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与自由（精选10篇）
职业与自由 篇1
阅读的作用历来为有识之士所推崇。在笔者看来, 一者阅读是听、说、读、写四个语文教学环节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二者阅读能够让人在终极关怀的高度上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 也就是说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在目前以应试教学的教育环境下, 语文教学的一切几乎均以语文本身的分割而散乱的知识点识记为基本目标, 使得学生在疲惫不堪的程式化练习中日渐远离语文教学的初衷, 这是我们语文教学者应该深思的地方。作为一名高职院校的教师, 在日常教学中笔者深刻感受到我们必须要更新自身的教育、教学理念, 让阅读教学在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中发挥更多作用。
基于此, 职业技术学院的阅读教学至少应服务于发展职院学生的个性优势、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为其终身阅读和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等教育理念, 而且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更应注意实效, 并以具体的书面成果 (读书笔记、习作) 作为评判标准。因为, 高职院校的学生根本不存在应试压力, 要是我们仍以应试教育为基点必然收获甚微。而事实上, 大部分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师还是在以高中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应付差事。既然这样, 笔者建议我们不妨以阅读教学为高职语文教学的重点, 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尤其要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 推广个性化阅读。每个人都有阅读的自由, 而让学生自由地阅读无疑为高职院校语文教学的有益尝试。当然这种自由的阅读是有前提的, 也即教师在指导学生的阅读时应该予以适当的引导, 毕竟学生的认知水平还处于不断提高的阶段。
笔者认为, 教师在学生阅读方面的引导, 应该有如下考虑。
一、教师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有着自己引导的重心。
在这方面, 笔者首先主张向学生推荐一些具有青春气息的励志类的经典作品, 以此培养学生应对挑战的心态和能力。并不是人人都能提过阅读成为作家, 但却可以通过阅读增强自己的奋斗欲, 在励志中不断成长。这正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说的那样, 人不是为了被打败而生, 而是应该去战斗。笔者相信不少青春少年看了如此话语会有所醒悟。事实上, 此类经典佳作还是很多的, 关键是教师本人要有广阔的阅读视野, 进而引导学生去阅读, 去受益。作为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师, 有计划、有目的地去引导学生阅读经典, 并让学生能够从作品中获得创造力和应对社会挑战的竞争力是理所应当的事。在这方面, 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的作品不妨向学生推荐一下。杰克·伦敦年少成名, 20多岁步入文坛, 创作力极其旺盛, 他的《狼子》《热爱生命》等作品一直是年轻人爱读的佳作。这些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奇而陌生的广阔世界:那空旷荒凉又蕴藏奇宝的阿拉斯加、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中的无名岛屿、横贯美洲大陆的漫长铁路线、形形色色的鲜活生命及其与自然的严酷搏斗、或是人与人之间错
在教学中, 除了采用传统的“一对一”的个别课教学方式外, 还应该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如:小组课、大班课、研讨课、定期或不定期的声乐集体观摩课、音乐会等, 突出以表演为主线的歌唱表演课, 突出以协调为主线的重唱课等, 使声乐教学与舞台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不断地改善学生的心理状态, 消除心理障碍, 提高学生的歌唱心理素质。鼓励学生积极、认真地参加各种形式的演唱和实践活动, 增加学生上台表演的机会, 通过大量的舞台表演与实践活动巩固他们已学过的技能和技巧, 并获得丰富的演唱实践经验, 从而使歌唱心理更加健康稳定, 建立起良好的歌唱心理素质。
综上所述, 通过对声乐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及课程设置的优化组合, 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 注意加强学生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综合素质的培养, 对提高声乐教学的水平和促进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学生们多读读杰克·伦敦的作品, 必会从中学会应对挑战的能力, 能够以较好的心态和实践能力直面社会的诸多不确定因素。
二、学习并阅读语言表达十分规范的经典作品。
让学生从经典的佳作中学会体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固然重要, 让学生在经典阅读中学会学习同样不容忽视。接触过中学以及高职语文教学的人知道, 目前时代中学生触手可及的电脑与网络已使大家对纸本阅读日渐陌生, 而事实却是即便在数字化的今天人们始终没有离开文字经典的阅读。罗琳女士的《哈利波特》系列所创造的财富神话想来大家不会陌生, 莫言的诺贝尔奖效应大家更应有所体会。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阅读, 关键是能否养成阅读的习惯和从阅读学会书写。写作是一种爱好, 更是一种能力。可是语言表达的不规范和句子的不通顺却是当代青少年司空见惯的毛病, 所以说多阅读语言规范的经典作品也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必然途径。要知道, 所有的作家无一例外都是因阅读而模仿, 因模仿而最终走向写作道路的。在方面, 笔者认为, 一代文豪鲁迅先生的文章遣词造句均十分规范得体, 大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文章也同样如此。多阅读这些语言规范的文章, 无疑会让学生深入触及语文学习的本义。故而, 如果我们真心地推广阅读, 没准将来的韩寒和郭敬明会诞生于自己的班级。
三、要学会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 让其在阅读中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喜欢阅读的人会发现, 阅读是一辈子的事, 阅读会使人变得明智, 提高生活的质量。而能否让学生爱上阅读, 同样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建议, 我们应该给学生以更多的阅读空间, 老师最应该做的是与学生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故而, 我们引导的方向必须兼顾学生的阅读兴趣, 进而让他们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当学生对阅读产生兴趣的时候就会自己主动去涉猎感兴趣的阅读范本, 并最终拥有阅读的独立性。在此, 笔者想向同学们推荐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以及沈从文的《边城》, 前者是文学史上不可战胜的硬汉形象的彰显, 后者则向我们展现了在美好边城发生的有关于幽碧的远山、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簧、质朴的百姓之间爱与守候的故事。这两部小说均符合青春少年的阅读习惯与品位。不过, 笔者认为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还是让学生学会阅读, 因此不妨让他们大胆地去读, 开心地去读。
如今的网络化社会, 能够阅读的资源更加丰富, 学会阅读必然会受益无穷。
声乐教学的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俞子正:《声乐教学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2. 石准正:《声乐教学》.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3. 邹长海:《声乐艺术心理学》.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作者简介:
杨杰, 男, 1967年出生, 汉族, 四川宜宾人, 宜宾学院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声乐教研室主任, 毕业于西南 (师范) 大学音乐系, 音乐讲师。
职业与自由 篇2
早上9点，秦俟全又准时踏进了上海图书馆的大门。自从2009年6月裸辞做上自由撰稿人以来，这里成了他每天“工作”的地方，为了查资料方便，他把房子也租到了图书馆边上。
秦俟全的工作一直顺风顺水，老板非常器重他，出国培训的机会都留给他。但我们得承认。总是有一些人，会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属于自我的追求，看起来不符合逻辑和主流价值观，但却实实在在是自己的。怀着对未来不泯的好奇心以及体验另一种生活的愿望，秦俟全挥一挥手，走出了公司的大门。他决心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写稿、笔译、口译多种经营。“这是一个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决定，不会影响到别人。”那一年，秦俟全29岁，是研究生毕业后工作的第四个年头。
“裸辞没有那么可怕，自由职业也没那么自由。”离辞职已经过去一年半的时光，秦俟全认为生活的核心并不会因为辞职而改变。裸辞的最大好处是给了你一个自我认知的机会，在这段人生的“冥想期”。你会比较多地考虑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可以舍弃什么；同时，自身的缺点和优点都会清晰地展现出来。
裸辞后，秦俟全面临的最大考验来自经济上的压力。由于太太也辞职在家，两个人不得不给自己安排严格的工作计划。“做了自由职业者，才知道原来老板有多辛苦。”在公司里，只管照着老板的路线做事就行了，至于产业会怎么变、公司往哪儿发展都不用考虑。可现在，得自己做未来的发展规划，“也许一不留神就会走偏”。
让秦俟全欣慰的是。他现在已经是《南方周末》、《城市画报》、《东方早报》的撰稿人了，还有国外的大出版社发出合作邀请。“不是说你裸辞后就死路一条，只要努力、多琢磨还是有机会的。”
辞职一年多，秦俟全已经琢磨出做自由职业者的门道了，但不排除回归职场的可能性。“不要给自己画一根太明确的线。我平静地离开公司，回去时也应该是平静的。”
裸辞自由职业者
秦俟全
裸辞前：出版业图书编辑
裸辞后：自由职业者
秦俟全给裸辞者的几点忠告
原来消费欲望比较低的，辞职后经济压力不会太大，抗风险能力会强一些。但如果原来习惯高消费的、有住房按揭的、习惯下馆子的、经常交际的、喜欢购物的，必须要慎重，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收入的降低不是一时能适应的。
有些行业适合单干，但有些行业注定要与大团队合作。所以辞职后做自由职业者要分清行业性质。媒体行业、设计行业比较适合单干，自由度也相对大一些。
如果是成家者，一定要跟家人沟通，特别是跟配偶沟通，取得对方的支持，否则时间长了肯定会出问题的。
秦俟全的裸辞感悟
现代人在办公室里待的时间比跟家人待的时间都长，但“职场人”仅仅是我们诸多角色中的一个，而不是全部。你可以是儿子、丈夫、小说家、画画爱好者……这些都是人生中该有的角色，但不要让某个角色成为垄断者，要学会从容地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
·不同的人生阶段和工作阶段有不同的标准，好比钓鱼，你是用什么工具钓上鱼的人们不会在乎，一切都看结果。
职业教育与人的个性自由发展 篇3
关键词：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个性自由发展
一、前言
目前的教育体制下, 很多人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出现偏差, 认为职业教育是“二级教育”, 是学生因成绩等原因无法继续求学而退而求其次的就业培训。观念上的误解, 忽略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一部分的育人职能, 忽视了对学生个体发展的引导的学生个性的培养。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还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 给予积极的引导, 挖掘学生的内在潜力, 培养出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全能型专业技术人才。因此, 在倡导个性张扬和创造力的今天, 职业教育应该跳出“职业培训”的错误认识, 回归教育的范畴, 以个性发展为宗旨, 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的实施。
二、职业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
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职业生涯中度过的, 因此个人的职业素质, 职业道德直接关系到人生的发展方向。通过职业教育的培养和正确的引导, 针对个人的职业理想培养必备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 是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职业教育要以人为本, 同时兼顾社会的人才需求动向, 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立和就职人员的培养上, 填补了高等院校的教育空缺, 两者相辅相成, 为经济发展的需求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保障。由于个人的特性、天赋、爱好的不同, 生活背景的多样化等原因, 使得教育本身要有针对性的充分发扬学生的个人所长, 并制定适合个人发展的学习方式和发展目标。职业教育为个人成才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途径, 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职业的变迁, 不断为个人发展提供新的教育与培训。
三、人在普通教育的弊端中渐失个性
1.学前教育——在无个性的生活中熏陶
幼儿园作为人生最初始的早教教育, 应该在充分张扬儿童个人天性的基础上实施智力等方面的启蒙。然而纵观国内外早教的差异, 我国现行的早教事业, 呈现出一种过分强调智力培养的趋势, 与国内不同的是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或教育体制相对完善的国家, 无一不是把个性的培养放置在首位, 把早期教育定位在创造性的启蒙上。我国应试教育体制上的弊端从高等教育一直延伸到启蒙教育阶段, 很多幼儿园过早的引进小学课本, 提前将学龄前教育变为小学教育的第二课堂, 而家长也以孩子提早掌握适龄以外的知识为荣。错误的教学定位, 忽视了启蒙教育阶段应有创造性、趣味性教育, 而过早的将小学的压力施加在学龄前儿童的身上, 磨灭了童年的乐趣, 扭曲了启蒙阶段的个性养成。
2.中小学教育——个性迷失在沉沉的书包里
家长对孩子的过分期待和脱离了孩子本身个人天赋以外的才能追逐, 加剧了教育的模式化。从迈入小学校门的那一刻起, 文化课的成绩就成了衡量孩子成长的唯一目标, 在可悲的应试教育体制下, 学习成绩的好坏成了评判孩子的唯一标准, 每个学生被打造成千篇一律的个性, 遵守学校规章, 认真学习等。中小学阶段无形中扼杀了很多孩子刚刚萌生的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和对自己特长学习的渴望。
3.大学教育——个性迷失在对功利的追逐中
大学教育被视作是人才培养的土壤, 然而经历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高考洗礼过后, 很多学生将大学校园看作是抒发自己多年来麻木生活的乐土。然而, 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 十几年应试教育对个性的压抑和抹杀, 使学生的特长没能得到正确的引导和合理的培养, 并没有形成一种健康的自我人格。由于早期教育和中小学教育过程中没有培养出学生的创造能力, 使得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习变成一种模仿, 而不能发挥出对某一学科或知识的创造性理解和发现, 制约了更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究根到底对科学的发展无利。
四、理想的职业教育体系让个性自由发展
1.大职业教育伴随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
大职业教育理念的提出, 即融合了教育与培训, 学校内与学校外, 职前与整个职业生涯发展过程, 正规与非正规, 学历与非学历于一体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根本是关注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 为学生的职业培养服务。职业教育要满足学习化社会对每一个个体的发展需要, 同时满足社会对人才与劳动力的需求。从职业教育的宏观角度来看, 职业教育应该面相所有的学习者, 满足他们的职业技能需求, 并根据个人的职业理想, 构建一个开放化的自主学习环境, 职业教育就是衔接个人特长与职业理想的桥梁。
2.职业指导陪伴个体的成长过程
职业的选择应该本着个人的特长、爱好、基本能力等多方面个人主观因素, 而不是单凭客观职业发展动向、薪资待遇等外在条件。在职业的选择时, 首先要认清自己, 然后才能选择一个适合个人发展的职业, 并热爱本职工作, 忠于自己的选择。从而使个人的创造性和特长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职业指导就是要引导学生审视个人的能力, 从个体出发去理性的看待职业。职业指导强调个体成才的内因, 在尊重个体个性化发展的前提下, 重视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和谐地结合, 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和能力进行适当的指导, 并对就业后的工作进行辅导。
3.现代学徒制中展现自我个性
学徒制培训不是今天才开发出来的培训方式, 而是借鉴了前人数百年的技术传承方式而引入职业教育体系的。学徒制的优势在于, 培训目的明确, 在完成职业选择的基础上, 针对有明确职业方向的学徒, 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岗前培训, 就业形势比较明朗。培训内容充分考虑到了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的进行职业培训, 着力于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 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 很多还可以享受一定的薪资待遇, 解决了学徒教育费用的负担问题。最根本的优点在于, 学徒的选拔过程中, 已经能够充分的估计到个人的能力与个性, 是在实施了个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职业教育。首先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了学徒的个人意愿和职业选择, 而后才是专业技能的针对性培养。
五、结语
职业教育的作用在于促进个体职业能力的发展, 完成从起步者到能手, 从新手到专家的转变。这种将技术理论教育与工作现场培训相结合的学徒培训模式, 将职业的工作任务按特定的方式融入到职业教育过程中, 学生将职业经验的累积过程与深化知识的过程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在工作现场中获得未来生活工作准则, 而且学生能通过这种融合方式在成为专家的路上不断累积知识。在成长过程中, 学生可以在横向和纵向两方向更加自由地选择未来发展的道路, 从而实现个体的个性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1]石伟平.时代特征与职业教育创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
[2]欧阳河.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3]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篇4
读《读书》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说<读书>》一组讨论《最是文人有自由》和《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文章，不觉手痒，也想写上几句。我想先讲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大概在一九八O年吧！有一次我去看冯友兰先生，偶尔谈到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那时我和冯先生是邻居，虽然我有时也挨批斗，冯先生挨斗的次数就比我多多了，这种隔三岔五的批斗，是很不好受的。我问冯先生当时如何对待，冯先生说：“在批斗时，我心里就默念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冯先生说后，我们一起大笑。原来在挨批斗时仍然是可以有自由的。这就是说，在言行极端不自由的时候仍然可以有某种思想的自由。于是我不由得考虑到，可能对“自由”得分析一下层次。照我看，“自由”至少有三个层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思想”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完全自由的，但是言论与行动的自由就不能不受到限制。因为人们想什么而不见诸于言行，对别人和社会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思想见诸于言行，它就会对别人和社会发生作用：特别是自由的言行很容易触犯权威；一旦触犯了权威，言行就会更加不自由了。那么，如果只是想想，而不言不行，最好也别记什么日记之类，那岂不就很自由了吗？这也不见得！不知何年何月，曾有人发明了一种叫作“忠诚老实运动”的办法，要你老实交待你过去的言行。后来不知何时，又进一步发明了所谓“交心”，也就是要你把自己的“坏思想”通通交待出来，并且说只要自己坦白交待，就不予追究。这一下子搞得知识分子措手不及，老实的人信以为真，就把自己的思想全盘端了出来，这就变成了言论；不老实的或者不大老实的人就编造了一些鸡毛蒜皮、不痛不痒的假话。前者当时虽未定什么罪名，但一顿批判却是免不了的。可是这些知识分子万万没想到，在以后的运动中这些自己交出来的“心”，就不再只是“思想”，而成了“言论”，并以此定上种种“罪名”。不过社会总是在进步的，现在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交心”之说了，而且有些知识分子总结了经验教训，也变得聪明一些，有时说点“违心”的话，大概也不见得会脸红。
那么到底“最是文人有自由”呢，还是“最是文人不自由”呢？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个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大概不一定是真实的，在《庄子·山木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说：一棵长得奇形怪状的树，由于它不能成材，因此樵夫没有把它砍掉，它保存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它成材，就会被砍掉，而不能保存。另有一只不会叫的鹅，因为它不会叫，而被主人杀了请庄子师徒吃，这只鹅没有能保存下来。也就是说，如果这只鹅会叫，就不会被杀来吃，而能被保存下来。于是庄子的弟子问庄子：那棵树因为没有用，而保存下来；这只鹅因为不会叫(按：也指没有用)，而不能保存自己，那我们应该如何办呢？庄子回答说：我们最好处于才与不才之间，才好保存自己。这个故事说明，一切事物只有相对的意义，而没有绝对的意义，都要看主客观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定。从现在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是有“自由”的，我想再不会有什么“交心”运动了，因此思想可以“自由”了；你写写日记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只要不发表，不给别人看，而只是自己看看，总是可以的，这点“隐私权”也许宪法还可以保障。但是，你要说出来，就得考虑时间、地点、条件啦！在情况比较好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说点什么你真想说的话，虽然人们会说：“你说了也白说”，但你仍可以取“白说也要说”的态度而说之，当然最后也还可能是“说了也白说”。不过你总算说了，尽了一点知识分子的责任。然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你最好还是不要说什么，例如眼看要反“精神污染”或者要“反自由化”了，这时最好“三钳其口”，要有“不动心”的本事。当然，我认为你最好也不要勉强跟着违心地去批什么“精神污染”或“自由化”之类，因为言多必失，日子也会不好过的。因此，我想知识分子是经常处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要学会在夹缝中讨生活。
我谈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这岂不是十足的“乡愿”吗？确实如此。但我真想说的是：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保持其“思想自由”的品德，同时得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不管你“议政”也好，或是不议政而“为学术而学术”也好，都必须争取“言论自由”。知识分子作为一无形的无组织的社会阶层，他的功能无非是两方面：一是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想来对社会政治进行批评、议论和建议；另一是“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都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北京大学的同学常常问我：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什么？我总是说：说北京大学的传统是“爱国”，是“革命”，无疑都是对的，这些传统对北大十分可贵。但这太一般化，因为在我国每个行业的传统都可以是“爱国”和“革命”。那么北京大学作为一所学校、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还有没有其特殊的可贵的传统呢？我想，如果北京大学有什么特殊的可贵的传统，那就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了。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创造力，要么跟着外国人的屁股后头跑，要么就抱着古人那一套死不放，这有什么出息？！如果不能“兼容并包，那么就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这样中国如何能从“传统”(包括新老传统)走向现代呢？所以在我看来，“最是文人有自由”或者是“最是文人不自由”都有对的一面。
职业与自由 篇5
不断推进简政放权, 早已成为本届政府行政的一大特色。时间进入2015年下半年, 政府并没有放缓简政放权节奏的意思, 相反, 简政放权再出大招———取消62项职业资格。其实,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有明确简政放权任务:2015年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因此, 此次取消62项职业资格是落实政府2015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重要体现。
本义上讲, 市场经济环境之下, 所有的资源配置都应该以市场规律为主导。劳动力也好, 专业人才也罢, 也都属于市场资源。对于劳动力和人才的管理, 政府权力应该尽可能地收手或放手。然而在我国, 严格的职业资格许可与认定体制, 长期以来严重影响了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这一切的起点还要追溯到1994年, 彼时出于科学评价人才的考量,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被写入劳动法。
其后, 各类职业资格证书应运而生, 继而, 职业资格证书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许可与认证制度形成了以下三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 助推考证经济, 每种考证背后都有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二是, 人为抬高相关领域的从业门槛, 不利于市场繁荣, 比如注册一个相关领域的公司, 需要一个资质, 而这个资质需要几个专业资格证, 这实际上为创办公司提高了门槛, 造成了阻碍, 也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三是, 压证、挂靠等现象已十分普遍, 一些难考的工科证书和国家注册类证书, 有的已经涨到了一年20万以上———也就是说, 一个人只要考出了证, 只挂靠证书, 不用工作, 就足以拥有年薪几十万的小资生活。
应该说, 我国的职业资格许可认证与管理使用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很多问题, 已经背离规范管理、提高业务能力等目标。人力资源则面临着严重的证书化, 还形成了一些不正常的劳动机制———持证的人不干活, 没有相关能力的人却越俎代庖, 尤其是在一些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真正干活的甚至没有相关专业知识, 很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事故, 这也是一些行业出现安全问题的一个根源。取消相关职业资格认证, 无疑是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
简政放权没有终点可言。而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在职业资格许可与认证方面的明确态度———对国务院部门设置实施的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 以及国务院行业部门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自行设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有法律法规依据, 但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关系不密切或不宜采取职业资格方式管理的, 按程序提请修订法律法规后予以取消。而这无疑是令人期待的, 对于绝大部分领域的从业人员来讲, 或许再也不存在为考证而发愁的现象了;对于创业人员而言, 他们也不需要去借证以申请和维护资质了。
职业与自由 篇6
我国学者一般将自由心证理解为:以定案的证据的证明力的有无及其大小不由法律预先做出规定而委由裁判者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地判断, 在形成内心确信的前提下, 进而对案件的事实做出结论。
自由心证是以证据的存在为前提, 而不是以单纯的“自由”心证而认定事实。所谓允许心证者, 不是证据的能力即何种资料具有证据的资格, 而是证据的证明力即证据的价值。证据证明力的有无及大小, 允许法官自由判断、选择、取舍, 而不受法律形式上的约束, 以利于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
由此可见, 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自由心证制度将选择和适用经验法则的权力委之于法官, 使法官根据每个具体案件证据情况的不同而作出适当的判断。相反, 法定证据制度则以法律的形式预先将个案中应当适用的经验法则加以规定, 以排斥法官作出选择的自由。
二、自由心证制度的优点和缺陷
自由心证是从法定制度中演绎发展而来的, 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法定证据制度的僵硬和刻板, 但是其也存在自身固有的缺陷。下面就从二者的对比中分析自由心证的特点:
(一) 优点:
自由心证制度赋予法官依据良心和理性对证据和案件做出判断的权力, 而不是刻板地向自动售货机那样将案件安插到法律中进行裁判。由于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以及法律的滞后性, 法官根据当时的情况依据经验和逻辑进行判断, 形成内心确信, 能够较为灵活的处理案件,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 缺陷:
由于在自由心证制度中, 法律对证据证明力的有无及大小不进行预先的设定, 所以这些主要依赖于法官的良心和理性以及其专业素质的高低。在没有相应的措施规制的情形下, 自由心证制度则无疑给司法腐败留下了隐患。自由心证制度的灵活性, 从反面看, 倒成就了其随意性、主观臆断之缺陷。
一.自由心证中“自由”的范围
(一) 证据的证明力法官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进行自由判断, 法律原则上不对不同证据形式的证明力进行排序。
对证据证明力的自由判断, 是自由心证制度的本质和核心。为了使法官对待证事实形成心证, 原则上证据制度对证据形式不进行限制。
在自由心证制度下, 各种证据的证明价值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在证据法理论上称之为“证据价值平等主义”。此即自由心证制度的“真谛”。根据这一原则, 只要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并经过法庭调查, 无论该证据的性质和种类如何, 法律不预先设定证据的差等, 证明价值的大小由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判断。
(二) 法官独立判案, 认定案件事实只忠于自己的内心确信。
在证据的认定过程中, 法官的作用与地位是裁判者, 法官应该处于一种中立、超然的地位, 独立进行证据判断与认定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保障。法官通过庭审, 以及调查取证, 对案件的证据经过自由判断, 在自己的内心对案件事实达到某种确信 (高度盖然性的确信) 时, 就可以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 做出裁判。
二、对自由心证进行必要的限制
相对于法定证据制度, 自由心证存在着“超自由”的危险, 因为由于缺少了法律的规制, 法官仅凭借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来判断证据的证明力, 从而达到自己的内心确信。这些都是在法官的内心世界中进行的, 外界很难对其进行精准的衡量和规范, 所以对其的“自由”必须进行限制, 只有有界限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 法官要具备良好的素质
对法官应该具备的素质,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要有较高水平的专业素质;二是, 要有良好的道德素质。正如台湾地区学者所言, “法院于事实之真伪, 虽有判断之自由, 然亦非可率尔以从事, 法律之所期待者, 审判官恒为富于学识经验之人, 其判断事实必然能依经验定则而为之, 如依经验定则而行, 自无专横之弊, 故敢舍法定证据之一而采取自由心证主义者。”
(二) 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的限制
遵循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是自由心证制度下, 对法官证据证明力判断的最基本要求。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是在法官的认识活动中联系证据和案件事实的桥梁, 也是检验法官认识活动是否客观合理的重要依据。所谓经验法则, 是指人类以经验归纳抽象后所获得的关于事物属性以及事物之间常态联系的一般性知识或法则, 它是在人类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客观存在的不成文法则。逻辑规则是指人们能够得以进行正确思考所必须依据的法则, 主要作用是提供了以经验法则为根据从既知事实推导到未知事实的推理工具。
(三) 证明标准对自由心证的约束
证明标准是指法官在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证明标准确定以后, 一旦证据的证明力已达到这一标准, 待证事实的真实就算已得到证明, 法官就应当认定该事实, 以该事实的存在作为裁判的依据。证明标准是法律预先规定的, 目的在于同一案件的裁判尺度、增加诉讼结果的可预测性引导当事人举证。
(四) 证据排除规则对自由心证的限制
证据排除规则是针对证据能力的规则, 旨在将不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材料排除其用于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资格。民事诉讼法通过把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排除在判断对象之外, 也就排除了法官对这些证据进行判断的机会, 从而间接限制了法官的自由心证。有必要在法官在进行自由心证之前就将其排除在外, 对法官的自由心证进行限制, 否则会给法官判案带来误导或者延误时间, 不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
(五) 心证公开原则
心证公开要求法官将其在诉讼审理过程中对于证据证明力以及案件事实所形成的心证, 在法庭或其他诉讼程序中, 向当事人或其他公众公开 (除需要保守秘密、隐私等不宜公开的外) , 使其知悉、认识或者进行监督。由于法官进行心证是依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在内心进行的, 外界对其是不知晓的。只有要求法官将其心证进行公开, 暴露在阳光下, 才能有效防止法官的自由臆断。
综上, 自由心证固然有着许多的优点, 然而, 自由心证却也是一柄双刃剑, 尤其缺陷的一面。只有“不自由”的心证, 才是真正的“自由心证”。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版。
[2]刘春梅著:《自由心证制度研究:以民事诉讼为中心》,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1页。1石志泉.民事诉讼法释义.三民书局.1987年版
[3]刘春梅著:《自由心证制度研究:以民事诉讼为中心》,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41页。
论表现的自由与自由的表现 篇7
关键词：表现,自由,反思
对表现的自由与自由的表现之探索, 可说是对我国艺术界进一步认识世界艺术与对自身反思中, 极为重要的一课, 这与我们历史性形成艺术界统一审美框架有关。
首先在表现的自由上, 我国当今的艺术家是幸运的, 只要历史不再给我民族开恶意的玩笑, 反复后退到行政命令指挥艺术的荒唐年月, 那就应不会再现。真正的问题倒是, 我们艺术家自我内在意识对此的认识。可能有些会认为改革开放业已三十多年, 很多画家早与国外展开了密切交流, 艺术界与世界艺术界也已基本“接轨”, 这已不是问题的问题了。其实这仅仅是表象而已, 艺术是人类灵性中最深层次的感悟, 长期被形成的意识观念, 会不自主地被固化入潜意识中, 如果对此沒有认真的认识与追索反思, 忽略其顽強性, 那不要说三十多年, 就是再过几代人也难得到真正的解放。另外艺术是决不存在所谓“接轨”的, 一方水土成就一方人, 艺术必有其深沉的民族性烙印, 所以应是艺术无国界地借鉴、吸收、融会、升华, 真正达到“百花齐放”于人类艺术聖殿, 各自为此做出贡献之崇高境界。
表现的自由, 首先是艺术家是否能拥有各式各样的表现, 不论是方式、流派、风格与造型观上的应用与表达的自由, 这不单指艺术家生存的所在时代环境, 也指艺术家本人的造艺修养所达境界之许可与否。要达到这样的高度, 就得在艺术绘画外, 还得有对音乐与文学的修养, 这将拓展表现的自由度, 而在哲学与历史上, 往往使艺术家对人类心灵中的爱, 有更深的认知与感悟。马蒂斯为此就指出要使作品显得丰富, 具有令人震颤的力量和光辉灿烂的美, 就必需要有伟大的爱, 需要一种能激起并保持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爱, 一种能激起并保持对伴随一件美术品诞生的强烈热情和分析性的深刻的爱。他最后问道, 难道爱不是一切创造的本源吗?这段话相当广义, 归纳于艺术上, 则深刻揭示出感人艺术品的真实力量内涵所在。其次是艺术家本人在认识观上, 对创作自由的领悟深度与发挥广度, 能否真正摆脱观念上的缚束, 才会在艺术表现中得到真正的自由, 否则即便时代引导走出了缚束的牢笼, 但仍是不习惯直立, 更免谈昂首行进了。回看历史上各时代涌现出杰出的艺术大师, 无不得到这两者的结合, 在这基础上其作品才会具长存于世的魅力。
自由的表现, 呈现在艺术家创作中的精神状态, 艺术上的自我肯定与能抓住事物本质的信心, 将促进物我交融的体验呈现, 艺术家对所表现的对象, 达到经由表象进入本质的感悟, 就可能抓住对象真实的全方位构成元素, 再经由艺术家长期积累的各方修养因素, 会在创作中出现“顿悟”, 灵光一现地涌现出不论随意挥洒, 或刻意堆砌, 在充满自信甚至得意的主宰物我的精神状态中, 把感悟中提炼出的对象真实, 不论光与色定格在画布上, 克罗齐、苏珊·朗格、荣格等这些理论家认为:“艺术的本质与人类心灵的本能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是内心获得最大自由的表现, 其中混杂着严格的理性分析, 又有非理性的疯狂, 这都绝对是个人的, 也是艺术家把自我生命力与感受, 灌注入了艺术品创作中。这正是现代表现主义的灵魂。
实际上, 天地万物无情, 一切沿着苍天无垠的宇宙规律冷酷地运行, 是人类这一特异物种, 才如此痴狂地赋与其声光形色, 直至感情寄托, 也就是我们能享有“自由的表现”之凭仗。这也就是万物虽有情, 但在人类这种强烈情感衬托对比之下, 就消失于无形之中了。在此, 实在应该引用萨特在《为何写作》中的一段话语:“当我被一片景色所迷住时, 我清楚地知道创造这片景色的并不是我;但是我也知道, 如果没有我, 在我眼前建立起来的树、叶、土、草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就会荡然无存”。这是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作为画家更应仔细品尝其中直指的“各种关系”, 这正是绘画艺术中的核心构成之一。有此感知, 才不会被景物形态所迷惑, 使自我成为物我交融中的主宰, 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潜质才得以树立, 即在任何要表现的对象前不再畏惧, 就不会被所要表现的对象形形色色表征所征服, 被奴役成照搬照现的画匠, 从而创造出照亮人类心灵的伟大作品于世。但社会中画匠又绝对是广大民众所需, 在分工上绝不可有贬义, 事实上, 哪能有那么多艺术大师, 我在另一论述中就对服务于广大民众需求的农民工艺术大军充满敬意, 在此不多赘。
矛盾的是, 每个只要有志于艺术, 即使刚达到画家的基本素质者, 内心又必需有那么点自认是必成大师之材, 必需对自我作品有那么点自恋自赏, 实际上个人内心的这种骄傲, 是一个艺术家成长中, 太重要的元素。历史证实, 如果这么点自傲与自尊, 不论是被外界或内在所压制或摧毁, 那个时代是无大师可言的了。有修养的艺术家, 会自觉转变这种元素成为外在的推动力, 促使画家更谦虚与努力去观察、借鉴、融会, 更严厉的自我批判, 力图使自己的创作更完美。艺术上的这种追求, 会不自觉走向对真善美本源的追溯, 指向灵魂的深处与宇宙的起源。所以, 艺术家往往是孤独的, 痛苦的, 也往往是超前于社会而得不到认同的, 其本身往往不论自觉或不自觉, 均卷入到美与丑、善与恶的角力中去了, 也就是为何具人类良心的艺术家, 总是位于历代暴政下被牺牲的前列。如捷克艺术家阿尔丰斯·慕夏, 他大量的优美女性装饰性造型, 扬名于四十年代的欧美, 他认为一切创作出自内心, “艺术的存在只是为了传递精神上的讯息, 仅此而已”。但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 在1939年德国入侵捷克后就被首批逮捕, 仅数月, 就灭顶于盖世太保的审讯中。艺术见证于时代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艺术创作中, 每个人对美的感悟不同, 这就为何出现面对同样景物, 却能有千万不同的创作表现, 甚至个人不同情绪阶段, 对同一景物也出现不同的表现, 艺术的永恆生命力也在于此。也正因如此, 艺术家在认识与珍惜自我的表现自由的同时, 也必需尊重所被表现的对象中所蕴藏的天性表达自由, 单纯主观发泄自我感情于创作, 忽略耐心观察与品味对象表里散发出的微细特征, 就不可能成为物我交融间的真正主宰, 会在作品中隐藏着那么一种千篇一律的偏执。试看艺术大师们, 常常对着同一个景物对象, 怀着真诚的崇敬, 一次次充满激情地挥动画笔, 创出了一幅幅神采各异的伟大作品。不论是凡高的向日葵或塞尚的风景与静物, 正是他们既尊重自我, 又尊重对象所获得宇宙万物之“神”的嘉奖, 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
职业与自由 篇8
1 自由的解读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 洛克说:“人的自然自由, 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 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 只以自然法作为他的准绳。”[1]
康德也说:“天赋人权只有一项, 就是那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由是“每个人据其人性所拥有的一个唯一的和原始的权利。”理性是自由的, 它是一种肯定的意志活动, 这种意志是自我立法的, 即自我决定的。在康德看来, 自由是不受外力强制并依据理性而进行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 只有当个人意识到自身是自我决定的, 这种自我决定才成为充分自由的。
在黑格尔看来, 自由作为人的本质, 就表现为自由是理性自决的实践的活动力量。他明确指出:“人类自身具有目的, 就是因为他自身中具有‘神圣’的东西;又从它的活动和自决的力量, 称作自由。”[2]从而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得以把握必然性, 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具体统一。每一个主体潜在地就是自我决定的, 但是只有当主体认识到表现为外在的或不同于自身的东西, 乃是自身在他物中的真实存在的时候, 这种自我决定才成为现实的, 主体才成为自由的。因而自由便成为自我意识发展过程的结果。
在马克思的眼中, 个人无疑应是有自由的, 其依据在于人类本质的自由特性:“一个种的全部特性, 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3]“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 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 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 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 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 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 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 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 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 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 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 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 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自由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现实自由与心灵自由。首先, 现实自由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涉及的是自由的限度问题, 受到社会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其次, 心灵自由是指意志摆脱外在约束的能力和状态, 即人们正确地认识外在的客观必然性和自我选择与决定的能力。自由是人所具有的自然权利, 人作为理性存在者, 有权利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生活, 任何人都不应按照自己对幸福的理解来规划别人的生活。
2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是以赛亚·伯林作出的。消极自由, 伯林界定为“免于……的自由”。意为我有不做某事的自由, 任何人不可以强迫我, 消极自由的核心即不受强制。伯林的积极自由, 简单地说是“做……的自由”, 即某一主体能够有权去做他想做的事, 或成为他想成为的角色。伯林在《自由论》中对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进行了批判。他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理解为同集体意志相关的“积极自由”, 而与他所主张的代表个人选择权利的“消极自由”对立起来。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强调的是“现实的个人”的自由, 这种自由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同样有其消极的方面和积极的方面, 自由的规定就是通过自由的活动使自身摆脱这些强制的活动过程。因为在当今时代, 自由的实现是与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是一种动态的活动, 而不仅仅是一种存在状态, 由于人的活动的存在, 才有了自由的存在。
但是, 怎么才能实现这种统一呢?在弗洛姆看来, 消极自由主要倾向于摆脱外在强制, 而积极自由在于积极主动地创造和发展。对于还处在消极自由状态的人们, 应该追求积极自由。积极自由以及获得这种自由的方式就是自发性, 它包括爱和创造性的工作两大成分。爱是指自发地肯定他人, 在维护个人的自我的基础上, 使自己与他人融为一体。工作不是被迫劳动, 而是与自然相互沟通的创造性活动。通过这种活动, 个人既能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又能与世界和他人融为一体。
3 自由意味着承担责任
唯物辩证法强调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 阴阳、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等, 自由的对立面是责任, 脱离了责任的自由是没有根基的。“人生而自由, 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 。意味着人虽生而自由, 却不得不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责任是与自由并重的两极, 脱离自由的责任会把人压垮, 脱离责任的自由会发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对自己负责, 对家庭负责, 对社会负责, 构成一个整体的责任层次, 笔者认为, 责任不应是背在身上沉重的锁链, 不应来自外在的压力而不得已为之, 而应是内心深处自然地溢出,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财富不断增多, 个人的物质财富与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缓解人们的经济压力, 与上一代相比, 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给人带来无忧无虑的生活, 更多的自由和选择权也带来更多的压力, 工作压力、个人财政压力、承担风险能力以及缺乏归属感和使命感等。忙碌成为人们一种生活状态, 当忙碌是人自觉自愿的选择, 则人是自由的, 不论这种选择是在什么前提下做出的, 选择意味着自由, 他在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被动的接受的忙碌, 则人的生活出于一种非自由的状态, 一种被束缚的自由, 如何克服这种不自由走向自由, 马克思说道:“克服这种障碍本身, 就是自由的实现。”[4]在马克思看来, 自由就在于克服外在的强制, 克服外在的强制, 不断增强主体的自我意识。
新自由主义代言人哈耶克认为, “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 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 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密不可分。当人们被允许按照他们自己视为合适的方式行事的时候, 他们也就必须被认为对其努力的结果负有责任。”[5]高度诠释了自由与责任的内涵。责任承担与自由选择是密切相关的。人在一定的自由范围内做出了何种选择, 他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 在考虑了自己的主体需求以及他人、社会的需求的情况下做出选择, 并自愿地承担相应的责任, 才是真正自由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洛克.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
[2]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书店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职业与自由 篇9
关键词：法定离婚理由；夫妻感情；自由心证
一、问题的提出：被动狭隘的“夫妻感情”评价观
民事审判的离婚诉讼要求法官审查诉讼双方之间的“感情”是否破裂。基于离婚诉讼的特殊性，以“夫妻感情”作为认定诉讼离婚的唯一标准，使法官评价婚姻状况的出发点过于狭隘，具有客观上的限制性。笔者试图从客观法律环境突破离婚诉讼中法定离婚理由的限制性，赋予自由心证以逻辑理性。本文以某基层法院的离婚纠纷案件为例：
1.案例简介
原告胡某与被告白某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称，原、被告婚后夫妻感情尚可。但2007年开始，由于原告生意失败，家庭经济日趋紧张，被告开始疏远原告。且被告长期与其他男子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原告认为，双方的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请求判令准许原、被告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庭审中，原告申请原、被告婚生子出庭作证，证明被告长期与其他男子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被告答辩称夫妻感情尚未破裂，不同意离婚。
法院判决认为原、被告双方登记结婚后长期共同生活并生育一子，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夫妻感情。虽然原告称被告与其他男子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对家庭也疏于照料，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述主张。故原告的离婚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2.案例分析
本案中，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系原、被告的婚生子，从证明力的角度来看，其证言的可信度较高，证明力较强，但法院并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列举了14种佐证“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当婚姻一方首次向法院提出离婚訴讼时，如果婚姻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所列举的情形，且双方感情尚有修复的可能，法院对该离婚主张通常不予支持。婚姻一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于第一次诉讼结束6个月后再次提出离婚请求的情况下，法院通常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判决准予离婚。
以某基层法院为例，据统计，2011-2013年该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离婚纠纷100件，其中系当事人第一次起诉离婚的仅约占13.5%，且包括当事人同意离婚但对财产分割或抚养权存在争议的情形。由此可见，在离婚诉讼中法院大多机械适用司法实践惯例，即使在审理中法官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内心确信”，仍旧不会轻易违背司法实践惯例，遵从“内心确信”作出判决。而法官在审理离婚诉讼案件中所谓的“自由心证”也并未真正建立并运行。
二、实践的审视：法定离婚理由的渊源探究
1.法定离婚理由的历史渊源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实行“七出”、“三不去”的专权离婚标准，男子片面享有休妻的权利。直至清末民国时代，国民政府对离婚问题的规定废旧革新，赋予夫妻双方同等权利，体现了男女平等的内容，离婚标准采取列举主义，并以“难以维持婚姻者”为判决离婚的标准。但是该法的规定完全采取客观主义的标准，并没有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感情因素。建国后，我国通过两部婚姻法和一个修正案，逐步确立了以“感情破裂”为基础标准的复合破裂原则，立法模式为例示主义的离婚制度。离婚标准历史演变过程，清晰地呈现由夫权统治、客观认定标准向夫妻同等权利、主观感情破裂认定标准转变的原则。[1]
2.法定离婚理由的立法例探析
（1）我国立法例分析。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在诉讼离婚标准上，采用了以“感情破裂”原则为主，兼采过错主义和目的主义的立法主张，但是部分学者认为这一标准“存在诸多问题”[2]。笔者认为，该离婚法定理由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均不符合概念周延的标准和要求。①主观方面。“感情破裂”一词外延不清。“感情”一词并非法律术语，对于双方感情是否破裂的事实确认主要取决于婚姻关系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属于精神意识范畴。足以用于判别“感情破裂”的主观要件外延极为广泛，仅用“感情破裂”一词及司法解释中的列举方式，无法在法律定义上严谨且准确地涵盖夫妻之间的事实“感情破裂”情况。因此，这一表述的外延模糊不清，无法清晰地作为审理离婚纠纷时的明确裁决依据。②客观方面。“感情破裂”这一要素外延与婚姻关系无法继续存续的原因的外延并不能契合。夫妻感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夫妻关系的面貌，但并不能构成婚姻所有内容或夫妻关系整体。因此，“感情破裂”只能作为婚姻关系无法继续存续的原因之一，并不能在客观上解释所有离婚的原因。
（2）各国立法例探析。目前世界各国诉讼婚姻标准的立法趋势普遍走向于规范“婚姻关系”而非规范“感情”。立法例主要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类型。①大陆法系。在以法、德为代表的成文法系国家，“婚姻无法继续”是诉讼离婚认定标准的普遍标准。在德国，判决离婚的理由仅有一条，即婚姻破裂。《德国民法典》第1565条至1566条：“婚姻已经破裂的，可以离婚。配偶双方的共同生活已经不复存在，并且不能期待双方恢复共同生活的，即为婚姻破裂。”[3]在法国，共同生活破裂和过错原则是判决离婚的理由。《法国民法典》第229条明确规定：“下列情形，得宣告离婚：夫妻双方相互同意离婚；共同生活破裂；因有过错。”在意大利，离婚的法定理由是“当事人之间精神的和物质的交流不复存在，并且无法再生”[4]②英美法系。在以英、美为代表的判例法系国家，判决离婚通常采用原则上的限制主义，程序上对离婚加以限制，但其仍以“婚姻破裂”作为诉讼离婚的认定标准。在英国，根据《1973年婚姻诉讼法》第1条规定，因婚姻破裂而离婚，即婚姻当事人任何一方均有权以婚姻已经不可能挽回地破裂为由，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302条规定“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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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的立法例可以看出，较为成熟的法系国家在进行离婚诉讼审判时更关注的是“婚姻”本身，而非将焦点置于“夫妻感情”这一婚姻的要素之一。这是站在立法的高度定义“婚姻”，更为周延地要求法官考量一段婚姻关系所附带的各方面价值，而非局限地要求法官仅从主观感情来进行判断。
3.法定离婚理由的司法实践现状
综观我国婚姻法及离婚诉讼的实然状况，“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法定理由，以感情因素作为主要的判定因素，存在复杂的心理原因。婚姻双方当事人为了证明“夫妻感情破裂”而列举的证据，往往只能证明夫妻之间相处模式这一客观事实，而无法证明“感情破裂”这一主观状况。这一主观状况具有极强的抽象性、主观性和可变性，是法律不能直接规范和调整的领域。只有作为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实体即婚姻关系才能作为法律规范调整的对象。[6]目前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离婚理由”，要求法官以主观套用客观，以夫妻相处模式的外在表现方式来判断夫妻两人的感情是否破裂。这样的错误定位，就导致在离婚诉讼的裁判中，审判中机械地运用决定婚姻关系是否继续存续的权利。
三、路径的分析：重新审视法定离婚理由及对现状的修缮
1.定位与归位
一是离婚诉讼在婚姻纠纷中的定位，法院作为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审判机关，不应当将自己错误地定位在具有直接通过三段论式演绎推理中大前提和小前提下推导出主观情感的能力的机关。同时，离婚诉讼也并非是厘清“夫妻感情”的合理方式。从司法的实用性角度而言，离婚诉讼只是对无法存续夫妻关系的一种关系变更确认，同时对相应的财产分配和抚养关系进行重新的调整，这些客观上的社会关系都是离婚诉讼可以直接相对并解决的，因此也是离婚诉讼应当归位并针对的关键点。
二是自由心证在离婚诉讼中的定位，“自由心证主义之真正意义，指承认其合理性。”[7]自由心证赋予法官将其内心确信作为其作出最后决定的可依赖的方法，这一确信体现在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这不仅包括法官应当在判决过程中保证客观性、绝对性、公平性及合逻辑性，而且包括法官应当确保其判决的相对性、偶然性和个人意愿合乎道德良心。法官在离婚诉讼中运用自由心证时所被赋予的权力，是决定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是否能够继续存续。这一权力所牵连的不仅是单纯的婚姻关系，更是附加在婚姻关系之上的种种社会属性。因此自由心证所指向的对象不应是婚姻关系中的主观的、不确定的要素，而应当归位到基于客观证据能够推导并令人确信的要素。
2.限制与伸展
厘清诉讼在离婚纠纷处理中的定位，及自由心证在离婚诉讼中的定位，不难发现由于我国婚姻法对“法定离婚理由”规定的表述外延不清，牵连出现司法实践中的错误定位状况。在司法实践中，自由心证需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但同时也需要一定的伸展空间。我国婚姻法对“法定离婚理由”表述为“夫妻感情破裂”，并列举了逾十种情形，可见该规定对婚姻关系的考量进行了深思熟虑。但是在现实中婚姻关系存在太多种可能，婚姻关系无法继续存续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夫妻感情破裂不必然导致婚姻关系无法存续。换句话说，“婚姻关系无法存续的原因”与“夫妻感情破裂”两个概念之间存在交集，但也存在相互不包含的子集。
要合理地限制法官自由心证在离婚诉讼中的发展，并正确定位诉讼在离婚纠纷中的作用，确保自由心证能够正确地自由伸展，就应当对“法定离婚理由”的表述更加精确周延。笔者认为应当摒弃“夫妻感情破裂”的表述，而将其修饰为能够表达婚姻妻关系无法存续涵义的“婚姻关系破裂”。该表述能够针对婚姻关系在两性关系之外所附加的其他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同时也有较直接明确的立法意图，使法官在审理时有较清晰地审判思路，能够对客观的社会关系而非主观的个人情感作出裁判。
基于离婚诉讼的特殊性，自由心证在离婚诉讼中顯得至关重要，因此必须从客观上及主观上规范自由心证的逻辑性，从而确保离婚诉讼以更加科学且权威的模式进行。
参考文献：
[1]张金勇.感情破裂作为诉讼离婚标准的司法认定缺陷及困境突破[J].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12期，第20页。
[2]张金勇.感情破裂作为诉讼离婚标准的司法认定缺陷及困境突破[J].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12期，第19页。
[3]陈卫佐译注. 德国民法典[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页。
[4]Roberta Ceschini：Family Law in Europe[M]. Edited by Carolyn Hamilton & Alison Perry，2002.P422.
[5]张金勇.感情破裂作为诉讼离婚标准的司法认定缺陷及困境突破[J].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12期，第21页。
[6]廖继红. “感情确已破裂”解析[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4页。
[7]陈朴生. 刑事证据法[M]. 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560页。
作者简介：
刘圣楠（1990～），女，汉族，福建泉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书记员。
职业与自由 篇10
一、一切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在萨特那里, 人的自由是命定的, 绝对的, 不可回避的。自由是存在和作为的一切前提, 一切的行动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因而人的“存在”注定是完全自由的, 没有自由的“存在”是无法想象的, 也是虚无的。自由是人存在的本质, 而不是属于上帝, 更不是存在某个意志王国。自由即是选择的自由, 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付出什么样的感情和思想, 成为什么样的人, 都是一种自由的选择, 看来不自由的自由, 也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这些不自由看似是由于他人和世俗世界的规则所束缚, 由此造成的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自为的冲突, 实际上是自己在这个世界所做的异化, 都是自身选择的结果。例如战争中不愿打仗的战士, 他可以思考自杀、逃跑等种种不去参加战争的方法, 他也可以遵守命令, 为了荣誉、前程甘赴战场, 显然, 这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然这是他的自由选择。人可以自由的做出选择, 只因为自身的看法不同。正如生活中不同的人呈现的生活状态是截然不同的, 不同的情境, 自由选择也是不同的, 个人也就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因此由于人的自由具有必然性, 自由是存在的目的, 在具体的行动中, 只因个人往往会将个人的自由置身于道德核心、价值标准之中, 自由的做出选择。
二、对于一切负有责任
与自由选择相对应的便是责任, 它是引导行动和自由选择的依据, 体现着一定的人道主义。正如萨特所说:“人由于是命定是自由的, 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自由选择是要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但是责任并不意味着是对自由选择的限制。对于任何事情, 个人都有权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完全由自身的主观意志所决定。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当这种选择不仅关乎自己, 更涉及到他人和社会时, 个人便不仅仅要对自己负责, 更要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实际上, 在个人做出自由选择的同时, 也为他人做出选择, 自由选择的结果呈现出“人人都好”的局面时, 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便会更加融洽, 社会也会和谐。反之, 对于个人而言“他人就是地狱”, 社会也会更加邪恶。无形的责任感便会引导个人的自由选择, 使得个人不至于肆意妄为, 也正是由于这种责任, 每个人都在尽力的寻求自己的价值, 从而赢得一定的认可。正如萨特所说, 我们都是被“抛在”这个世界中。人总是存在于世俗世界里, 即所谓的“在世”, 旨在做出自由选择同时, 最大程度上遵守道德和法律, 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自由选择与责任不可分割
自由是从产生的那一刻开始, 总是在不断地做出选择, 选择更好的结果来获取更多的自由, 二者总是紧密联系。自由选择并不是无所顾忌, 自由选择与责任不可分割。因此, 自由选择是一种责任的自由选择。人的自由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决定, 自由取决于自己。自由是选择的过程, 选择的是自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你都可以选择, 这些选择都是自主的, 完全是由自己的思想意志决定的, 社会环境, 客观条件对人的选择只是制约作用, 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选择去摆脱这些条件的限制。同样的境遇中, 人由于自由选择的不同, 可以用于截然不同的人生, 选择积极的人生态度, 承担相应的责任, 人生便会更加精彩。没有责任, 自由选择便会导致任意妄为, 犯罪, 道德败坏等, 道德和法律的存在也将毫无意义。将自己的不幸、失败归咎于外在因素, 是不真实的自由, 同样是在推卸自身的责任。人对自身负责, 是人行动的向导, 也是体现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要素。没有自由, 就没有选择, 没有自由选择, 也就没有责任, 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没有自由选择, 便如一潭死水, 毫无生机。固步自封, 僵硬刻板, 将最终被时代所淘汰, 埋藏在历史中。在萨特自由思想哲学中, 自由是第一性的, 是选择的前提。但自由选择绝不是随心所欲, 它必须肩负责任的力量, 才是真正的自由。因此, 自由选择和责任是紧密联系的, 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摘要：在萨特的自由哲学的思想中, 自由是一直被反复强调的。选择因自由而生, 与选择相对应的概念就是责任。人具有命定的自由, 是一种选择的自由, 是在一定的情境限制中做出的无可逃避的选择, 因而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关键词：萨特,自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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