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自由化（精选12篇）
市场经济自由化 篇1
一、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发展现状
金融市场分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 其最初形态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早已出现, 但是现代化的金融市场发展却略显滞后。这是因为决定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逐步完善的。经过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转型, 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 国有商业银行为首脑、各个中小股份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一个健全、完善的组织结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这种结构打破了国家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 各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陆续展开了股份制改革, 严格遵循市场运行机制, 促进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 建立了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
上世纪90年代,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截止至2010年3月底,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754家, 沪深两市总市值达239438亿元。沪深两市的发展促进了融资结构的优化, 促进产业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也带动了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 国债、金融债券规模日益扩大, 为人民银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提供了平台。此外, 保险市场、外汇市场的逐渐规范与普及, 使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在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总的来说, 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自由化程度有待加强[1]。
二、国外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发展经验
(一) 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自由化
金融市场通过市场运行机制能够实现资金融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化, 但是不能放任其毫无节制地野蛮发展。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后, 西方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 形成了限制竞争、追求安全、保障存款人利益的监管机制, 构成了稳定的西方金融体系。随着西方经济与金融的不断发展, 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 强有力的管制开始损害了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 严重阻碍了金融业的正常竞争。因此, 自70年代开始, 西方发达国家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各国对金融市场结构进行自由化改革, 开始了西方的金融自由化浪潮。
(二) 国外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自由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的不断扩大, 在70年代以后, 国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接受金融自由化理论, 开始推进金融改革, 如智利、新西兰、马来西亚、韩国等等。这些国家首先通过放松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 推进资本市场流通的自由化, 弥补资金供给缺口。其次通过政府的力量鼓励直接融资, 增加金融市场中流通性强的金融工具的发行数量, 建立健全有关的管理法规, 对外开放一级二级证券市场以吸引外资。再次缓慢放松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制约, 从而规避因为高估本国货币而可能出现的本币大规模编制的利率风险。
总之, 金融自由化使金融市场摆脱了一些政府不合理的行政干预, 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 主要体现在:1.促进了市场竞争, 提升金融市场运行效率, 打破金融业内部原有的分工, 促成金融、产业资本的相互融合;2.推动金融市场创新与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 使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组织等方面的创新更加顺利;3.加速了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 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3]。
三、国外金融市场自由化的经验教训
(一) 国外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教训
金融市场自由化在促进金融国际化的同时, 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例如, 利率自由化降低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业务范围扩大使表外风险增强等。我国的邻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 日本金融业耗费了了相当长的时间来清偿“泡沫”经济中的不良贷款问题。此时日本的商业银行职能已发生变化, 从原先的套利转向后来的对冲不良贷款, 但是银行面对这种情况的业务模式调整却显得非常缓慢。
日本虽然在经济发达程度上很高, 却依然遭受到金融市场自由化带来的困扰, 而这种情况对于抗风险能力弱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一个致命的危机, 因此在1982年、1994年、1997年分别爆发了拉美国际债务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亚洲金融危机。虽然, 不同的危机有各自的原因, 但是都在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背景下发生了, 所以发展中国家要严防此类危机的爆发, 防止本国出现“泡沫”经济。
(二) 国外金融市场自由化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自2008年以来, 我国从整体上成功地抵御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国内的金融市场结构并没有受到颇为严重的影响, 同时还也为我国走出经济低谷制定了战略性财政和货币政策, 注入了充足的资金[4]。
目前, 我国主要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的积累都得到了改善。这些国有以及股份制银行正积极地提升自身资产深度, 以盈利为根本目标, 积极参加国际金融市场结构建设, 逐渐提升其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品牌形象和影响力。但是,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仍然很漫长, 政府要通过旧有的金融市场管理模式来控制大量资金的流向分配越发困难。我国政府对于银企运营的行政干预和指导无法达到以前的效果。
此外, 中国各类金融机构还应该主动适应中国金融市场结构日渐全球化的趋势。我国要求各类金融机构支持本国的各类企业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同时, 还应鼓励金融机构在金融衍生品领域进行试验性的操作, 比如人民币的境外结算业务等, 我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需要政策的进一步开放和支持, 从而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优化配置, 使金融市场中的各类市场组成部分之间形成相互适应、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过程, 使各类金融市场能够反映金融市场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金融市场结构改革的展望
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尚未完全实现, 还需要进一步地在必要的金融监管下充分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根据国家金融改革的政策方针, 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进一步改革需要特别关注以下方面:
(一) 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组织体系
我国金融市场的需要高效率、充满活力、良性竞争的组织体系。实现这种组织体系, 一是积极促进我国国有金融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 通过金融企业的资本比例的改革实现金融企业的现代化。二是发展并监管适合资本市场良性竞争需要的证券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体系。三是稳定发展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适合中小企业、私营经济发展需要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中小金融机构。四是充分调动以保险、信托公司为主的保障类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积极性, 并进一步开拓资信评级公司等信息咨询服务类金融机构。五是以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股份制改革为重心, 规范发展适合农村金融市场特点的金融组织, 加强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5]。
(二) 进一步提高对金融市场的调控与监管, 维护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金融调控与监管不断提高, 但与经济金融业高速发展的需要相比略显不足。在2006年12月我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后, 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 我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将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必须严格维护金融安全与金融市场稳定, 一是健全、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 构建安全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从而更加适应金融市场开放情况下的宏观调控需求[6]。二是完善金融市场监管机制, 规范金融市场各结构的行为, 形成完备的金融风险规避与化解机制。三是完善我国各类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加强内部风险控制, 加强风险管理与经营审核, 促进金融市场环境建设, 提升金融企业的资产水平与盈利能力。四是保证国库拥有完备的外汇储备, 进一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增强抵御外部金融风险的能力, 加深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三) 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加大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中直接融资的融资力度, 增强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融资效率, 逐步缩小我国在金融市场结构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通过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 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结构, 加快股权分配合理化, 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对外招商引资, 不断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水平, 稳步发展货币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市场, 从而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通过加强金融市场结构创新、加强现代科学积水在金融领域的合理应用、加强金融人才的培养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市场结构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友成.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战略构建[J].征信, 2010 (3) :88-89.
[2]郭树华, 王文召, 郭新宇.基于SCP视角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的选择—以云南省为例[J].思想战线, 2007 (6) :45-48.
[3]秦池江.农村金融的机遇与考验[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 2008 (3) :18-19.
[4]王军峰.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与综合绩效关系实证分析[J].金融观察, 2009 (3) :57-60.
[5]曾康霖.我国农村金融模式的选择[J].金融研究, 2001 (10) :32-41.
[6]房树人.转轨时期中国银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壁垒分析[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10 (2) :18-120.
市场经济自由化 篇2
这几天无疑是世界金融史上最重要的几天。曾经傲视世界的华尔街金融集团轰然倒台。美国政府手忙脚乱在拯救市场，各种股票大起大落，人人谈债变色。
于是各国的金融学家就跑出来，纷纷表示金融需要加大监管。更有某些国家的经济学家表示，美国的资本主义金融制度是不完备的，中国的政府控制才是最好的制度。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的基础是什么？假设有两只完全一样的苹果，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应该买下便宜的那一只苹果。这就是整个经济学假设的基础。倘若某一天消费者们都发了疯。大家都愿意买贵的那只苹果，那么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可是，生活中有这样的傻瓜吗？经济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统计意义上，这样的傻瓜是不存在的。
如果有一个黑人，他根本没有工作，每个月领救济为生。而这个时候，有一个房地产经纪对他说，我愿意贷款给你买房子。然后黑人买了房子，而过几个月他就还不出任何贷款。而贷款遭受了巨大损失。在这个简化了的次贷故事当中，大家发现，究竟谁是傻瓜呢？毫无疑问，是那些最终贷款人。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贷款人愿意把钱借给黑人，自己做傻瓜呢？
于是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次贷**的根本原因，并非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信托制度。看一看吧，到底谁是次贷的最终贷款人——也就是那些傻瓜们。当我们翻开美国最大的贷款机构房利美的债权人名单时，我们赫然发现，中国，拥有3760亿美元的房贷债券。日本，拥有2250亿美元。全世界此类国家合计15000亿美元。当然，美国机构持有就更多了。我在此并非要进行什么政治说教，而是想向大家指出。造成目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那些拿了我们的钱去投资的大机构们——无论是主权基金还是投资公司，他们都辜负了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做了极为愚蠢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些信托机构的失职，才使我们全体纳税人，存款人被迫扮演了经济学中那一个本不该出现的“傻瓜”。让整个自由市场制度发出腐烂的气息。
一些大机构，利用他们的信誉或者威权，大肆敛聚了国民财富，去进行大量的非理性投机赌博，这才是整个次贷危机金融海啸的根源。说到底，这是大机构主义的失败。而今天，当美国政府忙于救市的时候，居然有人说，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而这些人提出的见解，居然是用一个更加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来“监视”那些大机构。甚至是鼓励这些主权机构来“替”我们投资。毫无疑问，这些投资机构最终将创造一个更为巨大的亏损纪录。
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 篇3
从理念来看，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都来源于社会意义上的自由和民主。大家都知道，“自由”是一个富有战斗性但含义十分模糊的词。洛克曾说生命、财产、自由三者，均为人所不能放弃的权利；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二战期间曾揭示“四大自由”。就个人而言，自由乃是一种“选择的权力”，这一权力的大小，以其可以选择的范围来加以衡量，或者说，以其在“想做”的事情中所“能做”的事情的多少来衡量。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自由是对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组织和自然人而言的，具有两个特性：一是排他性，即某人在行使某种权利时，不容许别人也行使同样的权利。比如某人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车辆，而不容许他人未得许可而任意使用；二是相对性，即某人可以在公共道路上行使车辆，但不能以此妨碍他人的交通。为了避免个人行使自由权的冲突，政府必须在法律上加以种种约束或规定，例如财产权、契约权、继承权等。一方面对个人拥有某种权利加以适当保护，以排除他人的侵犯；另一方面也对拥有这些权利的人加以适当的限制，以免损害他人的利益。比如，人们有经营商业的自由，但不得贩卖违禁物品；人们可以有出版、结社的自由，但不得藉此从事破坏性的活动等。另外国家还采取法律以外的途径来保护经济弱者的自由，如加强劳动市场管理，保护工人就业自由；扶植中小企业，促进市场自由竞争等。
显然，经济自由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福利的增加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经济的自由，没有微观主体分散决策的自由，没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自由，就不可能有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然而，经济自由作为一个良好的理念，在实际实行中却会遇到许多困难：首先是关系复杂。经济自由包含一切活动的经济自由在内，而这些活动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甚至也与经济以外的自由发生密切关系。其次是难以衡量。自由只是一种个人(含经济人)可以“选择的权力”或是可以“活动的范围”，这一权力或范围是很难以数量来加以计量的。最后是不便于比较。即使某人的自由受限制，导致另一人的自由扩张，但我们仍无法对二人享受的经济福利加以比较。所以，米瑟斯在其自由主义的政策讨论中，他极力回避了这些难题，而只强调一种不客观的决定自由，好像整个世界的资源都是极其丰富的，因而不存在也不会有矛盾和冲突；如果有，就只好让古老的丛林规则来解决，从而破坏了自由主义的基础——价值的源泉在于社会所有个人的价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确定的个人价值是无法得到的，所以，较为现实的方法是用某种方法和程序来求得一个近似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发现先验的理论只有结果，而不能确知如何去实现结果。
和“自由”一样，“民主”也是充满美好感情的字眼，但民主更多的是一种运行机制和程序，所以，不能只把它当作一种投票规则和选择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结果(社会公正和平等)，是一种真正对个人价值和自由的肯定。布坎南在《自由、市场与国家》一书中认为，“为真正民主理论提供基础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把个人看作价值的唯一来源。假使存在或根据推测存在非个人主义的价值来源，民主政治程序最多只成为探明此种独立价值的一组可能有用的工具，不比其他几个可供选择的工具更有效率。”所以，起源于政治民主的“经济民主”并没有否定作为经济自由基石的个人价值，而是更为丰富了其内涵。从宏观层次上看，我们可以将它视为社会给予个人或经济组织以平等的机会和创造这种平等的过程和规则，如社会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反垄断法规等。很显然，这些做法为自然人和经济人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使他们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能自由地发表其见解、维护自身权益，而不必害怕得罪某一利益集团或个人而失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础，促进了社会民主的发展。那么微观层次上的经济民主是什么呢？主要体现为经济组织内部——企业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参与和权益分享，以及在特定的所有权依存状态下利益相关人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在管理思想上表现为后福特主义、再造工程、团队合作精神和鞍钢宪法等。崔之元在《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一文中认为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与后福特主义、团队合作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他所强调的并非一个历史事实，而是鞍钢宪法所代表的一种思想。从经济学上分析，鞍钢宪法与团队合作精神一样，它们都只注重于经济管理过程中的民主与合作，实际上相当于委托人对原来经理、主管等天然代理人权力的一种削弱，将这部分权力让更多的人(包括工人、技术人员等)分享，以求得更好的经营管理方法，制约经理人员权力过分扩张所可能产生的败德行为；而后福特主义则包含更为深刻的内涵，对企业所有权的改革，即让工人拥有一定的股权(更确切地说是剩余索取权)，以求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更好地对称，降低股东(实际上是大股东)的监督费用。当然，这种剩余索取权的来源或许就是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承认。另外，崔之元还谈到了生产线上的改革，汪丁丁认为是对技术分工的否定，而崔之元试图用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的区别来解释。我们认为，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是一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就以环岛装配或在同一个部件的生产组里不再强调按斯密传统的专业固定的工序分工为例，其出发点是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实行全面质量管理，而工人和技术人员只有了解这一产品或部件的全部生产环节或所有性能才能做到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虽然有些环节。确实不属于一种技术，但从知识角度分析，大多数是类似的或易于掌握的其他技术，它们属于该组生产者的共同知识。因此，这种对局限于生产某个产品或零部件范围内专业技术分工的突破，我们以为叫做“知识分工”更为合适。
市场经济自由化 篇4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服务业倾斜, 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因此关贸总协定在第八回合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 将服务贸易列入谈判议题, 并最终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 其目的在于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然而, 2000年发起的重点在于解决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问题的多哈回合谈判却阻力重重, 甚至一度中止。在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受阻的情形下, 不少国家纷纷寻求区域服务贸易合作, 因此越来越多的区域贸易安排逐渐将服务贸易纳入其管辖范畴。
中国政府顺应区域服务贸易安排的发展趋势, 稳步推进与有关国家及地区的区域合作, 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2003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 总则中第二条目标即为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 中国在CEPA中也做出了高于WTO水平的承诺与减让, 这是中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初试。之后, 中国又与东盟、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达成了包含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内容的相关协议。至此, 中国已与10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包含服务贸易自由化内容的相关协定。此外, 中国还与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 (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和巴林6国) 、瑞士、挪威、冰岛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自贸区谈判。其中, 服务贸易自由化也是谈判的重点。
纵观中国已有的服务贸易安排, 大多数都是在FTA框架下进行的。中国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中国台湾的服务贸易安排形式比较特殊, 采用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除此之外, 中国进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路径, 主要就是FTA。虽然中国与东盟、智利以及巴基斯坦的服务贸易安排是单独的服务贸易协定, 但这些服务贸易协定都是在FTA的谈判基础上签订的, 因此也是FTA的成果。 (表1)
二、中国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国家目标
中国为何要通过服务贸易FTA积极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 即中国积极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可以说, 经济与政治方面的目标是最为关键的目标。
(一) 中国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经济目标
1、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直接影响中
国服务业发展。中国与各FTA伙伴国之间签订了不同的服务贸易协定, 这些服务贸易协定包含了关于不同服务部门的承诺。首先, 这些基于服务部门互补性的承诺可以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出口创造更多机会, 并促进中国与各伙伴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其次, 这样的差异性布局也能够为中国的弱势服务部门提供喘息的空间, 促进弱势服务部门的发展。再次, 服务贸易自由化也有利于打破国内的垄断局面, 增强国内服务市场的竞争性, 促使国内服务业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从而进一步推动本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2、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中国货物贸易的自由化。
中国的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在FTA路径下实现的, 这种路径下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货物贸易自由化是密不可分的。一般来说, 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在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但同时服务贸易自由化也能够促进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各个服务部门的自由化促使了服务部门的发展, 特别是金融、通信等服务部门作为基础服务部门, 能给货物贸易自由化带来便利, 促进货物贸易的发展。
3、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客观上推动了伙伴国之间的投资。
中国通过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直接拉动服务业直接投资, 并在客观上推动其他产业的投资, 特别是促进区域内双边直接投资也是中国参与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之一。作为资本形态的FDI (外国直接投资) , 通常在国际生产投资领域与技术、信息、管理制度、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及“干中学”效应相伴随, 这样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经济增长。
(二) 中国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国家政治目标
1、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明确及细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将“实施自由贸易战略”, 这预示着区域贸易自由化将是中国未来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方向, 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区域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必定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因此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也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2、中国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可以争夺国际规则话语权。
作为WTO的成员, 中国既要接受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 也要力图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 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 而实践证明, 一国通过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来扩大对规则制定的影响力是一个有效的途径。由于区域服务贸易安排是现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重点内容, 因此中国通过推进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可以实现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3、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也是中国实现地区战略的重要渠道。
周边安全与稳定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区域贸易协定是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 通过参与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有可能获得区域内环境保护、资源共同开发、消除历史矛盾等多种收益。
三、中国推进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对策
中国虽然正在通过FTA推进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 但未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道路仍很漫长, 中国必须认清现实, 逐步推进自由化。
(一) 拓展区域服务贸易安排谈判对象, 审慎选择FTA伙伴。
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障碍就是政治以及服务业竞争力的影响, 因此在进行未来的服务贸易谈判时要审慎选择谈判对象。首先要选择与中国外交关系较好、服务贸易互补性较高的国家进行谈判, 这样中国能从中获取较大利益;其次选择那些外交关系较好但是服务贸易互补性不是很高的国家, 这样的谈判比较容易推进;最后选择服务业竞争力较高的国家进行谈判。
(二) 立足中国具体国情, 逐步开放服务贸易部门。
从自身的国情出发, 中国应该注重以灵活渐进的方式推进服务部门的开放。比如, 先签订“早期收获计划”, 开放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部门, 再将合作不断深化, 逐渐将某些略有弱势的服务部门包括进来。同时, 对于那些在短期内难以协调和处理的敏感领域, 可以先进行谈判, 等条件成熟后再以补充协议的形式开放。
(三) 完善国内服务业发展是提高服
务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关键所在。目前, 中国的服务贸易大部分集中于价值链中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产品贸易, 如旅游以及运输等服务, 而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产品贸易则比较少, 如金融、保险等, 这就使我们在对外竞争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我国要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部门, 这样中国才能提高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 并在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获得更大收益。
(四) 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为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提供法律依据。
制定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 与国际接轨, 更好地适应国际服务贸易的要求, 为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提供法律依据。目前, 中国关于服务贸易的相关法律较少, 并不能满足未来服务贸易发展的要求, 也不能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提供法律依据, 因此制定相关法律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郁杳一.东盟五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研究[D].厦门大学, 2006.
[2]和春红.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0.3.
3《自由市场与国家》读书报告 篇5
一、写作背景及作者简介
布坎南所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 80年代 ,其产生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点。首先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的浪潮中二次世界大战后 ,凯恩斯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导理论 ,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 ,西方各国纷纷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随着国家干预经济力量的增强 ,政府职能和政府规模也不断扩大 ,其结果是政府机构不断膨胀 ,政府资源浪费 ,国家干预陷入困境。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政府失灵以及政府行为分析时的“经济人”假说 ,并以此来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提倡新自由主义。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 Megill Buehanan)，1919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194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布坎南相继任教于美国一些著名大学，讲授经济学。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期间，他和沃伦.特纳于1957年创建了具有强烈自由主义色彩的杰斐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研究中心，开始致力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1963年和戈登·图洛克一起创立并领导公共选择研究协会，1969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成为全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基地。布坎南还先后担任过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主席、西部经济学会主席、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职务，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学者。
围绕公共选择这一领域布坎南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其代表有:《赞同的计算》(1962年，与图洛克合著)，《公共选择理论》(1972年，与托利森合著)，《赤字中的民主》(197了年，与瓦格纳合著)，《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的政治应用》(1984年，与托利森合编)，《自由、市场和国家》(1986年)等。在公共选择这寸崭新的研究领域中，布坎南进行了深入、系统、多方面的探讨，他的开创性研究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布坎南被称作“公共选择学派之父”是当之无愧的.二、主要内容分析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
公共选择理论是布坎南创造性工作的产物，但布坎南的创造性工作并不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操入发掘与大量吸收前人经济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和一些基本命题，直接来白一些被布坎南视为先驱者的早期经济学家，布坎南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思想渊源。
(1)斯密的经济理论。斯密关于市场自发秩序的原理及由此得出的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义的论断，对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形成启发很大。布坎南认为，经济自发秩序的原理是政治经济学唯一确切的原理，对于市场运行过程的理解是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充要条件。如果这些基本原理被忽视，那么，永葆个人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的这个基本原理已被人们遗忘了一百多年之久，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就是要回到声典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去。布坎南明确指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活动的运行所提供的洞察与亚当、斯密原来对市场运行所提供的洞察是相吻合的。”
(2)威克赛尔的经济思想。在促使布坎南把政治决策分析结合到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方面，活动于19世纪后期的瑞典经济学家威克赛尔的经济思想起了直接的作用。布坎南对威克赛示的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视为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渊源。布坎南明确指出:“没有威克赛尔的影响，我的这次获奖是不可能的。我的许多贡献，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和财政理论领域的那些贡献，都可以看作是威克赛尔命题多样化的复述、发挥和扩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威克赛尔无愧于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先驱者的称号，因为我们在他1896年的著作中发展了这个理诊赖以建立的三个基本要素: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人的经济学和交易政治学。
(3)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的理论。1956年和1959年布坎南两度以研究学者身份赴意大利研修，其间他接触了许多有关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公共财政字派的学术资料。公共财政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麦奇维里曾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运行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麦奇维里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集团，并且明确提出统治阶级的行为是自私的，他们以社会名义作出的公共决策只是着眼于本集团的最大利益。就公共财政政策而言，统治阶级的决策目标仅是选择那些使被统治阶级的抵制最小化的财政政策，而并不以真正的公共利益为转移。布坎南正是在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抛弃了国家是一个慈善君主的浪漫看法，对政治活动特别是政府行为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政府的崇拜者变为政府的批判者，并最终得出了“政府失败”的结论。这正是公共选择学派最响亮、最有代表性的论点，公共选择学派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此。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
基本出发点是经济人假设的推广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是指: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 ,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 ,即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假设引入分析之中 ,将其运用到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公共选择学派以“有理性的经济人”来分析政治市场交换中产生的各种弊端。在分析过程中 ,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其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1）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论是政治行为还是经济行为 ,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 2 ,因为个体是组成群体的基本细胞，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了集体行为。这是经济人假设的前提条件。
(2)经济人假定的分析在政治学中再现。经济学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于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这就是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的特征。
(3)政治学研究应符合经济学的交易特征分析。布坎南认为经济学中的基本命题不是“选择”(如消费者选择最有利的消费组合、生产者选择最大利润的生产组合之类)而是“交换”,即不同经济个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政治活动领域也一样,重要的命题并不是社团、党派与国家 ,而是这些集团之间与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是产生于某个政治领袖或神秘人物的头脑,而是产生于集团之间或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
（三）本书的理论观点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引入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以此作为考察个人与政府决策行为的出发点。布坎南指出，每一个参加公共选择的人都有其不向的动机和愿望，他们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是利己的、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经济学早已定义的“经济人”。布坎南认为，经济人的假设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领域，也完全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行动与在经济领域中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总是遵守趋利避害、舍小利求大利的行为准则。每一个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进行决策时，都以个人的成本一收益的计算为基础，不仅注重自己从公共决策行动中获得的收益，而且也关心自己所要花费的成本。没有理由认为选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与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有本质差别，他总是受自利原则支配而行事的。在其它条件相同时，一个选民总是愿意投票赞成那些顶计能给他带来较大利益的政治家，而不愿投票赞成有可能给他带来较小利益的甚至损害的政治家。
布坎南着重指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也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自利为目的。他们像企业家在经济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权力、地位、威望、支配力„)，而并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尽管他们也可能有促进公共利益的某些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许多愿望之一罢了，很容易被其它更有诱惑力的愿望所压倒。布坎南强调指出，人们并不会因为占据了局长或部长位置，追求自利的本性就会改变。不管是在哪一级公共机构服务，只要有可能官员们便会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最大利益(或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或心理上的)的决策。尽管大多数人自己不愿意承认，但政 3 洽家和官员们的的确确具有“经济人”的基本性质。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布坎南对当代西方政体下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政府失败”的结论。
首先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揭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不少人都虔诚地认为，在西方民主政体下，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因而由他们组成的政府也理所当然地按照公共利益原则行动。布坎南指出，这种对政府行为的理想化认识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表明，那些行使公共选择权的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员并不是“经济的阉人”，在参与公共选择中，他们与普通人一样具有自利的动机。由于任何政府机构都是由人组成，政府行为也由人去完成，而组成政府的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人”性质，以追求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因而没有理由把政府的行为理想化。政府同样也有缺陷，也会犯错误，也常常会不顾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团的私利。布坎南的结论是，在西方现行民主政体下，政府的行为往往并不符合公众和社会利益。“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常常是使之恶化。”布坎南“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
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根据布坎南的观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必然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于市场机制下的效率。其原因在于：(l)缺乏竞争。(2)政府部门往往倾向于提供超出公众实际需要的超额服务，导致公共服务的过剩生产，而这种过剩生产公共服务的倾向又是与政府官员追求个人威信与政绩的意愿相联系。(3)对政府官员行动的监督常常是无效的。山于监督往往不一定是被监督者所提供服务的消费者，因而对鉴别政府工作的质量既缺乏经验，又缺乏热情(对于监督者来说这并不违背经济人的行为准则)。
在布坎南看来，以追求最大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的政治家们，决策的着眼点不是增进公众的实际利益，而是扩大自身的影响。因此一项政策的宣传效果是第一位的，它是否具有实际效益则是无关紧要的。对谋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而言，决策的舆论(宣传)效果远大于它的实际社会效果，因为正是前者决定了他们个人目标能否实现。因此，政府很愿意做表面文章，哗众取宠。
通过上述对政府行为的实证分析，布坎南得出了“政府失败”的必然结论:政府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纯洁无私和正确无误的天性。政府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这里作出决策的人与其他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同样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者。我们应当用这样一种现实的认识来修正以往对政府行为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是建立在这样一些不真实的假设上:政府可以代表社会，它公正无私地行动，以其更有远见的干顶纠正市场的缺陷，而这种干预又不会带来新的严重问题。人们必 4 须从这种虚构中彻底解放出来。公共选择理论并不是反对一切国家干预，但必须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如果讲市场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经济机制、那么国家干预也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8]相反过多的国家干预只会扰乱和破坏经济生活的内在自然秩序，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严重危害民主制度的生存。因此，困扰当前美国社会的严重间题，与其说是“市场失败”，不如说是“政府失败”。所以必须大力减少国家干预，尽量发挥市场的功能，政府干预永远只能是第二位的选择。”公共选择学派的结论是，凡有可能决策应转交私营部门。”
布坎南的“政府失败”论，最集中地指向不对战后美国政府决策产生了最大影响的凯恩斯主义。在布坎南看来，当前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出现的严重的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公共部门规模的无限增长，都可以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创造的干预偏向。凯恩斯主义摧毁了信奉已久的预算平衡原则，从而拆掉了一个限制政府无限增长的节制闸门，滋长了政府挥霍无度的倾向。因此，凯恩斯主义在政治上可以看作是长期内危害民主政体生存的巨大灾难。布坎南对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最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政府失败论”的分析，使布坎南得出一个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结论: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不是市场制度的失败，而是政治制度的失败;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不在经济方面，而在制度结构方面。因此，美国当前的紧迫任务是进行一场制度结构改革，重新构造民主政治制度，特别是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地制约政府行为的政治决策体系或者说是公共选择制度，以从根本上限制政府干预的无限度增长，消除不断膨胀的“政府怪物”对民主社会的危害。这就是布坎南的“制度约束论”，它实际上是公共选择学派的行动纲领，也是布坎南极力倡导公共选择理论的目的之所在。
三、基于理论基础下的现实思考
我国政府改革的模式取向是由原来的政治型、管治型政府模式转变为民主型、服务型政府模式。当前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公共选择理论中指出的有关政策失误的因素仍然存在，科学决策和决策的有效实施还困难重重,政府干预引起的寻租活动依然存在，而且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函数，不同模式的政府行为也不可能在时间上截然分开，很容易出现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简单地移植到市场经济体制中去。
决策主体素质不高制约了决策民主化的扩展。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不少决策者素质都亟需提高。有些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不搞实际的调查研究, 直接拍板；有些决策者缺乏虚心学习的精神，不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专家智囊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而自己本身又缺乏关于现代决策的科学知识，这些制约了民 5 主决策的进程。
决策的程序环节不够严谨，政策缺乏可行性论证。决策过程中可行性论证的缺失尤为突出, 形象决策、政绩决策比比皆是。往往有很多的决策只重视政治效应而忽略经济效应，只重视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只看到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只重视定性分析而忽略定量分析等。
决策易受某些利益集团影响而损伤了公众利益。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受眼前利益或者其他因素影响而使民主决策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有的利益集团可能还拥有不正当的政治权势，他们利用这种权势影响政策的议案与选民的投票行为，从而使政府做出不利于公众的决策。
自由球员市场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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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亚特兰大老鹰
类型：受限制自由球员
这个上赛季有过两次被下放到NBDL经历的家伙曾在上赛季季后赛上打出惊鸿一瞥的表现。首轮老鹰同步行者的第五场，斯科特在自己并不算太擅长的三分球领域上大放异彩，在第二节单节投中五个三分。更厉害的是，在短短1分46秒时间段里，斯科特连续投中了四个三分球。上赛季仅仅是他尝试将自己的火力扩大到三分线外的第一年，而且就获得一些效果。同时他的中距离投篮也不错，当然他拿球就投的习惯需要改变。如果一支球队了解斯科特的特点——投篮第一，篮板和防守能力尚需提高——那么对于那些需要在场上拉开空间的球队，可以用一份合理的合同获得斯科特。
C.J.迈尔斯（已签约步行者）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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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迈尔斯上一份合同的价格是两年450万美元，而现在他在市场上的行情要比这好一些，合同年限也能更长一些。显然，这说明迈尔斯过去两年的表现还不错——他的三分球命中率都超过了38%。你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好孩子版”J.R.史密斯或者尼克·扬，而且他的防守比这两个人都要好有点。当然，迈尔斯的得分爆发力没有那么强，但是在过去四个赛季他平均每36分钟的数据是得到18.1分并仅有1.7次失误。
泽维尔·亨利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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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洛杉矶湖人
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亨利非常喜欢带球冲向内线，这即让他经常在篮下遭遇封盖，但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罚球机会。在上场时间只有21分钟的情况下，亨利场均能有超过4次罚球，按单位时间内的罚球效率，联盟中只有十个球员比他更多，而那些人几乎都是巨星。亨利已经把他的这个特点发挥到极致了，但他至多也就是个轮换球员，因为他需要提高的地方太多了，首先就是篮下进攻，他在这个区域的命中率仅有47.6%。虽然亨利只是有些特定的作用，而且并不高效，但他的潜力肯定值得进一步开发。
布莱恩·罗伯茨（已签约黄蜂）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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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新奥尔良鹈鹕
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这个曾单场送出18次助攻的小个子上赛季为鹈鹕打了42场首发，发挥还算稳定，在联盟罚球命中率榜上排名第一（94%）。除了会投篮，罗伯茨更是个挡拆高手。他虽然没有那种发起进攻的能力，不过他阅读和判断防守的能力让他成为一个能持球得分的好手。他的挡拆进攻能力来源于：节奏的变化，投篮时强大的控制能力，左右两边都能进攻，并可以用小动作来迷惑防守者。
贾米尔·尼尔森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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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多魔术
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在魔术进入重建时期的背景下，球队里的十年老臣尼尔森并没有得到重视，而现在他有了自由身，可以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去一支旨在胜利的球队了。尼尔森很容易就找到下家，他在哪里打球都会是一个可靠的替补，同时他打球很聪明也很可靠，这是一个轮换球员的重要特征。而且，就算身高是尼尔森的缺陷，但他却是少数的打出优秀防守的后卫。他的身体很强壮，不仅可以破坏对手的防挡拆，也有足够的经验来做一对一的对位防守，这种能力在自由球员市场上已不多见。
本诺·尤德里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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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孟菲斯灰熊
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由于卡拉西斯的禁赛，尤德里得以在上赛季季后赛出任康利的替补。让人没想到的是，尤德里在系列赛上展现出征战联盟十年老兵的经验。他的投篮不错，也愿意传球，这两点对于一个替补控卫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尤德里并不是那种喜欢去冲击内线或者撕扯对方防守体系的后卫，他更喜欢在外围开火，而且命中率很高。这种不怎么惹人注意的打球方式很容易让人忽略他对球队的积极贡献，但聪明人都应该知道他的价值所在。
乔丹·法玛尔（（已签约快艇）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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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 洛杉矶湖人
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法玛尔既算不上一个让人梦寐以求的老兵，也不算充满潜力的希望之星。不过，法玛尔却是那种高效，让人信任的球员。在德安东尼的后卫至上的进攻体系下，法玛尔上赛季在湖人获得了每36分钟得到16.4分（命中率为43.8%）以及7.9次助攻的不错数据。法玛尔已经打出了自己的价值，但是根据他在自由市场的定位，他肯定不会拿到一份太大的合同，但强队签下他就等于为板凳席加上一个保险。
谢尔文·马克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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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亚特兰大老鹰
类型：受限制自由球员
在经历过被两支NBA球队放弃的遭遇后，2011年次轮新秀谢尔文·马克终于在亚特兰大找到了归宿。在乐意给予球员上场机会的马刺系教练布登霍尔泽手下，马克作为一个功能性球员场均得到了20.4分钟上场时间。马克的弱点在于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强壮的球员，而且身高只有1.91米，但他全面的技巧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上赛季，马克展示了他在面对对手替补防守时候的能力，他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帮助另一个后场球员分担持球压力。对于那些并没有明显缺点的球队来说，像马克这样的平衡型的球员会显得尤其有价值。
加雷特·坦普尔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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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华盛顿奇才
类型：完全自由球员
在一支拥有年轻后场双子星，坦普尔的生存空间并不大。没错，约翰·沃尔和布拉德利·比尔随时可以打个将近4 0分钟比赛，和他们打相同位置的球员就很难有出彩的表现了。况且坦普尔自身也有不少缺陷，他既不是一个定点投手，也算不上组织能手，三分也不算好。但他却是那种打球聪明，防守出色型的球员。坦普尔在底薪级别球员中属于上乘的选择，他能在特点的场合或者要求下为球队做出贡献。
伯纳德·詹姆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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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球队：达拉斯小牛
类型：受限制自由球员
市场经济自由化 篇7
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 避免被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统一市场边缘化, 世界上一些国家开始着手扫清自身制度障碍, 竞相放松市场管制, 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自由投资体系逐渐形成, 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 全球投资规模迅猛增长
近年来全球投资迅猛发展, 不仅是资本整体流动规模庞大, 而且流动速度加快, FDI增长尤为突出。1990年之前, 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额年均不超过2千亿美元, 之后逐年增加, 到2007年达到约2万亿美元峰值, 尔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投资规模有所下降, 但仍保持在1万亿美元以上, 2010年全球FDI总额达1.35万亿美元。
(二) 跨国公司主导全球自由投资体系的建立
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微观组成部分以及FDI的主要载体, 在建立全球自由投资体系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其在生产规模、资本水平、经营战略、研发能力、管理手段及销售网络等方面具有全球性优势, 对发展“无国界经济”具有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公司”战略定位, 使得近年来大型跨国并购数量急速上升, 成为全球FDI的主要方式之一。
(三) 投资主体层次特征明显, 投资导向发生变化
在全球自由投资体系中, 发达国家因其投资面广、资本雄厚、投资速度迅猛等优势, 居于第一层次;新兴经济体、石油输出国组织居于投资主体的第二层次, 其对外投资潜力巨大, 开拓性强, 投资范围较广。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国际投资舞台上崭露头角, 但因其实力较弱、资本规模有限, 只能有条件地向外输出资本, 它们是补充性的投资力量, 构成投资主体的第三层次。
同时, 各国的投资导向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由于近年来各国经济迅猛发展, 世界能源供求间的矛盾不断加深, 持续上涨的国际能源价格使得能源安全问题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 除了投资势头一直良好的服务业外, 全球投资重点重新转向自然资源领域, 扭转了多年来自然资源领域吸收外资低迷的不利局面, 许多资源大国也成为吸收外资大国。
(四) 投资自由化的国际协调逐渐延伸至制度层面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促使各国从不同层次对投资领域进行国际协调。在双边层面, 协调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大, 双边投资条约的核心内容呈整体趋同、局部多样化发展;在区域层面, 发达国家在投资自由化方面的区域协调正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 政府也专门就国际投资制定相关政策;在多边层面,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签署了一系列旨在推进投资自由化发展的多边条约, 尽管涉及领域还较为有限, 但直接影响了成员方投资措施的施行, 投资过程中的多边关系得以协调, 这都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推动了全球投资自由化发展。
(五) 投资自由化与投资保护主义并行发展
一方面, 绝大多数国家积极调整自身的投资促进政策, 努力推动全球投资自由化进程;另一方面, 一些国家加大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度, 为外资设置市场准入障碍, 使得投资保护主义倾向日益严重。一些发达国家出于对本国产业的保护, 开始鼓励资本回流、减缓本国产业资本外移, 尤其针对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但在全球范围内, 尽管投资保护主义在少数国家盛行, 但投资自由化的主导趋势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改变。
二、投资自由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作为全球自由投资体系中的一员, 通过有效地利用外资实现了经济腾飞, 但在新形势下, 投资自由化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一) 投资自由化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1.促进资本大规模流入, 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投资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彻底改变了我国在经济发展初期生产要素相对短缺的局面。FDI弥补了我国经济建设的资金缺口, 增加了国内资本存量, 乘数效应也得以发挥积极作用, 间接地推动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另外, FDI的大规模流入也增加了我国的财政收入, 外资企业的税收收入一直是国税的重要组成部分。
2.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改革开放初期, 外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没有明显地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自1990年以来, 外商将投资重点转移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不断增加对第二、第三产业的投资, 总体上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要求。另外, FDI带动了本土对关联产业的辅助性投资, 中国也加入到世界产业链条中, 并逐步纳入到国际专业化分工体系。此外, 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间的激烈竞争, 也促进了中国专业化分工向高水平、高效率方向发展。由此, 合理吸收和利用FDI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
3.促进技术创新,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跨国公司掌握着大量尖端技术, 在技术引进及研发方面具有极强优势, 其技术转让程度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方面, 跨国公司科研能力强大、成果转化度高, 对我国实行技术转让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 跨国资本往往附带先进的现代管理经验, 国内企业在同跨国资本开展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 可大大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
4.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
首先, 在华外资企业不断增加, 加大了国内市场竞争力度, 加快我国商品和要素市场形成及与国际市场接轨步伐。其次, 我国积极引导和调控外资走向, 使国内产业在重组和激烈竞争中不断升级, 有利于我国企业在投资自由化进程中获益并提升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第三, 有利于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国采取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市场、逐步放松外汇管制等措施, 充分发挥了金融对经济系统的调节作用。
5.促进了就业状况的改善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外资偏重于第二、三产业,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另外, 跨国公司重视员工培训, 尊重雇员合理流动, 有利于提高我国劳动力的整体技术水平和业务素质。
(二) 投资自由化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1.外资的大量涌入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
不断深入的投资自由化激化了本国资本同跨国资本的矛盾。跨国资本规模庞大、技术过硬、管理科学, 具有垄断优势, 其大量并购和新建企业, 挤占了国内企业的发展空间, 并对民族工业造成巨大冲击。
2.跨国并购加剧我国无形资产流失
跨国公司在并购过程中, 并未公正地计算双方出资比例, 其所投入的设备、技术等资产价值常被蓄意高估, 同时又过分低估我国本土企业所投入的资产价值。另外, 很多本土企业为了与跨国公司实现合资或并购, 经常将自己积累多年的品牌、商誉、产品销售网络、原材料供应渠道等无形资产低价或无偿出让, 跨国公司则利用中方的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推出自己的品牌, 导致民族品牌发展空间缩小甚至消亡。
3.FDI分布不均加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我国经济总体呈渐进开放式格局, 直接影响FDI的地域分布, 反之, FDI的不同流向也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地域发展。绝大部分外资流入东南沿海地区, 而中西部地区很少有外资进入。FDI分布不均更扩大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4.国际产业转移令我国环境压力增大
在国际能源形势严峻及环保标准提高的大环境下, 发达国家将自身的环境负担转移至发展中国家, 逐步加快本国高消耗、高污染产业的转移速度。我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发达国家的“淘汰”产业。因此, 持续扩大的产能使中国的环境压力增大, 并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5.国际金融风险加快传导威胁中国经济安全
投资自由化带来的风险之一是加深金融自由化, 这使得国际游资对各国经济的冲击更加明显。金融危机会通过“投资”在世界范围内加速传播,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即是例证。金融危机给经济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 而随着投资自由化程度的加深, 我国经济安全将面临新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发展对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影响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不断增加, 中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也具有更高的话语权, 可以更深层地影响全球自由投资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 不断完善的投资法律体系扫清了投资自由化发展的制度障碍
中国制定了大量吸引外资的法律、法规, 不断增强投资政策透明度。此外, 中国还和多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 覆盖了从外资进入、经营到退出的全部领域, 这为投资自由化的全球扩张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并扫清了障碍。
(二) 渐进开放的市场经济为投资自由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投资领域的政策管制, 鼓励外国资本尤其是FDI的流入。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开放度大幅提升, 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 不再对资本项目和外汇实行严格管制, 从不同层次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 这一举措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向成熟化发展, 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也更加顺畅, 纵深水平上为投资自由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空间。
(三) 中国对外投资推动了全球投资自由化发展
“引进来”政策实施多年, 取得了良好效果, 同时, 我国也越来越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中, 中国对外资本输出始终走在前列, 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中国资本也流向世界各地, 初步形成了资本双向流动的格局。投资自由化提高了我国的市场开放度及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 中国对外投资的成熟化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投资自由化浪潮。
(四)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助于全球自由投资体系更加公平化、合理化、透明化
国际资本流动的约束框架主要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制定, 为了扭转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 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资本流动中的影响力, 中国作出了很大努力。一方面, 中国为了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发展, 始终积极参与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另一方面, 中国积极参加WTO框架下的多层次贸易投资谈判, 有效地减少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歧。中国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在投资自由化谈判中的整体力量, 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自身权益, 这些都有助于建立更加公平、合理、透明的全球自由投资体系。
四、结语
第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投资自由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效应越发明显。我国现阶段吸引外资主要看重外资本身搭载的各种“软实力”, 而并非因为国内资本存量不足。因此, 我国必须调整引资方向, 实现量到质的转变, 优先吸引附带更多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的FDI, 进一步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同时, 投资自由化发展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 必须更合理地引导、鼓励外资投向带动力强劲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其它符合产业结构升级的行业。此外, 一切要以国家经济安全为中心, 加大对跨国资本运作过程中的监管力度, 防止由于急功近利而造成国家经济资源的流失。
第二, 要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走出去”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也更有利于中国融入全球投资自由化。我国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不仅有助于转移国内一些产业的过剩产能、汲取高新技术、开拓新的海外市场以及确保长期资源供应, 也能使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 有利于全球投资自由化良性发展。
第三, 中国应继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事务, 努力推动投资自由化向更开放化发展, 逐步改变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全球自由投资体系的局面, 切实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摘要：投资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促进了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全球自由投资体系的建立, 并呈现出投资自由化与投资保护主义并行、投资主体区位特征明显、投资导向发生变化等特点。投资自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既有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就业率等积极影响, 同时也有冲击民族工业、加剧经济资源流失等消极影响。我国应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 继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事务, 努力推动投资自由化进程向更开放化发展。
关键词：国际投资自由化,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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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自由化 篇8
1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
金融自由化的流行既带来了机遇, 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自1980年以来, 金融危机频发, 世界性的金融风险开始加剧, 而对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依然在有条不紊的发展中, 不断地优化和改良。金融自由化就是通过改革金融制度, 改变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 放松对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的限制, 增强国内的融资能力, 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分依赖, 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 从而使利率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 反映外汇供求, 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 最终达到充分利用金融资源, 借此推进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但从各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 金融自由化可以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价格自由化、业务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关于金融自由化的利弊, 存有激烈的争论。从理论上说, 金融自由化能使发展中国家受益。然而在现实中, 金融自由化的危害并不少见。金融自由化活动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经济波动和经济不平衡发展现象。更有甚者, 会引发一定规模的金融危机和国家财政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 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在金融自由化改革过程, 忽视经济宏观面的稳定以及对金融市场缺乏有力监管。因此可以看出, 金融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需要谨慎对待, 否则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和危机。
在任何一个国家, 稳定而健全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和完善而高效的微观经济运行基础都是实施金融自由化所不能缺少的根本条件, 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决定着推进金融自由化的时机; 而微观的经济运行机制对金融自由化的速度会产生较大的约束。想要使金融自由化进程取得成功, 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 宏观经济稳定和适当的银行监管。
2 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经验教训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因循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思路, 先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 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影响深远的金融制度变迁现象。
2. 1 拉美国家的金融自由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首先进行了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体制改革, 南锥体国家实施的金融自由化主要包括: ①实行利率市场化;②取消定向贷款; ③降低银行储备金比率。
大量的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向流入会引起货币贬值, 从而使国家财政债务负担变得更加沉重。最终, 将会导致经济基本面的不稳定以及国家财政和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表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拉美的确发生了多次银行危机。拉美银行危机的根源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就拉美国家遇到的大多数银行危机而言, 政府在实施金融自由化后对银行部门放松监管, 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2. 2 东南亚国家的金融自由化
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改革起步较晚, 成效较为显著, 曾被誉为一个成功的范例, 但终因一些国家改革进程过快和政策失误而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东南亚五国的金融发展与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但是, 随着各国经济逐渐步入转型期, 金融自由化进程过快, 金融改革政策失误, 最终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东南亚金融自由化改革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 它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改革敲响了警钟。
东南亚国家并未对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 进行调整和改革, 任由这种落后、单一的金融结构与政府的腐败行为相结合, 最终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因此, 提升金融结构,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等多种投资、融资方式, 改变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的状况, 分散金融风险, 促进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竞争, 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和发展中应予十分重视的问题。
3 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及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战略措施
3. 1 中国金融自由化历程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应该是从1992年正式开始的, 包括利率自由化方面、金融业务与机构准入自由化方面和资本账户自由化方面, 中国目前对资本流动实行非对称性的管制, 长期的资本流入相对自由, 而严格限制资本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因为短期的资本大量流入会产生投机活动, 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因此, 中国资本管管制的效能整体上已弱化, 对于资本市场的管制已经相对开放。
3. 2 中国金融深化的战略措施
中国作为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 市场机制和法制都还很不完善, 金融市场还没有形成充分的深度和广度, 因而, 在金融自由化改革应当充分权衡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数量与质量, 速度与效益, 收益与风险之间的交替关系。在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过程, 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①当前中国必须从基础做起, 消除金融隐患, 为金融自由化奠定基础。②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降低交易成本, 而且还要注意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③继续推进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 实现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④加强金融监管, 保证金融自由化的顺利推进。
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 在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 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金融监管必须非行政化, 监管的手段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间接手段, 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 只在金融市场失败时政府方可走上前台直接干预。充分保证金融市场的自我调整, 同时也保证了金融自由化的稳步推进。同时要制定行业自律规定, 在适度开放金融市场时, 国家必须严格把关资本市场的流动情况, 使得宏观经济局面保持稳定。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增强, 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归根结底, 金融自由化是资金融通效率和金融监管高效稳健的有机结合, 偏重于其中任何一方, 都将不利于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稳步推进, 从而阻碍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参考文献
[1]黄金老.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
[2]Abiad, A.and Mody, A., 2003, “Financial Reform:What Shakes It?What Shapes It?”[J].IMF working paper, April.
市场经济自由化 篇9
1 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又称劳务贸易 (trade in service) , 指国与国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经济交换活动。近年来, 服务贸易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20世纪后期以降, 世界经济开始由工业型经济逐步向服务型经济转变 (历以畏, 2005) 。美国经济学家Fuchs认为, “一半以上就业人口不从事食物、衣着、房屋、汽车或其他实物生产的国家”就可以视为服务经济国家,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服务经济国家, 其他发达国家也逐渐或已经步入了服务经济时代。杨圣明 (2008) 认为,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必然是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务经济的一个发展过程。因此, 工业时代之后, 服务经济必将成为下一个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001年12月11日, 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成员国之一, 同时也被视为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签署国之一。近年来, 中国服务贸易稳步发展, 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世贸组织2013年公布的各国服务贸易排名显示, 中国服务进出口贸易延续增长态势, 贸易总额达到4705.8亿美元, 全球排名第三位。继2007年我国与东盟签订《服务贸易协议》之后, 2013年6月海协会与海基会也正式签署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作为ECFA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后续协商所签协议之一, 它大幅降低了两岸服务业的准入门坎, 其中明确列出了一份服务市场开放清单, 两岸互相开放包括金融、通讯、运输、环境、娱乐文化在内的多种行业项目。
2 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指各成员方通过多边贸易谈判, 降低和约束关税, 取消其他贸易壁垒, 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 扩大本国市场准入度。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贸易自由化在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 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自由贸易政策允许货物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在国际价值规律作用下, 可以刺激竞争, 鼓励发展,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促进世界性的分工和贸易发展, 扩大市场;同时使消费者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规定国际服务贸易具体包括四种方式:
(1) 跨境交付 (Cross-border Supply) , 指一成员服务提供者在其境内向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 以获取报酬;
(2) 境外消费 (Consumption Abroad) , 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其境内向来自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 以获取报酬。它的特点是服务消费者到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接受服务。如病人到国外就医, 旅游者到国外旅游, 学生、学者到国外留学进修等;
(3) 商业存在 (Commercial Presence) , 是GATS中最重要的一种服务提供方式, 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建立商业机构 (附属企业或分支机构) , 为所在国和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 以获取报酬。包括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或代理, 提供服务等。如一国电信公司在国外设立电信经营机构, 参与所在国电信服务市场的竞争就属于“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 指一成员的自然人 (服务提供者) 到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 以获取报酬。它的特点是服务提供者在外国境内向在该成员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 例如专家教授到国外讲学、作技术咨询指导, 文化艺术从业者到国外提供文化、娱乐服务等。
根据GATS的规定, 服务贸易自由化关键的地方就在于降低市场的准入制度, 使服务产业能够更加自由地在各地区之间流动。而由于地区之间服务产业发展的不平衡, 在多边框架下要求所有国家都做出相同程度的开放, 对于弱势一方来讲是不公平的。而由于地缘经济的作用, 同一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模式上更为接近, 因此, 在区域范围内削减贸易壁垒的可行性更大。所以, 服务贸易自由化应先在区域范围内推行, 然后逐步地开始全面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3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有研究表明, 海峡两岸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在总体上均处于劣势, 其中大陆在旅游业和建筑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而金融保险和专利等行业竞争力较弱;台湾在运输服务业竞争力较强, 金融保险服务业竞争优势相对于大陆而言较强, 计算机与信息业以及专利行业的竞争力较弱, 故两岸服务业的合作具有较为广阔的前景。此番两岸签订服贸协议, 旨在为两岸之间最终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奠定基础;加速两岸服务业融合、互补, 共同提升两岸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两岸民众的受惠面。
在该协议中, 大陆方面开放承诺80条 (非金融领域开放承诺65条, 金融领域15条) , 是在大陆加入WTO承诺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放;台湾方面开放承诺64条 (非金融领域开放承诺55条, 金融领域9条) , 是在台湾开放陆资入岛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放。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台港澳司。
台大经济学教授郑秀玲认为, 台湾服务业大都是微形企业, 若大陆服务业全面进入台湾市场, 这些中小企业根本无力招架坐拥雄厚资金的大陆国企。她指出, 台湾所有银行的资产总规模 (2012年:36.2兆元新台币) , 尚不足中国工商银行一家银行资产总额 (84.4兆元新台币) 的一半, 当银行业、物流通路、人才市场等方方面面都遭到资本的巨大冲击时, 台湾的弱势产业将无法生存。台湾学生之所以反对签署服贸协议, 其原因也大抵在此。
然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 指在两国之间, 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产品上都是相等的, 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 双方均可节省劳动力, 获得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处) , 由于两岸在服务业领域各自都有不同的优势产业和弱势产业, 那么签订协议互相降低市场准入制度、加强两岸服务业的融合及优势互补, 无疑是一次双赢的合作。其一, 有助于两地服务业的发展及输出;其二, 活络经济, 增加两地就业机会;其三, 逐步促使两地落实或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其四, 与国际接轨, 为签署其他经贸协议做准备。两岸签署服贸协议, 无论是对大陆还是对台湾, 不仅有利于两岸经济往来, 而且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与长期发展。
摘要：今年3月在台湾掀起了“反服贸”学生运动, 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引入了人们的视线。本文从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角度, 对两岸服贸协议中两岸分别承诺开放的项目进行了整理分析, 认为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必经之路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区域贸易自由化
参考文献
[1]Adlung, R, M.Roy.Turning Hills into Mountains?Current Commitments under the GATS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J].WTO Staff Working Paper NO.ERSD-2005-01, 2005.
[2]厉以畏, 王慧敏.世界产业服务化与发展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战略思考[J].世界经济研究, 2005 (1) .
[3]杨圣明.当代世界服务业发展新趋势[J].经济学动态, 2008 (09) .
市场经济自由化 篇10
一、经济学的伦理复归
这部著作是阿马蒂亚·森一贯主张的延续和展现：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统一，以自由作为统一的最终基点。
实证经济学以对“现象界”的“客观叙事”，倡导“价值中立”的科学精神而规避传统经济学中深层的规范分析以及伦理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学的贫困”，即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离，导致了道德贫困，特别是导致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财富分配平等的失衡，妨碍了伦理系统功能的实现，妨碍了人类美好生活的完整实现。
现代经济学必须充分考虑伦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才能更真实地描述实际人类行为，由此观之，必须设定新的评价目标与价值。阿马蒂亚·森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了人的“二元性”———主观能动和福利，以之开拓了经济学的伦理关怀。
而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本书中，笔者认为, 森对人的二元性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那即是自由的二重性。主观能动本身就是人的自由，而福利是人的自由带来的结果。可见，人的二元性实质就是自由的二重性。“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它们可以分别称作自由在发展中所起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1]自由，既是工具性的，具有工具的价值，同时，它又不单是一种手段，不单是一种达到福利或幸福等有价值东西的工具，它本身就有内在价值，追求一种自由的能力，一种获取其他价值的能力，亦是人的行为所实际选择的。以人为中心, 森认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通过对自由的目的性和工具性的二重设置，森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学的评价目标与价值。因此，唯有通过更多关注伦理学，经济学分析才可能更加全面和更为有效，经济学才能走上一条通往“至善”的道路。
二、发展的人本复归
在把经济学正本清源之后，森相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观———“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他认为，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福利。这种发展观与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森看来，那些所谓狭隘的发展观，是把发展定位于纯经济目标，比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社会产品的丰富等等。而所有这些目标都仅仅属于工具性范围，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而人的最高价值标准只能是自由。因为自由的存在根本无须给出理由，它本身就是价值，无须借助别的事物来体现它的价值。由此，森主张把自由作为基本的价值判断引入经济学分析。只有当生命个体成为自由、独立的主体，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
自由被森分为实质性自由和工具性自由。实质性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阅读计算、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可行能力”是森借以表述实质自由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个人自由从事各种不同活动的可行性，实际上是自由选择的能力。每一个个人，都应当有效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应沦为被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关于工具性自由，森列举了五种，“(1)政治自由;(2)经济条件;(3)社会机会;(4)透明性保证;(5)防护性保障。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整体能力，同时他们也互相补充。”[1]政治自由表现为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和自由选举等。经济条件表现为参与贸易和生产的机会等。社会机会表现为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透明性保证表现为信用基础、信息公开性和知情权等，这种保证能够有效防犯腐败、财务渎职和私下交易。防护性保障表现为社会安全网等，是对经济体系运行过程中处于受损害边缘或实际落入贫困境地的人们提供安全保障。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发展必须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很多人往往简单地把森的理论主旨视为解决人的物质贫困，但实际上贫困不仅仅拘限于人收入的低下，它本身更是迸现了人的生存弱势，是一种整体性的关联。可见森在更宏阔的生存论场域上倾注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而在我看来，他所有理论的抱负无疑试图克服自由人的“异化”困境，这是对西方经济学理念与实践的全面而深刻的反省与纠正，更是向马克思理论的靠近。
三、平等与效率的伦理性张力
如何调适平等与效率一直是社会发展的兴奋点，人们总是试图化解平等与效率间的恒久的张力，却总是归于失败。而森的自由理论作为价值标准, 试图提出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价值标准(体系), 据以判定人的生活以及社会状况是否合乎理想或者是在向理想方向改善，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一冲突暗示了一条调适的途径。他强调扩大信息基础的重要性, 并由此进而提出他的建议——以实质自由作为综合价值标准。
森清醒地认识到那一张力是不可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却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调和。“我并没有提倡一种特定的公式来‘完满解决’这个问题，相反，我一直集中注意承认总量和分配两方面考虑的说服力和正当性。”[1]效率与平等之间不可能处于无张力状态，我们只能在承认张力始终存在的基础上，使这种张力成为合乎伦理的张力。
森从“自由的视角”来看待那一张力，希图用“人类可行能力”对此作一回答。
“人类可行能力———聚焦于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也即实质自由。”[1]人类可行能力涵盖直接性和间接性。直接性着意于社会的承认，而间接性着意于可能性的展观。
森的自由在社会发展的最终意义上确立为张力两端必须共同遵循的基础。平等与效率都是以社会发展为鹄的，而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这自由也是森的理论指归。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意义来看，平等与效率的张力无论如何进行拉拽，最终都不能超越人的自由这一根本要求，不能从整体上有损于人的自由。因此，在社会发展最终的意义上，应该将自由尤其是实质自由即人类可行能力作为张力的两端必须共同遵循的基础。在这层意思上，森找到了效率与平等的均衡状态——自由，突破了“资本的逻辑”。
同时森的自由的两重性确立为张力的伦理界限。如何确立这一界限呢?为此还是从自由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两个方面入手。所谓目的性方面，就是在效率与平等的关系之间，效率以一定程度受到的限制或做出的牺牲必须真正有利于平等自身目标的实现，反之，平等以一定程度受到的限制或做出的牺牲必须真正有利于效率自身目标的达致。因为它们以自由作为共同的目的;所谓工具性方面，就是在效率与平等的关系之间，逐步提高效率时不能引起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不满、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减损了人的可行能力，妨碍了发展;反之，逐步促进平等时不能妨碍效率的继续增长。两者的相互增进都以工具性自由为前提条件，而这就得由政府作出合理的规划。
四、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思想博大精深，气势磅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讲，是一座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它有待于我们去开发和践用。笔者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似的昭示，只能抽取了其中几点，算作管窥之见，以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所启示。
1.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森倡导的全面自由是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性化标准，他将历史前进之道指向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肯定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到来，表征出了一种全面自由的总体精神。任何只考虑到人类生存的单个方面的政治体系，都不能满足人们的追求完善的渴念，也不能引起人们对其的足够忠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拓展人的全面自由，中国的发展也就符合人类进步的总体进程。
2. 关注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森把发展的视角投注在自由尤其是实质自由———可行能力，由此“是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中)所特别倡导的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采用一种综合性视角的回归”[1]。而其对发展的关注是从自由的整体性入手，突出穷人即弱势群体的发展地位。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同时也相应产生贫富差距的扩大，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森的理论无疑给我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那就是改变单一的发展模式，以人为本，对弱势群体的贫困和权利作出“社会承诺”，把所有不同的要素放入一个整体框架之内进行任何组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教育面，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保证每个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起码的公共服务。
3. 培育健康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建和谐开放的社会。
等我经济自由了 篇11
这是2007级雕塑系公共艺术方向曾锦深的作品，这位来自汕头农村的小伙子出生于1988年。在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展开幕当天，“亲民院长”黎明骑摩托车并留下了“倩影”。相较于雕塑的固有概念，这件作品更像产品设计。曾锦深表示，“其实我们都是从事审美工作的人，对造型的了解必须要有一定高度。很多东西都要靠我们去创造，做设计也一样。我虽然是读造型艺术的，但我也可以做设计。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做这些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东西要经过很多磨难。”
《2012》创作动机非常单纯，他从个人爱好出发，主要参考了《恶灵骑士》那部电影，将自己对公路赛摩托车的喜好通过科幻片中的造型进一步激发与塑化。他花了两个月时间思考造型，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推敲才最后定下来用仿生学的造型方式，以最大程度地融合蝎子和摩托车形态。“我小时候比较喜欢公路赛摩托车，因为读书的原因一直没有买。刚好现在做毕业创作，我就想做一辆仿生学的摩托车。我选择蝎子做仿生造型，因为它看上去漂亮而且神秘。”
这件作品耗时近3个月，需要材料调研、工程学、力学测试等工作，那时他还是一个大画室的助教，就边上课边画设计稿。草稿通过后，他就着手制作。“我是行动派。一开始老师都在问我能做出来吗，过两天我就一个人去珠海，买了辆本田玛格纳摩托车，就开始动手了。不锈钢的零件有去五金店买，有去废品站买的，有从家里找的。整车除了轮胎之外，其他的非不锈钢部件，如油箱、挡雨板、车架，都是送到东莞进行纳米喷镀后做成的不锈钢效果。”单单找零件就花了他1个月左右的时间。老师带他去工厂，并支持他跟工人一起做。“工厂在番禺区南村，要坐船过去，每天早上7点去，晚上7点回，中午在那里跟工人一起吃饭。牛仔裤都弄破了不知多少条，甚至两个膝盖都流血了，手不知道烫了多少个泡。”但凭着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他努力把毕业最后一件作品做到最好。
大四第二学期分专业后，安排的都是雕塑课程，主要训练造型能力。大学期间的课程曾锦深都会去上，文化课虽去得少一点，但专业课都有去。直到大五，他才觉得从老师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其他时候都是自己的想法。“以前我想的事没那么系统，听了张建老师的课，我才明白什么叫系统和一整条思路。还有很和蔼的段起来老师，他在我们学校级别很高，但是没有架子，我们都叫他段爷。”虽然课程名称在曾锦深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了，但这些多为实验性质的课程，让他尝试了不同材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做毕业创作，还要挤出时间筹办画室。
这件毕业作品的最大看点是摩托车后的尾巴是电动装置，尾翼的每一个鳞片都是塑形焊接打磨而成，能自动升降。这也是曾锦深创作时遇到的瓶颈，他做了十几次试验才成功。他建议，“要多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作品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生微妙变化，跟自己最初的设想不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被太多条框限制，只要是好的作品就会被人认可，尽量用全部精力去做，不要被钱所困。也许你花了很多钱，但会得到更多回报。”
整件作品大约花了4万块钱，是曾锦深自己打工赚来的。“大一，真的不想说，过得有点失败，很平淡，最后只剩下几张画。大二开始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去做了助教，生活开始充实起来，自己也更有自信了，起码不用向家里拿钱了，就证明给家里人看了。以前在亲戚眼里我是一个不会读书的孩子，的确，我不喜欢那些文化课。我现在不过是个大学生，可是我几乎所有不上课的时间都用来做兼职，这样可以保证我的物质生活。现在很多年轻人都难以抵挡金钱的诱惑，我也不例外。我知道现在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但这是向我想过的生活的过渡，所以再不愿意也要做。”
他对毕业展和现在的生活状态还不是很满意，“因为时间都挤在一起了，做的肯定不是我认为最好的，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了。现在就挤点时间弄毕业展，大部分时间在搞画室。考美院那时什么多余的都没有想，我以很高的美术分考进来，只是文化分差了一点。”毕业后，“我觉得我剩下的，除了处事的能力，钱一分都没有剩下。”
说到以后的发展方向，曾锦深说他打算卖掉这件作品，因为作品有3米多长，他没有地方放。“这几年实现经济自由后继续做创作。我这几年会做的就是美术培训，还有艺术家具，这是我这几年的规划。我现在已经开始奋斗了，希望5年后能不再为钱发愁，因为我出生在农村，穷怕了。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有钱的爹，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有些人毕生追求的，却是有些人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要靠自己去努力。至于构想，因为我执着于艺术，但我不把它当成一种职业去赚钱。我还是会先选择赚钱，有时间就做创作，等我经济自由了再继续做雕塑，因为做雕塑是很花钱的。”
市场经济自由化 篇12
一、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倾向
国际上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已有300多年历史, 已经通过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 并成立了有关的国际机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各国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发展经济的一种法律保障工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今天, 各种形式的知识在经济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无形资产投资的速度远快于对有形资产的投资, 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更高报酬的工作, 拥有更多知识的企业是市场中的赢家, 拥有更多知识的国家有更高的产出”。基于这些, 知识产权也随之在世界范围不断升值, 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把知识产权列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 并制定了要定期达到的国际同意保护标准。知识产权的国际趋势是:“保护范围不断扩大, 保护力度相对提高。
二、法律一体化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里的争论
(一) 经济一体化带来法律一体化
不得不承认, 确实有这样一种趋势。对于法律全球化, 吉林大学教授张文显认为:法律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公共事务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主要趋势。法律全球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法律的“非国家化” (denationalization) 、法律的“标本化”或“标准化” (modelization) 、法律的“趋同化”、法律的“一体化”或法律的“世界化”。全球法律一体化就是指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相互借鉴相互影响, 在趋同化的作用下逐渐相互整合, 最终形成世界性统一法律的过程。
从制度层面分析, 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相伴随必然的是法律规则的趋同化。规则作为一种资源与效益的调节器在一方面造就一种稳定的、国际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秩序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法环境在传统上所固有的软法与弱法的形象。
(二) 法律一体化背景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反思
规则的借鉴与移植也导致了技术性的壁垒, 或者说相对先进法则与本土资源不衔接的现象。同时, 体现西方法律文明的规则趋同化也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欠发达国家的立法权:
1、多极化发展, 不仅是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要求。
其自身特点也决定了, 国家法律的法律和制度也要保持相当水平的独特性, 国际间的法律多极化也应当得到支持和理解。一方面, 根据地域和传统, 在充分考虑国际交流和经济流通的前提下, 变通制定适合自己群体和受众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 多样化的国内法之间有较大的空间以便相互交流借鉴, 并由此促进各自体系的发展。
2、现有的经济技术水平不允许。
从全球来看, 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而利用法律制度来保护国内经济可以看做是这一地区人们的基本要求和自然权利。
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发展
197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成立, 开启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崭新时代。在这个阶段内, 多边体系不断发展, 一方面不断缔结新的国际条约, 新增保护规范, 另一方面修订已有条约, 更新保护规范, 国际公约适用的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大。我国1980-1999年, 陆续加入了13个主要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和协定。
从《巴黎公约》缔结到WIPO的成立, 再到WTO成立,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趋于系统化、全面化。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不仅在范围上不断扩大, 而且在执行力度上有所加强。最初只是一些双边协定, 对其他国家没有法律约束力, 后来的多边协定也只局限于少数国家, 对协定外国家也没有约束力。当WIPO成立后, 成员国不断增加, 并有了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协调管理各方利益, 利用其权威制裁违反约定的成员国, 使执法力度得到加强。但是, WIPO毕竟无法有效地对抗主权国家, 当一国出于利益考虑不守约定时, WIPO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制裁力量对其采取有效措施, 尤其是对于非成员国毫无办法。发达国家对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重不满, 除了对“侵权”国家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进行单边谈判外, 还强烈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保护机制, 在制度内合法地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利益。在筹备WTO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 发达国家利用一揽子计划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TRIPS, 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纳入WTO的框架中, 这就使得贸易制裁成为对违反知识产权协议的国家的合法而有力的惩罚手段, 从而增加了执法力度。
四、知识经济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不足
知识产权的一整套制度成形于19世纪, 而现在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社会现实下,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在某些方面已不再适应。
(一) 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已不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 新的技术如生物工程技术、半导体芯片、自动化技术、国际互联网信息、网络域名、卫星传播、海洋技术、环境技术等接连出现, 给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带来新的问题。这些新技术应不应该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怎样保护?都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应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有的技术本身在伦理道德上还存在着问题, 对其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就更复杂了。有的技术还涉及到专利法和著作权法或者商标法相结合的问题。对这些知识产权我们应该如何保护, 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 现今知识产权保护的期限不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为薄弱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科学技术更新速度相当快, 这不仅带来了技术总量的迅速扩大, 知识的传播速度也明显加快, 而且还带来了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有专家测算, 技术每年的淘汰率是20%, 这意味着技术的生命周期只有5年。英特尔公司的创始者戈登·摩尔曾在1965年提出一条“莫尔法则”, 即每18个月微处理机的能力翻一番, 但其价格却保持不变, 这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并且我们看到的现实更加咄咄逼人, 近些年微处理器的技术含量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18个月”已经不能完全说明这一发展速度了。由此观之, 现行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保护期限有必要重新考虑, 并且应考虑不同行业的不同情况。
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方面,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侵犯知识产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侵权, 因为其运用了高科技, 所以侵权的成本低、规模大、利润高, 所以侵权者敢于铤而走险。虽然整个国际社会都在严厉产权主体日益增多, 但在法律上的保护尚未跟上, 比如网络上的著作权侵权案件, 目前的立法是无法全面对其进行保护和救济的。
(三)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尚未真正国际化
从19世纪80年代至今, 国际社会在知识产权领域已经缔结了20多个条约, 然而, 其调整的力度却不可高估。目前在知识产权上发挥根本作用的仍是各国国内的知识产权法。考察现行的条约, 我们会发现, 他们几乎都是以承认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差异为基础的, 国民待遇原则是其立法的基石。但现在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存在着较大差异, 提供的保护标准也相差甚远, 虽然各条约规定了一些“最低标准”, 但并没有改变它对国民待遇的依附地位。正因为如此,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表面庞大但作用有限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五.完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两点建议
(一) 逐步扩展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
1999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了关于国际因特网域名问题的最终研究报告, 对全球域名系统的整体性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2000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了“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政府间专门委员会, 着手探索有别于现代知识产权的传统知识保护问题。除此之外, 在有关人权、文化、贸易、粮农、土著权利、劳工标准、可持续发展、土地、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等问题的国际论坛中, 世界各国际机构都对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这些还不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应作出进一步努力, 尽力解决新兴出现的知识产权问题。
(二)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