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加工厂（共12篇）
世界加工厂 篇1
联合国估计, 到2035年, 印度人口将从现在的12亿增至15亿;同期劳动力数量将达近10亿人。届时, 处在工作年龄段的印度人将占到该国总人口的65%左右, 令该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
在随便问一位北京出租车司机, 困扰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叹口气答道:中国就是人太多了。
但经济学家们却不同意这种观点。而且, 随着中国人口总数达到拐点 (新增劳动力数量可能于今年见顶) , 这个世界工厂的劳动力市场将日益趋紧, 中国势必将面临一个艰难的调整。
面对这一转变, 中国的邻邦印度希望自己能够从中获益。印度将在2025年超过中国, 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今后的14年, 印度的新增劳动力数量每年都将增长。
但考虑到该国欠发达、超负荷运转的基础设施, 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人, 许多分析人士怀疑, 印度是否真的有能力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缺口。
新德里经济研究机构Indicus Analytics的创始董事拉维什·班达里 (Laveesh Bhandari) 表示:“印度十有八九无法从中国劳动力增长减缓中受益, 这不过是因为, 印度还没有为建立像中国那样庞大的制造业做好准备。这里的基础设施有限、且过于昂贵, 人力资本基础也不够雄厚。”
到2016年左右, 中国的劳动力总数将开始下降。中国目前已显现出劳动力市场日益趋紧的征兆。今年夏季, 要求加薪的工人们造成了一连串劳资纠纷和罢工事件, 震撼了中国各地。
这些动荡促使人们就中国是否已进入“刘易斯拐点” (Lewis turning point) 展开了争论。这一概念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 (Arthur Lewis) 的名字命名的, 他认为, 一旦某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彻底消化掉来自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供应, 该经济体的工资水平就将大幅上升。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在2004年就已进入这个拐点, 当时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企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当外界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下滑之时, 短缺压力暂时得到了缓解。
但今年, 广州和东莞这两个制造业中心都上调了最低工资;许多企业则在工业园区内增加休闲活动、改善伙食, 以降低工人流失率。
此外, 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 (Foxconn) 等企业还着手向内陆地区迁移、靠近劳动力的来源地, 希望借此能够更容易招到人。这进而又迫使当地工厂提高工资水平, 以应对竞争。
澳大利亚国际经济中心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高级经济学家蒋庭松表示:“人们一致认为, 中国可能很快就将进入刘易斯拐点。这一共识是基于人口增长的新动向以及独生子女政策。”
预计未来几年里, 不断上涨的工资将迫使制造商退出低附加值行业;另一方面, 中国工人在加薪后将扩大消费, 在推动国内经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预计, 到2020年, 中国劳动力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 将从目前的15%上升到至少30%, 扭转过去十年里工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的趋势。
“如果工资上涨, 那么国民收入中家庭所占的比重肯定也会上升。这将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过程, 有助于经济恢复平衡, ”独立研究咨询机构龙州经讯 (Dragonomics) 的董事总经理葛艺豪 (Arthur Kroeber) 解释道。
但一些经济学家担心, 劳动力供应趋紧将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和通胀抬头。
蒋庭松估计, 中国非熟练劳动力数量若减少5%, 可能会造成GDP增速减少两个百分点。
一些印度人从中国的劳动力困局中看到了机会。联合国 (UN) 估计, 到2035年, 印度人口将较2010年增长26%, 从12亿增至15亿;同期劳动力数量将增长33%, 达到近10亿人。
届时, 处在工作年龄段 (15岁至59岁) 的印度人将占到该国总人口的65%左右, 令该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
高盛 (Goldman Sachs) 表示, 未来十年印度的劳动力数量将增加1.1亿人, 成为对全球劳动力数量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未来十年印度的GDP增速可能由此增加四个百分点。
但令许多印度商界高管、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担心的是, 印度经济是否能够消化如此众多渴望成功的工人——这些工人主要来自贫穷的乡下, 很少或根本没有受过培训。印度每年有近1300万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大军, 但该国的职业培训体系每年只能培训310万人。许多印度年轻人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技能。
班达里表示:“我们没有多少真正受过足够多教育的人。我们的劳动力大多不适合从事中国人擅长的大规模制造业工作。”
世界加工厂 篇2
一、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促进了世界加工贸易的发展
国际分工是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是社会分工向国外的延伸。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一国经济的内部分工就会超越国家界限，形成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没有国际分工就不会有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国际贸易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扩大而日益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把世界各个角落的国家卷入国际商品流通，使国际贸易成为一种经常的广泛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同期的工业增长速度。同时，国际贸易方式也日益多样化，由单纯的商品进出口发展到实行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出现了国际间的合资企业、合作经营、补偿贸易、加工贸易、国际租赁、技术转让等，使有形商品与技术转让结合起来，愈加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分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现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其特征为工农业的分工。第二个阶段出现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这一时期的国际分工的特征是工业内部的“垂直分工”，也即工业内部在生产过程上相互连接的不同部门间的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分工进入第三阶段即制造业内部的“水平分工”阶段。“水平分工”就是同一部门内的国际分工。在同一部门内，将同一产品的零部件的生产或是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工艺过程分离开来，并将其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然后统一组装制成成品销往世界各地，如汽车制造业或飞机制造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出现制造业内部同一产业的国际分工的原因是战后科学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大发展的结果。
加工贸易在性质上具有较多的“水平分工”成分。从加工贸易的定义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是指从境外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而“水平分工”的实质就是将同一产品的零部件的生产，或不同生产工艺过程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然后统一组装制成成品。因此加工贸易方式是国际“水平分工”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当前，发展中国家通过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而发展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贸易是一种初级的“水平分工”模式，而现代迅速发展并成为趋势的高新技术加工贸易则属于一种高层次的“水平分工”。总之，加工贸易较多地体现了一种国际“水平分工”的特性。
二、产业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世界加工贸易的发展
所谓产业内贸易，即一个国家同时出口和进口同种产品，以及同种产品的中间产品(如零部件和元器件)参加国际贸易的现象。例如，日本出口丰田汽车到德国，同时进口德国的奔驰汽车，又如美国出口汽车零部件到日本，又从日本进口汽车的零部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日本本田汽车大量向日本出口，本田在美国的产量超过日本本土的产量。
二战后产业内贸易能够迅速发展，在贸易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首先是国际分工进入“水平分工”阶段的结果。正是由于“水平分工”，使得同一产品的不同零部件或不同的生产工艺过程分布在不同的国家生产，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将零部件集中到一个或两个地方统一组装销售到世界各地。因此，“水平分工”的出现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其次，在制造业内部同一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投入的要素比例不同，从而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制造业内部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如生产零部件阶段和统一组装阶段，往往投入的要素比例不同。一般来说，生产零部件要求投入的资本较多，技术要求较高;而组装阶段，要求投入的劳动力较多，于是出现了同一产品不同生产阶段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分工。再次，战后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产品更新换代迅速，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发展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工资上升较快，于是它们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以总部位于加州的罗技国际集团公司为例，它在苏州有一个工厂，每年向美国出口万只鼠标，在美国销售价40美元左右。其中罗技公司拿走8美元，批发、零售商拿走15美元，罗技的`供应商(如摩托罗拉)拿走15美元，中国只赚3美元，而这笔钱还要负担工资、能源、运输和管理费用。罗技在加州的450个销售人员的收入总额，远远高于苏州工厂内4000名工人的工资。
加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产业内贸易。加工贸易是在二战后国际贸易呈现一系列新特点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产业内贸易就是国际贸易一系列新特点中的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方式由过去主要使用本国相对便宜的要素资源直接出口最终产品的方式，逐渐向大量进口资本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然后再加工成成品出口的加工贸易方式转变。加工贸易方式成为产业内贸易赖以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WTO对世界加工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WTO秉承了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并扩大了它的范围，主要内容有：无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削减并约束关税、取消数量限制等)、互惠原则、公平竞争与公平贸易原则、鼓励经济改革和发展原则。WTO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包括货物、服务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等更具活力、更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它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加工贸易的发展。
第一，关税大幅度下降，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商品、技术更容易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减少了跨国公司在外国进行加工贸易运营的成本。跨国公司可以在世界各地进行零配件的生产，然后通过国际贸易集中进行组装，使最终产品的成本达到最低，这对世界加工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第二，按照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在一定的范围内，缔约国一方应使另一缔约国企业在本国境内享受与本国企业同等的待遇，例如，各国不能强制让跨国公司使用当地的国产原料、零部件等，这就给跨国公司在各国开展加工贸易提供了便利，减少了政策上的障碍。
第三，WTO的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国迅速公布有关对外贸易的各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司法判决及其变动，以使其他成员国政府和贸易经营者熟悉，这使跨国公司能够更方便地获得信息，减少加工贸易经营的风险。
第四，世界服务贸易的迅速增长为加工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乌拉圭回合谈判将服务贸易列入谈判的范围内，使世界服务贸易包括通讯、运输、金融、保险、咨询、人员培训等迅速发展，这为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带来了诸多方便。
第五，乌拉圭回合的知识产权为加工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世界加工贸易的正常发展离不开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WTO的知识产权协定下，各成员方能逐步改善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将极大地促进世界加工贸易的发展。
四、跨国公司推动了世界加工贸易的发展
跨国公司投资区域的调整使各国参与加工贸易的竞争更加激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开始实行全球产业的整合。在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中，不同的生产环节所需要的要素投入是不同的，而不同国家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这会促使跨国公司分解生产流程，将各环节分别放在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生产。跨国公司利用其巨大的资本优势和各国的低成本要素相互结合，实现企业经营的全球化战略。因此，它们将具备供求关系的上、下游产业分布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以相互利用优势，实现战略资源的真正共享。为此，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投资中，选择在哪个国家进行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产品的生产的范围更大，这将导致各国参与加工贸易的竞争更加激烈。
如何铸造世界工厂 篇3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前不久在“世界制造业发展与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指出，当前我国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完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充分发挥我国加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多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促进真正的“世界工厂”在我国早日形成。
潘岳说，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关键，在于围绕自身的比较优势，创造形成独立、完整、多层次、协调发展的加工制造体系，一方面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企业融入这一体系，一方面开发先进的制造技术，创造我国自己的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
潘岳强调，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不但有赖于加工制造体系的形成，还有赖于体制环境的改善。近期应着重推进以下改革：
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世界工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政府将主要扮演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创造者的角色，而不直接参与生产和经营，不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工厂”的发展方向与建设进程。
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既要培育一批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发挥其规模优势；也要继续支持、鼓励和引导民营、个体企业发展，发挥中小企业的创新优势。
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我国未来的“世界工厂”，将云集来自世界各国的设计者、管理者、生产者。我国将不单是外资企业的生产车间，同时应是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中心、生产制造基地和地区总部。
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世界工厂”的形成要以科技进步为主要推动力，科技发展要为“世界工厂”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要从体制改革入手，全面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健全风险投资机制和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加强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中心的建设；把自主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有机结合起来。
世界加工厂 篇4
谁说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只能生存在全球生产链的低端?“中国制造”就是“大路货”和低价值的代名词?中国企业家面对西方大企业时总是自卑和低头?格兰仕这个生产鸡毛掸子的小厂, 经历了多30年的风雨, 如今已变成世界微波炉大王, 走出了一条由格兰仕制造——中国制造——全球制造的道路, 持续降价, 整合全球产能与资源, 换来的是微波炉的普及和百姓受惠。“成为世界级的行业巨头”, 这是多少中国企业终极梦想, 格兰仕人让这一梦想照进现实。
子承父业精神传承
早在格兰仕创始人梁庆德时代, “格兰仕就抓住了微波炉产业迁移的机会。一台微波炉, 美国生产要800元, 我们就和跨国企业谈, 你把生产线搬到格兰仕, 我400元给你做。我用一周干完你一个月的活, 剩下时间我做自己的产品。”这种“拿来”智慧让格兰仕从1992年进入家电领域以来就专注于制造, 通过实施专业化和规模化战略, 将微波炉的价格降低了一半以上, 这不仅提升了微波炉在国内的普及率, 同时也以价格战清洗了市场, 迫使绝大多数微波炉生产厂家退出竞争, 形成格兰仕的垄断地位。如今格兰仕已成为我国微波炉市场上的霸主, 18年来, 与250家跨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至今已拥有全球约65%的市场份额, 使“格兰仕”成为“中国制造”的神话。
虽然, 此时的梁庆德已经把格兰仕做成了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企业, 连年蝉联全国微波炉市场销量及占有率第一的双项桂冠。但是, 格兰仕的发展已经不满足于微波炉带来的成就, 把格兰仕打造成为“全球家电制造中心”的想法已经悄悄展开。
现在, 格兰仕新一代掌门梁昭贤, 能否把一个凭借价格战和代工法而体现出中国制造突出特征的企业带领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
这个与父亲相貌酷似的梁昭贤在“亲政”之初, 媒体一度把他描绘成梁庆德的“翻版”——一样的低调, 一样的平民风格, 一样地高举价格屠刀……并由此推测出格兰仕的经营策略不会有大的调整。正如哲人所说:一个人两次不可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里, 何况两个人, 两代人?在香港长期学习、生活的梁昭贤显然不等于梁庆德, 只是在血液里, 秉承了其父身上的某种最本质最坚硬的因子, 拿出浑身解数在获得第二桶金上不遗余力, 决定着梁昭贤的起飞高度, 也预言着他的未来航向。
其实, 在梁昭贤还是华南理工学院管理系的一名学生时, 就经常在放假的时候被父亲逼着去工厂里干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 那时的他还无心在企业里做事。但梁庆德对他的刻意培养, 无疑把平民素养和困苦中挺立的基因注入儿子的骨髓。
梁昭贤执政后最让国内业界同行瞪目结舌的是他高调进军空调业——2000年9月, 宣布投资20亿在中山黄埔成立格兰仕 (中山) 电器有限公司, 用5年的时间建设一个占地200万平方米年产1200万台的世界最大的空调制造中心, 要在“全球微波炉制造中心”的基础上, 再做“全球空调制造中心”。如今, 梁昭贤打破了在梁庆德时代形成的“格兰仕=微波炉”、“只在某一领域做大、做强、做精、做透”的专注形象, 也把格兰仕推向了风口浪尖——国内空调行业已进入成熟期, 业内群雄盘踞, 大鳄林立, 和当初的微波炉市场早已无法同日而语。而且, 格兰仕微波炉当初抓住了蚬华被惠尔浦收购所带来的震荡及欧洲对韩国微波炉反倾销两大时机, 而格兰仕空调则并无好的切入契机, “全球空调制造中心”岂是格兰仕想做就能做到的?梁昭贤中山圈地的豪言一出, “格兰仕疯了, 梁昭贤疯了”的指责声也跟着铺天盖地而来。
1987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学院, 获得学士学位, 同年在香港创立展邦企业有限公司, 从事国际贸易业务。1990年, 曾赴香港进修了MBA课程。1991年加入了格兰仕集团, 担任常务副总经理, 负责全面销售业务管理。在格兰仕内部, 员工则亲切地称执行总裁梁昭贤——“贤哥”。1992年被推选为格兰任集团副董事长。2000年梁昭贤接过父亲梁庆德衣钵, 成为格兰任集团执行总裁。
坦率地说, 梁昭贤转身空调虽然没有走出家电领域, 却完全符合“在专业化基础上的相关多元化”——这一备受国内学者专家称赞的好模式, 但要想在被无数家电高手把利润摊得越来越薄、一些高手甚至选择了退出的空调战场上“虎口夺食”, 格兰仕在资金、专业、人才和运营经验上显然并无绝对优势。而且也果然出师不利——格兰仕2001年本想借助大力促销一举冲入空调“三甲”, 谁料中途遭遇竞争对手联名告状, 活动被迫停止。格兰仕损失惨重, 元气大伤。这一切让梁昭贤的精心准备, 似乎显得并不充足。
为实现格兰仕新的战略大突围, 梁昭贤选择了和父亲当年曾经屡试不爽的利刃——低价和OEM。这对于习惯在微利中生存、擅长成本领先的格兰仕来说, 微利也是做强做大的好机会。格兰仕空调的定位仍然是世界名牌制造中心, 仍然要象当初做微波炉一样, 整合国内外企业的生产能力, 追求‘性价比’的最高境界。对于外界的诘难, 梁昭贤总是用英特尔老总葛洛夫的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其实, 严格的说, 格兰仕进军空调并不是冒险, 而是一种脚踏实地。在很多家电企业在市场上赚了一笔之后就要造汽车, 上IT, 搞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如果, 硬要说格兰仕进军空调市场是一种偏执行为, 那么这种偏执就是专业、专注、专心。只有专, 才能精;只有专精, 才能强大, 正是格兰仕强大战略的一部分。在大家都看准空调市场的强大发展潜力时, 各种品牌鱼龙混杂, 不少企业纷纷退出市场转向其他行业时, 空调格局开始失衡, 此时的格兰仕看准时机, 集中资金全力进入, 凭借多年的低成本经验, 出其不意击倒对方。
几年下来, 格兰仕空调在国内尽管并没发挥当年微波炉的威力, 但在海外市场却高歌猛进。2003年, 格兰仕空调出口80万台, 已超过海尔, 进入空调外销三强, 这一年, 格兰仕的总体销售也首次突破100亿大关。2004年冷冻年度, 格兰仕空调外销更跃至220万台, 翻身进入外销二强。这种海外市场异军突起让梁昭贤的思路也越发明晰:采用OEM的模式, 把国外一流的空调企业的生产线搬到格兰仕, 拿出当年做微波炉的“拼命精神”, 在完成贴牌数量的同时, 大肆生产自己的产品, 现在, 格兰仕中山基地已经成功打造成产销规模1600万台的全球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 以“规模优势”用价格战君临天下。
梁昭贤从不讳言自己的“野心”, 但也深知这条路绝非坦途。国内许多空调企业成长于暴利时代, 上市后, 大肆圈钱于股市, 敢大把大把烧钱, 而格兰仕正在不顾一切的准备迎接空调微利时代的到来, 让逐利和投机者退场。
“小梁总”的智慧
媒体在讨论梁昭贤时, 往往只称其“小梁总”, 把格兰仕也继续定位在梁庆德时代。但细心的格兰仕人发现, 这位和其父亲一样谦和、总是微笑着的“小梁总”, 其实已把格兰仕悄然带向了和其父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条路和过去尽管一脉相承, 但却风光大异。
人们都说当年梁庆德的“可怕”在于他的“愚”。在中国市场经济早期无数人希望通过巴结权贵和钻政策空子摇身一变成为“首富”的时候, 他不为所动, 硬是从外国名牌的牙缝间掏食, 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做成了微波炉巨人。而今, 梁昭贤的“可怕”不仅在于他的“愚”, 更在于他的“狡猾”, 他要在给外国名牌打工的过程中, 学会技术, 掌控技术, 并以此攀上价值链上的高端, 让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而不是永远做一个拣别人“零花钱”的企业。
梁昭贤早在上任伊始, 就提出了“伟大, 在于创造”的新思路, 并把“创新”上升为公司文化精神的核心, 又提出从“世界工厂”进军“世界品牌”的目标。为此, 梁昭贤不惜砸下几十亿重金, 经过多年摸索, 终于掌握了微波炉核心零件——磁控管的核心技术。此后, 格兰仕磁控管正式投放市场, 一改以往完全依赖购买高价磁控管的状况, 提高了公司的技术核心竞争力。而格兰仕美国家用电器研究中心自1997年挂牌成立以来, 已先后研制出了600多项专利技术, 像球体微波技术、多重防微波泄露技术、光波技术、微波增强补偿技术等都成了微波炉全行业的风向标。进军空调后, 业界一度指责梁昭贤, 市场和形式变了, 而用的还是父亲的策略;没想今年, 格兰仕光波空调——这种世界第一次成功应用光波技术的空调问世, 让人们顿时看到了梁昭贤的厉害。
被媒体称作“富二代”的家族企业接班人总是被看作是没有拼搏精神, 坐吃山空的一代, 然而, 梁昭贤的表现让我们看到, 还有这样一批现代企业家站在父辈的肩上, 以平视国际标杆企业的心态, 从单纯的制造高手, 一步步攀升成营销高手、品牌高手、整合高手。格兰仕的未来, 不仅要做全球“空调制造中心”, “全球家电制造中心”, 更要做“全球家电中心”!
富二代
是指80年代出生继承过亿家产的富家子女。富二代有知识成功型, 也有纨绔子弟败家型, 平庸者也占很大比例。有专家认为富人的财富应有部分捐献给社会而不是全部继承给子女, 否则容易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
如果, 硬要说格兰仕进军空调市场是一种偏执行为, 那么这种偏执就是专业、专注、专心。
世界加工厂 篇5
中国农产品深加工技术水平仍然较低，多数属于低级、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低。几种主要农产品，如粮食、油料、水果及蔬菜等的加工增值比重很低，造成农产品原料的大量损耗和浪费。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的粮食储藏和果蔬产后损耗率分别高达9%和25%，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产后产值与采收时自然产值之比仅为0.38∶1，产品粗加工多，精加工少；初级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中低档产品多，高档产品少，而且农产品的深加工技术和装备普遍落后于发达国家10～20年，各种高新加工技术的应用很不普遍。尽管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对农产品的深加工越来越重视，逐渐加大了投入，但由于基础薄弱，起步较晚，中国的农产品深加工业距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几种主要的先进农产品深加工技术
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先进农产品深加工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
1.1 计算机视觉识别与分级技术
计算机视觉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遥感图片和生物医学图片分析技术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技术，它是利用一个代替人眼的图像传感器获取物体的图像，然后将图像转化成一个数据阵，再利用一台代替人脑的计算机来分析图像，最后完成一个与视觉有关的任务。随着图像处理技术的日益成熟和计算机速率的提高及硬件成本的下降，一些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该技术在农产品收获和深加工领域中的应用研究。目前，国内外对计算机视觉技术在农产品深加工中应用的研究和实践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品质自动识别和分级方面，如种蛋、谷粒表面裂纹检测；梨、苹果等农产品表面缺陷和损伤的检测；根据大小、形状和颜色对黄瓜、土豆、苹果、玉米和辣椒等果蔬进行自动分级等。
1.2 膜分离技术
膜分离是利用一张特殊制造的、具有选择透过性能的薄膜，在外力推动下对液相或气相混合物内的不同成分进行分离、提纯、浓缩的先进加工技术。膜分离过程为冷过程，在常温下进行，营养成分损失极少，特别适用于热敏性物质如果汁、酶等的分离、分级、浓缩与富集；膜分离过程不发生相变化，所以挥发性成分如芳香物质损失极少，可保持原有的芳香；膜分离过程在密闭的系统中进行，被分离原料无色素分解和褐变反应；膜分离技术不用化学试剂和添加剂，产品不受污染，选择性好，可在分子级内进行物质分离，具有普通滤材无法取代的卓越性能，其处理规模可大可小，可连续也可间歇进行，膜组件可单独使用也可联合使用，工艺简单，操作简便，容易实现自动化操作，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工业化生产以来，获得了迅猛发展，现已广泛用于乳制品工业、果蔬加工业、饮料工业、油脂工业、制糖业、淀粉加工业、酶制剂及肉制品工业等领域中。如乳品深加工或运输前乳和乳清的浓缩(RO)、乳清蛋白的分离和浓缩(UF)、水果汁和蔬菜汁的浓缩、糖的浓缩、无醇啤酒生产、高度酒中除去部分酒精(RO)、马铃薯加工业废水中回收蛋白质、天然色素和食品添加剂的分离和浓缩(UF)等。根据国外的统计，目前膜分离技术已在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中获得广泛的应用，占到各工业应用总数的68%，其中乳品加工业占37%，果汁加工业占18%。膜分离技术已成为目前纯净水生产的主要加工技术。此外，啤酒和白酒生产亦利用膜分离技术作为提高产品品质的一种手段。
1.3 超临界萃取技术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是利用高于临界温度和临界压力的流体对许多物质具有良好的溶解能力的性能，对物质进行提取和分离的一项新型分离技术。由于超临界流体既具有与液体溶剂相当的萃取能力，又具有优良的传质效果，因此具有使用安全、操作方便、节省能源、分离效率高、可防止萃取物热劣化及抗氧化和净菌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获得了迅速发展，被广泛应用于化工、食品、医药等工业领域。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非常适用于农产品的深加工，受到了各国食品和农产品深加工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在农产品深加工上最早的应用是从咖啡中去除咖啡因和高品质的啤酒花，其后有人研究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植物油料中提取油脂并控制粕中蛋白质不变性；目前，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已普遍应用于从植物中萃取天然色素、食品添加剂和香料；从除虫菊中分离除虫菊酯；从烟草中除去焦油和尼古丁以及高纯生育酚的提取、黄油的改质、大豆磷脂的浓缩等等方面。
1.4 真空冷冻干燥技术
真空冷冻干燥是一种在真空和低温条件下对物料进行脱水加工的先进干燥技术，它首先将物料冻结到共晶点温度以下，使物料中的水分变成固态的冰，然后在较高的真空条件下使冰直接升华为水蒸气，再利用真空系统中的水气凝结器将水蒸气冷凝，从而获得干燥制品。采用真空冷冻干燥技术，物料不易氧化，产品干燥后的形状基本不发生变化，有较高的速溶性和复水性，而且干燥产品无表面硬化现象，脱水彻底，易于长时间保存。利用此项技术对蔬菜、水果、花卉、肉类等农产品进行干燥加工，物料中的营养成分可以充分保留，而且经复水后，物料几乎可以完全恢复原有的色泽和新鲜程度，因此产品的附加值较高。在国际市场上，冻干食品的价格通常是热风干燥食品的4～6倍，是冷冻食品的7～8倍，因此，尽管此项技术只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却已在发达国家普遍流行。目前，日本和美国食品市场上，冻干食品的比重已达40%以上。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引进开发真空冷冻干燥技术与设备，目前中国自行开发制造的真空冷冻干燥设备整体性能已达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并在蜂乳、蒜片、小葱、花卉及猪、牛肉干的干燥加工中获得实际应用。
1.5 微波加热与杀菌技术
微波是一种频率在300～300000MHz的电磁波，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可使物料内外同时受热，从而使物料内外温度迅速上升，而且干燥后的物料能基本保持原有形状。因此，利用微波对农产品和食品进行加热加工，在世界许多国家已普遍采用。采用微波对蔬菜、粮食等农产品进行干燥加工是目前微波技术在农产品深加工中的主要应用。
另外，由于微生物蛋白是一种极性分子，极易被微波所极化，随着微波场的极性而发生热变性。因此，国外有许多关于用微波进行粮食虫害、牛奶、果汁杀菌的研究报道。利用微波技术对肉制品进行杀菌加工，国内已在中式肉制品加工中推广使用，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1.6 超高压加工技术
超高压是指压力在300MPa以上，最高可达700MPa的一种加工技术。超高压加工技术源于陶瓷加工业，1990年，日本科学家首先把它引用于食品的杀菌研究中，已对各种农产品如大豆、萝卜、苹果、牛肉、米及果汁、果酱、酱油等进行了实验研究。由于超高压杀菌避免了加热杀菌的缺点，可以保持食品固有的风味、色泽、质构和新鲜程度，提高了成品的品质，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发展速率很快。目前此项技术已应用于鳄梨、肉类、牡蛎的低温消毒，果酱、果汁等的杀菌，淀粉的糊化，肉类品质的改善，动物蛋白的变性处理等，并有商业化的加工设备在市场上销售。采用超高压技术加工的食品如果汁、果酱、奶制品、茶叶、咖啡、香料等原有的颜色、口味、风味、营养成分等均无损失，对于肉类制品加工可使其嫩度、风味、色泽及成熟度均得到改善，还可加快某些在常压下不能进行的反应，如生物大分子的酶水解、酶反应及有气体参加的反应等。
1.7 低温粉碎技术
低温粉碎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先进粉碎技术。利用冷冻的方式，改变物料的机械特性，不仅可以提高物料的细度，而且可以使原来不易被机械粉碎的物料得以粉碎，其粉碎的细度能达350目以上。另外，由于物料在极低温度下加工，物料原有的色、香、味性能得以充分保留，因此这种先进的加工技术被广泛用于香辛料，如可可、杏仁、咖啡豆；调味品如芥子、胡椒；以及中草药、人参、龟鳖丸等高档热敏性农产品的粉碎加工。
1.8 辐射加工技术
辐射技术就是用钴60、铯137所产生的γ-射线或电子加速器产生的能量在10meV以下的电子射线对物料进行加工处理。主要用于灭菌和杀虫，如可用于防止马铃薯、洋葱等的发芽，经照射可储存1年以上；可杀灭稻米和小麦等谷类及水果害虫、畜禽肉中的沙门氏菌、香辛料及干燥蔬菜中的细菌，可杀死食品中的微生物，可延缓香蕉、木瓜、芒果等热带果实的成熟度。辐射还可用于已包装好的状态下的照射，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照射过程中，食品只微量升温(2～3℃)，所以生鲜果蔬及冷藏冷冻食品也可使用。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7个国家批准一种或几种辐射技术用于农产品深加工和食品加工业中，其中商业化生产的有25种。
1.9 微胶囊技术
世界工厂的思考 篇6
每一年成为过去，总会给史记官们留下些故事。
2010年中国值得记录的故事很多，有举国欢庆办世博，有举国痛悼玉树地震，还有广州亚运会，等等。
2010年，对于中国企业工业发展史而言，也是一个值得书写的年头。这一年，出现了一些劳资纠纷，特别是深圳富士康员工的“N连跳”和佛山本田工人罢工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深度关注和思考。引发的思考很多，包括：在不断完善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应如何提升自身管理和企业文化：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应如何进一步改善员工，特别是一线工人的福利待遇；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需要做些什么样的调整……
思考，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且，它还会是更大进步的开始。
制造型企业的企业文化待完善
深圳富士康“N连跳”，首先引发的是关于代工企业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的思考。
毋庸讳言，富士康不当的制度和管理，是导致员工跳楼的直接原因。
“连跳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总工会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和“把人当作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教授常凯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说：富士康的工人生存状态是原始原子化的。工人之间互相没有联系，而管理制度非常严格，服从管理是基本的企业文化原则。富士康对工人的工作安排非常细致，工人就像零部件一样，长时间的加班使得工人都成了机器，没有自我。工人的内心是孤独的、没有依靠的。因此，工人出了问题，心理上排解不开，比较消极，可能就会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这种极端的方式在高密度的人群当中更容易产生，也容易传染，而一旦产生也难以控制。
因此，富士康对员工的管理忽略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他们的精神生活关注很不够。
据富士康不少员工表示，在富士康工作感觉就像是一个机器，就是流水线上，单调枯燥的动作要反复不停的重复着，有时候下班以后睡觉了，做梦时都感觉自已的手还在拧着锣丝。许多富士康人都有要“逃离富士康”的想法，说明富士康的凝聚力缺乏，归属感缺乏。
管理学者王吉鹏指出：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与现状不相匹配。这种形势下，富士康正确、清晰地制定下一个五年企业文化建设规划则显得极为迫切，极为重要，需要以广泛的调研、员工访谈等形式，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只重视企业理念的创新，而忽视了理念背后的管理支撑，没有考虑到企业的管理实际。
我们常说，产品升级，产业升级；实际上，企业文化、企业管理也需要及时升级。管理问题是中国本土许多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而管理与文化，实际上是企业的外壳与灵魂，对于追求卓越的企业来说，实施文化强企战略，加强企业文化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提醒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制造型企业，不要只埋头顾着接订单：忽略了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建设，是要吃大苦头的。那些致力于在世界企业之林寻求一席之地、有着创造伟大企业的远大志向的企业人，更是要扎扎实实抓好这一环。
廉价劳动力的产业模式难持续
无论是富士康跳楼风波，还是本田罢工事件，抑或其他劳资纠纷，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工人对薪资待遇的极大不满。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长期以来，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增长点在于低工资、高劳动强度、低福利、低劳动保障。
近年来，靠着承接国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中国成为公认的“世界加工厂”，大量加工装配类的外资企业在华建厂，尤其是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企业，富士康就是其中之一。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0月份，在我国的出口商品中，工业制品占比高达94.6％，工业制品中加工贸易占比49.9％。而我国的南方沿海城市如广州、深圳、珠海等地成为加工类外资企业的主要聚集地。
不可否认，这类产业的确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过巨大贡献，尤其是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劳动保障方面政策的改变，隐藏在这类企业中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众所周知，廉价劳动力一直是我国吸引外来资本的最大优势之一。庞大数量的代工企业一直从事“来料加工、贴牌出口”的业务，仅仅赚取国内外劳动力市场的差价，利润微薄且难以长远。
近期，很多学者和官员开始反思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认为中国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模式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有分析人士指出，代工企业频发的劳资纠纷说明了中国已进入一场深刻的、大规模的劳资关系调整期，人们谈论已久的经济结构转型获得了来自底层的驱动力量，“节点”提前到来，经济结构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实际上，我国政府很早就提出要“加速推进产业转型与调整”，并提出要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将“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
我们知道所有的转型、升级都需要时间，我们相信2010年发生的一系列劳资纠纷是又一次善意的提醒。
让企业与员工同发展
对于经济发展，对于国家强大，工人们的最直观感受，就是自己福利待遇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必讳言，中国工人的生存现状并不是很理想。中国大部分工厂的劳动力收入增速远远落后于企业利润以及GDP的增速，加之房地产等问题的积累，贫富差距正在拉大，有统计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在在逐步远离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而朝着0.5迈进，居民生存压力剧增，社会矛盾由此累积，并且开始区域化爆发。
工人的生存现状不仅引起了民众、专家学者的关注，也引发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可以说，改善民生是中国政府当下最大的政治。在一系列中央级会议，诸如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全国“两会”，民生话题都是重要议题。政府及时洞察并正视各种问题，正在致力于制定一系列富民政策，为的是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
为了吸引外资，我国曾经采取了各种优惠措施，从中央到地方，从税收到用地，对各类外资企业广开大门。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化，以及资金的日渐充裕，我国相应地调整了用资政策，取消了一些优惠措施，出台了相关法律规范，限制了部分企业在华生产、尤其是出台的新《劳动合同法》给劳动密集型企业低工资、低福利的用工方式以沉重打击。
进入2010年以来，我国有一批城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人民日报》连续四周发文聚焦收入分配改革，社会各方更是呼吁提高农民工工资、以此化解日益突出的民工荒及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
近日，陕西省、重庆市、北京市纷纷宣布自2011年元旦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12月27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宣布，自2011年1月1日起，该市最低工资标准从目前的每月960元调整到每月1160元。陕西省于12月25日作出决定，2011年1月1日实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月增加100元。这已是陕西在6个月内第二次调整。
“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研究 篇7
关键词：世界工厂,比较优势,竞争优势
近年来,世界许多经济学家都以“世界工厂”来比喻中国,的确顾名思义,宽广的厂房,运转不息的机器,源源不断输入的原材料,还有辛勤劳作的工人,无一不是我国外贸行业的贴切写照。“世界工厂”简而言之,就是为了世界市场的大规模生产提供工业产成品的生产制造基地。自从18世纪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了原有的手工生产方式,在其殖民主义扩张的基础上,率先成为了当时世界的“世界工厂”;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美国取代了英国,利用了“电气时代”的优势,占领了钢铁、汽车、化工、机器设备等各个领域,其生产规模和出口份额都位居世界前列,成为了“世界工厂”。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脚步,“信息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这时日本工业以出口重工产品为主导逐步转向以出口高附加值的机械电子类产品为主导,成为了新型的“世界工厂”。有着历经百年的变革,可以看出要成为“世界工厂”,必须是该国的工业有一系列重要的生产部门和生产能力,以及在世界生产的出口份额位居前列。而生产能力的卓越源自各国的禀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优势。
(1)“比较优势”学说的介绍。英国产业革命高潮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曾首次提出了比较优势学说,也构成了古典经济学中的经典学说。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学说,而是有着严密的数学逻辑分析作为推理依据的。根据比较优势的说法,每个国家由于竞争和利益最大化的驱使,选择生产自己国家最有优势的产品。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由于自身国力、资源、环境等因素有自己最具有优势的产品,这也就解释了上述英、美、日分别利用自己的工业、电力、电子优势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产品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人工薪酬的增长等一系列的因素使得这些国家的原有优势无法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体现出其比较优势,所以这些国家便会放弃一些生产部门,而把资本集中到更具有优势,经济利益更高的产业中。这便是“世界工厂”在几百年的发展中不断易主的原因。
(2)中国的外贸优势及其现状分析。自20世纪末以来,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决定性的发展,工业、制造业的水平和规模都大幅提高。世界制造中心出现了向东方倾斜的明显趋势。美国经济评论家指出: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兰开夏郡被誉为了“世界工厂”,因为在18世纪30年代那里的机器比全世界机器的总和还多。而现在新的“世界工厂”正在中国形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起大连,南经上海、福建、广东的中国沿海地带以及内地一些地区,通信和交通运输条件迅速改善,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投资建厂,全世界制造业正向中国转移。
80年代以来,我国的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到1990年外贸出口总额达到了1154.37亿美元,而到了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了5098亿美元,13年来平均增长13.6%,远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的6.17%的增长水平,跃居世界第六位,而科技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连续8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自从加入WTO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贸易增长额最快的国家,也既欧盟和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实体。来自商务部的统计表明:2001-200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均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其中年进出口贸易额分别为5096.5,6207.7、8509.9、11545.5、14221.2亿美元,连年保持200到1000亿美元的顺差。2006年年进出口贸易额超过16000亿美元;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分别为468.8、527.4、535.1、606.3、603.3亿美元,资本项下也保持高额顺差。200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256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0.8%,其中出口14285亿美元;进口11331亿美元,增长18%。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295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328亿美元。
中国贸易的突出表现源于中国国内的良好外贸环境,拥有丰富廉价的各种生产资源,特别是具有一个强大潜力的市场。具体体现在:第一,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并且中国政府对中国贸易发展给予了强大的支持力度,尤其是2008年以来,面对强烈的金融海啸,政府更是给与了强而有力的政策支持,采取了降低、减免进出口税率,鼓励出口;采用了进出口补贴、进出口奖励,更有总理采购团的出现,政府代表厂商谈判。这一切犹如经济寒冬里的一道暖流,给了中国企业强大的信心和经济上的实惠。第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国家,这本身也是中国外贸发展的独特优势。面对巨大的人口资源,加之勤劳致富的传统,中国沿海江、浙、珠三角一带出现了大量的外贸工厂、外贸仓库。一般而言,经历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但由于中国农村保持大规模的剩余人口,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劳动力的补充,工资一直处于最低水平。第三,中国是世界上潜在规模最大的超级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层阻碍迅速提高,不仅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家庭普及率提高,并且成为高新技术产品的第一大市场。近些年来汽车使用率在中国家庭的普及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国市场成为通用等品牌的最大消费市场,美国通用汽车也在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生产车间。中国的“腾工重机”甚至收购了美国的老资格奢侈品牌“悍马”汽车;而吉利汽车也在今年收购了德国沃尔沃。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外贸的大幅增长。第四,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已经大大加强,工业增长迅速且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一些主要的工业产品如煤炭、水泥、钢材、电冰箱、洗衣机、彩电几年位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发展,工业配套能力增强,大多数制造业生产能力甚至过剩,为中国面向国际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无一不体现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以及外贸的相对优势,正是由于这些优势,使中国的外贸行业突飞猛进,取得了使世界为之惊叹的成就。
(3)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尽管中国的外贸成就令人惊叹,但是大家不能不看到“看起来很美”的现状的背后,在现阶段一个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主要是产业方面的竞争力,单纯的有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单纯依据资源禀赋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就会跌入“比较利益陷阱”。厂商进入国际市场,无论是采取出口进入的方式还是投资进入的方式,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培植国际竞争优势。我国过去的贸易结构带有低收入国家的特征,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占有很高的比重,现在我国的出口结构已经实现了密集型产品对初级产品的替代。这种替代能够发挥出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丰富优势,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
但是,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确定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面对着一对矛盾,一方面根据资源禀赋,我国目前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优势。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又是必须利用,现在还必须在己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曾经创造的辉煌一样,他们的资源并赋予我国基本相同,原有的基础也差不多,但是目前他们在经济中的优势日益明显,根据国际经验,创造竞争优势涉及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过去参加国际竞争主要是根据自身的供给条件,如资源、人口。现在测试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是有效进行有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变,为了使比较优势变为竞争优势,各国竞争都采用新技术,以新产品打入市场。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产品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居多,但是这些产品包含了更多的技术含量,因而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我们也已注意到,劳动力资源优势不会成为国际贸易的直接优势,他要成为国际竞争优势还要一个转化过程。因为中国经济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物价也就相对较低,人们生活消耗小,所以工人工资也就相对较低,生产成本低,出口就会有价格优势,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这些优势都将消失,那是中国经济也会向外扩张,建立新的优势。
(4)新形势下中国外贸的启示。2008年以来,经济两个字似乎已经贯穿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海啸的威力席卷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既然是全球性的危机,那么站在全球前沿的外贸行业便成为了受冲击最重,感触最深的行业之一。尽管中国优势众多,形势良好,但是在整个经济衰退时,还是有众多问题值得深思。
第一,中国出口与美国消费从未脱钩过,此次次债危机严重抑制了美国居民的消费,这就会通过外需渠道对中国出口产生影响。2008年中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首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趋势不会改变,甚至幅度也会超过2007年的左右;其次中国政府在积极调整外贸政策,包括降低出口退税率,征收出口关税,取消某些高污染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等。再次,中国国内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以及污染成本的上升,极大的削弱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使得之前的优势并不再突出。因此,一旦次债危机造成美国进口需求下降,那么可能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消费和就业。
第二,尽管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然而贸易顺差是不是越大越好呢?其实过高的贸易顺差会带来我们外汇储蓄的膨胀,加剧我国的通胀压力,其实贸易顺差并不是利润,只是现金流的概念,并未考虑中国的成本因素。其次高顺差,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也会导致国际贸易组织,贸易保护组织挑起贸易摩擦。
第三,中国贸易顺差结构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内伤,也即是巨大的机会成本损失。因为在中国贸易顺差中大部分是外资企业所为,这就是外企将钱从左边口袋换向右边的过程,而中国并未赚钱;同时贸易顺差中的大部分是加工贸易。这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低的利润附加值,非常小,基本以污染环境、牺牲原材料和劳动力为代价,这种顺差的价值不仅非常小,而且对于后代的发展极为不利,并不是目前所倡导的。
其实危机犹如潮水,国家如同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危机虽然可怕,他可以使一个国家陷入深渊,但也如同一个挑战,带来了无限的机会与种种可能。而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力量体现在应对危机与挑战的综合能力中。中国这个身经百战,愈挫愈勇,并且依然斗志昂扬的国家,一定会再次创造自己的奇迹,走出一条由中国特色,由中国竞争力的外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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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工厂:中国还是东盟 篇8
东盟制造来势汹汹
如果你对东盟制造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些诸如廉价拖鞋、低档服装、粗加工工艺品等产品之上的话, 说明你落后了。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 贴着东盟制造的各式产品让你眼前一亮。泰国生产的各式护肤、化妆品包装精美, 绿色天然, 备受女性观众青睐;印度尼西亚生产的汽车发动机润滑油和机油, 价廉物美;产自菲律宾的透明装饰墙挂钟表, 更是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拍照。
就目前来看, 一些原本投向中国的外资已经开始向东盟国家转移。广东是电子、IT产业的“世界工厂”, 电脑配件生产占全世界的60%, 电子配套能力占全世界的90%以上。然而, 近年来, 大量广东电子企业将生产车间转移到了东盟国家而不是中国西部地区。
2000年, 中国生产了全世界40%的耐克鞋, 全球第一, 越南当时的份额只占13%。随后, 中国产量逐步下滑, 越南的产量逐年提升。2009年, 中国和越南的耐克鞋产量一样, 都是占全世界36%。2010年, 局面发生逆转, 越南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耐克鞋生产国。
此外, 2015年之后, 随着三星在越南新建工厂的投产, 三星一半的手机将产自越南。据越南计划投资部外国投资局消息, 今年前7月, 越南新批和增资外资项目共943个, 总金额达118亿美元, 其中制造业新增项目315个, 新签和增资投资额达104.4亿美元。种种迹象表明,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正受到来自东盟国家的挑战, “中国制造”正缓缓转向“东盟制造”。更值得注意的是, 全球投资者近年来对东盟国家的青睐更能突出东盟制造的强势崛起。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7月发布的《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 2011年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170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了26%, 而中国的这一增长率同期不到8%。贸发会议的另一份报告指出, 由于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继续保持上升态势, 东盟各国在制造业上的相对竞争力继续增强。
事实上, 中国制造业向东盟转移仅是东盟制造快速发展的缩影。即便是技术含量较高的物联网相关产业也在谋求“东南飞”。未来在物联网应用中使用到的摄像头、传感器、电子标签等实体设备, 在东盟生产的可能性很大。
东盟吸引力缘何如此巨大
长期以来,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充足的劳动力人口、优惠的投资政策、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等, 给中国制造提供了良好环境。然而现在, 同样的优势正成为东盟邻国手中的王牌。
位于泰国曼谷泰中罗勇工业园的负责人徐根罗列举了企业转移东盟的好处:一方面是促进企业国际化, 通过在泰国生产、销售, 稳固市场, 并利用泰国的东盟中心市场地位, 辐射东盟其他国家;另一方面, 泰国橡胶、木薯、海洋、农业资源可以合作开发利用, 同时,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减轻了企业综合运营压力。
由此不难看出, 东盟国家就像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制造业向东盟转移, 是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等情况下, 投资者寻求更大利润空间的表现。目前中国已经步入工业化中期, 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到工业化后期, 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必然上涨, 环境负荷不断加大, 产业转移成为必然。而目前, 东南亚国家的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 还处于工业化初期, 各方面成本相对低廉, 正好为产业转移提供了机会。
然而, 除了劳动力、原材料资源、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东盟自身市场等方面以外, 通过东盟签订的众多协议打入国际市场, 规避国际关税壁垒, 是更多企业思考前往东盟的原因。出于追求贸易平衡、逼迫人民币升值、争取大选选票等考虑, 欧美国家往往倾向于制造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 增加针对“中国制造”的贸易壁垒。欧美国家即使不从中国进口, 也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目前, 东盟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国签订了各项贸易协定, 制造业转移至东盟国家可以有效规避这些贸易壁垒。
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赢
尽管东盟制造来势汹汹,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 中国与东盟经济互补性强, 双方制造业合作发展的潜力十分广阔。中国制造和东盟制造激烈竞争的表象下, 两者在全球产业链中互补作用将逐步显现。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表示, 东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 也是主要的橡胶种植和出口地区, 而中国是主要的进口国;同时, 在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中, 产业层次存在明显梯度, 双方产业合作空间和潜力十分广阔。
相对于其他行业, 制造业转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也是倒逼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布局的机会。可以说, 低端制造业转移东盟, 一方面可以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能解放出来, 进而升级到更高端、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之上, 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国内资本加强对实体经济的关注。
从资源投资到市场投资, 再到技术和资本战略性投资的三个阶段来看, 中国和东盟在国际价值链上的位置梯度较为明显:近年来, 中国出口结构从低技术附加值为主转变为中等技术附加值为主, 东盟则接过劳动力密集型, 即资源投资资本的接力棒。而就地理位置来说, 中国和东盟在垂直型分工的基础上, 已出现水平型分工的趋势。双方通过互补就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 承接部分中国低端制造业转移;和中国水平相近的国家则与中国进行水平分工。
华大基因造就世界最大基因工厂 篇9
华大基因1999年成立于北京, 2007年迁至深圳, 在十多年发展过程中, 建立了大规模测序、生物信息、克隆、健康、农业基因组等技术平台, 其测序能力及基因组分析能力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开创了科学、技术、产业相互推动的发展模式。2007年以来的年收入分别为4 000万元、1.2亿元、4亿元, 预计2010年将超过15亿元, 2012年产值实现百亿, 2020年达到千亿产值, 并在3-5年内实现部分业务在国内的分拆上市。
世界权威科学杂志《Science》最新公布的“2010年十大科学突破”榜单, 其中有两项突破来自华大基因, 分别是“下一世代的基因组学”及“外显子组测序/罕见疾病基因”。国际顶级科学杂志《nature》日前撰文这样评价华大基因:“一家中国研究院的野心, 正在造就世界最大的基因工厂”。
一个爆炸式成长的典范
1999年9月9日, 随着“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项目”的正式启动, 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2002年, 华大与袁隆平合作, 率先完成了杂交水稻基因组图。此项成果被《自然》杂志誉为“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2003年非典期间, 华大团队经过连续作战、刻苦攻关, 成功破译了非典病毒。之后, 中国科学院在华大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华大成为中科院体系中一支新兴的战斗力量, 在此期间, 陆续完成了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 (10%) 、家蚕基因组计划、家鸡基因组计划、炎黄一号等重大科研项目。
“任何传统体制下做科研, 都有束缚, 必须独立自主。”2007年7月, 华大主体在完成一届任期后, 南下深圳, 在深圳支持下, 创办了新型的公益性研究机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华大基因在成长的过程中摒弃传统模式, 学会了用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依靠项目支撑发展, 另一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科研合作, 以服务形式来支撑研发投入。不仅硕果累累、产值翻番, 还为国内研究院所做足了榜样。
这两年, 当首个黄种人基因图谱、首个大熊猫基因图谱、人类泛基因组序列图谱、世界首例古人类全基因组、桑蚕基因测序等多项研究成果频繁出现在《自然》和《科学》时, 世人开始将目光更多地聚焦在“华大基因”。他们拥有全球顶级科研机构都艳羡不已的学术高峰:2010年, 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达到20篇, 其中出现在世界顶尖杂志《自然》上有四篇, 《科学》上有两篇。
2007年,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成立当年, 就完成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基因组序列图谱, 2008年1月与英美科学家一起启动了“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 2008年3月启动了“大熊猫基因组计划”, 2008年10月完成了大熊猫基因组框架图和手工克隆猪的研制, 2009年4月启动了“世界三极动物基因组计划”, 2009年8月启动了“万种微生物基因组计划”, 2009年12月与国家农业部和深圳市政府共建“基因组学农业部重点实验室”, 2010年9月启动全球最大表观遗传学研究项目, 2011年1月与GT Life Sciences公司共同宣布首次完成对中国仓鼠卵巢 (CHO) 细胞系基因组的测序工作。在国际合作方面, 华大基因启动了“中丹合作糖尿病项目”、“中国欧盟合作肠道微生物项目”, 和美国科学家共同发起“共生体基因组计划”, 并与丹麦科学家成立了“中丹癌症研究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中华基因组研究中心”。
目前, 华大基因在世界各国拥有3 000名测序和研究人员, 拥有160多台第二代测序仪, 华大基因已经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基因组研发中心。美国《基因组生物学》杂志以“崛起的东方”为题发表了专评, 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华大发展, 文章认为:“华大基因是依靠具有竞争力的科技服务和项目资金, 自力更生, 闯出一条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可以说, 经过10多年的艰辛奋斗, 华大基因实现了科研由参与到接轨、由同步到引领的历史性升华, 为中国和世界基因组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奠定了中国基因组科学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一个看不到边的基因产业链
基因产业是一个看不到边际的产业, 在它的名下可以创造出很多个新产业, 这个产业链可以延伸到未来各个行业。比如亚洲人2万多个基因里, 实际上每一个基因都可能包含着一种新的产业。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大基因研究院理事长杨焕明院士曾指出, 不管哪个国家, 都认可生物产业是21世纪的支柱产业。基因工作将以科技之美展示出自身的迷人魅力。
基因研究最终目的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基因产业可以贯穿一产、二产、三产, 在生物育种、生物产业等方面造福人类。华大基因通过依托一流的科研和技术平台, 致力于为大众提供更多的医药健康检测服务, 不仅有针对白血病及地贫患者的HLA分型检测项目, 还开展了针对孕妇的无创产前基因筛查、妇女宫颈癌的HPV分型检测以及HBV基因分型与耐药基因检测、单基因病检测等。目前, 华大基因的健康医药项目已经完全孵化成熟, 并成功应用于临床, 与各大医院、骨髓库、脐血库等多方建立了合作并逐渐走向产业化。
据了解, 中华骨髓库重新启动十年来, 有近18 000名患者在120万志愿者数据中进行检索, 最终配型成功并移植的只有1 800多人。现在, 白血病患者骨髓移植配型成功的比率很小, 费用也很高, 但很快, 基因工程的成果将使配型成功的比率大幅提高, 费用也会降低很多, 华大基因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有朝一日, 这些离我们生活很近的技术变革, 将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能源方面, 目前华大对一种“麻黄树”进行育种, 这种树的种子里面的汁水一挤就是一滴真正的柴油, 都不用经过化学提炼, 而这种植物就是综合了几种生物的特性产生的, 它的产生需要对多种生物特有基因进行全面分析, 这种分析有赖于每秒运算能力高达百亿甚至上千亿次的高通量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
在新型环保材料方面, 目前华大试验出一种“轻木”, 这种木材的细胞很粗大, 木质非常轻, 把一块近30厘米长的方块木头拿在手里, 感觉也不过几两的重量, 与泡沫无异, 这种轻质的木头可以广泛地应用于房屋装修和家具加工, 且比塑料泡沫环保。
在农业领域, 华大基因与河北张家口市农科院签订了谷子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大规模挖掘谷子基因资源, 批量获取谷子的核心知识产权并培育优良的谷子新品种。该协议的签订将为揭示谷子抗旱节水、丰产等生理机制提供重要依据, 并为谷子育种提供精确指导, 将在谷子研究及产业领域掀起一场新的革命。
华大基因的前景将有多广阔?用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王俊说, 过不了多少年, 华大可能就有10亿元、100亿元、甚至上千亿元的产值。
汪建说, 在华大未来产业化图景中, 最具革命性的是华大预计在2013年推出的、1 000美元个人基因组检测服务。当人们可以用较低的价格检测自身的基因组时, 华大打入国际医院的临床领域也成为可能。如果华大没有在基础研究上的长期、巨大投入, 1 000美元的个人基因组检测服务将没有可能。
一曲用青春谱写的赞歌
华大基因总部的所有办公区域都是开放的, 老总们和员工、新分来的大学生都一样, 办公设施的配置也没多少区别。一眼望去, 全是一个个“格子”。对于华大的各个部门, 他们也起用了年轻人喜欢的称呼:实习培训的地方被称为“华大军校”, 用于科学研究的地方被称为“特种兵团”, 古板的部门称呼在这里一扫而光。
而在宽松的企业管理背后却有着年轻人更喜欢的知识管理。在华大的内部网上, 被下载得最多的是各种学习视频、同事间分享的工作方法、老师的讲义, 这让人感觉他们好像还在学校, 每天都收获着新知识。而在华大团队里, 像杨焕明、汪建等学术前辈也很乐意做这种工作,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老师, 知道学生的需求。这种氛围让人感受到, 这里的人们崇尚的是知识, 地位、等级在此是不受注重的东西。
80后、90后的年轻人在高新技术试验室担纲学科带头人的现象也迅速成为国内科研机构一大特色, 当网络还在对80后、90后的青年人能力争论不休之时, 华大却带领这批年轻人走进了世界科技的前沿。
2007年, 李英睿还是北大生科院大三学生, 作为华大基因的实习生, 他的研究成果“第一个亚洲人的基因组图谱”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现在, 李英睿已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多篇论文。2010年以来, 华南理工大学的本科生罗锐邦、金鑫等已经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两篇论文, 并首次提出了“人类泛基因组”概念, 这个团队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4岁。
华大的执行总裁王俊, 年仅34岁, 1999年, 还在北京大学生物学院读硕士的王俊加入华大, 此后11年中, 成为华大所有重大科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和核心完成者。截至目前他已在国际顶尖杂志《科学》、《自然》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 成为杰出的青年科技代表人物。
汪建曾说, 华大走的是一条逢山开路、遇河搭桥的发展模式。遇到体制障碍, 就冲破体制;遇到教育系统障碍时, 就创造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当遇到商业模式障碍时, 就创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并且坚信华大走的是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道路”。汪建说, 华大开创的“科学发展、技术发明、产业发展”创新发展模式, 已经取得显著成就。
学会用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依靠项目支撑发展, 另一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科研合作, 服务发展。
“世界工厂”东莞的内忧外患 篇10
东莞台商协会顾问袁明仁近日表示, 当前台商企业的订单普遍比以前下降了三四成, 有的企业可能只剩三四成。
这亦是外需下滑背景下, 东莞众多中小企业普遍的境况。
逆势之中, 一些从事传统加工贸易的企业, 开始转向内销市场, 然而, 受制于产品定位、知识产权保护、内销成本等难题, 转向之路障碍重重。
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 作为珠三角传统经济模式的代表, 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
订单减少
东莞近年制定的产业发展目标是成为珠三角地区制造业最强的城市, 然而现在它正承受着巨大压力。
统计显示, 东莞今年1～2月份工业增加值呈现高达12.5%的负增长。
同时, 以外向型经济见长的东莞, 一季度的出口数据也呈低增长。统计显示, 全市外贸进出口约304亿美元, 同比仅增长4%。
在4月11日东莞市政府召开的全市第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 市经信局局长冼周恩介绍, 对200家重点联系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调查结果显示, 大部分企业的产量、订单、采购原料等情况有好转迹象, 75.6%的企业表示订单比上月有所增加或持平, 其中8成的企业出口订单比上月增长或持平。
在官方透露出“大型企业有增长亮点”的同时, 中小企业生存维艰。
近日, 东莞市经信局副局长、市中小企业局局长黄怡透露, 经过对全市540多家中小微企业经营状况的调研, 显示2011年度东莞市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压力较大, 发展形势较为严峻, 呈现出“生产成本上涨、企业生产平稳、企业利润空间压缩、企业融资困难、企业劳工缺口加大、电力供应仍然紧”等6大方面特征。
数据显示, 截至2011年12月底,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实现增加值为1303.7亿元,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72.5%;同比增速为3%, 比2010年增速回落15个百分点。
对经济贡献几占当地经济总量三分之一的东莞台商企业也不乐观。袁明仁表示, 全市台商企业的订单普遍比以前减少三四成, “国外市场的需求没有了”。
“如果再不出手 (出台扶持政策) , 可能会出现更难堪的状况。”东莞市政府副秘书长任新合近日表示。
内销的困扰
“希望我们的舆论可以暂时忽略东莞的GDP, 给东莞一点时间。”近日, 东莞市统计局副局长张永艳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东莞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 “国际经济形势依旧不明朗, 东莞的经济一季度之后有望好转, 但外需没有复苏, 要根本好转难。”
“转型升级”以及“扩大内销”是政府给传统制造业开出的“药方”。一些出口企业在形势所迫之下开始尝试内销之路。
利奇集团总经理刘旭明在广东经营了10多年的文具, 利奇文具在2009年之前几乎全部出口, 现在国内外订单数量比例为6:4。
在4月召开的2012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上, 格环保家居有限公司的新型纸家具赢得了采购商的青睐。公司总经理、在大陆打拼近20年的台湾人曾城锜称, 准备将50%～60%的精力放在国内市场, 利用价格优势来加大销量。
但记者采访多家台资企业后发现, “产品定位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内销增加成本”等因素困扰企业开拓内销市场。
圣意饰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朝宗称, 圣诞饰品在国内市场太小, “内销无望”, 他目前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面包连锁店的经营。
袁明仁认为, “出口转内销”听起来很美, 但面对本已竞争激烈的大陆国内市场, 台商出口企业想分到一杯羹, 还是非常困难的。
其中, “市场秩序不佳、产品容易被仿制是台商视为内销的头号难题”。袁明仁称, 很多企业担心, 内销没做成, 连外销市场都被仿冒品抢占。
印度的世界工厂雄心 篇11
在中国经济正试图摆脱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之际，印度已经开始着手“接盘”。印度政府想通过效仿中国的增长模式拉动经济发展。
9月26日，印度总理莫迪推出“印度制造”计划，希望制造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15%提升至25%，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超过1200万年轻人创造就业。莫迪还希望，印度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制造业中心。
“印度的广东”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位于古吉拉特的这家名为CEAT的轮胎工厂都不像是印度工厂，而像是一个位于中国珠三角的标准工厂。厂里堆满了来自德国和中国的配件。这些海外进口的橡胶板和炭黑即将被加工成轮胎，经过X射线照射检验后，这些轮胎就会有序地分装到印度各地，或者出口海外。
桑迪普·巴提亚是CEAT的经理，他表示，从购买土地到投产，整个工厂建成只用了24个月。如今，全厂有持续的电力和煤气供应，水资源丰富。古吉拉特邦邦政府还简化了项目手续，也没有向他们寻租，并且提供了国内最优惠的待遇。
古吉拉特邦曾经是印度经济增速最慢的邦之一。而在莫迪2001年就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之后，古吉拉特邦经济在过去13年间以平均每年11%的增幅狂飙突进，增幅列印度各邦之首，成为印度经济的新引擎。
如今，只占印度人口总量5%的古吉拉特邦，其工业产值却占到了全国的16%，出口总值的22%，经济发展速度早已超越印度的平均水平。正如麦肯锡咨询公司近期所评价的那样，古吉拉特邦现在扮演印度工业化动力的角色，就如同上世纪90年代广东省对中国的意义一样。确实，古吉拉特邦经济的方式和30年前广东省的做法如出一辙：依靠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来大规模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制造业，修建基础设施，提高政府效率。
古吉拉特邦提供了整个印度商业界所一直渴望而长时间没有能够实现的——不那么繁琐的劳工法、畅通的公路、可靠的电力供应和高效的政府机关。
“古吉拉特邦的农村100%通路，这在印度是个奇迹。”古吉拉特中央大学中国文化社会系主任、曾为莫迪担任翻译的普拉巴·库马尔说道。印度的基础设施缺乏，据称，印度每年25%的工业产出在运输途中损失。在库马尔眼中，古吉拉特邦的第二个奇迹是极少停电。他表示，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一大作为，就是推动私营企业投资电力设施、建设电厂，虽然电费稍高，“老百姓至少花钱也能买到”。
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吸收海外投资，推动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回归制造业是“古吉拉特模式”带给印度的一条新的成功之路。2008年，印度塔塔汽车在西孟加拉邦的征地陷入僵局，宣布终止建厂计划，并开始寻找新厂址。消息传出5分钟之后，莫迪就向塔塔汽车伸出橄榄枝。他给塔塔汽车发出一条费用为1卢比的短信：“欢迎！”14个月后，第一辆塔塔汽车就在古吉拉特邦下线交付使用。
古吉拉特邦一直是印度最重要的棉纺织业基地，全国近8成的棉纺织品出产于此。今天，古吉拉特不仅不拒绝纺织等轻工产品，更对汽车制造、电力输送等重工业青睐有加。“当时古吉拉特邦主动联系塔塔集团，提供土地和税收等优惠政策，这个事情起到一个带头作用，之后标致等公司全都过来了。”库马尔说道。最近，中印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工业园投资是重中之重。其中古吉拉特邦中国产业园以电力生产为主，预计投资额为10亿美元。
印度的“人口红利”
在最近的一系列演讲中，莫迪明确表示，印度这一亚洲第三大经济体需要建立起一种依赖城市化、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增长模式。外界相信，莫迪正试图把“古吉拉特邦模式”推向全国。
“这表明，印度正在从服务业驱动型经济，向一种东亚式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经济模式转变。”德意志银行全球战略师桑杰夫·森亚尔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数据显示，目前制造业仅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却高达60%。
森亚尔评价称：“优秀的软件行业和宝莱坞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是这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服务业这一占到印度60%GDP的行业，仅仅雇佣了印度28%的劳动力。回过头来，仅占GDP14%左右的农业却雇佣了近50%的劳动力。”
不断上升的人口数字正迫使印度迅速创造就业机会。从2015年到2020年，印度的适龄工作人口将超过8.56亿，这意味着到下一次大选之前，印度每年需要新增1000万个就业岗位，来消化不断扩张的人口数量。
通过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东亚模式”。日本与中国均依靠这种模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印度此前却并没有复制这一“成功范本”，而是直接从农业主导型经济跳跃到了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越过了制造业主导的阶段。
随着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以及企业生产成本日益高涨，一部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转移到巴西、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这场外资转移大潮中，印度渴望这些撤离中国的外资制造企业流向印度，以提振其制造业的总体水平，同时促进印度产品出口。印度甚至想成为继中国之后的第二个全球制造业中心。
如今，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在不断提升，人口红利逐渐变薄，而印度依然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享有廉价劳动力供给。美国外交学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印度12亿人口中约半数在26岁以下，其中2/3人口不到25岁。
印度的“人口红利”还体现在高级人才供给的比例上。印度的教育战略主张的是精英教育，所以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只有16%（中国大概为25%），他们也被认为是印度的高级人才。
此外，印度劳动力具有明显的语言优势；印度企业的组织结构、市场战略以及竞争方式都比中国的发育得更为成熟……印度完全具备实行“东亚模式”的基础，只要将古吉拉特邦的经验推广至全国，或许印度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随着旧世界工厂——中国发展模式的改变，像印度这样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有成为制造业中心的潜力。届时，担任‘世界工厂’十多年的中国的地位将被取代。”森亚尔说道。
莫迪的一厢情愿？
然而，印度想要过渡到“东亚模式”也没有想象中容易。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古吉拉特邦模式”或许仅是莫迪的一厢情愿。来自印度社会政治层面的束缚却有可能让莫迪的愿景灰飞烟灭。
印度的社会形态迄今为止都表现为一种明显的分散化。这个12亿人口的国家，同时又被三大人种四大宗教15种官方语言所区隔，而在文化区隔之下，印度种姓制度又为印度社会的统一划下鸿沟。正如英国经济研究咨询机构资本经济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印度社会是由无数的、独特的和独立的人、组织和地区政治和经济机构组成。印度社会的分裂化加深了印度决策的困难程度。这一切，并不是更换一个政府就可以改变的。
虽然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在印度国会拥有了绝对多数席位，但是印度中央政府的决策在传达至地方的过程中往往会被耗散，而莫迪所在的人民党执政联盟目前只控制了印度30个邦政府中的8个，仅相当于控制了印度经济的五分之一。“印度70%-85%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都超出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摩根大通印度经济学家沙贾义德·奇诺伊说，“这将让印度经济的复苏变得更为困难。”
仅以基础建设为例，中央与地方松散的管理模式，让征地在印度几乎成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莫迪的前任，印度经济改革的总策划人——辛格早就为印度未来五年打造了一个价值1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然而由于受制于征地难题，该计划一直迟迟未能启动。
而一些经济学家们也不太认可印度将成为或应该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说法。
森亚尔表示，倘若实行东亚模式，印度需要充分地调动和使用资金，这就需要发展完备的金融和银行体系。而除了资本，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样需要劳动力的部署，但是印度目前的劳动法颇为僵化。国内的城市并没有做好吸收数百万制造业工人的准备。
非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姆苏利·恩库贝则认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不在印度，而在非洲。他表示，在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涨之际，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想在全印度复制‘古吉拉特邦模式’，要看能不能顺利推动税制、央行、私有化等方面的改革。但目前来，这非常困难。而非洲正显示自己可以成功地抵御和化解全球经济冲击。”
另外，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主导型经济模式就会是印度正确的选择。
摩根大通驻印度首席经济学家阿齐兹表示，相较于中国、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等周边国家，印度是否会成为成本更低的制造业基地令人怀疑。
“由于劳动法的限制，印度很难自由地雇用和解雇工人，这使其几乎丧失成本效益，” 阿齐兹说，“除此以外，中国还有更优越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降低运输成本。”
珠三角“世界工厂”的绿色升级 篇12
目前,珠三角已形成了通信设备制造、家用视听设备制造、计算机制造和电子元器件制造四大优势行业,涌现出了华为、中兴等一批国内外著名品牌,占据了国内外重要的3G和消费类电子市场。
港、台产业转移的原动力
回顾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政策优势是其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最早发展市场经济和进行改革开放试点的地区,珠三角得到了国家在税收、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企业投资珠三角,而这其中又以港、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最为典型。
大部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专家认为,上述制造业转移一方面体现了珠三角廉价劳动力和税收等优惠政策对港、台商的吸引;另一方面则源于珠三角毗邻香港国际贸易港口的天然地理优势。
但是最初,珠三角的电子制造业配套产业却比较缺乏,这种情况逐步通过珠三角本地的电子配套产业的发展而得以改善。目前遍及于东莞、 深圳的塑胶、五金等配套行业大多源自于最初大型电子制造企业的相关配套。这其中最典型的要数深圳华强北,据说在华强北几乎可以采购到生产一款手机所需的所有配件。
打造品牌、升级“绿色”
可以说,直到2003年,这种“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的“世界工厂” 模式还是珠三角制造业的主要模式。 当时的珠三角制造业既未塑造足够数量的民族品牌,也没有形成鲜明的创新文化。
显然,从现在看来,这种产业模式是不利于包括华为、中兴等日益成长起来的设备厂商的长久创新与发展的。同样,看到这个问题的不仅是厂商,还有中央及相关地方政府。
2003年开始,随着国家政策由鼓励出口调整为刺激内需,以及当年制定的《广东省信息化发展纲要(2005—2020年)》,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成为大势所趋,传统的“三来一补”企业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
事实上,来自中国香港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近10年间,选择将总部迁至珠三角的港商比例上升了约30%,并且珠三角港商的内销比例也上升了15%～25%。窥一斑可知全豹,珠三角制造业已由最初“世界工厂”的被动地位,逐步实现了对区域产业发展的话语权。
据了解,此后,越来越多的珠三角制造商也意识到了简单的“贴牌生产”是没有未来前景的,不仅是由于日益上升的各种成本,而且因为“贴牌模式”既与国家降低贸易顺差的政策相底触,也与广东省优化产业结构及整治污染行业的措施相背离。而相对地,高增值及绿色生产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少制造商越来越意识到了打造自己品牌的重要性。
于是,在这样的产业调整背景下,华为、中兴等民族品牌得到了更加适合的创新发展环境,昔日的中国港、台商也相继出台了创品牌、升级绿色产业的专项措施和规划。
以深圳为例,近年来其制造业产业升级最典型的表现为最上游的IC设计产业的发展。根据深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的数据,2003年深圳IC设计产值为5亿元,到2005年是30亿元,到2007年已达到48亿元。
“山寨”源于极端市场化
珠三角的另一个“独特景观”就是“山寨产业”,据悉,目前珠三角直接或间接从事山寨机行业的人士达到100万人。
“山寨产业”最早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众多规模小、成本低的制造工场在中国香港涌现,就被冠以“山寨厂”之名。这些厂房的发展和演进使香港转型为制造业中心,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山寨厂”陆续转移至珠三角地区,在整个珠三角发展历史中,“山寨”是一个重要的构成元素。
深圳华强北是山寨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在方圆1.45平方公里的商圈内,扎根着几十家电子市场和强大的山寨配套服务公司。山寨机虽然一直饱受监管治理之痛,但其强大的创新能力为其赢得了顽强的市场适应力。
数据显示,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推出新机型最多的是三星公司,共47款,平均一个月近4款。诺基亚34款,索尼爱立信19款。而在华强北,几乎每天都有3～5款新手机出炉。
分析人士认为,山寨机是真正意义上从顾客的角度研发的产品,“山寨机没有品牌负担,没有研发路径依赖,而是非常灵活地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生产研发模式。”
相比长三角、北京等地区,深圳等珠三角地区的电子产业则以民营企业居多,并且与市场走得更近。多位深圳手机界人士表示,深圳山寨机之所以泛滥,并成为国内山寨文化的源头,其本质原因是把市场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