各国的实践来看, 各国普遍借助于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来干预经济, 维持经济总量和结构的大体均衡,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二) 维持市场的正常秩序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为保证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 需要政府为市场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看, 各国政府主要应致力于提供以下服务: (1) 建立健全并监督实施保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所需要的法律制度。 (2) 保护公平竞争, 防止垄断, 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地发挥作用。 (3) 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对市场发育尚不完善的国家而言, 政府负有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的职责。

(三) 充分提供公共物品

在市场能较好发挥作用的经济领域 (私人物品) , 政府应放手让市场机制起作用;而在另一些领域尤其是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上, 由于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获利的非排他性及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极易导致公共物品私人供应的失灵, 必须由政府介入其供应过程。在市场经济中, 政府一般应提供以下一些公共物品:建立和维护国防、治安安全系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展教育;实行福利政策等。

(四) 治理外部效应

外部效应的客观存在, 导致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对等性, 容易出现资源配置的扭曲, 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为解决外部效应问题, 政府都通过补贴、减税、倾斜性政策支持或直接的公共部门的生产等正面激励来推进积极外部效应的产出;通过直接的管制、罚款、增加税收、制定科学的准入门槛等负面刺激来限制消极外部效应的产出。

(五) 协调地区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差异造成资源在区位间的移动和不均衡分布, 从而形成区位间比较效益的差异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各国政府均对地区间的资源配置结构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和调节。政府既要推动资源向特定区位倾斜, 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 以加快经济发展, 又要克服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区间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过大的情况。

摘要：产业革命以来, 一方面, 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理论在特定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背景下发展起来;另一方面, 它们又以各自的理论指导着特定时期实践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 人们对市场和国家作用的局限性有了更深的认识。梳理自由与干预的发展历程, 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行为边界。

关键词：自由放任主义,政府干预主义,经济行为边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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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常汝娟.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及其借鉴意义[J].经济学动态, 1995, (5) :56-59.

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 篇5

面对严重的雾霾天气影响,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干预手段来应对污染。这使国家干预成为当今的一大热门话题,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下面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在3 月15 日,法国政府宣布,针对雾霾天气,巴黎将实施机动车尾号单双号限行措施,从而控制大气污染。与此同时,巴黎政府鼓励乘坐公交出行,推行公共交通免费政策。

在中国,同样是面对大气污染问题,南京环保部门的“重污染日应急预案”提出,一方面,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另一方面,建筑工地严禁土方施工。

公共交通工具的免费政策是一种引导性机制,它并不直接规定公民的行为模式,而是利用利益吸引来达到治理污染的目的,这是经济手段的现实体现。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则不同,它是国家利用强制力,规定公民必须遵守规则,从而达到其目的,这是行政手段的实际运用。通过比较巴黎、南京两地政府同样面对雾霾天气而采取的不同举措,我们发现,巴黎政府所采取的是包括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综合性治理措施,而南京市政府则采取单一的行政手段。那么,在国家干预的过程中,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是否又应该有所侧重和取舍呢?笔者认为,国家干预经济应当尽可能地运用非权力手段,以柔性的宏观调控为主,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维护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

二、经济法语境下“国家干预”的内涵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李昌麒教授认为:“相对最能概括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全部作用的词语当属干预一词,因为只有‘干预’一词才能涵盖调节、协调、调控、调制、管理以及纵横统一等全部内容。”[1]“干预”一词精辟囊括了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手段,国家干预经济可以是宏观和微观、指令性和指导性、刚性和柔性、公权和私权等多种形式。广义上的法律体现了国家意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律都是国家干预社会关系的手段。国家干预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就干预主体讲,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干预、国家行政机关的干预、国家司法机关的干预以及国家授权“第三部门”所进行的干预。国家干预,主要是指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的干预,其干预的范围又主要是指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1]。

国家干预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政策杠杆和经济行政管理手段对国民经济各领域进行调整和规制的一种行为,是指政府将“有形之手”伸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表现为经济干预(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直接管理)[2]。

首先,经济干预(宏观调控),是指采取经济手段,按照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并尽可能地纳入法制程序,如运用税率、价格、利率等经济杠杆调节经济。经济手段也分为刚性经济干预和柔性经济干预。

第一,刚性经济干预,是指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性地设定税率、价格、利率,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这样的方法效率高,见效快,但因为政府可能会对市场做出错误的判断,因而有一定的盲目性。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民主的强化又必然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所以,由于行政色彩过于浓烈,刚性经济干预并不是国家干预的最好选择。

第二,柔性经济干预,是指国家为促使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符合国家既定的目标而实施的,具有引导性而非强制性的调整方法。柔性经济干预并不要求市场主体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但采取利益诱导的方式使其接受,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广泛应用于调节经济活动中的行政指导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方法。

其次,行政干预(直接管理),是指由于市场机制的滞后性,为保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良好的经济环境,国家有必要采取经济行政管理手段,动用公权力管理经济,以有效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如通过命令、禁止、撤销、免除、确认、许可等强制性行政方法干预经济生活。这种调整一般针对的是具体的个别的市场主体。这种干预手段是要求相对人必须服从的,属于强制性调整。

三、经济干预与行政干预的区别

经济干预与行政干预被不少人相混淆,因为“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3]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大部分的法律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如计划、财政、税收、银行、海关等部门既是行政机关,同时又是经济法的执法机关,在调节国民经济的活动中《中国人民银行法》《审计法》《预算法》等,以经济法和行政法相交叉的形态出现:具行政法和经济法的双重属性,一些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或行政经济法。实际上,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首先,在法律依据上,这两者所依据的法律部门不同,这也是两者的根本区别所在。传统法理学思想认为,划分不同法律部门的标准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所以,不同部门法的立足点和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其调整社会关系的角度也是不同的。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的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它从经济的角度反映了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目的是兼顾大局,平衡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之间的关系。行政法是行政权力本位的法,行政权力的设置与制约是行政法的核心,主要凭借上下隶属的行政体系,利用命令、服从的机制进行调整,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经济建设。

尽管经济干预中也存在带有强制力的刚性经济干预,表面上与“行政干预”有着类似之处,即都要求市场服从国家的指令,但是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第一,两者的本质不同。刚性经济干预本质上还是经济干预,它是通过操纵经济杠杆来调控市场的;而行政干预则是对市场主体的直接操作。第二,对象范围不同。刚性经济干预的对象具有普遍性,它是针对抽象市场主体而言的,例如调整税率,影响所有的市场主体;而行政干预则是针对具体的个别的市场主体。第三,效率不同。刚性经济干预具有间接性,它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而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见效较缓;而行政干预具有直接、迅速的特点。第四,风险不同。刚性经济干预是在政府在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借助于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有利于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具备较强的科学性;行政干预是国家凭借政权的力量,采取强制措施来实施的,因此存在较大的风险。

其次,在表现形式上,经济干预的行为除了对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市场进行规制时采取直接的权力手段外,大量地采用非权力手段,如指导、预测、规划、鼓励、契约等。而行政干预的实施主要是单一地使用强制手段,即根据行政法规的各种权力手段,如命令、禁止、许可、强制执行、处罚等。

最后,在操作方法上,经济干预对市场的调控是通过操作经济杠杆来实现的,而行政干预是依靠纯粹的国家强制力直接实现的。

四、经济干预与行政干预的利弊比较

在理清了这一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对两者的利弊进行分析和比较了。我们还是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案例。面对严重的雾霾天气影响,国家通过一系列手段以调控经济,从而达到治理雾霾的效果,这样的行为无可非议。但是,其所采用的手段却值得我们探讨。巴黎政府设置“公交系统免费”的政策,实际是通过利益诱导的方式,引导民众选择以公交代替私家车的做法,从而实现对经济的操纵。经济手段与调整结果之间形成了一种自然、和谐的因果关系,没有破坏市场秩序,充分尊重了市场规律。但是,“公交系统免费”的政策虽然尊重了市场,却因为其调控机制的缓慢性而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收到成效。

“单双号限行”政策则是直接管理的行政手段,是利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对市场经济进行行政干预。这种手段在本案例中,中国政府与巴黎政府都予以了采纳。它的好处是效率高、可控性强,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侵犯了市场主体的自由,因而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在经济法领域,行政干预固然必不可少,但决不能以此作为出发点,指导、调节整个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否则会违背经济规律、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在旧体制下,我们国家过分强调国家意志,忽视了企业和个人等经济主体地位及物质利益,致使行政权力高度膨胀,而私主体则成为行政的附庸。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需要深刻吸取历史的教训,千万不要重蹈覆辙[4]。

综上所述,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各有利弊。优点是,前者侧重于保护市场机制,后者侧重于提高管理效率;缺点在于,前者见效缓慢,旷日持久,而后者则有可能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五、基于中国现有国情下的选择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直到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开始逐步确立。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国家正在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基于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笔者认为,国家干预经济应以经济手段为主导方法,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因为国家干预经济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杠杆和经济行政管理手段对国民经济各领域进行调整和规制的一种行为,经济政策杠杆和经济行政管理手段在国家干预中往往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中国经济正飞速发展,效率固然重要,所以不得不使用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但是,相比之下,经济手段却能通过调节经济杠杆,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兼具科学性和安全性。在我国目前这种市场机制刚刚起步的阶段,尊重市场规律、保护市场机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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