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调解工作总结

2024-09-11

农村调解工作总结（通用8篇）

农村调解工作总结篇1

农村综治调解工作总结

村的人民调解工作一年来在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的领导下，主要抓预防：一是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制度，经常深入到村民群众中了解村情民意；二是治保员和人民调节员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矛盾纠纷信息员，利用他们入户走访的时间对本村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通过实行矛盾纠纷排查制度，我们掌握了调处矛盾纠纷的主动权，提高了矛盾纠纷调处的成功率。对已处理的纠纷，建立回访制度等防范措施，把排查、调解、处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抓早抓小，堵塞漏洞，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及时有效地消除长松村不安定隐患，规范了调解程序，使调解工作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在调解矛盾纠纷中，我们做到情、理、法结合，动之以情，明之以理，晓之以法，严格遵守调解程序，注意选择调解方式。在查明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程序，帮助当事人达成，对于调解不了的矛盾纠纷，也在稳定事态的基础上，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一、调解委员会工作开展情况

1、人民调解工作是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第一道防线，处理不及时，容易导致矛盾激化，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我们选择有诚心、热心、耐心的人作为调委会成员，能够及时主动介入矛盾，及时依法调处，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2、完善调解组织功能，强化调解职能，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基层纠纷和矛盾中所起的作用。

3、开展基层法律服务，面向群众，提供各种法律咨询，向村民开展一些法律服务和法律宣传活动。

二、社区矫正工作和安置帮教工作

我们始终坚持把“教育、感化、挽救”这一工作方针作为安置帮教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积极探索安置帮教工作新路子，建立帮教小组，责任到人，做到出来一个教育一个，减少重新犯罪，取得了明显成效。具体措施如下：

1、为了使帮教工作切实有效，我们对安置帮教人员进行登记注册，办理有关帮教手续以便于我们进行帮教跟踪服务。

2、经常主动帮教人员谈心，具体由人民调解员和帮教人员进行面对面对话，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对其生活困难的地方进行帮教，做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事感人，想方设法帮助帮教人员解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难题。

2015年村调解工作抓得紧，信息畅通，宣传工作到位，使很多矛盾纠纷都被清除在萌芽之中，实现了调解无空白、隐患无死角，为给村村民一个治安良好、环境整洁优美，人际关系和揩的新型文明村而努力奋斗。

农村调解工作总结篇2

一、基本情况

庄浪县辖18个乡镇, 1个街道办事处, 293个行政村, 总面积1553平方千米, 农业人口41.3万, 农村劳动力22.08万, 总耕地面积91.6万亩, 人均耕地2.2亩。二轮土地承包面积90.88万亩, 机动地面积0.77万亩, 签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8.56万本, 土地承包合同8.56万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在庄浪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 积极组织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 为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处理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类型及调处途径

㈠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类型

1. 打工人员返乡务农要地引起的土地承包纠纷。

一些农民承包集体土地后, 进城打工经商, 造成土地撂荒闲置, 其他人趁机耕种不还而引发纠纷, 或未明确责、权、利关系, 委托他人代耕, 回村后要求收回土地经营权, 与代耕人发生纠纷。

2. 土地流转不规范而引发的纠纷。

部分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不履行法律程序, 流转以口头协议多、书面合同少或合同权利义务表述不清、流转不报村委会等发包方登记备案或审批, 产生纠纷后无处理依据。

3. 妇女婚嫁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主要有出嫁女为争得土地与其娘家发生的纠纷或离婚后分割承包地的纠纷。

4. 承包地继承引发的纠纷。

主要表现为对继承权与继续承包概念理解上的错误, 继承人享受继承权时, 一并提出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 与发包方或其他承包主发生纠纷。

5. 征地补偿款分配不公平引发的纠纷。

㈡纠纷调处途径

庄浪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当事人, 主要通过以下四种途径解决纠纷。

1.自行协商。

农民在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后, 双方直接进行磋商, 自行解决争议问题。

2.请求调解。

这是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主要形式。纠纷当事人通过请求村干部、乡镇农村土地承包调解委员会帮助解决纠纷。调解成功订书面协议, 并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协议。

3.申请仲裁。

与诉讼相比, 由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不仅省时、省钱, 而且程序简便, 处理争议较快。

4.申请政府处理。

此类纠纷一般是所有权或使用权不清引发的纠纷, 主要是乡政府受理, 交由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调查核实明确使用, 督促落实权利义务。

三、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㈠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健全机构

为了保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的顺利开展, 庄浪县委、县政府及时调整充实了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成员, 各乡镇相应成立了农村土地承包调解委员会, 明确了职责, 确定了办公场所、经费等。

㈡制定仲裁制度, 完善工作机制

建立规范的仲裁程序。一是制定印发了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办法, 制作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调解文书, 规范统一了法律文本。二是规范了仲裁工作的各项程序, 完善了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和乡镇农村土地承包调解委员会职责及相关考核制度, 制定了立案、取证、调解、仲裁、执行、档案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三是完善了信访接待制度。县仲裁办公室、乡镇调解办公室建立了信访接待制度, 指定专人负责, 县仲裁办公室向社会公布了接待电话, 积极主动接待群众来访。四是建立了责任追究制度。县乡村层层落实责任, 实行过错追究制度, 确保了责任落实到个人。五是严明工作纪律。农村土地仲裁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 必须做到严明工作纪律、排除外界干扰、依法独立办案。工作中做到“三个禁止”:即禁止仲裁员单独会见当事人和委托代理人, 禁止为当事人说情或打听案情, 禁止接受当事人请客送礼, 杜绝办人情案。

㈢规范仲裁原则, 推行“三大”原则

坚持地位平等的原则。纠纷仲裁当事人无论是农户、业主还是村 (社) 集体经济组织, 在纠纷调解、仲裁过程中, 其法律地位人人平等,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公平、公正地调处纠纷。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事人提出仲裁申请后, 仲裁委员会要对承包纠纷案件进行调查了解, 依照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 决定是否受理。案件受理后, 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的原始资料和证明材料, 实事求是, 分清是非曲直, 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提供可靠证据。坚持调解为主, 裁决为辅的原则, 在制度上和程序上保障将调解结案作为首选目标, 并在工作中努力贯彻。确实无法达成一致协议的, 依法及时做出裁决。

㈣增加经费投入, 推进体系建设

为确保工作顺利进行, 县上将县、乡两级的仲裁调解工作经费纳入了年度财政预算, 有力地保障了全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的深入开展。

㈤强化培训教育, 提高业务素质

一是加强土地承包政策的宣传, 法律法规的学习, 土地承包合同档案的管理, 规范集体机动地管理, 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加大培训力度, 提高仲裁人员业务素质。三是县仲裁办公室建立了每月一次的疑难案件分析评议制度和每月两次的定期学习制度, 提高了仲裁人员的业务素质。

㈥加强协作力度, 构建协调机制

各相关部门密切沟通、搞好协调、加强合作, 保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工作做到有始有终。同时, 县、乡仲裁调解人员加强协作, 深入乡镇、村社面对面地调处土地承包纠纷, 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㈦落实政策措施, 完善承包

落实党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是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一是理顺土地承包关系。通过税费改革实践, 各乡镇集中时间, 集中力量, 全面清理地块, 理顺承包关系, 明确权责任务, 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二是积极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有序流转。针对全县土地流转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 积极探索承包经营权转包、转让、互换等土地流转形式, 统一规范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和操作文本, 进一步加强了监督和管理, 加大查处力度, 确保依法流转, 合法经营。

㈧依法调处, 提高办案质量

一是坚持把调解贯穿于解决纠纷和仲裁的全过程, 以最大的诚意, 教育、说服当事人, 尽量争取协调解决, 对无法调解的, 进行依法仲裁。二是在立案受理上, 根据申诉人的仲裁请求, 对依据不充分、事实不清楚、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不予立案, 并向申请人说明原因;对符合受理条件的, 填写仲裁受理书, 报请仲裁委员会审批。通过严格把关, 防止了越权受理现象和仲裁的盲目性。三是在证据上, 注重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当事人举证后, 认真分析整理证据, 未经质证的证据, 仲裁庭不作为裁决依据;同事自行搜集证据, 做到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四是严格按程序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仲裁文书送达和开庭审理, 避免因程序不合法造成仲裁无效, 从源头上减少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数量。

经过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 庄浪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已形成了信访调解、仲裁裁决、司法保障齐抓共管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调处机制。

四、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㈠存在的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业务素质不高, 部分仲裁调解员知识面窄, 业务能力特别是仲裁能力还不强, 政策水平、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是经费相对缺乏。由于庄浪县财政困难, 土地承包纠纷数量逐年增多, 仲裁委员会工作经费相对紧张, 仲裁庭办公基础设施差, 影响了仲裁案件的裁决时间和办案质量。

三是思想认识不高, 部分干部群众法律观念淡薄, “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还存在。在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过程中, 有的干部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强调村规民约的约束, 把村规民约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 使一些本来很容易处理的纠纷复杂化, 增加了纠纷处理难度。

㈡对策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 今后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推进工作。

1. 加强仲裁人员的培训, 提高其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 尤其是依法审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能力,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杜绝裁而不决或裁决无效, 更加激化矛盾。

2. 加大资金投入。建立与配备统一的农村土地管理软件及相应的措施, 提高工作效率。

3. 加大法律宣传培训工作。通过举办培训班、法制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 对农村干部进行《土地承包法》《土地流转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培训, 使其全面领会和掌握农村土地承包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从而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

农村调解工作总结篇3

1.成立调解仲裁机构

调解仲裁是妥善解决土地纠纷的重要途径，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工作，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糾纷调解仲裁委员会，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一是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现实矛盾的需要。从梨树县的情况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情况非常复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纠纷的问题普遍，矛盾突出，由于农民珍惜土地意识增强，经营权纠纷、权属纠纷、流转纠纷、承包权纠纷比较普遍；第二，导致纠纷的原因比较复杂，尤其是在第二轮土地发包的过程中，执行政策的偏差、工作中的失误、区划和规划用地的调整等原因，产生了历史遗留问题；第三，在处理纠纷时普遍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这些问题通过信访渠道或主管部门依靠行政手段解决难度很大。

二是建立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需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期，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严肃性，对促进农村改革和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三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作为负责农村土地承包工作的政府部门，在以往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工作中，一直缺乏有效手段和有效机制，处理意见缺乏执行性，很多纠纷案件往往在反复调解的情况下也无法彻底解决，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通过成立仲裁委员会，利用调解仲裁这一法律手段，为主管部门搭建了依法行政的平台。仲裁机构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通过仲裁程序给予仲裁裁决，这样就把原来的行政程序转变为法律程序，把原来的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转变为依法调解裁决，从而适应了职能转变的要求，极大地减轻了政府信访压力。

2.加强学习提高素质

仲裁员的业务水平、法律知识、自身素质，直接影响仲裁的效果。没有一支政治素质好、法律知识全、业务水平高的仲裁队伍是不能做好仲裁工作的。土地承包调解仲裁工作政策性强，要求程序规范，如果不坚持学习、加强培训是完成不好本职工作的。仲裁员要具备一定的口语表达能力、法律文书书写能力和准确把握证据能力，在语言上要法律化、行为上文明礼貌。几年来，不断加强仲裁员的培训学习工作，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参加农业部组织的学习班，同时走出去到经验丰富的省市考察学习；二是组织县乡两级仲裁员举办培训班，定期集中学习，集中讨论，交流经验，传递信息；三是利用公开开庭进行现场观摩，以学代训。通过不同形式的培训学习，仲裁员都能按要求较好的完成本职工作。

3.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仲裁效果和基础设施看似没什么联系，但实际效果大不相同，因为这里有一种心理因素在里面，当事人走进威严的仲裁庭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被法律的威严所震慑，从而增进仲裁的效果。在这方面，县政府免费提供140平方米大厅作为仲裁庭办公场所，仲裁庭配备了仲裁专用车辆、电脑设备、音像设备、测量设备、文件管理设备以及各种制度板，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局出资为仲裁员统一配备了服装，仲裁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工作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4.正确使用法律法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着很强的政策性，既有物权又有债权的特点。因此，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要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物权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仲裁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同时还要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正确使用法律法规和政策，既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利，又维护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5.客观认定案件事实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形成，一般都带有明显的政策调整的印记，有着特定的背景和历史遗留的问题，惠农政策在不断加大，土地的附加值也在不断的上升。因此在认定事实时，不能只看到现时的矛盾，无视历史的原因，要将流转纠纷的现状与流转当时的原因结合起来，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认定，不能以点概面，以偏概全。要认真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案件的关联性以及证据相互之间的支持作用，切不可单凭某一证据无视其他证据确定案件事实。忽视证据的证明作用，是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行为，其结果也必然是不客观、不公正的。因此要慎重认定流转行为的性质和法律效力，切不可因审理认定行为的粗疏和不当，违背了政策，剥夺了当事人的承包经营权。

6.处理纠纷重在调解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工作贯穿在两个过程中，一个是在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通过村民委员会或者乡镇土地承包管理部门进行调解，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另一个是在仲裁裁决前进行调解，借助法律的效力。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的调解，都会有利于双方当事人，使当事人之间不至于伤了和气。调解是解决纠纷的最佳捷径，减少时间和法律程序、减少不必要的费用和矛盾、减少信访案件和诉讼件数。实践中，在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过程中，要注意寻求“情”、“理”、“法”的结合点，不仅要遵循“法”，还要兼顾“理”和“情”，否则就难以达到圆满解决纠纷，得到当事人满意的目的。农村土地承包的情况是千差万别，复杂曲折，单纯用抽象的、理论上的模式套用很可能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事与愿违。“情”是乡情、村情、民情，在调解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既要合情，又要合法；“理”是道理和证据，在调解过程中要深入浅出，讲事实，重证据，力求以理服人，既要合理，又要合法，最后让双方当事人都满意。

7.公正作出裁决结果

坚持正确的司法原则，努力让裁决结果既符合正义标准，尽可能地使当事人服裁息讼；又能符合社会总体对公正的理解和需求。在裁决中必须遵循四个原则：一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纠纷解决的过程、结果以及解决纠纷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向当事人公开，向社会公开，允许群众旁听。公平对待纠纷双方当事人，平等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同时做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二是便民高效原则。纠纷解决应当便于当事人参与，便于其他参与人提供证言以及相关证据材料，在纠纷的化解方式上，调解、和解、仲裁等均可，同时要求纠纷的仲裁应当在法定的期限内终结；三是根据事实，符合法律原则。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应当在全面收集证据，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依法作出调解和裁决；四是尊重社会公德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违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善良风俗习惯，在法律不能到达的一些领域，就由道德和一些社会习惯来规范化解纠纷。

农村调解工作总结篇4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一项特有的法律制度，以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独特作用，得到了党委政府的肯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尤其是在现阶段的矛盾高发期，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日趋完善，面对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农村的矛盾纠纷呈现出来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调解工作，已经成为我们人民调解员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一、现今农村矛盾纠纷呈现的新特点

伴随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相继出现。由于农村广大人民群众所处的地域环境、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所具有的文化水平、所掌握的政策法律知识、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所表现的行为方式以及所能承受的压力不同等差异，导致人们认识问题、理性对待问题的观念和方式各异，使得矛盾纠纷的发生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民间纠纷呈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传统的婚姻家庭和邻里纠纷呈下降趋势，而以资源权属、环境、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等经济内容的新型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其中因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征地拆迁、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在增加，特别是退耕还林和粮食直补政策实施后，土地纠纷大幅增多。矛盾纠纷主体构成日趋复杂化，一些跨行业、跨地区的纠纷也不时出现。二是群体性事件增多，范围和数量增大，纠纷参与人数存在群体性倾向。参与人数动辄三五成群，甚至数十人，而且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甚至个别群体性纠纷事件，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事前和事中都有较为周密的计划。三是个别纠纷的当事人诉求方式和行为方式偏激，遇到一点小事或无虚有的事就拨打12345电话，或曝光媒体或越级上访、重复上访、无理缠访。

二、新形势下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

(一)调解工作认识不足，重视还不够。有的地方对人民调解在新形势下的地位、作用认识不足，认为人民调解是“软职能”，可有可无，没有摆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全社会普遍关心、认可、支持人民调解工作的氛围相对缺乏,一些部门没有形成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意识,以致司法所等调解组织孤军作战,难以处理一些复杂的矛盾纠纷。

(二)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不到位。经费保障不到位已经成为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一是区级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不到位。二是镇(街)一级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不到位。三是村(居)一级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不到位。由于取消农业税和集体提留,村级组织经费靠财政转移支付,加之村调解员多由村(居)干部兼任,而调委会本身没有经费,调解纠纷又不允许收费,调解办公经费难以支付,影响了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制约着调解质量的提高。

(三)司法所对调委会的管理指导难度大。从行政管理体制上看,司法所对农村“两委”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村级组织对司法所安排的工作反应不够积极主动。

(四)“大调解”之间的协调机制还不健全。一是街级调处中心依托司法所设立,调处中心主任由司法所所长兼任,虽然按规定有关职能部门应积极参与调处中心工作,但因为没有专门的领导力量和相应的制约措施,大调解机制还有待完善。二是“大调解”的功能未充分

发挥,调解主体的职责仍不够明确。“大调解”工作平台不突出,调解分工不明确,衔接面过窄,信息渠道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三是一些部门参与调解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遇事往往向外推,以司法所为主体的大调解中心所受理的矛盾纠纷难以分流,基本上由司法所人员承担。

(五)部分村(居)调解委员会不规范。有的村实际上只有一名调解主任或调解员,调解委员会有名无实；有的村(居)调解委员会虽有符合规定的人员,但没有调解场所,失去了调解组织的应有作用；有的村(居)调解组织人员,没有采取合适的途径和办法向村民公布,村民发生纠纷后,要求调解不知去找谁。

(六)人民调解队伍不稳定、业务素质参差不齐。村级调解员一般都由村两委成员担任,每次村级换届都会引起村级调解队伍较大的变动,造成村级调委会成员的法律、政策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依法调解、规范运作的整体水平不高。

三、做好新时期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措施

(一)加强宣传，深化对人民调解工作的认识，摆正人民调解工作的位置

人民调解制度及时便利灵活、成本低、效率高、柔性强的优点，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同时，它缓解了司法压力和当事人诉累，有效避免了矛盾激化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应加强宣传引起高度重视，把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充分保障调解经费，根据村(社区)、社实际，每年给予一定的办公费，以便基层调解组织能够正常运行，真正实现调解有组织机构，有人员办案。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落实解决调解员办案补贴，以调动调解员工作的积极性。

(二)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强化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

要在“六位一体”的运行机制下，巩固、完善和规范街道、村(居)委人民调解委员会，力争做到凡是有化解矛盾纠纷需求的地方都有人民调解组织。着力推进改制企业、民营企业建立调解组织，建立行业、社团组织、集贸市场、商品集散地、物业管理小区、流动人员聚居区的调解组织，努力建立起多层次、宽领域的组织网络体系。

(三)建立并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的新机制

一是建立并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的新机制。整合调解资源，充分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实现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统一受理、先期处置，部门分头调处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调处纠纷的质量，使人民调解工作向法制化、正规化方向发展。二是建立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预防功能、调处功能和信息报告功能，对涉及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土地承包、农民工维权等容易引发的矛盾纠纷，坚持抓苗头，抓小抓早，做到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和因时预防，建立起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三是建立拓宽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的机制。人民调解组织应在调解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损害赔偿、房屋宅基地等常见、多发性纠纷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调解村(居)民与法人、其他社会组织的矛盾纠纷，特别是主动调解社会热点、难点纠纷和

复杂性、群体性矛盾纠纷，不断扩大调解工作覆盖面。

(四)加大教育力度，维护村民合法权益

加强对村民的政策法制教育，扩大普法的广度，采取各种宣传方式，如广播、电视、报刊、知识竞赛、文艺演出等方式在农村中深入普及法律知识，要注重普及与农民生活、生产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法律，宣传守法、执法和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已的合法权益等知识，还应大力推广村务公开，增强透明度，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村务治理，使干部与群众之间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相互支持，减少干群间的纠纷。同时，广泛开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引导群众积极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加强文化道德和修养，做到遇事冷静对待，互相谦让，正确处理，减少各类矛盾纠纷的发生。

(五)提高调解队伍素质，适应新时期需要

新时期的矛盾纠纷有突发性、潜伏性和反复性等特点，化解难度大，这就需要建立一支适应新要求的高素质的调解队伍。尤其是提高基层干部依法行政和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更为重要。首先应采取培训等方式尽快提高现有调解员的素质，其次端正干部思想，通过教育，提高各级干部对新形势下加强法制建设重要性的熟悉，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进而通过各级干部向广大群众进行法制教育。

(六)不断强化农村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力度

面对新时期农村矛盾纠纷的新特点，要预防和解决各种矛盾纠纷，必须在科学建立预警机制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以化解群体性、复杂性、易激化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为重点，坚持经常性与集中性排查调处相结合，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调解工作方针，及时、依法做好多发性、常见性民间纠纷调解，把问题解决在当地和萌芽状态。工作中要注重从思想上正视矛盾，积极主动抓“苗头”；从全局上把握矛盾，集中力量抓“重头”；从客观上分析矛盾，实事求是抓“源头”；从根本上熟悉矛盾，以人为本抓“头头”。只有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

(七)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农村调解工作总结篇5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

促进农村改革与发展维护农村稳定的通知

司发〔1995〕002号

（1995年2月1日）

党和国家历来非常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去年10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接着又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中发[1994]10号文件)，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重点和政策措施。《通知》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农村人民调解组织，发挥农村人民调解组织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农村人民调解工作是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道防线，广大调解人员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人民调解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和去年6月份召开的全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牢固树立“大服务”的思想，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工作方针，积极推进改革，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人民调解组织。各地应结合以加强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按照《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要求，把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好。进一步完善三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适应农村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在工农结合部、城乡结合部建立联合调解组织；在乡镇企业、较大的村办企业、农村中的“三资”企业、集贸市场、外来人口聚居区建立调解组织。到1997年底，农村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化建设覆盖面要达到80%以上。

要大力开展调解组织的整顿工作。重点整顿瘫痪、半瘫痪的调解组织，力争在三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把处于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的人民调解组织整顿好、建设好。对这些调解组织，要摸清情况，抓准症结问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逐个加以整顿。要通过整顿增强调解组织的战斗力，使一、二类调解组织达到95%以上。同时，要使农村中50%的调委会达到规范化标准。规范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本标准是：组织健全，制度完善，纠纷发生率逐年下降，无因民间纠纷激化引起的刑事案件，具备必要的办公场所和办公条件。各地要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实施规划，狠抓落实。

二、按照“大服务”的思想，强化人民调解工作职能。人民调解组织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职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调解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除此之外，调解组织还应按照“大服务”的思想，拓宽视野，通过开展法制宣传，参与依法治村、参与群防群治，为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法律服务。

(一)及时预防和调解民间纠纷，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调解组织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民间纠纷的特点、规律、激化条件、预防和调处措施，着重预防、调解生产经营性纠纷；直接影响农村治安秩序的纠纷；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纠纷和城乡结合部、工农结合部发生的纠纷，千方百计地防止纠纷激化。继续开展民间纠纷排查和专项治理工作，并形成制度。

(二)努力探索人民调解工作同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的做法和经验。要积极协助村委会开展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活动，帮助建立健全村民议事、村务公开等制度，制定以村规民约为主体的各种行为规范，促使广大干部群众自觉遵守、相互监督执行。

(三)针对农村群众的思想状况，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当前，要着重宣传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广大农村群众积极参加整治农村社会治安的活动，促进综合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四)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农村广大调解组织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创建“文明村镇”、“五好家庭”等活动，推动移风易俗，净化农村社会风气，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五)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农村中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帮教和过渡性安置工作。

三、努力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各地要继续推广“十户调解员”、“义务调解员”的做法和经验，最大限度地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加人民调解工作。要积极聘请当地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以及农村中的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为特邀调解员，使其参与、了解、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在人民调解组织整顿和换届选举中，要注意吸收懂法律、懂政策、群众拥护的离退休干部、教师、在乡知识青年以及复员、退伍军人参加调解工作。对不能胜任或不适宜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进行调整。

不断加强和改进农村调解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工作。各地应结合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对农村党员进行的有关学习活动，对调解人员开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和爱岗敬业教育，大力表彰优秀调解人员。要进一步发挥调解人员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好调解队伍中积极分子的培养和发展党员的工作。各地应采取多种形式对调解人员分期分批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

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和创新篇6

摘要：通过对湖南省安仁县灵官镇人民调解制度的实地调查，总结出新的民间纠纷具有主体多元、类型多样、注重利益、易激性等特点，分析了由镇调解中心、管区调解站、村调解委员会构成的各级组织形式。阐述了现行调解制度产生的原因、优越性；对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定位为基层政府指导下的民间组织、专事调解民间纠纷、合法调解协议书应具有法律效力等修改法律的建议。

关键词：人民调解；特点；创新；修法建议

一般情况下，当民事权益发生纠纷时，只有用法律的手段解决，结果才是最公正的，因为法律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和道德观念的产物。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很多人不愿意直接借助法律手段维权。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要么是人们对法律了解不深或是对法律怀有天然的抵触心理，认为“法”即是“刑”；要么是效费比太低，与预期可得利益比起来，当事人不胜法律程序之繁，或说不愿承担“讼累”。这时，人们会期望一种新的更加灵活简便的并且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纠纷调解机制来替他们排除身边较小的矛盾和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所特有的纠纷解决制度，基于民间的调处息讼制度而来，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因为我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在儒家思想礼治文化主导之下，封建家族本位的农业型社会，和中而立，“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自始至终与历史的轨迹紧密契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社会变革也赋予了它新的特色。“自民主革命时期开始，经过长期实践，不断赋予这一制度以新的内容和活力，终于形成了现行的在群众自治组织主持下，在自愿基础上公平合法地排解纠纷的人民调解制度。”

为了对现代中国农村所发生纠纷的现状及现行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分析，阐明人民调解制度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进而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我们于2003年2月10日至14日对山东省邹城市太平镇、北宿镇、看庄镇、张庄镇、大束镇及其各村进行了走访调查。此次调查活动的对象主要是纠纷当事人、村镇司法调解机构工作人员、镇政府工作人员及村委会成员，获得了当事人陈述及司法机构工作人员陈述的录音资料、调解案卷以及镇政府的相关文件等资料。下文将结合具体的案例和调查材料依次对此次调查活动中了解到的农村纠纷现状，人民调解组织的概况，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人民调解制度的创新，现行人民调解制度在农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完善建议等一一加以论述与说明。

一、基层民间纠纷新特点与现行人民调解组织概况及制度创新

（一）基层民间纠纷的新特点

通过调查发现，近年来，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农村社会深层次的变革。从权利结构到经济模式再到农民的思想意识都在悄然转变。各种摩擦、碰撞随之不断产生，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引发的纠纷除了一些固有的特点以外，还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一是主体的多元化，以前的纠纷多是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发生，现在则出现了许多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的纠纷，有时还涉及到像村委会等集体组织；此次调查的邹城市及其周围镇村工业企业比较发达，工业区与农业区的交叉融合又带来一些地企间纠纷。太平镇冯楼村调解主任冯某介绍：2002年由其所调解的20余起纠纷中，主要是地企间纠纷、宅基地纠纷和婆媳纠纷。二是纠纷类型的多样化，以前的纠纷大多是婚姻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以及土地纠纷等，而现在类型日益扩张。太平镇2002年8月20日至9月10日共排查出矛盾纠纷59起，其中债权债务纠纷20起，宅基地纠纷11起，干群关系纠纷6起，征地拆迁安置纠纷5起，边界纠纷4起，农村财务纠纷3起，邻里婚姻纠纷各2起，土地延包、补偿，租赁和计生纠纷各1起。三是纠纷争执的动因发生了变化，以前的纠纷搀杂的感情因素比较多，多是因为“咽不下一口气”，而现在的纠纷多是利益之争，比较注重经济利益。四是纠纷多因小事引起，但具有易激性的特点。比如农村中的采光，争地边，排水，甚至一把庄稼、一个土洞沟，都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纠纷。

（二）现行人民调解组织概况

本文所指的基层纠纷调解组织是指以人民调解为制度前提建立的镇以下的纠纷调解组织。据调查，基层纠纷调解组织一般有三级，即：镇调解中心、管区调解站和村调解委员会。邹城市各镇的司法调解中心建立于2000年，是一个多层次，有多个部门（如派出所、计划生育服务站、工商行政管理所、民政办、信访办等）参加的综合体，领导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是党和政府的领导（看庄镇的司法调解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由司法所所长兼任），司法所在其中起主导作用。镇司法调解机构的职责为：依法解决干群矛盾和各种热点、难点问题，调处民间纠纷；指导村级调委会的工作；解决跨地区、跨行业的矛盾纠纷；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法制宣传教育；解决矛盾纠纷，设立协调方案，调防结合，落实协调措施；承办上级交办的疑难问题，确保把问题解决在本乡镇内。管区司法调解机构的职责为：疏导处理村干部矛盾、村与村之间的矛盾纠纷以及村调委会难以处理的问题；负责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组织排查本管区矛盾纠纷，指导村委会工作，及时向镇民情恳谈中心反映情况，汇报工作。村调解委员会的职责为：排查预防、跟踪监控、处理一般性邻里纠纷、耕地纠纷、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及时向管区司法调解民情恳谈站和镇司法调解民情恳谈中心反馈信息，负责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

从以上村镇各级纠纷调解机构的构成及职责可以看出，在中国，当今社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与民事诉讼法第16条所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了一定的不同之处。前者的实质与具体运作程序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自治组织”的范畴，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根据中国国情的进一步发展。现今的调解网络在笔者所调查的村镇基层已经比较健全（仅从组织形式上来说），内部有了一系列的严格程序，比如下级对上级的疑难案件逐级申请解决程序，上级对下级调处工作进行指导的“督查令”，以及上下级之间的联动制度等。各镇在镇司法所中有调解庭，调解庭与法庭不同，不是国家正式的司法机关，但是却是当事人正式接受国家公权力干涉的最后一道程序，很多村和管区解决不了的纠纷在这里往往可以最终得到化解。另外，如果镇调解中心遇到了比较大的疑难纠纷，有时会抽出各地的人员，集中到纠纷发生地进行“会诊”，争取尽快解决问题。各镇下属的管区、村的调解站、调委会的工作方式更为灵活，民间很多纠纷是在当事人家里或田间地头当场就由调解人员解决的。

（三）现行人民调解制度的创新

本次在邹城市下属镇村进行调查，笔者进一步了解了镇村一级的纠纷调解机构和人民调解制度的大体概况，从中发现了许多创新之处。这些创新是镇村一级的基层干部们在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和辛勤探索出来的成果，其中有一些甚至超越了人民调解制度这一基本的民间纠纷化解机制的框架：

制度创新之一，太平镇的“十户三员”制度：在纠纷调解组织的分级上，太平镇与其他乡镇有不同之处，即在其他乡镇的三级纠纷调解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又向下进行了延伸，直至农户这一农村基本的生产单位。这就形成了以镇司法调解中心为龙头、以管区司法调解站为纽带、以村调解委员会为基础、以经营组的调解小组和“十户三员”为依托的五级纠纷调解网络。其中“十户三员”是该镇五级纠纷调解网络的最低层面，指农村中以十户为单位，推选一个有威望、有影响、德高望重的人同时担任这些户的信息员、调解员和宣传员。他们随时了解周围农户的矛盾纠纷状况，对于细微的纠纷，以调解员的身份就地进行调处；对于矛盾冲突比较严重的纠纷，则以信息员的身份向经营组、村调解委员会汇报；在平时，他们又起到了宣传员的作用，及时发现矛盾，预防矛盾的升级，并向群众宣传政策法律知识。确切地说，“三员”是协助基层调解组织工作的非正式但绝对必要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调员。

制度创新之二，张庄镇的民情恳谈制度：民情恳谈制度最初主要是针对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协调干群关系而建立的。主要内容是：详细了解群众的思想现状；让群众评议镇村干部和前段工作，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解答群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沟通干部群众的思想感情，消除隔阂和误解；集思广益，讨论修正镇村制订的改革发展措施等等。在关于建立干部民情责任区制度的决定中，责任区干部的主要任务第6条规定：“服务一片群众，保一方平安。以责任区为单位，组织搞好长年义务站岗、巡逻，发挥老党员、老干部的作用，及时调节家庭、邻里纠纷，及时化解不安定因素。”可见，民情恳谈与司法调解是有密切联系的。该镇在全镇范围内实行了民情恳谈制度，成立了民情恳谈司法调解中心，健全了基层调解组织网络。在全镇上下形成了党政最高领导亲自管理，分管领导密切配合工作，层层落实责任的工作格局。逐步走出了一条以民情恳谈为总抓手，以民情恳谈司法调解中心为依托的保稳定、促发展的新路子。该项制度在化解基层矛盾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制度创新之三，大束镇土旺村的“评理会”制度：评理会是本村所特有的矛盾纠纷排除机制，评理会一般由村里的老党员、老同志、妇联、共青团等人员组成，在纠纷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以座谈会形式进行。在双方当事人提出自己的理由、成绩之后，由评理会的成员进行无记名投票，决定纠纷如何处理。随后，评理会对理亏的当事人当场进行批评，不使矛盾扩大。与太平镇的“十户三员”制度比起来，评理会群体性更强一些，它所作出的判断对于纠纷当事人来说，权威性也就更强。所以，绝大部分小规模纠纷村民都愿意让评理会来进行评判。

二、现行人民调解制度的必然性和优越性

据调查，邹城市太平镇2002年共排查出各类纠纷413起，其中村调委会调处317起，成功率98%；管区司法站调处29起，成功率98.5%；镇司法调解中心调处重大疑难纠纷67起，调处率98%，只有两起纠纷由当事人诉至法院。看庄镇2002年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07起，其中重大纠纷9起，三级联动（镇、管区、村的联合行动）调处53起，避免了3起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基本上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以上数据有力地说明，在镇村一级，人民调解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其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调解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深深扎根于中国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

（一）人民调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民情，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底蕴。

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使中国大多数的农民都固守在养育自己的这方土地上，生于斯、养于斯、死于斯。由于地域局限和血缘关系的缘故，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中，免不了复杂的纠纷，但中国历来就不发达的法制，使这个社会形成了一套独立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即古时的民间调解，也就是人民调解的前身。

从文化层面看，它的根基在于中国传统的“和为贵”的观念。自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儒家文化深深地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中，尤其是在农村，传统观念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他们依然非常看重“和气”、“情面”，孔子的“中庸之道”正是民间调解工作的精髓-折衷调和-的根源。绝大多数的农民将在一个相对熟悉的环境生活一辈子，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在“伤和气”的诉讼与“留情面”的调解之间，他们无疑会选择较为温和的后者。

尽管现今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熟人社会”业已衍变成了“半熟人社会”，农民的义利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仍然在历经了风风雨雨后展现了其顽强的生命力。

（二）人民调解能够及时把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恶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农村纠纷虽多因小事引起，但又有着易激性的特点，如果不及时控制解决，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例如：看庄镇2002年10月17日发生宋某采石被炸事件后，死者家属情绪激动，要将死者尸体抬到白灰厂厂长办公室，双方剑拔弩张，很可能发生械斗。看庄镇司法所于17日下午介入，到18日早7点成功解决了这起重大纠纷，将“剑拔弩张”化解为“心平气和”，变“事后处理”为“事前解决”，及时地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这次纠纷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在立案、审查、庭审、判决的过程中很难保证情绪激动的当事人不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人民调解与诉讼相比，其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一个“早”字上。我们所调查的各村镇都采取了排查机制，并针对农村特点在“三夏”、“三秋”加大排查力度，能够及早发现矛盾、尽快解决矛盾，尽量做到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北宿镇司法调解中心承诺：小的矛盾纠纷当日调处结案；一般的矛盾纠纷3～5天调处结案；重大的矛盾纠纷5～7天调处结案，最多不超过10天；属“民转刑”和刑事案件立即分流到有关部门。看庄镇西八里村调委会主任赵庆民介绍：“有的小纠纷2～3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中等的纠纷需要半天，最多一天，大的纠纷不一定，一般需要反复地做工作，往往耗时较多。”

（三）人民调解基于自愿原则，当事人在心理上易于接受，并有利于调解协议的履行。

在所采访的当事人中，很多不愿意诉讼的原因之一就是觉得在法院没有熟人，对法律知识不精通，因而对诉讼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排斥的心理。相对而言，调解员大多与纠纷当事人本乡本土，平时就熟悉了解，在处理纠纷时当事人比较放心，觉得“心里有底儿”。宋某被炸案原告当事人杨某说：“打官司，动用法律也不一定谁输谁赢，因为法律咱也不很懂，不很精通，一般的不愿意打官司。”人民调解协议是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基于自愿而签订的，在心理上能够接受，在履行协议时也比较自觉。宋某被炸案被告白灰厂刘厂长的一番话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调解是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心情舒畅。为什么履行这么快？如果诉诸了法律，法庭上当场对证那就不是心平气和的事了，据理力争、唇枪舌剑，那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依据，得有凭有据，判决当事人有可能不服，特别是有些人认为我就是没错你判我有错，所以不配合执行。”人民调解工作的这一极佳效果，恰恰与法院判决的“执行难”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人民调解制度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成本，同时也减轻了人民法院（庭）的工作压力。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之所以“厌讼”，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负担过高的诉讼费用。看庄镇一乡镇企业的厂长说：“现在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打官司？因为知道你欠我1000块钱，打官司肯定要判给我，但是我要这1000块钱往往要花两千多块钱。我就不要这1000块钱了，我放弃了，放弃自己的权利是没办法。我们厂现在外面就有100多万块钱我们放弃了。往往打官司就不够费用，就放弃了。”农民因为一些不大的纠纷而诉讼，所需要的花费诸如路费、食宿费、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以及误工费等等，这些费用加起来往往会超过他们所期望得到的经济利益，他们认为打官司“拖不起、耗不起”，“能调解最好，调解不好再打官司”，是不难理解的。

况且，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民间纠纷多，如果全部涌到法院打官司的话，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势必会造成法院工作压力过大的后果。而人民调解制度恰恰相反，调解组织近在身边，调解形式不拘一格，田间炕头都可以成为解决纠纷的场所，调解免费，调解人员大都是兼职，对当事人来讲，几乎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对社会来说，资源得到了充分高效的利用。

三、现阶段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制度，其规模与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其地位也是勿庸置疑的。然而，通过对邹城四镇的走访调查，我们发现，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纠纷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现行法律规定却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立法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关注程度也是与其在司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称的。虽然目前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对人民调解工作做了规定，但规定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长期困扰着调解工作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解决这些问题，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对此，笔者略作以下几点评述：

（一）关于村镇纠纷调解组织的法律地位及宗旨

法具有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政治作用，也有服务于社会的公益作用。一部良好的法律，只有在实践中得到了良好妥帖的运用，才真正算得上是为社会所称道的善法。然而通过此次调查，笔者不禁提出疑问：《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人民调解制度的地位的规定是否还适应现今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然而，仔细分析一下现在的村民调解委员，我们会发现这一款与实际情况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首先，在调查中，笔者所访谈的所有调解人员和当事人对于纠纷的发展及解决，并没有提到法院（庭）的指导作用。当我们问及调解委员会与法院的关系时，在他们的理念中，调委会和法院（庭）是两套不相干的系统，只有在发生民转刑案件或纠纷难以调处，调解工作人员所做工作无效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极少，最多只占纠纷调处总数的2%），才会由法院（庭）进行干预。其次，“群众性组织”的定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农村中的村级行政领导单位为村民自治委员会，算是村民自治组织，这一点对于村民调解委员会来说也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如果我们将讨论的对象进一步上升到管区、镇一级的纠纷调解组织，则无论是从人员组成、作用、职能，还是工作程序、领导关系来看，都难以将其定性为“群众性组织”，毋宁说是政府中的一个人员构成多元化的综合性纠纷解决办公室。因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该相应调整为：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的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乡镇以上的纠纷调解组织隶属于同级人民政府，指导和监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并负责解决由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提交的疑难纠纷。

另外，关于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目的及宗旨，笔者认为，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工作的目的与宗旨和司法机关进行裁判工作的目的与宗旨在总体上应该是一致的，即维护公正，或者说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正当利益、捍卫社会正义。但是，在调查中，“农村的稳定”、“避免群众性上访”、“避免民转刑”成为了最多的答案。固然，稳定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但这是否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由此所付出的代价和所获得的利益之差是否合理？所以，笔者建议，今后在对于人民调解制度进行完善时，要进一步从立法上明确人民调解组织的目的，将维护纠纷当事人利益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并重，不能仅仅强调稳定而忽视了纠纷当事人个人的微观利益平衡。

（二）关于调解工作的业务范围

我国宪法第111条和民事诉讼法第16条都规定了人民调解的对象是“民间纠纷”。何谓“民间纠纷”？民间纠纷的范围到底是什么？如何来界定这个概念？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没有明确统一的答案。这给基层的实践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和混乱。由于人民调解组织的薄弱和自身的局限性，使其无法承担一些重大复杂纠纷的调解工作，由于人民调解范围的不明确，人民调解组织承担了大量其力所不能及的工作。这不仅使人民调解组织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且许多本来应该由法律调整的纠纷没有得到法律的调整，这无疑将会阻碍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所以，从法律上明确人民调解的业务范围非常重要。

一些国家对调解范围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例如美国的社区调解和日本的《民间调解法》都对调解范围进行了列举，范围明确因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值得我们借鉴。但鉴于我国的国情和农村现有的民情，民间纠纷纷繁多样，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纠纷形式不断出现，法律不可能将其列举殆尽。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宜采用混和式即概括式加列举式来确定民间纠纷的范围。首先，采用概括的方式从整体上规定人民调解的范围，明确民间纠纷的含义，笔者认为凡属私法范畴的纠纷，均可列入调解工作的业务范围。其次，可以将民间纠纷中比较常见的纠纷类型进行具体的列举，如：承包合同纠纷、生产经营性纠纷、婚姻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干群关系纠纷等等。采用混合式不仅可以解决单纯的概括式规定所存在的过于抽象、不易操作等缺点，还可以克服单纯的列举式规定的繁琐、易发生遗漏等不足，从而使人民调解的范围做到既简便、全面、富有弹性，又具体详细、易于操作。

（三）关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人民调解协议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民间纠纷查明是非以后，主持双方当事人本着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所达成的解决纠纷的协议。《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9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应当履行。而《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款又规定：不愿调解、调解不成的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9条第2款规定：经过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可以请求基层人民政府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以上法律都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但又作出了协议后可以反悔的规定，这种自相矛盾的规定最终否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协议达成后反悔，甚至一方执行了，另一方又反悔，却又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一直是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困惑。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多年的看庄镇司法所高所长的一番话道出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不明确所带来的种种后果。采访人（以下简称：采）：“这种协议达成了，他们一方反悔了怎么办？”高所长（以下简称：高）：“好。这正是我想说的。这个协议书，是我们全省规定的统一格式，那么这个协议书，人民法院认可不认可？当然，我们法学界的专家们、权威们已经在人民法院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提出了作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和镇级的调解中心的调解一旦形成了，他们也达成协议了，咱们也主持了，最后是否有法律效力。那就涉及到双方当事人如果一方反悔，那不是一张空纸了吗？所以我们基层在调解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有两个：一个是没有了强制力，第二个是当事人反悔。达成协议以后当事人任何一方反悔，我们没有什么办法。”采：“执行了以后也可以反悔吗？”高：“执行了，但他把协议装起来，就不看它，来找你算帐，行吗？尽管司法调解中心也出面，但我还是给你要钱，哎呀，这就乱套了。我们还要费一番事，还要进行重复性的第二次调解。你既然达成协议，你反悔，你要负什么责任，这是国家设立的司法调解中心，国家设的司法所，这不是你家设的司法所，那么，这公章盖的，这签字画押的，你反悔算什么？我就反悔，法律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准剥夺公民法人的诉讼权利，那么我反悔还不行吗？哎呀，完了。我们从事基层工作近20年，苦衷说不了。山东省司法处的领导来过，我也参加过三次研讨会、座谈会，我曾向省厅的领导提起过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什么权力。”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不明确，使当事人有借口推诿自己的责任，而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却得不到保护，这样往往会激化矛盾，容易使人们丧失对人民调解组织的信任，使人民调解的权威大打折扣，从而挫伤调解工作者的积极性。诉诸法院以后，法院重新立案审查，最后的判决往往和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相差无几，比如看庄镇司法所所作出的调解协议，被人民法院采纳的已经不下20例。这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资源，增加了社会成本。所以，应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予以明确，增加其对当事人的约束力。

关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在学术界有如下几种主张：（1）人民调解协议不受法律保护，可以无条件反悔；[1]（2）有关法律应直接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在法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3）经人民法院审查核准后产生法律效力；[3]（4）经基层人民政府复核后产生法律效力；[4]（5）经公证后产生法律效力。[5]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明显与第一种观点相吻合，人民调解协议可以无条件反悔，而美国、日本、挪威等一些国家却赋予调解协议与判决同等的效力。笔者认为，一概地肯定或否定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都是不可取的，鉴于人民调解制度的局限性以及调解组织的薄弱，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完全等同于法院判决的效力，可能会导致公民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这与宪法的基本精神是相违背的。笔者建议，可以将人民调解协议分成两种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达成合法协议后在一定期限内，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也不向法院起诉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在达成协议后又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合法性审查，如果协议内容合法，调解程序合法，且不违反自愿原则的，应赋予其法律效力，否则，应裁定协议无效后立案审查。这样，既能督促当事人尽快履行协议，维护人民调解组织的权威，又能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能节约诉讼成本，节省社会资源。

（四）关于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和人民调解员业务素质的“双提高”

中国民间调解自古就是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达到“和之以是非”的目的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基层人民调解工作最有力的工具仍是“情理”、“威望”还有一个“利”，这些都是实践工作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也是人民调解工作所具有的自身特色。但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适用这些传统工具的同时也造成了群众对法律的淡漠。在调查的过程中，和看庄镇司法所高所长的一段话引起了笔者的深思：采：“也就是说这种反悔①（这个”反悔“指的是对已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的反悔。）的情况比较多是吗？”高：“不多，这个不多的原因我现在还弄不太清楚。我分析一下，他老觉得经过我们这里他不敢反悔，反悔以后他负担什么责任呢？我不明确，他更不明确，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正如有学者所言：“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中，法律观念恰恰是变化最为缓慢，最具惰性的一个领域。”[6]（第305页）虽然现代农民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如果司法人员仍然在陈旧观念的支配下开展工作，中国实现法治化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

如果说法官的素质是推动司法改革的原动力，那么人民调解员的素质就是推动整个农村法治化的重要力量。调解人员不仅肩负着调解任务，而且承担着法律宣传工作，不仅要有满腔热情、较高的威望、丰富的社会经验，还要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和业务素质。但现实情况是，人民调解员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难以熟练地掌握法律法规，指导调解的观念陈旧。因此，要对基层人民调解人员进行定期法律培训，开展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实际上，有关调解人员的提高工作已经初步展开，例如，看庄镇镇长介绍：麦收前和秋收前是农村最容易起纠纷的时候，所以在麦收前和秋收前一个月镇上就举办2-3期的调解人员培训班，使其了解国家最新的法律法规以及纠纷调处工作的经验和方法。

[1]曾建明，黄伟明，回顾与展望-论完善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J].中国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1）：1。

[2]徐剑锋，人民调解协议不等于合同[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2）：58-60。

[3]孙士祯，论人民调解协议核准制度[J].中国司法，1999，（1）：61。

[4]查名祥，略谈加强人民调解协议法律效力[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6）：26-28。

[5]郑耀抚，人民调解制度的新发展-关于试行人民调解协议公证制的报告[J].中国司法，2000，（11）：49-50。

农村调解工作总结篇7

关键词：仲裁机制,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1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原因简析

1.1 政策的调整

重新要回土地的农民与村里的纠纷。由于二轮承包时, 农民负担重、农产品价格低、种田效益低, 二轮承包中留下许多后遗症。一些农民外出打工, 口头承诺 (较多) 或书面申请 (极少) 不要承包地, 而现在又向村里要土地。

1.2 流转行为的欠缺

《土地承包法》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 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但实践中, 流转行为存在严重不规范的现象, 以农户自行流转为主, 极少履行报批、报备案或申请变更登记等法定手续, 流转任意性大;农户流转以口头约定为主, 有些流转虽有明确的口头约定, 但因没有书面记载, 流转双方容易产生矛盾, 一旦形成纠纷, 还难以查证约定内容;为数不多的书面流转协议, 大多数农民不同程度地存在概念不清、约定不明、权利义务不确定等问题。

1.3 乡村管理服务的失缺

绝大多数乡镇没有行之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制度, 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中介服务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管理近乎空白。

1.4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不到位

到现在仍有个别村、户因种种原因未完成土地二轮承包, 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四荒”地, 承包程序和证书发放存在更多的问题。

1.5 因土地被征用引发矛盾

一方面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收回或发放不及时、不到位引起矛盾, 应该收回的不收回或不能收回, 应该发放的又没发放;另一方面因流转行为的欠缺所致。总之, 由于巨额的土地补偿费而引起纠纷。

2 预防和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对策思考

2.1 加强土地承包管理

确定土地、确定属权到户是土地流转的前提和基础。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 采取有效措施, 认真开展土地二轮承包扫尾工作, 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落实到具体农户和地块, 并依法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 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于法律规定应当收回的承包地, 要依法收回其承包地和经营权证书 (或声明作废) , 以避免将来发生征占土地时产生纠纷。

2.2 完善纠纷调处机制

建立健全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为主要途径的土地承包和流转纠纷解决制度。县 (市、区) 要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 设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 负责受理本辖区内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在内的各类土地纠纷的仲裁申请。加强专兼职仲裁队伍建设, 要保证仲裁委员具备相应仲裁资格的仲裁员, 足够的工作经费和工作场所, 依法开展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纠纷的调解仲裁工作。

2.3 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

地方各级政府要依托农村经营管理部门, 建立健全县、乡、村3级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用2～3年的时间, 建立健全县、乡2级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和交易大厅, 配备必要的电子屏幕等工作设备, 开展土地流转信息发布、资质审查、价格评估、合同签订及鉴证、利益关系协调、纠纷调处和有关法律政策宣传等服务, 形成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开、公平、公正交易的市场环境。

2.4 加强对流转行为的管理

县级人民政府对变更、换发、补发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申请, 应依法及时审查办理。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形式进行土地流转的, 流转双方要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签订书面流转合同。以转让方式流转的须经发包方同意。流转合同应明确载明流转土地的形式、面积、实质、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流转土地的用途、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流转合同到期后地面附着物及相关设施的处理、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和违约责任等内容。乡 (镇) 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机构要为村委会及土地流转双方提供省农业厅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规范文本, 及时指导达成流转意向的双方签订流转合同。委托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要与被委托的组织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协议。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明确专门的土地承包的管理部门, 做到人员、经费、制度、工作成果4保障, 不流于形式。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均应加强对纠纷的调解, 充分发挥两级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的作用, 及时化解纠纷。应重视纠纷引起的上访接待工作, 及时妥善安排调处。

2.5 大力宣传法律

论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篇8

关键词：农村；人民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作为民间调解中分布最广、作用最大的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出现了地位下降、功能减弱的局面，如何使其更好地适应农村社会、有效的调解民事纠纷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1、概述

《人民调解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式，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其价值有：解决纠纷；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法制宣传，调解的过程就是对当事人双方进行法制宣传的过程①；弘扬道德文明，对当事人的调解过程，就是对其进行道德价值灌输的过程，就是进行理性和道德约束的过程，就是用道德帮助当事人自我反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道德成长的过程②。

2、优势

受“无诉、和为贵”思想影响，人民调解制度成为当前我国农村民事纠纷最主要的解决方式，其优势是：

第一、消极诉讼观思想。农民的消极诉讼观，是农民对运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缺乏认同感的消极的主观态度③，多数村民对于法律缺乏信仰，却更容易接受“地方性知识”④。

第二、手段更灵活。法院处理农村民事纠纷需要精力去调查取证等，且有着诸多程序限制，而调解人员可以更灵活的查证事实。例如：传闻在诉讼中一般不受采纳，但调解时一般不受此限制。

第三、低成本、高收益优势。基于功能主义视角，一种方式只要能够有效的发挥纠纷解决所需要的功能，就会成为人们选择的目标。《人民调解法》第四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而同期的诉讼成本则比较昂贵，波斯纳认为：“诉讼成本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错误的司法判决的成本；二是诉讼制度运行的成本（直接成本）。直接成本又可分为公共成本（如法官薪金、陪审员和证人报酬、法庭设施）和私人成本（如法院收费、律师费用）⑤”。

第四、熟人社会的特殊性。法律是解决陌生人社会的行之有效的工具，但在熟人社会里则难以有所作为。对此，布莱克的“关系距离理论”解释为：“不同关系距离的人们的法律的量——法律与关系距离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在关系密切的人们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着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大而增多。”⑥

3、困境的成因

當前，人民调解工作的功能减弱、地位下降，是原因：

3.1社会环境的变化。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的⑦。改革开放以来，封闭的农村地缘关系随着人口的外流和流动杂居而改变着。人际关系的变化，村民间关系趋向冷漠化；道德伦理思想的变化，市场经济下，农村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功利主义等思潮的严重冲击；村民意识的变化，依法治国的环境下，村民的权利、法律意识有所增强。

3.2信誉机制失灵致使调解协议结果的确定性不断减弱。调解协议达成后，其结果的确定与执行主要依据当事人的信誉来保障。但是当前农村社会的道德素质整体下滑，造成了严重的信誉危机，出现了不信任的负面影响。

3.3人民调解员的素质问题。官本位思想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一些调解员的行为；同时，部分调解员专业水平不高，法制观念淡薄，人为地造成了工作被动。

3.4程序规则的缺失，致使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显失公平的风险。

4、建议

4.1加强道德文明建设，重塑社会信誉机制。民事纠纷在调解成功后，双方当事人会达成调解协议，而协议结果的确定与执行主要是依据当事人的信誉。当前社会道德整体下降，加强道德文明建设，重塑社会信誉机制，可以有效地保证调解协议的执行。

4.2提升人民调解员个人素质。人民调解员通常以带有威胁意味又不失亲切感的话语，促使纠纷双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⑧。通过定期对调解员进行法律专业知识培训、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增加大学生村官的比例等方式，不断提升人民调解员的个人素质。

4.3转变理念。调解依据和协议效力向法制转变，昔日调解的依据和协议效力来源于道德和习俗，而当前我国实行依法治国，调解的依据和协议效力应当来源于法律法规；调解程序向规范转变，传统调解制度的程序具有随意性，易出现廉价正义现象，所以，规范调解程序势在必行。

4.4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进行普法宣传，提升村民的法律意识；防止法律崇拜思潮，避免村民形成法律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有效机制的错误思维。同时，营造正确的价值观念，遏制“权利的不确定性增加诉讼”⑨现象。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大力发展，逐步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充分调动其独特优势，利用其社会资源和民间自治功能，以其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化解民间纠纷，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其应有价值。（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注解：

① 江伟：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② 刘行玉：转型期农村人民调解的法社会学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