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的感悟（精选11篇）
见义勇为的感悟 篇1
大学生应该勇作见义勇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就在前几天，11月14日晚在省城文瀛公园湖边，一对年轻恋人先后掉进湖里，男子很快脱险，女子却命悬一线……危急时刻，18岁大男孩贺焕圆跳进湖中将女子救起。这就是我们身边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见义勇为事迹。
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是一种应该大力提倡的行为。作为旁观者或许会考虑很多，但是作为需要救助的人，可能会改变以后的人生！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更应该发扬并继承见义勇为之精神。因为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义勇二字，撑起了中华美德的一片天。救死扶伤和见义勇为的故事跃入眼帘，任何一个的良知的公民，都会被这种舍生忘死，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更何况我们这些有知识有思想的当代大学生呢。正是这些平凡的人，用他们无私的爱心构建起我们的和谐社会。他们让我们看到：世界就是美好的，人心就是正义的灵魂所在。和平年代，谁是真正的英雄？见义勇为者当之无愧，他们是社会正义的代名词，是平安建设的中流砥柱，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榜样。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就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情怀，就有一个“好汉三个帮”的无私精神。在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时代呼唤英雄，社会需要英雄，更应该传承这种精神，把我们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更是应该勇于承担这个责任。
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个个令人痛心镜头会时有闪现：有人在街上与劫匪搏斗，没人帮忙，没人报警，看热闹的人倒是不少；孩子掉进了湖中，上百人站在岸上观看而无人搭救；马路上，有人出车祸倒在血泊中，无人救助，任其鲜红的血流淌。。这些冷漠的场面让我们痛心。
看到这些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想或多或少有些感受吧。但是更多的是现代社会风气是需要我们新一代大学生去维护去建设的。
也许有人会说，见义勇为，直面歹徒，是生死考验。是的，但是生命的价值不就是在于奉献吗？我佩服见义勇为的人，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没有退缩。我们应该像他们学习。作为大学生我们也不能盲目的见义勇为，一味地“逞匹夫之勇”，我们要和社会不良行为斗智斗勇这才是我们当代大学生，一个随时准备见义勇为的大学生。
最后我要说，见义勇为是一种精神。时代需要这种精神，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需要这种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这种精神，让我们当代大学生当仁不让，勇作这种精神的倡导者、颂扬者、传承者和实践者！
见义勇为的感悟 篇2
目前,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中并未明确使用“见义勇为”这一概念, “见义勇为”这一概念多见于地方性法律法规中, 其定义也多是在地方性法律法规中进行定义, 定义的方式和内容也不尽一致。
笔者认为, 见义勇为是指不负有法定职责、特定义务的人员为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 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救人、抢险、救灾等行为。从行为构成的特征来看, 见义勇为应该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1. 主体方面的广泛性
主体是指实施行为的人。“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古训告诉我们, 无论是谁, “路见不平”, 都可以“拔刀相助”。如果把“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与见义勇为联系起来看, 就可以看出见义勇为主体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见义勇为者的身份并不受到限制。见义勇为的主体应当是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的人员。因为, 如果见义勇为的人员负有进行见义勇为的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 那么, 他的所为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 他履行义务的前提是他有其他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与之相对应, 并谈不上有高尚的道德, 因而不应当在见义勇为的范围内。相反, 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的人员在见到需见义勇为的情形时挺身而出, 才能称其有高尚的道德, 其在见义勇为时遭受到损害才有必要进行专门的保护。所以, 见义勇为的主体必须是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的人员。
2. 主观方面的勇敢性
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实施行为已经造成的后果所持心理态度。见义勇为是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知难而上作出的勇敢选择。见义勇为者必须是积极的、主动的、不顾个人安危的。在这个方面, “见义勇为”中的“勇”和“义”将其表现得淋漓尽致。“勇”字足以体现出一个被认定为见义勇为的人应该具备的“主动性”与“不顾自己安危”, “义”字足以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并无主观欲望要求, 他所做的纯粹为了“道义”。如果一个人去救人是出于有人逼迫, 那么他主观上就没有“勇”, 当然不应受到与“见义勇为”相关的保护, 顶多受到民法等相关法律给予的补偿。
3. 客体方面的道义性
客体是指行为作用和影响到的社会关系。见义勇为使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利益免受侵犯或损失, 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个人, 体现和符合社会道义。笔者认为, 应该采用广义的见义勇为来理解, 认为见义勇为保护的客体应该为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对于见义勇为的客体为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是自古以来人们对见义勇为最朴素、最直接的认识,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朴素的爱国情怀, 为了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而使自己受到伤害的事件比比皆是。同时, 行为人的做法也符合我们对见义勇为的理解, 因此我们认为, 在规范当今社会的立法中, 应当采用广义的见义勇为含义, 从而最大程度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利益。
4. 客观方面的作为性
客观方面是指行为实施的方式、方法、时间、地点、产生的结果等。行为的表现形式有作为和不作为, 见义勇为的行为形式只能是作为而不可能是不作为。经过与见义勇为的相关事件进行收集整理和筛选, 基于见义勇为所保护的客体, 对见义勇为的客观方面进行规范和细化, 认为见义勇为表现为当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被侵犯时挺身而出, 并做出积极的有利于消除该危害状况的行为, 包括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和救人、抢险、救灾等行为。
凡是符合以上特征和构成要件的, 笔者认为就可以成立见义勇为行为。见义勇为是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行为, 在国家、社会或者个人受益而见义勇为者却遭受损害的情况下, 就应该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和补偿, 为了规范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和补偿, 国家必须建立健全见义勇为的补偿制度。
二、建立见义勇为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1. 体现民法中公平原则的要求
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制度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 无论多么精致和简洁, 只要他不真实, 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 法律和制度, 不管他们多么有效率和有条理, 只要他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民事法律救济, 从法理上来说是同法律的正义价值相一致的。正义的基本法律含义是:首先, 正义是一种分配方式, 无论是利益或不利益, 如果其分配方式是正当的, 能使分配的参与者各得其所, 它就是正义的;其次, 正义是通过正当的分配达到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状态。
2. 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利益的救助行为中, 经常会对自身的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造成损害, 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往往会遇到医疗、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困难, 这是我们所无法忽视的。而及时给予见义勇为者民事法律救济, 其现实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可以通过解决实际困难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 可以避免挫伤人们的积极性, 鼓励见义勇为行为, 从而达到推动社会良心的回归,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现行见义勇为补偿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1.目前, 我国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见义勇为补偿的案件多是采用《民法通则》第93条 (1) 所规定的无因管理的原则和精神进行处理, 或是采用《民法通则》第109条 (2) 所规定的公平原则进行处理。但是, 这样却没有考虑到见义勇为人员在进行见义勇为行为后没有出现受益人, 或是被救助人未能受益的情况。
2.目前, 法律中所规定的, 一般均为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进行适当补偿。而其中“适当补偿”作为补偿的标准缺乏可参照性, 补偿的程度通常取决于受益人的自愿程度或依赖于法院的自由裁量。并且, 现实是, 受益人往往会出现无力负担补偿费用的情况, 例如, 受益人也受伤需要大额医疗费用等情况, 此时由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进行适当补偿往往不切实际。
3.各地的见义勇为基金缺口严重, 资金严重不足, 真正得到奖励的见义勇为事件不多, 往往在见义勇为者需要补助的时候, 见义勇为基金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费用, 使见义勇为基金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
四、对完善见义勇为补偿制度的思考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3) 如果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行为遭受伤害或者丧失劳动能力, 就依法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保护见义勇为者权益的立法应属于社会保障法的范畴, 相对于普通公民, 见义勇为者对社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理应得到法律更好的保护和救济。
对于目前我国见义勇为补偿制度所存在的缺陷, 前两种情况具有不可逆性、不可抗拒性, 目前尚无可以有效解决的做法。因此, 笔者认为, 可以采用国家补偿的方式, 建立对见义勇为者全方位的补偿模式。
1.补偿原则
笔者认为, 补偿原则应采用“完全补偿”原则, 能够由侵害人或受益人进行完全补偿是最理想的情况, 如果无法达成, 国家补偿要做的就是全面补偿见义勇为者所遭受到的损失, 使其能够因国家补偿恢复到如同损害发生前、未受损害时的状况。
2.补偿方式
加大见义勇为基金的投入, 将见义勇为基金列入财政预算, 为见义勇为基金提供足够的资金, 使其能够将其作用最大化, 在无法及时由侵害人或受益人进行补偿的情况下, 及时对见义勇为作出补偿。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将成为见义勇为补偿的最后承担者, 见义勇为基金可以看做为社会保险的一部分, 在见义勇为基金作出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的同时, 实际上见义勇为基金也获得了对侵权人的代位追偿权, 见义勇为基金可以在事后提起对侵权人的公益诉讼来进行追偿。
见义勇为者的损失很多时候是非财产性损失, 而这种损失往往具有长期性、持续性, 其具体损失很难用数字进行估量。见义勇为的牺牲者, 生前多数是青壮年, 年龄多在22—45岁之间, 他们是家庭经济收入的创造者。牺牲后, 家庭失去经济依靠, 整个家庭生活变得窘困[2]。因此, 除了金钱上的补偿外, 同时还应当重视政策性的补偿。
对于补偿, 全社会应该达成共识, 允许让其家属能够享受到一定的便利。保护与奖励是为了保障生活;而有条件地享受待遇则能够改善生活, 例如在入学、住房、医疗等方面给予见义勇为者及其近亲属一定照顾。
结语
通过对见义勇为补偿制度的分析不难发现, 目前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显得不足, 法律上的保护也不到位。这些问题要解决, 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国家统一立法, 建立国家补偿机制, 以解决由见义勇为行为所引发的各类问题, 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见义勇为的绒绒 篇3
绒绒和丫丫结伴（ｂàｎ）而行，一边飞一边唱着歌。他们飞过一条条大河，一座座高山，突然听见远处传来呼救声：“救命啊！救命啊！”
“我们赶紧去看看！”绒绒和丫丫像两支利箭（ｊｉàｎ），俯（ｆǔ）冲而下，寻着呼救声来到一条小河边，原来是一群小猫掉进了河里。绒绒和丫丫赶忙跳入水中，轻轻地托起落水的小猫，把他们都救上了岸。
“真危险啊！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呢？”绒绒关切地问道。
刚被救上岸的小猫，全都低着头，其中一只小猫不好意思地说：“我们都想到河对面去玩，可只有一条木船，于是我们都挤了上去，没想到木船沉了，所以大家全都落水了，幸亏你们来救了我们，不然的话……”
绒绒说：“这么小的木船怎么能挤这么多小猫？太危险了！”
丫丫接过话说道：“这条小木船一次最多只能运4只小猫过河，一共有16只小猫，得运16÷4＝4（次）才能全部运送到河对岸。”说完丫丫就把16只小猫分成了4组，准备让他们分4次过河。
“不对，丫丫，你的分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每次运4只小猫过河，至少得5次才能全部过河！”绒绒提醒道。
“明明是4次，怎么会是5次呢？绒绒你算错了吧？”丫丫反问道。
绒绒故作神秘（ｍì）地说：“你先让这些小猫试试看，一会就会明白！”
当第一批的4只小猫过河后，小船停在了河对岸。没有小船，其他小猫无法过河了。原来，还得派一只小猫驾（ｊｉà）船返回才行。
绒绒笑道：“丫丫，现在你明白了吧，实际每次最多只能让3只小猫渡过河去。当小船渡了4次时，渡过河的小猫有3×4＝12（只），还剩16－12＝4（只），最后一次这4只小猫正好一起渡过河去，所以一共需要4＋1＝5（次）。”
“原来是这么回事！”丫丫恍然大悟。
绒绒和丫丫目送小猫安全地渡河后，踏上了继续寻找妈妈的旅途。
（213213江苏省金坛市尧塘中心小学）
玩玩数学
故事中的“过河问题”是一类很有趣的题。类似的题目有很多，我们来做一道题目巩固一下刚学的知识吧！
有关见义勇为的事例 篇4
马世经、隋多、姜战岳、李楠同志见义勇为事迹
马世经,男,1942年出生,群众,北京向阳机械厂退休工人。隋多,男,1980年出生,共青团员,北京市李宁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主管。姜战岳,男,1983年出生,中共党员,首都师范大学三年级学生。李楠,男,1982年出生,群众,北京世纪万达咨询有限公司职员。
2004年4月21日晚7时许,马世经、隋多、姜战岳、李楠执行一场足球比赛的裁判任务。比赛结束后,在返回途中,突然听到有人呼救,随后看见一男青年对一名女青年实施抢劫后仓皇向西狂奔。马世经立即叫司机李楠开车追上。车刚停下,马世经等人立刻把嫌疑犯围在中间,并责令他交出赃物,这时嫌疑犯从左衣兜里掏出手机扔在地上,右手摸着腹部向司机李楠逼近,站在嫌疑犯身后的姜战岳,果断地冲上去将其扑倒,双手死死摁住疑犯的后脖颈,疑犯使劲挣扎企图逃跑。这时大家一拥而上,共同将疑犯制服,并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警察赶到,马世经、隋多、姜战岳、李楠又协助警察将犯罪嫌疑人扭送到附近的天坛派出所。经警方审讯,嫌疑犯承认了犯罪事实,并交代同年4月14日在上海曾入室抢劫并杀害了一名70岁的女事主,4月20日晚在北京南三环赵公口桥下扎死一名孕妇的犯罪事实,此人已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2004年7月7日,崇文区人民政府授予四人为“崇文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田永明同志见义勇为事迹
田永明,男,1959年出生,群众,海淀区东升电焊机厂工人。2004年4月9日晚,田永明与爱人到后八家村西口绿化园散步时，忽然听到呼救声,随后看见5、6名嫌疑人正在抢劫一对青年男女,并把这对青年男女打倒在地。田永明立即上前制止,几个犯罪嫌疑人见有人阻拦,便手持弹簧锁等凶器向田永明包围过来。经过激烈的搏斗,田永明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昏在地,全身11处受伤,随身携带的手机以及现金也被抢走。2004年12月29日,海淀区人民政府授予田永明同志“海淀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刘浩同志见义勇为事迹
刘浩,男,1982年出生,共青团员,北京益环通商贸有限公司职员。2004年10月28日晚7时许,刘浩骑车下班回家,途经公主坟57路公交车总站时,看见一名男子正将手伸进一名女青年的黑色挎包内行窃。他立即骑车冲到两人身边,伸出右手一把抓住嫌疑人的衣领,用左手按住女青年的挎包,就在刘浩让女青年报警时,过来两名嫌疑人的同伙让刘浩放手,刘浩未予理睬,两人便对他拳打脚踢,刘浩仍紧紧抓住不放,一嫌疑人掏出一把匕首,恶狠狠地向刘浩刺去,刘浩躲闪不及被刺中倒地,三名犯罪嫌疑人趁机逃走。经医院诊断,刘浩的右前臂动脉断裂,右桡神经浅之断裂。2004年12月29日,海淀区人民政府授予刘浩同志“海淀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廖春才同志见义勇为事迹
廖春才,男,1958年出生,中共党员,退伍军人,湖北省仙桃市人,生前在海淀区新四环服装城经营自拍卡照相生意。2004年6月3日上午10时左右,廖春才在为顾客照相时发现一人偷包,迅即高喊并将其抓住,嫌疑人挣脱后逃走,另一嫌疑人用刀将廖春才左胸扎伤后逃走,廖春才带伤追赶,后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2004年12月海淀区人民政府追授廖春才同志“海淀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田军同志见义勇为事迹
田军,男,1969年出生,生前系北京艺海恒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2004年10月15日零时,田军与朋友在海淀区龙翔北路小月河西岸聊天时,忽听喊救命声,寻声见一嫌疑人正挥刀扎向一老人,情形十分危急,田军不顾个人安危迅速冲向前,挡在两人之间,并质问嫌疑人。嫌疑人不由分说挥刀扎向田军左胸、大腿后逃跑,后被路过群众抓获,田军在送往医院途中不幸牺牲。2004年12月29日,海淀区人民政府追授田军同志“海淀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宁红喜同志见义勇为事迹
宁红喜,男,1943年出生,中共党员,河北省迁安县人,首钢矿业公司商贸公司退休职工。
2004年6月17日下午3时许,首钢矿山滨中居民区6号楼8单元201室突然发生液化气爆炸,宁红喜接到居委会治安巡逻员的报警后,立即拨打119电话报警,并迅速带领居委会的五名同志赶到事发现场。他冒着大火和黑烟冲进楼内。救出了浑身衣服燃着火苗、遍体伤痕的牛某,并安排其他两名同志及时将牛某送到医院进行救治。消防车赶到后,肆虐的大火被控制住,宁红喜同志没有片刻地休息,一边维护秩序,一边主动协助消防人员灭火。大火被扑灭后,他又积极安抚居民,清理现场,核实损失,协助有关人员维修损坏的周围住户的门窗。2004年8月16日石景山区人民政府授予宁红喜同志“石景山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郑淑婷同志见义勇为事迹
郑淑婷,女,1964年出生,群众,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上石堡村村民。
2004年3月29日上午11时,房山区霞云岭乡上石堡村南山坡,因村民上坟烧纸引起火灾,正在洗衣服的郑淑婷忙赶去救火,在扑灭一起大火后,余火借着风势又迅速燃烧,在二次扑火过程中,由于火势蔓延太快,她被大火围在中间烧成重伤。经诊断,郑淑婷全身烧伤面积达15%,为三度烧伤,特别是面部最为严重,气管被烧伤,呼吸困难,经过医院两周的全力抢救,终于脱离了危险,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郑淑婷在医院治疗了5个多月,经过了两次手术,目前她的伤势已基本稳定。2004年11月29日房山区人民政府授予郑淑婷同志“房山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魏继东同志见义勇为事迹
魏继东,男,1976年出生,共青团员,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地区外来人口管理站协管员。
2004年6月26日晚8时30分左右,女学生马某晚饭后走出家门漫步纳凉,来到光明街“好当家”超市前,一男青年上前寻衅滋事,双方引发争吵,男青年伸手打马某,被行人拉开进入“好当家”超市,随后男青年从超市里蹿出来,手里举着一把菜刀扑向马某。刚下班的魏继东恰好途经此地,看到此情景,毫不迟疑地大步迎了上去,一把将男青年手腕扣住,奋力夺下菜刀,该男青年趁魏继东不备,绕过一辆三轮车再次扑向马某,魏继东过去阻拦,该男青年从腰间又抽出一把水果尖刀,绕过魏继东,一刀刺进马某腹部,随后撒腿向西企图逃走。魏继东飞身冲出人群,拽住男青年的胳膊,使劲拧住,将其摁倒在地,随后扭送到当地派出所。2004年8月大兴区人民政府授予魏继东同志“大兴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曹全付、付洪山同志见义勇为事迹
曹全付,男,1954年出生,中共党员,平谷区金海湖镇洙水村村民,在家务农。付洪山,男,1968年出生,群众,平谷区金海湖镇洙水村村民,在家务农。
2004年2月5日晚9时,洙水村突然断电,曹全付与几名村民到村口变压器处检查停电原因。刚到村口,就发现两个犯罪嫌疑人手持凶器在对一夏利车司机实施抢劫,两个犯罪嫌疑人看见有人来了,急忙向村内逃窜。曹全付立即拨打110报警,并招呼其他村民向歹徒追去。这时付洪山听到叫喊声,也冲出家门,加入到追赶歹徒的队伍中。最后村民们把歹徒堵到了一条死胡同里。危急时刻,曹全付趁歹徒没注意,一个箭步扑了上去与歹徒进行搏斗。另一名歹徒手里挥舞着凶器,付洪山不顾自己的安危,冲上去一把抱住了歹徒,此时其他群众也围了上去。曹全付和付洪山在群众的帮助下把两名歹徒抓获,交给了赶来的民警。2004年10月8日,平谷区人民政府授予曹全付、付洪山两人“平谷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李建国同志见义勇为事迹李建国,男,1980年出生,群众,平谷区峪口镇三白山村人,北京空港天和分公司护卫。2004年4月11日下午3时,李建国在家休假,得知一歹徒手持菜刀闯入本村村民王某的家、并在屋内挟持了王某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消息,立即赶到王某的家。这时,王某的妻子和孩子为了躲避歹徒的伤害,已躲进里屋并把房门插上,歹徒穷凶极恶地点燃了客厅内的单人床。李建国随手拿起一根木棍与民警一起向歹徒冲去,歹徒看到民警和群众冲上来,就举着菜刀向人群乱砍。有人用水管喷歹徒,一时歹徒被水喷得睁不开眼,李建国乘机举着木棍向歹徒手臂猛击,歹徒的菜刀被打掉在地上。歹徒接着捡起地上的一块碎玻璃朝李建国砸过来,李建国用手臂挡了一下,鲜血顺着衣袖流淌下来,但他继续与歹徒搏斗。这时民警挡住歹徒与之搏斗,李建国便和群众一起赶到窗下,打开窗户将王某的妻子和孩子救了出来。人质救出后,李建国又继续协助民警制服了歹徒。后李建国被送往医院,经诊断为浅静脉断裂。2004年10月8日,平谷区人民政府授予李建国同志“平谷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王硕同志见义勇为事迹王硕,男,1972年出生,群众,顺义石园北区居民,聋哑残疾人。
2004年7月14日早晨6时左右,王硕夫妇晨练时看到犯罪嫌疑人李某在顺义石园北区某药房门市部实施盗窃,夫妇二人将其拦住,盗贼用防盗门专用钥匙扎向王硕太阳穴,血从他的额角流了下来,但王硕毫无惧色,忍着疼痛继续与歹徒搏斗,终于在妻子和另一名闻讯赶到的小区居民史某的帮助下,将歹徒制服,随后将其交与接警赶到的派出所民警。2004年12月,顺义区人民政府授予王硕同志“顺义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童超同志见义勇为事迹
童超,男,1986年出生,群众,四川省万县人,生前系北京市盾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保安员,在昌平区新世纪商城工作。2004年6月17日23时许,童超在单位巡逻时发现外面有人偷自行车,立即追赶并与其他两人将犯罪嫌疑人抓住,在其中一人报警时,犯罪嫌疑人用匕首将童超扎伤后逃跑,童超因抢救无效,不幸牺牲。2004年10月昌平区人民政府追授童超同志“昌平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中学生应不应该见义勇为？
聚焦见义勇为退出中学生规范
www.dsedu.net 2003-2-14 越秀教育网 来 源：大洋网
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准”内容全部砍掉
“敢于斗争”和“见义勇为”分别在小学生和中学生行为规范中被删掉
“遇有侵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学会„自救自护‟”等有效保护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内容则首次出现
大洋网讯 据广州日报援引北京娱乐信报报道，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北京市中小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昨(2.13)天正式出台。据了解，原来学生守则里规定很多“不准”的内容：不准迟到、不准打架……新的守则和规范更加人性化，将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准”内容全部砍掉。“做事认真负责，学会与他人合作”、“学会与父母沟通感情”、“文明上网”、“不赌博，远离毒品”等成为新增内容。“诚实守信”也被列入中小学生守则。
此外，“敢于斗争”在新版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被删掉，“见义勇为”也从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消失。“主动报告”、“遇有侵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学会„自救自护‟”等有效保护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内容则首次出现。专家 学生应该首先自救而非救人
在昨日出台的《北京市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没有法律依据的“不准”内容以及“见义勇为”等用词被取消，这引起了广州教育界的一连串思考。昨日，记者就这个改动采访了各方面人士，他们绝大多数对这一改动表示赞同，但也有少数人担心，取消“见义勇为”字眼会否造成这种优良传统在教育中的逐渐缺失。“自我保护”不是“自私”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伟宗：作为一个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老师，我很赞赏这样的改动。见义勇为的精神应该提倡，但是我们也应尊重客观规律。按照人的自然生理规律，处于童年的中小学生本来就是弱者，他们不像成年人那样有自立的能力，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首先要思考的生命命题不是救人，而是“自救”。近几年中小学生由于贸然救人产生更大悲剧的事例我们都听得很多。
让中小学生强调“自我保护”的意识绝不意味着“自私”，这是尊重客观规律。依我看来，还不如多提倡点“团结友爱”，这样就把互相救护的精神包含进去，更两全其美。人性化同时要有适度管制
黄伟宗教授认为，从语言学上来说，“不准”是一个限制词，是规定别人不许怎样做，而不是教育启发别人应该怎样做，这样不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凭借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对于一个学生，你给予他的教育最有效的不是“捆绑”，而是给予其正面的“追求”和理想，让他从小明确自己“将来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教育，才是成功的。
过去规定“不准”的内容被取消，是与时代同步也是与世界同步的改动。但是我认为，在提倡人性化的同时也要有适当的管制，两方面要协调好。前几年美国教育为了提倡人性化而制定了很多抑制管制的内容，结果大量出现的校园暴力案件却向社会敲响了警钟。不要求不是不提倡
广州市天河区中学德育研究会会长彭建国：从教育人的角度看，人性化的教育能增强学生的主动性，自我意识到有责任和义务去承担自己该做的事情，这对于发展学生个性非常有好处。在学生中不要求“见义勇为”这样的做法是应该肯定的，守则取消“见义勇为”只是不对学生做这方面的要求，并不是不提倡。如果学生没有救助能力就不作要求，但如果确实有这样的能力也不应该置身事外，应在同时有利于社会、他人和个人的情况下提倡见义勇为。（记者邱瑞贤、许俏文）
学校 取消“不准”是大趋势
越秀区小北路小学校长林海英：学生守则中取消“不准”和“见义勇为”这两个变动，确实很人性化。“见义勇为”的前提是自我保护，要讲究策略。小学生不适合进行“搏斗型”的见义勇为，而应该通过唤起周围人的警觉来实施。去年，该校校外的马路上有人抢劫，几名学生发现后并没有盲目地与歹徒拼抢，而是在歹徒身后高呼“抓贼”，引起了途人的关注，最终齐心协力制服了歹徒，这就是一种很好的见义勇为方式。
虽然在守则上取消了“见义勇为”的条文，但这并非意味着就不用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我们一直提倡“处处见教育”，教育并不是光靠守则的，而是应该适时地进行相当的教育和引导。
广东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黄建伟：取消“不准”，是现在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改革的大趋势。在学校里学生和老师之间应该处于一种“有商量”的地位，老师应该建议学生去做什么，必要的话，学生也可以拒绝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至于取消“见义勇为”，这对保护中小学生来说也是没错的。守则上取消了并不是就不提倡。虽然学生救助能力不强，但如果遇上举手之劳或能力范围内的救助，也应该施以援手。（邱瑞贤、许俏文）
市民 提倡学生“见义智为” 家长朱女士（52岁）：我认为“见义勇为”的精神还是应该提倡的，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自我保护意识，特别是中小学生。对孩子，我们更应教会他们怎样冷静处理紧急情况的知识，让他们明白“见义智为”比“见义勇为”更可取。例如看到歹徒行凶场面，打个电话的效果可能就比上去帮忙好得多。孩子年纪小，不知道自己能力深浅，一味勇敢很容易变“蛮干”，而且早期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取消这样的引导性字眼对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好处。
至于取消“不准”，我们作为家长的也很赞同。现在的孩子“逆反”心理强，你说“不准这样，不准那样”，他可能偏偏就在心理上有与你“对着干”的想法。同样是一句话，同一个目的，但是如果采取不同的方式可能效果就不同。至少正面引导比看起来比较“极端”的反面规定更与孩子的心理贴近一点，这种改动也更适合时代和对孩子的教育要求。（邱瑞贤、许俏文）担心 优良传统会不会丧失 大学生王佳佳（女，22岁）：取消“不准”等字眼，在我看来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例如过去规定“不准迟到”，取消了“不准”，并不代表允许迟到，而是换一种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劝导学生不要迟到而已。作为过来人，我觉得一个语气相对“温和”或者“严厉”的学生守则，在学生眼中的差别不会太大，其规范学生行为的作用几乎是相等的。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学生，我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从而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道德观，这样对长大后成为一个明辨是非善恶的人是很必要的。现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公共汽车上扒手偷窃事件时有发生，但众多目击者都漠然处之。现在有“见义勇为”的教育尚且如此，如果连“见义勇为”也在行为规范中消失，那我们的下一代还会不会有见义勇为的人呢
见义勇为的口号 人人见义勇为； 团结打击犯罪。
见义勇为光荣； 见死不救可耻。
宣扬见义勇为精神，发扬传统美德事迹。
维护社会安宁，创造良好环境。
见义勇为大家赞，闭目无睹人人叹。
发扬见义勇为精神，继承民族传统美德。
世上事有善有恶，有美有丑。要问我最钦佩什么？我最钦佩见义勇为。何为见义勇为？顾名思义：“见”就是看见；“义”就是正义；“勇”就是奋勇；“为”就是行动、作为。见义勇为便是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的去做。前不久，在我的身边就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正在家里做作业。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喊声：“捉小偷呀，小偷抢我包啦……”我站起来，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瘦矮个子的中年男人手里紧攥着一个女士挎包，向着居民区南方的公路跑去，她的后面跟着一位阿姨紧追不舍。我心想：“如果让这个小偷跑掉，那么，不仅阿姨的包被抢，而且这个小偷更会得意忘形，继续去偷他人的东西；如果这位阿姨追上小偷，小偷在情急之下，可能会对阿姨的安全构成威胁……”怎么办呢？我又一想，自己站在高处，帮助阿姨一道喊，肯定会有人帮忙的……于是，我便躲在窗帘后面大声喊道：“捉小偷啦……捉小偷啦……”这时候，从小偷的左侧跑出一位高个子叔叔，一个箭步抢到小偷的前面，挡住了他的去路，周围的群众也都闻讯赶来，将小偷逮了个正着……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我心里激动不已，不只因为自己也在暗中进了一份儿力而感到高兴，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看到了在这个社会里见义勇为的人还很多。是呀，当我们大家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是不是都能见义勇为呢？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你努力去为他人着想，那么你的生命就很有价值——见义勇为不正是如此吗？所以，我最钦佩的一种行为就是见义勇为。当然，我钦佩的还不止这些……
鸣谢百度的同仁们
见义勇为的小学作文 篇5
山东省青岛市 重庆南路第二小学 四年级一班 徐雅伦
有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吃晚饭出去散步.我们刚走出家门,就听到“轰轰“的一声巨大的.响声，玻璃淅沥哗啦落到了地上，我被惊呆了。
我们赶紧向马路边跑去，我们到了马路边，一看，原来发生了车祸。我看见两个司机叔叔，头上都流着血，生命垂危。我想一定要把这两个司机叔叔送进医院，进行治疗。
这时，我才发现，来看这场车祸的人，一点儿也不担心两位司机叔叔的生命安全。
这是一位大哥哥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他好像是一位医生，迅速止血，包扎，并让周围的人打0叫来救护车，把这两位叔叔都送进了医院，进行治疗。这位不知名的大哥哥的举动，挽救了这两位司机叔叔的生命。
倡导见义勇为的精神口号 篇6
保护正义，就是保护自己;对英雄冷漠，就是对自己残忍，
倡导见义勇为，净化社会环境。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当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你的手;当你需要帮助时，别人也会伸出他的手。
见义勇为、扶危济困、舍己救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发扬见义勇为精神，继承民族传统美德。
弘扬社会正气，促进了社会和谐。
发展见义勇为事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消除思想顾虑。
关爱见义勇为英雄，支持见义勇为事业。
发扬见义勇为精神，强化社会服务保障，
关爱见义勇为英雄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建设平安和谐社会。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推动见义勇为光荣事业。
见义勇为大家赞，闭目无睹人人叹。
见义勇为光荣，见死不救可耻。
见义勇为人人崇尚，社会和谐人人共享。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人人见义勇为，团结打击犯罪。
人人学英雄，人人做英雄。
社会呼唤正义，人人都有一份正义感、责任感，社会才能和谐。
维护社会安宁，创造良好环境。
宣扬见义勇为精神，发扬传统美德事迹。
学英雄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见义勇为的感悟 篇7
一、德性是理性与情感统一
亚里士多德曾把德性划分成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伦理德性是生活实践的品行和道德品格的卓越, 是实践性的, 而理智德性是理性才智能力表现的卓越, 是真理性的。伦理德性的实践性表明, 伦理德性不是一种抽象的德性, 而是一种在生活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德性, 它既来源于理性, 也来源于感觉欲望。“只有当理性和感觉相互和谐一致时, 这种关系才是适宜的。喜好、激情构成道德的德性的基础, 而理性则是它们的支配因素。而且也不应该把喜好说成是消极的、无关紧要的因素, 它们是活跃的刺激因素。”[1]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 一个人的德性应该是由理性和情感共同构成的, 而且它们的联系很密切, 很难对它们进行绝对的区分。一个真正具有德性的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善良的好人。善良的情感如若没有理性 (以实践智慧为形式) 伴随, 就不会在生活中生成;而没有善良的情感, 人也不能生成理性 (实践智慧) 这种品质, 与生活的特殊情景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考察的实践能力, 因为, 这种能力与各种善良的情感是不可分离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在思考理性和情感的关系时, 就不能仅就某个具体情境来分析, 而应该从德性形成的整个过程去看待理性和情感的关系。同样, 长江大学十名学生的助人行为究竟是见义智为还是见义勇为也不能就这个具体的情境简单地下结论, 因为, 一个人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中表现出道德行为, 一定是由理性和情感融合所产生的德性促成。这十名学生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救人, 我们不能仅仅说他们是出于一种情感的力量, 而更应说他们是出于一种融合了人的理性的情感力量。对于见义勇为之后的见义智为, 则是一种融合了善良情感的理性, 因为, 如果没有了对他人的关爱之情, 他们的理性就很可能像那些见死不救的船夫的“理性”一样, 思考怎样获得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机智地思考出“搭人梯”这样的救人方案。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理性的生活不只是理性的, 而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2]
二、情境会影响道德行为中理性和情感
著名的道德判断测验的创造者, 德国康士坦茨大学道德心理学教授林德 (Georg Lind) , 通过研究为什么人们虽然有好的行为意图和正确的认知, 却很难付诸行动, 提出了“道德行为和发展双面理论”。他认为, 对个体道德的描述必须包含情感和认知两个方面。这里的情感被定义为个体所拥有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和道德态度, 进一步说是一种道德视角, 它规定了个体主观道德世界的水平线。而认知则是指个体可以自主地区分和整合各种道德情感趋向, 在理性的基础上做出最后判断的能力。[3]二者的关系详见下图:
在传统的认识中, 人们常把情感作为连接认知和行为的中介。一个人必须对某些道德知识有了自己深刻的情感体验, 形成了某种“道德观念” (杜威语) , 最终才能转化成道德行为。然而, 林德却认为, 虽然“道德观念”是一个人内心所认同的观念, 但是这种观念并不一定可以直接产生道德的行为, 因为, 一个人内心可能认同多种道德的观念, 这些观念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也可能会产生冲突, 因此, 在具有“道德观念”的基础上, 一个人还必须通过“道德判断能力”来协调这些观念, 从而产生道德行为。面对林德的观点和传统观点的冲突, 笔者认为, 可以从紧急———缓和、简单———复杂两个维度来划分情境进行详细的分析。这里的“紧急”是指事件发生得非常突然, 而且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道德主体进行思考, 就必须做出道德上的选择和行为。“缓和”则与此相对, 是指事件出现后, 道德主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思考, 不必立刻做出道德上的选择和行为。这里的“简单”是指事件中较少的涉及道德两难的冲突 (主要依据个体而言) 。“复杂”则与此相对, 是指事件中较多的涉及道德两难的冲突。详见下表:
通过二维的交叉组合, 可以得到紧急且简单、缓和且简单、紧急且复杂、缓和且复杂四种情境。 (1) 在紧急且简单的情境中, 个体既不需要, 也很难有时间进行复杂的道德判断, 道德行为的产生更多依赖长期生活中形成的“道德观念”, 也就是说, 一个人心中爱人的情感倾向越强, 就越可能做出道德行为。因此, 这种情境中, 道德行为产生的模式是:道德观念——行为。 (2) 在缓和且简单的情境中, 个体虽然有时间, 但却不太需要进行复杂的道德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人也都比较容易做出道德行为, 不过这里面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道德行为本身难易的问题。因此, 这种情境中, 道德行为的产生模式是:道德观念——行为或者认知判断能力——行为。 (3) 在紧急且复杂的情境中, 个体虽然需要, 但却没有时间进行复杂的道德判断, 个体能够做出道德行为完全依赖于个体情感的力量 (理性化的情感) , 例如“汶川大地震”中的英雄教师们, 在千钧一发之时可以“似本能”地做出牺牲自己救下学生的行为, 完全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道德情感力量的支撑。因此, 这种情境中, 道德行为产生的模式是:道德观念——行为。 (4) 在缓和且复杂的情境中, 个体既需要, 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复杂的道德判断, 一个人做出道德行为, 更可能是出于理智的思考, 因为他可以用大量的时间来协调自己内心各种情感倾向, 做出最完善的行为。因此, 这种情境中, 道德行为产生的模式是:认知判断能力——行为。
三、道德教育中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异化
首先体现在情感在道德教育中的本体地位尚未确立。在批评科尔伯格的呼声中, 人们开始重视道德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情感。然而, 目前不少学者还是从方法论的层面上来理解道德教育中的情感, 而没有从本体论的层面上来理解道德教育中的情感。方法论意义上的道德情感是指对道德规范的情感体验, 是道德规范转化成道德信念的关键, 它指向的是道德规范, 因此它是道德认知的手段, 而非独立的目的。而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德情感是指对他人直接的情感体验, 是道德规范转化成道德行为的关键, 它指向的是人, 因此, 它不是道德认知的手段, 而是独立的目的。为什么要做这种区分呢?因为如果仅仅从方法论的层面谈论道德教育中的情感, 其实还是站在“知性德育”的范式下考虑情感的作用, 是把情感作为道德认知的促进手段进行研究的。不可否认, 这样的研究是必要的, 但是这样的研究并没有真正确立情感在道德教育中的本体地位。朱小蔓指出, 情感教育“不是探讨如何以情感作为手段去推动教学和教育活动, 而是论述为什么和如何把情感作为人的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 而对其施以教育影响”[4]。笔者赞成此观点, 在研究道德教育的过程中, 至少应把情感作为与认知并列的一个维度去关注它。其实, 我国古代的先哲就很重视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德情感。例如, 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就把“仁”作为道德的核心。所谓“仁”, 爱人, 是对他人的一种积极的情感。所谓“君子”, 一个有道德的人, 是一个能够爱他人的人。从“仁”和“君子”的解释中, 我们不难看出, “仁”所指向的对象是具体的人, 而非道德规范, “仁”本身就是目的, 而不是获得道德概念的手段。
其次体现在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待情感和理性。确立情感在道德中的本体地位是必须的, 然而, 在确立情感本体地位的论述中, 人们却又表现出对理性的极端排斥。例如, “校园是我家, 文明靠大家”和“校园是我家, 卫生靠大家”诸如此类的说法, 都有可能犯了情感排斥理性的错误。这个说法的暗含着这样的逻辑, 如果校园是我的“家”, 我就要道德, 如果校园不是我的“家”, 我道德与否就无关紧要了。这个说法显然是借助了学生“自爱”的情感力量, 但是它却也因此忽视了理性。难道说, 自己“家”之外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不道德了?从理性的角度看, 道德是具有普遍性的, 不仅要在“家”内讲道德, 在“家”之外同样要讲道德。我们中华民族一直都非常强调“私德”, 很少强调“公德”, 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非常不利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 但是, 如果现实的教育依然以“家”作为道德与否的界限, 依然以情感极端地排斥理性, 那么, “公德”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
其实, 无论是以理性在道德教育中的本体地位排斥情感, 还是以情感在道德教育中的本体地位而排斥理性, 都是不正确的。因为, 这种两种观点都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道德教育中的情感和理性。其实人类道德的产生和个体品德的形成, 不仅有赖于情感, 也有赖于理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德性生活的实践是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相结合的产物。因为没有理性的指导, 欲望就会为所欲为, 美德也就不会在生活的历程中渐渐养成。理性的教化和发展所培养的理性的卓越品质, 为德性实践的生活提出判断与抉择、审视与评判、瞻望与引导;德性教化所培养的优秀品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促进理性功能在理论的生活和实践的生活中卓越表现。更为重要的是, 在教化的过程中, 这二者是不可分离的, 理性的培育离开了德性的实践性培养, 真正的正义的灵魂是不可能的, 如若没有理性的培育, 德性的养成和实践同样是不可能的。[5]
摘要：“见义智为”和“见义勇为”之争所映射的深层次问题是德性中理性与情感关系的问题。德性是理性和情感的统一, 而且情境也会影响道德行为中理性和情感的比重。反观道德教育的现实, 情感在道德教育中的本体地位尚未确立, 而且还出现了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待情感和理性的现象。
关键词：德性,理性,情感
参考文献
[1]古谢伊诺夫, 伊尔利特茨.刘献洲译.西方伦理学简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129.
[2]金生鈜.德性与教化[M].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91.
[3]杨韶刚.西方道德心理学的新发展[M].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128～129.
[4]朱小蔓.情感教育论纲[M].人民出版社, 2008:3～4.
见义勇为背后的法律尴尬 篇8
回想起一年前王文明为救落水同伴而死亡的一幕,王文洁便感到一阵心痛。
王文洁是济源市五龙口镇人,2009年6月13日上午10时许,正在睡觉的他被王文明拉去洗衣服,就在他们收拾衣服时,李伟锋也来了,之后他们在路上又叫上了杜振峰。四人中,王文明的年龄最大,21岁的他是河南省济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济源煤业公司”)三矿的一名职工。而王文洁和李伟锋都是15岁,杜振峰12岁。
他们一块来到了济源市克井镇河口村东的沁河,在一个水坑边说说笑笑地洗着衣服。后来,有人把洗衣刷掉在了水中。李伟锋下去捞刷子时,掉进了深水中,在水中拼命挣扎,情况万分紧急。见状,王文明赶紧下去救人,他游到了李伟锋跟前,抓住李伟锋的手就往岸边划,可是李伟锋的手又滑掉了。王文明让杜振锋给他找根木棍,当木棍找回时,王文明因体力不支,逐渐沉入水中。在王文洁他们的呼喊下,附近的一个放羊人也赶来帮忙,在大家的帮助下将李伟锋救出水面,但没找到王文明,直到第二天王文明的尸体才被打捞上岸。
王文明溺水身亡后,王文明的父亲王同庆认为他儿子是在救人过程中身亡,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其他人的重生,他的行为是见义勇为行为。
按照《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规定,见义勇为行为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见义勇为人员有单位的,由其单位负责向有关主管机关申报;无单位的,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负责申报。
王同庆要求济源煤业公司进行申报,而济源煤业公司却以种种理由不予申报。2009年7月,他向济源市公安局提出申请,要求认定王文明的行为属见义勇为。
公安机关经走访调查后认为,王文明下河救人不幸身亡的事实客观存在。为弘扬正气、表彰先进,2009年11月5日,济源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授予王文明同志济源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决定》(济公〔2009〕130号文件)。
公安机关缘何成被告
按说,此事到此也该结束了,让公安机关没有想到的是,济源煤业公司却不同意。济源煤业公司先是提出行政复议,上级公安机关维持了济源市公安局的决定。
2010年5月6日,济源煤业公司一纸诉状将济源市公安局告上法庭,请求撤销该局作出的《关于授予王文明同志济源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决定》。
5月26日,济源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因为王同庆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在法庭上,双方围绕公安局的认定是否违法、负有先行监管义务的王文明是不是见义勇为进行激烈辩论。济源煤业公司认为,根据《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见义勇为人员有单位的,由其单位负责向有关主管机关申报。王文明家属没有向公司申报其见义勇为,公司也没有向公安机关申报见义勇为,所以济源市公安局认定王文明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属程序违法。
其次,李伟锋等三个未成年人脱离自己的监护人是王文明造成的,王文明对李伟锋等三个未成年人就应该负起监护职责,以保证李伟锋等人的人身安全。如果王文明不积极履行这种义务,导致危害结果发生,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故王文明的行为不符合见义勇为的条件。
另外,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济源市公安局只提供了四份证明材料,其中三份证明材料的当事人并未在现场;另一份虽然是被救孩子所出具,但内容简单,四份证明材料不具备案件本身应具有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
济源市公安局辩称:设立见义勇为的目的是为了抑恶扬善,匡扶正义,弘扬社会美德,是值得表彰和奖励的行为。王文明是在明知沁河滩水深难测的情况下冒着个人安危去救助他人的,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故王文明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由于王文明的父亲王同庆要求济源煤业公司为王文明申报见义勇为,而济源煤业公司不理,他才直接向其局申报的。王文明对被救之人有没有监管义务均不影响其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其局授予王文明同志济源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无不当。
官司分胜负 争论未停歇
这起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很多人对济源煤业公司的做法感到不理解。有人认为,社会上一直在倡导见义勇为,而一些单位出于利益因素的考虑,却可能在单位内部反对职工见义勇为。公司与职工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这种反对的力量往往比社会上的倡导力量更有力。这种典型的“见利忘义”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
济源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第十一条仅规定了“见义勇为行为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并未规定由谁申请。本案中,王文明救人死亡后,作为王文明的父亲直接请求公安机关申请认定王文明的救人行为属见义勇为,并无不当。同时,该法规并未规定,负有先行监管义务的人在发生重大治安灾害时为保护他人的生命财产做出突出贡献时不属于见义勇为。
今年6月9日,济源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维持济源市公安局作出的决定。在法定期间内,济源煤业公司没有提起上诉。
《东方今报》评论员赵志疆认为,“见义勇为”本是光荣称号,从常理上讲,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面对这份荣誉都不会拒绝,然而,发生在济源市的这一幕却令人大跌眼镜。
他说,一种社会风气的彻底扭转,并不只在于个案的解决,更在于一种抚恤机制的创新。英雄见义勇为,救的虽然是个人,但付出的却是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实际上,很多见义勇为者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政府援助的缺失,而如果政府只是把见义勇为视作救人者与被救者或其单位之间的“私人事务”的话,这样的困境恐怕很难化解。具体到此次事件,在强调单位承担优抚责任的同时,当地政府也可以考虑承担一定的抚恤责任,这原本就应该是互为补充的两部分。
据了解,2008年初,河南省人大代表尹志国给此次人代会递交了一份关于修改《河南省维护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的提案。他说,《办法》中对见义勇为者如何奖励没有具体的规定,单位不同其财力不同,能否落实、怎么落实及情况有异,待遇就出现不同。他提出对见义勇为的奖励应该全部由政府来“埋单”,县以上政府每年安排一定额度的见义勇为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因见义勇为牺牲的人员,由行为发生地县级政府一次性颁发若干万元奖金。
见义勇为奖励应该统一标准
河南省社科院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欧阳君告诉记者,目前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的法规条例,但是从国家层面上讲,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各地对见义勇为行为认定的不统一,及有些法规制定得过早,已不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
据欧阳君了解,2008年,黑龙江省将抢险救灾、救人行为,也纳入见义勇为范畴。《黑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见义勇为,是指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约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涉嫌犯罪的行为或者实施抢险救灾、救人的行为。”该规定解决了以往只有“维护社会治安有功”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见义勇为界定范围过窄致使相关人员得不到奖励抚恤的问题。
去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李顺桃,首次提出了制定全国性见义勇为保障条例的提案。他认为,全国性相关法律的缺失,带来了不少问题。颁布全国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条例可以明确见义勇为的内涵和外延,有利于保障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不受侵犯。■
表彰学生见义勇为的通报 篇9
11月10日早8点，在经贸学院路与善鉴路路口，一辆汽车忽然失控撞断桥栏杆，坠入桥下四五米深的河中。此时，建筑工程学院曹佳玮同学正在附近的驾校练习倒桩，听到巨响后，他马上和其他三名教练及学员一起赶到事故现场。他们来不及脱去衣裤鞋袜，纷纷跳入冰冷的河水中，合力拽开车门，将受困司机抬上岸进行急救。
11月15日晚6点，在北区教育超市，一名同学的手机被偷。康尼学院级的一名女同学不惧凶险，挺身而出，奋力抓住窃贼，保护了同学的财产安全。
曹佳玮等同学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体现出当代大学生心系他人、无私奉献、勇担社会责任的精神风貌，为大家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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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决定 篇10
近年来，全县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深化平安创建工作，动员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人民群众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为确保全县社会治安秩序的平稳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县涌现出了一批见义勇为先进典型，他们在国家、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时，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大义凛然，同违法犯罪分子进行顽强斗争;他们在灾害、事故面前挺身而出，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利益，以实际行动弘扬了社会正气。经县委、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授予xxx同志“古丈县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
见义勇为，匡扶正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希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以见义勇为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热爱党、热爱集体、热爱人民的崇高思想;学习他们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坚韧顽强的勇敢精神;学习他们公而忘私、舍己为人、伸张正义的高尚品德。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宣扬见义勇为先进典型事迹，弘扬社会正气，促进见义勇为事业深入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保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见义勇为的感悟 篇11
见义勇为行为得到认定
回想起一年前王文明为救落水同伴而死亡的一幕，王文洁便感到一阵心痛。王文洁是济源市五龙口镇人，2009年6月13日上午10时许，正在睡觉的他被王文明拉去洗衣服，就在他们收拾衣服时，李伟锋来了，之后他们在路上又叫上了杜振峰。四人中，王文明的年龄最大，21岁的他是河南省济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济源煤业公司”)三矿的职工。而王文洁和李伟锋都是15岁，杜振峰年仅12岁。
他们来到济源市克井镇河口村东的沁河，在一个水坑边说说笑笑地洗着衣服。后来，有人把洗衣刷掉在了水中。李伟锋下去捞刷子时，不幸掉进了深水中，他在水中拼命挣扎，情况万分紧急。见状，王文明赶紧下去救人，他游到李伟锋跟前，抓住李伟锋的手就往岸边游。王文明还让杜振锋给他找根木棍，当木棍找回时，王文明因体力不支，逐渐沉入水中。在王文洁他们的呼喊下，附近一放羊人赶来帮忙，在大家的努力下将李伟锋救出水面，而直到第二天王文明的尸体才被打捞上岸。
王文明溺水身亡后，王文明的父亲王同庆认为他儿子是在救人过程中身亡，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其他人的重生，他的行为是见义勇为。按照《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规定，见义勇为行为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见义勇为人员有单位的，由其单位负责向主管机关申报；无单位的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负责申报。王同庆要求济源煤业公司进行申报，而济源煤业公司却以种种理由不予申报。2009年7月，他向济源市公安局提出申请，要求认定王文明的行为属见义勇为。公安机关经走访调查认为，王文明入水救人不幸身亡的事实客观存在。为弘扬正气、表彰先进，2009年11月5日，济源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授予王文明同志济源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决定》。
公安机关缘何成被告
按说，此事到此也该结束了，但让公安机关没想到的是，济源煤业公司却不同意。他们先是提出行政复议，上级公安机关维持了济源市公安局的决定。2010年5月6日，济源煤业公司一纸诉状将济源市公安局告上法庭，请求撤销该局作出的《关于授予王文明同志济源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决定》。5月26日，济源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因为王同庆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在法庭上，双方围绕着公安局的认定是否违法、王文明是否是见义勇为进行了激烈辩论。
济源煤业公司认为，根据《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见义勇为人员有单位的，由其单位负责向有关主管机关申报：无单位的，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负责申报。王文明家属没有向公司申报其见义勇为，公司也没有向公安机关申报见义勇为，所以济源市公安局认定王文明是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程序违法。
其次，李伟锋等三个未成年人脱离自己的监护人是王文明造成的，王文明对李伟锋等三个未成年人应该负起监护职责，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如果王文明不积极履行这种义务，导致危害结果发生，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故王文明的行为不符合见义勇为条件。
另外，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济源市公安局只提供了四份证明材料，其中三份证明材料的当事人并未在现场，另一份虽然是被救孩子出具的，但内容简单，四份证明材料不具备案件本身应具有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
济源市公安局辩称：设立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目的是为了抑恶扬善，匡扶正义，弘扬社会美德，是值得表彰和奖励的行为。王文明是在明知水深难测的情况下冒着个人安危去救助他人的，并献出了自己生命，故王文明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由于王文明的父亲王同庆要求济源煤业公司为王文明申报见义勇为没被接受，他才直接向公安局申报的。王文明对被救之人有没有监管义务均不影响其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其局授予王文明同志“济源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无不当。
法槌落下争论未停
这起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很多人对济源煤业公司的做法感到不理解。有人认为，社会上一直在倡导见义勇为，而一些单位出于利益因素的考虑认识上出现“偏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
济源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第十一条仅规定了“见义勇为行为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并未规定由谁申请。本案中，王文明救人死亡后，作为王文明的父亲直接请求公安机关申请认定王文明的救人行为属见义勇为，并无不当。同时，该法规并未规定，负有先行义务的人在发生重大治安灾害时为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不属于见义勇为。
今年6月9日，济源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维持济源市公安局做出的决定。在法定期间内，济源煤业公司没有提起上诉。
《东方今报》评论员赵志疆认为，“见义勇为”本是光荣称号，从常理上讲，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面对这份荣誉都不会拒绝，然而，发生在济源市的这一幕却令人大跌眼镜。
尽管法院驳回了济源煤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但其是否能够得到抚恤金，却依然存在着疑问。
他说，一种社会风气的彻底扭转，并不只在于个案的解决，更在于一种抚恤机制的创新。英雄见义勇为，救的虽然是个人，但付出的却是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实际上，‘很多见义勇为者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政府援助的缺失，如果政府只是把见义勇为视作救人者与被救者或其单位之间的“私人事务”的话，这样的困境恐怕很难化解。
政府应为见义勇为者“埋单”
河南省社科院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欧阳君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的法规条例，但从国家层面上讲，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各地对见义勇为行为认定也不统一，而有些法规制定得过早，已不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
河南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孙保山认为，这起官司对见义勇为认定机制的完善有积极意义。孙保山认为，我们应该反思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见义勇为行为的直接受益者是这些事件中获得救助的一方，最大的受益者则是整个社会。因此，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奖励以及对牺牲者家属的优抚，其责任应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因此政府也应做出相应的补偿，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政府救助英雄的职责明确写进法律和相关制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