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

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共8篇）

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 篇1

政责制暂行

阳江市国土资源局翻印

-法 行问办

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强化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行政责任，促使各级行政工作人员恪尽职守、依法行政，确保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率，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行政问责制，是对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市政府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和法律、法规赋予行政职能的单位以及各县（市、区）政府的行政相关责任人，包括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直接责任人等，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因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导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进行行政监察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第三条行政问责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追究其行政责任：

一、不认真执行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的有关文件规定、决策和工作任务；不落实上级决定的事项，影响政令畅通，导致工作目标任务不能完成的。

二、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权限、程序、时间和工作要求进行决策或审批、办理有关工作事项，造成工作失误、损失或不良影响的。

三、不认真履行职责，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态度蛮横、推诿扯皮和“吃拿卡要”或乱收费、乱罚款等，影响部门和政府整体形象和全局发展的。

四、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收受当事人财物、接受当事人宴请、参加当事人提供的旅游或娱乐活动等行为的。

五、不采纳正确意见，不按照上级决定办事，干预他人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的。

六、虚报、瞒报、迟报、漏报造成不良影响或损失的。

七、政令不通，治政不严，对上隐瞒问题，对下包庇、袒护、纵容，或者指使、暗示下属部门或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八、对市领导交办事项能办而不办，能提前办而借故拖延的。

九、在抗御各种自然灾害，处置重、特大事故以及在防治重大疫情中未按上级有关规定和要求

及时、有效处理，造成损失或严重后果的。

十、其他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行为。

第四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检举、控告、投诉，或经新闻媒体曝光、工作考核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的应进行行政问责行为，由市监察部门调查核实并对行政问责对象进行责任追究。如国家和省、市对行政问责已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对检举揭发行政过错行为的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第五条在追究问责对象行政责任时，应根据行政过错事实和职责情况，准确界定相关人员所应承担的具体责任，依法对直接责任人、直接领导、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给予相应的责任追究处理。责任追究方式包括诫勉谈话、提醒注意、书面告诫、责令限期整改、责令做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考核为不称职、责令辞去领导职务、调整工作岗位、免职、辞退、纪律处分等。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独适用或者合并适用。

第六条在进行责任追究时，应当区别初犯、重犯、屡犯及责任轻重等情况，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

一、第一次出现需追究行政责任情形的，对直接责任人要调整工作岗位，对直接领导或分管领导要进行提醒注意，对主要领导要进行诫勉谈话，并向公众作出解释和责令整改；

二、一年内出现两次需追究行政责任情形的，以直接责任人要免职，对直接领导或分管领导要调整工作岗位，对主要领导要进行书面告诫，并视情节给予考核定为不称职。

三、一年内出现三次（含三次）以上需追究行政责任情形的，对直接责任人要依照有关法纪进行纪律处分或辞退处理，对直接领导或分管领导要责令辞去领导职务或免职，对主要领导要调整工作岗位或降级使用。

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应问责行为，一次就可依法依纪对直接责任人进行调整、辞退或开除，并对直接领导或分管领导、主要领导从重处理。

第七条被问责的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理：

一、干扰、阻碍、不配合对其行政过错行为进行调查的；

二、对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

第八条对情节轻微、未造成不良后果的问责行为，且责任人认错态度好并能认真整改的，可

免予问责；对由于不可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造成损害结果的，可不予问责。

第九条问责工作由监察部门负责执行，有关部门支持配合。

第十条本办法由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 篇2

(一) 香港高官问责制的背景

高官问责制在香港的推行不是特区政府的一时冲动, 而是有其内在的政治经济根源, 深思熟虑的。从20世纪末, 香港开始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剧烈转型。在经济上,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香港经济转型加速, 逐步从传统经济向以资讯科技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转变。

(二) 香港高官问责制的主要内容

概括起来, 高官问责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 政治任命问责官员, 实行有别于公务员的聘用离任条件

问责官员实行权力机关聘用是新制度与原先体制的一个鲜明的区别。行政长官不仅能够从公务员队伍内也可以从其以外物色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予以任命, 这样一来就扩大了问责官员的选拔范围。

2. 问责官员向特首负责, 对政策成败及个人操守的重大问题负政治责任

特区各司的14位高官由特首政治任命, 统一受行政长官领导, 各自负责行政长官制定的政策范畴, 统领所辖部门的工作, 制定政策, 解释政策, 为政策作推介, 争取政策获得立法会和市民大众的支持, 并为政策的成败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2]。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是行政长官的左右手, 行政长官对于日常事务的管理, 继续倚重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的协调和统筹。律政司司长则处理部门内的工作, 负责检控工作, 是特别行政区的首席法律顾问[1]。

3. 问责高官全部进入行政会议, 强化行政会议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初期, 行政会议作为特区首长的政策顾问班子, 由于行政会议成员与政府高官关系欠佳, 所以不能为政府的政策制定上提供很好的咨询和建议, 最终导致特区首长和顾问班子出现互不信任的情况。部分行政会议成员私下曾埋怨他们无权无责, 而高官则有权无责[2]。

(三) 香港高官行政问责的成效

1. 拓宽了选拔和任用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渠道, 加大了政府的开放性

高官问责制的推行, 建立起了面对行政体系内外选拔任用政府高层官员的新的机制。这样就打破了以往政府“进难出也难”的机制, 问责官员全部脱离公务员编制, 行政长官从公务员体系内外挑选问责官员, 如有重大失职等错误的, 可以随时撤换。

2. 推动政府官员在政策过程中更加重视民意, 提高了政策的回应性

在新制度下, 问责官员有别于职位常任的公务员, 他们必须要为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承担相关政治责任。这会促使他们更加重视民意, 更体察民情和敢于面对大众, 用施政成效的赢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3. 加强了行政主导和政策团队合作, 提高了政策的有效性

首先, 行政会议的核心是行政长官及所有问责官员, 类似一个“内阁”形式的运作, 这样政府推行政策时目标更加明确, 方向更加一致, 效率更加高, 更加符合行政主导的原则。此制度实施促进了政府在推行政策时更加最优化的利用资源, 因而, 也更加及时和更负责任地为广大市民服务。其次, 新的高官问责制度也会使相关官员的工作方向更加清晰明朗。

4. 基本理清了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各自为势的角色, 维护了公务员体制的稳固

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问责制是在确保公务员架构稳定、延续的大前提下, 是在原有公务员制度上面增设新制度。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使原有公务员体制的优点得以保留, 更使公务员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了。

二、香港高官问责制: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有益探索

1.特别重视特区立法会问责

香港经过百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个各个问责机构协调配合, 以立法会作为主干问责机关的行政问责体制。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责任追究手段和方式, 如质询、调查、信任表决、弹劾, 丰富的问责手段和方法使得议会机关能够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追究行政人员的责任。中国人大问责更是困难重重, 所以我们应借鉴香港和西方的先进经验, 建立合理的问责机制, 实现人大问责的专门化、职业化、实效化。

2.香港有完善的配套法律机制与行政问责制相适应

行政问责制必须有完备的配套法律机制与之相配合。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 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合理、科学的行政责任追究机制。但在中国大陆地区, 行政知情权仅仅停留在有关条文的理念层面上, 宪法还没有明确规定公民这项权利, 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机制也不完善。行政公开只是配套机制的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香港对于建设与行政问责相配套的法律制度的决心。加强相关立法, 健全相关制度是健全行政问责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也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3.香港将道德约束纳入法律体系, 实现道德问责法制化

在行政问责方面, 西方国家和香港很重视道德问责, 而且他们对于国家官员的道德要求和道德约束是十分严格的, 甚至是近乎苛刻, 特别表现为将这种道德约束纳入了法律的体系, 将法律与道德相结合, 实现了道德问责的法制化。中国目前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缺乏细化、具体化、可操作性不强、对于违反者惩处也不严, 所以对于目前出现的行政人员不违法, 但又不合理的行政行为缺乏惩处的合理依据。

三、香港高官问责制对完善中国大陆行政问责制的启示

(一) 大陆政府借鉴香港高官问责制成功经验的可行性分析

1. 政府官员在政策过程中重视民意, 提高政策回应性具有可行性

香港高官问责制度下, 问责官员有别于职位常任的公务员, 他们必须要为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承担政治责任。中国政府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的具体的制度建设任务, 主要有“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等等。意在构建一个“群众参与、专家咨询以及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3], “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 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4], 从制度上保障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2. 完善配套法律机制与行政问责制相适具有可行性

行政问责制必须有完备的配套法律机制与之相配合。香港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 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合理、科学的行政责任追究机制, 其代表就是高官问责制。在中国大陆, 行政知情权仅仅停留在有关条文的理念层面上, 宪法还没有明确规定公民这项权利, 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机制也不完善。

3. 将道德约束纳入法律体系, 实现道德问责法制化具有可行性

在行政问责方面, 西方国家和香港很重视道德问责, 而且他们对于国家官员的道德要求和道德约束是十分严格的, 甚至是近乎苛刻, 特别表现为将这种道德约束纳入了法律的体系, 将法律与道德相结合, 实现了道德问责的法制化。中国目前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缺乏细化、具体化、可操作性不强、对于违反者惩处也不严, 所以对于目前出现的行政人员不违法, 但又不合理的行政行为缺乏惩处的合理依据。

(二) 大陆行政问责制所要借鉴香港的几个方面

1. 强化异体问责力度

香港高官问责制在问责主体上拓宽问责人员的渠道, 立法机关, 社会精英, 名流贤达可以提出意见进行问责, 普通的市民也能够对政府的施政方针提出质疑。删除了过去殖民统治者的歧视, 使得政府政务能够让广大市民了解。

大陆要建立科学完善的问责制度, 也必须要加强异体问责力度。一方面要明确人大监督的权力。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监督的积极性。

2. 问责运作制度化

行政问责制文化基本上在香港特区建立, 各种健全责任制度及强可操作性制度, 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行政问责制度中的标准更加一步的明确授权与监督之间的功能, 各种情况考虑的十分完备。行政问责的过程也是有章可循, 达到标准的法制化、规范化。

问责制是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的重要的中间环节, 是授权与监权的功能性载体。必须建立的失职、失责追究制度, 才能保证问责制建立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 并能在实施责任追究时, 在各个方面和环节上都能顺藤摸瓜, 找到具体的责任主体, 使每一位行政官员都明确自己岗位的职责, 克服传统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清、职责不明, 出现问题无人负责、无法追究的现象。

3. 完善问责的法律法规体系

《基本法》作为香港特区的法律系统总体上的指导, 具体到单个法律上大致还是以前设施。所以说, 香港的司法应该是比较完善的。国内在这个方面要加快和完善。要借鉴就要有的放矢的借鉴不能全盘照搬。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要做到:

第一, 要加快相关立法, 填补实行行政问责制可能遇到的法律空白, 确保有法可依。第二, 要统一从中央到地方所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条例等的效力、适用范围, 理顺相互关系, 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第三, 在立法的具体要求上, 有关法律、法规、条例等, 必须对行政责任的范围、承担主体、责任判断、责任方式、期限、程度、赔偿等问题进行明确的和具备可操作性的规定, 切忌笼统、模糊。

摘要：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面旗帜。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对中国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提高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 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成为了新时期政府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题。

关键词：行政问责,高官问责制度,大陆,香港

参考文献

[1]李永清.高官问责制:香港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J].特区理路与实践, 2002, (9) .

[2]汪永成.香港“高官问责制”审视[J].暨南学报:人文与社会科学版, 2004, (5) .

[3]温家宝.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加大预防腐败工作的力度——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05-02-16.

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 篇3

关键词：问责制；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主体；同体问责；异体问责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061-02

一、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

（一）问责制含义的阐释

我国学者邹健在《问责制概念及特征的探讨》中对问责制的定义“所谓问责制，就是关于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好分内之事的公共权力使用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例等制度的总称”[1]。

王宏伟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中概括问责制含义为“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2]。

以上两位学者在阐释问责制概念的同时，对问责制中的问责主体范围的界定延展得较为广泛。问责主体具有较宽泛的外延，具有法定权利的个人、组织，甚至是一定社会范围内的群体都可作为问责主体，具有对于公共权力使用者不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予以追责，使其承担各种责任的权利。

（二）行政问责制的概念

周亚越在《行政问责制研究》中提出“行政问责制是问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3]。

周仲秋在《论行政问责制》中指出“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所谓行政自律机制，是政府凭借自身的行政权力所建立的一种内部控制机制”[4]。

宋涛在《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中认为“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行为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5]。

以上三位学者解析行政问责制概念的同时，界定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主体侧重于行政系统内部、责任授权人，问责主体范围相对较小，有一定的限制。行政系统内部问责主体具有监督、质询、问责的基本功能，行政系统外部问责主体主要具有监督、质询的功能。

综上，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概念、内涵及问责主体范围不尽相同，二者是从属关系，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行政问责制从属于问责制，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也是从属关系，行政问责主体从属于问责主体。

二、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

行政问责的问责主体包括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刘厚金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一文中指出“行政问责的主体，既有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自身层级的问责，也有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以外的主体，包括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和公众等”[6]。周亚越在《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中认为：“行政问责的主体，不仅有同体的问责主体即行政机关的上级领导，而且有异体的问责主体包括人大、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等。”[7]同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即行政问责主体，而行政问责制中的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属于问责制中的主体范畴，但区别于行政问责主体，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问责主体范围不同

同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即行政问责主体界定于行政系统内部，是由行政机关内部对其行政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质询并对其违法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一种制度安排，问责主体包括上级行政机关、专门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等行政主体范畴。行政系统之外的主体对问责客体进行问责则被视为异体问责，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范围则较为广泛，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责、中国共产党问责、各民主党派问责、司法机关问责、人民团体问责、新闻媒体问责、公众问责等。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不能单纯地混为一体，行政问责主体必须是由法律授权的特定的国家机关，其他组织和个人均无权直接认定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的各种责任，二者有着清晰的界限，不可逾越。行政问责主体依法行使行政问责的权力，接受异体问责主体的监督，保障行政问责的良好运行。只有准确界定行政问责主体才能在问责程序中更好地发挥问责主体的能动作用，推动行政问责制的高效、有序的健康发展。

（二）问责主体功能不同

行政问责主体具有启动并实施行政问责的功能。2009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依照《暂行条例》严肃问责，充分发挥问责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8]。《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及一些地方的行政法规都相应地规定了地方行政首长问责。由此可见，行政问责主体依据法律、法规启动并实施行政问责，执行立案、调查、决定、执行、申诉、复议等一系列程序。

异体问责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具有质询、监督、建议等问责功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第63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罢免职能。第101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大的罢免职能。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行政问责主体在行政问责的启动和实施的过程中可提出批评、建议、质询、复议等权利，并具有相应的批评、建议、质询、复议等问责功能。

行政问责主体与异体问责主体的职能划分具有明显区别，不能互相干扰，甚至是越权行事，影响行政问责的有效运行。双方各种行为都应当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内，二者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共同促进行政问责制的法制化、绩效化进程。

（三）问责主体参与方式不同

同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参与行政问责过程属于直接参与方式。目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行政问责规定，如《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哈尔滨市行政问责规定》等。行政问责主体即行政监察机构或者指定的行政问责机构负责对机关领导干部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行政问责的具体工作。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负责受理、调查行政机关行政问责案件，提出拟处理意见并接受同级监察机关的指导和监督。行政问责主体参与行政问责是问责实践中的主要方式，它对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勤政、廉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参与行政问责过程属于间接参与方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问责主体可提出附有相关证据材料投诉、检举、控告行政机关违法履行或不当履行其职责的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问责主体可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问责建议；同级人大问责主体在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中可提出问责建议；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等问责主体可提出问责建议。

（四）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概念的纠正

上文已给出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的从属关系概述，行政问责主体不存在多元化的概念，行政问责主体界定于行政机关内部，又称同体问责。行政问责的启动和实施过程中行政问责主体占主导地位，从行政问责主体宏观角度出发，只存在一元发展，无多元发展。但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指人大、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公众等异体问责主体参与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与行政问责主体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并列关系，同属于问责主体集合中的一个元素。因此，同体问责内部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问责制度建设与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多元化的参与体系、监督体系、问责体系并重，是我国实行行政体制改革，行政问责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结语

同体问责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形式，异体问责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重要形式。目前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运行过程中，行政问责制内部同体问责的建设、发展与外部异体问责的多元化都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在一定时期内要遵循并行发展的趋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问责主体，肩负着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重任，应在行政问责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样，国家司法机关作为行政问责的问责主体之一，也应该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违法行为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认真履行职责。公民、组织和媒体等问责主体更要积极地参与到行政问责制的建设中来，行使应有的问责权利、履行相应的问责义务，为我国行问责的优化建设、良好运行、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邹建.问责制概念及特征的探讨[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6，（3）.

[2]王宏伟.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J].经济师，2006，（3）.

[3]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36.

[4]周仲秋.论行政问责制[J].社会科学，2004，（3）.

[5]宋涛.行政问责制概念及内涵辨析[J].深圳大学学报，2005，（3）：42-46.

[6]刘厚金.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J].学术论坛，2005，（11）.

[7]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J].理论与改革，2004，（4）.

商丘市行政效能问责暂行办法 篇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改进行政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推进行政机关效能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河南省行政效能监察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效能问责是指我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经授权、委托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以下简称行政效能问责对象），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管理工作，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由行政监察机关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不履行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权限、时限或要求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三条 实施行政效能问责，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坚持有错必究的原则；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效能监察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按干部管理权限和分级负责办理的原则。

第二章 问责范围和内容

第四条 在实施行政许可（审批）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实施行政效能问责：

（一）擅自设立、变更许可事项或者实施已经取消的许可事项；

（二）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内容，或者在受理、审查、决定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未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四）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不予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五）未依法说明不予受理、不予许可理由，或者受理许可申请后不出具书面凭证的；

（六）因故意或过失办理了不正确的许可事项，以致影响工作效率和行政质量，给管理和服务对象造成经济损失的；

（七）在许可法定条件之外，附加有偿咨询、培训、购物、指定中介服务的；

（八）违法准许中介机构或其他组织、人员从事行政许可代理活动，或者把行政管理职责违规给下属事业单位或者中介机构、其他组织的；

（九）无法定依据，擅自设立许可前置条件的；

（十）依法应当经过招标、拍卖或者考试程序择优作出准予许可决定，未经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许可的；

（十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许可或超越职权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十二）行政许可相对人丧失取得许可条件，不及时撤销行政许可的；

（十三）对涉及不同部门的许可，不及时主动协调、告知，互相推诿、拖延不办，或者在本部门许可完成后不移交或拖延移交其他部门的；

（十四）对应当举行听证的事项而不举行听证的；

（十五）违反规定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事项的；（十六）能够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而不当场作出的；

（十七）其他贻误行政许可（审批）或损害许可（审批）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第五条 在实施行政征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实施行政效能问责：

（一）无法定依据或者未按法定范围、时限实施行政征收的；

（二）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擅自增减征收项目、改变征收标准，或者搭车收费、变相征收、重复征收的；

（三）未按规定履行告知、送达程序，或者被征收单位或个人对征收有异议时，不告知法定救济权利和途径的；

（四）依法应征收而不征收的；

（五）不出示征收依据及相关证件实施征收的；

（六）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征收的；

（七）不使用法定部门制发的专用票据、不开具合法票据等违反财政票据管理制度行为的；

（八）违反规定将应由行政机关负责的公务交给下属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办理并进行收费的；

（九）隐瞒、截留、挪用、坐支、私分或变相私分征收款物的；

（十）对征收款违规批准减、免、退，或应予减、免、退而不予减、免、退的；

（十一）对明令取消或者降低收费标准的行政征收项目，仍按原定项目或者标准征收的；

（十二）其他违反规定实施行政征收的行为。

第六条 在实施行政检查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实施行政效能问责：

（一）无法定依据或者无正当理由、事项、内容实施检查的；

（二）超越法定权限实施检查的；

（三）对应当实施的检查无正当理由不实施的；

（四）不出示有效证件实施检查的；

（五）不按法定程序、时限实施检查的；

（六）损害被检查人合法权益，故意刁难、随意扣押财物，或者借机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

（七）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隐瞒、包庇、袒护、纵容，不依法制止和纠正的；

（八）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违法问题应当移交有关机关或部门处理而不移交的；

（九）其他违反行政检查工作规定的行为。

第七条 在实施行政处罚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实施行政效能问责：

（一）不具备主体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将处罚权委托给无法定资格的组织的；

（三）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时限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符合听证条件，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而未告知，或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五）违法设立处罚事项，或者擅自改变处罚种类、幅度的；

（六）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票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票据的；

（七）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的；

（八）违反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九）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十）使用、丢失、隐匿和损毁扣押财物的；

（十一）玩忽职守，对依职权应当予以制止或处罚的违法行为不制止、不处罚，或者随意处罚、显失公正的；

（十二）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

（十三）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行为的。

第八条 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实施行政效能问责：

（一）无法定依据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时限采取强制措施的；

（二）超越法定权限采取强制措施的；

（三）依法应当实施强制措施而不实施的；

（四）有体罚、虐待、非法拘禁、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行为的；

（五）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违法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

（六）其他违反行政强制措施规定，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第九条 在实施行政复议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实施行政效能问责：

（一）对符合条件的复议申请，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的；

（二）不按照规定受理、转送复议申请，或者向申请人收取费用的；

（三）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四）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有失职、渎职行为的；

（五）被申请人不按规定给予书面答复、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或者阻挠、变相阻挠行政相对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

（六）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

（七）其他违反规定实施行政复议行为的。

第十条 在实施行政决策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实施行政效能问责：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作出错误决策，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少数人或者个人擅自决定，造成重大损失的；

（三）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的；

（四）对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灾情险情、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等重要情况不按规定报告和处置的；

（五）弄虚作假，误导、欺骗上级和公众的；

（六）对下属工作人员疏于教育、管理，致使下属工作人员发生行政效能过错行为的；

（七）对应当实施行政效能问责的，不调查、不纠正、不追究，或者弄虚作假、隐瞒真相、包庇袒护的；

（八）其他行政决策失误行为的。

第十一条 在落实工作部署、执行规章制度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实施行政效能问责：

（一）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或本级党委、政府重大决定和工作部署、地方性法规和文件，不宣传、不传达、不执行或执行不力，造成政令不畅的；

（二）继续使用已废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或者使用已经自然失效的条款规定的；

（三）违反政务公开有关规定，对应当公开的内容不公开、少公开、假公开，或者对已经变更的公开内容不及时调整的；

（四）违背服务承诺，对承诺内容该落实的不落实，该办理的不办理；

（五）不落实岗位责任制、工作项目管理制、主办负责制，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或主办负责的事项敷衍塞责，工作质量低下的；

（六）不落实限时办结制，推诿拖延，办事效率低下的；

（七）不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全程代理制，增加行政管理相对人办事成本或者难度的；

（八）应当纳入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的事项而未纳入或者搞前店后厂的；

（九）不文明执行公务，造成不良影响的；

（十）其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贻误工作的。

第十二条 在处理机关内部事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实施行政效能问责；

（一）对来文、来电、来函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时限办理的；

（二）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效率低下，无正当理由在规定时限内未能完成工作任务的；

（三）对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或者不宜由本单位办理的事项，不说明、不请示、不移送，置之不理的；

（四）工作中遇有涉及其他部门职权的事项，不与有关部门协调解决或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未及时报请上级领导或机关裁决，久拖不决的；

（五）未严格执行保密和文件管理规定，致使文件、档案、资料泄密、损毁或物件丢失的；

（六）对外发文，未严格核对文种、文号、格式、文字，或者未按规定使用印章，造成不良影响的；

（七）未经领导审定签发或未按规定时限对外发文的；

（八）擅离岗位、职守，或者在工作时间进行炒股、上网聊天、玩电脑游戏等与业务无关的活动的；

（九）其他违反行政机关内部管理制度的行为。

第三章 问责方式和责任确定

第十三条 行政效能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责令写出书面检查；

（三）责令整改；

（四）通报批评；

（五）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六）当年年终考核不定等级或者定为不称职；

（七）调离工作岗位或者停职检查；

（八）免职或责令引咎辞职；

（九）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所有问责应当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和任免程序进行。

第十四条 根据行政效能问责责任的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较小损失或者影响的，给予直接责任者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或者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处理。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较大损失或者较严重影响的，给予直接责任者调离工作岗位、辞退、免职或者责令辞职处理，并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纪律处分；给予领导责任者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免职或者责令辞职处理。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严重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行政纪律处分。

第十五条 国家行政机关因行政效能过错，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严重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给予行政机关领导班子诫勉谈话或者给予行政机关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建议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处理。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行政效能问责：

（一）一年内受到两次以上（含两次）行政效能问责的；

（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徇私舞弊行为的；

（三）以权谋私，向当事人索取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四）干扰、阻碍行政效能问责调查的；

（五）打击报复投诉、举报人的；

（六）具有其他应当从重或加重责任追究情形的。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减轻行政效能问责：

（一）情节显著轻微，未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主动及时纠正过错，危害不大的；

（三）主动如实讲清问题的；

（四）具有其他可以从轻、减轻问责情形的。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效能问责：

（一）因管理和服务对象弄虚作假，致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无法正确行使职权的；

（二）法律、法规、规章和内部行政管理制度未作规定或者规定不具体，致使具体行政行为人理解错误的；

（三）出现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行政效能过错行为发生的。

第四章 问责机关和程序

第十九条 行政效能问责的机关：全市各级行政效能监察中心是行政效能问责的具体工作机构，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实施行政效能监察工作计划；

（二）组织指导本辖区行政效能问责工作；

（三）监督、检查、考核行政机关效能建设；

（四）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效能有关的检举、控告和投诉；

（五）调查处理与行政效能有关的违规行为；

（六）总结、推广行政机关加强行政效能建设、提高行政效能的经验和做法；

（七）履行其他法定职责。

第二十条 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实施问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问责对象提供与效能问责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账目及其他有关材料，进行查阅或者予以复制；

（二）要求被问责对象就效能问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三）责令被问责对象停止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纪律的行为；

（四）责令被问责对象对其违规行为造成的损害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五）责令被问责对象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

（六）根据检查、调查结果，提出问责建议；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第二十一条 行政效能问责受理途径：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投诉；

（二）上级机关和领导批示；

（三）新闻媒体的曝光；

（四）工作检查和考核评估结果；

（五）其他有关途径。

第二十二条 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投诉，行政效能问责机构应在3日内审查是否有事实依据并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决定；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在3日内向投诉、举报人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全市各级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在受理行政效能问责后应填写《行政效能问责受理呈报表》，提出是否问责以及问责时限、要求和承办单位等拟办意见，呈报本级行政效能监察机构分管副局长、局长审批。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效能问责依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原则办理。各级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可直接办理、交办、督办或转办行政效能投诉事项。上级机关必要时可直接办理应由下级机关投诉事项处理不当的，可以责成其重新处理，也可以直接处理。各级行政效能问责承办应在15个工作日调查完毕，并依据调查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15个工作日办理。

第二十五条 对行政效能问责对象作出的处理决定，要依照干部管理权限实施问责，同时报送同级监察机关、组织和人事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行政效能问责对象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上级行政效能问责机关提出复核申请。上级行政效能问责机关决定复核的，可根据复核申请的内容责成下级行政效能问责机关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核报告，也可另行组成调查组进行复查，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查报告。复核、复查期间，原行政效能问责决定可以暂缓执行。上级行政效能问责机关决定不复核的，应在7日内向行政效能问责对象说明理由。

第二十七条 全市各级行政效能问责机关的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影响和重大后果的，应当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给予党政纪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行政问责制 篇5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重要措施，也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遏制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效方法。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一定成效，但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举措，以期更好地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推进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建设。

关键词：行政问责内涵问题途径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行政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否定性后果的规范。这里说的特定的行政主体主要是指一级政府部门，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既指不履行或未正确履行，也指由于故意或过失影响行政效率，髓海行政管理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对于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与乱作为都要承担否定性后果。

一、行政问责制发展历程

学者京市市长罢官去职，标志着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制度启动。1

无疑“非典”给人民重重一击，期间，各级部门本应该加强管理，提高效率，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然而却隐瞒疫情，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导致疾病蔓延。短时间内大批官员被追究，这成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长沙、南京、天津、广州等十几个地方政府出台了专门的行政问责制度，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行政问责追究暂行办法》等等，他们标志着我国开始为行政问责建立法律保障，并在解决“有行政问责制之事，无行政问责之法”问题上树立了榜样。中央高度重视行政问责，从2004年《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2005年《中华人民共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正问责制是以“非典”为主要标志的，2003年防“非典”不利的卫生部部长，北和国公务员法》，2010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都有体现。总之，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不断完善,对于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至关重要。

二、推行行政问责的意义

问责制的建立使权力的行使更加规范，是一项重大的行政进步，对于促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

1.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塑造政府良好形象，提高公职人员的素质。

政府在法律规范下使权责挂钩，政府制定的政策必将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体1 唐晓阳.论健全行政问责制「J」.广东行政学院报.2008.(5).现民情民意。增强行政人员的法制意识，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要求行政领导干部正确的对待权利和责任，权利和责任的一致性是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行政人员正确履行职责，提高行政效率，这对于树立政府形象和权威，提高公职人员素质是有利的。

2.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防止政府权力滥用，建设法治国家。

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正确行使权力，权力滥用普遍存在，任何一种体制，都会面临权力滥用的危险。这就需要相应的体制进行制衡，传统的行政监督部门只停留在事后追责的层面，无法提前预防。通过尽力行政问责制，使得官员对自己的权力谨慎行使，不至于越权行事。使其懂法守法，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3.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公民的权利。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自古以来，官大于民，在现在法治国家，公民的权利有法律的保障，但对于行政人员的胡作非为，权力的强压之下，公民的权利被剥夺，无法行使。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不仅可以提前预防，而且对于公民权利的救济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迫于问责的压力下，公职人员必须重视公民的权利，不得侵犯，否则必须承担法律后果。

4.行政问责的实施有利于填补法律的空白。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较其他国家来说起步比较晚，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对于建立行政问责制，更好地赶上世界潮流，紧跟世界步伐，与国际接轨。弥补法律上的缺失，对于国家健全法律，保障人民权益，依法办事意义重大。

三、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1.问责主体不健全

哪些机构能成为行政问责的主体，在我国，行政问责仅限于同体问责，既为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机关以及内部的审计，检察机关。而对于异体问责，如人大及其常委，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司法机关，社会团体等对政府的问责却很少。虽然同体问责是一种重要的问责方式，但难免会有问题和弊端。可能会导致暗箱操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行政问责流于形式，实际没有任何意义。由于我国行政权力的过度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问责的决策权仍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公民及其他社会团体缺乏对权力进行问责。此外，我国也缺乏公民有效参与政府事务的有效途径。公民对政府的决策、管理、执行参与力度不够，也不利于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在我国，权力属于人民，必须还权于民，让人民参与社会事务中来。

2.问责权责不清

我国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职能交叉明显，权责不清，在实际问

责中增加了难度。①党政责任不清。我国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多数官员有多重身份，及时政府官员又是党代表，使得在责任长单上相当模糊。党的决策政府执行，出了问题是追究政府的责任还是党委的责任有待商榷。②上下级之间权责不清。从横向组织来看，我国层级较多，部门林立，出了事情难以追究。在权责集中的政府和领导手中，实行首长负责制，但领导的时间，经历是有限的，他往往掌握大政方针，不可能对事情全权负责，出了事故却首当其冲。也有上级的责任让下级承担。③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不清。集体决策虽然能够集思广益容纳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众人的智慧，考虑全面，但也存在着责任分散，不明确，对抉择后果争功诿过的现象，也往往导致事后推卸责任。这些都影响问责的公平性与公正性，不能明确权责关系，官员在行使权力中没有约束，损害社会利益。

3.问责范围狭窄

面前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情况来看，问责仅限于重大的公共安全事故、突发性 灾难、食品安全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群众性事件等能引起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的事件。面对决策失误、用人不当、违法行政等许多方面都没有涉及。事实上，从宏观层面看，从行政首长到一般行政人员，从管理层到执行层都有可能存在行政违法或者行政不当的行为。从微观层面看，问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问责范围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而且还包括公务人员违法行为。现在问责制仅限于事后责任的追究，但是行政问责不仅应对重大安全事故或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行为问责，更应对官员的无作为的人实施。

4.问责法律不完善

总体来说，我国立法比较落后，总是出了问题在立法，没有提前预防和约束性。自非典以后，问责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但却没有一门专门的法律对其强有力的约束，对于向谁问责，谁来问责等基本内容都没有确定下来。3法律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法律混乱，缺乏统一性。问责制的实施不是为了惩罚官员而启动的，而是督促官员对权力的敬畏，促使其更好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关于行政问责的法律规定也只是出现在中央的政策和地方性的政府规章，不是一法律的形式发布的。各地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的问责对象、范围、标准、程序各不相同，缺乏统一性。②法律效力低下。由于中央乃至地方法律不统一，必将导致在问责的执行上出现问题，在此地问责，在令一地却不一定被问责，缺乏长效性、稳定性以及规范性，影响了问责制的位阶，缺乏必要2

陈党.问责法律制度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8毛超锋，蓬宁.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分析及解决「J」.中国商界.2010.（5）:206-207的权威性。在执行处罚时，也是敷衍了事，往往也会出现本地罢官，异地为官的现象。③缺乏司法救济途径。公职人员的权力也应该得到切实的保障，公务员可以依法对自己的处罚不服做出申诉。但目前却缺乏对这种权益的维护。

四、完方法善行政问责制的方法

1.加强异体问责，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相结合。

问责制度的启动必须有明确的问责主体，现阶段，问责主体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但主要集中在同体问责上，因此要加强异体问责，兼顾同体问责。同体问责是一种行政机关自上而下的监督方式，他可以快速便捷的展开对违法行为的问责，但也无法避免部门因自身利益产生“官官相护”的现象为此改善同体问责就应该对行政系统内部监督的公开透明化，权力在阳光下行驶。异体问责主要应强化人大，大众，媒体的问责。①完善人大问责。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赋予人大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他国家权力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现实行政中，人大并没有充分发挥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作用，为此应该充分理由人大对行政机关的质询、罢免、辞职等权力。要通过人大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行使咨询，调查，弹劾和罢免的权力，制定和完善约束公共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惩治和预防腐败行为的国家法律的地方性法规，加强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否认监督。4②完善大众的问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享有知情权，同时也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保障公民的问责，可以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一通过建立公民问责平台，促使公民对权力的监督，如信访部门。对于公民的反馈信息要及时回复。第二要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现阶段公民参与意识不高，对此政府部门应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使民众了解相应的政策。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其呼声也能反应出最迫切的要求，在发挥民众的作用时，应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③完善媒体问责。媒体是政府与人民沟通最有效最便捷的方法，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体现。舆论的作用是巨大的，因此必须正确引导舆论，客观真实报道。多数重大事件公民都是通过媒体，各种网络媒介得知的，如果媒体不及时报道，公民也就无法贵官员的违法事件作出客观的评价，更谈不上问责，确保媒体畅通无阻，但媒体也应该遵守职业道德。

2.权责对等，合理划分权力。

明确的职责划分是实施行政问责的前提，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合理划分职权，责任到人，理顺党政之间，上下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职责，避免权力交叉，权限模糊，人浮于事的现象。使得出现问题能够第一时间找出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每一个岗4 夏赞忠.加强对权力运用的制约和监督.「J」.新华商总.（326）.位都有明确的责任人，行政人员拥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是成正比的，因此更应该明确规定，落实到实处。①理顺党政职责。党始终掌握大政方针，是国家机器及掌舵者通过相应的法律规定理顺当与政府的职责，使其各司其职，发挥各自作用。党委的方针政策通过政府得以贯彻实施，实现国家阶级统治。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是党的执行机关，具体负责科教文卫体事业的发展。②理顺上下级的职责。首长与一般行政人员承担的责任不同，我国实行首长负责制，首长责任重大，就导致首长压力过大，为此可以通过列举的方式确定领导与一般工作人员的职责，出现问题便于区分是大政方针问题还是执行层的问题。③理顺正副职的职责。行政部门正副职之间权责混乱，导致互相推诿，扯皮，事情不了了之。通过少设副职，合并相近的部门，因事设岗，减少不必要的行政领导人，杜绝正副职之间的权责不清。

3.拓宽问责范围，充实问责内容。

问责制的启动意味着行政人员行使权力更加谨慎，行政人员必须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负责。扩大行政问责范围，不仅应限于重大安全事故，能够引起社会关注的事件，对于常规时间也应该启动问责，对于非常规事件应提前预防。拓宽问责范围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从宏观层面来看，即问责客体的延伸。传统意义上的问责多数在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人民往往比较关注官员的重大失职，贪污腐败的案件，一时成为新闻焦点掩盖住了政府人员的其他违法不当行为。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无论职务高低，贡献大小都应该纳入问责的范围，即主要包括当以及党委，行政人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拥有公权力的其他社会组织。毫无疑问对于其行为都应该承担对应的法律政治责任任何人都没有特权逃避问责。第二从微观层面看，即问责内容。问责不是一种事后追偿责任的机制，其面的在于提前预防，达到对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威慑。从重大事故向平时工作人员的普通行政，从违法行为到无作为行为过度，对于徇私舞弊，用人不当，决策失误，贪污腐败，甚至是公职人员在工作岗位上的碌碌无为，无业绩，趋于安稳不思进取的形态以及形态都要问责。总之，有权必有责，违法必究，提高公职人员的自律意识，使问责贯穿履行职责的始终。

4.统一立法，确保问责有法可依。

规范问责体系，必须要法律的保障，依靠法制的力量才能跟好的保证行政问责的长效性和统一性。通过法律，法规贯穿政府各个部门，才能增强其权威性和可信性，在实践操作中发挥其该有的作用。目前中央以及地方出台的规章制度各不相同，对于问责规定层出不求，在这个地方被问责，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就会逃避问责，在具体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也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对此中央应从国家层面出发制定一部统一的问责法

律明确规定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序等具体事项，细化标准。各个地方政府应严格执行中央的法律，根据地方特色适度调整，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发生，必须贯彻落实问责制，避免流于形式，难以发挥作用，增强问责的法律效力。健全问责法律，明确行政问责的救济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此案偏差，损害公职人员的权益，为此应有一套配套的问责救济制度维护公职人员的合法权益。现阶段救济制度狭隘，其救济途径主要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公务人员内部的申诉途径。在实践立法活动中，通过复议申诉制度，提高内部救济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加大行政复议的范围，允许公职人员就自身利益寻求救济。为避免暗箱操作，注意救济程序的公开性和公正性。通过完整的法律制度规范行政问责真正建立起高效廉洁的责任政府。参考文献

［1］ 唐晓阳.论健全行政问责制「J」.广东行政学院报.2008.(5).［2］ 陈党.问责法律制度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8

［3］ 毛超锋，蓬宁.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分析及解决.「J」中国商界.2010.（5）：

206-207

浅谈行政问责制 篇6

摘 要：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对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等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但是从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和实施的情况看，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思考和寻求完善对策，对责任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度；行政责任；责任政府；政府责任

正文：问责制是指问责主体对其管辖范围内各级组织和成员承担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是和权力密不可分的，它的逻辑基础是有权力就必然要负责任，只要在权力范围内出现某种事故，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度的前提，是拥有清晰的权责，合理地配置和划分管理权力，以及合理的进退制度。让责任“归位”，使监督“强硬”，对失职和渎职的领导人员一律追究责任，使领导人员树立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处理好权与责的关系，促进从严治企，依法行企，是十分必要的。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问责制的特点：首先，它区分了责任，是谁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其次，它重点追问的是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既不会“一竹篙打一船人，把所有的责任人同等处理，更不会“只拍苍蝇不打老虑”，只是拿具体责任者问罪。第三，问责制问的是“责”，追究的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过错，不问功劳苦劳，不搞将功抵过，是真正的赏罚分明。

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指“由谁问”。行政问责的主体，既有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自身层级的问责，也有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以外的主体包括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公众等的问责。异体问责较之于同体问责，更具有约束力和公信力。

行政问责的客体，也称问责的对象，是指“向谁问”。行政问责的客体是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及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公务人员。

行政问责的范围，是指“问什么”。不仅要对发生的重大事故问责，而且要对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作出的错误决策问责，不仅要对滥用职权的行政作为问责，而且要对故意拖延、推诿扯皮等行政不作为问责，问责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围，不仅对犯错违法要追究，甚至连能力不足、有损政府形象的小节等方面也要问责。总之，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到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都应纳入问责的范围之内。

行政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行政问责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涉及质询、罢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辞退等方方面面的程序要求，如问责主体回避的规定、质询答复时限的规定、问责人员组成的规定、罢免通过人数的规定、问责客体申辩程序的规定、听证程序的规定、复议程序的规定等等。

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承担责任有四个层面:一是政治责任，即向执政党和权力机关负责；二是行政责任，即向上级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负责；三是道德责任，即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四是法律责任，即向相关法律规范负责，承担法律制裁后果。

行政问责的后果。行政问责的后果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承担相应否定性制裁的责任。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撤职、行政处分、司法处理等。总之，行政问责制作为系统化的政府治理规范，明确权力、界定责任、健全程序和经常化、制度化的追究责任是其核心内容。需要强调的是，行政问责制是有效实现政府责任，建立和完善责任政府，实现依法治理，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理性选择。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行政问责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规，只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改革开放后，为了使问责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地探索新途径的同时，中央也在积极加快推进问责制度化的步伐。

1、从同体问责为主向异体问责为主发展 ：从我国行政问责发展历程来看，我国“非典”事件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同体问责，是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这种同体问责有利于发挥对失职、失责行为经常性的监督和问责。但从现代行政问责的一般原理和我国以往公共行政实践结果等方面显示，单一的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无法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非典”事件触发了异体问责在行政问责制中的作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开始转向异体问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独立性与中立性逐渐增强，也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行政问责过程中来。

2、由应急型问责机制向长效型问责制度转变 ：以前往往是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才会对相关领导人进行问责，现在则是对行政决策进行制度性定期审查，行政问责终于成为一项“制度”而存在。目前，我国各级行政机构开始施行问责督查制度，对工作进度和问责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并将问责结果存入本人档案，作为本级组织人事部门一年之内考核、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改变了过去对问责事件缺乏连续管理的片面做法。

3、从以行政责任、法律责任为主转向注重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以前往往只对滥用职权、越权行为问责，而行政不作为因易被忽视而乏人问责，导致一些官员为避免“做多错多”而犯下“行政责任”、“法律责任”，而对“政治责任”、“道德责任”视而不见。目前，问责范围从追究“有错”官员向“不作为”官员深化，在细化有错责任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无为问责的深度，制定承担行政不作为责任的标准，对各种无为行为进行了科学有效的界定，对行政不作为严加打击，纳入问责体系。

4、从权力问责逐步转向制度问责 ：实施制度问责，是从政治责任、领导责任、管理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等，一层层问下去。制度问责提高了行政官员的政治责任心；澄清了吏治，做到了制度反腐；化解了干部队伍的能上不能下问题。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还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

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以至于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问责程序不健全。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问责启动程序，问责机制如何启动往往取决于行政领导的意志，没有规范可供遵守。目前问责的处理程序也不健全。目前的问责主体和问责范围过于狭窄。现有的问责还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同体问责，缺乏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更缺乏对上级的问责。仅仅是同体，仅仅是上级对下级，这样的问责制度显然难以实现责任政府的目的。行政问责的标准不够完善。行政问责包括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两方面的问责。目前，我国在法律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然而，在政治责任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我国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实践中较随性。问责的范围有限，标准，程序和责任人确定非常原则，很不具体，留下很大的随意性空间。

总之，行政问责制是我国顺应现代国际形势发展的一项行政体制改革措施，是对应然状态责任政府的补充，也是我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是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建设，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将不断完善，实现从“新制”到“良制”的根本性转变。

参考文献：

1、周洁中国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

2、康之国完善行政问责制与构建责任政府

3、俞可平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4、张萍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及路径选择分析

5、王宇东,张蓓,李传俊浅议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 篇7

一、我国行政领导问责制的现状

1、逐步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

作为行政领导问责制处分的主要依据, 不仅有中央的《国家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的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 还有地方陆续出台实行的问责办法。如2003年8月, 湖南省长沙市率先推出的《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2003年11月, 四川省颁布的《四川省党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2004年5月, 重庆市推出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等。

在新一轮问责风暴中, 该不该追究责任, 追究谁的责任, 更多的是依据事实和有关成文规定来进行。这体现了我国行政问责方式呈现出由权利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的新态势。

2、范围和层次不断扩展。

不仅对与发生重大事故有关的部门和行政领导要问责, 而且要对虽非导致重大事故, 但由于行政权力的不正确使用而造成公共利益的隐形损失的部门和行政领导进行问责;问责不仅限于出现重大事故、损失明显的过失行为, 而且包括对行政活动正常运行、行政效能、行政效率、行政质量、政府形象等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或可能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的行为。此外, 问责还出现了从追究“有过”行政领导向追究“无为”行政领导深化的新趋势。不仅“出问题”的行政领导继续受到追究, 那些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太平官”也有一部分被罢官去职。

3、出现了权力机关的问责。

四川省沱江污染事故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省人大对省政府及其环保部门的执着追问, 看到了很好的效果, 而且看到了我国地方政府实施异体问责的良好开端。人大在沱江两次受污染时都组成了调查组, 检查人大决议的实施情况, 对政府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和质询, 联组审议副省长的汇报, 并对汇报提出质疑。通过这些举措, 促使政府快速解决污染问题, 敦促政府提出长效的防治措施。 (2)

4、公众和舆论在行政领导问责中的作用增大。

盖伊·彼得斯认为, 参与式民主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在于“它强调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所有阶段, 而不仅仅是在政策执行后抱怨或提供有关政策执行方式的反馈信息。这种积极的态度能使错误在出现以前就可以得到纠正”。 (3) 在“海宁大火”事故、“嘉禾拆迁”案、“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中, 人们都可以看到新闻媒体积极参与, 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 出现了媒体和社会监督合力推进行政领导问责制的大趋势。

5、推动了引咎辞职及其制度化发展。

2004年4月, 中共中央批准实施《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 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了严格规范。《规定》明确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 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 不宜再担任现职, 本人应当引咎辞职, 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二、当前我国行政领导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基础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行政问责制最初是作为应对“非典”等突发性公共危机的应急措施进入我国政治生活的。到目前为止,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行政领导问责制概念的使用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对有关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机制、问责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分歧也比较大, 这种状况与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重要性、紧迫性相违背。

2、缺乏异体问责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 我国问责主体更多的是同体问责, 即执政党内部对其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 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官员的问责。这其实是一种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追究机制, 问责也仅仅是个形式。当前我国缺乏的是异体问责, 即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 包括人大代表、民主党派、新闻媒体、法院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同时, 我国在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度, 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 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行政问责文化尚未形成

行政问责文化是行政领导问责制的思想基础和灵魂。一些政府行政领导对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 把它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应急措施, 而没有认识到它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意义。一些群众也没有从内心认同行政领导问责制, 主体意识不强, 缺乏问责自觉, 把当地政府推行的行政领导问责制看作政府在“作秀”。

4、问责体系存在问题

问责主体不明, 导致问责制效果不明显。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分管范围内的责任追究工作没有给予足够地重视, 组织人事部门对应给予组织处理的责任追究事项关注也不够, 大多认为与己关系不大或没有多大关系, 提起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事情或问题就往纪检监察机关一推了事。

5、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 导致执行难。

有些单位的行政问责制, 对行政失察、失职的行为或追究事项的规定过于模糊。问责制规定:集体决定的问题造成了失误, 应追究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的责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难以界定, 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难以分清, 其他领导人应承担什么责任更难以把握。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1、深化行政问责制度的文化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的行政文化建设, 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法制意识、民主意识, 高效、廉洁的行政意识。确立社会主义的行政道德。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实事求是, 公正行政, 清正廉洁, 勤奋敬业的行政道德。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要以民为本、强调权责一致;要对人民负责、强调民众参与;要积极履行责任和严格追究责任相结合。在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加强对行政领导的问责教育, 提高政府机关及全社会的行政问责意识。

2、加快行政问责的配套制度建设

扩大公民对公共行政的参与,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问责的前提是公开与知情, 对人民负责首先意味着让人民知道政府应该做什么、正在做什么”。 (4) 因此, 需要全面推行市 (地) 级政务公开, 才能把政府及官员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积极参与是以公民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公民积极地从事对政策制定内容的界定和参与”。积极推行行政公开, 解决信息公开问题。一是有赖于全国人大制定《信息公开法》, 这是解决信息公开的最根本的法律保障。《信息公开法》应该确立这样的原则:信息公开才是原则, 不公开是例外。二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该定期地向社会公众发布政府履行职责的情况, 从制度上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三是政府的各级领导和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应建立公开网站、公开电话, 直接听取公众的陈述, 了解公众的意见, 强化与公众的联系, 达成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让公众有了解信息和问责的畅通渠道。四是保障媒体的采访、报道权, 因为被公开的信息主要是透过媒体报道才能为公众使用。

3、惩罚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

如果没有对政府失责的惩戒, 就不可能有对政府履行责任的保障。在推进问责制的过程中应该把惩罚机制和激励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将行政领导履行责任的业绩作为晋升的重要依据, 使行政领导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与对工作的负责结合起来。另外, 根据党对干部保护的原则, 被问责官员“下来”后, 如果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定时间, 实绩突出, 符合选拔任用条件的, 仍可以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

4、健全法律法规, 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问责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 政府对人民负责是责任政府的根本要求。然而, “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利益动机、集体行动的逻辑、政府权力的膨胀等特性, 如果没有一套严密的政府责任保障机制, 政府是很难主动履行其承担的责任的。因此, 建立一套政府责任规范与问责保障机制必然是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 (5) 同时, 应制定一系列与行政问责制紧密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 如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行政强制行为法、国家监督法等, 通过明确责任—实施问责—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 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5、强化异体问责力度

明确人大监督的权力。要强化异体问责, 充分发挥行政体制外部的问责主体 (特别是立法机关) 的监督、问责作用, 对行政机关形成强有效的外部压力。在各类问责主题中, 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重要的体制外问责主体。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运用其监督权力, 行使各项监督职权, 对行政机关进行问责。“人大作为最重要的问责主体, 所问之责主要是政治责任, 罢免和撤销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问责权的主要方式”。 (6) 随着依法治国的力度不断加大, 需要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责任人引咎辞职制度等, 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

结语

异体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措施 篇8

【关键词】异体行政问责制；现状；方法

简单来说，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同体问制的实施耗费的资金少，易于实施，但是不能够满足人们对民主的要求，同体问责不利于我国顺利地完成政体改革，所以本文主要对异体行政问责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强化异体行政问责制实施的有效方法，从而规范政府人员的行为，让政府人员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1.异体行政问责制包含的主要内容

1.1异体行政问责制中的主体

一些学者认为，异体行政问责制的主体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包括人大代表、立法机关、公众成员、新闻媒体等司法机构。问责主体中的人大使用质询权和罢免权来对异体行政问责的客体进行问责，对问责客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从而达到规范客体行为的目的。

1.2异体行政问责制中的客体

一般来说，行政问责制中的客体就是政府及其内部人员，行政问责的主要目的就是对他们进行问责，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让他们承担应该承担的义务或责任，从而实现政府人员的权责对等，提高政府人员的责任意识，从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行政工作，给人民群众谋取福利。

1.3异体行政问责制的表现形式

异体行政问责制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问和责”，其中的“问”就是询问政府官员是否进行不当行为，是否因政府人员的错误决策而给人民、政府或国家带来不利影响，“责”就是追究行为不当的政府人员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1.4异体行政问责制的实施过程

所谓的异体行政问责制的实施过程，就是异体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如何向客体进行问责。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问责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定，比如说质询、罢免程序，包括一定的答复时限，一定数量的问责成员和罢免官员需要通过的人数等规定，问责主体必须遵循此中规定，才能在规范政府人员行为的同时加快法治社会的建立。

2.异体行政问责制在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问责主体没有发挥较大的作用

由于我国主要实施的是同体问责制，所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对问责主体的行为进行约束，缺乏异体行政问责制的实施的理论依据，因而异体行政问责制中的主体没有发挥较大的作用。

2.2问责客体责任划分不明

国家在实施异体行政问责制的时候，主要目的就是规范政府人员的行为，督促他们正确使用行政权力来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对此，各个部门必须进行明确的责任划分，并建立较为完善的责任体系，但是在我国的政府部门，内部的关系十分复杂，各个部门的责任不明确，因而会发生责任交叉，不利于问责的顺利进行。

2.3问责信息的透明度较低

前几年，人们讨论的最多的就是政府信息的透明度问题。在我国，由于问责信息的透明度较低，问责主体缺乏对问责客体行为的了解，因而政府部门的内部人员的不当行为就被掩藏，问责主体难以快速地发现问责客体的不当行为，导致问责的力度较低。

2.4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

异体行政问责制在实施的过程中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所以问责主体无法利用法律法规来进行规范性的问责，并且问责客体会寻求法律的孔洞来躲避问责，因而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难以得到快速及时地制止，因而出现大量的贪污受贿的现象，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2.5司法机关的问责力度较小

司法机关在问责时，由于受到领导体制和编制经费的限制，导致司法机关的问责力度较小，难以独立地对问责客体进行问责，致使进行不当行为的政府人员继续逍遥法外，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6新闻媒体的问责力度较小

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在一些电视中会出现很多舆论监督节目来对政府部门的行为进行监督与评价，但是新闻媒体在问责的时候，会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缺乏独立性，政府部门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封杀相关的问责新闻，因而降低了问责的效果。

2.7问责缺少人民群众的参与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會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民群众因惧怕相关人员的打击报复，没有参与问责，所以导致职位较高的官员在工作中收受贿赂，采取不当的决策，没有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3.解决异体行政问责制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有效方法

3.1发挥问责主体的作用

要想让异体行政问责制中的主体执行质询和罢免的权利，必须要建立与异体行政问责有关的制度，并确定问责的程序，让问责主体对行为不当的问责客体进行处罚。

3.2对问责客体的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的划分

首先，必须实现政府官员的权责对等，减少部门的设立，精简部门内部的人员，并对不同部门，不同内部人员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的划分，从而减少职能重叠现象的发生。另外，当问责进行不当行为的客体的时候，能够防止该客体将责任推卸给其他工作人员。

3.3提高信息的透明度

国家有关部门要想获得人们的支持，必须逐渐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将政府的资金支出情况明确地显示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对政府部门进行连续的监督，从而防止政府人员贪污受贿，奢侈浪费等现象的发生。

3.4完善与问责有关的法律法规

在实施异体行政问责制的时候，必须要完善与问责有关的法律法规，为问责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发挥问责制度的效应。

3.5加大司法机关的问责力度

司法机关要想保持中立的态度来对问责客体进行问责，必须要将司法机关与其他机关割裂开来，从而增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确保问责的顺利进行。

3.6加大新闻媒体的问责力度

必须加大新闻媒体的问责力度，对此，就要求新闻媒体脱离政府部门的管制，对国家政府部门的一些行为进行专业的分析和讲解，从而提高群众对政府部门的认识，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

3.7激励公民参与问责

为了改善政府人员的不当行为，有关部门必须激励公民参与问责，提高人民群众的问责意识，加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与联系，让政府部门在实施工作的时候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目的。

4.总结语

随着政体改革的进行，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同体行政问责制存在的缺陷，明白了异体行政问责制的重要性，为了约束政府人员的行为，让政府人员真正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必须明确问责的主体与客体，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制定并完善与问责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司法机关的问责力度等，只有这样，国家贪污腐败的行为就会减少，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才能提升。 [科]

【参考文献】

[1]韩志明.制度的虚置与行动者的缺席——基于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问题的分析[J].天津社会科学，2011.12（11）：111-112.

[2]李景峰，陈楠.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当前困境与完善途径[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24）：1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