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通道制深化发行制度改革

取消通道制深化发行制度改革（通用3篇）

取消通道制深化发行制度改革 篇1

所谓“指标制”，是指按照政府行政部门确定的股票发行指标并运用行政机制推荐发股公司和审批股票发行的制度。其具体运作程序大致是：由国家计委和证券监管部门商议每年发股指标数额，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再运用行政机制将发股指标分配给各地方政府；各地方政府拿到发股指标后，运用行政机制遴选发股公司，并向入选公司下达发股指标；拟发股公司在相关中介机构的协助下制作好发股申报材料后，报送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审查，审查通过后，由该地方政府出函向中国证监会推荐；中国证监会接收拟发股公司的申请材料后，进行合规性审查，一旦审查通过，就下达发股通知书。显然，在指标制中严格贯彻着计划经济中的行政机制，是计划机制在股票发行制度上的典型表现。

所谓“通道制”（又称“推荐制”），是指由证券监管部门确定各家综合类券商所拥有的发股通道数量、券商按照发行1家再上报1家的程序来推荐发股公司的制度。其具体运作程序是：由证券监管部门根据各家券商的实力和业绩，直接确定其拥有的发股通道数量（例如，规模较大的券商拥有8个通道，规模较小的券商拥有2个通道）；各家券商根据其拥有的通道数量遴选发股公司，协助拟发股公司进行改制、上市辅导和制作发股申报材料，然后，将发股申报材料上报券商内部设立的“股票发行内部审核小组”（简称“内核组”）审核，如果审核通过，则由该券商向中国证监会推荐该家拟发股公司；中国证监会接收拟发股公司的发股申请后，进行合规性审核，经“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简称“发审会”）审核通过，再由中国证监会根据股票市场的走势情况，下达股票发行通知书；拟发股公司在接到发股通知书后，与券商配合，实施股票发行工作。显然，“通道制”基本摆脱了股票发行在行政机制中运行的格局，是股票发行制度由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一项重大改革。

与这种机制转变相对应，“通道制”也就有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通道制”改变了运用行政机制来遴选和推荐发股公司，提高了市场机制对股票发行的影响力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指标制条件下，各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发股指标，用尽了各种方式进行行政性“攻官”；各家拟发股公司为了获得发股指标，用尽了各种方式向当地政府部门“攻官”；券商等中介机构为了获得主承销商等资格也用尽各种方式向地方政府部门和拟发股公司“攻官”。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腐败现象严重发生，而且因发股指标具体落实到哪家公司所引起的地方政府部门内部的各种矛盾也不再少数。在通道制条件下，发股通道具体落实哪家公司不再由地方政府部门决定，而由券商根据拟发股公司的具体情况决定，由此，上述现象自然消解了。

“通道制”培育了券商的市场竞争意识和市场竞争行为。2年多来，券商明显改变了“指标制”条件下的通过“攻官”来争取主承销商资格的行为，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发股公司的质量选择、做好公司改制和上市辅导工作和严格审核拟发股公司的申报材料等方面，同时，为了能够持续地推荐高质量的公司发股，一些券商加大了培育企业的力度；为了保障推荐拟发股公司的工作能够顺利展开，少返工或不返工，有效利用发股通道，争取较好的发股收入，券商对发股公司申报材料的内部审核制度也逐步严格完善。应当说，如今券商在股票发行市场中的行为，与指标制条件下相比，已有了根本性变化。

“通道制”较为有效地保障了“发审会”的工作质量提高。在“指标制”条件下，拟发股公司既拥有发股指标又拥有地方政府部门的推荐函，在申报材料不合规的场合，“发审会”要取消其发股资格极为困难。在1993-2001的7年多时间内，被取消发股资格的拟发股公司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没有通过“发审会”审查的公司被要求修正、补充或重新制作申报材料后再上“发审会”，因此，“发审会”的公正评判功能受到明显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橡皮图章”会。实行“通道制”以后，“发审会”公正评判的功能明显增强，一个突出的现象是，2年多来未能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股公司不论是绝对数还是比例数都明显增加。

“通道制”的负面效应

发股“通道制”虽有其积极功能，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发股“通道制”依然在相当程度上贯彻着“指标制”机制，所不同的是，原先发股指标是通过行政机制下达给地方政府，现在发股通道则直接下达给券商；二是发股“通道制”中依然贯彻着“指标制”中存在的“合规性审核”机制，由此，不免引致一系列负面效应发生。

“通道制”抑制了券商之间的有效竞争。在“通道制”条件下，虽然证券主管部门在分配通道数量时考虑到了各家券商的实力状况和业绩状况，采取了一定的差别对待措施，从而，使各家券商所获得的通道数量不尽相同（例如，有的券商拥有8个通道，有的券商拥有6个、4个、2个通道），但在三个机制的制约下，这种通道的数量差别并没有有效激发券商在发股市场中的竞争：

其一，排队机制。券商使用通道采取排队机制，即按照发股申报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和上“发审会”的顺序进行排队，先来后到，发股1家再申报1家，由此，实力较强的券商只能与实力较弱的券商一同排队，等待审核和核准，这样，排队机制弱化了各家券商在通道数量上的差别。

其二，发审机制。发股申报材料上“发审会”后，一旦未能通过，券商和拟发股公司可根据“发审会”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补充修改，并可不按照排队顺序再次上“发审会”，由此，使一些实力较弱的券商可通过多次修改发股申报材料来达到通过“发审”，这一过程再次降低了券商之间建立在实力差别基础上的竞争。

其三，发股安排机制。2001年7月以后的2年左右时间内，股指和股价持续走低，受此制约，证券监管部门在发股上市安排中有意放慢了步速，由此，与排队机制相联系就发生了这样一种情形，拥有8个通道的券商每年实际可发股仅2～4只，而拥有6个、4个、2个通道的券商每年的发股数量也在2～4只。

合规性发审未能有效确立股票发行的政策导向。“通道制”中继续贯彻合规性发审机制，合规性发审的工作机理是，只要拟发股公司的申报材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即“合规”），就应核准该公司的发股申请。从理论上说，这一机理似乎是成立的，但从我国实践情况来看，它实际上存在着明显不足之处。关键问题在于，这种合规性发审缺乏市场竞争机制，给拟发股公司和券商以误导。这是因为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发股的条件只做出了最低线要求（实际上，各国法律法规也只做出最低线要求），由此，在缺乏竞争机制的条件下，就很容易使发股公司和券商等中介机构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制作合规的发股申报材料，轻视甚至忽视发股公司的素质提高。事实上，不论是“指标制”还是“通道制”都给拟上市公司一个误导信号——只要各项文件合规就可申请发股融资，由此，只要公司经营业绩大致符合发股上市要求，在辅导期内拟发股公司和主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都集中精力制作文件使其达到合规要求，而对企业的业绩成长、市场竞争力、发展潜力等直接关系资金配置效率、上市公司前途和股市发展前景的重大事项却明显重视不足，由此，上市公司的整体素质提高也就受到影响。

不利于保荐人制度的切实贯彻。保荐人制度的核心是落实券商等中介机构在推荐保举上市公司中的法律责任以激励券商之间的服务质量竞争。在一些发达国家和香港地区，保荐人的法定职责可延续至所推保的公司上市后的两年时间内，即如若这些上市公司在上市后两年时间内发生了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严重相悖的行为或现象，主承销商或其他保荐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定经济责任；如若发现这种不一致是券商与上市公司合谋的结果，那么，相关当事人甚至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在继续实施“通道制”的条件下，保荐人制度的这些最基本规定，由于以下三个机制，可能难以切实落实或明显打折：

其一，通道数量。保荐人制度基本要旨是，通过落实券商对所推保上市公司质量的法律责任来推进券商之间的服务质量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但在通道制条件下，服务质量高的券商受通道数量（和排队机制）制约难以推保更多的公司发股上市，而服务质量较低的券商则可通过多次修改发股申报材料实现所推保的公司发股上市，由此，在提交发股公司申报材料到“发审会”审核通过阶段，保荐人制度的效应不明显。

其二，实质性发审。合规性发审中实际上贯彻着实质性发审。所谓实质性发审，是指证券监管部门对每家发股公司的申报材料中每项内容进行详尽的实质性审查，如若发现疑点则要求该公司和券商进行修改完善，待实质性审查通过后再提交“发审会”审核通过。这一机制的运用实际上意味着，每家公司的发股上市都得到了证券监管部门的“信用担保”，因此，一旦发生上市公司质量发生问题，保荐人虽然逃脱不了干系，但证券监管部门也需分担责任；可一旦需要由证券监管部门分担责任，保荐人的法律责任落实就将打折扣甚至处于说不清状态。通海高科就是一个可资借鉴的突出案例。

其三，发股上市的行政性安排。由证券监管部门运用行政机制安排发股上市步速，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了发股上市并非只是一个市场行为，它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安排，另一方面则给券商回避保荐人责任以口实。一个可设想的例子是，1家拟发股公司在申报材料通过了“发审会”审核后，在行政安排中发股上市所耗费的时间较长（如6个月、8个月等），由此使得原先估算的投资项目因条件变化难以继续投资或投资收益有了较大的变化，其后果应由谁承担？如果由保荐人承担，恐怕不公平。但如果保荐人可因此免责，那么，这一口实将被普遍运用。“通道制”的负面效应还可从其他角度进行分析，但以上足以说明，这种股票发行制度因有着内在的缺陷应予以改革。

取消“通道制”落实保荐人制度

中国股票发行制度的目标模式应是登记制，但立即实行登记制，眼下各方面条件尚不充分具备，因此，需要有一个让监管部门、券商等中介机构、拟发股公司、投资者等市场参与者逐步了解熟悉股票发行市场内在机制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不能耗时太长）。由此，从核准制到登记制的路程只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实行核准制下的“通道制”，第二步是实行核准制下的保荐人制度。

2001年4月迄今，我们已走过了第一步，现在是迈开第二步步伐的时候了，即取消“通道制”、实行保荐人制度。所谓取消“通道制”，是指各家券商在推保拟发股公司过程中不再受发股“通道”的数量限制，由此，实力较强的券商可多推保拟发股公司，在发股市场中充分展示其竞争优势。在取消“通道制”的条件下，保荐人制度将得到较为充分的落实，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于发股家数已不再受“通道”数量限制，所以，各家券商承销股票的家数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拟发股公司的质量和券商制作申报材料的质量，这样，券商就不得不努力提高其选择高质量拟发股公司的能力、对这些公司进行辅导和培育的能力和制作既合规又具竞争力的发股申报材料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提高与保荐人制度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由于发股家数不再受“通道”数量限制，通过发股市场所供给的股票数量将明显增加，由此，一方面将改变长期来由“指标制”和“通道制”所造成的股票供给严重不能满足投资需求从而发股高溢价的状况，推进股价向投资型回归；另一方面，又将促使证券监管部门将主要精力从实质性审核和控制发股步速转向监管发股行为，迫使券商在充分预期股市动态的基础上优化服务质量、注重培育发股公司、完善股票承销机制，变以数量取胜为以质量和信誉取胜，变争取短期收入为争取长期市场。这些变化与保荐人制度的要求是相符的。

第三，由于发股家数不再受“通道”数量限制，拟发股公司不需再为获得发股通道而向券商“攻关”，实力较弱的券商不再可能以“合作”为名将通道卖给实力较强的券商，证券监管部门也不再面临券商为增加发股通道而进行的“攻关”。由此，围绕“通道”而发生的各种不规范甚至腐败现象将自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拟发股公司、券商、证券监管部门彼此间的约束机制有效形成。如若拟发股公司不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券商将不再选择它；如若券商不重视行为的规范化，证券监管部门将对其进行严厉监管乃至惩处。这种各个主体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并相互制约的机制，是保荐人制度的内在要求。

一些人强调，一旦取消了“通道制”，各家券商报送的发股申报材料将大幅增加，由此，证券监管部门将处于两难境地：要按规定期限审核完这么多的发股申报材料，人手不足；要推延审核时间，又违反有关审核期限的规定。

这种认识是不能成立的。审核发股申报材料的人手不足，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审核人员的数量来解决（增加审核人员数量的方法也多种多样）；而如果考虑到，按照登记制要求，逐步取消实质性审核，则审核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就更容易解决（原因是，在登记制条件下，本来就不需要对发股申报材料进行全面详尽的审核）。

一些人强调，如若大规模发股上市将严重影响股市投资者的利益，因此，还需要运用行政机制“有序”地安排发股步速。

这种认识是似是而非的。股市投资者并非仅以目前已入市的投资者计算，它应包括拥有资金而有意向入市的投资者。在中国13亿人口中，已入市的投资者还只是一个小数；在上千万个企业中，已入市也只是一个小数。中国股市的发展应着眼于众多的投资者要求，只有股票供给规模达到比较充分从而股价具有投资价值的时候，才可能使真正的投资者大规模入市，这决定了发股规模必须着力扩大。

另一方面，限制发股步速并不能真实有效地维护现有股市投资者的利益。股市投资者的收益直接来源于股价的变动，其实质是股市投资者的可选择空间。在控制发股步速的条件下，众多中小投资者无法预期股市走势，其操作机制是，每当股市走势好转就加快发股步速，每当股市走势下落就放慢发股步速，结果常常是“庄家”获利而中小投资者利益受到严重损失。2000年的“赚了指数赔了钱”，2001年7月以后的股指持续下落，都引致了大多数投资者利益的损失。毫无疑问，在取消“通道制”条件下，发股规模可能有一个快速扩容的过程，它可能引致发股价格从而交易价格的下落，就此而言，现有投资者的利益可能暂时受到某些影响，但因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了、股市具有投资价值了，这样，就长远而言，投资者的利益是能够得到市场机制保障的。事实上，即便不讲发股规模扩大，随着公司债券等非股票类证券品种的增加和规模扩大，股市价格也将面临回归本位的走势。

切实贯彻保荐人制 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取消“通道制”只是推进保荐人制度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发挥保荐人制度功能的充要条件，要切实贯彻保荐人制度，在继续实行核准制和股票发审制度的条件下，应重视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逐步弱化证券监管部门对发股申报材料的实质性审核。合规性审核有两种情形：实质性审核和报备性审核。二者的差别不仅在于审核程序、审核内容的不同，而且在于审核目的、审核机制的不同。实质性审核中贯彻的基本机制是行政机制，其内在涵义是只有经过监管部门审查通过的公司才是具备发股条件的“好”公司，但无数的事实证明，行政机制并不具备选择“好人”的功能，因此，经过实质性审核的发股公司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还有“坏”的。报备性审核，只要求券商和拟发股公司将发股申报材料按照规定内容报送证券监管部门备案，一旦发现其中有不实内容（包括虚假内容），则后果完全由券商和拟发股公司承担。中国现今暂时难以达到报备性审核的条件，但应努力向这一方向进取，因此，在实施保荐人制度的同时，应逐步减少实质性审核的内容并积极简化实质性审核的程序。2001年4月以来，中国证监会在这方面已做出了大量努力，但也还有相当多工作需要做。

调整发股排队机制。在“通道制”条件下，发股审核中需要排两个队：一是根据申报材料的送达顺序进行审核排队，二是在初步审核通过后进行上“发审会”的排队。如若拟发股公司不能通过“发审会”，则只需加入上“发审会”的排队，无需加入前一排队。这种排队机制不利于鞭策券商制作高质量发股申报材料，不利于支持券商之间的市场竞争，也与保荐人制度的要求相差较远，因此，有必要予以调整。

调整排队机制的建议是，变两次排队为一次排队，即不能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股公司应根据其修改后的申报材料送达中国证监会的时间，重新加入按照申报材料送达次序进行的排队，不再直接上“发审会”排队，由此，迫使有关券商和拟发股公司提高申报材料的制作质量。

弱化发股步速的行政安排机制。在“通道制”条件下，拟发股公司的申报材料通过“发审会”审核后，证券监管部门运用行政机制，根据股市走势状况，再决定何时下达股票发行通知书。半年多前就已通过“发审会”而迄今尚未获得股票发行通知书的公司已达几十家之多。这种状况不改变，既不利于保荐人制度的功能发挥，也使股票发审工作复杂化，鉴此，应采取积极措施，弱化根据股市走势决定发股步速的行政机制，使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股公司能够及时展开股票发行工作。

积极创造条件，变核准制为登记制，取消“发审会”。保荐人制度是发股登记制的产物，只要还实行核准制，还由证券监管部门组织力量对发股申报材料进行审核，保荐人的责任落实就难以充分完备，股市投资者也必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将投资结果与证券监管部门的信用连接起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积极创造实行登记制所需要的条件，并适时取消“发审会”制度，真正实现中国股票发行市场按市场机制的要求运行。

取消通道制深化发行制度改革 篇2

一、我国证券发审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发审主体

据我国《证券法》第10条第1款、第23条第1款和第22条规定,在国内,证券必须通过国务院监督管理机构发行审核委员会的核准后方可上市发行。所以,在我国证监会承担着“核准”的生杀大权。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证券市场的自律监管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在中国的证券发行方面其实并没有实权,它们只能根据国务院监督管理机构(即证监会)的发行审核结果来作为证券可否发型的唯一依据。

然而,英国、德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做法却截然相反,它们大多都是将证券发行审核的主体定位为证券交易所等行业自律监管组织。它们认为证券的发行审核应当由市场的需求所决定,相关的责任和风险也应当由市场自主承担,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因此将证券发行与审核的工作交予证券交易所是更理智、更符合市场化的抉择。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证券市场证券发行审核工作还欠缺相关市场自律监管组织的参与,政府目前行政化干预较多。

1. 政府过度参与阻碍市场自发调节

根据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市场自发调节的机制,让“看不见的手”自发调控经济。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才是市场主体,才是对市场变化最敏感的群体,而证监会或者发审委并不在证券市场之中,如何能够保证其一定具有辨别一家公司是否存在发展潜力和效益呢?因此,政府的过度参与可能导致证券市场的事与愿违。

2. 权利集中容易滋生腐败

众所周知,过大的权利会滋生腐败。目前证监会一家独大,持有发行证券的生死私权利,这定然会使得众多的企业开始行贿谋求寻租。

一旦有证监会成员滥用职权使得本不应该通过发审的公司上市,那么未来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将遭受到巨大的损失,这也必将给中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埋下一颗“地雷”,2005年证监会王某受贿案件便是证券发行腐败的典型。近年来,像王某这样的案件其实屡见不鲜,这些案件的发生,从根本上看就在于我国证券发审模式过分单一,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改革。我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先进的制度,引入政府证券监管与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两种监管模式对证券发行进行审核,证监会可以保留制定和发布规则的权利,并直接对交易所等自律性监管组织进行监管,而发审职权则下放至证券交易所,这样可以更好地实施监管手段。

(二)发审内容

关于我国股票发行审核的内容和标准,《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进行了规定。在上述法律法规中,虽然对发行人申请发行不同类型的证券需要提交的文件的规定有所差异,但总结起来,大致包含公司章程、公司营业执照、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等,都需要发行人依法向证监会提供。证监会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资产状况、盈利能力、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实质的审查,并出具意见,表示是否核准其证券的发行。

1. 书面审查易导致人为操纵

我国目前对证券发行的审核主要采用书面审核的方式,而非建立在对发行人进行实际的现场考察的基础上。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对虚假披露做出了严格的惩罚规定,但是实际操纵过程中,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趋势,仍然会有很多人选择铤而走险,他们通过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以及遗漏重大信息等手段,使得书面审核难以发现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于是我们便很难通过书面审查来杜绝不合格公司上市维护市场秩序稳定。

2.“发审通过”表述含糊不清缺乏相关标准

现行规定中很多采用“状况良好”、“能力较强”、“重大影响”等表达方式,而具体的合格标准仅在发审委内部培训或上级指示中才能明确,而上述文件并不对外公开,其变动频率也较高,因此没有确定性,造成很多可能性因素的出现,不利于规范市场。

此外,由于现行发审标准的不够清晰导致了我国证券市场发行工作中极易出现二次上会的奇特现象,并且二次上会的成功率很高,者极大地损害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同一家公司两次报会得到不同结果,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除了发行人通过自身努力达到证券发行标准外,是否还可能存在两次上会通过的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发生呢?或者,至少说明我国现行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是存在问题和缺陷的。

因此,我们必须将标准具体化、规范化,我们还要更多地去实习考察,了解投资者的心声,以减少或者杜绝这种严重的行为。

二、我国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转变

《证券法》的修改虽然被去年的股市风波影响,延后进行,但是证券发行的注册制似乎已经提上日程。注册制话语下,证监会不再对证券的发行进行实质条件上的审核,证券发行人只需要以公开发行说明书为前提,公布内容为主要核心,将相关一系列资料公示并向相关机构提交注册申请,并自己对自己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保证没有虚假陈述、没有误导消费者的虚假陈述以及没有遗漏信息,主管机关只做形式上的审查。证券发行的注册制,是基于相信证券市场投资者的理性行动,相信证券市场可以通过市场的自身调节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投资者而言,失去了政府为其把关的依赖,一方面可能导致入市的证券参差不齐,但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养投资者的成熟的投资心理和投资经验,避免投资者将投资风险转嫁于政府,有利于市场的长远发展。

对于证券市场而言,审核制的情况下,排除了质量不好的证券,降低了市场动荡的概率,但同时增加了政府寻租的可能,这也会在另一个层面造成市场秩序的紊乱。而如果实行了注册制的化,注册制将会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一切风险与责任由证券市场自由承担,充分发挥“看不见手”的作用,更利于证券市场的自由发展,更有机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这个方面来说,审核制度是将市场的风险转嫁给了证监会,而证监会权力的膨胀又给市场带来了风险,因此审核制并不是一项具有长远发展意义的制度。

综上,以去年的股市大幅度动荡为例,我国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缺陷已经越来越明显的在市场中显现出来,从长远角度出发,完善审核制度的意义已经不大,制度的完善也许能解决短期内的问题,但结构设计的不合理导致不断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正是如此。因此,不如采用注册制,充分放开市场活力,让证券活动回归市场调制,让证券投资者在市场作用下成长。

参考文献

[1]谢增毅.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全球考察:困境与出路[J].商事法论集,2006(02).

[2]李东方.证券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35.

[3]黄冠颖.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制度国际比较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07.

取消通道制深化发行制度改革 篇3

《实施意见》指出，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考试招生制度不断改进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试招生体系，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一制度总体上符合国情，权威性、公平性社会认可，但也存在一些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主要是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加分造假、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实施意见》提出，要拓宽社会成员终身学习通道。扩大社会成员接受多样化教育机会，中等职业学校可实行注册入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实行弹性学制、宽进严出。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参加考试提供服务。探索建立多种形式学习成果的认定转换制度，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实现多种学习渠道、学习方式、学习过程的相互衔接，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2015年研究出台学分互认和转换的意见。

《实施意见》指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统筹规划、试点先行、分步实施、有序推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配套文件。各省（区、市）要结合实际制订本地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充分考虑教育的周期性，提前公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给考生和社会以明确、稳定的预期。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