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工作

调解工作（精选8篇）

调解工作 篇1

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衔接的路径探寻

【内容提要】 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沟通和衔接，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和开拓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本文试图对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衔接的方式、方法做粗浅的探讨，详细论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效力的衔接问题。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应着力提升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束力，实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从而进一步降低调解成本，提高调解成功率，更充分地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关 键 词】 人民调解 法院调解 衔接

调解是各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三大制度之一，尤其是在我国，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人民调解在处理居民之间的民事纠纷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讲究和谐精神与协调一致[1]，人们有“厌诉”心理，发生纠纷时往往更多地求助于调解；而且从现实的层面上，调解不仅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迅速解决，并且有利于减轻法院的诉累。

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一旦反悔，调解协议书就成为一纸空文，这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无疑，这样的制度不仅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与当下社会要求建立一个信用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十分不利于建立一个良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环境。

因此，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加强沟通协调，采取优势互补，是发展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是拓宽和完善调解制度的积极路径。

一、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关系

（一）二者作为调解的共性

1、非对抗性和平协商，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对抗，和平解决纠纷。

2、程序简便快速，减少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

3、可以适当参考援引地方习惯、道德、人情等社会规范，缓和法律与本土实际情况的矛盾，做到合情、合理。

4、在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合理快捷解决纠纷。

5、维护社会稳定，培养公众诚信的道德观，增加社会凝聚力，缓和社会转型过程的矛盾和冲突。

6、调解的非对抗性和数额上的让步有利于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高效、彻底的解决纠纷。

（二）人民调解的优势（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人民调解的程序更为简便、快速且不收费，可就地就近解决纠纷，大大减少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2、人民调解方式灵活，更易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

3、参与人民调解主体的广泛性，可利用的促成和解的资源的多样性，如亲情、乡情、人情等，均可促成和解的达成。

（三）人民调解的缺陷（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多数调解人员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政策和业务水平欠缺，不能适应当前调解工作的需要。

2、调解有时缺乏规范性和专业性，不能做到依法调解，难以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

3、由于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使得纠纷解决有时不具有彻底性。

二、二者衔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面对新时期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当加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衔接，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的成功率，降低投入人民调解的成本，迅速、彻底地把矛盾消灭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以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节奏，真正达到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大调解的公信力，开创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局面。

“调解书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寻求新途径解决争议。”[2] 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应认定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应判定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除非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调解协议书。

为什么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调解的范围仅为民事性纠纷，属于私法的范围。而私法以私人平等和自治为基本理念，[3] 意思自治的真谛在于尊重选择，其基本点则是自主参与和自己责任。调解协议书是当事人在平等和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虽然双方可能都做出了让步，牺牲了自己在纠纷发生时要求的部分利益，然而他们最终发现，“只有与对手彼此都接受双方同意的约束，即契约，才是唯一现实的选择，”[4] 这正是当事人自主参与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尊奉私法自治理念去参与生活，必须把理性判断作为交往的前提。自主参与者对于参与所导致的结果负担责任，即自己责任，这是自主参与的必然逻辑。如果当事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意即当事方存在过错，根据意思自治理念，有过错的加害人必须对加害行为负责，即过错责任。既然我国的《民法通则》承认意思自治原则[5]，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有何理由不尊重当事人自治的结果呢？

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同时也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在此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协议，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上法律做出的是强行性规定，当事人没有履行或是不履行自由选择权，反言之，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该款随即规定：“当事人……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规定并没有说，当事人因反悔而不履行调解协议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从条文规定中也推导不出这样的意思。反过来，如果认为推出这样的意思，显然与该条文的前半句“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是矛盾的，立法者不可能在同一条文中做出相反的意思。该条规定只是赋予当事人在不履行调解协议时除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之外的另一解决争议的新途径，即诉讼。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是起诉权，而不是胜诉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反悔方起诉，还是对方起诉，在民事实体法上，反悔方都要承担不履行协议的法律责任，除非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6]

2、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

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解决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基础效力问题，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于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同时也不利于树立人民调解的威信，这样大量的标的小、社会影响不大的民间纠纷将会涌到法院去解决，势必增加人民法院的诉累。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调解制度的规定，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法院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为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法律强制效力，我们设想，把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即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即具有法院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以此申请强制执行。实行这种衔接制度，不仅具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

（3）法院审理的结果。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审理结果可能有几种情形：一是，一般情况下，经过审理，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清楚、合法的，应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法院调解书，要求双方当事人要调解书上签字，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二是，如果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不清或者违法或者有欺诈、强迫等情形的，应认定协议书无效。在双方当事人愿意再行调解的情况下，可以主持当事人达成新的协议，并以此制作调解书。三是，如果在独任庭制作调解书前，当事人双方撤回申请的，应裁定撤销案件；一方当事人撤回申请或不同意法院调解的，另一方当事人坚持不撤回申请的，应驳回申请，告知不撤回一方可以另行起诉。法院受理起诉后，在审理时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

4、人民调解协议书适用证据规则问题

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是否与这一规定发生冲突呢？我们认为，不发生冲突。

第67条的规定是针对法院主持的调解或当事人庭外和解而作出的，其目的是消除当事人害怕在调解或和解中因承认案件事实而在其后诉讼中给自己带来不利的顾虑，鼓励当事人在调解或和解中作出让步，从而促进调解或和解协议的达成。从条文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这项证据规则只对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才适用，如果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一般情况下不适用该项证据规定，除非当事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0条[10]的规定提起再审。因为当事人一旦签收了法院制作的调解书，调解书即具备了法律效力，本案已经结束，不存在“其后的诉讼”，第67条证据规定失去适用条件。当事人要按照调解书的内容履行义务，当事人由于妥协而产生的对己不利的后果一旦列为调解书的内容，当事人同样必须履行。

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处中心主持下进行调解与法院主持调解同样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同样不能在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但是当事人之间一旦达成协议，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人民调解协议书就具备了合同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则不能就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在诉讼中引用第67条证据规则，除非当事人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如果人民法院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审核后制作法院调解书，则适用法院调解书的效力，如前段的分析，一般也不再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调解协议纠纷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就相关事实作证，其申请应否准许以及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然而鉴于人民调解员身份的特殊性，就此问题，笔者认为应明确规定对一方当事人的此种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人民调解员作为调处纠纷的中立第三方，公平、公正的处理纠纷，不应作为任何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否则会极大影响大调解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不利于大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审理过程中，就案件事实确需人民调解员作出澄清说明的，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向人民调解员调查取证，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一般高于其他证人的效力，因其本质上是中立的第三方，与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且法律素养比较高，更能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

参考文献：

[1] 详见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2] 黄进、张丽英主编：《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3]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4] 同上，第22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详细阐释参见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7页。

[6] 此处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并不应是随意的，而是应依照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与可撤销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59条、《合同法》第52、54条），并参照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核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8条）来进行。

[7] 参见陈桂明、宋英辉主编：《诉讼法与律师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8] 《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第30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由纠纷当事人约定，一般应包括下以下条款：

（一）纠纷当事人基本情况；

（二）争议事项；

（三）协议内容。”

[9] 书面审理方式，应该说不违背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原则。在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中，可以只进行书面审理。但此可以借鉴用之。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而言，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已进行一次调解，法院的审理在衔接的意义上，也可以算是第二次了。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调解工作 篇2

一、劳动争议调解的主要内容

1. 劳动争议的本质。

劳动争议是基于劳动关系发生的纠纷, 有时又叫劳动纠纷。本质上是指劳动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在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或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 就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关系所产生的争议, 其中包括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 还包括:劳动者退休后, 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劳动争议打破了平衡的劳动关系, 使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 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要平衡这种关系, 需要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来消除发生争议的诱因, 对双方的权利与利益给予适度照顾, 恢复劳动关系的平稳状态。1993年施行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 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以及2012年施行的《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 对劳动争议的处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规定。总体上看, 处理劳动争议主要有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方式, 仲裁和诉讼具有法律强制力, 采用的较为普遍, 却成本较高, 占用时间较长, 往往使人不堪其累;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由于调解协议没有法律强制力, 需要依靠双方当事人的自觉履行, 现实中采用的较少, 也一直是一个棘手话题。2012年施行的《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 对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协议赋予了仲裁依据的效力, 提高了企业调解的效率, 也为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发挥处理劳动争议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提供了支持, 有利于劳动争议在企业内部得到处理, 有利于社会稳定。运用劳动争议调解方式处理劳动争议应当逐步成为处理争议的主要方式。

2. 劳动争议调解。

劳动争议发生后, 双方尽可能协商解决。在协商未果时, 应当提交本企业或当地的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调解解决。劳动争议调解就是由产生争议的各方将劳动争议提交给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劳动争议仲裁庭或人民法院后, 由这些机构依照法律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劳动争议的法律制度。是争议发生后, 在这些机构的支持下, 通过宣传政策、法律、规章制度和说服教育, 在分清是非和民主协商的基础上, 达成和解协议, 及时解决劳动争议的一种活动。

3. 劳动争议调解的不同形式。

劳动争议调解主要有三类:第一类, 是由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进行的调解;第二类, 是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持的调解;第三类, 是由人民法院主持的调解。我们所说的处理劳动争议的第一道防线, 是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进行的调解。调解既是处理争议的一种方式, 也是仲裁和诉讼中必经的一个环节。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与仲裁、诉讼中的调解有着区别。首先是主持调解的单位和人员组成不同。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是由本单位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调解小组负责进行, 调解委员会由劳动者和企业代表组成。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调解由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持, 劳动仲裁庭负责调解, 实行仲裁管辖, 受理本辖区内的劳动争议案件, 仲裁委员会由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代表、工会代表及政府指定的经济管理部门的代表组成。人民法院主持的劳动争议调解, 是在人民法院的法庭主持下进行, 代表国家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调解。其次是调解效力不同。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属于群众调解,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 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 没有法律强制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调解属于行政调解, 具有行政强制权, 调解达成协议的, 调解书自送达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 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的调解属于司法调解, 调解达成协议的, 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 可以强制执行。

4. 加强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的特殊要求。

三类调解的不同渠道和效力, 影响了当事人在发生劳动争议后对处理方式的选择。过去由于企业劳动争议调解没有强制力, 不是解决争议的必经程序, 大部分劳动争议案件选择了劳动仲裁、诉讼, 还有些案件直接选择法院诉讼, 使得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形同摆设, 难以发挥作用。如此一来, 有些企业干脆不设这一机构。2012年施行的《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强化了对企业劳动争议调解机构设立、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 意图增强企业协商调解工作。《规定》第四条提出:“企业应当建立劳资双方沟通对话机制, 畅通劳动者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第十三条:“大中型企业应当依法设立调解委员会, 并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工作人员。”这些规定为企业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提出了强制性要求, 不设立、不发挥作用将面临行政和法律处罚。这些规定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比, 真正将劳动争议协商调解制度落到实处, 部分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发生争议后不愿协商的问题。《规定》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提高了企业调解委员会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 程序和内容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经过仲裁审查, 仲裁委员会可以依据调解协议作出仲裁裁决, 裁决对双方具有法律强制力。某种意义上说, 调解协议成为仲裁裁决的重要依据, 甚或裁决效力。这样一来, 发生劳动争议的双方, 选择企业协商调解, 将会大大缩短解决争议的时间, 节省费用支出, 缓和矛盾冲突, 利于问题解决。可以说, 《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考虑到了劳动争议的特殊性, 更多发挥企业的作用, 增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职能, 把大部分争议交由企业内部处理, 为稳定劳动关系提供了便利。

二、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具有的特点和优势

强调使用协商和调解处理劳动争议是各国通行的做法, 我国也在不断探索和改进。最新施行的《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在《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基础上, 有了新的突破, 意图使劳动争议解决方式重心发生转变。从实际情况看, 由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 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确实存在其它方式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优势。一是有利于和谐稳定。调解解决劳动争议不伤和气, 由调解机构主持调解, 宣传法律知识, 使劳动关系双方消除对抗情绪, 增强劳动法制观念, 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劳动争议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进行民主协商, 有利于建立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关系, 促进企业和谐和社会稳定。二是调解处理劳动争议可以防止矛盾激化, 避免产生突发事件和恶性案件。由劳动争议调解机构主持调解, 可以使矛盾的双方各抒已见, 消除误解, 在互让互谅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 不至扩大矛盾、激化矛盾。三是有利于争议及时解决于基层。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设在企业 (单位) 之中, 下属矿、厂、区 (科) 设有调解小组, 熟悉了解情况, 发现问题苗头及时协调, 易于将争议解决于萌芽状态, 缩小矛盾, 减少影响。能够使“预防为主、调解为主、基层为主”的基本原则得以贯彻落实。四是有利于减少人力、物力、财力消耗, 节约因处理劳动争议而耗费的资金。由于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设于本单位之内, 当事人无需为解决争议外出奔波, 可以减少进行仲裁、诉讼而要付出的费用。五是有利于工会充分发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企业工会代表担任主任, 没有成立工会组织的企业, 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由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协商。调解委员会与工会组织的这种联系, 为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以更好地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使劳动争议获得合理解决。

三、加强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需要注意和加强的环节

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要打开工作局面, 赢得职工信任, 确实发挥职能, 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1. 加强劳动法律宣传力度, 让职工更

多地了解掌握劳动法律规定, 遵守法律法规, 依法维权。在出现劳动争议时, 首先寻求本企业 (单位) 内部调解机构解决, 不要一有争议就去仲裁、诉讼, 增加双方的负担。要使职工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 争议处理的最终结果需要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承担, 在内部解决更便于执行。

2. 企业应当注重劳动用工管理, 正确

全面履行劳动合同, 承担对职工的劳动保护、劳动安全卫生、职工休息休假、福利待遇、社会保险等劳动法律要求的责任, 及时足额兑现薪酬, 体现人文关怀, 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减少和避免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情发生。

3. 健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构筑全方

位、多层次的劳动争议预防、调解组织网络。建立劳动关系预警机制, 畅通信息渠道, 及时收集信息, 分析归类, 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 及时化解矛盾。对发现的有可能引发劳动争议事件的隐患, 及时排查处理, 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有效避免和减少劳动争议不稳定因素, 防止群体事件发生。

4.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在处理争议时, 应坚持做到:

一是自愿调解, 调解一定要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基础上, 不能违背当事人意志进行不平等的调解, 确保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享有充分的自愿表达。二是依法、依情、依理调解, 调解应遵守合法性原则, 包括程序合法与实体合法两个方面。同时, 善于把握当事人形成纠纷、产生矛盾的焦点, 寻找利益平衡点, 研究最佳解决纠纷方案。要情理交融, 渲染亲情、友情, 激发当事人“真、善、美”的一面, 促使当事人逾越利益的差异和冲突, 平息矛盾、解决纠纷。三是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工会组织要在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赋予调解工作新的内涵, 使调解工作有新的突破。

5. 劳动争议协商调解立法要有进一

步的改进, 逐步赋予一定范围的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协议法律强制性, 这样, 当事人才会认真考虑将劳动争议案件交由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处理, 也只有这样, 处理劳动争议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以促进构建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 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摘要：文章分析了劳动争议的主要内容与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具有的特点和优势, 提出了加强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需要注意和加强的环节。

关键词：企业,劳动争议,劳动争议调解,工会工作

参考文献

[1].张市杰.应当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劳动争议调解的作用.工人日报, 2006.12.18

[2].谢升.劳动争议是工会维权的重要机制.中国职工教育, 2007 (10)

浅析人民调解工作现状 篇3

关键词：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特征； 人民调解现状

一 、人民调解的相关概念

（一）人民调解概念

人民调解是属于诉讼外调解的一种，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1]

人民调解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依靠群众解决民间纠纷的，实行群众自治的一种自治制度。它是人民司法工作的必要补充、得力助手。现在该制度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

人民调解的公信力是指群众对人民调解所持的满意度、信任度或者说人民调解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威望。

（二）人民调解的特征

一是群众性。人民调解员经人民群众选举，由群众信得过的、热心为群众服务、有政策法律知识的人担任；人民调解的民间纠纷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调解的依据是体现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调解的宗旨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调解的目的是平息人民群众之间的纷争，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二是自治性。人民调解通过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化解自己内部的矛盾纠纷，增进人民内部团结，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主权利的重要体现。人民调解员和人民调解组织由单位的群众或本辖区直接选举产生，他们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有权撤换他们认为不称职的调解人员。[2]人民调解坚持平等自愿的原则，不强行调解，不干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调解也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人民调解运用说服教育、耐心疏导、民主讨论、协商的方法，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法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二、人民调解工作现状

（一）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地位

我国相关的法律做了明确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二条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司法部《人民调解委员会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综合上述法律规定和我国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的实际情况来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政府的指导下以调解民间纠纷为主要职责的基层群众性组织，它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国家机构。

（二）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实践

1.人民调解工作现有的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9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40次会议通过，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于2002年9月11日司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自2002年1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0年8月28日通过，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2.人民调解工作现有的调解机构种类

人民调解，即民间调解，它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民间纠纷的调解，是属于诉讼外的调解；法院调解，这是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进行的调解，是诉讼内调解，对于婚姻案件，必经的程序是诉讼内调解。至于其他民事案件是否进行调解，需要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必经程序并不是调解，法院的判决书和调解书是具有同等的效力；行政调解，它分为两种：第一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某些特定的劳动、经济纠纷及民事纠纷等进行的调解，这都是诉讼外的调解，第二是基层人民政府，即乡镇人民政府对一般的民间纠纷的调解，这个是诉讼外的调解；仲裁调解，就是仲裁机构对受理的仲裁案件进行的调解，调解不成便执行裁决，这个亦是诉讼外调解。

3.人民调解的实践现状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在预防纠纷激化、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调解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衰竭：首先，人民调解制度的主体，其人民调解委員会的数量越来越少，人民调解员的数量亦在很大程度上的变少；其次，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民事案件纠纷数量也在减低，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纠纷的数量却在慢慢上升，并且超出了人民调解受理的民事纠纷案件；最后，人民调委会受理的案件纠纷的类型比较一样，大部分都是属于婚姻家庭、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大量新型的案件纠纷开始出现，比如征地拆迁纠纷、土地承包流转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等等，由于我国缺乏新型调解纠纷的经验，以及新型纠纷本身的复杂性，以至于人民调解在受理新型案件纠纷受到限制。[3]新世纪以来，为了扭转人民调解案件纠纷数量的下降，我国于2002年颁布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两部法规，并且在2011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这些都赋予了人民调解协议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并且要求当事人切实履行其调解协议，不得随便解除或变更。随着两部新法规的颁布实施，人民调解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4]

参考文献：

[1]李灿瑜.《人民调解》，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吕军，金莲玉.《中国司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李秀芬.《山东社会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裘建良.《浅谈如何发挥司法所职能提升人民调解公信力》，南京司法行政网，2012年.

作者简介：

治安调解工作规范 篇4

一、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故意损毁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隐私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公安机关可以治安调解。（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和单位之间，在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等活动中产生的纠纷。）

二、对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民间纠纷，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调解组织申请处理。

三、治安调解遵循合法、公正、公开、自愿、及时的原则，注重教育疏导，化解矛盾。当事人自主决定接受或不接受调解。

四、被侵害人委托他人参加治安调解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提交委托书，并注明委托权限。当事人中有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的，调解时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场。

五、治安调解一般为一次，必要时可以增加一次。治安调解达成协议的，在公安机关主持下制作《治安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书上签名，并履行协议。

法庭调解工作经验 篇5

我院法庭认真贯彻最高法院及省市法院关于加强调解工作的有关精神，把调解作为审判工作的重要抓手，对每一起案件调字当头，用“五心十法”促调解，力求案结事了，平息矛盾纷争。二年来，共审理案件1210件，其中调解或经调解当事人和好并撤诉的案件944件，调解率为78。庭里3名审判人员年结案均在200件以上，个人调解率均在75以上，调解案件做到了无反悔、无申诉、无矛盾激化，取得了较好社会效果。

法庭在办案中摸索出“五心调解法”，即“热心、诚心、细心、耐心、公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矛盾纠纷。一是“热心”，即法官，对待当事人要热情。通过热情的态度，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官的亲和力，使得当事人戒备来，轻松走；怨愤来，满意走；误解来，理解走。二是“诚心”，即法官诚心对待当事人，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帮助他们找出纠纷症结，分清各自责任，权衡利弊，从而找出开展调解工作的切入点，诚心诚意地进行面对面或背对背调解。三是“细心”，即要结合当事人的年龄、性别、学历、职业、家庭环境，细心观察当事人的言谈举止，分析其性格特征，了解其心理活动，把握时机，有的放矢地做调解工作。四是“耐心”，即法官在诉前、诉中、诉后的整个诉讼过程中耐心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特别是当事人怨气大，矛盾易激化的案件，要做到不厌其烦，耐心做好思想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五是“公心”，要求法官时刻保持一颗公心，不偏不倚，不能是非不清无原则地调解，不能以势压人强迫调解。此外，调解结束后，做到“四个及时”，即：当即让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当即制作调解书，及时向当事人送达并签收调解书，经调解当事人撤诉的及时为当事人办理退费手续。

法庭采取“五心调解法”对强化案件调解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纠纷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用“五心”赢得了民心。如该庭在审理原告湖北省广播电视中心诉被告武汉盛之旺食品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被告于2001年1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其位于江汉路122-124号临街大楼的一楼门面和第二层楼及大楼背后冷库房一间出租给被告使用，租期5年。2005年5月，原告以被告逾期支付租金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要求被告腾退房屋。被告则表示，由于原告违约在先，且原告在未依法解除租赁合同情况下允许第三人长盛房地产建筑开发有限公司进场施工，导致被告全面停产，被告有权不付租金，同时保留追究赔偿的权利。由于该案案情比较复杂，为查明案件具体情况，审判人员冒着酷暑前往实地查看。经现场查看，发现由于长盛进场施工，造成盛之旺门前和店内一片狼籍，已经无法经营。原告方主要靠大楼出租的租金发放职工工资，被告方从事食品经营，第三方从事房地产开发，如果官司拖延下去，对三方均会造成较大损失，且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只有及时协商，才能有效化解矛盾，避免损失扩大。承办法官多次利用休息时间组织调解，讲解法律，分析利弊，不厌其烦的做各方的工作。经过法官深入细致的调解，三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湖广与盛之旺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终止，湖广放弃追究租金、违约金的权利；长盛公司向盛之旺公司支付损失补偿款25万元；盛之旺公司收到补偿款七日内腾退房屋。在法院见证下，该协议顺利履行，湖广撤诉。各方对此处理结果均表示满意。

人民法庭位于基层，婚姻家庭案件、借贷案件、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以及小额经济纠纷比较多，这类案件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多调少判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法庭总结出了十种行之有效的调解方法，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促进了辖区的和谐稳定。

调解工作 篇6

一、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衔接的可行性

（一）法律依据

根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由此可见，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的范围有交叉处。某些“治安纠纷”就是由民间纠纷引发、升级而成。治安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两者“联动”的基础是:对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情节轻微无须处罚的治安纠纷和其他通过“110”报警派出所受理的属于人民调解范围内的民间纠纷，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处理。

(二)现实成效

我县虽然未全面推行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联动机制，但是已有部分乡镇开始了大胆尝试，并取得了成效。南圩镇望朝村大韦和小韦亲兄弟俩由于宅基地界线的问题，引发了一场较大的矛盾纠纷。5月某日，大韦未与小韦商量就在自家屋后（也为小韦的房前）修建蓄水池，遭到小韦及家人的阻止。在阻工的时候，双方语言发生了冲突，并打了起来。大韦被打伤送进医院，相继大韦与小韦的儿女也参与了这场争纷。后派出所、司法所及时赶到现场制止了事态事化。在这场纠纷中，大韦被打成轻伤。事后，南圩司法所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了伤者，找双方当事人调查了解情况，又来到南圩派出所了解事发当日的有关情况，并协同派出所到当事人家旁边农户调查搜集情况、了解事情的真象和来龙去脉。针对事情的起因、目前的情况，以及怎么调处，镇司法所与派出所进行了共同研究。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司法所与派出所一起召集双方当事人、村干部在派出所召开调解会。由于事情的复杂性，调解方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治安行政调解的优势，采取“面对面”合力调解与“背对背”分开做工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解，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按照法律、法规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指出他们的错误，司法所工作人员从情理上，进行语重心长的劝解，分析利弊，晓以厉害，使双方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都主动向对方赔礼道歉，承认自己的过错。通过一天积极、灵活的调解，当事人心中的怨气和矛盾都一一得到化解，并达成了协议。一家人最终恢复往日的平和。

长期以来，治安纠纷数量多、调处难度大，成为困扰派出所基层民警的一道难题。而人民调解作为解决民间纠纷的一条合法途径，它与治安调解相衔接的思路，既有利于使纠纷得以合法合理地彻底解决，又有利于缓解警力不足的压力，是实现双赢的最佳模式。

二、关于对构建衔接机制具体措施的建议

（一）建立警民联合调解机制

以各乡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为平台，设立治安纠纷与民间纠纷联合接待点。主要由司法所与派出所值班民警组成，负责接待、引导、分流、调解纠纷等工作。

（二）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

值班民警在接到涉及民事纠纷的案件时，应先按程序审查然后分类处理：对那些矛盾纠纷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民间纠纷，应当告知或介绍当事人由其所在地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对民事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中民事损害赔偿事项，应当告知和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符合治安调解范围的案件，应当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予以处罚的，但被侵害人表示愿意放弃追究对方当事人的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且双方表示愿意接受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由公安派出所出具委托调解书或口头委托乡镇司法所转交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三）加强联系互相配合当事人选择进行人民调解后，公安机关接警人员应与当事人所在乡镇司法所或单位人民调解组织取得联系，将纠纷交由乡镇司法所、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对于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可以充分发挥公安派出所、司法所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权威和我镇、村（居）委会人民调解组织贴近群众、熟悉民情的优势，实行联合调解。

三、面临的困难和解决意见

据了解，在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衔接机制尝试过程中，存在种种困难，主要表现为：调解员没有法定的调查取证权利，群众不予配合就无法完成调查工作；联合接待点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法律知识不足以胜任调解工作；群众对联合接待点的认知程度仍较低，信任度不强。对此，提出以下解决意见：

调解工作 篇7

——杰罗德·思·奥尔巴克:《没有法律的公正?》

“调解与审判相结合, 法理与情理相交汇”是零陵区法院一以贯之的办案原则。今年年初, 我院特别探索设立了调解中心, 推行大调解“三筛”法, 即所有民商案件在预立案后, 先由法院调解中心进行案件调解“初筛”, 50%的简易案件得以有效拦截;另20%的重大案件、骨头案、疑难案进入“精细筛”, 由各审理庭的资深法官再次审理、调解化解;当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开始案件“配合筛”, 由执行法官与审理法官协调配合调解, 共同促进案件和谐结案。1至9月份, 全院办结的877件民事案件中有542件是调撤结案, 调撤率达到61.8%, 而调解中心的184件民事案件均以调撤方式结案, 调撤率高达100%。

零陵区法院调解工作的辉煌成绩离不开诸多法律人的卓越的调解技术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更离不开调解机制在纠纷解决上独有的魅力、优势与效果。

一、调解的运用彰显了对当事人法律权利主体地位的尊重

程序方面, 双方当事人自愿既是调解机制启动的基础, 又贯穿于调解程序的始终, 一旦有当事人不再自愿, 可即刻退出调解程序。实体方面, 调解协议能否达成及如何达成, 均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愿, 调解人的提议或方案不构成任何强制力。

因此纠纷双方对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结果都能够自主掌控, 对程序中的任意过程都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这极大地满足了当事人自我决策的心理, 极大地尊重了当事人权利主体的地位。而相应的, 当事人也会更为尊重和理解调解程序和调解人的善意和愿景。

二、调解的目的旨在矛盾的深层次解决和双赢局面的达成

原告起诉后, 被告或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强制卷入诉讼程序。而传统的中国文化素有“厌讼心理”, 被诉一方内心的屈辱和愤怒感更是明显, 进而形成了与起诉方人格上的强势对立, 而庭审过程中, 历经了法庭质证与辩论, 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更为明显, 更为加剧了庭审的困难程度。

事实上, “判决的法律意义在于纠纷主体或主体间的实体责任或权益确定化。”而“判决的做出 (乃至判决内容的强制执行) 并不完全等同于纠纷主体之间冲突的消弭。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冲突还会因国家或社会的介入而进一步激化。”有些时候, 法院白纸黑字的生效判决未必能够真正消弭纠纷、驱散矛盾, 相反可能激化一方当事人的不服忤逆心理, 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和冲突, 造成执行上的困难。

另外, 相较与诉讼只针对标的的针对性与无关内容的排除性, 调解机制则更加的民主和开放, 它可以引入很多庭审没有的内容, 譬如反应双方深层次矛盾的新事实;同时还可以听取调解人从法律视角提出的建议和指导, 促使纠纷双方得以“面向未来”的姿态看待矛盾的根本, 以“理性经纪人”的思维计算自身得失, 明确取舍内容, 进而自愿做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最适合的决定, 达成双赢的结局。

三、调解的过程具有速度快、效果好、费用低等明显优势

审判程序虽然可以完美地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但各项环节之间的复杂衔接与转换明显地拉低了诉讼效率, 然而对程序与规则的按部就班却又是判决正当化的依据, 因为对效率的过高要求势必削弱程序上的保障, 进而降低审判质量。

法彦有云“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 定纷止争的滞怠期越长, 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法律关系的认定难度就越高, 当事人的经济成本和心理压力就越大。然而, 调解的正当性是基于当事人的认可, 即只要双方同意, 调解人即可灵活地选择和组合程序, 简易化、便捷化地解决纠纷。

我国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费是由诉讼标的金额按比例分段递减累进征收的, 若当事人还支付鉴定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等则诉讼花销可能更大。而选择调解结案, 受理费用减半, 又不涉及执行费, 相较之下则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相当于为当事人节省了大笔开支。

四、调解的功能在于填补当事人关系裂痕, 维护社会道德根基

茅于轼曾论证, 人不但是斤斤计较的理性经济人, 又是易动感情的非理性宗教人。专业法律人的思维并不一定为普通百姓所了解, 因此严肃的法律判决也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人们朴素的道德观, 二者一旦冲突, 可能会掀起一股巨大法律人城邦与草根舆论场之间的法理与情理的抗辩, 并引发不和谐的仇视因素与社会戾气。

调解过程更注重双方当事人的情绪变化和内心感受。所谓“情理即法理”, 调解人采取多方换位思考, 借助于同情、理解、安抚、宽慰等真情流露, “以情感人, 以理服人, 于情于理, 融理入法”, 促成当事人双方在相互体谅中达成共识, 进而解决纠纷。而这一过程其实质亦即法院及法律人通过借助社会公德、风俗习惯、法理情义等劝导, 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起到了教育、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的根基。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 矛盾纠纷也日趋多样, 因而更需要我们法律人同心同德、广集智慧, 坚持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策并举。只有提供多层次、多途径、多渠道的权利救济模式, 才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选择权和话语权, 才能更及时有效地定纷止争, 才能积蓄更多的法治正能量, 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促进社会繁荣和谐!

摘要：调解过程具有速度快、效果好、费用低等明显优势, 其目的在于从矛盾的深层次解决和双赢局面的达成, 其功能在于填补当事人关系裂痕, 维护社会道德根基彰显了对当事人法律权利主体地位的尊重。

关键词：纠纷解决,调解,公正,和谐,法治

参考文献

[1]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J].中国法学, 2010, (1) .

[2]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4) .

加强法院调解工作　构建和谐社会 篇8

一、法院调解工作的发展及地位

法院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它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我国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民事案件的主要解纷方式。这一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兴起、质疑和发展三个阶段。

建国初期，以“马锡五式审判”为代表的法院调解制度开始兴起。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法制逐步建立，进入了“诉讼时代”。这一时期的特征就是将民事诉讼机制上升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以人民调解为主要方式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逐步萎缩和边缘化。进入21世纪后，在我国非诉讼机制不断萎缩之时，诉讼爆炸悄然而至，大大小小的案件犹如潮水一样毫无遮拦的涌向法院。有的为价值十几元的一棵小树打官司，而且从一审打到二审还不罢休，更有的因为两元钱“为权利而斗争”。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于失去了非诉讼机制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第一道、甚至也是最后一道防线。众多有识之土已经认识到调解价值观的失落和实践中重判轻调的做法给我们的社会秩序和诉讼秩序带来的恶果，呼吁要加大调解力度。

在我国大力推进法治建设的今天，法院调解制度更应该受到进一步地重视。这不仅仅是因为诉讼机制存在着解决纠纷成本高、周期长、僵硬缺乏灵活等缺陷，其根本原因在于，一种诉讼制度的贯彻实施必须有相应的诉讼观念与之配合、协调，否则缺乏观念支撑的法律制度，将是“纸面上的法律”而非“行动中的法律”。而我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和合文化”、情、理、法兼顾的文化，这就为我国的发展调解制度提供了最强大的支持。

二、目前法院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们的调解工作不同程度地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前些年，由于学术界曾经对调解制度的质疑，一些法官对调解工作的认识也一度出现偏差，在对案件的处理上往往简单地一判了之，不愿意做深入、细致的调解工作，从而导致案件上诉多、上访多、申诉多、息诉少的“三多一少”不良局面。二是一些制度和机制容易引发强制调解，当前的司法政策就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技术和宣传机制动员法官进行调解活动，如上级对下级、本部门对法官的考核量化指标，评先树优、责任追究等，使得法官“乐于调解、善于调解”、“全院上下群策群力，人人想调解、论调解、做调解”。这种机制在直接提高了调解率的同时，最负面的效应就是容易诱发强制调解。此外，还存在缺乏对法官在调解方面的业务培训，诉讼调解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制度，但同时更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它集法学、心理学等文化底蕴及表达艺术等等于一身，对法官的综合能力有着严格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的要求。因为每一件诉讼，通常都隐藏着巨大的利益和深刻的矛盾。对于判决而言，主要考验的是法官的法学功底；而对于调解而言，法官在精通法律的前提下，还必须揣摩透当事人的心理，分析当事人的所思所想、所惧所求。从而对症下药，引导当事人走出思想的误区，使原告方放弃不切实际的诉求、使被告方自愿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同时，法官还要铸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要刚柔并济，既要处处考虑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又要不失司法的权威。而所有这些经验都来自于日积月累，来自于长期的庭审经验，来自于对文化的理解和对人性的了解，这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对于年轻法官和审判经验较少的法官而言，若想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了。然而，当前法院的业务培训大多集中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学习，对于调解所需要的相关学科却很少涉及，这必然会影响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动法院调解工作

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既为法院加强调解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又对法院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及时更新调解理念，积极推进机制创新，有效提升调解水平，推动法院调解工作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具体而言，需要抓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强化调解意识，实现审判实践向司法理念的升华

强化调解是法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法院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和核心。法院坚持以人为本，首先要求我们法官坚定司法立场，切实做到司法为民。而调解是深深根植于我国文化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完全从有利于及时实现当事人利益出发，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可以为当事人提供一种实现“双赢”的最佳选择，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而且这种结案方式并不以损害司法公正为前提，相反却能使司法公正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从而最有效地维护和兑现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强化调解是法院建设和谐社会的最佳途径。根据调解的包容性、开放性、非对抗性的特点，如果办案法官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充分进行思想疏导和法制教育，融情、理、法于～体，软化诉讼程序的呆板与生硬，那么既能防止工作的简单粗暴，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又能通过辨法析理，化解当事人的不平衡心态，促成当事人互谅互让，握手言和，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减缓执行压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潜移默化之中，最大限度地体现法院的功能和价值。

2、创新调解机制，实现单一调解向立体调解的转变

(1)拓宽调解适用领域。当前，民事调解是法院调解的主要组成部分。要扩大覆盖面，把民事调解推而广之，积极探索和推进立案调解、申诉和解、刑事自诉案件和解、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执行案件和解的新方式，使法院调解进一步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努力做到凡依法可采取调解方式的，都尽可能通过调解方式予以解决。

(2)推行全程调解机制。将调解置于诉讼过程每一阶段和环节之首，作为办案人员开展工作的必经程序。如在送达法律文书时进行“送达调”；被告答辩时进行“答辩调”；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后进行“即时调”；庭前准备阶段在交换证据时进行“听证调”；庭审阶段进行“庭审调”；发挥双方委托代理人作用，促使当事人庭外和解，进行“庭外调”；定期宣判送达前，应一方当事人请求进行“庭后调”。通过全程调勰，实现立案阶段分流一批、准备阶段终结一批、庭审阶段化解一批、宣判之后平息一批的效果。

(3)建立调解激励机制。针对不同审判岗位的特点，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调解撤诉率，并将其纳入目标考评体系。将调解能力和案件调撤率作为考核法官工作业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对成绩突出的部门和个人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同时及时总结推广民事调解工作经验，制定出台指导性文件，规范、指导、推进调解工作，避免走弯路，提高调解效率。要着力培养一批调解能手，使法官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以促进调解工作的深入有序开展。

(4)在强化调解工作的同时，准确定位，避免强制调解。

一是是非曲直在诉讼调解中，法官应该树立正

确的诉讼程序观念并进行准确的角色定位，不可越权过限，不可干预私权。调解能否达成，根本上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合意。从本质上讲，它是当事人在法院指导下运用处分权自行解决纠纷的活动。如果要使调解真正实现当事人的合意，避免“合意的贫困化”，避免法官强迫或变相强迫，就应当认真对待调解制度存在的基础一一当事人的处分权。二是在诉讼中适时为双方提供协商、对话的机会和场合，起中介、沟通作用；当事人双方的对话一时陷入困境而无法继续时，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援助，帮助当事人恢复对话。三是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提出和解方案，供当事人协商讨论。四是在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予以笔录认可。五是健全对法官调解行为的监督机制。

3、增强调解能力，努力实现案结事了。

(1)增强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能力。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法官的责任已经不单纯是根据法律来判定是非，还要通过使用法律来及时化解纠纷，办出让社会接受和公众认可的案件。因此，必须加强法律专业知识学习，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善于从法律上准确把握和分析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理清调解思路，提出最佳的调解方案，确保调解工作依法进行。

(2)增强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通过更多地深入群众、深入社会、深入基层，真正做到把握社情、洞察民情，使调解工作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增强调解工作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3)增强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在提高调解技能上下功夫，善于选准调解的切入点、感化点和时间点，丰富调解方法，提高调解艺术，不断提高调解成功率。具体而言，要具有“四个能力”，即贴近群众的亲和能力，能让当事人坐得下：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让当事人听得进；周到具体的协调能力，能让当事人信得过；随机处理的应急能力，能让当事人稳得住。

(4)加强法官调解的职业技术能力。在法院调解实践工作中，对法官的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要求较高，提高法官的调解能力，构建当事人对法官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信任平台，是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能够有效引导当事人的重要保障。专业素养的提高，要求法官在法院调解过程中。法官对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及案件争议焦点的准确把握，对案件事实、证据以及纠纷产生背景的全面了解，对于相关法律规定、法律原则的分析和释明，都会引发当事人对法官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信任，使法官在与当事人沟通过程中占据主动，取得优势。因此。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的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能够有效地缓解当事人的对抗心理，使当事人从心理上接受这些法官对于诉讼成本和诉讼风险的释明，在法官的指导下做出相应的妥协和让步，促成调解成功。综合素养的提高，例如对基础学科的一般常识的知晓、掌握计算机等基本技能、对相关行业的常识、惯例、技术等方面的了解、一定的社会经验等等，都能构建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