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诉讼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法院诉讼调解工作调研报告（精选7篇）

法院诉讼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篇1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当地民情、社情和审判工作实际，成立了诉讼调解工作专题调研小组，并于最近深入6个县区法院和5个有代表性的人民法庭，采取听取基层法院调解工作汇报、与民商事法官及人民法庭法官座谈、发放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河源市两级法院民商事审判开展诉讼调解状况进行了调研，摸清了该市法院民

事诉讼调解工作的现状及做法，分析了当前诉讼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对策。

一、民事审判调解工作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广东省河源市两级法院从促进案结事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充分运用“和”的理念，把诉讼调解贯穿于审判工作的各个环节，积极开展诉讼调解工作，坚持当事人自愿原则、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原则、调解合法原则，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一）河源法院诉讼调解结案率近几年呈上升趋势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2004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3815件，其中调解结案790件，调解率为20.7%，比上年上升了2.4%；2005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3560件，其中调解结案862件，调解率24.2%，比上年上升了3.5%；2006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3594件，其中调解结案1114件，调解率31%，比上年上升了6.8%。2007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4512件，其中调解结案1993件，调解率为44.1%；2008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4452件，其中调解结案2558件，调解率57.4%；2009年全市法院1至4月份调解结案464件，调解结案率为63.2%，比去年同期上升26.37个百分点。在此过程中，涌现了一批调解能手，表现突出的如全国模范法官、一等功臣、调解能手——连平县人民法院隆街人民法庭副庭长谢顶义。

（二）法官对诉讼调解工作有统一的认识

当被问到“您在办案过程中注重调解还是判决”时，100%的被访法官选择了“注重调解”。没有人认为“调解不符合现代司法要求，是司法权威不足的无奈选择”或是“调解就是‘和稀泥’，容易使当事人怀疑法官的能力与公正性”或是“诉讼周期短，没有时间进行调解”。这充分说明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已经深入我市法院法官心中，牢固扎根在法官的办案意识中。其中，认为“调解有利于化解矛盾，从根本上息诉止争”的占90%；认为“调解可以减少执行压力”的占87%；认为“调解可以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诉讼成本”的占92%；认为“调解自由度大，工作量小，减轻办案责任和风险”的占33%。

（三）法官的调解积极性较高

对于“您平均对每一件案件进行调解的努力次数”这一调查，平均努力2次的占62%，平均努力3次或以上的占28%，而只努力1次就不再尝试调解的只占10%。对于“您认为以什么方式启动调解程序最合适”这一调查，73%的被访法官认为应由“法官主动建议”，认为应由“当事人申请”才给予调解的只占27%。因此，我市法院法官在调解工作中，多数人能积极投入，面对一两次的失败，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付诸努力。100%的被访法官认为我国当前的调解制度是“基本合理”或“很合理”，没有人认为“很不合理”。

（四）法官注重方式方法，将调解贯穿于审判全过程

对于“您注重在哪个阶段进行调解”这一调查，63%的被访法官注重“不分阶段随时进行”，17%的被访法官注重在“开庭前”，10%的被访法官注重在“庭审中”，10%的被访法官注重在“开庭后”。对于“您通常以什么方式开展调解工作”这一调查，17%的被访法官常是“面对面”、独自进行，18%的被访法官常是“背对背”、借助他人，而65%的被访法官常是将以上两种方式“兼而用之”。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的结果多数是什么”这一调查，有60%是“双方以法官的主要意见达成和解协议”，有40%则“以当事人自行提出的协议达成和解”。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市法院法官对待诉讼调解工作，不仅积极性高，而且注重方式方法，调解水平较高，有一定的调解艺术，在诉讼当事人中有一定的权威。

（五）诉讼当事人及其家属支持和配合诉讼调解工作

由于诉讼调解的优越性，以及随着近年来我市法院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和对诉讼调解工作的宣传力度的加大，诉讼当事人及其家属对诉讼调解工作的认同感也逐渐提高。不仅多数民事案件诉讼当事人能主动提出和配合法官给予调解，而且其家属也能积极支持法院的调解工作。如关于“您是否曾遇到诉讼代理人及当事人的亲属从中挑唆当事人不接受法院调解”这一调查，80%的被访法官为“较少”遇到或“很少”遇到，而“经常”遇到的仅占20%。

二、在当前诉讼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河源市法院注重调解工

法院诉讼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篇2

——杰罗德·思·奥尔巴克:《没有法律的公正?》

“调解与审判相结合, 法理与情理相交汇”是零陵区法院一以贯之的办案原则。今年年初, 我院特别探索设立了调解中心, 推行大调解“三筛”法, 即所有民商案件在预立案后, 先由法院调解中心进行案件调解“初筛”, 50%的简易案件得以有效拦截;另20%的重大案件、骨头案、疑难案进入“精细筛”, 由各审理庭的资深法官再次审理、调解化解;当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开始案件“配合筛”, 由执行法官与审理法官协调配合调解, 共同促进案件和谐结案。1至9月份, 全院办结的877件民事案件中有542件是调撤结案, 调撤率达到61.8%, 而调解中心的184件民事案件均以调撤方式结案, 调撤率高达100%。

零陵区法院调解工作的辉煌成绩离不开诸多法律人的卓越的调解技术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更离不开调解机制在纠纷解决上独有的魅力、优势与效果。

一、调解的运用彰显了对当事人法律权利主体地位的尊重

程序方面, 双方当事人自愿既是调解机制启动的基础, 又贯穿于调解程序的始终, 一旦有当事人不再自愿, 可即刻退出调解程序。实体方面, 调解协议能否达成及如何达成, 均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愿, 调解人的提议或方案不构成任何强制力。

因此纠纷双方对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结果都能够自主掌控, 对程序中的任意过程都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这极大地满足了当事人自我决策的心理, 极大地尊重了当事人权利主体的地位。而相应的, 当事人也会更为尊重和理解调解程序和调解人的善意和愿景。

二、调解的目的旨在矛盾的深层次解决和双赢局面的达成

原告起诉后, 被告或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强制卷入诉讼程序。而传统的中国文化素有“厌讼心理”, 被诉一方内心的屈辱和愤怒感更是明显, 进而形成了与起诉方人格上的强势对立, 而庭审过程中, 历经了法庭质证与辩论, 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更为明显, 更为加剧了庭审的困难程度。

事实上, “判决的法律意义在于纠纷主体或主体间的实体责任或权益确定化。”而“判决的做出 (乃至判决内容的强制执行) 并不完全等同于纠纷主体之间冲突的消弭。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冲突还会因国家或社会的介入而进一步激化。”有些时候, 法院白纸黑字的生效判决未必能够真正消弭纠纷、驱散矛盾, 相反可能激化一方当事人的不服忤逆心理, 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和冲突, 造成执行上的困难。

另外, 相较与诉讼只针对标的的针对性与无关内容的排除性, 调解机制则更加的民主和开放, 它可以引入很多庭审没有的内容, 譬如反应双方深层次矛盾的新事实;同时还可以听取调解人从法律视角提出的建议和指导, 促使纠纷双方得以“面向未来”的姿态看待矛盾的根本, 以“理性经纪人”的思维计算自身得失, 明确取舍内容, 进而自愿做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最适合的决定, 达成双赢的结局。

三、调解的过程具有速度快、效果好、费用低等明显优势

审判程序虽然可以完美地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但各项环节之间的复杂衔接与转换明显地拉低了诉讼效率, 然而对程序与规则的按部就班却又是判决正当化的依据, 因为对效率的过高要求势必削弱程序上的保障, 进而降低审判质量。

法彦有云“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 定纷止争的滞怠期越长, 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法律关系的认定难度就越高, 当事人的经济成本和心理压力就越大。然而, 调解的正当性是基于当事人的认可, 即只要双方同意, 调解人即可灵活地选择和组合程序, 简易化、便捷化地解决纠纷。

我国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费是由诉讼标的金额按比例分段递减累进征收的, 若当事人还支付鉴定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等则诉讼花销可能更大。而选择调解结案, 受理费用减半, 又不涉及执行费, 相较之下则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相当于为当事人节省了大笔开支。

四、调解的功能在于填补当事人关系裂痕, 维护社会道德根基

茅于轼曾论证, 人不但是斤斤计较的理性经济人, 又是易动感情的非理性宗教人。专业法律人的思维并不一定为普通百姓所了解, 因此严肃的法律判决也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人们朴素的道德观, 二者一旦冲突, 可能会掀起一股巨大法律人城邦与草根舆论场之间的法理与情理的抗辩, 并引发不和谐的仇视因素与社会戾气。

调解过程更注重双方当事人的情绪变化和内心感受。所谓“情理即法理”, 调解人采取多方换位思考, 借助于同情、理解、安抚、宽慰等真情流露, “以情感人, 以理服人, 于情于理, 融理入法”, 促成当事人双方在相互体谅中达成共识, 进而解决纠纷。而这一过程其实质亦即法院及法律人通过借助社会公德、风俗习惯、法理情义等劝导, 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起到了教育、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的根基。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 矛盾纠纷也日趋多样, 因而更需要我们法律人同心同德、广集智慧, 坚持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策并举。只有提供多层次、多途径、多渠道的权利救济模式, 才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选择权和话语权, 才能更及时有效地定纷止争, 才能积蓄更多的法治正能量, 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促进社会繁荣和谐!

摘要：调解过程具有速度快、效果好、费用低等明显优势, 其目的在于从矛盾的深层次解决和双赢局面的达成, 其功能在于填补当事人关系裂痕, 维护社会道德根基彰显了对当事人法律权利主体地位的尊重。

关键词：纠纷解决,调解,公正,和谐,法治

参考文献

[1]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J].中国法学, 2010, (1) .

[2]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4) .

法院调解工作的喜与忧 篇3

众所周知，法院调解在解决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上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法院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且使得沟通顺畅、社会和谐。但是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法院调解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果过度依赖与使用，将会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只有在调解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手段、多种方式，才能真正实现“双赢”或“多赢”的局面。

法院的调解工作，在不同时期和阶段，其功能和定位总处于一种变动中。有时调解被奉为解决纠纷方式的最佳选择而备受推崇，而有时调解则被认为是一种落后于时代需要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备受质疑。

从推崇的积极方面说，法院应该重视调解工作。

一是从价值上看，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号称“东方经验”。中国人向来奉行“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在古代漫长的农业社会里，对秩序和稳定的追求是统治者追求的重要目标，无讼、非讼、息讼是社会追寻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理想渗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治调解”“宗族调解”“邻里亲朋调解”等息讼解纷的制度；二是从功能上看，调解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最佳方式，是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贯彻群众路线的基本形式。调解工作，注重吸收一系列社会治理力量。这些力量，比单纯的法律空间大、方式方法多，容易使矛盾肢解、击破、解决，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健康。通过调解，有利于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同时对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三是从效果上看，诉讼由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官主持，遵循规范的程序，其结果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但同时也存在一系列的局限性。调解手段多样、形式灵活、依据广泛，给当事人更多的纠纷解决选择权，更能充分体现司法的自治原则。此外，调解是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一种良好形式，调解的过程是要结合具体的案情和当事人的实际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这种法制宣传教育针对具体人、具体事，解决具体问题，生动具体、感人至深，能让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旁听群众以及其他有关群众对该案有关政策、法律精神能铭记于心。同时，通过调解，还能有效地疏导被压抑的情感。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最高人民法院重新提出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有人认为，在当下我国各种矛盾纠纷大量增加的背景下，这种强调“和”的观念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我国绝大多数民事案件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类案件案情较为简单，诉讼标的较小。解决这类纠纷和矛盾，法官不能机械式、教条式办案，要多做调解工作，结合具体案情和当事人的实际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解开当事人的心结。

必须指出的是，法院不能过分地强调和追求调解结案率。一些纠纷可以通过调解来解决，但必然有一部分纠纷是无法通过调解解决的。如徐昕教授所说，调解最适合解决“关系修复型”的纠纷，通俗地说，就是熟人之间的纠纷，这类案件本身旨在处理好当事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但是，调解难以解决陌生人之间的经济类纠纷，特别是刑事案件，因为此类案件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是非对错，是确定的赔偿金额或者对责任人的刑期。

很多案件，当事人起诉到法院，就是请求法院作出裁决。法院强行启动调解程序，有可能限制和剝夺了诉讼法授予当事人的权利，动摇、损害人民法院的独立性、超然性，难以得到当事人的高度认可。从法治发展的情形看，不能将调解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更不能盲目地追求调解率，要辩证地看待法院的调解工作。之所以这么看，有几点理由：

其一，面对日益增多的纠纷，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所谓多元就是指调解主体的多元，合理的纠纷解决之道应该是将非司法性的和相对琐碎的纠纷交给其他部门，实现一定意义上的“权力下放”和“权力转移”，而非法院一家独大，大包大揽。换言之，法院应该是解决纠纷的参与者和纠纷的分流者。

其二，防止侵犯当事人的诉权。当事人起诉后，一些法院“暂缓立案”，劝说引导当事人由人民调解组织等进行调解。这固然有助于减轻法院的案件压力，但却存在着阻碍、限制当事人行使诉权之虞。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对于当事人之起诉应当积极审查并在7日之内决定是否受理。然而法院不是积极履行审查受理的法定职责，却是积极劝导当事人接受委托调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剥夺或阻碍了当事人上诉权的行使。

其三，从当前“案多人少”的现实来看，很多法院一直在案件增多的压力下超负荷运转和工作。有人认为，调解结案程序简单、工作轻松，实则不然。很多法院为了开展调解工作，或设立人民调解室，或与其他部门协商委托调解和指导调解，这些都会增加法院的人力和管理成本。更有甚者，调解本身意味着法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当事人的工作”，这必然使法官的办案成本加大。

其四，从一些调解的事后效率看，调解所带来的“案结事了”似乎没有这么理想和乐观。只讲法律，不考虑当事人的情感，容易使当事人钻牛角尖，纠纷调处容易走进死胡同；只讲情理，不讲法律，这样的“情理”没有根基，当事人也不会接受这样的“情理”。实践中有些调解结案的案件，虽然表面上让争议得到了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存在着对权利保护不力的问题，有违权利应受尊重、受保护的目的。同时，片面强调调解，有可能混淆是非，给没有充分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当事人以可乘之机，让本来无根无据的要求，堂而皇之地被冠以法律调解的外衣，侵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其五、随着当事人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随着市场主体交易方式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民商案件的调解难度在加大，简单地采用“和稀泥”的方式已经很难取得成效。为提高调解的成功率，法官需要登高望远，既要按照“理清关系，找准症结、推心置腹，动之以情、依法调解，不留后患”的原则，针对个案的特点和当事人的心理，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也要发扬庖丁解牛的精神，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切中各方当事人之间成讼和对抗的症结，激活各方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的潜意识。

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法院调解在功能上比较单一，更多追求的是“息事宁人”或“化解纠纷”，至于当事人是否实现了权利，法制是否得以长进，主流道德意识是否受到影响，法治秩序是否得到良好构建考虑是不够的。现代意义上的法院调解，在功能上应该具有更多的前瞻性：它不仅关注通过调解化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同时还要关注该纠纷的解决是否实现了当事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是否促进了现行法律的更新和发展。它不能过分强调当事人通过牺牲自己的权益来求得对纠纷的和平解决，它更期待通过调解，使纠纷主体在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基础上，寻求出 “双赢”乃至“多赢”的解决方案。

责任编辑：刘 敏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 篇4

（一）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 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包括当事人参加调解活动自愿和达成调解协议自愿两方面内容坚持自愿原则是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表现

（二）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指人民法院主持的调解活动和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首先，调解在程序上要合法，审判人员主持调解活动，应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其次，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要符合有关实体法的规定。

（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 法院调解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进行，但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当事人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进行调解。

五、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调解程序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调解开始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既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调解要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条件。调解开始的时间可以是判决前诉讼的各个阶段。调解活动既可以由合议庭主持进行，也可以由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进行，并尽可能就地进行调解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用简便的方式通过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特别授权，可由代理人参加调解。但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除不能表达自己意志外，仍应出庭参加调解，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应当出具本人的书面意见。在调解时，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或个人协助调解

（二）调解进行 法院调解应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因此调解程序开始后，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出示必要的证据，允许当事人双方就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和质证，1 并结合事先收集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然后，由审判员引导双方当事人就如何解决纠纷进行具体协商，协商的方式可以当庭进行，也可以庭外进行

（三）调解结束 调解结束有两种情况：一种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解决纠纷的协议，并经法院审查批准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成立；一是双方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虽达成调解协议，但未被法院批准，或者送达前当事人反悔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不成立。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签收调解书的，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要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继续对案件的审理。调解成立应制作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但有的案件调解达成的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只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即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0条的规定，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案件有：

1、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2、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3、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4、其它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但必须明确，依第二审程序调解成立达成调解协议的必须制作调解书。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审判决的效力问题。

六、调解书的制作 调解书应由首部、内容、尾部组成。首部，是指调解书的开头部分。首部应依次写明：人民法院的名称、法律文书的名称和案件编号，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住址等。案由应另起一行，单独列出。内容，是调解书的核心部分。内容部分应记明：争议的主要事实、调解理由和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案件事实上有哪些争议以及争执的焦点和各自的主张。尾部，是调解书的结尾部分。尾部应写明本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该项的右上方，由审判人员署名，写明签收调解书的年、月、日；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最后由书记员签名。

七、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效力 2 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经法院审查批准后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一经送达便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认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束诉讼程序 调解达成协议，标志着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确定。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调解达成协议在实体上的后果。同样，调解成立后，民事诉讼法法律关系消灭，诉讼程序宣告结束，人民法院不再对案件继续审理和判决。

（二）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起诉 生效调解书与判决书一样有排他的权威性，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实、理由再次提起诉讼。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当事人不得上诉 在调解书送达前，允许当事人反悔，但当事人不得对调解成立的案件提起上诉。如果当事人对生效的调解书有异议的，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再审。

法院诉讼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篇5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边远山区法院诉讼调解对策研究下

⑥、创新思维，提高民事调解技能

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尽力将矛盾纠纷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的同时，从自身挖潜上做文章，采取多种形式，对民事案件分门别类进行调处，尽力追求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一是特邀调解。对双方当事人系亲友、乡邻等特殊关系，人民调解组织又对纠纷基本情况和双方的“渊源”知根知底的案件，在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后，邀请人民调解组织协助调解。对于诉讼调解过程中遭遇阻力、但纵观全案仍然存在调和可能的案件，不搞简单的一判了之，而是邀请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与当事人相关的亲朋好友一起做劝导工作，力促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二是巡回调解。在全县未设立中心法庭的乡镇设立巡回办案点，每个巡回点相对固定1至2名包片法官，负责所辖区域民事纠纷的及时调处、定期接受当事人的法律咨询以及该辖区专、兼职人民调解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等工作。三是“七法并用”。在实践中，全院积极摸索出了“资源法院调解七法”即抢抓关键法、利益平衡法、辨法析理法、案例诱导法、借力使力法、冷却处理法、温情处理法，这些民事调解工作方法在审判工作中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4、诉讼调解工作的效果体现

①、社会效果良好。案件调解成功，可以化解当事人的对立情绪，防止矛盾激化，有利于减少纠纷的对抗性，有助于维护当事人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降低上诉率和申诉率，做到案结事了。如车田法庭2009年审结的近98 件案件，调撤结案率达90.3%，调解案件服判息诉率达100%。梅溪法庭2009年以来受理案件77件，调撤结案率占70%，无一例因处理不当导致矛盾激化和上访事件案件的发生，法庭因此被当地党委评为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②、提高了诉讼效益。案件调解优化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缩短了办案周期。如2009年车田法庭运用不同调解方法，有28 起案件分别在三天之内进行了调解，大大降低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轻了法院压力。

③、当事人诉权得到较好维护。调解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发挥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作用，实现当事人主义的私法功能;在实体法律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中的协商和妥协，达到双赢结果。例如2009年5月22日上午,一支腰鼓队从资源县城风雨桥出发,沿着县城干道一直表演到县法院门口,吸引了不少群众观看。在腰鼓队前开道的是几名中年男子,他们打着一条横幅和一面锦旗,上面分别写有“资源县人民法院执法公正为民做主办实事”、“感谢资源县法院执法为民、廉明公正”,落款为资源县金山村全体村民赠。这起案件起因是原村干违法将800余亩山地低价发包，使近2000村民与承包者产生积怨，矛盾一触即发。现任村干积极引导村民依法维权，资源法院法官走村串户，认真调解化纠纷——精诚所至金石开 千人积怨一朝解。资源法院成功调解这一起棘手案件的事迹先后被《广西法院网》、《桂林晚报》、《南国早报》、《平安广西网》、《法治快报》、《2009年5月22日的广西综艺频道今晚最前线》等多家媒体报道，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双赢。

④、缓解了执行难。诉讼调解以双方自愿为基础，也容易为当事人实际履行，避免了执行的困难和压力。从全院调解结案的情况看，因直接调解结案无需进入执行程序的占70%，而判决结案需进入执行程序的占案件总数 90%以上;调解当庭兑现的占30%，如期履行的占70%，当事人申请、法院依法采取教育、敦促等措施，促使债务人履行协议的只占30%，效果明显。

三、主要问题与困难

该院在诉讼调解中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因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在：

1、客观因素方面。

①、审限对调解的制约和影响。民诉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审限为3个月，但是否可以延长未明确。特别是作为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绝大多数案件均采用简易程序审理，但不可能在调解上站用所有审理时间，而为加强审判流程管理，我院又在法定审限内进行了提速，导致审判人员缺乏足够时间进行充分的调解工作，少数审判人员担心超审限而选择开庭判决结案。

②、案件调解难度有所增大。近年来，民事案件的类型呈现出多样化、新型化等特点，涉及的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纠纷也呈现日趋激烈之势，而且，当事人对诉讼的认识存有一定的盲目性，非要和对方拼个鱼死网破的思想并不少见，因此，案件调解的难度显著增大，审判人员花费在调解上的时间也需大大增加。

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影响了调解工作的开展。近年来，民事案件数量增长较快，民商案件占全院诉讼案件的60%以上，而我院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人员仅占干警总数的36.37%，案多人少矛盾比较突出，法官压力日益增大，而调解有时比较耗时费力。在审限和结案率的压力下，法官一般会采取判决方式结案，以此加快办案节奏、提高办案效率。

④、被告到庭率直接影响调撤率。由于部分被告长期在外打工且有的住址不明，导致部分案件只得采用公告方式送达、缺席审理;部分案件虽已送达，但当事人消极应对、拒不到庭，造成无法正常开展调解工作。以2009年为例，被告未到庭应诉的案件就有25 件。

⑤、一些诉讼当事人及代理人不愿接受调解，造成调解不能进行。一些当事人认为调解是“和稀泥”，自己的权益会受到影响，而要求判决。个别抱着“不蒸馒头争口气”打“气官司”的当事人，为了一些微小的利益，非要判决争输赢。个别诉讼代理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怕调解结案影响代理费的收取，不愿劝说当事人让步调解。特别是一些风险代理或诉讼标的低于代理费的案件，代理人为争取利益的最大化，而拒绝接受调解，有的甚至阻挠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致出现一些有诉讼代理人的案件调解更难的现象。客观存在的执行难也使当事人对调解持保留态度。调解意味着一方当事人利益的让步，而现实中一些调解案件

仍存在执行难问题，当事人选择调解既放弃了自身的部分利益，又无法使调解协议顺利、如期达成，因此许多当事人对调解仍宁愿持保留态度。

⑥、以调解结案率作为评定法院工作和法官能力的主要标准，导致少数法官片面追求调撤率，出现变相调解的情况，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以劝压调”、“以判压调”、“以诱压调”。这样的调解不仅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扭曲了调解的公正性，而且使当事人对法院调解产生怀疑，调解工作走向被动。

⑦、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实践中不好操作。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前，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虽然对调解作了规定，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实践中难以操作，造成审判人员在办案中不敢大胆适用调解。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如有些审判人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选择性较大，有些能够调解的案件审判人员只是在庭审辩论后询问一下是否愿意调解，走一下过场，不再做进一步的调解工作。

2、主观方面

①、有的法官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偏差。有些法官仅把调解当作回避办案风险的手段，对案件处理把握得准的案件，不愿花时间去做调解工作，遇到把握不准的案件时才想方设法进行调解，对调解工作有功利性倾向。有的法官认为判决更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而调解弱化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②、有的法官不能正确处理判决和调解的关系，认为法院工作是钢性的，应以判决为主，以体现法律的权威，错误地认为判决结案是法院提高审判效率的主要途径。要么一味强调判决，能调解的案件不调解，要么一味强调调解，当判的案子不判决，进而影响了办案的质量与效率。

③、有的法官的调解能力和技巧与新时期调解工作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有的法官对做好调解工作存在畏难情绪，不愿做、不想做艰苦细致的调解工作。一些年轻法官学历高，但社会经验不足，尤其不懂当地乡风民俗，调解技巧缺乏，调解能力相对较低，再加之一些当事人基于传统观念对他们缺乏信任感，影响了调解工作的开展。

④、有的法官对司法政策理解不深，对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案件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理解上存在着片面性，不了解民事诉讼根本目的是平息争端，解决纠纷，存在着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思想，有的则认为所有的案件都要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才能调解，没有明白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含对一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清的案件，通过协调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而在调解中，对案件事实并不完全清楚，当事人协商一致，不侵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不违背公序良俗的调解协议的效力也不予以确认。

四、对加强边远山区法院诉讼调解工作的几点对策

调解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有利于在解决民事纠纷时维护双方当事人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诉累，降低诉讼成本，达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效果政治的有机统一。为充分发挥诉讼调解的上述功能，针对具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强宣传教育，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自觉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我们要按十七大的要求，充分发挥法院职能作用，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强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要增强审判人员的大局意识，引导他们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正确看待诉讼调解，纠正调解“否定与替代论”观点，克服畏难情绪，提高运用调解解决诉讼纠纷的自觉性。

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通过把讲理与讲法结合起来，让当事人能够接受调解结果，提高自动履行率。它有利于及时调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人民内部的团结，维护家庭、社区和邻里关系的安定，有效地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有利于体现当事人平等主体的地位，发挥平等协商、平等对话的功能，创造和谐的气氛;有利于体现法官居中的作用，体现公平、公正的职能作用，体现司法公开、透明的特点;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胜败皆服、定分止争的目标。加强调解工作，可以使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处于不稳定、不和谐状态的社会关系及时恢复稳定，最终实现和谐。因此，要大力加强做好调解工作的宣传教育，把调解工作提到践行司法为民、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来抓，强化全社会运用和谐方式解决纠纷的理念。法官要将每一件纠纷的调处都视为促进社会和谐的一次具体实践，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坚持“自愿、依法、民主”原则，做好调解工作;法律工作者要树立大局意识，讲求职业道德，主动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力争调解结案;诉讼当事人要增强和谐意识，尽量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努力营造法官积极调解、当事人乐于接受调解、诉讼代理人促进调解的良好氛围。

2、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调解工作的若干司法解释。200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同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关于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对民事调解工作又作出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这些司法解释特别是《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加强诉讼调解的指导性、规范性文件。法院应结合《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以及审判实践，认真学习把握、准确领会几个《规定》的精神实质，正确适用。

3、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当前，我们强调要强化诉讼调解，除了法律规定不能调解的案件外，其他民事案件都应当做好调解工作;除了一、二审民事案件可以调解外，再审民事案件也可以进行调解。同时《规定》也明确了“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可以说《规定》进一步强调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全面贯彻调解工作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对那些矛盾易激化的群体性案件;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新类型案件;案件事实难以查清，是非曲直难辨，真伪对错难断的案件;容易引发连环诉讼，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案件;涉及婚姻

家庭继承，亲属之间财产纠纷，邻里关系，合伙，合作等纠纷的案件等，更应该尽可能以调解方式结案，了断纠纷。

基层人民法院要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既要切实解决重判决，轻调解导致的不愿调、不会调的问题，又要防止因片面追求调解率带来的违反原则调解的问题，绝不能因注重调解而违背公开审判的原则，违背依法调解的原则，要坚决防止防止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坚决防止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因双方达成协议而遗漏其他当事人，坚决防止调解协议内容不清晰而导致履行或执行时出现对协议内容理解上分歧，坚决防止向当事人做调解工作时对法律规定曲解或断章取义而使当事人再发生缠诉，坚决防止因急于求成而进行不良调解，如违法调解、强行调解等，坚决防止忽视调解参与人的诉讼资格而出现的问题，坚决防止调解协议遗漏诉求，坚决防止久调不决，坚决防止强调调解而忽略应有程序性

4、努力提高调解水平和审判人员诉讼调解的能力。加强调解的调研工作，通过对各类型案件进行跟踪统计，掌握各类案件调解工作的难易程度与特点，使调解工作的开展更具针对性，调解方法更行之有效。加强对调解经验的总结与交流，通过组织审判人员学习、交流各种调解经验，提高审判人员的调解技巧。强化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审判人员的知识技能和知识领域，包括法官职业道德、现代司法理念、司法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房地产知识等，以适应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提高调解的效率和成功率。

一是继续探索进行调解的有利举措，最大限度的提高审判效率。使调解能够达到及时解决民事纠纷，化解审判法官的工作压力，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的最佳效果。

二是强化监督机制建设。建立健全调解案件质量考评体系，加强调解的奖惩考核，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以保证当事人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处分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避免强迫调解和违法调解等现象的发生。

三是充分发挥相关社会组织力量和作用。在诉讼调解中全院各业务庭要加强与其他乡镇、村委会、妇联、共青团、学校等组织单位的联络、沟通与交流，完善诉前和诉后的调解机制建设，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化解民事纠纷。同时强化对人民调解的业务指导，加强联系，密切合作，努力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5、大力提高调解的技巧和能力。调解是一种技巧，是一门又艺术，从司法实践来看，除了必须具备司法为民的思想和认识，在调解工作中，一是要找准个案特点，弄清争议背后的核心原因;二是找准调解方式，学会利用热心、耐心、细心、公心、关心，内求配合和外求关心支持相结合，思想教育和批评疏导相结合，依法依理和讲究策略相结合，掌握主动，把握时机。三是用准调解语言，善于打好语言攻心战;四是因人而宜，因案制宜，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要通过组织庭审观摩，座谈研讨，充分发挥调解经验丰富的法官的作用，抓好调解方法的传、帮、带，及时把握新时期诉讼调解的规律，不断创新调解方式方法，提高法官的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进一步结合判决的刚性与调解的柔性，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6、开展“审务进社区、调解入万家”活动。“审务进社区、调解入万家”活动以设立巡回法庭、实行巡回办案，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积极参与社区(乡镇)矫正和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服务为主要内容。法院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巡回法庭，深入到各社区、各乡镇，缓和钝化区内民事矛盾，快速便捷地解决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小额债务纠纷等，减少不必要的应诉环节，方便群众诉讼。

法院诉讼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篇6

邓侠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传时间:2008-4-

21诉讼调解在化解纠纷方面具有判决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备受重视。目前虽然通过减半收取诉讼费、将调解率作为法官考核标准之一等手段以鼓励法官和当事人调解结案，但实践中采用调解方式结案的为数不多，笔者试图结合审判实践对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一、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

将诉讼调解制度纳入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初衷，是因为调解在化解社会冲突方面，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易使当事人服判息讼，便于义务的履行。然而，随着诉讼调解制度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很好统一的功能被越来越多的司法者引起重视，采取诸如调解结案的法院减半收取诉讼费，将调解结案率作为法官年终考核、晋升的标准之一等措施以使当事人和法官着重调解纠纷，但现实是残酷的，法院的调解率并没能随着这些激励措施的实施而上升，反而有逐年下降趋势，而且，调解后反悔和不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的现象亦时有发生。究其原因，笔者试图结合审判实践对此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当事人主观排斥调解

1．自愿原则在诉讼调解中难以真正实现

调解指的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意见交换或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从而帮助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场面。①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调解和判决是解决纠纷的两种不同方式，而诉讼内调解是在法官主持下进行，且一般是主审法官或同一合议庭。这就使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调解者和判决者。法官在调解中虽是中立的第三者，但由于在其背后有潜在的国家强制力，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法官作为调解者与一般的民间调解者大不相同。而纠纷的最终解决方式是判决。目前，案件的合议程序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使得我国的庭审合议制度实际上许多是流于形式，合议庭的其他法官实践中只是出庭参加陪审，对于审理结果往往并不真正关心，这就决定了主审法官在判决中的主导地位。而法官作为调解者和判决者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法官在调审结合的模式中要想真正把握自己的身份是相当困难的，为了使固执于自己主张的当事人作出妥协，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人滑向裁判者„„或明或暗的强制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②因此，在具有潜在国家强制力量的调解中，当事人总是权衡调解与即将判决这两种结果，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结果，再加上作为当局者的有些当事人看不清形势，此时法官对案件形势的洞察与分析会影响当事人对案件结果的预期，因此，选择妥协与让步是明智的，而此时决定调解本质的“合意”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合意”，甚至沦为“恣意”，体现调解根本的自愿原则就会扭曲和虚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当事人在调解后反悔和不履行调解确定义务的情况了。

2．诉讼调解申诉程序难以启动使当事人不愿调解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调解和判决是解决纠纷的两种并行的方法，调解贯穿于诉讼的整个过程。和判决相比，调解程序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它在诉讼过程中可以随时启动。尽管我们期待坚持公正标准，但调解过程比起我们习惯的民事诉讼还是有一种更大流动性和非正式 1

性特征。③任意性的调解过程难以保证公正的结果。这是因为，和判决相比，调解权的行使缺乏监督，实践中调解是在主审法官的促成和组织下双方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从而化干戈为玉帛。虽然调解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但调解不同于审判，调解需要当事人相互理解，若以公开的形式进行调解，允许群众旁听，那么当事人就可能碍于情面不肯作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达成调解协议。此外，在审判方式改革中，虽然要求调解要“面对面”进行，但实践中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面对面地协商，调解的成功率很低，主审法官往往选择“背对背”方式，即在庭前、庭中休庭后或庭后进行，由主审法官分别找当事人谈话，通过沟通，最后达成共识。这种方式虽然容易调解成功，但由于调解过程缺乏透明和监督，使得当事人对法官的中立性产生怀疑。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可以申请再审，经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但是再审的条件限制太多，使得发生再审比直接上诉艰难很多。因此，调解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在调解不成或法官意愿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容易促使法官情绪化地作出报复性裁判，在个案上为法官办理人情案、关系案创造了条件，法官在事实和证据对一方当事人不利时，可想方设法比如采取劝说、引诱、施压等方式去促成调解，为一方当事人谋取不当利益，这就不难理解深受当前这个“熟人社会”之苦的当事人对司法公正性缺乏应有的信任与尊重。

而对判决而言，程序的严密性和合理性保证了审理和判决的公正性和可信赖性。④判决虽然不能完全保证案件结果的公正，但由于在一审判决之后，如果当事人不服，还可以向上级法院请求上诉和再审，这就使得当事人具有比在调解中拥有更多的权利救济方式。而且，由于法律的不确定性，导致当事人对诉讼的期待过高，对起诉和调解的成本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而理性是调解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之一，当事人理性程度越低，法院促成双方和解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当事人两相比较，往往宁愿选择耗时较长、程序规范的判决而非调解。

3．调解书的事实认定影响日后的权利救济

实践中，大量的调解都是在法官的促成和组织下，双方当事人在互相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化干戈为玉帛。而这种让步实质上就是让出部分实体权利，一般情况下是原告让出部分实体权利以换取对方自动履行义务。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实际上是原告妥协的结果。根据民事诉讼法，调解书须写明法院查明的事实，而事实上，双方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而作出的妥协与让步，与经过判决所作的案件事实是有出入的，加之有些案件的案情难以或无法查清，这就使得法官不得不作技术上的处理，这样作出的“模糊法律产品”，若作为日后的证据适用，对原告当事人是极为不利的。加之调解书的申诉程序难以启动，这就更使得当事人更不愿选择调解。

（二）法官自身的因素

诉讼调解不仅需要调解员具有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具有权威、熟 道德情理。而近年来，随着大量受过法学教育的高校毕业生进入法院，法官队伍尤其是一线审判力量不断专业化、年轻化。这些法官往往对法律的规则及程序有着清楚的学理认识，更关注法律的技术性，而且受现代西方司法理念的影响，追求较为理想化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因此，他们一方面对调解持怀疑态度，认为判决更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而调解弱化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对调解工作不够重视，另一方面，限于年龄、知识结构和经历、工作经验的不足，他们缺乏调解的经验和技巧。

另外，有些法官对调解工作有功利性倾向，他们把调解当作回避办案风险的手段，对案件处理把握得准的案件，不愿花时间去做调解工作，遇到把握不准的才想方设法进行调解。而且，调解需要主审法官付出更多的代价，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需要法官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心血，这也要求法官有良好的个人素质。

（三）立法、制度上的原因

1.审限对调解的影响。

现行审判方式实施后，随着法院“大立案”、立审分离、统一送达、排期开庭、强化庭审功能、强调当庭宣判率和结案率、狠抓审限等措施的实行，主审法官自主支配调解时间和把握调解时机的空间有限。由于庭审的激烈对抗性特点和时间的限制，当事人在庭审中很难达成调解协议，因此，调解一般在庭审后进行。而一次调解成功的可能性却不大，往往需要多次反复，耗时费力。在目前大部分法院信息系统没有设置申请和解以及延长调解期间扣除审限的情况下，承办人在大多数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并不复杂的情况下，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成本则较之于调解要低得多，因此他们选择宁愿选择判决而非调解。

2.“事清责明”原则限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事清责明原则是指法院在给当事人双方居中调解案件时，促成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必须建立在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事清责明原则本质上应该是对判决的要求。调解和判决虽都是解决纠纷的方式，但调解本身具有“案结事了、彻底解决纠纷”的特点而一直备受我国广大群众接受，其与判决具有的“实现权利保障、解决民事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是不同的。要求在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调解，不仅容易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而且缺乏实际操作性，因为实践中好多纠纷是无法或难以查明案情的，而当事人双方又同意调解。该原则既违反了当事人可以合法自主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原则，限制了调解协议的空间，同时也不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且是阻碍调解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出路

在当前诉讼爆炸的时代，各级法院将诉讼调解提为重要日程，如芜湖法院设置了调解能手以鼓励法官有效利用司法资源，并将调解率作为法官考核的标准之一。但正如前所述，由于当事人和法官及当前法律制度的博弈，诉讼调解在实践中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针对此种情况，笔者以为，解决目前诉讼调解制度的出路就是在坚持自愿调解原则基础上，将审判主体与调解主体相分离，并完善相应的立法和制度。

（一）坚持自愿调解原则

调解在本质上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一种自主处分，因此，当事人是否自愿将影响调解的最终目的—彻底解决纠纷能否最终实现。自愿原则作为诉讼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指法院在处理案件时，是否采用调解方式，采用何种调解方式，是否能够达成调解协议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均应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或欺骗当事人进行调解或达成调解协议。

近年来，随着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医疗纠纷问题、农民工工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问

题、商品房买卖和物业管理纠纷等群体性纠纷的大量涌现，通过最后的救济方式法院裁判来解决，已彰显出诉讼不能彻底解决社会纠纷的矛盾。而诉讼调解则能最好地发挥判决所不具有的作用，其能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因此，诉讼调解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司法系统的重视。

在目前有关对诉讼调解的呼声日高的情况下，笔者以为，法院在强化调解意识和调解功能的同时，不能依赖调解，一定要严格坚持“能调则调、该判则判”的原则。法官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当事人的意愿，能够适用调解的尽量调解结案；而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依法不能调解结案的，不得强行调解；调解开始后在法定期限内无法顺利达成协议的，严格依规定转入审判程序。法院既不应盲目追求“一步到庭”，忽视诉讼调解的作用，不顾办案效果而强审强判；也不应盲目追求调解结案率，勉强调解，当判不判。

（二）调解主体与审判主体分离

笔者以为，将调解主体与审判主体分离，是解决诉讼困境的唯一出路。首先，调解员若背后没有了潜在强制力的支持，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就不会因为惧怕得到更不利的判决结果而主观排斥调解。其次，有利于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大量的纠纷出现，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还未能真正建立，案多人少的局面已使现今的法院感觉压力太大，加上新的审判方式要求法院严格按照审限结案，而调解又费时费力，这无疑又加剧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与众多的纠纷之间的矛盾。而如果将审判主体与调解主体分离，可有效减缓审判法官的这种压力。因此，笔者试图以以下思路考虑调解主体与审判主体分离的实际操作。

首先，法院要考虑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特点，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并备有专门的人员调解民事和行政纠纷。这些专门人员应是法院聘请的退休法官、资深的律师、人民陪审员或调解经验丰富的在职法官等。借鉴国外经验，还可吸纳社会人员参与调解过程，如聘请专家、居（区）委会或德高望重的人员等。法院应将调解员名单列出以供当事人备查和选择。当事人可以从这些名单中选择一个或两个调解人成立调解小组。

其次，法院应制订相应的调解程序规则，规定案件的调解期限，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自动转入判决程序。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要求主审法官根据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一经签收，就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调解员在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时，应建议双方约定不履行该协议的违约责任。一旦当事人之后不签收调解书，另一方当事人可据此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然该责任的承担不影响法官对该案的最终判决。当事人若不在调解协议中约定违约责任，在签订调解书前发生反悔的，如果查明没有正当理由，法官在最后作出判决时，应判决反悔方向对方支付因调解而付出的合理的成本。

第三，调解机构在调解案件时，只要当事人双方合意，可以不在分清是非基础上进行。当事人在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及不伤和气的心态，对事实不再调查，对责任不再追究，无论在何种程度上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都是当事人依法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因此，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不应构成调解的前提，由法院分清是非也无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加上有些案件的案情很难或无法查清，而且受中国“和为贵”传统思潮的影响，当事人选择诉讼调解就是不想在法庭上严重对峙，因此，法院制作调解书时，仅应写根据现有证据予以证明和当事人共同认可的事实作为法院查明的事实，而对案情很难

或无法查清的，则可以征询双方当事人同意，对案件事实不予认定。

第四，建议将调解时间排除在审限之外。目前我国很多法院信息系统并未将调解时间排除在审限之外，这也使得一些当调能调的案件，由于法官限于审限的控制，而不得不选择判决。为追求司法效率和司法正义，防止法院积压案件，将案件排期并严控审判流程和审理期限，这是现代司法追求效率和正义的必然结果。然而，调解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将调解时间计入审限，这必然影响法官对调解的主观态度。鉴于此，笔者建议应将调解时间排除在审限之外。

注释：

①棚濑考研（日）：《纠纷的解决与审判机制》．王亚新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机制 篇7

一、目前行政诉讼领域“协调和解”现状

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统计数据看, 自《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 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均在1/3以上, 最高时曾达57.3%。据调查, 行政案件撤诉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原告起诉后, 认识到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或处理决定正确, 因而主动申请撤诉;二是在诉讼过程中, 被告改变原来的行政行为, 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三是审判机关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为避免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而“影响关系”, 主动找行政机关“交换意见”。建议行政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 以促使原告撤诉。以上三种情况中, 第三种情况导致的撤诉较为普遍。

从上述情况看出, 在司法实践中, 有相当一部分行政案件是通过审判机关“协调”双方“和解”的方式解决的。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 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裁定前, 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而原告因此申请撤诉符合相关条件的, 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这一规定从司法解释的角度肯定了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和解”的合理存在。这种“协调和解”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调解”, 只不过囿于《行政诉讼法》的明文规定, 才将这一实际具有调解性质的诉讼活动措辞为“协调和解”。笔者以为, 与其让这种“协调和解”顶着“规避法律”的帽子, “犹抱琵琶半遮面”, 倒不如顺应实践需要, 从立法层面构建起法律框架内的、规范的行政诉讼调解机制。至于有些学者担心行政机关 (甚至法院) 恃强凌弱, 假借“协调和解”之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 而因此反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机制, 则未免有些因噎废食了。

二、构建行政诉讼调解机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一) 构建和谐社会所需求的司法理念转变。

调解, 号称“东方经验”, 是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之一。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古已有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 它又成为人民司法的一大特色, 至今仍为世界许多国家肯定和借鉴。如今中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传承“和为贵”的司法理念, 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可以强化行政诉讼的纠纷解决能力, 通过调解 (和解) 达到“案结事了”, 实现双赢, 达到司法和谐的目的, 正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 也是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司法价值追求。

(二) 现代行政行为的深刻变化为构建行政诉讼调解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理论, 主要是基于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全能的管理型政府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行政行为的运行方式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这些自由裁量型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拥有有限的处分权, 这就为行政诉讼调解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在行政诉讼中, 行政主体“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请, 再一次反省和检视自身所作出的行政行为, 在行政裁量权所限定的合理幅度内, 可以对原行政行为进行适当的修正和变更”。

(三) 行政诉讼终极目的实现及诉讼效益的需求。

行政诉讼目的在于解决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纠纷, 所谓“定纷止争”, 才是其终极目的。然而, 在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运行框架内, 这一目标的实现却大费周章。从《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在行政诉讼中, 对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法院一般只审查其是否合法,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许多行政案件中, 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争议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 对于这些行政行为, 法院判决维持, 无助于纠纷的解决, 反而往往导致涉法信访;而那些判决撤销或限期履行的, 行政机关在判决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相对人如果仍然不服, 再提起诉讼, 则又周而复始,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 国家司法资源的消耗大大增加, 当事人的情绪、心理也饱受折磨, 极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而调解作为一种诉讼手段和纠纷解决方式, 一直以低成本、高效率为人所称道。高秦伟曾将行政诉讼调解的实务价值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可以使原告在较短的时间实现起诉目的;二是当被告行政机关意识到被诉行政行为确有错误时, 可以主动改变具体行政行为;三是可以缓解社会矛盾, 减轻法院的压力。因此, 构建行政诉讼调解机制, 对于息诉减讼, 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的发生, 实现纠纷的彻底解决, 维护社会稳定,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 域外较为成熟的行政诉讼调解 (和解) 经验可资借鉴。

放眼世界,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诉讼法律都设置了诉讼调解 (和解) 机制。德国《行政法院法》规定了审判法官有权试行和解, 且有效成立的和解等价于法院裁判, 具有执行力。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也有类似规定。有学者研究, 英国的行政案件, 大约4/5是通过调解解决的, 1/5是判决解决的。日本、瑞士等国虽未明确规定行政诉讼可以进行调解, 但从有关法律条文中仍可以推知, 允许法官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行政诉讼调解 (和解) 在域外的有效运用对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机制有直接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2007年3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行政诉讼和解机制”, 全国人大也已将《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纳入法律修订的议事日程。种种迹象表明, 当前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将调解制度应用于行政诉讼领域已是大势所趋。因此, 笔者建议, 修改《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 将“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不适用调解”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可以适用调解。”, 然后再从司法解释的角度, 对行政诉讼调解加以规制。

三、我国行政诉讼调解机制构建设想

(一) 含义。

笔者所设想的行政诉讼调解, 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 在法院的主持、引导下, 涉诉的行政机关与相对人 (必要时还有第三人) , 围绕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自愿、平等、合法地进行协商, 并形成合意, 从而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活动。这一含义强调两个方面:一是法院的角色定位。法院在行政调解中, 绝不能仅作为一个中立的主持者, 被动地等待双方达成合意。有学者认为, 法院不可“代替当事人出主意”, 笔者不敢苟同, 如果当事人囿于知识或信息的缺陷, 无法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 那么法院适当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并不有违中立立场。而且, 对于当事双方自己达成的合意, 如果法院发现有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之处, 也有义务运用释明权, 提醒有关当事人, 防止原告方被误导、被诱骗或基于自身认识错误签订调解协议, 也有权制止原被告双方签订有损第三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协议。二是第三人参与行政诉讼调解。众所周知, 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中, 有一些会牵涉到第三人利益及至社会公益, 如行政裁决、行政合同等, 在行政调解中, 行政主体作出了一定让步, 有可能侵害到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益, 而被侵害对象对此却毫不知情, 显然是不公平的, 还有可能酿成新的行政诉讼, 有违法院进行行政调解的初衷。域外行政诉讼调解 (和解) 法律制度中, 是允许第三人参加的。如《台湾行政诉讼法》第219条第二款:“第三人经行政法院之许可, 得参加和解。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 得通知第三人参加”。同时, 第三人既然可以依法参加行政诉讼, 那么参加作为行政诉讼过程之一的行政调解也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 适用范围。

行政诉讼调解适用于具有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诉讼。具体而言, 有下列几类:

1、行政赔偿案件。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 笔者在此不再赘言。

2、行政裁决案件。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授权, 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特定的民事纠纷 (争议) 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裁决案件中, 相对人是围绕着自己的民事权利义务来衡量被诉的行政裁决行为, 这里面交叉着行政和民事两种法律关系, 而民事争议是可以调解解决的, 当民事双方就争议达成合意后, 行政机关变更或撤销原来的行政裁决, “实际上是民事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 并不涉及公权力的调整减让”。因此, 行政裁决案件是可以调解的。

3、行政不作为案件。

所谓行政不作为, 是指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对于此类案件, 如果判决, 只能是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或确认其不作为违法 (如果履行已无实际意义) , 对于可能急需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原告来说, 这种判决离自己的预期目的相差甚远或并无助益, 而如果进行行政调解, 则行政机关可以以“作为”程序的启动来体现对原告的让步。这种让步本来就是其依法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 因而无关公权力的妥协和减让, 原告也得以迅速实现诉讼目的, 从而解决争议, 实现双赢。

4、行政合同案件。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 行政合同是一种普遍的行政现象, 近十多年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行政合同被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 如政府采购合同、科研合同、国家订购合同、公用征收合同、公益事业建设投资合同、国有企业承包管理合同等。行政合同案件可以适用调解, 因为行政合同是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 这种合意是对行政合同纠纷进行调解的法律基础。

5、其他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案件。

如, 在被诉行为是自由裁量型的法定行政奖励和裁定的行政奖励案件中, 在规定了幅度的行政处罚案件中, 由于行政机关都拥有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因而也具备行政调解的可能。

(三) 适用原则

1、自愿原则与合法原则。

这是调解制度本身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所有调解活动概莫能外, 毋庸赘言。需要强调的是, 法院在调解时必须要特别注意审查原告接受调解是否真正出于自愿, 被诉行政机关有否在背后施加压力, 法院本身更不能以明示或暗示方式“以压促调”、“以判压调”、“以拖压调”, 防止调解结案率的畸形上升。

2、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原则。

行政诉讼调解不是“和稀泥”, 而是要在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前提下进行, 必须先查明案件事实, 分清双方责任, 在不损害社会公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进行调解。否则, 既放纵了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 也不利于对有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四) 程序

1、启动。

域外的有关行政诉讼调解 (和解) 的启动有依当事人申请的, 也有法院依职权提出的, 如《台湾行政诉讼法》第219条第一款:“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 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何, 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 亦同”。笔者认为,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 以当事人的书面申请为行政诉讼调解的启动程序较妥。

2、阶段。

笔者认为, 行政诉讼调解应当只适用于一审程序中。因为在二审阶段, 法院不仅要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还须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否正确, 此时若进行调解, 相当于放弃自己的审查职责, 也是不尊重当事人上诉权利的表现;再者, 调解须遵循自愿原则, 既然一审中当事人不接受行政调解, 在二审中再行尝试调解, 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3、参加人。

当事人 (包括原被告双方和第三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 (监护人) 、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 (台湾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要求必须“当事人、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本人到场”) , 笔者认为, 就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多不愿意亲自出庭应诉, 为便捷、高效起见, 宜允许其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 前提是被委托人有此代理权限。

4、文书材料。

除去当事人的申请外, 学界和实务界对调解 (和解、协调) 最后形成的法律文书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制作和解笔录, 以当事人在笔录上签字认可作为裁定撤诉结案的依据;二是认为出具“终止审查决定书”。审判机关认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后, 直接出具终止审查决定书等法律文书终结案件;三是出具调解书。法官对调解协议审查无误的, 应制作调解书。笔者认为, 前两种法律效力偏软, 而法院出具的调解书效力与生效判决相当, 其救济途径只能是申请再审, 两者都不利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笔者认为, 当事人之间签订调解协议, 并由法院审查后予以效力确认, 结案方式仍以准予原告撤诉方式为宜。

(五) 法律效力。

调解协议一经法院确认, 应具备强制执行效力。因为在原告撤诉后, 如被告不履行调解协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之规定, 原告将无法再就原具体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 这既不利于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 也有损法律的权威和行政主体的诚信。所以, 应赋予该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

(六) 救济途径。

有关当事人对行政诉讼调解协议的救济途径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设置, 即当事人可提起请求变更、撤销或确认无效之诉。调解协议的无效情形为: (1)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2)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3)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4)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5) 违反自愿原则, 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可请求变更或撤销的情形为: (1)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2) 调解协议显失公平的; (3) 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同时设置合理的行使撤销权的期限和诉讼时效。

参考文献

[1]罗豪才, 湛中乐.行政法学 (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姜明安.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