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艾滋病（精选6篇）
云南艾滋病 篇1
摘要：目的 了解高中生艾滋病预防知识、态度和行为现状以及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效果,为制定预防艾滋病干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 整群分层抽取楚雄、大理的4所中学6个班级高三学生,由经过培训的健康教育者分别开展以同伴教育、大型讲座2种形式为主的预防艾滋病教育活动;活动前、后用同一份问卷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结果 健康教育后,学生大众艾滋病基本知识核心指标简称“国八条”的知晓率由83.5%提高到94.0%(P<0.01),对待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题目正答率均显著提高(P值均<0.01),更多学生选择远离毒品、避免性行为等正确的生活行为。健康教育前汉族、白族、彝族学生“国八条”知晓率、问卷优秀率、知识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健康干预后,同伴教育组态度行为总分显著高于大型讲座组(P<0.01)。结论 对高中生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效果显著,健康教育的形式对教育效果有一定影响。应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健康教育策略。
关键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健康知识,态度,实践,干预性研究,学生
自1981年世界上发现第1例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蔓延,已经成为严重危害人类生存发展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我国艾滋病的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处于全国低流行、局部地区及特定人群高流行并存的态势[1]。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资料表明,50%的HIV/AIDS新发病例为24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约有6 000名15~24岁的青少年感染艾滋病[2]。中学生正是处于这一年龄段的人群主体,成为艾滋病预防干预的重点对象。开展健康教育是从根本上防止艾滋病蔓延的最有效手段之一[3]。因此,笔者于2012年8月选取云南省部分中学进行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调查及健康教育工作,并对干预效果进行评价。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整群分层抽样方法,先分层随机抽取楚雄市、大理市各2所市属中学,再以学校分层,以班级为整群抽样单位,每校抽取6个高三班级,共970名学生。健康教育干预前回收有效问卷927份,其中男生占40.7%,女生占59.3%。调查对象年龄在15~2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7.4±0.8)岁。健康教育干预后回收有效问卷912份,男生占39.0%,女生占61.0%,平均年龄为(17.4±0.8)岁。对部分性别信息缺失的问卷,在涉及性别分析时不纳入统计。
1.2 方法
根据被调查学校客观条件,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分别采取同伴教育(干预前608人,干预后604人)和艾滋病相关知识多媒体大型讲座(干预前319人,干预后308人)2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其中同伴教育是具有相似年龄、背景、经历、体会、社会经济地位及相同性别的人在一起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的教育方式,单场干预对象50人左右,干预时长45 min,具体形式包括相关知识讲授、群体讨论、游戏等;大型讲座单场干预对象150~200人,干预时长1 h,主要以讲座形式,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讲解预防艾滋病知识,并设置互动问答环节。
健康教育干预前后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自行设计,由基本情况、9个测试题(反映知识、态度、行为) 和8个附加题(大众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调查[4]中的8条核心指标,简称“国八条”)3个部分构成。大众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计算参照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7年制定的《中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指标体系》[4]中的规定,即“被调查者中正确回答6个及以上问题的人数占对8个问题都作了回答人数的百分比”。调查人员统一标准和调查方法,采用不记名方式,分别在各干预现场健康教育前、后将调查问卷在教师协助下发放给学生,学生当场答卷并收回。
对调查问卷中的题目进行赋分:知识类题目共8分;态度类题目共4分;行为类题目共6分;问卷总分为18分。定义问卷优秀率为问卷得分≥16分的人数占答题总人数的百分比。本研究中,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32,3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533~0.055;问卷知识与态度得分、态度与行为得分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223,0.093,P值均<0.01)。
1.3 统计分析
调查问卷经逻辑核对后,统一录入由EpiData 3.1建立的数据库,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的统计学方法有描述性分析、χ2检验、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等。
2 结果
2.1 艾滋病知晓率
调查对象“国八条”知晓率由健康教育前的83.5%提升到健康教育后的9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0.278,P<0.01)。男、女生教育后知晓率(95.8%,93.5%)均高于教育前(87.2%,8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3.517,35.198,P值均<0.01)。
健康教育前超过90%的学生对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共用注射器吸毒、母婴传播、性传播等基本传播途径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通过艾滋病健康教育,“蚊虫叮咬是否会传播艾滋病”、“是否会通过与他人共用牙刷等日常用品感染艾滋病”的正答率分别由65.7%和11.9%提高到72.0%和47.3%(P值均<0.01)。见表1。
注:()内数字为正答率/%。
2.2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态度
与健康教育前相比,健康教育后调查对象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持反向/消极态度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数比例有所降低,而持正向/积极态度的人数比例显著提高(P值均<0.01)。其中得知朋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为之感到伤心、着急”的比例由干预前的77.7%增加为干预后的85.6%;愿意与艾滋病感染者同教室上课的比例由52.5%增加为76.1%。见表2。
2.3 预防艾滋病行为
健康教育后学生对一些不正确的生活行为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选择拒绝毒品的比例由干预前的96.2%上升为干预后的9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19,P<0.05);不赞成高中生性行为的比例也由91.4%上升为93.3%。
2.4 不同民族比较
健康教育前汉族、白族、彝族学生“国八条”知晓率分别为87.3%(432/491),76.0%(177/227),80.7%(130/160);健康教育后3个民族知晓率分别为95.1%(469/489),91.7%(210/223),94.0%(141/14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8.998,21.034,12.173,P值均<0.01)。
健康教育前各民族学生对待艾滋病感染者态度普遍较差,而远离毒品、反对高中生性行为均掌握较好;健康教育后各民族学生的相关态度、行为均有所改善。见表3。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1。()内数字为报告率/%。
对3个民族学生健康干预前、后的问卷得分进行方差分析(为改善数据正态性,将问卷得分与总分比值做平方根反正弦变换)。干预前,3个民族学生KAP总分与态度行为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知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LSD两两比较显示,汉族与彝族学生知识得分均显著高于白族学生(P值均<0.01)。χ2检验显示,汉族、白族、彝族问卷优秀率(57.4%,45.8%,5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125,P<0.01)。
健康干预后汉族与彝族学生的KAP总分、知识得分均显著高于白族学生(P值均<0.01),彝族学生的态度行为总分显著高于白族学生(P<0.01)与汉族学生(P<0.05)。见表4。
2.5 不同健康教育方式效果分析
经同伴教育干预的学生,“国八条”知晓率由干预前的87.3%提升到95.9%,问卷优秀率由59.5%提升到83.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28.573,88.908,P值均<0.01);经大型讲座干预的学生,知晓率由干预前的76.2%提升到90.3%,问卷优秀率由46.7%提升到71.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22.127,38.466,P值均<0.01)。
健康教育干预前两组人群态度行为总分分别为8.74,8.7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63,P>0.05),而健康教育后同伴教育组学生的态度行为总分(9.55)显著高于大型讲座组学生(9.26)(t=2.969,P<0.01)。
3 讨论
目前国家对在校学生的评估指标“中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指标体系”中的“大众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要求2010年达到 95% 以上[4]。调查数据显示,健康教育干预前在校高三学生未达到国家要求;经过健康教育,艾滋病知晓率达到94.0%,接近国家制定的目标。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健康教育前学生已经掌握一定的艾滋病基本知识,对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有了正确的认识;但对与他人共用牙刷等生活用品、与艾滋病感染者就餐、蚊虫叮咬等传播途径的正答率不高,即学生面对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时,不知如何正确避免艾滋病感染,错把一般日常生活接触当成艾滋病传播途径,出现认识上的误区,与国内其他在校学生中调查结果类似[5]。通过本次健康教育,学生对这些知识点的正确认识有了显著提升。
结合云南地区实际情况和民族特点,对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在有民族及地区特色的学校开展健康教育效果明显,说明尽管青少年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掌握稳定在较高水平,但因其地域、民族的不同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针对此情况,应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6]。健康教育后,中学生知晓率有了显著提高,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相似[7]。
此次调查结果发现通过健康教育,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向积极、正向的方向转变。健康教育后,学生在关心、帮助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上有了显著改善,说明随着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学生对艾滋病有了正确认识,恐惧意识显著下降。此外,开展的健康教育起到了一定的道德教育作用,引导学生向积极、正向的态度转变,端正了对艾滋病的态度。
健康教育的“知—信—行”理论认为,只有当人们了解有关知识,建立积极的、正确的信念及态度,才有可能形成有益健康的行为,改变不良行为[8]。此次调查表明,学生在健康教育前对艾滋病有一定的了解,教育后建立了积极正向的态度,从而减少、改变了危险行为,更加明确对高中生性行为的认识,坚定远离毒品的信念。
采用2种教育方式进行干预后,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及问卷优秀率均有显著升高,表明2种方式在艾滋病教育方面都有良好效果,与国内相关研究类似[9,10,11,12,13]。大型讲座可能在个别知识点上的教育效果略好于同伴教育,可能与讲座形式偏重于理论、知识的讲解,而同伴教育形式偏向于游戏互动、感性认知等有关。
健康教育后同伴教育组学生的态度行为总分显著高于大型讲座组学生,说明同伴教育对学生态度、行为的教育效果优于大型讲座,可能与大型讲座没有强调对待艾滋病感染者与患者的“非歧视”、“中立”等原则、缺少感性教育等有关。学生通过同伴教育,更容易接受信息,从而导致观念的改变[14]。
此外,2种健康教育形式对某些行为的干预均未达到显著的效果,可能与行为选取的题目较少有关,在以后的问卷调查中,可增加行为的题目数量[15]。除此以外,还有可能的影响因素是本次开展的健康教育为短期干预,虽然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有了显著提升,但将知识转变为相关态度及正确的行为可能需要一定的过程。
综上所述,在高中生中开展健康教育是一种有效的预防艾滋病干预手段。基于对健康教育效果的评价,提出以下建议:(1)此次研究为短期干预,今后应长期、深入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16]。(2)目前健康教育形式不够完善,不同形式各有利弊。应结合不同形式的优点,在教育过程中加入民族特色的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探索适合当代高中生特点的健康教育模式。
志谢 本项调查得到楚雄市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楚雄市第一中学、大理市下关三中、大理市下关一中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云南艾滋病 篇2
1.《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施行是在（A）
A．2007年1月1日
2.以下说法哪项不正确（C）
C．提供住宿、娱乐服务的营业性公共场所中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应当每个季度进行艾 滋病检测。
3.以下哪一条不属于条例规定的艾滋病的义务（A）
A．艾滋病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属须定期接受咨询和检测。
4.《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共有（D）
D．60条
5.以下哪项不是国家《条例》和省级《条例》均有的篇幅（B）
B．检测与报告
医务人员主动提供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PITC）政策》解读
1.相对国家《条例》，省级立法突破空间不体现在（C）
C.防治经费的投入机制
2.以下关于《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中的内容不正确的是（D）
D．艾滋病防治研究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需要使用、保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人体组织、器官、细胞、骨髓、血液和精液等，应当经市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3.按照《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医疗机构推诿，拒接接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可以处以（B）的罚款
B．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4.《艾滋病防治条例》和《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分别于（）和（）起施行（A）A．2006年3月1日，2007年1月1日
5.下面关于284号文件的内容错误的是（B）
B.不提供HIV检测前信息服务，而是提供检测前咨询服务。
PITC介绍
1.关于艾滋病目前疫情的特点的描述不正确的是（D）
D．疫情呈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加快。
2.以下不属于PIIC特点的是（C）
C.被检测一方须对检测做出同意的表态
3.VCT的特点是（A）.A：必须有一对一的咨询环境
4.按照《云南省2012年防治艾滋病的工作责任目标书》，确诊检测率要达到（C）以上
C．80%
5.PIIC是（B）的缩写
云南艾滋病 篇3
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用总投资约20%的资金支持社区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云南省的社区组织项目年度经费更高达1 200多万元,占全国社区组织项目总经费的10%左右。2012年度,云南省共有101个社区组织参与项目实施,覆盖全省14个州(市)。参与项目实施的社区组织数量多、地域分散,且大部分未注册,其经费托管机构(当地医院或社区服务站)缺乏项目财务管理经验等,成为项目财务管理中必须面对的挑战,财务管理工作压力巨大。财务管理作为项目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项目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经费预算到项目活动执行,再到监督,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省项目办结合工作实际以及在项目执行和管理过程中积累了一些项目财务管理经验,不断摸索创新,提高了云南省全球基金艾滋病社区组织项目财务管理能力。
一、云南省全球基金艾滋病社区组织项目财务管理具体措施
1. 加强财务制度建设。
根据全球基金财务管理要求,省项目办结合云南省实际制定了两项补充规定,即《云南省全球基金CBO-SSR财务补充规定》《云南省全球基金CBO项目财务管理补充规定》。在两项补充规定中,对项目经费核算、经费使用范围、协议管理和财务报表等做出具体规定,并结合社区组织活动特点细化了费用报销标准。例如:明确规定关怀救助小礼品每人每次不超过30元,一次性救助每人每次不超过50元等,同时规范了项目资金的分配原则,以保证目标人群受益。补充规定为项目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提供了明确的指南,同时也给项目资金管理提供了充足、有效的制度支持,使日常核算、财务督导或项目审计有章可查,有据可依。
2. 规范协议经费管理。
省项目办与社区组织、托管单位签署双方或三方《协议书》,详细约定活动时间、活动内容、经费拨付以及各方职责等。《协议书》后附《项目申请》,社区组织依据《项目申请》中的计划和预算开展工作。《协议书》和《项目申请》是社区组织支付费用、接受督导的重要依据。
协议预算采取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多次反复的编制模式,项目申请书需经项目专家会同财务专家审核通过,最大程度地保证项目计划可行、预算合理。《协议书》签署后,经费采取分批拨付方式,首次拨付为协议总经费的50%,待项目启动并顺利开展一段时间,完成计划指标的50%后,依据进展报告及指标进展报告拨付总协议经费的35%,15%项目尾款待项目验收合格后拨付。
3. 引入成本管理理念。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省项目办引入成本管理理念管理项目资金,社区组织获得经费额度与完成的指标量挂钩,避免出现资金浪费或无效结余。例如:指标完成而预算经费有剩余的,省项目办将不再拨付剩余经费(即花多少给多少);若指标未完成而经费预算全部花完甚至超支的,省项目办只按已完成指标量×指标单价的方式来核拨经费(即完成多少给多少),用量化指标和结果考核的方式,引导社区组织合理、有效使用项目经费。
4. 规范项目经费使用。
全球基金项目依据《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其他相关法规,制定符合国家法规要求和实际需要的内部财务控制制度,严格控制项目经费开支范围,确保项目经费安全、有效地使用。社区组织依据《协议书》和《项目申请书》开展活动,要求做到:活动紧跟计划,支付紧跟活动,有活动就有支付,支付与预算偏差最小,保持活动进度与支付进度一致。为保证资金安全,规范经费支付程序,省项目办要求社区组织严格遵从经费支付管理审批程序。要求项目实施组织在开展活动前编制活动经费预算,活动结束后凭合规原始票据进行活动费用决算,项目负责人对活动费用决算审核后,财务人员和经费托管单位负责人审核,审核合格后出纳付款。
与此同时,规范会计核算、会计报告工作,要求费用支付应附必要的佐证材料,如经费请示、预算、报销单、发票、费用清单、通知、日程及签到表等。会计档案管理根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及时整理立卷、装订、登记与移交。
5. 开展财务管理培训。
提高财会人员素质,搞好财会的基础工作是发挥财务管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重要的作用保证,为让各社区组织熟悉并掌握全球基金社区组织财务管理要求,提高社区组织经费管理能力,规范云南省全球基金艾滋病社区组织项目财务管理,自项目启动以来,省项目办对全省参与项目实施社区组织的负责人、项目骨干及托管机构财务人员,采取专题培训或以会代训等方式进行财务培训,共计培训人数352人次。2013年6月,还分片区举办了项目财务管理能力建设提升培训班,培训人数186人。此外,还利用现场督导的机会,对实施组织财务人员开展财务培训。
6. 加强财务监督评估。
项目注重财务监督,财务监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日常监管,即定期收集财务数据,通过认真分析报表数据发现项目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实施组织不断改进财务管理工作;二是现场督导,即财务专家与项目专家一起,对全省社区组织进行全面现场财务督导。项目执行期间,省项目办共组织5次联合督导,实现了财务督导全覆盖。现场督导中,通过核实会计报表、查阅凭证、检查原始票据,与财务人员沟通等方式,全面检查社区组织项目执行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通过督导发现问题,并指导各社区组织不断整改和完善。
二、引入项目财务管理后的结果
1. 保障了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和安全有效运转。
在项目执行期间,通过对社区组织进行财务培训、现场督导以及外部审计等,使项目管理者、实施者及财务人员了解掌握全球基金的财务管理要求,保证了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未发现有弄虚作假、挪用或截截留项目资金情况,绝大部分社区组织经费管理规范,未发现违规支出。
2. 促进了项目各项业务指标圆满完成。
争取项目资金及时到位,及时拨付协议资金,业务与财务沟通顺畅,保证项目工作资金需求,从而确保项目工作开展顺利。通过扎实细致的财务核算,为项目计划和活动的安排提供及时准确的财务信息,从而保障业务指标任务圆满完成。强调预算与支付匹配,活动与支出匹配,项目期间未出现活动与经费支出不相符的情况,2012年7月至2013年7月实施组织经费预算执行率99.8%,各项指标完成率均超过100%。
3. 提高了社区组织工作人员财务管理能力。
通过执行项目,社区组织负责人学会了关注工作计划与资源、成本、效益和风险的关系,充分考虑完成指标任务所需成本,从而合理统筹项目资源,尽可能地花最少的直接费用,为目标人群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使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基本掌握项目财务管理的有关要求,并在社区组织成员中指定专人负责管理经费,建立社区组织经费使用登记本,让各社区组织清楚本组织项目经费收入、支出及结余情况,主动地、有计划地使用经费。
三、总结
1. 采用以量化指标核算经费的方式,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考核管理方法,调动了社区组织积极性,挖掘社区组织潜能,对社区组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2. 通过项目实施,社区组织的资金管理能力得到了提高,特别是在编制预算、费用控制方面较为突出,使每一位项目参与者更加关注资金管理,注重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并使财务管理与业务工作配合更加紧密。
3. 及时有效的经费监管,多频次的现场财务督导,解决了社区组织在资金管理和使用中存在问题,准确掌握经费使用进度,保障了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合规运转、安全有效,发挥了赠款资金效益。
参考文献
[1]胡晓丽.项目管理体制下的财务管理模式探析[J].项目管理,2008,(3):30-31.
[2]张霞.从国际合作项目看财务管理在艾滋病项目执行中的作用[J].中国艾滋病性病,2006,(3):268-270.
[3]肖玉青,王伟琴.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卫生经济研究,2008,(9):43.
云南艾滋病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抽取云南省某地区部分小学9～15岁的艾滋病遗孤儿童60名(入学前后经血样化验均属非艾滋病毒携带者)。其中男童38名,平均(11.72±1.64)岁;女童22名,平均(11.5±1.8)岁。共发放调查问卷60份,回收有效问卷60份。
1.2 方法
采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中国标准化版本(家长用)[4]和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5]对艾滋病遗孤儿童进行问卷调查。自测健康评定量表适用于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群体健康水平的研究,该量表由自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3个子量表组成,包括身体症状和器官功能、日常生活功能、身体活动功能、正向情绪、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认知功能、角色活动与社会适应、社会资源与社会接触、社会支持及健康总体自评10个维度,48个条目,得分越高表明健康状况越好。鉴于被试群体的特殊性,儿童行为量表(CBCL)由其所在班级的负责教师完成,少量由收养者(领养者)完成;自测健康评定量表由儿童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
1.3 统计分析
问卷回收后采用SPSS 15.0软件录入数据,进行χ2分析、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艾滋病遗孤儿童健康状况
2.1.1 行为问题检出情况
艾滋病遗孤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53.3%,其中男童检出率为55.3%,女童检出率为5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55,P=0.694)。男童在强迫、抑郁、分裂样、社交不良、违纪因子上检出率较高,而女童的抑郁、社交退缩、性问题、多动等行为问题检出率较为突出。调查数据同时显示,不同年龄遗孤儿童行为问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81,P=0.877)。
2.1.2 艾滋遗孤儿童自评健康情况
遗孤儿童生理健康水平得分为(111.55±21.24),心理健康水平得分为(97.22±19.47),社会健康水平得分为(86.33±15.03)。男女童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见表1。
2.1.3 行为问题组与非行为问题组的SRHMS结果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男女童行为问题组的SRHMS各项得分普遍低于非行为问题组,且2组间在各项目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但男童在社会支持项目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注:*P<0.05,**P<0.01。
2.2 艾滋病遗孤儿童行为问题与健康状况的关系
2.2.1 行为问题与自测健康评定得分的相关分析
男女遗孤儿童CBCL各因子及行为问题总分与自测健康评定量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和健康总体得分显著相关(P值均<0.05)。见表3。
注:*P<0.05,**P<0.01。
2.2.2 行为问题对儿童健康状况的回归分析
以行为问题总分为因变量(由于行为问题量表各因子间存在显著相关,男童:r=0.432～0.744,女童:r=0.372～0.897),考察对自测健康量表各项目的回归效应。结果表明,男、女童行为问题对日常生活功能、身体活动功能、正向情绪、负向情绪、认知功能、角色活动、社会资源与接触、健康总体、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及社会健康均有较大的负向预测效应,但对社会支持无预测作用;女童行为问题对身体器官功能无预测作用。见表4。
注:*P<0.05,**P<0.01。
3 讨论
研究表明,不同性别艾滋病遗孤儿童行为问题无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6,7]一致。国外研究报道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5.6%～37.0%不等[8],国内文献报道的检出率波动于12%～19.3%之间[9],而本研究显示遗孤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53.3%,显著高于国内外报道的检出率。同时,艾滋病遗孤儿童的健康水平低于一般群体。许军等[10]研究指出,20岁以下群体的健康水平得分为(327.59±46.78),学生群体健康水平得分为(328.51±41.60);而本研究艾滋病遗孤儿童健康水平得分为(295.11±55.74)。许文青等[11]对项目县6～14岁艾滋病致孤儿研究结果显示,仅有10.8%的儿童因得到亲人和社会支持而感觉生活很好,父母病重与死亡使儿童处于长期担心、恐惧、痛苦、悲伤、绝望和害怕等的负面情绪。由此可见,艾滋遗孤儿童的健康成长正面临着诸多问题,要有效降低其行为问题的发生率,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就必须取得更多更广泛的社会、收养家庭、学校的支持与关爱,让他们重拾温暖与信心。
研究结果显示,男童行为问题组与非行为问题组在社会支持项目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2组间女童在社会支持项目上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男女童对社会支持的认识水平有关。段玉香[12]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状况的研究表明,男童的主观支持水平高于女童。研究同时表明,行为问题对社会支持没有预测作用,说明社会支持更强调主观支持。赵建平等[13]指出,主观支持是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最重要的预测因素。
云南艾滋病 篇5
关键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流行病学调查,文化水平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AIDS) , 又称艾滋病, 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引起的病死率极高的传染性疾病。AIDS在世界范围的流行, 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近年来, HIV感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防控工作形势严峻[1]。为进一步了解云南某地AIDS流行特点, 评价防治效果, 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治工作, 为今后完善AIDS防治体系、防治策略提供有力依据, 依据全国AIDS综合防治信息系统相关数据, 对2005-2015 年云南某医院抗病毒治疗者状况进行分析,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云南某医院HIV感染抗病毒治疗者2005-2015年资料。
1.2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0.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 对现住址为云南省云南某医院HIV感染抗病毒治疗者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
2 结果
2005-2015 年云南某医院HIV感染治疗者文化程度构成, 见表1;2005-2015 年云南某医院HIV感染治疗者感染途径, 见表2;2005-2015 年云南某医院HIV感染治疗者婚姻情况, 见表3;2005-2015 年云南某医院HIV感染治疗者职业情况, 见表4。
3 讨论
云南某医院自2005 年开展HIV感染抗病毒治疗以来, 至2015 年共有治疗者501 人, 经本研究统计分析, 云南某医院2005-2015 年AIDS治疗者特点与其他地区有关报道基本一致[2]。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1) 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初中及以下文化人群明显高于高中文化以上人群 (P<0.05) ;
(2) 传染的方式的改变:2005 年以前以吸毒传染为主要途径, 2006 年以后逐渐形成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的特点, 2015 年性传播概率远高于2005 年 (其中异性传播占大多数) , 性传播概率显著升高; (3) 职业分布的改变:2005年全为农民感染, 2006 年开始出现公职人员感染, 2009 年开始无业人员感染逐渐增加, 但至2015 年仍然以农民感染者为大多数; (4) 婚姻状况已有所变化:2015 年已婚感染百分比小于2005 年已婚感染比率。
AIDS的流行规律为:在高危人群流行一定时间后, 向一般人群扩散蔓延, 波及到各类人群。统计显示:40 岁以上人群感染AIDS的几率在逐年增加, 这些人虽然不处于性活跃期, 但仍有性需求, 部分人群因离异、丧偶或对家庭责任感减弱及经济方面的因素, 发生不良性行为, 并往往选择低档娱乐场所、旅店进行性交易, 这是导致该类人群感染AIDS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针对云南某医院HIV感染抗病毒治疗人群特点, 结合全国AIDS防控要求, 建议采取一些综合防治措施, 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工作, 加大宣传力度和宣传面。特别针对农民、无业人员和公职人员的宣传, 提高他们对AIDS防治知识的认知水平,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尤其在目前没有疫苗预防和特效药治疗的情况下, 大力开展各项宣传教育, 加大对性乱、吸毒等高危人群的监测力度, 在血清检测的基础上开展行为监测, 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阻断AIDS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的传播, 以提高大众卫生防患意识, 这是当前防控AIDS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徐婷, 喻荷莲, 罗阳, 等.重庆市某三甲医院2007~2013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状况分析[J].重庆医学, 2015, 44 (26) :3672-3674.
云南艾滋病 篇6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于2005-2010年间到德宏州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包括各县市医院、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服务站及乡级卫生院前来检查的未婚孕产妇,共计12 742例。
1.2 资料收集
所有研究对象均采取实名登记的方法,采用统一的信息表收集一般人口学信息,包括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户籍;既往孕产史,包括:怀孕次数、生育次数;危险行为史,包括:本人/男朋友吸毒史、性病史等资料,并由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工作人员进行信息核对。
1.3 实验室检测
由经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采集3～5ml静脉血,送各县市CDC,并根据《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04年版)》进行HIV抗体初筛检测,初筛阳性标本送州CDC确证实验室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进行确认。检测结果由首诊医生负责告知受检者本人,并对检测结果保密。
对首次确诊的HIV阳性者采用BED-CEIA法检测新近感染情况,试剂由美国Calypte生物医学公司生产(Calypte Biomedical Corporation,Portland,OR,USA)。实验操作说明如下所示:固相载体微孔用羊抗人IgG包被以获得受检样本的抗HIV-1抗体和非抗HIV-1抗体,计算两种抗体的比例。将试验检测所得OD值换算为标准OD值(ODn),若ODn值>0.8为感染168天以上,判断为既往感染;反之则为168天内感染,判断为新近感染。初筛ODn值≤1.2时需要进行确认,两者检测过程相同,但结果判断标准不同。初筛试验为单孔检测,ODn值=各样品的OD值/校准品的OD中值;而确认试验为三孔重复检测,各样品的ODn值=各样品的OD中值/校准品的OD中值,ODn值≤0.8时即可认为该份样本为HIV新近感染。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Epidata 3.0录入数据,反复核对数据,应用SAS 9.1(SAS Institute Inc.,Cary,NC,USA)分析数据。计量数据用均数和标准差或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描述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用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进行统计学比较;计数数据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未婚孕产妇HIV感染率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P≤0.05者及专业判断有意义者进入多因素分析模型。利用Hargrove校正法求出未婚孕产妇HIV新近感染率。应用EXCEL作图描述历年未婚孕产妇HIV感染率和新近感染率变化趋势。
2 结果
2.1 HIV感染率及新近感染率
本研究共调查12 742例未婚孕产妇,共发现91例HIV阳性,感染率为0.71%。91例中,排除原阳病人数16例及3例在检测时已进入艾滋病期,共有72例应做BED-CEIA检测。在72例中有5例因采血量不足未做BED-CEIA检测,实做67例,发现新近感染16例,Hargrove校正法求出未婚孕产妇的新近感染率为0.25%。2005-2010年间历年未婚孕产妇HIV感染率和新近感染率如表1和图1所示,可见HIV感染率和新近感染率均以2007年为最高,分别为1.13%和0.86%。
注:2005-2010合计中去掉年度间重复的对象,只保留最近一次的数据。
2.2 社会人口学及行为学特征
在12 742例未婚孕产妇中,以20～25岁(56.66%)、汉族(64.43%)、农民(58.53%)、初中文化程度(53.77%)、怀孕1次(70.65%)、未生产孩子(94.45%)为主,其中缅甸籍孕产妇占2.48%。未婚孕产妇年龄中位数为21岁,四分数间距为4岁。有14例(0.11%)自述本人有吸毒史,40例(0.31%)自述“丈夫”/男朋友有吸毒史;661例(5.19%)自述“丈夫”/男朋友有外地打工史;31例(0.24%)自述“丈夫”/男朋友有性病史。具体特征详见表2。
在91例HIV阳性者中,以20～25岁(58.24%)、汉族(53.85%)、农民(61.54%)、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84.62%)、怀孕1次(69.23%)、未生产孩子(91.21%)为主,其中缅甸籍孕产妇占7.69%。在91例中,有1例(1.10%)自述本人有吸毒史,2例(2.20%)自述“丈夫”/男朋友有吸毒史,6例(6.59%)自述“丈夫”/男朋友有外地打工史,1例(1.10%)自述“丈夫”/男朋友有性病史。具体特征详见表1。HIV阳性孕产妇和阴性孕产妇年龄中位数分别为22岁和21岁,经Wilcoxon非参数比较两者差别有统计学意义(Z=2.10,P=0.04)。
注:1、*曾用名“潞西”; 2、职业、户籍所在地、文化程度、本人吸毒史、“丈夫”/男朋友吸毒史引入多因素模型。
2009-2010年尚收集未婚孕产妇妊娠结局。在6 147例中,以终止妊娠为主,占80.61%,尚有19.05%选择继续妊娠或生产。在37例阳性患者中,有81.08%终止妊娠,但也有7例(18.92%)选择继续妊娠。卡方检验结果显示继续妊娠或生产者、终止妊娠者、妊娠结局不详者间HIV感染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94)。
2.3 未婚孕产妇HIV感染率影响因素分析
Logistic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无业者(OR:2.32;95% CI:1.16～4.64)、缅甸籍(OR:3.46;95% CI:1.58～7.56)、本人有吸毒史(OR:10.82;95% CI:1.40～83.46)未婚孕产妇HIV感染率较高,而初中学历(OR:0.40;95% CI:0.18～0.88)、高中/中专学历(OR:0.15;95% CI:0.05～0.45)、“丈夫”/男朋友无吸毒史(OR:0.14;95% CI:0.03～0.58)的未婚孕产妇HIV感染率则较低。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混杂因素后,缅甸籍(AOR:2.57;95% CI:1.13～5.84)未婚孕产妇HIV感染率较高,高中/中专学历(AOR:0.19;95% CI:0.06～0.58)、“丈夫”/男朋友无吸毒史(AOR:0.18;95% CI:0.04～0.75)的未婚孕产妇HIV感染率较低。
3 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德宏州未婚孕产妇HIV流行水平总体未超过1%,尚未达到高流行水平[7]。但是部分县市未婚孕产妇的HIV感染率达到1.23%,可能与这部分县市毗邻缅甸,因涉外婚姻和境外孕产妇跨境产检等导致缅甸籍孕产妇比例高(达10%)有关。而缅甸在1993年哨点监测数据显示孕产妇HIV感染率及2005年估计成人HIV感染率均高于1%[8],处于高流行水平。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缅甸籍未婚孕产妇HIV感染率达2.22%,处于高流行水平。从我国孕产妇哨点监测数据来看,云南省孕产妇HIV感染率在0.3%左右[9],新近感染率在0.1%左右[10],所以德宏当地未婚孕产妇HIV感染率和新近感染率均高于云南省孕产妇,这主要与当地属云南省疫情较严重地区之一有关。
未婚孕产妇的年龄中位数为21岁,比孕产妇(包括各种婚姻状况)年龄更年轻[11,12,13,14]。其它社会人口学特征如以汉族、农民及无业、汉族、德宏本地人为主,与之前研究相似[11]。阳性未婚孕产妇中,有72例(79%)在产前检测中首次检出感染HIV,充分说明产前检测能有效发现新的HIV感染者。通过进一步的转介服务,提供HIV咨询服务,对继续妊娠者提供相关知识,减少母婴传播的概率。在本研究中,71%已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结婚年龄20岁,81%选择流产或引产终止妊娠,HIV检测阳性与阴性者并无统计学上的差别,这说明未婚孕产妇包括阳性者并未做好组建家庭的准备,怀孕纯属意外。在今后的HIV防治工作中,尚需通过多种年青人喜欢的宣传方式,普及性安全及避孕知识[6,15],而且这种宣教工作要从年青人甚至学生抓起。在本研究中,仅3%未上过学,也说明宣教工作从学生抓起是可行的。此外,因20%HIV阳性未婚孕产妇亦选择继续妊娠或生产,亦要加强宣教母婴传播及母婴阻断相关知识。
多因素结果显示,缅甸籍“丈夫”/男朋友有吸毒史是导致HIV感染的危险因素,与段松等研究结果一致[11]。缅甸籍未婚孕产妇在本研究中HIV感染率高达2.22%,达到高流行水平,将来研究需更详细了解缅甸籍流动人口或媳妇的特征,利于将来对缅甸籍人口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与策略。方利文等[16]也通过病例对照研究证实“丈夫”/男朋友有吸毒史是导致孕产妇感染HIV因素之一,而他们的妻子或女友却不采取安全的性措施[17],是导致她们可能感染HIV的原因。因此,对吸毒者及其固定性伴采取有效措施能有效阻断HIV向一般人群的扩散。本研究和方利文等研究[16]的结果均表明未婚孕产妇文化程度越低,感染HIV风险越高。所以将来的工作要针对低文化水平、低社会地位的群体设置HIV干预措施,通俗易懂,避免出现“无知者无畏”的现象。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HIV阳性样本量少,在计算每年新近感染率时存在一定的偏倚,将来数据收集年份较多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合并相近的年份,以期获得更精确的新近感染率。此外,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未婚孕产妇,代表的是较年青的人群,无法完全代表当地孕产妇及一般人群。最后,本研究中本人及丈夫的行为特征为研究对象自报,存在信息偏倚、社会偏好偏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