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血委员会制度

输血委员会制度（共11篇）

输血委员会制度 篇1

越西康虹医院

输血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

一、医院输血管理委员会在本院院长指导下，负责院内临床输血工作的质量管理，并接受凉山州书写质量管理委员会的业务指导。

二、医务科在护理部和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协助下负责医院输血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三、贯彻执行卫生部、省卫生厅有关采供血“三统一”和加强临床输血管理的规定，贯彻执行我院输血管理制度。

四、每半年组织一次成份输血、预防经血传播疾病的全员教育。并在医务科主持下对教育结果进行考核考试。

五、经常组织委员会定期不定期检查监督临床输血工作及输血科的工作，提出改进意见。

六、每季度召开例会一次，研究工作。

输血委员会制度 篇2

(一)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其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 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 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 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 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从大学的产权制度看大学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现今我国高校的治理结构下, 根据《高等教育法》, 校长是大学的法定代表人, 而实际上校长并没有起到法人的作用。高校的产权为人民公有, 一般认为, 高校的所有者缺位, 公共利益代表人缺失, 所有者缺位并不代表没有所有者。因此需要完善高校的治理机制。中国公立大学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全民。但全民财产所有者为数众多, 不可能亲自去行使财产所有权, 只能采取“全民 (初始委托人) —政府教育主管部门 (第二级委托人, 也是实际委托人) —学校管理者 (代理人) ”这种委托代理形式。目前大学机构的三层主要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是全民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 (政府) ;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 (政府) 与学校管理者 (校长) ;第三层委托代理关系是学校管理者 (校长) 与教师。假设全民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即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一致的, 在这个代理环节不存在代理人 (政府) 损害委托人 (公众) 的现象。主要研究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 (政府) 出于对代理人 (校长) 的信任, 而具有控制高校的实际权力, 委托人也对代理人不完全信任, 代理人 (校长) 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而委托人 (政府) 又难以观察并监督他, 这样便会出现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 委托人制定一系列的规则来监督和约束代理人。由于我国高校的校长权力高度集中,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我国内部审计部门大多是缺乏统一的组织结构, 审计部门接受主管财务的副校长管理并定期向其汇报工作, 同时还接受国家审计机关和上级主管部门内审机构的业务指导和检查;行政上, 内审部门与其他部门过甚密切的行政关系更难保证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导致高校内部审计部门不能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另外, 高校校长是高校的法人代表, 但其不是实际的责任承担者。考虑下面这两种情况:管理层的决策是按照规则制定的, 如果给高校带来利益, 校长按照规定也不会得到很多的个人利益, 激励机制不足, 委托人 (政府) 就需要决定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去设计一种契约或机制, 促使代理人努力工作, 以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校长的决策一旦给高校造成巨额损失, 承担责任的是委托人 (国家和主管部门) 。这都是目标函数不一致产生的后果。由于这些代理问题的存在, 委托人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来规范、约束并激励代理人的行为, 从而减少代理人问题, 降低代理成本, 提高经营效率和经济利用效益, 更好地满足委托人的利益。

(二) 高等教育的公共品属性

自从1954年萨缪尔森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区分开来并正式使用公共物品概念以来, 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学家对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否属于公共物品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是公共物品, 而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是教育是私人物品。按照公共物品理论, 界定一种物品或服务是否为公共物品, 主要看其是否具备两个特征: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依公共物品的两个主要特征去分析高等教育产品, 我们会发现:首先, 对高等教育产品的受益, 既不能排他性地独占, 但又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在当代社会, 绝大部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是同时与很多人一起在同一地点, 同一时间, 接受同样的教育。假定设施满足需要, 一人对高等教育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像中国的电视大学和日益普遍的网络教育更明显地表现出高等教育公共品的一面。因此, 高等教育产品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 但表现又都不完全, 属于一种典型的准公共物品。国家审计署2007年教育审计报告提出来的问题, 表明了政府对高校的监督失效, 它的主要现象就是高校行政效率低下。从理论上说, 作为代理人高校校长及其管理人员的行为必须受到委托人的监督。但本文认为现有的监督机制不健全, 很多监督只是形式的。尤其是监督信息的不对称, 监督者难以获取真实的信息, 使得监督者 (内部审计) 实际上被监督者 (校长及管理层) 所控制。表现出的也是一种“政府失灵”。本文认为政府低效率监督是高校治理制度内在缺陷所致, 原因主要在于: (1) 无产权约束。校长用的是公众 (纳税人) 的钱, 从而不必关心费用问题;目前中国高校的大多数资金来源是政府拨款, 校长具有分配学校资源的权力, 对于这些资金是怎么利用的, 大学的利益相关者 (包括纳税人) 有权利知道。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也有权利对高校的资金分配者进行监督。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 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全民 (纳税人) 、政府、企业、校友 (包括学生) 、大学管理层, 教师、学生家长等。因此大学的董事会应该包括大学的利益相关者, 由独立于大学管理层的利益相关者来监督大学的管理层, 特别是校长。独立于大学管理层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大学的审计委员会, 由审计委员会聘请外部审计独立的对大学资金的流向及大学的治理情况发表意见。 (2) 高度垄断。政府教育部门不像私营企业那样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无明确的考核指标。私营企业有利润这个硬指标, 而政府教育部门则因其产出都是非盈利性的而不能使用这个指标, 由于公共物品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关系, 故也难以对政府教育部门的“生产活动”进行有效的成本分析。这就给政府对大学的监督造成了不便。对此我们根据需要可采用事前审计、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的办法, 即构建合理的大学治理结构, 加强内部控制, 把可能会危害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或行为控制在萌芽状态, 再由审计委员会聘请外部审计对高校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对高校委托代理链上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得出高校的代理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高等教育的准公共物品属性, 高校的经营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 所以说高校是个混合事业组织, 可以成为准公共组织。通过公共产品理论对高校问题进行了分析, 我们认为高校是一个比其他组织更需要治理的组织, 找出高校出现问题的原因, 并提出了对策。

二、大学审计委员会的设置

(一) 行政权利结构

我国高校现存的治理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权力结构而言我国高校属于行政权力模式, 校长作为强有力的行政职务, 代表主管部门来行使权力。校长的任命是由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而且在学校内, 就个人权力而言, 实际上是形成了校长第一的权力格局。高校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监管体制比较弱。大学治理中所有者缺位将导致对校长进行监控缺失, 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了权力委托的高度集中化。当前大学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校长手中, 在政府与大学的第二级委托链上, 没有另外的受托主体与校长共同分享权力。忽视了学术权力和学生的权利, 也没有考虑高校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这样的结构必然是集体决策机制的弱化。这是不符合高校的产权结构的, 当然也不符合治理结构中制衡原理的基本要求。

(二) 法人治理结构

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实质就是大学在获得法人地位的前提下, 以董事会制度为核心所形成的协调决策、执行和监督机构之间多元权力的结构方式和制度安排。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构成要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大学必须获得真正的法人地位。这个要素必须在高等教育法中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二是构建法人治理结构, 完善董事会制度。为治理的制衡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环境, 决策机关、执行机关和监督机构三部分之间权力制衡和协调。合理的董事会制度的设立以及科学的权力委托、制衡和监督机制是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内核, 而如何能起到决策机关、执行机关和监督机构三部分之间多元权力的协调和制衡作用的是如何安排董事会的结构。所以说董事会的结构的设置是大学治理结构中心。大学治理结构中和起到制衡的监督部门就是董事会下的审计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监督并指导内部审计机构的工作, 内审机构同时向学校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审计委员会督导内部审计职能有效运行。 (图1) 就是大学董事会的治理结构, 由政府教育部门、教授、校友、企业知名人士, 以及校长组成了董事会, 我们在董事会下面设立各个委员会,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是内部审计的领导, 内部审计人员直接向审计委员会报告。由审计委员会选聘外部审计人员监督校长及管理层。校长由董事会选举或任命。图中可以看出, 在这个董事会结构中, 决策机关是董事会, 执行机关是校长及管理层, 监督机构是审计委员会。这三部分之间多种权利的协调与制衡的作用就形成了, 本文应用了企业中法人治理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 大学审计委员会是处于整个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 在高校治理中发挥着权力制衡作用。另外, 审计委员会不是一个孤立的机构, 只有在大学合理的治理结构中才能发挥作用。

三、大学审计委员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

(一) 大学审计委员会成员组成及其独立性

大学审计委员会是隶属董事会下的专业委员会, 并由董事会的成员组成, 从国外来看一般包括3-5个成员, 这些成员应该都是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的大多数或全部成员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商业和财务背景, 以及对内控问题有较深的认识。审计委员会的一个或更多的成员应该是财务专家并具有财务报表的专业知识, 企业风险估价和内控的知识。当然, 该成员由于组织机构不同所需要的背景也不同, 应该积极地招募银行家、会计、和另外一些专业人士。重要的一点是大学审计委员会具有独立性, 审计委员会不仅对保护财务资产负责, 而且对学术组织最重要的资产负责人—声誉。为了保持独立性, 审计委员会必须确保:审计委员会成员独立于大学的管理层和外部审计师, 代表董事会的职责;审计委员会领导的内部审计师独立于管理者, 内部审计师的意见依赖于内部审计成员的专业判断;校长和管理者独立于大学审计委员会, 否则大学审计委员会对学校管理者的监督将无法实现。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性和职业道德是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的内在要求, 是审计委员会发挥其有效性的关键, 对于发挥其在高校治理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二) 大学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的关系

从国外审计委员会的发展看, 促进董事会与内部审计的沟通与交流, 保持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是审计委员会成立的主要目标和职责之一。要想使审计委员会的作用的到有效的发挥, 在高校的治理结构中起到监督和权利制衡的作用, 首先要把握好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机构之间的关系。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使内部审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高校管理层的控制, 独立性有所保证和提高, 监督作用得到增强。审计委员会为董事会的控制与监督职能服务, 内部审计为经营管理提供服务。二者的职能不同, 但是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 即对内部控制与财务报告系统进行独立的评价, 以确保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及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他们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 这种关系有利于双方履行自己的职责。审计委员会直接领导内审部门, 任命内审部门的负责人, 审定内审工作计划;与企业关系重大的审计项目, 要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内审部门负责人要与审计委员会保持直接联系, 出席审计委员会会议, 定期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和交换审计意见。由于审计委员会是隶属董事会下的专业委员会, 并由董事会的成员组成, 这就为董事会与内审部门之间提供了沟通的渠道, 有利于内部审计作用的发挥。内部审计部门可以通过审计委员会了解董事会对内部审计开展审计工作的意向, 董事会则可以通过审计委员会了解一定时期内部审计工作的重点以及所关注的问题。同时, 审计委员会还可以充分利用内部审计部门的作用, 以弥补审计委员会能力的不足的问题。内部审计是机构内部的专门的审计部门, 其成员在财务、控制、风险等领域具有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审计委员会通过内部审计可以及时的了解高校的经营管理环境和可能的风险, 有助于监管高校资金的运作和制定内部审计的政策。

(三) 大学审计委员会与外部审计的关系

《高等学校财务收支审计实施办法》的第十七条高等学校财务收支审计可以委托社会审计机构进行, 高等学校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审计机构必要时有权进行抽审。如 (图2) 所示, 大学董事会下设立的审计委员会负责聘请外部审计机构, 对大学的管理机构的领导者校长利用政府拨款或国有财产的情况进行监督。根据以上大学的董事会的组成成员, 包括政府教育部门, 教授, 校友, 企业知名人士, 以及校长, 在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中, 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董事会的成员充当了大学的所有者, 而校长及管理层相当于受托经营者, 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链里, 大学的董事会作为所有者其下设的审计委员会, 是专门的委员会, 其成员是董事会成员中的非执行董事 (不包括校长等管理层) 组成的, 代表董事会委托外部审计对大学经营的代理者进行审计。并监督校长及管理层对政府拨款, 也就是纳税人纳税款, 国有财产的利用情况, 代替人民对人民办学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督。

四、大学审计委员会的任务及职责

(一) 大学审计委员会的任务

大学的审计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代表了委托人的董事会, 审查会计政策的确定以及实施, 督查内控, 避免舞弊。审计委员会成员应该勤奋的工作以确保高校的合理运作。通过财政透明化, 以财务报表公开化的方式来保护高校的声誉;审计委员会为大学评估风险, 并确定是否为这些风险做出了充分的计划, 审计委员会应该评估高校的总风险, 风险控制程度;审计委员会监督董事会, 管理者, 内外审计师来确保高校遵循财务治理惯例。一般分配给审计委员会的任务包括:给董事会提建议, 或直接委任一个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确保合适的财务报表的陈述, 和充分纰漏。评论外部审计的范围和方法, 并批准由外部审计提供的任何非审计服务合同。评论和遵守由外部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行事, 包括报告结果给董事会。解决外部审计师和管理者的不同意见;审计委员会成员应该会见大学的内部审计师, 至少一年两次, 一次讨论审计师的工作计划, 一次在他们去参加董事会以前;审计委员会应该确保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计划彻底的相互沟通。他们职责的一部份是, 审计委员会应该监督特别政策, 如为高校编制的道德规范为组织安排的一个解决冲突和利益的政策——吹哨者政策, 包括员工提出对公司的关心, 不会担心被报复。审计委员会成员集中在理解会计, 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应该以批评的眼光看待大学, 检查内部控制结构的疏漏, 并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查。

(二) 大学审计委员会的职责

大学的董事会应制定一个审计委员会的宪章, 在大学审计委员会的宪章里规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职责, 董事会建立审计委员会的目的是通过外部审计机构的审计来监督大学每年的财务报表, 学校执行会计法规的情况, 以及内部控制。大学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如下:每年或当需要时及时的评论和更新审计委员会宪章;为大学聘请外部审计机构。至少一年两次会见外部审计, 一次会议是制定审计计划会议, 一次会议在审计后会议, 接受审计结果;评价每年的财务报表, 包括外部审计对财务报表做出的调整建议, 和在准备财务报表时出现的重大问题。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会报告, 及时的向董事会提交审计委员会记录;与外部审计磋商, 向管理层要求在财务报表中添加财务纰漏。针对大学的会计政策、内部控制等向外部审计部门咨询;估计大学的财务风险, 规避这些风险, 包括请求管理层向审计委员会汇报这个风险评估。当审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 审计委员会调查在高校内已存在或潜在的风险;与管理层一年至少会见一次, 评论管理层的表现;负责任命内部审计负责人, 检查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责要求及有关内部审计的政策。审计委员会批准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计划, 接受报告和监督内部审计部门的职员。内部审计主管应有权利接近审计委员会主席并和其沟通, 另外, 审计委员会应该评价内部审计主管的表现;建议大学董事会制定一个道德行为规范, 并确保全体职员执行这个规范。

摘要：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治理理论, 分析了公立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 提出了建立大学审计委员会制度:即在大学建立董事会制度, 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 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还探讨了大学审计委员会的设置及其与内部审计、审计委员会与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 指出了高校审计委员会的基本职责。

关键词：大学,审计委员会,制度,探讨

参考文献

[1]乔春华:《审计委员会的理论及运作》,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2]孙天华:《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4期。

[3]曹光荣:《高校经营》,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宪法委员会制度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人性;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240-01

1 宪法委员会机构设置法中的人性规定

从胡建淼、杜仪方编写的《世界宪法法院选编》中可以看到,作者也将宪法委员会收入期内,由此可见作者认为宪法委员会也是宪法法院的一种类型,然而通过对比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宪法法院机构设置法》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的机构设置法》,我们可以看出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有许多独到之处,且充满了人性。

宪法委员会机构设置法的第一编“宪法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主要都是保证宪法委员会的独立性。其中诸多条款都是从人性本为出发,如第五条“宪法委员会成员在任职期限内,不得被任何公务职务或者如果他们是公务员,不得予以晋升”,这主要是从委员会人员身份的独立性给予保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多重的身份,那么在自己当前的职务内就可以本正身直,少了其他职务的行事矛盾,少了许多职务上的顾虑。又如第六条“宪法委员会主席和成员应当各自得到相当于无类别国家职位中最高两类工资的一份津贴”,这一条有对其的工资收入免除了后顾之忧,不会因为经济的问题左右其工作的顾虑。由此可以管中窥豹,认识到《宪法委员会的机构设置法》充满人性的人性特点。

2 宪法委员会人员规定的人性化

从整个法国的行政机构设置上,表面上看宪法委员会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部门,仅有九个年迈的委員,一年的办公经费也不过五六百万欧元,但是它在法国的政治生活和法治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宪法委员会被视作“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人”,宪法委员会主席被称为是“共和国第五号人物”,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根据1958年宪法的规定,宪法委员会由任命制委员和法定委员组成。任命制委员由9名成员组成,任期9年,不得连任。这就排除了为了获得连任而进行政治交易的可能。

翻开德国的《宪法法院的机构设置法》,对于宪法法院法官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只有年满40周岁的才可以被任命为法官,第四条第三款又规定法官的退休年龄是68周岁。相比而言法国的《宪法法院机构设置法》对委员的年龄并没有过多的要求,而事实上法国宪法委员的平均年龄都是在70岁左右,历史上最年长的委员西蒙妮•维叶女士79岁的高龄,最年轻的奥利维亚•杜特耶•拉莫斯先生也有57岁。之所以要任命这么多“老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宪法委员会所涉及的问题往往非常复杂、棘手而又极其重大,甚至关系国计民生,这就需要其成员具有丰富的经验、知识、阅历和威望。二是因为年龄是独立性的重要保证“。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利益的诱惑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们有着光辉的过去,和此时荣耀的身份,绝不可能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晚节不保”。这是宪法委员会成员设置的又一人性体现。

3 在整个国家所起作用的人性化

在《宪法委员会的机构设置法》的第三条规定,委员会成员在任命之前都要在总统面前宣誓,但这并不能说明委员会的成员都会效命于总统。

宪法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规定“:任何担任与宪法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冲突职位或者丧失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委员将由宪法委员会自动作辞职处理。上述委员将在8天内被新委员代替。”第十一条规定“:在宪法委员会委员遭受永久性的身体损伤以至于确定无法担任其职务的情况下,适用第十条的规定。” 由此可见,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罢免宪法委员会委员,只有宪法委员会自身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决定免除某一成员的职务。宪法委员会应当由其成员,包括法定成员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以简单多数做出决定处理这类问题。这就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其职务的独立性,防止外界的干扰和控制。

对于宪法委员会的成员来说,有了这样的保证,就有可能即便是总统提名的,在工作也有可能做出与总统相左的事情,并不会完全授命于总统。大有被人认为“忘恩负义”之感,但恰恰就是这点保证了宪法委员会委员行事独立性。

在宪法委员会的成立之初,宪法委员会被称为“一门对准议会的大炮”。而现在,这门大炮的炮口却不一定对准的是议会,有时也会对准政府。如1971年结社自由法案和1974年宪法修改也说明了这点,在整个国家的体制结构中,宪法委员会更像一个平衡国家权力的“缓冲剂”对于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稳定作用。这是宪法委员会设立的又一人性化特征。

4 宪法委员会对中国宪政发展的借鉴意义

放眼世界各个国家,法兰西这个,情感丰富、热情奔放且在历史上政局多变的民族与中华民族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无疑宪法委员会对中国宪政之路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有许多学者认为完善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再建立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作者认为这也确实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然而也要考虑中国的文化和现实情况,切不可盲目。

建立一个类似宪法委员会的机构,以此来平衡国家权力,缓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矛盾,起到一个“缓冲剂”的作用,这与中华的“和谐文化”是相符合的,然而怎样建立,还是要慎思酌虑,在国家中增设一个宪法性的机构这无疑对国家的时局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稳定的发展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所以需要谨慎行事,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由任命制委员和法定委员组成,历届卸任共和国总统均为终身当然委员,除非他们另外担任与宪法委员会委员相冲突的其他职务”。

げ慰嘉南:

[1] 陈云生.《宪法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 吴天昊《法国宪法委员会独立性的制度保障》,载《人大研究》,2007年第1期

输血委员会职责 篇4

一、在主管院长领导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度负责对全院临床输血工作进行规范管理和技术指导，杜绝临床输血事故发生。

二、认真贯彻执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和《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严格按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 要求执行。

三、建立临床输血质量管理体系，并监督运行，保证临床输血安全有效。

四、负责制订本院输血计划，工作制度、岗位职责，并认真组织实施。

五、制订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计划，努力提高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

六、提倡成分输血，科学合理用血，提高临床输血疗效。

七、加强职工责任心教育，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职责和标准操作规程，严防责任事故发生。

八、执行用血审批制度及统计上报制度。

九、每季度组织召开一次医院输血管理工作会议，及时通报输血管理工作动态，对存在的问题制订整改方案，及时整改。

医院临床输血管理委员会职责 篇5

医院临床输血管理委员会职责

1.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宣传贯彻执行国家《献血法》、《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推动、促进、完善医院临床输血发展和管理。

2.依据临床用血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和标准等，制订本院临床用血的管理制度、管理办法及操作规程等，并监督实施。

3.对临床规范用血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审核用血计划。

4.确定临床用血的重点科室、关键环节和流程，明确有关科室、人员责任，并监督实施。

5.推广血液保护及输血新技术，对医务人员进行临床用血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临床合理用血、科学用血知识的教育培训。

6、负责宣传和贯彻《献血法》，宣传献血的意义，普及献血的科学知识，开展预防和控制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的教育。

7.调查分析临床用血安全事件，对用血不良事件及不良反应，提出干预和改进措施。

8.落实《临床输血技术规范》的内容，督导检查各项岗位责任制，标准 操作规程，血液质量管理的实施情况。

9.定期或不定期抽查血库的各种记录，进行质量评估，以确保临床输血 的安全有效。

10.监测、分析和评估本机构血液质量和临床用血情况。

11.每召开两次工作会议，听取临床科室用血信息反馈，研究 和解决输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处理意见。

12.定期总结分析全院输血管理工作情况，持续改进输血工作，不断提高输血管理水平。

医院输血管理委员会工作计划 篇6

工作计划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输血医学得到了快速发展。为此，我们不仅注重自身队伍的建设，不断提高全区医务人员的思想认识、业务和管理水平，而且注重血液安全的宣传、注重规章制度的落实，注重长效机制的建立，通过进一步加强对医院医疗临床血液质量管理，有效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今年，我院将继续根据工作职能，在服务中提高管理水平，最终达到血液安全、有效的目的；具体计划如下：

（一）为提高医疗机构科学合理用血水平。

以培训教育为抓手，加强对临床医生的业务培训教育，通过教育培训，合理掌握临床输血指征，提高科学合理用血水平，做好血液开源节流工作。

（二）加强血液冷链管理，确保血液安全。

冷链是一套用于血液和血浆储存和运输的系统，以安全的方法维持血液及成份制品的各项功能。不仅领取血液的人员资质要到位，而且领取血液的设备也必须符合冷链要求；为保证血液安全。

（三）加强对临床用血管理的监督和检查。

严格按照国家《献血法》、卫生部《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临床输血技术规范》等要求，督促建立规范的用血制度，并做好年底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的考核检查工作。

输血委员会制度 篇7

1受托责任是审计委员会制度产生的前提

现代企业是一个由外部和内部受托责任组成的受托责任体系, 其外部受托责任为投资者与公司经营者因财产物资控制权的转移所形成的责任关系, 而其内部受托责任为企业内部由于分权经营所产生的各级管理控制关系。由于受托责任的存在, 产生了对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和结果加以评判的要求, 以确立或解除受托责任。外部受托责任是外部审计产生的基础, 而内部受托责任成为了内部审计产生的动因和基础。为保证企业内部各部门认真、高效的履行受托责任, 管理当局应对受托责任的履行状况、经营业绩等进行认定、评价和判断, 并以此为基础对其进行奖惩, 判断是否继续或解除委托责任。审计委员会作为一种制度保障, 充当了评判受托方责任履行状况的角色, 其建立有效的促进了企业的各部门认真履行其受托责任, 有助于企业总体目标的实现, 并为整个外部受托责任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2交易费用是审计委员会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

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为交易而耗费的各种资源, 由于知识和经验的差异、资源的稀缺性及空间的局限性等多种原因, 使得交易费用在各种交易中不可避免。达尔曼认为, 交易双方欲达成协议, 必须相互了解, 将可能提供的交易机会告诉对方, 这种信息的获知和传递都是要耗费时间和资源的。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了组织和个人成本的上升, 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组织创造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 用以降低交易费用、协调经济秩序, 审计委员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也正是针对降低组织的交易费用而产生的。

3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审计委员会制度产生的动力

我国的资本市场在逐渐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日渐显露, 关于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大对上市公司监管力度等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首先, 上市公司多为原国有股份公司改制而成, 国有股一股独大, 且多为不流通股份, 这就形成了国有资产管理单位作为全民代理人执行财产管理权的第一层代理和控股股东选举的董事、监事、经理作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代理人的第二层代理, 这两层代理关系相应的产生了第一层代理上代理人缺位, 无法实质上参与公司的经营和监督活动, 以及第二层代理上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当局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代理成本上升;其次, 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尚不完善, 董事会和经理层职务重叠, “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 决策控制与决策管理相重合致使监管部门的监督力度不足, 强势群体可利用其信息优势出具虚假会计信息, 侵害国家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审计委员会作为内部监督和管理服务的机构, 对于加强对强势群体的监管、降低内部舞弊和组织风险、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及组织的核心竞争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审计委员会的定位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 企业采取了诸如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整合等方式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而内部审计也受到了业务外包的威胁。企业的各职能部门, 只有不断创造价值, 实现企业的增值目标, 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近年来, 国际内部审计协会也在不断探寻内部审计的新思路, 1999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制定的《内部审计实务标准》对内部审计的重新定义中更加强调了其“增值”功效, 内部审计正在由传统的内部监督功能向内部服务职能转变, 它将更加关注企业的风险管理、控制机制及其经营的效果。

由于审计委员会属于企业的内部管理部门, 所以对组织的管理理念、组织目标、经营

环境相对了外部的咨询公司及外部审计机构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 对于组织的改革和新项目的开发有着较为深刻的见解, 可以针对组织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机遇提出更为切合实际的建议。内部审计通过评价企业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等, 进而提高了组织的运作效率, 有助于实现组织的增值目标。内部审计新的定位统一了内部审计机构与组织的其他职能部门的目标和利益, 使得内部审计机构在开展工作时, 易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和同级部门的配合, 进而提高内部审计工作开展的效率和效果。

三、审计委员会制度运作模式的选择

就我国目前的现状分析,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落后、对内部审计的市场需求不足、制度保障力度不够、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差等诸多原因, 使得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多半是流于形式, 其运作效率、效果低下。基于现状, 我国在选择审计委员会运作模式时, 应对上述因素予以充分考虑。

在我国建立审计委员会有两种思路:一是建立独立于董事会, 直接受股东大会领导的审计委员会;二是在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作为其专属机构, 但增强其独立性, 以保证其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权威性。从审计委员会工作的独立性及其有效性上看, 第二种思路更为合适。首先, 独立于管理层而直接受董事会领导提高了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 有利于内部审计工作更加有效的开展。审计委员会通过其监督职能的实现, 在一定程度上对大股东的权利予以制衡, 有助于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和外部审计的效率;其次, 易于加强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合作。审计委员会通过其管理职能的实现, 对公司实施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 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降低经营风险, 同时促进公司内部受托责任的有效履行, 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审计委员会职能有效发挥的保障措施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 任何一项制度的有效实施, 不仅依赖于制度本身设计的科学性, 更要具备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 即制度实施的保障措施。审计委员会制度要有效的发挥其作用, 不仅要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运作模式, 更需要发达的资本市场、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科学的治理结构及健全的法律制度等给予相应的保障。

1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

鉴于内部审计与其它内部职能的区别, 审计委员会既要发挥其内部监督的职能, 又要发挥其增值作用, 首先应保证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独立性是审计委员会开展监督职能的前提保障, 因此在审计委员会的从属关系设立及内部审计人员的选择上都应充分考虑对其独立性的影响。如选用独立董事来承担审计委员会的职务,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内部审计人员与经理层因利益关系而影响审计工作的问题。

2赋予审计委员会与其履行职责相应的权限

传统内部审计所承担的风险、责任与其享有的权限不成正比, 内部审计人员承担着较大的责任却没有被赋予相应的权限, 内部审计人员缺乏实权是其无法有效的开展内部管理监督和风险管理活动的原因之一, 因此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应赋予审计委员会与其执行业务相应的权利, 以保证业务的顺利开展, 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热情。

3增强与其它职能部门的沟通

内部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职能部门的配合, 积极的沟通将为审计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从而保证内部审计监督和增值职能得以实现, 因此审计委员会如何与其它职能部门进行有效的交流, 对其开展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4明晰上市公司产权

审计委员会制度之所以在美国市场上表现出效率,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上市公司明晰的产权。对于审计委员会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效率, 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产权基础的明晰度, 因此, 建立产权明晰的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将保障审计委员会制度的高效运作。

另外, 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创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都将对审计委运会制度的实施和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试析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 篇8

关键词：士兵委员会；民主；集中

中图分类号：K263.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8—0111—02

毛泽东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1]当时民主主义的具体载体就是士兵委员会。作为实行革命民主主义的重要载体，士兵委员会在井冈山斗争史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具体的运作当中，这一制度也面临着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关系的问题。因此，结合井冈山时期的具体实践来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理论辨析，这对于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民主与集中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

士兵委员会制度的制定与推行，首先建立在对民主制和集中制内涵的科学把握基础之上。

就民主制而言，它的独立价值在于“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2]，而其困境在于该法则隐含的“多数人理性”假设。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必须清楚地告诉群众，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意见是零碎的，无系统的。”[3] 而且，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4]因此，民主制并不能保证它的制度产品就是集体理性，决策的民主化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决策的科学化。

与民主制不同，集中制的独立价值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集和行动的一致”[2]。权威能把智慧作为集中制的制度产品低阻率地输出体外，从而大大降低执行成本。而集中制的困境则在于，权威具有天然的自我扩张本性。在集中制的实际运行中，权威能够通过其权力的行使或暗示方式影响和控制其他主体，使他们的意思表示指向有权力确定的方向。但是，当权威与智慧长期固定在某一成员身上，会使其他成员增长对权威的自发崇拜倾向，从而生成一种服从惯性。这种服从惯性的张力会扭曲对智慧的服从，把对智慧的服从演变为对权力的盲从。

民主制与集中制各有优点，也都存在缺陷，二者的相互结合恰好可以取长补短。民主制中的“意志自由”虽然有可能超出集体理性的边界，但也能够聚集到更多的外部能量，营造出某种民主压力。而集中制则可以为民主成长提供有序的轨道，离开了权威、秩序和集中，民主只会转变成混乱无序，从而走向民主的反面。毕竟“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我们党赖以建立的基础，只有这些观点的一致才能把党员组成一个集中的党”[5]。

民主与集中的这种辩证关系，早在三湾改编中就已经鲜明地体现在其制度化探索之中。除了设立士兵委员会以团结和激励广大士兵群众以外，如何真正领导和掌握这支革命军队，特别是如何在部队基层抓住士兵群体，这成为当时领导层更为重要的一个考量。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果断而睿智地在部队中实行了集中制的创新，这就是“支部建在连上”。如此一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真正有了体制性的保证。1929年的古田会议指出，要“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力争在决策的正确与效率之间实现均衡的努力。

二、民主与集中的具体运作要根据具体情势而定

恩格斯曾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6]由此可见，在权威与自治、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中，究竟是权威与集中多一点，还是自治与民主多一点，这是由政党的组织原则从属于政党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是随着外界情势的变化而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过程。无论强调前者，还是强调后者，都是民主集中制协调发展的正常形态。

从三湾改编时的形势来看，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紧要的问题是必须坚决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建立起新型的官兵关系，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7]。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激发士兵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赢得了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随着根据地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为了适应残酷斗争形势的需要，红军相应地加强了对集中的强调。这是因为没有集中，就不可能把处于分隔状态、地方习气浓厚的各支部队整合为党的统一组织，就不能集中力量打破敌人的疯狂进攻。

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决议要求“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士兵会的权能及其与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规定“大队士兵会不设党团，工作由支委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队委指导”[8]。不久中央军委又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基本取消了士兵委员会在政治工作体系中的地位。对于这些加强调集中的政策调整不仅要从理论上，更要从当时的革命形势出发才能得到比较适当的理解。民主与集中的直接价值尽管不同，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终极价值，即都是服务于组织管理的既定目标——推动革命的胜利发展。

除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区别以外，根据管理层次的不同，民主与集中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越是带有地方性的问题，对个人的影响就越深，因此与这些问题关系密切的人，就会更关心这些问题。而且，人们最熟悉的是自己工作的领域以及自身的生活环境，人们对这些问题最知情也最有发言权。因此，民主的实施其实应当重在基层——越是地区性的问题，越要保持面对面的直接接触。红一方面军的《红军士兵会章程》规定，设有政治部的师或纵队以上不设士兵会委员会，士兵会主要设在团营连三级组织[9]，这种设置与民主重在基层的基本精神也是相符的。

三、民主与集中的把握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士兵委员会制度突出强调民主的重要性，这对于今天的民主建设固然有重要启示。不过，以士兵委员会这一史料为依据，过分突出民主的绝对价值，这有可能使我们的理论探讨误入歧途。目前理论界存在的人本主义民主观，实质上是认为集中权来源于民主主体权益的让渡，所以社会的真正主人是大众本身，他们有权决定，也有权监督。事实上，从人本主义来论证民主不但多余，而且其中包含着意识对自我存在反映的异化。

从社会发展的结构主义基础来看，民主的发展在于系统的复杂性增加，为管理或控制所需的信息量也相应增加，因而不可能完全实行个人独裁。为了使高层的政治决策正确，必须充分了解社会各个部分甚至基层的有关情况才行。而民主的功能则体现在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上，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正确和有效的控制，推动系统的发展。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功能性的，即为了防止决策的失效。“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10]

人本主义的民主虽然没有科学的基础，但也并非一无可取，由于实现社会系统发展目标也一定会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换言之，政治领导促进社会发展的努力也是一种服务大众的忠仆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结构主义的民主观并非一般地反对天赋人权，它所反对的是天赋，而非人权。人在社会系统中要各司其职，就必须实现权利与义务某种形式的统一，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人对自己的权益表示意见，这可以防止个人被忽略，激励和团结组织成员为共同目标奋斗，但是也不能把人权绝对化，造成自私和贪婪并危害整体。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研究士兵委员会时应该避免用西式民主来生硬比附。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这种观点固然正确，但如果把它解读为普通士兵人人有权做出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那将是绝对错误的。1928年7月，红军二十九团官兵不顾军情紧急，由士兵委员会开会决定冒进湘南，直接导致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由此可见，民主对决策的科学化并无根本的保证。

所以，正确的原则还是要像井冈山时期的民主实践那样，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只有正确把握民主与集中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全党的智慧，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和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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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21.

On the Soldiers Committee in Jinggangshan Struggle Period

YANG Shao-hua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Jinggangshan 343600，China）

Abstract：The Soldiers Committee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Jinggangshan struggle period.It can be seen from the analysis that there is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democracy and centralism，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m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situation，and we must keep a clear understanding to the error of humanistic concept of democracy.

输血委员会制度 篇9

11月22日下午三点，我院2016年临床用血管理委员会会议在门诊四楼会议室召开。此次会议由临床用血管理委员会委员xx主持，副主任委员xx院长出席会议，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主持人xx首先汇报了16年输血科主要工作及院内培训开展情况。会议第二项由医务部xx主任对2016年临床合理用血评价结果进行通报。

输血委员会制度 篇10

2011年临床输血管理委员会年终工作总结

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而输血治疗更是一个专业性强、具有一定风险的治疗措施。由于目前病毒“窗口期”的存在、检测技术的局限，以及新病毒的出现和未知病毒的存在，通过血液传播的疾病还不能完全杜绝。因此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而输血治疗更是一个专业性强、具有一定风险的治疗措施。由于目前病毒“窗口期”的存在、检测技术的局限，以及新病毒的出现和未知病毒的存在，通过血液传播的疾病还不能完全杜绝。因此，即便是经过严格程序检验合格的血液，也可能会存在着病毒感染的风险和几率。此外，输血还可能出现过敏、溶血、发热、血小板输注无效、急性肺损伤、输血相关的移植物抗宿主病等不良反应。2011年我们为了规范临床输血医疗行为，将输血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医疗安全,我们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建立健全了医院临床输血管理机构

为了保证临床用血安全，我院成立了由院长任主任，医务科科长，检验科科长及有关临床科室主任为成员的输血管理委员会，依据《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严格按照《广元市产科急救用血管理规定》，对临床输血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指导临床血液、血液成分和血

液制品的合理使用，协调处理临床输血工作遇到的重大问题，保证了临床输血安全。

二、加强了医务人员输血法规知识的学习培训

医务人员不仅需要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还应熟悉输血相关的法律法规。临床医生应对相关的法规有足够的重视，才能真正做到依法、科学、合理和安全输血。如果对输血相关法律和输血规范不了解，可能会造成工作中的失误，从而导致医疗纠纷。所以我们对相关人员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同时，我院还先后派出3批8人,参加了由省卫生厅组织《临床采供血机构专业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有目前与输血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及与提高输血安全有关的新技术。

三、加强了临床用血的监督管理

不定期检查各临床科室“输血申请单”的书写情况和血样标本留取是否规范;检查“输血申请单”是否合乎输血指征，用血量是否经审批、签字后发出;检查月报、年报等统计报表，宏观掌握节约用血及合理、科学用血情况;抽查各临床科室上交的经输血治疗病例的病历，检查有无“输血同意书”并作好记录。

四、监督了输血科的日常业务工作，促进输血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

随着输血医学的迅猛发展，成份输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许多与提高输血安全有关的新技术应用于临床治疗中，对有效地

输血委员会制度 篇11

关键词：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 学术评价 传统文化逻辑

高校学术委员会是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客观需要。然而，学校管理与文化之间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避免，学术委员会在本质上同样也受到来自文化层面的影响和制约。解读和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或特性，促使学术委员会在学术评价时使传统文化逻辑让位于学术逻辑，推进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正是本文研究的题中之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高校学术委员会

“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1]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被认为在于其人文文化，这种文化类型注重群体和谐、等级观念与人际关系。受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心理的影响，高校学术委员会这一特殊的学校内部组织在运行过程中也呈现出典型的传统文化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学术委员会不仅具有共同的目标、利益和追求，而且成员之间还具有强烈的精神和情感的相互依存性，容易形成高度整合的集体和独特的团队精神。因此，学术委员会在履行学术评价职能时，组织成员会倾向于通过非直接的言语或方式对被评价者进行描述来保存对方的面子来维护情感，这种含蓄的信息沟通虽然缺乏一定的效率，但是不仅能使组织和谐，而且能解决在学术委员会职责范围之内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校学术建设。

第二，受儒家等级文化的影响，传统中国的稳定性建立在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基础上。在学术委员会组织中，则明显地表现为行政、学术“双肩挑”的成员和纯粹专职于学术的成员之间，资历较老的成员与新进成员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分布上。在这种关系不平等的情境之下，学术委员会中肩挑行政职务的成员和资历较老的成员更具话语权和表意权。

第三，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和组织文化中，“关系”基本假设无所不在,这种关系文化也反映在学术委员会组织当中。不难发现，有少部分被评价者通过非正式渠道（如送礼、请客）以获得较理想的评价效果，从而达到晋升等目的。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哪里去了呢？用到人与人之间去了，用到人伦关系上面去了。”[2]

学术委员会运行中的传统文化逻辑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以和为贵、等级观念和关系为先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成为学术委员会组织中成员某种潜在的逻辑和心态，从而致使其成员对具体事务的处理也依据相应的思维和解决办法，久而久之，学术委员会的运行带有独特的传统文化色彩，突出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官本位”（Official Standard）思想的根深蒂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官本位”文化牢牢蒂固在国人的思想中。从历史脉络来考察，“官本位”萌生于“学而优则仕”，把是否为官和官阶的高低作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虽然学术委员会不是行政组织，其成员也没有官阶、官衔，但是却拥有很高的学术审议、评定的权力，并且成员多数为行政任命，这在国人心目中就是一种“官”。这就意味着学术委员会可以主宰教师的未来学术发展道路，而在高校本来就是以学术为主，能成为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更是一种对其学术权威的认可，这就已经“高人一等”了。因而，学术委员常常是一种头衔、一种等级象征、一种荣誉，能成为学术委员会中的成员就成为一种追求，一种“官本位”价值观的实现方式，正是基于这种目的的委员在履行其学术评价权力时常常带有一种“官”的姿态，所以表现出高高在上、官气十足。

2.“情本位”（Feeling Standard）意识的深远影响。在我国，“人情”这一概念的含义比较复杂。黄光国认为，“人情”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3]“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以报”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规范。黄光国将这种社会规范称之为“人情法则”，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充斥着“人情法则”。学术委员会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其成员是社会人，成员与成员之间以及与周遭人之间的交往也往往遵循着“人情法则”。虽然学术委员会成员有着公平公正的价值诉求，但仍然可以发现其中送人情、给面子、拉关系的现象时有发生，“情、理、法”成为处理其内部关系的三种手段，其出发点往往先以“情”为重，其后以“理”为据，万不得已采用“法”。学术委员会成员也会根据与评价对象关系的疏密来衡量到底是给个人情、顺水人情抑或是不卖这个人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学术委员在评价学者及其学术成果时，较难持客观立场，而高校教师也难以静下心来潜心学术，因为有太多人情世故需要应对，正如学者乔锦忠所说，在国内学术界讨生活，令人感到心力交瘁的往往并不是学术本身，而是各种需要应付的复杂关系。[4]

3.“礼”文化(Confucian Ethics Culture)的等级束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学术委员会中，等级制度和身份意识十分强烈，“上下尊卑”的等级礼仪规范像指挥棒一样指挥着整个学术委员会的运行。在学术委员会中，虽然其成员大多数是教授，但是很多成员是以校领导、院系领导等身份加入，无行政职务的教授比较少，而且委员多为行政任命。对此，学者谢安邦与阎光才调查发现，“各种委员会的构成中具有行政职务的（院长、处长、系主任等）学术委员占多数，而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等学术人员比例则很少。”[5]也正是这种人员构成，委员会进行会议讨论时，大家的身份意识十分清晰，心里都十分清楚谁尊谁卑、谁是上级谁是下级，甚至会不自觉地维护上级领导的面子，不敢反驳上级领导的观点，结果，委员们的决策往往唯行政领导马首是瞻，这也恰恰体现了儒家的观点，在人际互动的场合，应当先依据“尊尊”法则，解决“程序正义”的问题。

传统文化逻辑让位于学术逻辑的路径探析

学术委员会制度长效作用的发挥需要基于对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理解。制度和文化实际上是两个相互牵制的变量，社会中的外在制度影响着其成员的行为,在产生社会行为秩序的同时也无意中渗透着制度本身蕴含的文化。同时，社会已有的传统文化产生的共同认知(Share cognition)限制着制度作用的发挥，只有当二者不相冲突时，才有利于制度长效作用的发挥。因此，为使学术委员会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其各项工作沿着学术逻辑的轨道科学运转，有必要探析学术委员会制度与文化之间的融合与超越之道。

1.营造学术委员会有效发展的外部环境(External Environment)。第一，完善法律规范。法律法规制定规范、执行严谨的特性对于新生事物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小觑的。日本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早在1893年，日本颁布的《帝国大学令》就对大学评议会的成员和管辖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而日本大学的评议会和教授会的职能地位正是在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推动下才得以确立，“两会”在日本高校中的重大作用才逐渐发挥，这才为日本高校高水平的办学和高效率的治理道路奠定了制度基础。[6]然而，我国1998年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对学术委员会做出相关规定，这与日本的时间差距足足有1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这一项规定使得学术委员会的身份终于有了法律保障，但仅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做相关规定还远远不够，我国应该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以规范学术委员会组织机构的设立和人员配备等方面的内容。第二，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高校学术委员会拥有很高的学术审议、评定权力，因此，对于权力的监督是必需的。然而，不能有效防范学术委员会中权力出现人情等方面的变异和腐败，肯定不是有效的监督。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使对高校学术委员会组织的监督处于一个理想的状态呢？以权治权即用权力监督权力是关键之举。监督权大致可以分解为知情权、审议权、问责权（质询权）、弹劾权和罢免权，这可以启示高校学术委员会管理中应该充分赋予被评价者知情权、问责权（质询权）等权力。在美国的终身教授评定中也会遇到标准以外的因素的干扰，如人际关系、文化背景、嫉妒心理等。为了克服这些因素，建立了一套上诉、仲裁机制，以体现公平、公正。一个名牌州立大学建立的从下到上的机制是：基层的“系人事委员会—学院人事评审委员会—主管人事的副校长—地区平等办公室”，如认为不公平可以逐级上告，并且可以利用民意调查、教师工会讨论、大学校报等方式反映情况、表达民情。我国学术评价也应该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充分利用权力制衡的方式有效保证学术评价这样关乎大学兴衰的大事办得公平、公正、合理有序。

2.打造适合学术委员会发展的内部环境(Internal Environment)。不管外部政策环境如何变换，学术委员会自身不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才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学术委员会应不断建构其内部秩序，以规章制度的方式保障其在一定范围内追求学术的权力，最终形成自身的制度性力量。第一，完善组织结构。学术委员会组织结构完善与否是其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然而，完善学术委员会组织结构的关键则是考虑其成员的代表性。因为，文化的力量固然强大，但总归要通过人这一载体折射出来。由此，为规避组织中的“等级文化”“关系文化”，应该慎重考虑组织的人员构成。黄光国先生认为规避人情有4种方法，在此可将其中的两种迁移至高校学术委员会的管理中：一是以公平法则建立互动原则，针对学术委员会中的成员多数是资历较老的权威级人物，其处事态度较难改变的现实，启示了委员会在选择其成员时要优先考虑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人，他们更崇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公平法则。二是到陌生地区建立公平法则，这启示了学术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可考虑校外有资格的学术权威，因为他们在陌生的环境中可以避免许多人情世故。此外，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并不是以单一形式存在，它应该是一个制度之间彼此互为依存、相互支持的“制度群”。这说明学术委员会还应该存在着一批相关联的制度以完善组织结构，如学术委员会成员的选拔程序和罢免程序、任期制度、工作程序等。第二，健全规章制度。在当前社会环境之下，好的制度比人的素质更能靠得住，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高校学术委员会组织中，传统文化逻辑的存在，在一些方面影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这就要从制度的层面着手，以规范组织中存在的“官本位”“情本位”“礼文化的等级观念”。健全的学术委员会制度不仅包括制度的成文规定，而且更要重视制度的执行。具体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完善学术委员会的管理制度，促使其形成规则、条文等规定性约束条件。我们不难发现，在某些高校，对于学术委员会的管理比较含糊，甚至学术委员会与教授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等的职责有重叠交叉之处，这如何能保证学术委员会有效发挥学术评价职能？另一方面要加强学术委员会制度中各项规定性条文的执行、实施。只有在制度执行中，委员会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真正被约束，制度才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制度力量才能得以体现。在保证以上两方面的贯彻落实之后，我们应该明了，学术委员会的各项规章制度应该要不断进行修正， 因此，健全的学术委员会制度的运行是重复着“制定—执行—修正”这一良性循环。[7]

哈佛大学德鲁·吉尔平·福特斯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大学是思想交流的场所，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大学若是随波逐流，大学精神将会荡然无存，大学也将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大学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大学，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为确保学术的意义和价值，促使学术委员会的传统文化逻辑让位于学术逻辑，只有遵循学术逻辑评价学术这一内在发展逻辑，才能推动学术委员会的科学运转，完善大学内部的运行机制，深化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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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