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不应该取消信访制度（精选10篇）
应不应该取消信访制度 篇1
当代中国不应该取消信访制度
近年来，由于国家政治的不断发展，信访制度的存废问题引起了众人的讨论以及领导的关注。鉴于现实中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部分一线工作的人员甚至提出应当撤销信访局(办)，取消中国信访制度。其理由是：倾全市之力解决的信访问题还不如新冒出来的问题多，导致信访案件越来越多，信访局的基本功能已然丧失。
这一话题引起了我们反方的深思，对信访机构的存废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思考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信访体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还没有一个可以替代它的机制，因此，在中国当前政治体制下，信访机构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应当加强。
理由如下：
1、我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新问题层出不穷，法律商未完善，依靠法律不能够解决全部问题。所以，信访制度从某一层面说给了普通百姓获取救济，反映问题的渠道。虽说近年来救济渠道堵塞，矛盾积累。大量的群众上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如今信访制度所存在的缺陷就轻易地将其取消，而是应该考虑：如何改进，以此维护社会和谐。
2、国民的素质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解决问题的途径倾向于信访渠道。非城市居民的文化水平往往较低，他们有时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实际生活中产生的矛盾，但信访制度给他们提供了向领导求助的机会，虽说，有人会就此质疑质疑：是不是信访制度的存在会因此使得人们更习惯于上访而不是上法院,找领导而不是找代表。但我们反方认为：若是信访接待更加专业化，完全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帮助前来上访的困难民众。
3、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的信访制度是法律、司法以外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为我国的稳定起到了极大的稳压器的作用。目前全国各地都十分重视信访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好的经验，这些经验经过商讨和总结，或许能够完善当今中国的法律。
鉴于以上三点，我们反方认为：信访制度只能逐步完善，不可能取消。
应不应该取消信访制度 篇2
高考保送生制度，是指由普通高中推荐综合素质优异、具有学科特长的学生，经高校考核同意，免予参加高考的高校招生制度。高考保送生制度的推出，对减少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不拘一格选人才”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保送生制度对特殊人群的关照，也有兼顾社会公平的考量。但是，保送生制度，在历史和社会现实环境的变迁之下，已经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或者转向的时候了。
在执行的过程中，高考保送生制度问题频出，一是“推良不推优”甚至“推劣”不推“良”，沦为少数重点中学提高“名校升学率”的工具;二是走后门、拉关系、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现象越来越严重，成为社会腐败的一个灾区;三是农村和城市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保送生制度成为拉大教育鸿沟的工具;四是部分高校已不再完全信任“保送”，开始“加试”检测保送生的质量，已经使保送生制度“名存实亡”。
随着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扩大与深入，保送录取已经完全可以被自主招生取代了。纵观保送生政策的适用对象，主要是三大类，一是获得过省级及以上优秀学生荣誉称号的;二是有特殊学科专长的，比如外语小语种考生、获得学科竞赛大奖的;三是弥补社会公平给予政策照顾的，如优秀退役运动员、公安英烈子女等。综合优秀的，可适用自主招生的“校长推荐”;有学科特长的，可适用自主招生的“自主录取”;需要政策照顾的，可适用自主招生的“破格录取”。
从保送生制度对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由于只是不需要参加高考，高校并不采用提前的个性化培养，其意义只是提前释放“应试”的压力而已。对那些品学兼优的保送生，他们根本就不惧怕高考的压力，而参加这样一次压力巨大的考试，对他们的成长本身也是有益无害的。保送生对“学科特长生”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异化了，所谓的“学科特长生”，多数不是具有某学科特别的培养发展潜能，而是异化为急功近利的单科应试，不仅起不到应有作用，反而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应不应该取消信访制度 篇3
说实话，我觉得取消班干部制度不现实，而且会让人有因噎废食的感觉，但班干部制度中的弊端也显而易见。正方辩手集中火力分析，抨击了种种弊端。路思成同学思路清晰，总一分一总的论证方式和条分缕析、层层递进的结构在所有小辩手中很出挑。而不赞成取消班干部制度的反方阵营也不示弱，几位同学不但说出了反对的理由，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中陈进一同学还借用史实做论据，很有说服力，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可行性，因此典子想把这期的“最佳辩手”称号授予他，他将获得精品漫画书《基因山小伯爵》一套、样刊及稿费。其他五位同学都将获得稿费和样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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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材料
我国从小学起就有班干部制度，班干部分工明确、各负其责。班干部一般由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担任，帮助老师管理班级事务。因为班干部拥有一定的管理权，有时还是老师的代理人，“管理”同学的时候难免颐指气使，有的还向老师打小报告，有什么好事似乎也是他们先有份儿。同学们一方面对班干部“爱管人”很烦，一方面又希望成为“权力阶层”中的一员。面对这种状况，有人就提出取消班干部制度，让学生平等相处，自我约束：但也有人反对，认为班干部制度在管理学生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方：(310018)浙江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海实验学校704班 路思成
我认为，班干部制度存在许多弊端。
一、班干部象征着权力但不具备老师的权威，可能会令有些同学心理不平衡，不服管，甚至与班干部对着干。
二、有的同学担任“班长”、“中队长”，却徒有其名，只顾自己学习，也起不到表率作用。“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有可无，不如不要。
三、老师都比较偏爱班干部，使得他们有机会获得校级和更高级别的荣誉，在参与各类竞赛活动时也有优先权。如果遇到责任心不强的班干部，即使给了他们增长见识的机会，他们也不一定会努力争取荣誉，反而浪费了“资源”。这对于没有当班干部的优秀学生来说，不公平。
四、班干部制度是成人社会“地位”与“权力”的微缩版。中小学生的心灵美好纯洁，不宜让他们过早接触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所以，班干部制度应该取消!
指导老师：魏爱华
反方：(350500)福建连江县启明中学初二(3)班 陈进一
我认为不应该取消班干部制度。许多同学或许认为设置班干部是不公平的，班干部拥有“权力”，深得老师的宠信。我自己也不喜欢班干部，但不容否定的是，有些人之所以能当班干部，是因为他们的确有过人之处，能管理好班级，成为老师的左膀右臂。
让我们参考一下历史。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生性多疑，于洪武十三年取消中书省废除丞相后，自己直接处理六部和大小衙门送上来的各种公文，即使压缩吃饭睡觉的时间，效率仍没有多大提高。时间长了根本吃不消。朱元璋之后的明朝皇帝都深受其苦，直到明仁宗时调整了内阁的职权，皇帝的压力才有所缓解。不少人认为，明朝皇帝长寿的并不多，主要是因为工作太辛苦，工作时间太长。
同样，一个班那么多人，班干部对老师的重要性就好比中书省或内阁对皇帝的重要性。没有班干部，老师会很辛苦。如果老师事必躬亲，时间长了必然会有损健康。所以，班干部是肯定需要的，但谁来当、怎么选、任期多长、如何考核，是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指导老师：谢云林
正方：(523750)广东东莞市黄江中学初一(6)班 梁爽
我认为，班干部制度应该取消。
在很多学校里，班干部几乎承担了班级中的所有大小事务，有时候需要像老师一样管理同学。如果言语过激或分寸拿捏得不好，就会引起同学的不满：“不作为”又会被老师批评。班干部犹如一块夹心饼干，在开展工作时既要考虑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又要考虑老师对自己的评价，真是左右为难。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往往比较叛逆，如果同学只是不理解不支持你的工作也还罢了。若是被故意找碴儿或讽刺挖苦，那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班干部的心理压力真挺大的，如果因为当“夹心饼干”而不能快乐成长，太不值得：若是一片真心为班级奉献还遭白眼，这样的工作有何意义呢?
所以我建议取消班干部制度，还所有孩子一个没有心理负担的成长期，让所有孩子都能平等相处、健康成长!
指导老师：陈妙娥
反方：(350400)福建平潭县荷花庄143号 李文琪
班级就像一个大家庭，老师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家长”，班干部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协助老师一起照看“小弟弟”、“小妹妹”。“小弟弟”、“小妹妹”一般都比较淘气，如果没有“大哥哥”、“大姐姐”的照看，这么大的一个家庭只靠老师一个“家长”，怎么管理得过来呢?所以班干部是老师必不可少的助手。
如果真的发生了“大哥哥”、“大姐姐”欺负“小弟弟”、“小妹妹”的事，“小弟弟”、“小妹妹”也可以向“家长”反映申诉啊。我们还可以在选举班干部的方式上做适当的调整，比如让同学们自己推荐认为可以胜任某一班干部职位的同学，或者让有能力的同学毛遂自荐，最后由大家共同投票决定。我们班现在就是这样做的，班干部是大家选出来为班级服务的，服务得不好大家还有权利把他淘汰掉。这样，既公平公正又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所以，我反对取消班干部制度。
正方：(350500)福建连江县启明中学初二(3)班 陈威霖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推行一种“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理念，而班干部制度有可能会使一些没被选上的同学产生自卑心理。若老是落选，对他们的热情与积极性的打击可想而知。
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并不重在选拔尖子生，而在于普及基本知识，重在“全体”、“人人”。另外，班干部几乎都是学习好的学生，老师天天表扬班干部这个好那个好，这里好那里好，我们这些没当上班干部的就好像被打入冷宫，提都不会被提一下。久而久之，有可能使一些同学遇到集体活动缺乏主动性，不想参与，不愿担当。
另外，一些人一当上班干部后就端起架子伤同学自尊。比如发英语报纸，好几个人都领了，我也去拿，英语组长却虎着脸，爱理不理的，让我觉得很受伤。所以，我认为应取消班干部制度，让大家平等成长。不应让班干部头顶“光环”接受“膜拜”。
指导老师：谢云林
反方：(456761)河南淇县高村镇实验中学初一(5)班 王文卓
我认为班干部制度不应被取消，因为班干部在班级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每当自习课出现有人说话、打闹等违反纪律的事情，班干部出面制止效果很好。
有一次自习课老师不在，教室里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声越来越大。我忍不住大喊一声：“别吵了!”可根本没人理，教室里还是乱哄哄的。这时，班干部出面了，批评了几个正在说话的同学，教室里才慢慢安静下来。
当然，有些淘气的同学认为不公平，觉得如果不取消班干部制度就要每天受班干部的气，还怕班干部向老师打小报告。但如果你不做违反纪律的事、没有做错事，这些担忧根本就是多余的。我倒觉得，班干部制度对于激励学习、促进自我约束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呢。何况班干部是老师的小助手，有了班干部帮助管理班级，老师才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教学上，对我们的学习大有好处。所以，我坚决反对取消班干部制度。
应不应该取消信访制度 篇4
2013年11月12日 08:47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杨涛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矛盾化解前置，避免更多矛盾涌入信访部门的中国信访制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记者近日从权威部门获悉，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有关部门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
取消信访排名，在今年年初就露出端倪，自今年3月开始，许多地方都没有收到国家信访局关于各省(市、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的排名表。而有些地方走得更前，如长沙市早已经不再进行信访考核与排名，并要求各地信访部门不要进行截访。如今，媒体报道的消息是对“取消信访排名”的进一步证实，但是，不应仅仅停留在“取消信访排名”本身对于推进公平正义的意义，而应以此为契机，大力促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促进审判独立，则影响将是深远的。
“信访排名”制定的初衷在于督促地方政府及时将矛盾解决在当地，避免民众告状无门，采取过激的方式甚至是扰乱社会秩序的方式进行上访。但是，这种排名表甫一运行，立刻就被异化，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避免排名落后，他们并不是解决上访人提出的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上访人。于是乎，截访、拦访，甚至“黑监狱”都出来，在旧的矛盾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矛盾，“信访排名”在实践执行已经越来越偏离其初衷，反而积聚了更大的民怨，因此，国家取消“信访排名”，让地方政府更关注于解决上访人的实际问题，可谓顺应了民心。但是，取消了“信访排名”，虽然可以解决截访的问题，但并不必然能消除上访人提出的种种问题。上访人集中问题，举凡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社保、环境保护、城市管理、教育卫生，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涉法涉诉问题，这些问题要么就是被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指令法院不得受理，无法在司法框架上解决，要么就是在司法审判中，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干涉，无法在司法审判中获得公平正义。而地方政府之所以要干涉司法，就在于这些问题或是涉及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或是涉及官员本人个人私利，他们并不希望在法治的框架内公正地解决。司法无法解决这些上访人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就会溢出司法领域，以上访的形式出现，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只有依法确保司法机关能独立受理案件，中立且公正地审判案件，排除地方党政官员的干扰，才能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而不至于让这些问题溢出到社会，成为信访问题。所以，在取消“信访排名”的同时，就必须要下大力气改革司法体制，避免司法机关地方化和行政化，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司法回归为中央权力，实行司法垂直化管理，将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由中央一条线管理，上级法院在人财物上管理下级司法机关，防范司法受到不当干扰，确保审判独立，而地方人大则加强对地方司法机关的监督，通过人事任免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方式，避免司法腐败。
取消了“信访排名”，也给促进审判独立带来了契机。一方面，取消了“信访排名”，信访本身并不成为民众解决问题的最主要办法，民众对于司法的期望更高了，他们更期盼司法能成为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另一方面，取消了“信访排名”，地方政府肩上的压力减轻了，那么，我们更有理由要防范他们干涉司法，让司法成为信访的泄洪口。事实上，今年以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强调“.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机制”，审判独立也成为司法者本身的共识。
我国应该取消计划生育政策new 篇5
谢谢主席，对方辩友，大家好。我方认为，我国应该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从1981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所占人口比例开始上升为始，到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为止，我国用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过程。而同样的过程，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80年，瑞士则用了85年。而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老龄化问题还有可能进一步加深。2020年我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2050年则是彻底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大多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支撑，可以说，大量质优价廉的劳动力是我国良好经济形势的脊梁。这根脊梁一旦崩溃，中国不再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维持劳动密集型产业运行，中国经济就会丧失巨大的人口红利。同时，老龄化社会的购买力比正常社会更为低下，这会造成我国经济面临低需求，少生产，发展缓慢的局面，其后果势必不堪设想。
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我国的产业结构却尚未完成转型，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另一方面，我国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都没有完善，直到2010年，我国的社保覆盖率还远远没有达到上述发达国家的水平，占据中国总人口一半的农民依然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而这点社会保障在经济崩盘的情况下也会难以为继。届时，我国将无法再负担那时会占总人口约四成的老人，这会使已经因为经济衰退而动荡不安的局势雪上加霜。
我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2年将计划生育写入基本国策，30年来，这条政策为中国少生了2.5亿人口。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08年，每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在1.3-1.35之间，远远低于世代更替的标准水平2.1。
我方计划在中国取消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中统吧也许的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率约为1.8，预计，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后，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达到这个水平。这将减轻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人口急速老龄化的问题，而我国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内逐渐完善社保制度，同时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来应付老龄化的挑战。
我方认为，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我国人口数量的一定增加，但是本方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不管是粮食还是资源事实上都可以以进口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一旦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复存在，中国极有可能像如今的日本一样面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日本的经济衰退尚有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挽回局面，而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的中国，这样的经济衰退必然会使这个社会动荡而不安。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应该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开放二胎？
应不应该取消信访制度 篇6
计划生育作为原计划执行30年的国家政策如今已经过了预计使用期，故今天的辩题应运而生。开宗明义，中国大陆：指除港、澳、台之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领土。
计划生育：指中国大陆实行的政府控制一对普通夫妇只能生育一胎的制度。
取消：指使原有规定无效。应该是指价值最大化的选择，即是情理上必须选择，操作上实际可行。
我将从需求，现实和操作三个层面论证我方观点。
从需求性而言，计划生育已经不符合当下国情的需要。计划生育一味的控制人口使得创造财富的劳动力日益减少，享受财富的人口数相对逐年增加。如果再继续生一胎势必会令人口年龄结构向倒三角转变，社会财富积累必将逐渐减少直至负债。另外，只能生一个的政策使得很多家庭都会选择生男孩。许多女胎就无缘来到这个世界，严重加剧了社会男女比例的失调。所以于理而言取消计划生育已经是新时代的新要求。
从现实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不可调和的社会问题。现在的独生子女许多人以自我为中心，亲情感降低。每一个年轻人要负担6个老人，过重的负担迫使年轻终日忙于生计。不但自己心身疲惫，更无法常常陪在每个老人身边承欢膝下。不但如此，计划生政策因本身强制只生一胎的政策，使得执行过程有悖人性，节育、流产、结扎、上环种种情况让人身心俱损。所以于情而言取消生育计划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从操作而言，取消计划生育具有可行性。根据人口学原理，社会越进步，人们就会考虑养孩子的成本和社会责任，生育愿望就越低。所以取消计划生育肯定不会造成人口剧增。纵观其他国家的生育政策，相关机构会根据不同家庭的情况提供生育子女数目的建议。比起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计划生育更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下二胎政策的试点执行，就是计划生育正在对部分人和地区进行取消啊。
应不应该取消信访制度 篇7
与此同时，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与上述观念紧密相连的又一个问题：参观国有博物馆“不许拍照”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各种档次、级别的国有博物馆，几乎都有明确的规定：“参观者未经允许，不准拍照！”
毫无疑问，任何单位都有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适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规章制度。但是，任何单位的具体规章制度都必须在服从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都不得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违背。博物馆也不能例外。笔者大学文科毕业，教了一辈子“政治课”，对我国的基本法律、公共法律还是知道一些。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博物馆不准普通参观者对藏品拍照的法律依据在何处！
国有博物馆意味着博物馆是国家所有的，博物馆的一切设施和藏品的收集、整理、保管、维护、展示，以及劳务成本、运作成本等都是国家投资的，说到底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花钱买门票参观属于国家的、全民的古代艺术品，不准拍照，很难使人接受博物馆是“国有”性质的，是符合宪法第二十二条关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法律精神的。
向社会展示属于国家即全民的古代艺术品是国有博物馆的重要职能之一。通过这一职能的履行，既有利于普及古代文明知识，提高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增强爱国情感，也为所有有志于古代文明历史研究的业外人士提供了方便。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所以，国有博物馆“不许拍照”的霸王规定实在有违宪法精神。
也許国有博物馆“不许拍照”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藏品造假。这理由实际上是不成立的。许多国有博物馆不是早就在仿制藏品并将仿制品当工艺品对外出售了吗？何况，到博物馆参观的人中企图通过拍照摹拟、复制馆内藏品的毕竟是极个别的。
也许国有博物馆规定“不许拍照”，是出于保护文物展品的需要，因为拍摄时闪光会对某些文物造成损害。如果是这样，那就让展厅的采光尽可能好一些，规定拍照时不能闪光不就行了吗？
坦率地说，由于我国博物馆事业相对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比较落后，不少博物馆展厅的光线不利于参观者鉴赏藏品，藏品的对外公开展示功能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许许多多的古代艺术品爱好者没有机会看到更多的真正的古代艺术品特别是古代艺术珍品，从而在收藏实践中上当受骗，付出惨痛代价，国有博物馆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
商品房预售制度是否取消 篇8
需要注意的是，商品房预售制试点作为一项新制度如果在未来推广，必将成为一把双刃剑。新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谁最不乐意了?
承建商资金链将吃紧
据了解，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创始人”是霍英东先生。1953年，霍英东提出“预售楼花”，并提倡分期付款。这一制度随后由香港传入内地，经过不断发展，终成今日普遍采用的一种售楼方式。
商品房预售制度发明的初衷是为了减轻房企的资金压力，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对于开发商来说是一大利空，意味着失去了一个融资渠道，增加开发商的融资压力。
现售制度的出现，势必将提高房地产行业的进入门槛，深圳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研究总监徐枫认为，现售制度出现将带来中小开发商的淘汰，不能适应未来发展，被整合和并购。
随着房地产准入门槛的提升，房地产将出现强者愈强的局面，这是房地产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表示，随着开发商的优胜劣汰，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多元化融资方式筹集资金，融资渠道多元化。
徐枫表示，中国房地产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大量的资金是建筑厂商垫资，取消预售制度可能出现开发商将资金压力进一步转嫁到建筑厂商的情况，建筑商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如果相关质检部门对于商品房检验的体系还按照现有的做法执行的话，不排除未来偷工减料的情况出现。
土地财政更吃紧?
取消预售制度是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于房地产充分竞争的城市，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强。对于库存严重积压的三、四线城市来说，已被迫销售现房，取消预售制度的影响并不大。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院彭澎认为，推广商品房现售制度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于调控制度以及三、四线去库存有好处。实行商品房现售，开发商在原本库存高企的三、四线城市拿地积极性受挫，从土地开始抑制商品房供给，减少供应。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商品房现房销售制度将延长开发商的周转周期，减缓项目入市。
徐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提到，现房销售的首付比例存在降低的`可能，首付比例本身是对房地产预售阶段的价值评估，现售制度下现房的估值与在预售阶段下估值不一样，首付款比例或降低。
开发商门槛提高，购房者入市门槛降低，释放一部分购房需求也对去库存存在利好。
另外，彭澎提到，一些库存压力较大的城市推广商品房现售或存在阻力，其中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
从土地招拍挂阶段开启商品房现售，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土地市场的竞争压力，一些实力和资金能力较弱的开发商被拒之门外，未来土地溢价将有不同幅度的降低，对于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来说存在一定利空。
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和城市建设资金的不足，以土地转让获得直接收益和土地融资带来间接收益的行为，被称作土地财政。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得到了好处，同时也增强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徐枫表示，在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财政所占比例不高，例如深圳，土地收入对政府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但对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来说，现售制度需要经历一个微妙的博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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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制度起源于香港，且有相关法律规定
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购房者，由购房者预先支付定金或房款，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房地产开发的门槛。这个制度最早出现在香港，于上世纪80年代末传入深圳，此后在内地陆续开花。
1994年，中国内地出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正式建立预售许可制度。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商品房预售比例普遍在80%以上。
显然，预售制度有其存在的历史性和合理性。
预售证的目的：为开发商也为购房者
大部分的媒体报道中对预售制度的解读均体现在开发商身上，认为这必然是降低了开发商资金门槛，加速了开发商建设中的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率。这显然是一部分，而且这确实是政府在引进此政策在开发商品房初期，鼓励开发商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初衷。
但是预售证制度的实施更是为了购房者。有个别的读者可能又要跺脚骂人了，但是睁开眼睛理性的看看你身边的房地产项目，现房销售什么价格，期房销售什么价格，期房价格是不是远远低于现房价格。预售证制度的出现让购房者可以在期房期间购买商品房，并在6-12个月之后的获得现房。用6-12个月时间，少付10万块，为什么不呢。
预售证对房价的影响
1.预售制度让项目自身价格呈现由低往高走的趋势
预售制度让项目在定价上考虑期房和现房的区别，有一个价格落差，随着园区的成熟和建筑的完工，价格也随之上涨，项目前期购房者变成第一批的项目价格受益者。
1.预售制度拉低了市场整体房价水平
前面说到预售制度让房地产项目价格由低往高走，那么就不难理解市场上房地产项目一方面为了体现价格竞争力，一方面为了快速实现项目回款，90%的项目均会考虑在预售制度下来后马上入市销售。如此一来，整体市场上房价水平就是期房的房价水平，期房的房价显然低于现房房价，间接的拉低了市场上实际房源价值的整体房价水平。
如果预售制度取消了，将造成哪些影响
1.房价最少暴涨20%
预售制度取消之后，开发商的资金要求更高，且长时间的开发让银行利息成本加大，这作为开发成本的一部分必将平摊到房价，房价必然上涨;且由原先的期房销售变成现房销售，房价也将上涨，两大因素导致市场房价水平最少上涨20%。
2、开发商销售热情减退
如果预售制度取消，那么开发商将在建设开发完房源之后才能进行销售，那么就非常容易出现一个现象，定价太高销售困难，开发商仍然没有销售热情。因为开发完毕后无资金压力，现房在售无所谓何时销售完成，均不影响本项目的投资回报收益，导致开发商现场销售热情减退，长期控盘，造成社会资源浪费。
把房价上涨的原因落到预售制度上是不公平的，同样的房源，房源的价值是体现在现场上还是期房上，显然是现房。那么如果没有预售制度了，你购买的房源那就是现房，必然是现房的价格，价格必然是比现在期房的价格贵的，预售制度的出现恰恰是把房价给降低了。
应不应该取消信访制度 篇9
谢谢主席，对方辩友好，大家好！节假日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利用这个时间去休闲，放松，团聚。所以，如何放假成了民众关注的热点。今天我们讨论的辩题就是当今中国是否应当取消节假日调休制度。首先让我们先明确下定义，节假日调休制度是指全体公民的节日假期通过调整双休日来集中休假。我方的观点是，节假日调休制度不应该取消。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我方观点。
第一，从人性化角度出发，节假日调休制度更方便人们的生活。集中休假的方式既减少了人们来回奔波之苦，又有利于人们更加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假期计划。如果假期分开来放，在时间较短的假期中，即使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想法，考虑到时间，也许我们的假期就会在电视机和网络中度过。但是当我们集中休假，一天的假期成了三天，我们真的可以在充足的假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用急急忙忙，担心明天的工作。所以，节假日调休给居民出行，购物，休闲等提供了便利。
第二，从经济学角度出发，集中休假延长人的休假时间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充分考虑国民旅游的需求，符合节假日安排的规则。而且，小假期能使旅游景点的人流分散。其次，集中休假能尽可能减少节假日期间生产力的损失，减少了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冲击，更有利于企业安排生产。再其次，集中休假鼓励国民消费，由其引起的集中消费的行为带动了市场，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种系统经济模式。假期经济有利于启动市场，拉动内需，增强经济活力，假期经济有效地带动了旅游业，餐饮业，商品，零售业的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三，节假日调休制度有利于弘扬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支持统一假期，这样家人和朋友才有更多的机会聚在一起，在外工作的人才能在节假日会回家。在重阳节，中秋节，清明节等传统文化节日，我们应该回家，无论是团圆赏月，还是缅怀先人，和家人在一起，我们才能感受到浓郁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如果不调休，一天的节日假期，对于外地工作的人怎么能回家团聚呢！集中休假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才是节日假期真正的意义。
应不应该取消信访制度 篇10
日前，教育部“阳光高考”网公示的数据显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拟录取的保送生占本科招生计划的10%以上，中国科技大学更是超过20%。
有人认为高考保送生制度可以弥补高考人才选拔的弊端;也有人认为高考保送生制度造成了教育不公平现象，应该取消;还有过来人说，高考经历是人生的一场实战，无论得失都是宝贵的经验财富。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对全国31个省(区、市)11886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6.9%的人关注高考保送生制度。54.3%的人认为保送生制度本身挺好，但在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难以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
44.4%的人认为保优已异化为“保权”或“保钱”
山东肥城市民杜安新，一直非常关注有关高考的优惠政策，因为儿子马上要升高三了。“关于保送生制度，我专门去咨询过老师。老师直接告诉我，学校没有保送资格。后来我才知道，普通中学和农村中学基本都没有保送名额，不少家长和学生都没听说过有保送生这回事。我的孩子连竞争机会都没有，这太不公平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一学生鲁晋回忆，高三时，班上前几名的学生都没有享受到各种高考优惠政策，相反都是考一本都吃力的学生，去参加了自主招生考试或者有校长推荐资格。“我当时觉得挺奇怪，为什么好学生反而没有资格?后来成绩出来，我才明白，学校看的是升学率和升名校率。”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郑若玲告诉记者，现在的保送生制度跟21世纪之前的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招生规模大大缩小，二是标准和门槛大大提高，标准越来越刚性。从保送生制度制定的出发点来说，是想让一些优秀的学生提前摆脱高考的重压，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升学渠道。但由于保送生实行不久即出现了很多负面事件，并且生源很多都来自优势家庭，从这个角度来讲，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保送生制度的公平性。
你怎么看目前的高考保送生制度?调查中，54.3%的人表示制度本身挺好，但在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难以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44.4%的人认为保优已经异化为“保权”或“保钱”;39.7%的人表示保送生信息未向社会公开;39.4%的人指出评审执行程序不透明;26.3%的人认为一些中学为追求升学率，保良不保优;24.5%的人指出考查方向单一，无法考查学生真正能力。也有24.0%的人认为可以弥补高考人才选拔的弊端。
41.5%的人赞成取消高考保送生制度
郑若玲表示，既然要提倡高考的多元多样化，保送生制度可以作为一条渠道。但是，我国是人情社会，很难保证保送生制度为人情和权钱所干扰，所以关键是加强监管，制度上要透明公开。将制度置于阳光下，腐败就难有藏身之地了。
高考保送生制度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调查中，60.9%的人建议增加保送过程的透明性，52.2%的人认为应完善社会监督和举报制度，48.1%的人认为应完善保送程序，41.7%的人认为政府应加强监管。此外，37.2%的人表示要加大对违规者的惩罚，33.6%的人指出应向农村学生适当倾斜，33.1%的人希望完善保送生指标体系。
近年来，也有不少优秀考生放弃保送机会，选择参加高考。“对我来说，高考是一个宝贵的经历。回头想想，跟同学一块儿奋斗的日子特别美好。高三虽然苦，但是磨练人的意志，高考更能提高我的抗压能力。这些都是人生宝贵的财富。”鲁晋说，即使有保送资格，也应该参加一下高考，因为高考给人的收获，绝不仅仅是一张通知书。
有人说，真正优秀的学生即使不保送，在高考中也会脱颖而出。调查中，58.1%的人对此表示认同。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教授认为，保送生、自主招生等方式，针对的是高考“一刀切”的弊病，给高校一定自主权来选拔更适合自己学校目标的学生。这些学生可能是在某些方面具有特长，也可能是创新能力更强，是招生选拔更加多样性的体现。“不能指望用保送、自主招生等招生方式来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
郑若玲也表示，一个制度很难保障又公平公正又科学有效。对于保送生制度来说，便常常处于要公平还是要效率的两难境地。
调查中，41.5%的人赞成取消高考保送生制度，20.2%的人反对取消，38.3%的人表示“不好说”。
“高考改革首先要讲的，恐怕还是公平”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赵振宇教授认为，高考录取讲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对于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生来说，在基础教育阶段享受了较少、较差的教育资源。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教育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却要他们在高考中同场竞技、一决高下，以分数论英雄，其结果怎么可能是公平的?
有些高考的改革，可以借鉴台湾的做法。台湾有类似于我们的校长实名推荐制的`举措，叫“繁星推荐”。因为台湾也有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为了照顾偏远地区的孩子，他们有这样一个措施：如果一个学校连续3年没有学生被明星大学录取，校长就可以推荐一到两名学生去参加明星大学的入学选拔竞争。这就照顾了偏远乡村的孩子，虽然推荐了不一定录取，但至少有竞争的机会。“我们是否也可以考虑面向西部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落后地区的孩子也享有平等的机会?”
史静寰说，今年，全国高校针对贫困地区提供了1万个招生名额，以保证那里的孩子有更多机会进入高校。“提高教育质量是改善教育公平最现实的途径，应弥补城乡学校之间的差距，避免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
“高考改革难度很大，因为高考实际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事关教育全局，牵涉到中学、大学和千家万户的根本利益。”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高考表面上是一个考试，实际上关系到社会分工和将来的社会结构，是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在考场上的集中体现。高考改革遇到的两难问题，是社会本身存在的。现在大家说高考问题，其实都是社会问题。
刘海峰表示，改革的速度和火候一定要掌握好，不能推进太快。现在社会各方面对高考改革的看法各不相同，其中很多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事情。“讲多样性有道理，也有必要，但高考改革首先要讲的，恐怕还是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