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歧视调查报告

艾滋病歧视调查报告（精选8篇）

艾滋病歧视调查报告 篇1

面对艾滋病感染者，请把他们当成平常人

少一点猜测，多一点了解；少一点排挤，多一点关爱

11月27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卫生部等机构联合在北京举行《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的发布以及姚明海报和宣传片的发布。搜狐公益向全球百家媒体做网络直播，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主持人：早上好，谢谢大家来参加这次新闻发布会，同时积极对话。这个论坛是由卫生部和UNAIDS联合主办，主要是关于我们今天在中国的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状况调查报告，今天我们还发布了姚明拍摄的一个视频。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第一次到中国来；还有山东省的宇轩，被评为2008年最好的十名艾滋病倡导者志愿者。下面有请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讲话。

黄洁夫：中国现存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约74万，性传播成主要传播渠道

黄洁夫：尊敬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博士，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在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组织了这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使我们聚集在这儿，号召全社会共同为消除歧视关爱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做出自己的努力，在此我代表中国卫生部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参加仪式的所有嘉宾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黄洁夫：女士们、先生们，根据中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对2009年中国疫情进行的估计，截至2009年底估计我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74万，全人群感染率为0.057%，其中艾滋病病人10.5万，当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8万，当年因艾滋病死亡2.6万，估计现存的74万感染者和病人中经异性性接触传播占44.3%，静脉注射吸毒传播占32.2%，同性性传播占14.7%。我国艾滋病疫情上升的速度总体来说有所减缓，但是各地的分布差异较大，性传播逐渐取代了毒品的注射成为主要的传播渠道。

黄洁夫：艾滋病流行的因素还广泛存在，全社会对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理解和关怀，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歧视是艾滋病防控的关键环节，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动员社会参与，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是减少社会歧视的有效手段。我国一直把反歧视宣传教育作为艾滋病防控的重要工作举措，中央和各级政府制订并实施了各项法律法规，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属，他们依法享有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社会福利等权利，强调为感染者和病人保密，同时要求积极开展社会救助工作，帮助感染者和病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加强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减少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

黄洁夫：自2003年以来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医院、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社区视察艾滋病防治情况，慰问艾滋病患者和义务工作者，到农村重点地区探望感染者和病人，并与患者亲切交谈为致孤儿童捐款，他们为全社会树立了关爱受艾滋病影响人群的典范。反歧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人们科学认识艾滋病，消除恐惧，减

少歧视，为艾滋病患者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反歧视的根本办法。

黄洁夫：中国幅员广阔文化传统差异较大，风俗习惯众多，因此要达到全民认识的普及提高，彻底消除艾滋病的歧视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有信心有决心，继续推动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加入到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也希望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作为艾滋病防治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能够在反歧视方面发挥积极协调和促进作用，中国政府愿意继续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在减少艾滋病歧视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为全球有效遏制艾滋病保障人民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米歇尔·西迪贝：《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情况调查报告》是世界首部

主持人：谢谢黄洁夫副部长，下面有请米歇尔·西迪贝先生发言。

米歇尔·西迪贝：谢谢大家，发言之前我表示感谢，我到中国来感到很自豪，黄副部长也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感谢，向宇轩先生表示感谢。

米歇尔·西迪贝：刚才黄副部长已经说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是来庆祝一个重要的时刻，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情况调查报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创意的，在全世界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个会帮助我们继续设计我们将来的计划，进一步消除歧视。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产生的一个报告。

米歇尔·西迪贝：第二个到这里来感到高兴的原因，我们将会有一个姚明的视频向大家发布，这是非常重要的。姚明是全世界知名的人物，我的祖国马里小村庄也知道姚明，因为姚明代表年轻人，他是一个光辉的代表，所以他对于消除歧视有重大作用。我想说，到这里来非常高兴，我们向所有的政治领导人、各个领导，向全世界来呼吁大家都来加入这个活动消除歧视。黄副部长刚才说过消除歧视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有歧视的话，很多人不会参加治疗，10%的人发现阳性的时候，他们不愿接受到治疗和服务就是因为歧视和污名。这个报告还说被采访14%的人面对很大的歧视，60%的人说他们不愿意跟艾滋病阳性的人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这方面情况的话，我们必须要大家联合起来应对歧视和污名化。

米歇尔·西迪贝：我们有一个视频，第一次是姚明，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不仅仅和HIV阳性的人在一起，还跟其他所有的人包括受影响的和不受影响的人，我们需要他们全部所有的人都加入到这个反歧视的活动当中，我非常喜欢他说的这句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在中国的艾滋病应对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方法，中国一定会在这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谢谢大家！

艾滋病感染者宇轩：歧视和不了解加深艾滋病的传播危险

主持人：谢谢米歇尔·西迪贝先生，下面有请宇轩先生发言，他是公民社会的代表，积极对话的代表。

宇轩：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遗憾的是这不是我生活中的名字，并不是我不喜欢这个名字，而是在当今社会艾滋病还不能为大众更多去接受的时候，作为一个艾滋病病人，以无畏的精神站出来面对大众的时候还要为更多的人考虑，尤其是他的亲人，我就是这样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在我决定加入玛丽斯特普中国代表处积极

对话项目成为一名艾滋病反歧视宣传志愿者的时候，我给自己起了这样一个昵称，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包涵我无奈的选择。

宇轩：从我确诊到现在可以说经过了人生一段很灰暗、低谷的日子，那段日子今生我无法忘记，也不想有更多人有那样的经历。在我没有得病之前艾滋给我的印象是离自己很遥远，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在我得病以后，一开始我曾经抱怨过，我也曾经怨恨过，抱怨自己的不幸与倒霉，但是在相对的一些知识了解以后，我自己觉得一开始自己是那么无知。

宇轩：但是今天我发觉身边还有很多人有我以前的那种想法，认为艾滋病跟自己没有关系，是某一部分人群某一个遥远地区的问题。对综合知识了解甚少，对艾滋病感染者或者病人存在歧视和误解。在今年四月份的周末，我跟同事外出归来，当时坐在公交车上人很多，我跟同事闲聊，他无意中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连艾滋病都有了还有什么好怕的？这句话本是无心的，却引来周围人异样的目光。这时候有一个中年大姐被挤到我们身边，拿着很多东西，被挤得摇来摇去。

宇轩：我同事站起来想要把座位让给她，但是大姐怎么也不坐，很清楚地说你的座位我不敢坐。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件小事，这件小事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平时做的宣传教育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不足。俗话说得好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而对于一个感染者来说，由于免疫系统遭到破坏，他生病的几率可能会更高。

宇轩：就在今年春天，一个女性病友因为急性胃穿孔住院，需要手术，但是因为她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医生找借口拒绝为她做手术，并且对她说让她快点儿出院。在一个忍受剧烈疼痛的时候让她出院，她的家人一而再地恳求医生，最终家人跪在医院的长廊里面恳求医生为她做手术，大夫才同意，那时候已经拖了三天。然而就在手术室里面，这个病友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救治永远停止了心跳。那是一个23岁的生命，一个朝气蓬勃的女孩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每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很心痛，让大家心痛的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离开，还有背后更多的原因。

宇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知识普及不够广，民众意识不够强，还是大家对感染者有着打心里的排斥。或许这些问题都有，都存在。在我作为中国艾滋病体制现状调查员的时候，我曾经去某地的农村做当地卖血农民导致感染的调查，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里面在五到六年的抗病毒治疗里面，全村60多号感染者没有一人出现耐药，当时很奇怪，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水平绝对不如我们城市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但为什么有这么辉煌的成就？当时村里一个大姐说，我们家里很忙怕忘记吃药。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大家吃药时间差不多，病人之间还有家人之间或者是其他人知道他需要吃药的时候我们提醒她一下。一开始不太习惯，现在慢慢养成一个习惯，见面打招呼也从以前的你吃饭了改成你吃药了吗？其实人人都参与进来的话，艾滋病将不会是一个问题。

宇轩：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些感染者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到艾滋病宣传教育和治疗工作当中来，而且取得有效的成绩，但是仅凭我们现在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希望更多的人乃至全社会的人参与到艾滋病的防治过程中来。因为我们要理解一个事实，艾滋病怎样才能控制传播，就是需要大家需要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我们之间相互平等坦诚的对待。这样感染艾滋病的人才敢于告诉你他已经感染了，只有说出事实的真相才能保证大家共同的健康。并不是艾滋病人自己去隐瞒自己，而是因为社会的歧视、不了解让他们产生了恐惧，正是因为歧视和不

了解最终加深了艾滋病的传播危险。

宇轩：谢谢大家和我分享这些，我最大的一个希望，希望下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能以我真实的名字面对大家，捍卫我的名字就是捍卫我的尊严，一个艾滋病病人做人的尊严。让我们一起努力！最后我想借用伟人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谢谢大家。

米歇尔·西迪贝：我听到宇轩的讲话非常高兴，这是一个转折性的时刻，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和政府，和公民社会，和所在的媒体，和高级别的联合国代表者们以及HIV感染者们一起用一种有尊严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反对歧视和污名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需要普及这个认识，让人们都参与到这个努力当中来，这关系到社会平等。我想再次感谢各位，还要感谢黄部长，感谢宇轩，谢谢你们！

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发布(4)2009年12月01日16:58来源：中国网

降低艾滋病感染率，需要解决歧视和污名化

美国之音：我想问一下米歇尔·西迪贝先生，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跟其它国家比较起来，在传染率还有感染人数方面有什么不同？

第二个问题，第一次来做这种类型的详细调查报告，包括政府还有NGO和非政府组织都参与到这个调查当中来，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做？为什么以前没有做？

米歇尔·西迪贝：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们不能说艾滋病在中国很流行。在13亿人当中有70万感染，者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感染比例，但是我们跟卫生部进行了调查，主要看哪些人是易感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很强大的经济体，像上海这样发展蓬勃的大城市，吸引了

很多人聚集到这里，无论国际还有国内人才都移到了大城市。现在国内有两亿多人口转移到了大城市当中，我们所面临的是具有五千多万高危人群，我们看到他们的配偶还有他们的孩子，可以看到后面的易感人群的基数。我们必须防止污名化、反歧视，帮助这些人，同时减少艾滋病在中国的爆发。

米歇尔·西迪贝：第二，25年前我们没有人愿意在非洲谈及艾滋病，我们发现受感染的人开始来寻求帮助。我们在医院里面看到病床上都挤满了艾滋病感染者，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南非。南非以前只有1%的感染率，而现在在南非有25%的感染率，到底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人们不来就诊，为什么不寻求医疗服务，可能人们说有歧视有污名化，当然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在政策和法律上面都要确保人们不会受到阻碍，不会阻碍人们去寻求这些医疗服务。我们这个活动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虽然以前没有开始，这次是首次这样的详细调查，毕竟我们已经开始，这是一个好事情。

米歇尔·西迪贝：中国正在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单只是提供治疗，而且也在关注解决歧视和污名化的问题。

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

美国之音：请问黄部长一个问题，这个星期我看到有一批来自河南的病人他们到了卫生部信访办，他们表示在地方上得不到关怀，而且他们得病主要是因为卖血，很多年以前，有的是在医院输血过程当中得的病。歧视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些人认为地方政府对他们感染病有一定的责任。卫生部对这个问题过去、现在和未来采取什么措施？卖血的传播方式在中国的重要性怎么解释？

黄洁夫：你反映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卫生部门口最近是有上访的，这是河南90年代因为卖血血浆采集引起的艾滋病传播问题。这个问题在90年代曾经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中国政府当时已经很关注到这个问题，当时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经过血浆制品采血来传播艾滋病在中国已经得到了遏制，我刚才的报告当中已经讲到，中国60% 的传播渠道是通过性传播，包括异性之间还有同性之间的传播，成为最主要的传播渠道，在血液传播问题上已经得到了控制。

黄洁夫：中国对于艾滋病的防控，中央政府有统一政策，可是这个政策是各级政府各司其职，按照中央制订的政策，严格执行这个政策，社会要参与，可是政府是起主导作用的。凡是对艾滋病防治方面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中央政府和国务院让各级政府负责，上述情况政府是一个很开明的态度，凡是他们有什么诉求我们把人民群众的诉求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只要他们反映是真实的我们就要给他们解决问题。如果有哪些政府对责任不履行职责，不按照法规来做，要受到处罚。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

黄洁夫：关于最近的上访情况，我知道这个事情，正在调查了解之中，请大家放心，也请大家信任中国政府会严格按照国家的法规来办这些事情。谢谢。

消除艾滋歧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新华社：这是中国第一次出台关于艾滋病歧视的报告，在近年来中国整体来说对艾滋病的歧视状况有没有一个缓解？这些年有什么样的变化？请黄部长和米歇尔·西迪贝两位分别谈一下。

黄洁夫：我先讲讲，米歇尔·西迪贝先生再代表国际社会来确认，这样可信度更高。刚才米歇尔·西迪贝已经说了，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发布的关于艾滋病歧视的报告。关于中国艾滋病歧视问题近年来有很大的进步，2003年开始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还有其它国务院各级领导还有卫生部的各级领导，还有很多专业技术人员，都为消灭艾滋病歧视做了很多工作。

在十多年前是很难想象的，大家跟宇轩握握手或者跟他拥抱觉得很可怕，现在绝大多数人觉得跟宇轩握手、拥抱，正常的接触在大多数的民众来说基本是形成了社会上好的风范。但是调查报告当中20%多的人还是受到歧视，因为反歧视不解决的话，艾滋病的防控很难取得彻底的胜利。

米歇尔·西迪贝：我想说几件事，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首先政府部门有“四免一关怀”政策，还有“普遍可及”。如果这个政策得到执行，而且新的运动联合起来，不光是今天，昨天我在上海的时候包括以前，我遇到了很多领导人还有大使还有卫生部的领导，昨天我还见到中国国家副主席的夫人，他们都来谈论歧视问题，同时还谈到如何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方面，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运动，各个媒体多多参与多多宣传，我们应该关心我们的阳性病人。这个报告是全球第一次，基于事实、基于证据的报告，将来对我们的规划很有帮助。

艾滋病歧视调查报告 篇2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及现场调查方法

本研究调查了马鞍山市的三类艾滋病高危人群, 即暗娼、美沙酮门诊戒毒人员 (以下简称戒毒人员) 和男性同性恋者,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 利用自制调查问卷, 通过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调查。

1.2 调查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工具包括一般情况问卷, 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问卷, 均为研究小组在文献复习和专家讨论的基础上研制。

1.3 质量控制

调查人员经过统一培训, 采用受访者回答、调查人员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 调查完毕后对问卷及时整理并核查每份问卷有无漏项、书写和逻辑错误, 发现问题及时咨询被调查对象。数据采用双录入方式进行录入, 尽量提高数据录入的准确性。

1.4 数据处理及统计学方法

用软件Epidata 3.1进行数据双录入, 统计分析软件采用SPSS 15.0, 统计方法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共调查三类人群450人, 平均年龄27.9±8.3岁, 最大者64岁, 最小者15岁。其中, 暗娼248人, 占55.1%, 年龄在18~33岁;戒毒人员100人占22.2%, 年龄在29~43岁;男男同性恋人群102人, 占22.7%, 年龄在15~31岁。调查对象多数为未婚占60.0%。暗娼和戒毒人员文化程度以初中和高中或中专为主, 分别占87.1%和86.0%, 男男同性恋人群的文化程度较前两者高, 见表1。

2.2 调查对象艾滋病知识知晓率

调查对象艾滋病知识总体知晓率为81.3%。暗娼、吸毒人员、男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分别为73.0%、92.5%和90.3%, 三者之间知晓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4.8, P<0.05) 。暗娼、吸毒人员、男男同性恋人群对艾滋病知识8个问题的知晓率, 见表2。

2.3 调查对象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态度

调查对象中65.7%的男男同性恋人群选择继续与艾滋病病人/感染者交往, 82.4%的男男同性恋人群选择允许艾滋病病人/感染者工作。男男同性恋人群对艾滋病人/感染者的态度比暗娼和戒毒人员的态度较为积极。见表3。

2.4 调查对象对艾滋病歧视的影响因素

以是否会与艾滋病病人/感染者交往 (会=0, 其他情况=1) 和是否允许艾滋病病人/感染者工作 (允许=0, 其他情况=1) 作为因变量, 12个调查因素为自变量, 分别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其中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及根据8个艾滋病知识点所得的艾滋病得分 (每题正确回答得1分, 错误回答或不知道得0分, 总分≥6赋值为1=知晓程度好, 总分<6赋值为0=知晓程度差) 作为分类变量, 采用逐步向前法引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因变量为是否交往时共有两个因素纳入回归模型, 调查对象中的吸毒人员和男性同性恋人员、艾滋病知晓得分在6分以上者更倾向于愿意与艾滋病病人/感染者交往;当因变量为是否允许艾滋病人/感染者工作时, 共有两个因素纳入回归模型, 调查对象中的吸毒人员和男性同性恋人员, 艾滋病知晓得分在6分以上者更倾向于允许艾滋病人/感染者工作。见表4。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马鞍山市被调查的男性同性恋者年纪轻、文化程度较高, 这与张北川2001年的调查[3]和国外的情况[4]基本一致。暗娼和吸毒人员的文化程度低, 可能导致这两类人群了解艾滋病知识的途径比较局限和被动。

本次调查中马鞍山地区的艾滋病高危人群不愿意与艾滋病病人/感染者交往占52.8%, 高于徐静等[5]在重庆的调查 (45.5%) , 说明该地区的高危人群对艾滋病病人/感染者的歧视现象普遍存在。在对影响歧视的因素分析发现:年龄、婚姻状况等基本因素对歧视没有影响。关键因素在于调查对象所在的人群情况。调查对象中的吸毒人员和男性同性恋者比暗娼人员更倾向于允许艾滋病人/感染者工作。另一个相关因素是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艾滋病知识得分在6分以下的调查对象对艾滋病病人/感染者的态度更消极, 这也与相关结果[6,7]类似。这说明对艾滋病病人/感染者的歧视态度很大程度上可能来源于对艾滋病知识的不了解和误解。艾滋病知识掌握不足, HIV/AIDS高危人群可能会继续进行高危行为, 同时, 歧视导致高危人群不愿意寻求咨询检测, 艾滋病病人/感染者更加不愿意向家庭、朋友等公开他们的病情, 不利于减少HIV的传播, 给社会和他人都带来了负面影响[8,9]。在今后艾滋病防制工作中, 马鞍山市相关部门可制订针对不同高危人群的干预方案, 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艾滋病的防制工作, 有助于提高宣传的覆盖面, 减少对艾滋病病人/感染者的歧视, 并真正的改变其高危行为[10], 降低艾滋病病毒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的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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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北川, 李秀芳, 史同新, 等.2001年1109例男男性接触者性病艾滋病高危行为监测与调查[J].中华皮肤科杂志, 2002, 35 (3) :2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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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磊.AIDS相关歧视产生的原因及对防治工作的负面影响[J].职业与健康, 2010, 26 (14) :1610-1612.

[9]罗阳, 孙瑞婧, 范东.艾滋病相关性耻辱和歧视对女性HIV/AIDS病人的影响[J].护理研究, 2009, 23 (12) :3201-3203.

艾滋病：歧视只能加快传播 篇3

艾滋病本来只是很多传染性疾病中的一种，只不过由于它因“资本主义国家”某些青年的性滥交而“风靡”世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官方的宣传把它当成了一种极其丑恶的标签式的疾病。艾滋病成了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生活例证。正因为这个逻辑，我们不敢正视中国已经成了艾滋病大国这个事实。甚至还在刚刚出现这种疾病的时候，极度掩饰。

艾滋病对我们这个世界在价值取向和规则上提出了挑战，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回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立法和公共政策方面，需要解决的不只是权衡如何配置紧缺的社会资源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取向问题。

高耀洁说过:“艾滋病人最需要的不是其他的，是关怀，是温暖。如果社会给他们的压力越大，他们的反抗可能就越大。 ”

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吸毒感染占41.6%，采血感染占23.5%，性传播感染占9.1%，原因不详的占22%。而且母婴传播的途径正呈快速增长。

1985年在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6月3日。”北京协和医院外宾门诊的王爱霞教授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美籍阿根廷人。”王教授回忆说，这位男性患者到西安旅游后返回北京，以“肺部感染”收入协和医院的外宾病房，下午刚入院时神志尚清。但呼吸困难进展迅速，到晚间患者开始神志不清。胸片显示，除左上肺尚有正常肺组织外，其余全是“白肺”。后来他们电话打到美国，证明了患者果真感染了艾滋病。

6月6日早晨，患者死亡，后来，血清学证据显示，该例患者为HIV阳性。

很快，中国人打破了艾滋病都是外国人的惯例。在援外归国人群中开始有人感染了艾滋病。

和别国不一样的感染途径

根据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至2005年9月底，中国大陆艾滋病感染者的报告数字为135630例，其中艾滋病患者31143人，死亡7773人。同时，政府部门宣称，据专家估计中国大陆的艾滋病感染者实际上已经超过84万人，若控制不好，2010年将达1000万人。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表示:“美国对艾滋病感染者掌握率71%，俄罗斯也有24%，目前我们的掌握率只有13%左右，所以还是比较低的。”

当然对此数字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因为艾滋病在大陆的实际传播状况仍是一个需要深入调查，且在短时期内难以确切说清的问题。

与别国不同的是:一般认为在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中性接触是最常见的，大致占3/4，在中国大陆2/3的艾滋病却是因吸毒而感染的，后来又多了卖血这一条。有的地方竟然提出了“卖血浆，奔小康”的口号，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特例。

民间的良知

高耀洁: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的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治艾滋病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

桂希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1999年，他发现我国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有偿供血员携带艾滋病病毒，此后他克服重重阻力，20余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桂希恩5年多的防艾经历，见证了艾滋病在中国从雪藏到公开，从歧视病人到渐渐关爱的历程。

政府在行动

开展全民宣传教育;倡导精神文明，加强行为干预和综合防治;加强艾滋病疫情的监测和检测;加强血站建设和管理，规范采供血行为;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关心和帮助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

思考

1.艾滋病是否属丑恶现象

虽然1999年卫生部引发的文件中规定，要“保障（艾滋病）个人合法权宜……反对歧视”，但是一些另外的文件又提出“只有坚持禁止吸毒、卖淫、嫖娼等丑恶行为，才能防止艾滋病的蔓延”。这不是把艾滋病当成了这些丑恶现象附属物了吗？

2.吸毒是违法还是有病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吸毒者被视为病人。在澳大利亚，吸毒者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们有权得到人道的对待。但是对中国来说，吸毒是违法行为，对吸毒者要帮助他们戒除毒瘾，吸毒者也必需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中国恰恰是吸毒者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最高。如何转变观念，重新看待那些吸毒者，这对防治艾滋病有重大影响。而王陇德副部长曾经在一个省的戒毒中心看到，90%以上的吸毒者在填写自己初次吸毒的原因时，都写作“好奇”。

3.艾滋病到底是否属政治问题

2001年中央电视台大量披露河南省等地因卖血而造成了艾滋病传播的事件后，报道艾滋病才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2004年胡锦涛握过了艾滋病人的手后，各级官员才敢伸出他们原本犹犹豫豫的双手。即使到现在，很多地方对艾滋病数字都很敏感，有关具体数字和报告在各地监测艾滋病流行情况的防疫部门和他们的上级领导那里变成一道非常复杂的难题，官员们好像都知道，如实报道急剧上升的艾滋病感染数字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4.政府的尴尬角色

在中国由于公共空间狭小，非政府组织成立起来极为困难。本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在防治艾滋病问题上很好地配合，但在中国，政府一方面要禁毒、禁娼，另一方面又要以非政府的面孔去派发各种器具（如避孕套、美沙酮），这不是非常尴尬吗？

中国艾滋病流行的三个阶段

1985年～1989年，感染者散布在沿海和开放城市，主要是外国人。

1989年～1995年，发现经性途径感染的国内患者;在静脉注射毒品的人群中开始流行。

艾滋病歧视调查报告 篇4

为认真做好我县艾滋病防控工作，提高我院医务人员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业务水平，并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我院于2017年4月26日在五楼多功能会议厅开展了一次反歧视艾滋病培训，我院全体职工均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由医务科袁美锦主任讲授。他首先带领大家学习了《艾滋病防治基本知识》、《艾滋病职业暴露与防护》、《艾滋病反歧视首先从医务人员做起》，同时分项了我县疫情概况，然后就艾滋病定义、症状、感染途径、易感人群、预防、治疗、政策倡导、健康教育和促进、性病的诊治及如何在辖区内开展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等。最后讲述了艾滋病的社会歧视现状，以及给社会和艾滋病人群带来的不良影响，呼吁大家了解艾滋病，关爱艾滋病人，营造和谐友爱的社会氛围。

通过此次培训及测试，发现部分职工对艾滋病防治知识如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知识的了解不够全面，对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和造成的危害认识不足。这次培训使他们了解了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并教给了他们今后在医疗服务中如何防止职业暴露的知识、方法和技能，了解了抗机会性感染的诊断、治疗原则，健康教育、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相关知识，了解了《艾滋病防治条例》的主要条款和国家制定的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基本掌握了常见性传播性疾病的诊治。

艾滋病歧视调查报告 篇5

家庭暴力、性骚扰问题，正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消歧公约》将家庭暴力和性骚扰作为性别歧视的表现形式加以规范。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明确规定了妇女不受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的权利。调查中，20.6%的人承认自己遭受到家庭暴力，这让调查者感觉到了调查此类问题的难度。传统观念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家事、私事、丑事，往往努力掩盖。而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也可能成为获得真实回答的障碍。在对“是否遭受过性骚扰”的回答中，9.8%的人做出肯定的回答，6.4%的人说不清楚，其余的人做了否定回答。

上述数据与我们所掌握的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真实情况出入较大。以性骚扰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妇女的工作机会增多，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生活，活动空间逐步拓展，两性接触的机会相应增多，“性骚扰”现象也逐渐成为职场上的一大公害。然而，人们对性骚扰的受害者并不都持同情态度，有时受害者甚至受到谴责。这种外在的道德氛围和社会评价，使大多数人认为遭受性骚扰不光彩，不肯承认自己是受害者。此外，“性骚扰”一词属于舶来品，它通过西方百年的妇女运动普及开来。而在我国，性骚扰虽已明确载入法律，但尚没有明确的内涵，对其界定存在很大争议，导致对性骚扰行为的评判没有统一标准。因此人们对于性骚扰的认识可能存在模糊和差异，可能存在自己遭受了性骚扰却不知道的情形。调查表明，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是性骚扰最主要的发生地。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我们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观点。统计结果显示（见表5），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在性骚扰的调查中，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遭受性骚扰的女性明显比男性多。在家庭暴力和性骚扰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比男性更需要保护。男女

有过

没有

说不清楚

（n）20.922.7 76.974.7 2.21.9（455）（435）男女 7.012.9 85.378.6 5.07.0（455）（435）22、反家庭暴力、性骚扰的障碍及个人选择

家庭暴力和性骚扰都经历了由私领域转移到公领域的发展变化。虽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家庭暴力和性骚扰不再是个人的私事、小事，而是对人权的侵犯，但大部分人在遭遇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时，却常常不敢说出来或者不敢反抗。数据显示（见表6），绝大多数人（70.0%）认为遭受性别歧视“不光彩”。“不光彩”，涉及个人的观念和社会的评价，“认为不光彩”表明，个人在观念上对家庭暴力和性骚扰遭遇有羞耻感，一旦有此遭遇，出于维护个人和家庭的名誉、脸面考虑，便不愿启齿，更不愿反抗，而选择隐忍。这说明对于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的反抗，个人观念和社会评价是个人行动的重要阻力。

在遭遇家庭暴力和性骚扰后的个体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个人的反性别歧视意识。经分析发现（见表6），假设遭遇了家庭暴力或者性骚扰，近半数（42.7%）的人选择反抗，另有31.9%的人选择寻求帮助。在假设的情景之下，更多的人面对家庭暴力和性骚扰，选择了积极应对的方式。

表6：家庭暴力或性骚扰受害者不敢说出或反抗的原因及相应的反应模式李傲、罗旋：“性别歧视的理论与实证”，《求索》2006年第12期。《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草案）》中，将“性骚扰”定义为：违背妇女意愿，以含有淫秽色情内容或者性要求的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方式骚扰女性的行为。

类别

家庭暴力或性骚扰的受害者常

常不敢说出来或不敢反抗，可

能存在的最主要的原因

n=900

如果遇上家庭暴力或性骚扰可

能采取的反应模式

n=900 样本特征 担心报复 无力反抗 认为不光彩 认为是正常的 逃避 忍耐 反抗 寻求帮助

其他 频数 203 206 630 78 47 116 384 287 29 百分比% 22.6 22.9 70.0 8.7 5.2 12.9 42.7 31.9 3.2

注：类别一为多项限制选择类型，可选1-2项。

3、遭受家庭暴力、性骚扰后的求助方式

遭受家庭暴力和性骚扰后，公民所选择的求助方式可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求助方式的选择比例，能够体现出目前对家庭暴力和性骚扰行为的救济机制设置是否合理，救济途径是否有效。其次，公民是否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维权，能够反映其权利意识。

调查数据显示，当遇到家庭暴力或性骚扰而不得不向外界求助时，42.8%的人选择向亲戚、朋友和邻居求助，41.0%的人选择求助于公安机关，24.2%的人选择诉诸法院，20.3%的人会向妇联伸出求助之手，17.9%的人会向居委会、村委会求助，10.9%的人会向单位领导反映，8.8%会向新闻机构求助，2.3%则选择其他方式。可见，私人解决方式选择比例最高。这一方面体现了家庭暴力与性骚扰行为不同于其他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即它们更多地发生在熟人之间，利用私人关系解决可能更加有效；另一方面表明，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将家庭暴力和性骚扰视为私事，排斥公权力的介入。选择向公安机关求助的比例也非常高，与向亲戚、朋友和邻居求助方式仅差1.8个百分点。在其他求助方式中，诉诸法院次之，向妇联、居委会与村委会、单位领导、新闻机构的求助比例依次递减。

对公民求助方式进行性别分析（见表7）时的数据显示，在向亲戚、朋友、邻居求助这一首选方式中，女性的选择明显高于男性，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倾向于通过私人关系解决问题。按照前面的分析（见表3），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的侵害。但女性作为受害者，在求助方式的选择上却比男性缓和。调查表明，女性在思想上对传统观念的反抗意识更加强烈。较强的反抗意识却在转换成行动的过程中显得无比乏力，表明女性在反性别歧视过程中遇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重重阻力。其中，在公力救济方式中，除妇联一项外，在其他所有求助方式的性别百分比中，男性都要高于女性。尤其是向公安机关和法院求助的两项中，两性的选择比例差距特别明显。这表明，提高性别意识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女性自身能力得到增强和提高。社会生活参与度不够、法律知识欠缺、经济能力有限等等，都是女性维权道路上的羁绊。值得一提的是，在妇联求助一项的选择中，女性的比例为32.9%，仅次于对公安机关的选择，表明各级妇联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取得了广大妇女的信任。

表7：对求助方式的选择与性别的百分比分布表（%）

类别 性别

男女

亲戚、朋友、邻居

单位领导

居委会、村委会

妇联

新闻机构

公安机关

法院 其他 41.345.1 14.18.0 18.917.2 9.032.9 9.08.0 46.436.3 27.321.6 3.02.0

（n）（455）（435）

注：关于求助方式选择一题为多项限制选择类型，可选1—4项。

（三）教育培训领域的性别歧视

1、对教育投资的性别选择

教育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它是消除性别歧视、实现性别平等的阶梯。对于教育投资是否存在性别选择，或者存在怎样的性别选择，决定了个人基于其性别将获取的教育资源。这直接影响到个人能否获得较好的成长和发展途径。对此，我们分情况进行了调查。

首先，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考察公民是否会对男女教育投资进行性别选择。我们设计了一种情况，即“如果您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都处在入学年龄，但您经济能力有限，又借不到钱的情况下”会让谁上学。数据显示，3.3%的人选择两个都不上学，8.6%的人则选择让儿子先上学，女儿等有经济能力再上，2.4%的人选择让女儿先上学，儿子等有经济能力再上，67.9%的人则选择谁更爱学习让谁上，16.4%的人则选择其他。这表明大部分人希望根据子女的学习状况来决定谁享有入学机会，并没有将性别作为选择标准，特别是在城市，经济条件较好，而独生子女家庭也没有选择的可能。因此，在城市，女性受歧视问题突出体现在劳动就业当中，而农村仍然存在教育资源有限与女童辍学等问题。调查还显示，选择让儿子先上学的人数高于选择让女儿先上学的人数近三倍。这一结果即反映了农村的现实状况。农村女童辍学率之所以一直高于男童的现象，可以从教育投资的性别选择这一问题上找到直接原因。

2、对学习科目的性别选择

对于男女学习科目的选择，社会上流行一种传统观念，即认为根据男女思维的特点，女生更适合读文科，男生更适合读理科。运用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分析，这其实是社会强加给个人的一种性别特征。在调查中，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希望通过对学习科目的性别选择情况来考查人们的性别意识。

调查显示，选择让女儿读文科的百分比，几乎是让儿子读文科的百分比的9倍，选择让儿子读理科的百分比是让女儿读理科的百分比的3倍多。这表明虽然大部分家长能够作出开明、科学的选择，但仍然有一部分家长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将女性定位在适合读文科，男性定位在适合读理科，说明传统观念对个人的影响根深蒂固。

3、对教科书中性别歧视内容的关注

研究表明，在儿童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包括在接受和掌握学校教材内容的过程中，他们就开始被灌输有关性别不平等的意识。3调查中，当问及“您注意到我国现行中小学教科书中含有性别歧视的内容吗？”，11.1%的人“注意到了，的确有”；14.3%的人“注意到了，没有”；73.1%的人“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实际生活中，教科书中的性别歧视问题相当严重。有人曾经对五年制语文课本插图中的职业分布状况进行统计发现，插图中的男性形象共有140个，女性形象只有42个。男性主要以英雄、领袖、解放军等形象出现，女性则主要以小学教师、医生护士、农民等形象出现。可见，教科书中3

查啸虎、陈玉梅：“走向两性平等——教育公平性别视角的分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2005年9月武汉大学法学院“反性别歧视研究与公共教育”项目培训资料。的性别歧视内容大量存在，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表8：对教科书中性别歧视内容的关注与性别的百分比分布表（%）

性别

男女

注意到了，的确有

注意到了，没有

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n）12.110.316.312.671.676.1（455）（435）

4．对男女教育方式有别的态度

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教育方式的选择上，对待“家长教育方式应男女有别，男孩应教育其坚强、独立、有责任心，女孩应教育其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这种说法，24.2%的人认为有道理，51.9%的人认为有一定道理，22.8%的人认为没有道理。这表明绝大多数人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种教育方式。科学表明，男孩女孩在智力上是平等的，且各有优势，男生的思维灵活性较强，而女生则有良好、细致的分析能力和记忆能力。但是，这两种能力也并不是绝对的。这些差异如果加以适当训练，5是可以避免的。在教育方式上，家长可能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将男女的性别角色进行刻

板定位，所以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对此进行性别分析时的数据显示（见表9），对男女教育方式有别的支持力度，男性明显高于女性。如前所述，由于父权制社会的长期统治，女性作为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对性别歧视危害的感受可能更深，有一部分女性的反抗意识更强。而男性作为性别歧视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改变既有的性别利益分配格局。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认为此种做法有一定道理的人群中，女性的比例（55.4%）却高于男性(49.5%)，而且持此种态度的女性比例最高，已经超过半数。表明女性也可能成为性别歧视的维护者。表9：对男女教育方式有别的态度与性别的百分比分布表（%）

有道理

有一定道理

没有道理

（n）性别 男女29.719.149.555.420.825.3（455）（435）

（四）劳动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

1、用人单位优先招收男性的原因

就业机会歧视是就业歧视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现实中存在很多单位优先招收男性的情况，我们对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45.4%的人认为这是基于女性特有的生理原因，34.1%的人则认为女性家庭负担重，51.9%的人认为是出于工作性质需要，13.4%的人则认为女性心理素质差，4.3%的人认为是其他原因。表明在用人单位招聘中的性别选择问题上，大部分人认为用人单位是从工作性质出发，倾向于招收男性。然而，何种工作适合女性，何种工作适合男性，这本身是社会评价的结果，是社会强加给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基于此来决定招聘的取舍显然有违男女平等原则。其次，还有较大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基于女性特有的生理原因，这部分人所占百分比与前者的差距不大，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与前者5 参见“正视家庭教育中的性别歧视”，载新华网

http:///2004-12/16/content_3399701.htm，2006年12月13日访问。的分析一样，这种原因也存在认识上的性别盲点。再次，有一部分人认为原因是女性家庭负担重，这是制约女性就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最后，还有小部分人认为是由于女性心理素质差。

在反对劳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上，新闻媒介的作用不容忽视。长期以来，文学、艺术、新闻媒体，在有意无意地固化传统性别角色、宣扬性别歧视。即便在当今，在反对性别歧视的呼声日渐高涨的情况下，歧视性观念仍在大行其道。某国家级报纸曾刊登了一篇题为《“性别歧视”的帽子不能随便扣》的文章6，文章明确表示反对在招聘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但认为现在的很多做法都不属于性别歧视，而是“从事实出发，为企业发展和毕业生今后的实际工作着想”，比如需要提重物的工作、需要夜间外出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的工作、有化学污染的工作等等，都不适合女生做，其言下之意是女学生适合做轻松的、白天的、整天都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的、环境整洁优雅的工作。而人所共知的真正的“事实”是，人才市场供大于求，所有的大学生都面临就业难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有如此优越的工作等待女生的选择，即便有，很可能会有其他理由仍倾向于招男生。因此，“为女生着想”的结果就是在竞争中将女生排斥出去，让她们接受“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点，以相夫教子为己任。更为严重的是，文章认为既然女生就业难不可避免，在招生时就应当控制女生的比例，比如某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水利系因为怕被扣上“性别歧视”的帽子，该专业招生时没有男女限制，最多时招收女生的比例占招生总数的40%，毕业时女生就业成了大问题。由此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在专业设置、招生人数等方面均应考虑性别因素，调整好男女生的比例”。照此观点，女性不仅在竞争中应让位于男生，甚至不应该和男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就业阶段的歧视由此延伸至教育阶段，两性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难怪欧洲称之为“性别鸿沟”。决策者若支持上述观念，便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免歧视；立法者若支持上述观念，便难以提出有效的法律禁止歧视；公众支持上述观念，便难以形成反对性别歧视的公共气氛。

2、对性别歧视立法的态度及发现性别歧视立法后的做法

在劳动就业领域，男女不同年龄退休问题业已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讨论。2006年2月，河南省平顶山周女士将男女同龄退休问题诉诸法律，让男女退休年龄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调查中，我们选择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分析。当问及对法律关于退休年龄规定的态度时，40.7%的人表示赞成，居首位；31.4%的人则认为无所谓，次之；26.3%的人不赞成，比例最低。有不到三成的人反对该规定，公众的态度明显与学界、实务界的关注存在差距。一直以来，我国的退休年龄从未有过变化，男女不同年龄退休的法律规定，久而久之成为自然甚至常理。另外，立法对于男女退休年龄的差别对待本身，也是打着保护女性的旗帜，人们也可能出于从生理上保护女性的目的，认为应当规定男女不同的年龄退休。

对公众态度进行性别分析发现（见表10），赞成男女不同年龄退休法律规定的男性(43.7%)比例明显高于女性（38.2%）。多数男性是现有法律规定的受益者，该规定事实上剥夺了女性获得工作和晋升的机会，现有法律设置的这道门槛，使男性获得了更多发展空间。因此，很多男性成为这一规定的维护者。表10：对法律关于退休年龄规定的态度与性别的百分比分布表（%）

性别

男女

赞成不赞成无所谓

（n）43.738.222.930.632.730.8（455）（435）《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日第2版。

从理论上分析，性别歧视的立法规定是存在的，发现这些规定后公民采取何种做法，能够体现公民的性别意识和法治观念。调查数据显示（见表11），选择关注相关讨论与立法变化的人最多，接近一半的比例。这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对男女平等问题的关注。虽然人们在男女退休年龄这个具体问题上，没有更多地考虑男女平等的实现，但对现有法律中男女不平等规定的关注，能够一定程度地体现我国公民的性别意识，也表明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公民的法治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表12：发现性别歧视立法后的做法的百分比分布表（%）

选项频数有效百分比

0101.1

与我无关，置之不理13715.2

关注相关讨论与立法变化41446.0

向新闻媒体披露9911.0

向人大写信指出，建议修改17819.8

其他434.8 9192.1

合计900100.0 73、遭受性别歧视的反应及求助方式

个人在遭受性别歧视后选择的处理方式，决定着公权力能否进入性别歧视领域。如果个人选择忍受，公力救济将无法展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让人们正确认识性别歧视，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被调查者被问到“如果在就业中遭受性别歧视该怎么办”时，28.8%的人会采取措施进行反抗，14.7％的人选择不了了之，54.4％选择视情况而定。选择不了了之的人仅占小部分，更多的人则敢于在性别歧视面前说不。有将近三成的人回答会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反抗，这表明我国公民的心理状态。而且调查对象中仍有半数以上的人回答“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选择个人的处理方式。原因可能是由于遭受性别歧视的就业者担心反抗之后遭到报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权衡利益得失，从而做出选择。

艾滋病歧视调查报告 篇6

近年来，在各大招聘公司的招聘章程上都白纸黑字上写着“只招男性”的招聘信息，而不管个人本身的素质如何，仅仅只是性别这个先天性的条件就能使女大学生在求职的过程中倍感受挫。虽然后来国家明令禁止不允许性别歧视，但是用人单位还是会用其他理由拒绝女大学生的求职，女大学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仅由于性别的原因遭遇到的不公平的待遇，使女大学生的求职之路充满坎坷，就业权利被剥夺却又无处申诉，就算成功就业，工资也是劣势。有理论表明，市场化改革加剧了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柴国俊，2011）。但是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今天，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歧视现象越演越烈。但也有理论认为市场化不会增加性别歧视（吴愈晓和吴晓刚，2009）。那么，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是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能得出一个结论。

文献综述

市场机制的完善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歧视，但在当前的大学毕业生的这个劳动力市场中，这个理论并不适用（柴国俊，2011； 胡安荣，2004）。那女大学毕业生受到的就业歧视现象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有没有联系？如果没有联系，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女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到的性别歧视？如果有关系，那么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减弱了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还是加剧了性别歧视。

市场化与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市场化会增加性别歧视，因为女性在再分配体制中得到的保护逐渐消失；另一种观点刚好相反，认为市场化会减少性别歧视，因为市场带来竞争机制，性别等先赋因素的作用在减弱；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市场化与性别平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吴愈晓和吴晓刚，2009）。关于造成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原因，现有的理论观点认为，制度的影响因素较小，因为我国的法律明文规定不允许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社会因素，历史因素等是主要因素（张洪伟和孙瞳，2011）。

本次研究相较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社会的大环境决定了女性在就业中的劣势地位。由于社会要求女性相较男性更照顾家庭，女性的妊娠任务，社会文化造成女性整体的人力投资低于男性，女性本身更愿意从事相对轻松的工作。这些社会环境造成的现象使女性在工作中所创造的价值低于男性，而市场以利益最优原则会选择男性劳动力。所以市场机制的完善会使就业时的性别歧视更严重。考虑到社会对市场的影响。

理论视角 本研究准备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分析女大学生再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也被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格尔和皮奥里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由于社会和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形成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差异；不同人群获得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渠道的差别，导致不同人群在就业部门、职位以及收入模式上的明显差异，比较突出的如在种族、性别与

移民之间的分层等。

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观点来看，双元结构论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而女性的就业就属于二级市场，而这种分割的形成原因非理性与非竞争性的，是由于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所导致的。我国在法律上虽然实现了男女平等，但由于历史和社会文化等原因导致了在就业上对女性的歧视，使我国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渠道和层次与男性产生较大的差别。所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不是制度原因，而是社会原因。

研究方法

基本观点：女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不低于男性大学生，但是就业却比男性大学生艰难很多。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在现在的社会文化体系下，女性的职业路途所受到的干扰很多，比如家庭与事业的冲突，当前的价值观要求女性对家庭的照顾更多，还比如，因为孕育下一代而不得不中断自己的职业生涯，职业中断后导致职业资源的丢失。除此以外，还有女性自身对于职业不够积极的态度，由于女性承担的经济责任较少，所以较多的女性更倾向于稳定，轻松的职业，在就业后又安于现状。所以，在市场的利益最大化驱使下，女性成为就业劣势群体。研究假设：市场机制依附于社会现实，也就是在女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由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女性的家庭因素，妊娠因素等），造成随着市场机制的愈加完善，就业的性别歧视会加剧。

研究方法：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运用调查法进行问卷调查，再使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然后在进行深度访谈，进行定性分析。

经验资料来源：进行调查所得资料。

调查对象：应届大学毕业生和招聘企业。调查方法：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过程：调查员与访员在各大招聘会中按一定的抽样方法抽出调查对象完成问卷和访谈。

参考文献

【1】吴愈晓 吴晓刚.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2】胡安荣.企业拒绝女大学生的经济学分析——贝克尔歧视理论的拓展和运用

[j].财经科学，2004，（4）

【3】柴国俊.市场化改革中的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及歧视.南方经济.2011年第三期

艾滋病歧视调查报告 篇7

1调查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江北区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为调查对象。共调查366人。

1.2方法

在辖区内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机抽取40~ 50名卫技人员。根据调查目的自行设计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相关态度和行为等。2014年3—5月由疾控人员到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对366名社区医务人员采取面对面集中式调查,问卷有效率100.00%。

1.3歧视水平得分判定

得分方法答不是/不同意(视为歧视行为)得1分, 答是/同意记0分,总分为11分。

1.4统计分析

使用Epi Data3.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使用SPSS 18.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检验水准a=0.05。

2结果

2.1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社区医务人员366人,其中男性69人, 女性297人。年龄:29岁以下79人,占21.58%;30岁~197人,占53.83%;40岁~69人,占18.85%;50岁以上21人,占5.74%。文化程度:中专(高中)及以下31人,占8.47%,大专108人,占29.51%,本科及以上227人,占62.02%;现从事岗位:医疗130人,占35.52%,护理88人,占24.04%,预防保健57人,占15.57%,检验、药剂36人,占9.84%,管理55人,占15.03%。技术职称:初级194人,占53.01%,中级151人,占41.25%,高级21人,占5.74%。工作年限:5年及以下73人,占19.95%,6~10年96人,占26.23%,11~15年95人,占25.95%,15年及以上102人,占27.87%。

2.2艾滋病相关歧视状况

2.2.1艾滋病相关态度、行为见表1。

2.2.2艾滋病相关歧视水平

歧视行为总分 值11分,调查显示,医务人员 对HIV/AIDS患者歧视的总平均分为4.89分,四分位数值(P25和P75)分别为3.00和7.00分,最高分为10分,最低分为0分。

对艾滋病相关歧视状况的比较发现,不同的性别、 所学专业、文化程度、工作年限、技术职称的被调查者的歧视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工作岗位的医务人员的歧视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临床、护理、预防保健、药检、管理岗位的医务人员歧视分值分别为4.86、5.12、3.98、4.97、5.49,见表2。

3讨论

3.1加强社区医务人员的艾滋病健康教育

全社会对艾滋病 的相关歧 视普遍存 在,其原因一方面来源 于因知识 的缺乏而 导致的恐 惧,调查显示,专业为公共卫生的医务人员歧视均值分最低,为3.71分,或与其对艾滋病等传染病防治知识掌握 较多有关。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文化传承也是重要的影响 因素,通常人们 会把感染 艾滋病与 卖淫嫖娼、吸毒、同性恋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悖的行为联系起来[4]。社区医务人员是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重要力量,应加强基 层医务人 员的防治 知识及相关法律 的培训。并对医务 人员加强 医德教育, 使其树立正确的 职业态度。通过教育,使社区医 务人员充分认识到 艾滋病是 人类共同 面对的问 题,作为“以治病救人为 己任”的医务人 员是无法 回避的; 在社区医务人员艾 滋病健康 教育方面,可以采取 灵活多样的方 式,可采用专 题讲座、临床情景 进行模拟,针对焦点问题进行讨论等面对面教育方式,也可通过发放资料促进自学。

3.2加强职业暴露培训,提高防护能力

调查显示,社区医务 人员对HIV/AIDS患者存在一定程度 的歧视,歧视行为 平均分为4.89分,这与其它文献有关医务人员对患者存在普遍歧视的报道基本一致[5]。不同的工作岗位的医务人员对艾滋病歧视程度不同,管理类岗位歧视均分值最高,或与专业防控知识缺乏有关,其次是护理岗位,可能与担心针刺暴露有关,而预防保 健岗位的 医务人员 歧视程度最低,可能与防治知识掌握、不直接从事临床医疗服务等有关。由于防护 知识欠缺,担心职业 暴露感染HIV引起的恐惧是目前医护人员对HIV/AIDS患者态度较差的最主要原因[6]。医务人员对职业暴露的恐惧与医务人员的普遍性预防措施做得不够息 息相关,尤其是基 层医务人 员[7]。 因此应加 强有关职业暴露和 标准预防 知识的培 训,并建立职 业暴露监测机制[8]。培训应落 实到不同 岗位,提高医务 人员整体的防护技能。

3.3强调政府的职能,政府部门的重视是提供关怀、消除歧视的关键[9,10]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针对医务人员艾滋病反歧视行动,政府可从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险、探索职业暴露救济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制订等方面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对消除歧视大有帮助。在医院管理上,营造反歧视的支持环境,针对工作中出现的侵犯患者权利的事件进行监督,尤其强调对实行社区管理的HIV/AIDS患者隐私权的保护,社区医生应积极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指导和社会支持,逐步为患者营造舒适、平和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参考文献

[1]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R].2007-11-29.

[2]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R].2009-11-27.

[3]张爱莲,康丽娜,陈志聪,等.山西省医务人员艾滋病知识及歧视态度状况调查[J].中国健康教育,2009,25(3):196-198.

[4]姚慧洁,王辉,朱小珍,等.180名医务人员艾滋病相关歧视的认知和行为研究[J].环境与职业医学,2012,29(4):254-256.

[5]汪媛,张孔来.医疗服务过程中艾滋病相关的耻辱与歧视[J].生殖医学杂志,2006,15(1):67-70.

[6]丁雪,郝利俊,王毅,等.综合医院医务人员消除艾滋病歧视综合培训效果评价[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09,26(1):46-48.

[7]曹建海,金琼坚.医务人员艾滋病职业暴露防护知识调查[J].浙江预防医学,2014,26(1):100-101.

[8]徐瑞峰.医护人员血源性传播性疾病职业暴露安全对策[J].中国健康教育,2008,24(4):316-317.

[9]刘小丽,徐萌.医务人员对HIV/AIDS患者的相关耻辱与歧视的研究进展[J].现代预防医学,2008,35(16):3189-3190.

从法律和媒体层面助推艾滋反歧视 篇8

走进高校：清华大学

举办时间：2010年12月5日

本期主题：艾滋反歧视运动，以及法律和媒体本期主题：在其中的作用

本期嘉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本期主题：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主任王若本期主题：涛，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积极对本期主题：话”项目官员罗楠，新华社对外新本期主题：闻部周方

项目资助：南都公益基金会

特别鸣谢：清华大学心理协会

艾滋反歧视，一直在进行，任重而道远。近日，由《环球慈善》杂志社和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共同举办的高校“公益会客厅”在清华大学举行。本期活动的主题是：艾滋反歧视运动，以及法律和媒体在其中的作用。

在多年抗击艾滋病工作中，反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一直是工作中的重要一环。除了向社会各界普及防治艾滋病知识，帮助公众了解艾滋病外，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媒体的宏观报道，也是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走出歧视阴影，争取自身权利的重要措施。

曾担任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的王若涛，在活动中让大家分享了中国针对艾滋病反歧视的立法与执行情况，并且提出了从法律角度反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有利于维护国家人权和法制的观点。他指出，艾滋病当中的人权问题受到社会人权的制约，同时又是社会人权问题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因为它牵扯到艾滋病曾经有一段被污名化、被政治化的历史，且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艾滋病的人权问题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歧视和污名当中有两种，第一个叫制度性歧视，另一种叫做社会文化性歧视。通常情况下，法律只能解决制度性歧视，不能解决社会文化性歧视，但所谓不能解决并非具有绝对性。如果从立法上能够确定感染者感染状态的隐私性，分清感染者和病人之不同，问题便不难解决。王若涛指出，艾滋病和人权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应以人权为基础，对法律进行修订来开展消除制度性歧视，同时反对社会文化性歧视。我们国家已越来越重视艾滋病问题，签署了1996 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艾滋病与人权问题国际协商会议通过的准则；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宪法》的修正案把人权引入国家根本大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2006年国务院还颁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

新华社对外新闻部的周方认为，对于艾滋病，媒体少报道为好，甚至不报道为好。应从宏观角度出发，重防，因为治的层面比较专业。他指出，由于缺乏对医学专业知识的了解，记者对艾滋病的报道根本达不到新闻报道的平均水平。实际上，从中医的角度看，艾滋病是一个很普通的病，我们不能过度看重这个病。媒体离不开大环境，只能是尽可能地跟大家一起，把艾滋病看得越普通越好。艾滋病的传染跟生活习惯、道德观念、社会伦理观念有关。实际上，我们大家只要平时注意一点，就不会被传染。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应拥有平等的权利，并且得到法律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