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信访制度

取消信访制度（共12篇）

取消信访制度 篇1

据报道，2005年起实行的“信访排名”制度近期将取消，有关部门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信访是宪法所保障的一项权利，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完善信访制度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信访排名”初衷是敦促地方政府严肃处理信访反映的问题。由于操作上唯有量化成一个指标，并与政绩考核挂钩，才可成为一项“变量”进而影响地方官员的公共议程。然而，“信访排名”正值社会转型矛盾喷发之时，旧问题还没来得及妥善处理，新的信访问题又接踵而至，这导致地方官员无论如何勤勉地“严肃处理”，也可能在“信访排名”中被负面评价。因此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采取“拦访”、“截访”，甚至设“黑监狱”、雇“黑保安”，通过“搞公关、抹数字”，以求在“排名”中不被或少被负面评价。

“信访排名”带来的巨大压力，也有可能被访民所利用，以“保证不上访”作为一项谈判筹码，以“威胁上访”实现更大的私人目的。这使“信访排名”不但不能“息访”，还诱发更多的上访、缠访、久访，甚至是群体性上访。这就是公共管理学上所称的“两难困境”。

取消“信访排名”，并不违反2005年颁布的新《信访条例》中赋予上级信访部门对下级政府部门的管理权，条例规定的“通报权”，将严格按“点对点”的方式执行。“点对点”的通报及协助解决问题，比起“全国性排名”所带有的“一票否决”，更能释缓地方上的压力，促使他们集中更多精力处理信访，就地消化矛盾。

此次“信访排名”改革意义虽然重大，有媒体甚至把它与取消劳教制度的意义相提并论，然而，“信访排名”仅仅是绩效考核体系中一个管理制度，与实体意义上的信访权尚无直接的关联。保障实体权利之路，唯有与之相契合的程序法才可行，而目前4000字的《信访条例》，性质上仍是行政管理法，而非针对信访权的程序法。下一步信访改革，方向应在建立“信访程序法”上，强调当地信访接待部门的“原始管辖权”，并由此按“三访终审”，从制度上杜绝缠访久访，经三级连续的信访部门以听证等正当程序处理过的，除非有新诉求和新证据，不再受理，是为终审。

比起司法诉讼，信访是低成本、高效率的维权途径，但在公信力及权威方面远不及前者。

实践证明，信访工作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项特有制度。我们有能高效化解矛盾于初发的“枫桥经验”，有颇为成功的“老娘舅”调解等方式。只要敢于制度创新，真正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信访工作对保障群众权利将发挥更有效作用。▲(作者是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取消信访制度 篇2

近年来,大众对高考加分质疑较多,但对于保送生“水分”质疑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认为保送生就非常干净,只是媒体报道得少些罢了。长春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考试疑为“拼爹游戏”,只是让这种不公正现象露出冰山一角。

虽然不同省份的保送生政策略有区别,但多数地方对保送生的硬件要求都差不多,比如必须是省级优秀学生、高中阶段在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级以上赛区中获得奖项等等。大致来讲,保送生应当一贯是好学生,而不能是差生,更不应当是成绩一贯垫底、突然拔尖的学生。

在我的印象中,保送生似乎是不必经过考试选拔,不知道长春外国语学校为何考试选拔保送生,这与保送生制度的初衷有些相违。保送生政策的初衷,是鼓励一些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中学生能脱颖而出,体现学校对好学生的自主评价,也是克服应试教育弊病的方式。如果保送生还要经过考试选拔,那还不如让他们直接参加高考得了,何必多此一举?

不知道这个保送生选拔考试是今年才开始,还是一贯如此。不过,如果让考试成绩垫底的学生获得保送资格,这个考试不免令人疑云重重。据说对于保送生有一条公开的秘密:教职工子弟优先。长春外国语学校似乎就让教育系统人员子女获得保送资格。看来潜规则真的存在?

保送生都无需参加高考即可进入大学就读,这在人情社会里,很容易沦为不正当竞争的对象。从前,对省级优秀学生的评选就有人质疑容易受到人情和权钱因素的影响,现在更让“拼爹游戏”得到证实,可见保送生制度的公信力如何。

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去年曾调查显示,82.2%的人认为现在的保送生大多是“关系生”,仅有9.7%的人相信保送生是在某方面成绩突出的人;相信保送生是“品学兼优的尖子生”的不足5%;90.5%的人认为,在社会诚信和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高考保送生制度容易滋生腐败,超过82%的人赞同取消保送生制度。

大众的建议在目前的国情之下,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政策建议。保送生本身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考进好学校并不成问题,而保送生制度只不过是让这些学生提前放下包袱,不再参加考试而已,对他们来讲并无多大意义。既然取消保送生对好学生并无不利,还能杜绝保送生制度的弊病,那么,取消保送生制度就是一个多赢的政策建议,只会让社会更加公平公正,而受损的,不过是些“拼爹”的人。

取消信访排名还需健全法制 篇3

在对各地进行信访排名、通报情形下，部分地方政府为了避免“非正常上访”数字影响政绩，派人对上访人员进行截访，侵犯上访人员的信访权利。有些地方政府派人截访过程中，还屡屡发生殴打与非法拘禁上访人员事件，有的甚至造成上访人员死亡，严重侵犯相关上访人员的人身自由权与身体健康权。而如果能够取消信访排名、通报做法，地方政府也就不用担心“非正常上访”数字影响政绩，这样也就有利于减少截访现象发生，维护上访人员的信访权利及其他公民权利，并减少引发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事件的诱因。

不过，取消信访排名、通报做法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虽然取消信访排名、通报有利于减少截访现象发生，但是地方政府没有了压力与动力，其或许就会更加懈怠于解决群众碰到的问题。虽然据报道，中央有关部门拟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点对点通报机制，并通过信访约谈制度对地方工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上级就相关信访问题对下级进行监督的做法，实际上早已有之。至于“把矛盾化解在当地”，如果这一点各地都能切实做到的话，也就不会有群众会去上访了。正是由于不少矛盾在当地无法得到化解，才会催生群众上访求取问题得到解决的现象。

而换过一个角度看，通过信访制度解决群众碰到的问题，原本就是一种人治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信访制度实际上是法制不健全导致产生的产物。正是由于法制不够健全，群众权益遭到侵犯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得到维护，而才需要通过到上级上访求取问题得到解决。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法制真正是健全的，群众权益遭受侵犯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其也就用不着通过上访求取问题得到解决了，所谓的上访问题及其衍生的诸多乱象也就不复存在了。

考研：取消笔试不如完善制度 篇4

近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上，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认为，我国目前的研究生质量和自身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国外优秀大学相比，整个群体仍然存在差距，从长远来看，像高考一样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笔试)早晚要取消。

客观地讲，我国现行的研究生招生体制的确存在着诸多弊端，抑制了许多专业能力较强的学生的读研机会，单是今年质疑研究生招生体制的事件屡有发生，先有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愤然辞职，后有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公开罢招”。教授们宁可不当教授或不招研究生的.反常之举无疑显示了他们对当前研究生招生体制的非常不满。

然而，面对不满，教育主管部门不能简单地采取取消的做法来解决问题，殊不知，取消“考研”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不公平，甚至引发社会更大的不满。与对研究生招生体制的不满相比，人们更大的不满是教育腐败问题、教育不公平问题。不可否认，如果取消了研究生招生的考试制度，对于那些专业能力很强但公共课欠缺的学生而言，会显得较为公平。但相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这种公平只是一种“小公平”。我们应该看到，如果取消了“考研”，高校和教师的招生自主权就相应地扩大，教育腐败的机会、利用关系读研的机率也会随之增大。倘若如此，对于大多数没有关系的人而言，就会显得更加不公平。在我国曾经盛行一时的上大学推荐制度，其动机是好的，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却走了样，往往成为一部分人谋取子女升学的工具，因此规模一再缩小，而且即使被推荐也要参加高考，以防“掺水”。研究生招生的道理也是一样。

取消信访制度 篇5

高考的户籍制度该不该取消?这在全国“两会”上成为热门话题，很多教育界全国人大代表认为，高考户籍限制放开后，将出现大量“高考移民”，这将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广东省台盟副主任孔令人代表认为，非户籍考生可以在外地参加高考，需要从国家层面改革高招制度，至少应该对各省招生名额进行适当调整。 (3月4日《羊城晚报》)

外来工子女在城市读书，却不能在城市参加高考，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有的孩子甚至在求学地与户籍地都无法参加高考。对此，不少人把矛头指向刻板的户籍制度，批评高考户籍限制剥夺了孩子的高考权利。户口藩篱确实应该拆除，但是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户籍限制并非问题的根本。有报道说，十几个省市已经或正在取消城乡户籍差别，这无疑值得期待。但这主要说的是城乡二元制的差别，户口地域差异与户口附加值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招生总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外来工子女在求学地高考，就意味着当地考生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这对当地考生相对不公。

问题该如何求解呢?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有关教育公平的话题。虽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相对公平还是有的。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外地户籍考生在当地参加高考，对当地学生不公平。但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招生体制公平合理了，孩子到哪里参加高考都一样了，哪个孩子刻意去办高考移民，哪个地方又会拒绝孩子参加高考呢?

因此，我认为，考生的高考权利之所以游离在户籍制度之外，不能怪孩子家长移民，也不能把板子都打在户籍制度上，不公平的教育体制、招生体制才是问题的根源。

由于多种原因，各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生源数量与高等教育资源不对称的情况客观存在。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做好宏观调控，公平分配资源。但事实上，现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并不能体现公平。由于招生体制画地为牢，许多全国综合性大学越来越地方化，在办学所在地的招生比例高居不下，俨然形成了教育割据的局面。

不少有识之士为此进言献策，希望改革高考招生指标分配制度。去年“两会”期间，洪可柱代表就疾呼实行名校招生名额分配听证制度。刘中慧代表提出“关于全国重点大学招生公平性的建议”。前年中国政法大学先行一步，建立了按各省市的人口比例确定招生指标的制度。虽然改革措施还存在瑕疵，但在招生体制不公平的大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热气并没有融化招生地域差异的坚冰，目前还没有第二所名校跟进。

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人们参与改革发展成果分配的热情高涨，而公平的.受教育权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以地域为界限的差别化招生制度越来越成了教育公平的绊脚石。它继续“合理存在”下去显得不合时宜，面对考生高考无门的尴尬，如何作出调整，使招生体制趋向公平合理，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

取消信访制度 篇6

如果把“不愿取消农业户口”，理解成反对户籍改革，可谓大错特错。农民融入城市，与原住市民存在很大不同。一个市民如果长久生活在城市，或因祖上原因，或因多年努力，总会有一点积累。而一个农民在融入城市之前，所有属于农村，在城市可谓“从头开始”。

一个农民融入城市，需要大量的成本。按照经济学家辜胜阻的调研，农民工市民化有六项成本，包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养老保险成本、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社会管理费用和保障性住房支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让农民以放弃农村的一切为代价进城，显然不太合理。换位思考，如果一个城里人流动到另外一个城市，必须要以放弃原来城市的一切为代价，那流动意愿也会受到影响。

而且，农村对农民来说，不仅有财产问题，还有情感问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农村长大，即便后来功成名就，很多人仍然有着很浓的农村情结、土地情结。这种情感，应该尊重。

农民不是反对户籍改革，而是有牵挂有诉求。在“多予、少取、放活”政策之下，现在农村的土地红利效应已经显现。一些农民，虽然人在城里，但乡下土地可以转租他人，按照现在的行情，每亩租金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元，这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融入城市的“第一桶金”，不该被剥夺，应该受尊重。这也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主张的，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确权要先行一步。

取消信访制度 篇7

关键词：取消董事资格,适用范围,消极资格

从世界各国立法来看, 英国在世界上首创了专门的取消董事资格制度, 通过该制度来认定不符合要求的董事, 否定其任职资格。取消资格程序意图通过暂时使他们不得参与公司的未来管理而保护公共利益免受失职的董事未来行为的侵害。目前中国没有建立取消董事资格制度, 由于当前中国一些董事的信用度、能力和责任心都偏低, 董事侵害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现象屡禁不止, 如何提高其责任感成为公司法研究中的重点。因此, 笔者建议我们应该借鉴英国的相关规定, 构建起我国的董事取消资格制度。在本文中, 笔者对英国取消董事资格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行研究, 并分析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英国取消董事资格制度的适用范围

根据英国《1986年取消董事资格法案》的规定, 构成取消董事资格的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因犯有与公司发起、设立、管理或清算, 或是财产管理人程序, 或公司财产管理有关的可追诉的罪行而被取消资格。

英国法律规定董事因严重的违法而可以被取消资格, 在Rv Goodman案中, 被告依1985年公司证券 (内部交易) 法被认定从事了内部交易行为, 上诉法院认为施加取消资格命令是合适的。向公司登记人员填写档案的义务通常是公司自身的义务而不是任何特定的管理者的义务, 然而, 即使当职责是由公司来行使时, 董事也常常被认定有罪。依此可以要求取消董事的资格。

2.因持续违反公司法而被取消资格。一个人持续地怠于履行公司立法中有关财务会计方面的义务, 如没有向注册官报送年度统计表、账目和其他文件, 可能被取消资格。

3.因犯欺诈交易罪而被取消资格。依据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458 (欺诈交易罪) 被判有罪者, 法院可颁布取消资格令。这种取消没有最低期限限制, 最长期限为15年。

4.因在破产公司中存在不胜任情形而被取消资格。在英国, 若有关公司破产, 有关董事及其行为使其不适合管理公司, 法院则须应贸易与工业部的请求, 通过贸易与工业部部长或清算管理官提出, 取消其董事资格 (包括影子董事) 。依据该法, 破产清算、或颁发重整令, 或任命财产管理人, 均可产生这种破产情形。清算人、管理人和财产管理人必须将被指控的不能胜任的人, 报告给贸易与工业部。应该注意, 只有在公司破产时, 才能以董事严重违反注意、技能和勤勉义务为由取消其资格, 而在非公司破产情形下必须是违反董事忠实义务的行为。所以说该项事由是最为严格的。

5.调查之后取消资格。依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431-441节规定, 政府大臣有权任命检查人调查公司多种事务, 例如:调查公司自身的申请或者其成员的一部分 (第431节) :如果法院如此命令 (第432 (1) 节) ;或依其自身动议, 如果对其来说存在欺诈或者不规则的情形 (第432 (2) 节) 。依第447、448节, 他还可以要求对其提供与公司有关的账簿、文件, 以及要求对其进行解释。

经过调查后, 如果依对其提交的报告或依上述规定其获得的信息或档案, 对公司现任或者曾任董事作出取消资格命令符合公共利益, 则政务大臣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 请求法院做出取消资格命令的权力。

6.参与错误交易而被取消资格。依据英国法律的规定, 这主要涉及欺诈性交易和错误交易两类情形。法院除了对当事人施加 (在欺诈性交易的场合, 该当事人不必然是董事或影子董事) 个人责任以外, 有权做出取消资格命令。它可以依自身的动议或者任何人的申请来做出取消资格命令。本节似乎认为取消资格命令可以与义务的宣告在相同的程序中做出, 但可以想象, 它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更迟的申请所涉及的内容。

7.因未清偿债务的破产而被取消资格。本项事由是唯一一项不需要法院认定而当然取消资格的情形。这里的施加给未偿清债务的破产者的禁令在很多方面是与取消资格命令相类似的, 当然除了其自动适用外。依英国法律的规定, 在未偿清债务的破产时担任董事行为的违法是一种完全违法 (absolute offence) :不需要主观犯意。被告真诚地相信他被免除破产责任不构成违法。

二、中国董事消极资格制度存在的问题

1.中国公司董事消极资格制度的规定。

我国有关董事消极资格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第五十二条第四款, 以及《破产法》第十五条中。

具体而言, 我国的董事消极资格主要包括: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 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 对该以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 监事不得兼任董事; (7)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以及经人民法院决定, 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 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公司违反上述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的, 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上述情形的, 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 (8) 法人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可知, 我国只承认自然人可以担任公司的董事。

2.中国公司董事消极资格制度适用范围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述对中英两国立法的分析和比较可知, 我国董事消极资格制度的适用范围过窄。我国的立法对董事消极资格规定的非常宽松。首先, 属于董事消极资格的因犯罪而判处刑罚的情形中, 只包括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形。而对于因其他犯罪而被判处刑罚的人, 则完全不受限制, 仍然可以担任公司的董事。而有一些从事了其他欺诈性犯罪或不诚实犯罪的人, 其主观恶意也同样很大, 法律也应该取消他们担任公司董事的权力。其次, 在因非犯罪的其他违法行为而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只规定了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在负有个人责任的时候, 在一定的年限内不得担任公司董事。而对于其他违反董事信义义务的行为, 没有规定为董事的消极资格。而且, 法律对董事消极资格规定的过于粗糙, 没有细致的实施规范。对每种符合董事消极资格的情形如何把握上没有有益的指导。尤其是如果今后立法如笔者所建议的扩大董事消极资格情形至一般违法行为, 如何掌握其质与量的临界值就需要法律给予法官一些指引和建议。

三、中国公司董事消极资格制度的完善

如上所述, 笔者认为, 当前中国公司立法中有关董事消极资格的规定范围过窄, 对不合格董事的威摄力过低, 而且规定的操作性很差, 因此, 笔者主张借鉴英国的立法例, 完善我国的董事消极资格制度。具体建议如下:首先, 应该扩大因刑事犯罪而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应该规定因犯有与公司发起、设立、管理或清算, 或是财产管理人程序, 或公司财产管理有关的可追诉的罪行的人可以被取消资格。另外, 所有与欺诈和不诚实有关的犯罪都可以作为取消资格案件的理由。再次, 即使董事的行为不构成上述犯罪, 董事主观上没有欺诈和不诚实, 但如果在破产中存在情形表明该人完全不胜任担任公司董事, 即有重大的违反注意、技能和勤勉义务的情形, 则也可以由法院认定其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注意, 此处将范围限制在破产公司中, 因为当公司未破产时, 董事的不胜任行为的损害结果还十分有限, 损害的范围仅涉及公司的股东, 而股东可以通过公司内部的选任和监督程序来约束董事的行为, 因此, 不需要取消董事资格制度。其次, 增加法院认定董事不适格时的参考条件, 即“被取消资格的董事必须符合行为使法院认为他/她不再适合担任公司的事, 而法院需要考虑的因素只能是董事过去和现在的各项违法行为。至于董事现在是否已经守法, 不是法院应该考虑的因素。另外, 董事行为的严重程度、持续的时间、对社会的危害性等都是法院需要考虑的因素。而且, 由于董事的消极资格制度主要是一项保护公众利益的制度, 因此, 股东 (大) 会是否免除了董事从事某种违法行为的责任, 并不是法院需要考虑的因素。”并且, 应该扩大董事的范围, 使其包括影子董事和事实董事, 防止不合格的董事通过其他方式规避法律对其的限制。再次, 将不得担任董事的时间规定改为可浮动的时间。在这方面也可以借鉴英国的规定, 对与破产有关的违法行为而导致的法院取消其资格, 最短时间为2年, 最长为15年。而对于其他情形的取消资格, 没有最短时间限制, 最长为15年。最后, 明确除了未偿清债务的破产人在其被免责前当然被取消资格, 其他情形都不存在可以自动适用取消资格的限制, 而只能通过法院的审判程序作出判决来确定。增加法院处理取消董事资格制度的具体审理程序。包括规定认定消极资格的机关;有权提出认定的合格主体;举证责任;法律程序;被取消资格的董事的登记和公示制度;公司董事与法院和提起申请机关的和解制度;简易程序制度;其他替代法院审理的制度 (即取消资格承诺制度) 等。

四、结论

中国目前有关董事消极资格的规定十分不完善, 没有确立一套完整的取消董事资格制度。尤其是有关董事消极资格范围的规定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在本文中从英国的取消董事资格制度入手, 在分析这一世界上最为完整、先进的立法、司法体制的基础上, 比较了中国的董事消极资格制度与其存在的差距, 并提出了中国今后立法完善的方向和内容。

参考文献

[1].张民安.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

[2].Paul L.Davies,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6th edition) , London, Sweet&Maxwell, 1997, P679.

[3].Len Sealy, David Mil man, Annotated Guide to the Insolveney Legis-lation, Sweet&Maxwell, 2002, P605.

[4].Re Denis Hilton Ltd[2002]1BCLC302.Len Sealy, David Mil man, Annotated Guide to the Inso lvency Legislation, Sweet&Maxwell, 2002, P604.

[5].John H.Farrar, Farrar’s Company Law (fourth edition) , Butter-worths, London Edinburgh and Dublin, 1998, P.345.

取消信访制度 篇8

[摘要] 独具中国特色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是由历史和政治两重因素作用的结果。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最大弊端是：通过暗箱操作的方式行使审判组织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司法不公和司法效率的低下，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温床。审判委员会制度已不适应司法审判的需要。并且，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官素质的提高，人民法院的功能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取消审判委员会的条件业已成熟。

[关键词] 审判委员会;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改革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创设的原因及司法环境

任何一项司法制度，应当以能否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益作为衡量价值标准。即使历史传统赋予其合理性，它同时也必须契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1][345]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裁判委员会、裁判研究委员会逐步演变成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有权判决：当众坦白、赔偿、罚款、劳役、褫夺公民权、有期或无期监禁、死刑，或者宣布无罪。[2][513-515]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虽然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相同或类似，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法院组织草案，其中也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3]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审判委员会在建国初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镇压反革命及“三反”、“五反”运动中，新成立的司法机关每年要处理大量的刑事、民事案件，而当时实体法和程序法又不健全，加之司法工作人员中绝大数是从工农干部和复员军人中抽调的，在此情况下，由审判委员会把关确实有利于保障案件审判质量。因此，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新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法院组织体系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了审判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等基本原则，并在各级人民法院内设审判委员会，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4]1955年3月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制定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至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确立起来。1983年9月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仍然肯认了这一制度。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是由历史和政治两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传统的因素特别是中国传统审判制度的价值取向、固有模式仍具有强大

信访排查制度 篇9

一、校长对所有来访人员来访信件都要逐一审阅，对来访2次或来信3次的重复信访、署名信访、联名信访、倾向性问题要进行一次认真排查筛选；对教师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事关全校稳定的敏感问题、容易诱发教师共鸣的问题、廉洁自律的重要问题等要超前预测分析、排查研究，及时向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反映预测排查情况，做到早发现、早劝阻、早解决。

二、预测排查出的信访问题或线索要逐件落实责任人以及结案息访时限、落实调查进度和处理结果，校长要逐件督办指导。

三、信访领导小组每季度一次或在重大会议、节日、活动前对解决苗头性、隐患性的情况，超前工作，及时处理解决。

四、加强调查研究，掌握信访发展态势、规律，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教师信访举报。对教师正当的信访举报行为，要支持和保护；对初信初访务必逐件抓落实，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对预测排查出的信访、疑难信访，可能出现的集体访事件，以及突发性事件，校主要领导要亲自处理解决。

五、加强信访协调，紧紧依靠全体教师和上级领导处理信访问题。对排查出来同时涉及几个问题的信访，要请示上级，对不属于学校受理范围的问题，要向教师做解释，引导教师向有关主管部门反映，重要问题还要帮助疏通办理渠道并进行督促检查。

论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篇10

在中国, 信访制度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这是由于我国的国情决定的。新港制度其实是我国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个产物, 国家和执政党通过信访制度治理国家, 实现对于社会的控制。在信访制度下, 我国的信访活动得到了有效的治理, 信访总量有所好转, 信访秩序得到了合理的控制与引导。然而, 我国的信访制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 信访总量虽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信访总量呈现出偏低的趋势, 相反, 它仍旧以每年上升的比率在增长。

2 既有信访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其所面临的实践困境

我国信访形势非常复杂, 这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民族繁多, 人口密集的原因造成的, 我国政府也曾制定了相关法律措施规范信访制度体系, 系统化的法律法规看似为我国的信访现状提供了"一剂良药", 但是这剂良药还是"不够苦口", 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 并且在我国的实际生活中, 还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我国现有的信访规范体系法律效力层级低, 且相互协调性不够。当前我国规制信访活动的法律规范就是2005年修订的《条例》, 这部法规就星盒子而言是一部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 也就是具有行政性质, 因此, 它的效力没有由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出来的法规规范的效力高。这种立法状况不利于现实信访制度的发展, 它无法使得相关信访机关的工作权力得到法律规范的有力支持。

第二, 现有信访机构设置混乱, 缺乏统一的协调和规制。我国现有的信访法规规定信访工作的主体大多是各级行政部门, 但是在真正的司法实践中, 很多国家机关又涉及到了信访活动, 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各级人民政府。因此, 对于信访制度主体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 除了各级人民政府,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及事业单位都可以设立相应的信访机构。这样有利于促进各类信访部门形成一个体系化的机构。

第三, 信访部门职权有限, 但职责重大。从我国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 我国的信访部门的权限只是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桥梁的两端沟通的是国家机关与有诉求的公民, 所以, 信访部门没有权限去直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去解决民众所遇到的诉求。但是, 信访部门作为一个特殊的部门, 在实际生活中却被赋予了许多意义, 上层国家机关不但要求它要耐心细致接到来访群众, 沟通好民众的要求, 做好一定的疏导和指导工作, 还要求它要遵守自身应有的权限, 不能越权办事, 被要求需要遵守许多方面的职责, 这与它本身具有的传达、协调、督促、交办功能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同时, 国家还赋予它更重的职责这使得信访部门承受了更重的压力。

第四, 作为补充性救济的信访制度, 却消解了司法权威。我国的信访部门是一个体系化的部门领域, 信访部门的权则虽然有限, 但是由于信访部门自身的性质, 其权利的行事必然要受到多个的部门的协助, 许多信访案件都要通过权力机关, 行政机关, 甚至司法机关的介入, 这些案件严重干扰了司法的权威, 甚至改变了司法机关原有的审判裁决, 同时一些信访人信访目的不纯, 往往从中可以获得利益, 影响了国家正常的司法秩序, 信访制度已经不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而是变成了一种危害国家安定和谐的重要威胁, 这些矛盾的形成都需要我们进行深深的反思。

3 宪法框架下信访制度的位置与功能名实相符

综上, 我们可以明白信访制度的缺陷已经显现, 这是与我们刚和国家建立信访制度的初衷是不相符合的, 我们需要对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作出一个梳理, 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与建议, 立足于我国相关的法律体系, 协调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寻求改革措施之间的共性。

4 统一《信访法》凝聚信访改革的共识并从制度层面破解信访的制度问题

信访立法在本质上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法治化表达。作为具体落实上述信访制度改革整体性共识的载体, 制定统一《信访法》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此, 需要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注意:首先, 我们建立统一的《信访法》需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着力改善我国信访制度中出现的层级过低, 效力过地的情况, 促进信访制度职责与权力权限的统一, 建立科学可行的信访制度;其次, 我们在制定相关信访法的同时, 要明晰各个要素的权限与职能, 将重点问题突出和细化, 促进信访立法的依据得到有效的确立, 最后, 我们要加强信访部门的机构设置, 促进信访职责的合理配置。我们要进一步提高信访作为社会监督的政治功能, 同时对于那些动机不纯, 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司法权威的现象进行大力的制止, 促进信访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林华.信访性质的溯源性追问[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1 (6) .

[2]冯仕政.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与演进[J].社会学研究, 2012 (4) .

推动信访制度改革 篇11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浏览字号： 大 中 小 来源： 中国人大网 2014年9月23日

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作出战略部署。习总书记提出，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序推动。这标志着我国将告别“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法治被动时代，走向“先立后破”的新时代，进入法治引导改革、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省人大常委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时代特征，将立法决策和改革决策相结合，努力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法制保障，特别是在制定《广东省信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过程中，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创新工作机制，加强对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信访制度改革。

一、探索和创新立法工作机制，为信访立法和改革聚民智、凝共识

制定《条例》推动我省信访工作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信访工作法治化的迫切需要，是坚持和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客观要求，是解决我省信访工作中存在问题的现实需要。常委会高度重视，在《条例》制定过程中，严格执行本届常委会新制定的立法论证、立法公开、立法评估等五项工作制度，以9大高校立法基地、高校联盟和立法咨询专家为平台，进一步探索党委领导立法、人大主导立法、多方参与立法相统一的运行机制，确保《条例》顺利出台。

《条例》的制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也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做好立法工作的根本保证。换届以后，省委书记胡春华多次就进一步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给任务、提要求，要求常委会充分发挥立法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按照省委的部署和要求，去年初常委会围绕“新形势下人大立法工作如何为广东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法治环境”的主题，赴全省各市和基层农村开展调研，了解到各方面迫切要求制定和完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立法。调研后，常委会向省委专门作了报告，省委对此高度重视，明确指示要研究制定《条例》，加快立法步伐。根据省委的决定，常委会将《条例》补充列入了2013年立法计划，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推进立法工作；常委会党组多次就起草进展情况、审议修改遇到的重要问题和在社会上开展大讨论等事项向省委请示报告，《条例》通过后，还专门就贯彻实施有关问题向省委请示，推动有关宣传贯彻实施工作的开展。

《条例》的制定始终坚持开门立法，拓宽多方参与立法的途径。立法要遵循民主原则，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做到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多方参与是增强民主性的有效途径。《条例》在制定过程中，常委会探索和践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机制,努力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渠道，为信访制度改革凝聚广泛共识。一是探索多方起草的模式，注重汇集民智。2013年8月，常委会同时委托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立法基地分别独立起草法规草案建议稿，力求通过多个高校专家之间的研讨和争论，引入竞争机制，在多样化的基础上，通过评估和争论，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提高法规草案质量。专家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具有更强的专业和理论素养，实践证明，尝试委托多方起草《条例》，拓宽了法规起草途径，能发挥高校理论研究优势，为地方立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也有利于克服部门利益；同时，还有利于借助高校立法基地这个平台拓宽公众参与渠道。高校在起草过程中，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践，为群众在立法中“代言”，把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在立法中综合好、统筹好、集中好，扩大了立法联系群众的队伍和力量，增强了立法调研的深度和广度，体现了多方的参与和交流，使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都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二是拓宽渠道，全过程公开和全方位听取意见。常委会在《条例》的委托起草、座谈、调研、评估、审议等过程中全过程公开和全方位听取意见。全程邀请媒体参加报道，加大公开力度。多次召开政法系统座谈会、信访工作人员座谈会、信访群众座谈会等各类专题座谈会进行专题研讨，尤其是专门召开信访群众座谈会，请基层信访群众介绍自身的上访经历，听取其对信访立法的意见；多次向我省选出的16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787名省人大代表，省委、省人大有关部门，全部省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21个地级以上市人大常委会，9个地方立法基地和66名立法咨询专家征求意见。同时还就有关专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信访局和国务院法制办进行了请示。三是公开讨论，推动形成共识。信访问题既敏感又复杂，社会各方面在思想上、观念都有很多分歧，对立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常委会组织在南方日报等新闻媒体上开展信访立法有关问题大讨论，由人大代表、专家学者、信访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讨论和争论，引导社会各界正确理解中央有关政策精神。通过广泛讨论，让公众亲身参与立法过程，了解立法背景和立法目的，推动社会各界形成共识。

《条例》的制定始终注重发挥人大主导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大“要推进科学立法”、“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人大主导立法，并不是在立法各个环节上大包大揽，而是在常委的领导下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充分保障各方面在立法工作中发挥应有的职责，确保社会利益主体在公开、公正的立法平台上平等博弈、理性协商和互相妥协。常委会在制定《条例》过程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抓好组织协调工作，推动法规起草和审议工作的顺利开展。常委会高度重视对高校起草工作的政策指导，多次召开座谈会，向各基地介绍中央信访工作改革精神，研究《条例》立法思路，明确立法的宗旨和任务，引导专家起草始终符合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多次组织高校专家参加调研和座谈，并协调省信访局等部门指派专人协助配合高校的起草工作，确保专家起草能“接地气”；高度重视高校起草成果的转化，召开评估会，由党政部门的实务专家、人大代表、立法咨询专家、基层信访工作人员、信访群众代表等各方面人员对三所高校立法基地起草的专家建议稿进行评估，并组织起草工作组，对三个专家建议稿进行了逐条研究，按照是否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信访工作改革精神、是否有利于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是否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标准，反复权衡比较，并综合吸收评估过程中各有关方面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形成了各方面认为比较成熟、针对性较强的《条例（草案）》。

二、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将信访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常委会在制定《条例》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信访工作改革的决策部署，正确处理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的关系，把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同完善立法有机结合起来，重点解决我省信访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构建可操作、切合实际的法律制度，推动信访制度改革。

（一）明确诉访分离，推动信访制度回归本位

从各方面反映的问题看，信访工作最突出的问题是偏离法治轨道，大量本应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诉求和矛盾纠纷，也要求通过信访途径解决，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被过度扩张。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就要按照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因此，常委会通过制定《条例》，明确信访事项的范围，将法定途径解决的诉求从普通信访事项中分离出来，让信访制度的功能回归本位；完善诉访分离制度，对“法定途径”作出细化规定，增加分离的可操作性；建立涉法涉诉事项依法终结制度，避免其回流到信访渠道。

（二）实行网上受理信访，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

信访渠道不够畅通是导致信访人采取非正常甚至过激方式表达诉求的主要原因之一。要解决好畅通信访渠道问题，必须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便捷快速，二是阳光信访。常委会深入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结合兄弟省市的成功经验，将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作为畅通信访渠道的突破口，通过制定《条例》，规范网络信访渠道建设、网上信访信息公开，拓宽网上信访渠道，实现网上信访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推动网上信访渠道成为今后信访的主渠道。同时，还对联合接访工作平台、信访绿色邮政通道、下基层听取意见和接访等内容作了规定，方便群众表达自己的合理合法诉求。

（三）规范信访秩序，引导信访人理性有序表达诉求

从调研情况看，部分信访人“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信闹不信理”，以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闹访缠访等方式表达诉求的情况比较突出，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的秩序。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必须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对信访人非正常上访行为作出适当的规范，力求把群众的合法诉求解决到位，把不合理诉求和思想认识引导到位，把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到位，以实现维护信访秩序、维护信访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统一。因此，《条例》在制定过程中，常委会始终坚持处理好保障权益和维护秩序的关系，一方面强调保障信访人权益，另一方面也对信访秩序作出规范，将越级上访、信访终结后的重复上访、拒绝推选代表的集体上访纳入不予受理的范围，要求工作人员做好说服解释、情绪疏导工作；对缠访闹访妨害公共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妨碍他人合法权益的，则明确了法律责任，要求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

（四）规范源头预防，建立有效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机制

我省信访实践中源头化解有所欠缺，决策欠妥、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行政程序有瑕疵等情况时有发生，容易引发社会矛盾。据此，调研组建议制定《条例》时对此作出规范，但审议过程中，也有意见提出源头预防不属于《条例》应当规范的内容，建议不作规定。常委会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要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必须从根本上调整社会利益，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直接利益问题，让矛盾纠纷少发生、不发生并及时解决在当地。因此，常委会制定《条例》时，进一步规范国家机关科学决策和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重点建立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畅通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各种纠纷解决渠道，预防社会矛盾发生；并通过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实施网格化管理，整合各类调解资源，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五）强化工作责任和监督，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机制

部分信访工作人员接访行为不规范，初信初访责任、牵头部门责任和信访包案责任人的信访事项办理责任不落实，是导致信访秩序混乱、信访所反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因素。要保障信访人权益、规范接访行为，最核心的就是要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机制。对此，常委会在借鉴各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信访事项首办责任制、主办单位办理责任制、重大信访问题倒查责任制和信访工作人员责任制，强化信访工作机构、监察机关和人大监督，通过严厉查处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人员，确保信访工作责任制落实到位。

三、开展宣讲，营造《条例》实施良好氛围

张德江委员长指出，要坚持立法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与立法工作同步谋划、统筹安排，增强社会各方面对立法过程的了解和参与，为法规正确、有效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一部法规出台后，执行得好不好，很重要的一点，是看社会对法规的理解准确不准确，这是法规实施的重要基础，也直接反映了立法质量。为此，常委会高度重视《条例》宣传工作，将立法宣传和法规普及宣传结合起来，使《条例》深入民心、深入人心、深入社会。

（一）加强宣传解读，引导各方面正确理解《条例》规定

常委会召开《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阐述制定《条例》的意义，重点解读《条例》的主要制度和精神；组织《南方日报》、《法制日报》、《羊城晚报》、《人民之声》、南方网、广东人大网等媒体，通过专家访谈、发布典型案例、评论文章等方式对《条例》进行宣传解读；组织参与立法的高校专家撰写《条例》百题知识答问，并连续两个月在《南方日报》连载刊登，使社会各界准确理解《条例》精神；会同高校制作漫画形式的宣传单张，在法制宣传栏、居民小区、工业区、企业等场所统一张贴，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和图表向群众宣传《条例》；组织大学生运用微信等新兴传媒工具对条例进行宣传解读，扩大宣传的受众范围；印制数以万计《条例》单行本和宣传单张等有关宣传资料，摆放在信访接待场所供信访人取阅；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派发宣传资料、摆放宣传板、播放宣传片、悬挂宣传标语等方式开展宣传。

（二）组织宣讲队伍，为宣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常委会组织省信访局、省委党校、省社科联、中山大学等9所高校立法基地、有关地级以上市本地高校等各方面力量，并结合部分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组成150人左右的宣讲团，为各单位、各地区进行宣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组织宣讲人员进行集中培训，省委和常委会的领导同志参加并作重要讲话，法工委就《条例》的重要意义、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辅导讲解，提供统一的宣讲提纲、PPT等宣传材料。此外，还通过集体观摩、会后研讨、征求意见等形式，组织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分析，不断完善授课方法和授课内容，保证了讲课效果。

（三）强化组织协调，推动各市、县深入开展宣讲工作

常委会成立21个宣讲工作组，由担任过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职务和省直机关主要领导职务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任组长，深入到市、县、镇进行宣讲动员，协调各地做好宣讲工作。此外，还组织编写15期宣传贯彻落实条例工作简报，通报各地区各单位宣讲工作情况，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在常委会的推动下，各市县认真组织、周密部署、精心安排，共召开宣讲会议180场，超过12万1千名干部群众参加了宣讲学习，为《条例》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组织试点，推动以法治方式解决信访突出问题

制定并实施《条例》，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平台解决信访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是一个重大的方向性选择。条例的生命在于实施，在于实践，而充分运用好常委会立法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资源，重点解决好突出困难和问题，对贯彻落实好条例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根据省委的要求，省人大常委会选择广州市海珠区等十个县区开展贯彻实施《条例》以法治方式解决信访突出问题试点工作，通过加强对试点地区的指导与协调，探索长效机制，推动“一府两院”运用法治方式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目前，全省的试点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各试点地区结合各自实际，有重点、有步骤地实施各项试点工作任务。

人大牵头，强化沟通协调。常委会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试点工作指导小组，负责试点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市与县也分别设立相应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通过成立机构，加强各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和上下沟通联系，及时反映信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交流好的做法和经验。

专家参与，注重理论指导。常委会组织10个工作组，由法委、法工委、省信访局和省社科联有关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组织中山大学等9所高校立法基地以及省社科联的专家学者组成工作团队，分别对口负责1个试点地区，负责试点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建立法规基层实施部门与立法机关、专家学者直接沟通的平台，确保试点地方准确理解和贯彻实施《条例》规定。

以点带面，破解实施难题。开展试点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研究对策、破解难题，从而为推动条例在全省的贯彻落实提供经验。常委会要求各试点县区重点对畅通信访渠道、推进诉访分离、强化责任落实、维护信访正常秩序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试点。7月底，根据部分地区信访工作中出现的推诿现象，常委会又专门组织各试点工作组进行研究，要求各试点地区重点对建立防止互相推诿的机制进行探索，着力解决推诿等问题。为总结经验，年底常委会还将对各试点地区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向省委全面报告试点实施情况，提出组织推广意见。

信访稳定考核制度 篇12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全市农村信用社信访稳定工作激励约束机制，提高信访稳定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维护内部和谐稳定，保障改革发展的顺利进行，根据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省联社）信访稳定工作有关规定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信访稳定工作考核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全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认真贯彻落实省联社信访稳定工作总体部署，进一步完善信访体系建设，规范信访工作秩序，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确保内部和谐稳定，促进全市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又好又快发展。

第三条 信访稳定工作考核按照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对各办事处、市联社信访稳定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个体访是指单人或单户为同一问题来省进京上访的活动，单户超过5人(含)的按集体访对待；群体访是指2至4人来省进京上访的活动；集体访是指5人以上来省进京上访的活动；信访突发案件是指信访人不按法定程序、不到指定场所反映问题，而是采取聚众、围堵、冲 击机关或营业场所，拦截公务车辆，侮辱、殴打、威胁工作人员，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以及采取自杀、自残等非法形式相要挟，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直接影响正常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上访活动。

第二章 考核方式

第五条 信访稳定工作考核每为一个考核期，考核结果作为对各办事处、市联社信访稳定工作的评价。

第六条 信访稳定工作考核作为独立的一项指标进行单独考核，考核结果纳入经营管理综合考评。

第七条 信访稳定工作考核为扣奖分项。扣分项总分50分，其中，管理指标30分，信访突发案件责任指标20分；奖分项10分。

第八条 考核实行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办法。

第九条 各办事处、市联社辖内农村信用社信访稳定工作情况纳入相应办事处、市联社整体考核。

第三章 管理指标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第十条 管理指标考核分值30分，直至扣完本项分为止。

第十一条 基础工作情况

（一）建立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成立信访工作领导组 织，明确分管领导，责任落实到人。达不到要求的扣1分；

（二）将信访工作纳入经营管理综合考评体系，定期研究信访工作，帮助解决信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达不到要求的扣1分；

（三）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亲自批阅重要群众来信，亲自接待重大群众来访，亲自出面调处重要信访案件，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公开接访制度。达不到要求的扣2分；

（四）成立信访办公室，配备专（兼）职信访工作人员。达不到要求的扣1分；

（五）设立群众来访接待场所，设施齐全，文明有序。达不到要求的扣1分；

（六）信访案件的调查笔录、工作底稿、调查结论、统计报表、处理结案报告等文件资料齐全完整、管理规范、上报及时。达不到要求的扣2分。

第十二条 信访隐患排查情况

对信访隐患应排查而未排查或工作走过场，导致产生信访案件问题的，每发生一起扣2分。

第十三条 群众来信办理情况

（一）对省联社转办、交办的信件，未能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结的，每出现一次扣1分；

（二）对省联社交办的信件，调查不深入、不扎实、不细致，书面报告达不到有情况、有分析、有结论、有意见等 要求的，或被退回补充调查，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上报的，每出现一次扣2分；

（三）内群众来信办结率低于90%的扣2分；

（四）对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由于处理解决不到位、信息反馈不及时、劝解安抚不妥当，导致信访人重复来信反映的，每出现一次扣2分。

第十四条 群众来访办理情况

（一）每发生一起来省个体访扣0.5分，群体访扣1分，集体访扣2分；

（二）对信访人来访反映的问题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处臵不妥、解释不透，造成信访人重复来访的，每发生一起扣2分；

（三）发生来省进京上访后，责任单位未按照省联社要求，及时组织人员来省进京接访和劝返的，每出现一次扣3分；

（四）内群众来访办结率低于90%的扣3分；

（五）越级进京上访参照来省上访的扣分标准加倍扣分。

第十五条 督查督办情况

（一）对省联社交办的信访工作事项办理不及时，被省联社督查督办的，每出现一次扣0.5分；

（二）因信访事项调查处理不到位，被省联社下发《督 办函》进行督办的，每出现一次扣1分；

（三）对省联社挂牌督办的信访事项，连续被省联社督查督办两次以上的，每出现一次扣1.5分。

第四章 信访突发案件责任指标考核及评分标准 第十六条 信访突发案件责任指标分值20分。辖内农村信用社发生信访突发案件的，视情况每一起扣5-20分，直至扣完本项分为止。

第五章 其 他

第十七条 凡内发生集体来省上访事件和信访突发案件的，省联社将予以通报。

第十八条 凡内发生信访突发案件的，实行“一票否决制”，取消单位或有关领导、责任人当年评先资格。

第十九条 对信访人反映的问题，经调查确属无理取闹，故意缠访、闹访，相关单位已履行相关处理程序的，可酌情或免于扣分。

第二十条 信访工作扎实，措施得力，内信访案件数量少，处理妥善，内部稳定工作业绩突出的，可给予适当加分，加分共计不超过10分，同时给予表彰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招远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制定，解释、修改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