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公众人物

三十年前的公众人物（通用7篇）

三十年前的公众人物 篇1

身正为范

《论语·子路篇》:“其身正, 不令也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也就是说, 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 就算不下任何命令, 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 无论制定什么政策, 部下也不会遵从。孔子的这句话,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是个基本的原则, 而且这个原则是领导者必须牢记在心的。因为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部下的注意, 领导者以端正的态度或行为出现在部下面前, 会有效提振部下的士气, 如此以来, 组织的公关氛围就会融洽、和谐, 出现蒸蒸日上的局面。

《列子·说符第八》记载有楚庄王和楚国哲学家詹何的对话——楚庄王问詹何说:“治理国家应该怎样?”詹何回答说:“我知道修养身心, 不知道治理国家。”楚庄王说:“我能成为祀奉宗庙社稷的人, 希望学到怎样保持它的办法。”詹何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身心修养好了而国家反而混乱的事, 也没有听说过身心烦乱而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事。所以根本在于自身, 不敢用末节来答复。”楚王说:“说得好。”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身为国君, 必须先以人民的生活安定为念。压榨人民而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 无疑是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吃一样, 虽然吃饱了, 但是身体也糟蹋了。倘若希望天下安泰, 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姿态。迄今为止, 尚未听说直立的身体却映出弯曲的影子, 也没听说过内圣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政治, 百姓会胡作非为。”唐太宗正是以这种心态来处理政事, 他率先端正自己的行为, 虽然已经十分努力了, 但仍然怀疑自己是否做得彻底。正如他向魏征所说的那样:“我一直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 但是不管怎么努力, 也及不上古代的圣人, 因此不得不担心自己是否会受到世人嘲笑。”

延伸到现代,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名言: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说教, 而是一种精神体现, 一种知识内涵和文化品位的体现!风筝要想飞得高, 必须由底下的线牵引着, 假如没有了这根束缚它的线, 风筝只能掉在地上。我们如果是那只风筝, 那优秀的公关品质就是在我们脚下牵引着我们前进的那根线。如果线断了, 即使我们再努力, 也不会飞得久, 更不会飞得高。

坚忍自重

坚忍, 指坚持而不动摇, 长时间的痛苦都能保持平静的公关心态和恪守正道的美德;自重, 指谨言慎行﹐尊重自己的人格, 自我尊重。一般来说, 坚忍自重者, 能够对难以抗拒的巨大困难拥有特殊的心理承受能力。从空间上说, 对突如其来的重重一击从不失态;从时间上说, 能长久地经受困难的挤压, 并击倒困难。坚忍自重者, 在风云变幻的严重时刻从不惊慌失措, 甚至对于困难有一种天生的嗜好, 因为胜利的产生总是来自于与困难的抗争。

大禹, 是拥有坚忍自重之公关心态的典型历史人物。禹是颛顼的孙子, 他勤奋敏捷, 聪明能干, 深受民众喜爱。他接受尧的治水命令时, 才刚刚成婚四天。他毅然告别新婚的妻子, 投入了治水大业。他改变父亲鲧沿河堵截、栏水筑坝的方法, 虚心向有经验的老人请教, 摸索出了疏通河床, 开渠凿道, 把水引导到旷野之中的办法。然而, 治水谈何容易!当时人们不知道河水的源流、走向和地理环境。大禹亲自带人跋山涉水, 与野兽斗, 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 考察山川形势, 克服重重困难, 制定了制服洪水的方案。有一次, 禹路过家门, 本想去看一看离别几年的妻子, 这时从远处走来了一群扶老携幼的灾民, 禹看见之后, 毅然转身离开赶往别处治水去了。就这样, 历经失败、成功, 大禹治水十三年, 三过家门而不入, 最终终于消除了水患。

坚忍自重者, 君子所为, 于战则无敌, 于礼则大治, 于事业则会一步步接近成功, 于生活才能真正体验到其甘味。

春秋时期, 楚庄王之所以三年不飞也不鸣, 是因为他即位时十分年轻, 不明世事, 不敢轻举妄动。无奈之中, 他想出了这么一个自污以掩人耳目的方法, 静观其变。在这三年中, 他默默地考察了群臣的忠奸贤愚, 也测试了人心。他颁布劝谏者死的命令, 也是为了鉴别哪些是甘冒杀身之险而正直敢言的耿介之士, 哪些是只会阿谀奉承、只图升官发财的小人。三年的时间, 他年龄已长, 经历已丰, 才干已成, 人心已明。因而, 楚庄王的坚忍自重, 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公关策略, 所以, 他才能够“不飞则已, 飞将冲天;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

戒贪安贫

吴兢在《贞观政要·贪鄙》中说:“为主贪, 必丧其国, 为臣贪, 必亡其身。”戒贪安贫是为政者必备的公关心态, 坚持拥有这样的心态, 必定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贪欲者, 众恶之本。人一旦贪欲过分, 就会方寸乱, 计算谋虑乱, 欲望就更加多。贪欲多, 心术就不正, 就会离开生活本来之理去行事, 导致把事情做坏甚至做绝, 大祸也就临头了。贪欲会导致什么事情也办不好, 受贪欲的影响, 总奢望自己能够多占多得, 不劳而获, 这有损人格不说, 长远的利益也同样会丢失掉。古往今来,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君子贤人安贫乐道, 并非不能追求富贵, 但去贫贱求富贵的前提必须合乎道义。孔子说:“不义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不能不顾一切地追求富贵, 不能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谋求富贵。一个人存在的价值, 绝不会因吃穿而有所改变, 关键在于一个人的心态。陶渊明荷锄自种, 不为五斗米折腰, 这表明了他淡泊名利、法度自然的心性。其间虽有为生计所迫而做官和无奈的悲哀,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情趣不是更自然恬意吗!嵇康崇尚老庄, 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 赞美古代隐者达士的事迹, 向往出世的生活, 其精神和心态是值得称道的。

《庄子·让王》篇记载有这样一件事:原宪住在鲁国, 住着茅草房, 用桑枝做门框, 用破瓮做窗户, 用破布隔成两间;屋顶漏雨, 地面潮湿, 他却端坐在那里弹琴。子贡骑着大马, 穿着白大衣, 里面是紫红的里子, 小巷子容不下高大的马车, 他便走着去见原宪。原宪戴顶破帽子, 穿着破鞋, 倚着藜杖在门口应答。子贡说:“先生生了什么病?”原宪回答说:“我听说, 没有钱叫做贫, 有学识而无用武之地叫做病, 现在我是贫, 不是病。”子贡因而进退两难, 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 连他都不理解那些善于忍受贫困而心怀大志的人。看来, 戒贪不简单, 安贫更不容易。

(未完待续)

三十年前的公众人物 篇2

时间悄然流逝，年少时的轻狂，年少时的无知，年少时的青涩，早已被岁月的泥沙淹没，留下的只是慢慢回忆，还能有什么，老颜泪痕，无奈的留下只是叹息。时光不等你啊!

三十年前，你我欢声笑语。三十年后，你我老泪纵横。三十年前，你我骑着单车。三十年后，唯有坐下相谈，你这几年可好。三十年前，一个美丽可爱，一个英俊潇洒。三十年后都满头花发，虽然都刻意梳妆，但抹不去的是脸上的皱纹的痕迹。时间就在这三十年里流逝，抓不住，也留不住。

今天学儿告诉我，他去帮助他们老师去举办三十年聚会去了。都三十年过去了。大家都五十几的年龄了，相见甚欢。在这其中来了一对当年学生期间是情侣的人。一个是局长，一个是策划。两人想当年也是男才女貌。在一起三年多，最终以分手而告终。相见后两人激动的`哭了起来，估计十多年不见的激动与感慨吧!毕竟相爱过。

三十年过去了，终于在聚会上两人相遇。也不知道对方这三十多年来过的可好。老了，有什么病没有。回忆当年那段美好的青春，让人充满不舍。就这样过去了，自己有了自己的生活。曾经的爱人啊!就这样相遇。并没有了当年的激情，剩下的只是惋惜与回忆，还能有什么。

三十年前的“东欧告诫” 篇3

最近,突然想起30年前来中国访问过的两个人,布鲁斯和锡克。为什么呢?等我说到最后,大家自然就明白了。

30年前的国家困惑

话说1979年,中国已决定搞经济改革,可是怎么改,到底应走哪条路,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模式,都是一些困扰人的问题。欧美和日本经济模式不可全学,因为体制不同;苏联当然也不能学,因为已经学过了却被证明是错的。惟一可以学的,似乎就是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模式。从1960年代开始,东欧各国开始进行各自的经济试验,形成了所谓的“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罗马尼亚模式”以及“捷克模式”等等。

从1979年年底起,中国先后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他们是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的奥塔•锡克。

为什么是他俩?

1921年出生的布鲁斯,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司司长,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关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权和分权模式理论,被称为布鲁斯模式。按吴敬琏的看法,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模式其实都是布鲁斯模式的变型。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已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

据记载,1979年的最后一天,社科院经济所四楼会议室挤满了人,布鲁斯在这里宣讲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改革的意义。会前,中国学者赵人伟和吴敬琏共同拟定了一份写得满满的问题清单,用铅字油印出来,提交给布鲁斯。这张清单上的问题几乎就是全部中国经济学家心中的困惑所在。

奥塔•锡克是一个比布鲁斯更“敏感”、也名气更大的人,他曾任捷克斯洛伐克主管经济改革的副总理,被称作捷克经济改革之父。1968年,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提出要创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模式”,“再也不允许用党的机构代替国家机构、经济领导机构和社会组织”;要保证集会、结社、迁徙、言论和新闻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这个改革纲领中的经济部分便由锡克主导。这场改革被苏联认为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之嫌疑,便于该年的8月20日悍然出动军队进入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这便是轰动世界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在西方学界,它被认定为冷战和苏联集团解体的转折点。锡克当时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因而幸免于难,随后流亡瑞士,在当地的圣•加伦经济社会大学任教。

30年的震撼,30年后的启迪

布鲁斯和锡克的讲学,给中国学者带来很大的震动。他们原本以为改革就是一种政策的调整,而布鲁斯和锡克却告诉他们: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一揽子改革优于单项改革,而成功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否则很容易在中途发生经济波动。

更重要的是,他们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布鲁斯和锡克分别去世于2007年和2004年,他们可以说是亲眼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过,时至今天,他们所给予的告诫却似乎越来越显得清晰。

(本文作者系蓝狮子图书出版人、财经作家)

历史人物的公关心态(三十四) 篇4

“借箸代筹”出自《史记·留侯世家》:秦末楚汉相争,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的后代,并同他们一起攻楚。刘邦吃饭的时候,张良来了,刘邦就征求张良的意见,张良认为此计不可行,于是他对刘邦说:“臣请借前箸以筹之。”意思是借刘邦面前的筷子来指画当前的形势。于是,后人就根据这个典故用“借箸代筹”表示代人策划。

明朝的刘基(字伯温)曾有诗形容这一情节。朱元璋问刘基:“能诗乎?”刘答:“儒者末事,何谓不能?”时朱元璋正在进餐,便指面前的斑竹箸(筷子)令刘赋诗。刘即席口占曰:“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朱元璋皱眉不悦道:“秀才气味。”待后刘基接着吟:“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张良一借间!”

借箸代筹的公关案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过于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战国时期的公关大家善于研究各国间的利害冲突,游说各国君主,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如苏秦的“合纵抗秦”,使六国成功联合,苏秦佩戴六国相印,使强大的秦国不敢出函谷关达十五年之久,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张仪构建“连横”的谋略,游说秦王,被其采纳,最终打破了“合纵”方略,使秦国最终灭掉六国,一统天下。由此可见,一个好的公关策划方略,往往胜于千军万马,他们的一条计策往往能决定战争的胜负或战略的走向。而他们存在的价值也就在于此。

古今一理,在现代企业的公关情境中,已不仅仅是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公关智慧和公关心态的竞争。一个好的建议、好的策划运用于市场竞争上,往往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运用于企业管理上,往往能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运用于产品开发上,往往能破旧立新、硕果累累。

入境问俗(禁)

“入境问俗”出自宋苏轼《密州谢上表》:“入境问俗,又复过于所期。”

“入镜问禁”的“禁”是“禁令”。是指进入别国国境时,先要问明那里的禁令,以免触犯。此语出自《孟子·梁惠王下》:“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这句话涉及这样一件事:齐宣王问孟子:“为什么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老百姓嫌太小,我的园林方圆四十里老百姓却嫌大?”孟子回答:“周文王的园林,割草砍柴的人可以去那里,捕禽猎兽的人也可以去那里,文王和百姓共同拥有它,所以百姓嫌它小。我到贵国国境时,询问国家的重要禁令,这样才敢入境。这时就听说齐国国都郊区有方圆四十里的园林,如果谁杀死里面的麋鹿,跟杀人一样的罪刑,那么这方圆四十里,就等于在国中设置的一个大陷阱。百姓觉得它大,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入境问禁”就是从引文中提炼而出。此外,西汉·戴圣《礼记·曲礼上》也有这样的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大意是,进入另一地区,要先打听一下民俗、禁忌,以免遇到麻烦。

《韩非子·说林上》中记载有这样一则典故:鲁国有一对夫妇,男善编草鞋,女善织麻布。他们听说越国是个鱼米之乡,富庶安宁,就准备迁居到越国经商。邻居劝他们,越人从小光着脚板走路,个个蓬头披发,从不戴帽子,谁买你们的草鞋和麻布?邻居的话使他们打消了去越国的念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产品要在一个地区争得顾客,打开销路,必须先要了解当地风俗民情、消费习惯和兴趣爱好。

世界是形形色色的,世界市场也是形形色色的,即便是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范围内,公关市场也呈现出斑斓的色彩。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市场表象背后,乡风民俗、历史传统等环境文化因素对企业商品起着喜恶的评判作用,成为经营成败与否的决定条件。而只有善于识别、运用和改善公关环境,才能使商品经营立于不败之地。

见端知末

出自《韩非子·说林上》: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圣人见到微小的现象就知道事物的苗头,见事情的开端就知道事情的结果。

春秋末年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行军篇》里对行军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情况作了科学而详尽的分析,其“见微知著见端知末”的预见性令人叹为观止。文中说:“鸟雀惊飞,这是下面有伏兵;野兽骇奔,这是敌人大举突袭;尘土又高又尖,这是敌人的战车驰来;尘土低而宽广,这是敌人的步兵开来;敌军营寨上方飞鸟集结,表明是座空营;敌人夜间惊慌叫喊,这是恐惧的表现;敌人惊扰纷乱,表明敌将没有威严;敌阵旗帜摇动不整,这说明敌人队伍已经混乱;敌人军官易怒烦躁,表明全军已经疲倦;……”在这里,孙子根据鸟兽的动静、尘土飞扬的程度,通过观察敌人的动向,准确地判断敌方的意图,在此基础上,捕捉战机,获得胜利。这种观察、分析、判断的认识过程,是韩非子“见端知末”在军事领域的细化和延伸,也是古代朴素的公关意识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国灭了赵国之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醇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管中窥豹,见端知末,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卓氏成就事业的根基。

在现代企业公关情境中,成功的企业家须有“见端知末”的公关心态。只有具备这种心态,才能抓住市场的苗头,准确预测市场的变化。

美文三十年前的仲秋月明风清 篇5

好的音乐真的有催眠作用，尤其是听口哨曲的《斯卡布罗市集》，不一会儿就在凄美婉转的旋律里沉沉睡去。

醒来已是午夜，中秋的午夜，噪杂已过，静怡恬淡，花缸里的`碗莲睡梦正酣。给自己倒一杯红枣雪梨水，呷一口，温润入肺。实际上，如果想浪漫一些，应该是沏一杯桂花茶，桂花茶放在哪里呢？在茶叶店里。

皎洁的月光透过阳台护窗，碎了一地。

我认定再也见不到如此美好的月夜了，但事实证明我错了，空气的污染并不像我认为的那样严重。打开窗户，一轮皓月就那么妩媚的挂在当空，夜色如水，虫声呢哝，声源来路不明。

隔着三十几年的岁月，儿时的中秋同样是月明风清。农历八月十五前后正是收棉花的时节，从棉田里收回来带壳的棉桃堆积如山，父母的激励措施是，擿完一筐子棉花给一个月饼，擿完半筐子棉花给一个苹果，真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并不容易，所以我发誓，等我长大当了家，过中秋节家里每人一盒月饼，外加一筐子苹果，一筐子梨，而且不用擿棉花。

那个时代，乡下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穷得叮当乱响，点心水果是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稀罕物儿，所以那时小孩儿的梦想就是吃。现在，买二斤苹果放在那里，皮都起了皱也想不起来吃，更别说月饼了，月饼吃起来噎的人直翻白眼，难以下咽，对我来说吃月饼简直就是一场劫。

三十年前如此“批邓” 篇6

对流行音乐,当时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是“自由化”在音乐领域最重要的表现,一定要禁而后快。

他们认为,港台流行歌曲其实就是三四十年代“流行曲”的翻版。民国时期已经“流行”、此时因邓丽君演唱而重新流行的《何日君再来》成为大批判的首选靶标。“什么《何日君再来》、《桃花江》、《毛毛雨》、《凤求皇》、《吻着陶醉吧》等,它们在中华民族濒于沉沦的关头所宣扬的,除了醉生梦死、消极颓废、爱情至上,还有什么呢?据了解,《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又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更有甚者,一位歌唱演员竟然演唱《蔷薇蔷薇处处开》,并灌制了公开销售的录音带。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魏州:《服务员和向导员》,《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它是三十年代产生的黄色歌曲”(南咏:《还历史本来面目》,《人民音乐》1980年第9期)而批判者更加强调的是,它产生于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这种“软绵绵的在技巧上经过精心处理的‘探戈’节奏的曲调”也是“这首歌后来在沦陷区被敌伪赏识、利用、推广,当做毒化人民意识的一剂鸦片的原因。”(应国靖:《也谈〈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人民音樂》1980年第9期)当时各单位、学校还传达明确“禁听”邓丽君的有关文件,要求有邓丽君磁带者将磁带上交或自己消磁,有的大学还抽查学生磁带。但在公开出版物上,开始还是不点名批判,将其称为“D味”。

颇有海外“流行”风格的李谷一的《乡恋》因影响最广,引起的批判也最为激烈。“李谷一同志确实在进行一种尝试,在摸索另外一条路子。其实从《乡恋》的演唱风格来看,这并不是什么新路子。”因为“这条流行歌曲的路子是在香港、台湾那种具体环境下产生的,它不讲什么高深的发声技巧,只靠手里捧着的那个麦克风,所以这条路子是狭窄的。这种唱法既不适于表现我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不适于作为抒发我国人民丰富多样的内心感情的手段。”(严伟:《听李谷一唱〈乡恋〉有感》,《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1980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李扬:《〈乡恋〉解禁记》,《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13期)“李丽君”就是最严重的“罪名”,足见当时有关部门视邓丽君为何等可怕的洪水猛兽。

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或许难以理解为何要如此严批邓丽君。其实,当时连台湾儿童歌曲《童年》都被严厉批判,更不用说邓丽君了。

《童年》是最早引进的港台歌曲之一,因较少“意识形态色彩”而成为公开演唱较多的歌曲。但随着“清除精神污染”的深入,《童年》也被批判。1984年5月25日《北京音乐报》发表了署名“任真”的《〈童年〉不是一首好歌》,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让我们的青少年口口声声地唱着情调不高的什么‘迷迷糊糊的童年’,什么‘孤单的童年’之类,能起到积极作用吗?”还有作者问道:“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用什么样的思想、情感、美学趣味来影响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是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来教育青少年呢”还是“用台湾校园歌曲《童年》那样的情调和所谓的‘多样化’来‘化’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下一代?”(勤思:《读〈‘左’相可掬〉所想到的》,《人民音乐》1984年第7期)“实际上,《童年》所塑造的‘童年’,是台湾社会制度下产生出来的畸形儿,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童年,这种童年在我国是少见的,即便是个别存在,也只是个别教育的问题,无须用歌唱大做文章。所以说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在宣传时要考虑一下歌曲的思想性、艺术性及社会效果,且不可盲目‘引进’。否则,将会造成不良的后果,望宣传者三思。”(李国勋:《歌曲宣传要注重社会效果》,《人民音乐》1984年第8期)

在这种大批判中,手拿话筒,边唱边走,边唱边舞,架子鼓、沙槌、电吉它、五光十色的灯光、舞台中间有斜形台坡等,都被作为流行音乐的“符号”、作为腐朽堕落的表现而严批。“依靠声频放大器来创造某种浅薄的效果来博取听众欢迎的歌唱者是有的,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夜总会、酒吧间的歌星的演唱。但这自从30年代就已有之,并不是什么值得大加赞扬的新鲜事物。”“‘哈气和轻声’成为一种歌唱表演的特征,也正是在依靠声频放大器的夜总会、酒吧间唱法产生以后出现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运用气声和轻声,而是看你运用气声和轻声唱法表现的是什么思想感情。”(程子建:《金毛狐狸和正人君子》,《人民音乐》1981年第5期)演员在台上“信步漫游,忽而前进,忽而后退,手拿麦克风,忽而声大、忽而声小”也被批为是“污染乐坛,有碍人们身心健康的所作所为”。(邵吉民:《评‘祝你快乐’音乐会》,《人民音乐》1983年第3期)还有文章将“一手拿麦克风,一手牵话筒线”斥为“出口转内销”,厉声问道:“这种精神上的‘出口转内销’的商品,作为‘出口’品,就已经有伤国格,再‘转内销’,对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徐歌:《‘出口转内销乎’》,《人民音乐》1983年第6期)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回忆,1983年他在《辽宁日报》任副总编时,辽宁大连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演员拿着麦克风一边走一边唱,结果上海的报纸都批判这是“资产阶级腐朽的台风”、“腐朽的港澳台风”,连篇累牍报道,有的地方也跟着起哄,甚至还有人写了“内参”。“这给我们《辽宁日报》很大的压力,《辽宁日报》是否也应该‘响应’?总编辑让我去请示一下任书记,任仲夷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我:‘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怎么说的?’一下子我就愣了,说马克思恐怕也没有这方面的论述。他说,那好吧,既然老祖宗也没有说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就是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怎么办,你们作主吧,你们考虑吧。我就问,我们到底报不报,他说我告诉你,共产党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怎么唱,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意思都明白了,轻轻松松、谈笑风生的就这样讲的。后来到清理‘精神污染’时,这是又一个阶段,当时有许多地方把轻音乐、流行歌曲都当作‘靡靡之音’,就是说‘意识形态里阶级斗争’出现了。在这时任仲夷又到报社来了,有一个同志跟他讲,像托儿所里的阿姨都教小孩唱‘我有一颗火热的心’什么的,对小孩思想有腐蚀。他说,同志啊,你说的这个事情,只能说明我们没有太多合适的儿歌,至于小孩他们懂什么‘火热的心’呀。而我们‘文革’时候唱的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小孩也唱,他懂政策和策略吗,我们都不太懂呢!后来又有一位同志讲了,现在,对有一些靡靡之音,部队也有反应,有的新兵想家,在河边一边洗衣服,一边想他妈妈流泪,一边唱‘再见吧,妈妈’这都影响士气啊。任仲夷就说,解放军也是人,人之常情,解放军入伍时才十几岁,他不想他妈妈吗?他可以练兵时唱‘雄赳赳、气昂昂’,洗衣服也可以唱‘再见吧,妈妈’。他说,你是不是妈妈,你是妈妈的话,你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想你吗。就是在谈笑之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那就是一种政治智慧。”(《人民日报记者亲历改革开放30年系列谈——范敬宜》,2008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当时有任仲夷这样观点的高级干部毕竟不多,宣传部门的某些主事者之所以坚决禁止、严厉批判流行音乐,除了“历史原因”,更由于他们坚持的“时代论”“社会论”:“第一,今天我们的时代虽然在前进,在发展,但是,时代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仍是这个时代的中心。第二,党的工作的着重点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时代的主要内容的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是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第三,时代的发展方向也没有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正指引着我们的国家向新的目标进军。它决不是像某些人所梦想的那样,放弃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倒退到资本主义世界去。”因此,要坚决反对“有害的”,而“无害的”音乐如果“占统治地位”“也就转化成它的反面,变成有害的了。”所以“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音乐不变质,就不能不对当前出现的靠拢海外流行音乐的乐风听之任之”。(晓星:《我们应当提倡什么乐风》,《人民音乐》1981年第4期)“‘百花齐放’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的文化政策,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好办法。但是,常常会被人误解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的目的是在各种风格的艺术作品的自由竞赛中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优势,而决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使无产阶級的文艺向资产阶级的文艺靠拢。因此,在创作、演唱、表演上模仿庸俗、低级的‘流行音乐’的现象,要引起我们的警惕。”(瞿维:《关于“流行音乐”的对话》,《人民音乐》1981年第8期)1982年初,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规定》,“首都音乐界”召开了讨论贯彻十五号文件座谈会,音协主席到会并讲话,座谈会将《何日君再来》等港台流行曲视为“文化走私”,将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女演员穿短裤、短裙在台上荡秋千,报幕员穿得珠光宝气等一概斥之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相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首都音乐界讨论贯彻十五号文件座谈会》,《人民音乐》1982年第5期)

这种“时代论”“社会论”认为,不同的“时代”、“社会”间的音乐实在没有任何“通约”之处,连儿童音乐都不例外!所以,“我们文艺部门、单位的有关领导人和演员同志,岂不该对一歌一曲、一腔一势,都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审慎掂量,决定弃取吗?”(拾华:《培养高尚的艺术趣味》,《人民音乐》1979年第6期)

历史证明,当“一歌一曲、一腔一势”都要受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的严控时,“纯”则“纯”矣,但结果很可能是文化的凋敝。好在邓丽君最终被“解禁”。因为无论怎样禁止,民众,甚至越来越多的民众,就是喜欢听她的歌,而收录机、盒带的“禁止”其实已不可行。很多时候,民众往往比某些管理者更有常识呢!

三十年前,以色列也没人创业 篇7

“三十年前，以色列很少有人有创业的想法，而现在每个以色列人都相信自己有非常好的创业想法，我们摇身成为了‘创业国度’。”

大卫(David ben Ami)这么说的时候我着实感到意外，因为在我们年轻人的印象里创业意识几乎是以色列人与生俱来的特征。怎么也没料到，我眼前坐着的这个人就是把创新创业意识介绍到以色列的先驱之一。

年轻的时候，大卫一心想进大型企业。所以，他在本科选择了学习经济，以优秀成绩毕业后，他又进入特拉维夫大学商业管理系读硕士学位。那一年是1986年，是对大卫人生有深远影响的一年。那一年美国麻省理工的以色列裔管理学教授卡里士(KaIish)回到了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大学任教。上世纪80年代的以色列并非没有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大都是在大型公司内实现的，很少有人想利用这些创新去创业。即使有，那时也没有风险投资这回事，创业很难起步。

独具慧眼的卡里士教授却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希望，他相信，以色列资源短缺、地区政治环境恶劣、教育发达等特点是发展创业的先决条件，如果能将催化剂——创新创业和风险投资的概念引进以色列，它定会变成世界领先的创业国家。

卡里士教授在特拉维夫大学开课，给学生和毕业生介绍创新创业和风险投资的概念。他的教学方法是跟踪以色列创业公司的成长，一边为这些公司提供帮助，一边以它们为实例教导学生。作为卡里士教授的助教，大卫深知这项事业的不易，他回忆道，那时全以色列只有两家风险投资公司，而且这两家公司的老板是同一个家族的。但是与当时很多年轻的以色列学生一样，与卡里士的接触深深激发了大卫对创业的向往。

毕业之后，大卫进入以色列最大的公司、国际知名的医药企业TEVA工作。这份工作将他带入医疗领域，他一干就是十三年，逐渐做到公司高层。这十三年中，他不断学习医疗知识，积累工作经验，观察公司是如何运作的。之后他又去了美国的医药公司Boston Scientific，开始在以色列的美国医疗设备公司做高管。

大卫一直蓄势待发，等待一个好的创业机会。“我的创新能力为零，”大卫说，“因此，我向来对创新者刮目相看，也非常关注各行各业的创新。不过我在其他方面有能力，这就是发现有潜力的创新。”

大卫给我讲起另外一个人，丹侬(DavidDanon)教授。十五年以前，丹侬教授发现，年轻的动物伤口愈合能力比年老的动物明显要强。通过研究，他从年轻体壮的动物的血液中提取白血球(主要是白血球中的巨噬细胞)，用来治疗年老体衰的动物的伤口。丹侬教授想到了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身上有无法治愈的创伤，便想发明帮助人体伤口愈合的技术。他发现血库其实根本不需要白血球，便向以色列血库提交申请并被批准从血库中提走白血球，在血库旁边成立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利用白血球治疗创伤。

白血球是人体身上一个很独特的组织，它拥有非常多的功能，促进伤口愈合只是其中一种，为了让白血球实施这个特定的功能，需要把它们激活。如果只是单纯地转移白血球，起的作用并不大。为了找到激活巨噬细胞的技术，丹侬教授研究了好几年才成功，他又花了几年时间改进这项技术，使它更安全、更易操作。他申请到国家对这个项目的经费支持，并在以色列几家医院进行临床实验，同时注册了专利，成为此领域世界上创新治疗的首例。

丹侬发明的技术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将会是福音，诸如细胞坏死、褥疮、糖尿病导致的足溃疡、术后伤口难愈合等难以攻克的疾病都可以借助这项技术而得到极大改善。但是丹侬教授自己并不清楚应该怎样推广他的发明，曾有几个人提出要与他合作开公司，他一直都犹豫不决。

“丹侬的技术就像是一颗钻石，一经打磨，就会熠熠生辉。”大卫看准了这个机会，果断决定要利用丹侬的技术开公司，将这项复杂的技术推广到世界各地。

三年前，九十多岁的丹侬教授被大卫的诚意打动，将发明技术卖给了大卫创立的Macrocure细胞治疗公司，产品名为CureXcell，从抽血、提取白血球、生产产品到产品应用的整个过程都在36个小时之内完成。

现在，Macrocure在以色列、美国和欧洲多所研究机构和医院都设有研发中心，在已经操作的五千多例临床实验中，成功率高达70％。因为产品技术在以色列已经经过了多年的实验和实践，并保留了非常详细的记录，公司申请美国FDA的时候，被批准直接进入第三阶段(Phase 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