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腐败国家立法必要性的思考

对反腐败国家立法必要性的思考（共5篇）

对反腐败国家立法必要性的思考 篇1

对反腐败国家立法必要性的思考

李永忠

2013-3-26 6:48:55来源：2013年03月25日08:42 北京日报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制度反腐的题中之义，也是十八大依法治党、保障廉洁政治的新要求。应紧紧围绕十八大确立的党的建设主线，重新审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现状，加强反腐立法工作整体规划。

现有法规制度体系难以打赢反腐败战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已基本建成了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但现有的法规制度体系难以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一是战略规划上的制度反腐一直欠缺。邓小平同志不止一次地从制度层面（主要是权力结构）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犯各种错误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并强调“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现今，腐败滋生蔓延的“总病根”，无疑还是“牛栏关猫”式的法规制度体系，权力脱离“笼子”导致大面积蜕变腐败，直至“腐败愈演愈烈”。以吏治腐败为主征的权权交易发展为对执政党的公信力和生命力危害。

长期以来，我们不仅对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成果挖掘、整理和转化不够，而且对清廉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反腐

倡廉法规制度成果学习、借鉴、汲取也不够。从人性善、共产党员道德高、无产阶级素质好等理想主义的思维定式中，进行立法规划和制度构建，致使制度上的漏洞和风险仍大量存在，反腐败的目标红线不断压低。

同时，反腐败立法和制度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追踪腐败现象或腐败手段的误区，使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如同“急诊室”、“消防队”，处于一种应急和被动的状态。制度成本过高，制度效能过低。如公款吃喝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反复强调,下发文件几百个,制定的“不准”多达千条。不仅始终未能根除，反而演变成“灰色腐败”。

二是法制体系上的失衡性——重实体轻程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相对重视实体性法规制度的构建，但程序性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制度体系失衡，导致空监、虚监、弱监的问题大量存在。反腐败立法工作和法规制度建设，习惯于将重点放在诊治和矫正之上，偏重于追惩性、实体性制度，忽视程序性、防控性制度；偏重于工作成绩的计算，忽视对工作程序的监督；偏重于对公权力的行使保障，忽视对民权利的程序保障；偏重于腐败行为的查处，忽视对职责权限的界定和自由裁量权的约束，无法切实保证法规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执法者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是制度效能上的有限性——决策力不足、公信力不高、保障力不强。一是制度的决策力不足。由于整体规划不够，加之封建崇权、拜权、怕权思想的深远影响，“人治”思维和现象盛行，监督者不敢监督、不愿监督，被监督者不要监督、不受监督，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况时有发生，以言代法、以权压制的现象大量存在。二是制度的公信力不高。由于制度设计不科学，或过于宏观，过于笼统，尤其是关于执行程序、违章责任追究等规定不多，对一些具体问题未界定或量化；或制度创建不够谨慎和严肃，草率出台，频繁修改，致使制度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同时，落实制度的责任制度、保障制度、再监督制度也不健全，使一些本来很好的制度得不到贯彻执行，未能发挥制度应有的威力。三是制度的保障力不强。由于制度的决策力不足，公信力不强，制约了制度效能的发挥，特别是专门监督机构被置于执行机关的统制范围，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始终处于同体监督的空置、弱置境地，无法发挥监督保障功能。

反腐败立法工作目标是构建制度铁笼子

反腐败立法工作必须以“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为原点，以权力结构改革为核心，构建防治消极腐败的制度铁笼子。

一是加强反腐败的战略规划，确立权力结构改革原则。制度建设涉及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但核心是权力结构问题，即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制度改革问题。应加强反腐败立法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依据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和作为党内最高规章的党章，将权力结构改革列入反腐败国家立法五年规划。厘清权力与权利的授受、制衡和回归的关系，逐步建立

起能够很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反腐败权力结构，真正以制度之笼关住权力之虎。

二是提高制度耦合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制度铁笼子。应把法规制度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健全浅层意义上的规章、守则与改革深层意义上的组织体系（即权力结构）结合起来，把党内立法（党内决策程序、表决规程等）与国家立法（财产审报法、反腐败法等）结合起来，把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与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结合起来，做到反腐败立法工作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总体要求相适应，与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相适应，与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的总体目标相适应，与防治消极腐败危险的总体部署相适应，做到制度与制度之间相互衔接、相互配套，耦合力强、体系化程度高。

三是提高公众参与力。反腐败立法工作必须实行开门立法，注重发挥群众在反腐倡廉和反腐败法制建设中的深厚伟力，不能搞专业人员闭门造车式的立法，不能搞专门机构单打独斗式的建制。务必依靠群众，转换权力结构，探索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途径和方法；依靠群众，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制度反腐，创新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依靠反腐立法，调整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靠法规制度，改善党群和干群关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维护党的肌体健康。

（作者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对反腐败国家立法必要性的思考 篇2

一、校车运营中的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对校车制立法的关注源自人们对校车的需求和校车工作现实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之间的矛盾。

1. 校车是许多家长、学生的紧迫需求

在北京、上海等很多地方, 由于车流较多, 很多家长不敢让孩子自己上学、回家, 因此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成为家长每日必须完成的一项工作。以北京市为例, “2007年, 北京市人代会的一份代表议案显示, ‘目前北京市中小学在校生约为170万人, 大约有51%的学生需要家人、保姆接送……’”[1]如此巨大的需求使得北京市的很多学校、幼儿园都采用各种方式购买或租用校车。

实际上, 不仅城市对校车的需求很大, 而且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 对于校车的需求也很大。自从“撤乡并校”政策实施以来, 在农村教育资源整合的同时, 学生上学远的问题也日渐显现出来。例如, “2002年, 威海市农村中小学由原来898所锐减为325所, 中小学生平均上学路程约3公里, 最远有10多公里”。[2]上学路程增长, 迫使许多家长不得已用农用车辆, 甚至拖拉机等接送学生, 这不仅增加了家长的负担, 学生上学的安全也难以得到保证。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 由于公路状况不佳或是公交系统覆盖面不广等问题的存在, 校车就更加成为家长们放心让孩子上学的期盼。

因此,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校车已经成为许多家长、学生的紧迫需求。

2. 校车运营中问题颇多

(1) 校车安全问题令人担忧。

据报道, “2005年3月8日, 山东省临沂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芝麻墩民办‘小神童’幼儿园一辆经过非法改装的金杯牌面包车 (核载10人) , 在运送22名师生 (1名随车教师, 21名儿童) 离园回家途中突然熄火。驾驶员检修时违规操作, 发生爆燃并迅速蔓延, 导致车辆起火。虽经随车教师的奋力抢救, 但是仍造成12名儿童死亡 (5名当场死亡, 7名抢救无效死亡) 、5人受伤 (4名儿童及随车教师) , 车辆完全烧毁”。[3]

诸如此类的事故在全国已不下数十起, 这表明在运营的校车中安全问题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按照国家校车标准, 每个座位都必须有安全带, 然而实际的情况远非如此。仍以北京市为例, 公立学校的校车大都难以达到这个标准, 民工子弟学校的校车情况更为令人担忧。[4]除了硬件设施令人担忧外, 超载、违规驾驶、设备维修不及时等安全隐患仍然存在。这些安全隐患的存在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酿成惨剧, 因此对校车安全隐患进行治理已经刻不容缓。

(2)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校车的管理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因为校车既涉及教育领域, 又涉及政府有关部门, 还涉及市场、运营商等多个方面, 因此, 在管理中的权责不明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症结所在。例如, 校车是学校租的, 一旦在行驶中出了问题, 家长会要求学校负责。而校车已经开出学校, 学校无法承担这个责任。而运营方也会借学校租车应由学校负责或者至少承担部分责任为由拒绝全部承担其责任。而政府在这样的事故中是否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呢?这种权责不明的状况, 直接反映了校车管理上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由于没有法律依据, 因此各方才不明权责, 而这也使得校车的管理工作令人担忧。

总之, 正是由于家长、学生对校车的现实需求和现实存在的安全及管理等方面问题之间的矛盾, 使得校车制工作的推进遇到了很多困难。显然,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现实中, 各级政府使用最多的是行政法规手段。然而, 尽管在一些地方, 运用行政法规手段对校车进行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在笔者看来, 运用行政法规手段管理校车工作存在不可避免的问题, 依靠行政法规手段推行校车制不是现有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现有的行政手段存在的不足

1. 现有行政法规手段的基本情况

除在教育类法律中没有关于校车的规定外, 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等在内的国家级交通类法律、法规中, 也没有关于校车的条款。现有的关于校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1) 地方法规中的相关条文, 例如从2009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中对于校车司机的要求进行了规定:校车驾驶人应当具有相应准驾车型3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 并且最近3年内无一记分周期无满分记录和无致人重伤、死亡的交通责任事故记录。[5]

(2) 校车安全标准等技术类规定的相关条文。例如, 我国首个校车安全标准, 即《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04) 第2号修改单中规定校车“即用于运送≥5名幼儿园、小学、中学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及其照管人员上下学的客车和乘用车。按乘坐对象分为幼儿校车、小学生校车和其他校车, 按车辆属性分为专用校车和非专用校车”。此外, 校车安全标准还“对校车的核载、座椅布置、安全防护等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

通过对现有行政手段的梳理, 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在校车的管理方面主要以行政法规手段为主, 且行政法规多为地方法规, 而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出台明确的行政法规。而且在标准方面, 也只是制定了校车的技术层面的标准, 对于经营、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并没有涉及。

2. 行政手段的问题

不可否认, 用现有的行政手段对校车进行监督和管理,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 在笔者看来, 仍有几个问题难以解决。

(1) 行政手段的法律依据问题。

我国的法律体系由基本法、单行法、行政法规 (规章) 、地方行政法规 (规章) 等几个基本部分组成。在这一法律体系中, 国家行政部门所制定颁布的行政法规必须依据基本法和单行法, 并且与之保持一致。换言之, 在基本法或单行法中须有相应的条款或内容作为行政法规的立法依据。然而, 如前所述, 在校车制的问题上, 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单行法中尚没有相应的条款, 因此, 现有的行政法规没有足够的立法依据。而且, 即便是需要对一些问题进行规定, 行政法规也因无足够的立法依据而束手无策。例如, 在教育类基本法和单行法中, 都没有规定司机对于学生的法律责任问题, 因此, 在行政法规中也无法确定校车司机的相应法律责任。因此, 行政法规的立法依据问题是行政法规自身建设难以解决的问题。

(2) 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问题。

“法律效力是法律对其调整对象所具备的约束力和保护力。”[6]法律效力的范围涉及法律对人的效力、法律对事的效力、法律的空间效力和法律的时间效力。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是有限的, 地方行政法规更是如此。以法律的空间效力为例, 地方行政法规只能在有限的地理区域内有效, 而校车问题不仅是一地的问题。校车在路上行驶, 所要面对的是来自各地的车辆, 校车所面临的问题, 也并非只是一省、一市的问题, 仅仅依靠地方行政法规其法律效力是难以覆盖诸多地域的。即便是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颁布国家层面的行政法规, 依然难以提高其法律效力。况且其立法依据尚不够充分, 因此, 其法律效力自然就难以实现。

(3) 校本运营中利益关系要理顺。

由于现有的行政手段主要为地方法规, 而地方法规为地方政府制定, 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校车制的问题上, 已经成为了制定规则的一方, 是“裁判员”。与此同时, 在一些地方的校车的运行中, 政府投入了资金, 也参与了运营, 此时政府又成了“运动员”。政府既扮演“裁判员”, 又扮演“运动员”, 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法规的执行情况将难以受到更有效的监督。而这种情况是与制定地方法规的初衷相悖的。因此, 必须厘清政府在校车运营中的角色, 而这种角色的厘清, 仅靠地方法规是不够的。

综上所述, 现有的行政手段尽管是各级政府采取的针对校车制存在的问题的应对之策, 但由于存在着行政法规难以解决的问题, 行政法规实际上并不能解决校车制所存在的问题。

三、校车制立法:对行政法规局限的突破

笔者认为, 关于校车制所采取的的行政法规手段所存在的问题, 只有通过校车制立法才能解决。原因如下:

(1) 行政法规的立法依据问题必须通过立法问题解决。如前所述, 行政法规的立法依据源自基本法和单行法的相关内容。因此, 要解决校车制行政法规的立法依据问题, 必须通过修改原有的法律或颁布新的法律来解决。

(2) 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问题也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解决。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有限, 尤其是地方法规的法律效力的有限性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解决。法律比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强在法律效力的组成部分中可以得到体现, 以法律的空间效力和法律的时间效力为例。

在法律的空间效力方面, 法律比行政法规覆盖的地域范围更广。地方法规只能在其省市范围之内发生效力, 而法律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效力。

在法律的时间效力方面, 行政法规的时间效力往往会受到政策调整、人员变动等因素的影响。而法律一旦制定就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 不会因人员变动、政策调整等原因随意改动。行政法规的这种变动性使得其时间效力往往不如法律的时间效力长。

(3) 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 也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并不会因为是政府还是个人就有所区别, 这与由政府制定颁布的行政法规有很大不同。由于政府也必须受到法律的监督和约束, 因此无论校车运营模式如何多样, 政府、运营商等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依法行事。

(4) 校车制推行过程中, 必定涉及生产、销售、经营、租赁、银行、保险等多个领域, 同时也必然涉及教育、交通、安全等多个政府部门, 然而在现有的行政法规之中, 并没有也难以理顺如此复杂的关系, 因此, 必须从立法的角度在基本层面上进行必要的规定。

综上所述, 依据行政法规手段并不是推行校车制的治本之策, 只有通过立法手段才能使校车制的推行有法可依, 真正为学生的安全上学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1][4]岳勇.北京校车困局[J].北京纪事, 2008 (8) .

[2]曲唐, 杨建清.600辆校车承载16万农村孩子的安宁[N].威海日报, 2008年9月23日第1版.

[3]引自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教育部官方网站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1168&infoid=12093.

[5]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官方网站:http://www.moc.gov.cn/zhuzhan/jiaotonganquan/anquandong-tai/gongluanquan_DT/200903/t20090305_562817.html.

对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完善建议 篇3

关键词：反腐败 立法 刑法修正案（九） 刑罚结构

严惩腐败犯罪，既是中央基于反腐败斗争形势提出的政策要求，也是全面从严治党、促进廉洁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其关系到我国的长治久安以及民族危亡。因此，针对反腐败刑事立法的缺陷，需要有针对性的加以完善，以更好的为司法实践服务。

一、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缺陷

（一）贪污贿赂罪的限定条件不合理

我国刑事立法一向重视刑法的谦抑性，强调对犯罪圈的把控，但某些腐败犯罪的限定条件过高，致使诸多腐败犯罪无法予以惩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挪用公款后具体用途的限定。2.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客观方面的限定。3.将腐败犯罪的对象“贿赂物”限定为“财物”，没有将非财产刑利益（如性贿赂）纳入贿赂犯罪的对象。

（二）腐败犯罪的刑罚结构设置不合理

我国腐败犯罪刑罚设置有死刑，呈现出重刑主义的倾向。与此同时，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较高，轻微的犯罪无法得到有效的惩治，且判处短期刑和缓刑的比例较高。可见，我国腐败犯罪的刑罚配置呈现出畸重与畸轻并存、过剩与不足并行的现象。

（三）贪污罪、受贿罪共用同一法定刑不合理

贪污罪、受贿罪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两者侵犯的法益不同。贪污罪侵犯的法益主要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而受贿罪侵犯的法益则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二者的本质区别决定了两者应属于不同性质的犯罪，而不应有相同的处刑标准和定罪事实。[1]

二、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完善的具体建议

（一）合理设置贪污贿赂犯罪的限定条件

1.取消挪用公款具体用途的限定条件。

首先，从解决司法疑难问题的角度来看。设置挪用公款的具体用途会产生诸多问题。例如，个人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动又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况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其的处置是数罪并罚。但刑法理论中的不得重复评价原则认为，在定罪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具体事实情况，在量刑时就不能再次作为是否处刑和处刑轻重的根据；同一情节不能既作为此罪的认定条件，又作为彼罪的认定条件，也不能既作为定罪条件，又作为量刑条件。[2]在上述法条中，行为人挪用公款的单一行为，既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行为，又构成其他贿赂犯罪的客观行为，本质上是违背不得重复评价原则的。但若删除具体用途，则可以解决此问题。因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挪用公款的行为，即构成挪用公款罪，其在挪用之后实施的其他非法行为，是独立于挪用公款罪之外的另一新行为，并不违背不得重复评价原则。

其次，从惩治犯罪司法成本的角度来看。司法实践中，设置挪用公款的具体用途增加了司法成本和办案难度，成为惩治腐败犯罪的极大掣肘。查清每一笔钱款的用途，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仅增加大量的经济成本，还会影响侦办案件的效率。

再次，从《刑法》分则条文之间的内在逻辑来看。立法者将挪用公款罪与贪污、贿赂等罪名共同规定在一章之中，贪污、贿赂罪中赃款的使用用途不是这些犯罪必备的构成要件，而挪用公款的使用用途却是挪用公款罪的必备构成要件。从整个章节体例上看，挪用公款罪与其他相关罪名在构成要件上不相协调，条文之间缺乏应有的内在统一。[3]

最后，挪用公款的三种具体用途存在冲突矛盾。非法活动既包括营利性非法活动，也包括非营利性非法活动；营利活动既包括非法性营利活动，也包括合法性营利活动。两种用途存在交叉重合的部分，如何对其认定缺乏标准。另外，挪用公款用于不同用途时数额的认定存在疑难，如分别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动、营利活动、一般活动，是否可以累加计算？是司法实践中常见且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

2.取消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的限定条件。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中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限定条件，单位受贿罪中具有“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限定条件，行贿罪中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限定条件。笔者建议取消上述限定条件，理由如下：

首先，受贿、行贿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行为人是否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以及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实施与否均不影响贿赂犯罪的本质。其次，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限定条件，是否意味着“谋取正当利益”就可以行贿或受贿？此限定不仅与立法宗旨和意图相悖，而且也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相去甚远。再次，限定条件不利于实现罪刑之间的均衡。同样是贿赂型犯罪，行贿罪的限定条件设定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受贿罪则设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介绍贿赂罪则无谋取利益的限定。则当行为人为谋取正当利益并通过他人介绍进行行贿的情况下，介绍贿赂罪和受贿罪均可以构成犯罪，而行贿人作为犯罪的始作俑者，却因为限定条件而可以逃避刑罚，殊为不当。最后，限定条件增加了司法成本，也缩小了腐败犯罪的范围，并且极易在犯罪的认定上产生争议。

3.扩大腐败犯罪贿赂物的范围，并将性贿赂入罪。为有效地对贿赂犯罪进行惩治，笔者建议将贿赂物的范围界定为“不当利益”，既包括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并将性贿赂纳入贿赂物的范围入罪。至于性贿赂的量刑标准，笔者认为，可以采取情节（区分为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和数额（区分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相结合的量刑标准。当性贿赂的数目可以通过财产表现出来的时候，根据具体的数额判处刑罚；当性贿赂无法量化的时候，则可以根据性贿赂的次数、时间长短、人数、危害后果（尤其是给国家造成的财产损失）、侵害的法益、谋取的非法利益以及主观恶性等综合加以判定。

（二）完善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刑罚结构

目前，我国刑罚朝着轻缓化、人道化、国际化的方向不断迈进，尤其是在《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13个经济型非暴力犯罪的基础上，《刑法修正案（九）》再次取消了9个罪名的死刑配置，在破除畸重方面已经展开破冰之旅。针对腐败犯罪刑罚结构畸轻的情况，可以着重从罚金刑和资格刑两方面加以完善：

1.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腐败犯罪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财产利益的贪利性犯罪，对其惩治要对症下药，把握重点。既然腐败分子追求的是私利，那么对其惩治，既要使其受到自由刑的约束，还要受到罚金刑的制裁，让其得不偿失。罚金刑在刑罚价值论上的根据可归于刑罚谦抑主义，即力求以最小的刑罚手段，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抑制犯罪，主要通过剥夺、改造、威慑等基本功能对其进行惩治，从而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双重效用。从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来看，罚金刑的确立、适用和执行可以威慑意图实施犯罪的危险分子、不稳定分子，若犯罪不仅要付出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还要丧失财产权利，以此发挥警戒作用，并提高广大公民的法制观念，鼓励他们积极的同腐败犯罪进行斗争。从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来看，通过剥夺犯罪分子重新犯罪的资本和物质条件，增加其犯罪的成本，使其无利可图，得不偿失，从而不能、不敢或不愿再次犯罪。

腐败犯罪相对于侵占、抢夺、盗窃等，社会危害性更大，不仅侵犯了财产权，而且侵犯了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举轻以明重，侵占、抢夺、盗窃尚且配置有罚金刑，腐败犯罪更应设置罚金刑，因此，建议所有的腐败犯罪都可适用罚金刑。

2.增设及改善腐败犯罪的资格刑。适用资格刑，对于惩治腐败犯罪具有特殊的威慑和预防效能，笔者建议通过《刑法》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方式对资格刑进行完善，《刑法》总则赋予剥夺政治权利新的内容，除了不得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外，还不得担任上述国有单位的非领导职务，以及非国有单位的特定职务，并将从事特定职业和行为的资格纳入政治权利的内容，以真正祛除行为人再次犯罪的基础。另外，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具有局限性，且政治色彩浓厚，适用范围狭窄，建议将其修改为公权力的选举和被选举，使之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单位作为经济社会的主体之一，利用其特殊身份具有实施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等罪行的可能性，由于对其惩治无法适用资格刑，一些单位对此有恃无恐。因此，应明确单位犯罪可以适用资格刑，并增设资格刑种类：其一，强制整顿。其目的是通过对公司、企业组织体的改造，来规制单位的行为，清除其犯罪的环境和条件，预防其再犯。其二，刑事破产。对于多次实施犯罪，即将或已经给社会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及严重的负面影响，且屡教不改、社会已经不能容忍其存在的单位，可以对其实施刑事破产。

（三）设置贪污罪、受贿罪分离的法定刑标准

正如意大利刑法学者贝卡里亚所言“赏罚上的分配不当就会引起一种越普遍反而越被人忽略的矛盾”，即刑罚的对象正是它自己造成的犯罪。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地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侦查难度及隐蔽性不同，受贿罪属于对合性犯罪，容易达成攻守同盟，难以查处，但贪污罪由于犯罪对象的特殊性，行为的相对明确性，留下直接、间接证据的可能较大。因此，两罪量刑时予以考虑的因素存在巨大差异，适用同一法定刑不利于对犯罪公正处罚。

虽然贪污罪和受贿罪都是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渎职犯罪，但两者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一，侵犯的法益不同。贪污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物的所有权。而受贿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第二，犯罪对象不同。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公共财物，并且是行为人职权范围内的公共财物；而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的财物，即行贿人的财物，该财物既可以是私人所有的财物，也可以是公共财物。第三，犯罪目的不同。贪污罪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自己合法主管、经营的公共财物；而受贿罪的目的是为了非法索取他人财物。第四，犯罪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不同。贪污罪的行为人只能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直接享有的主管、经营和经手公共财物的便利条件，不能间接实施贪污犯罪行为；而受贿罪的行为人既可以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范围内的便利条件，又可以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间接利用第三人的职务之便；另外，除索取财物所构成的受贿罪外，受贿罪是采用为他人谋利益的手段，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贪污罪则是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非法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从司法实践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目前司法机关查出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受贿案件的数量、比重远大于贪污案件。另外，数额对两者所起的作用不同。在贪污罪中，如果退还贪污款项，虽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不可逆，但公共财物的损失却可以避免，但在受贿罪中，即使退还贿赂款，但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造成的损失却不可逆，危害更加严重。相对而言，数额对受贿罪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其还涉及到利用职权后的谋取不正当利益，需要综合考虑数额、情节、危害后果等。一些贪污、受贿案件，虽然数额相差不大，但由于其他犯罪情节轻重不同，社会危害性差别很大，但却只能在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刑，不能做到罪刑相称。因此，亟需分别设置法定刑。如对受贿罪的量刑，出于条文简洁性的考虑，可以采取以概括式规定为主，列举式规定为辅的方式。将“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作为加重处罚情节规定于条文之中，但其内容应当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规定。

受贿罪的情节，是指影响受贿犯罪罪行大小、量刑轻重的各种因素。受贿罪情节要综合考虑受贿人的职务、职权的性质、违背职责的程度，在认定和处理受贿犯罪案件时必须认真区分以下情节：一是区分是收受贿赂还是索取贿赂。收受贿赂是被动的，索贿是主动的，虽然都是受贿行为的表现形式，但两者手段不同，社会危害性亦不同。二是区分谋取的是正当利益还是非正当利益，何种利益、多大利益，谋取利益时间的长短、次数，造成的危害后果。谋取长时间、多次非正当利益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三是受贿造成损失的大小。可以通过数额及危害后果予以认定。四是受贿对象的情况。乘人之危索取贿赂的，收受外商、华侨、港澳台胞造成不良影响的，危害更加严重。五是犯罪后的态度，是否在案后转移赃物、销毁罪证，或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掩饰罪行等。并要结合有无自首、立功等情节综合认定。贪污罪的认定可侧重从数额着手，并结合犯罪情节，进行定罪量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严惩腐败犯罪，需要严密、完善的法制作为保障，反腐败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并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清正廉明。

注释：

[1]参见阴建峰：《贿赂犯罪配型模式之修正与认定》，载《刑法论丛》2015年第2卷。

[2]参见石魏、余亚宇：《扒窃转化型抢劫中对公共交通工具不能重复评价》，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14期。

论反腐倡廉对政府工作的必要性 篇4

千百年来妇孺皆知：明朝的海瑞，一心为民，两袖清风，博得举国爱戴；清代的于成龙，一身清廉，蜚声朝野，同样也是众所周知在当今时代里，也有孔繁森、牛玉儒、郑培民、任成霞、梁雨润等同志任劳任怨，全身心地投入在服务人民中，心甘情愿地做人民的公仆，他们的事迹传遍了神州大地，他们的精神万人颂扬。是的，无论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清正廉洁却永远是时代的呼唤。然而，遗憾的事是，与这些闪光的名字相对的，也有那么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成克杰、胡长清等他们曾身居高官，大权在握，他们都曾被鲜花、掌声、荣誉包围，但他们却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滥用手中的权利，走上了腐败的深渊，走向了人生的毁灭，成为人民的罪人，受到世人的痛斥与唾弃。天堂到地狱的堕落，纯洁到肮脏的脱变，只在于一瞬间的邪念，但就是这一瞬间的邪念却使得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心的腐化，导致了欲的横生，最后使其完完全全地退化成了盗取人民利益的硕鼠，遭到人人喊打的下场！

一、增强约束力，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科学性

首先，着力抓好教育制度建设，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约束力。坚持和完善党组中心学习，主要负责同志定期讲廉政党课等制度，建立健全党性定期分析、反腐倡廉专题民主生

活会制度、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制度，建立基层党员轮训、流淌党员教育制度，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新闻发布、对外宣传等制度，研究制定贯穿干部培养、选拔、管理、运用全过程的反腐倡廉教育施行方法，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教育制度水平。

对反腐败国家立法必要性的思考 篇5

摘要

建设和谐社会，廉政是前提。如果没有反腐败的强烈呼声和反腐败的法制体系环境做保障，要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体现和谐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公平、公正、公开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廉政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没有前提谈和谐就是本末倒臵。因此，腐败还必须反，只是应该给反腐败注入新的活力，研讨新机制，制定新法律，这样才能减少反腐败的审美疲劳症。

十五大以来，党和政府开始重视从源头、从体制上预防腐败，通过深化改革和建章立制，初步建立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使反腐败收到了初步成效，但腐败之风并未得到根本遏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反腐败认识上面思路不太清晰，往往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为此，我们就要创新反腐理念，把过去一些不太正确的做法改正过来，对反腐败进行重新思考和认识，以反腐败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关键词：反腐败 思考 认识

反腐败不就是查办贪官污吏吗？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不错，反腐败就是要将那些“蛀虫”、“巨蠹”、“硕鼠”、“大鳄”揪出来，将那些贪污公款、收受贿赂者绳之以法。但是，反腐败工作何止于此？每年一度部署全国反腐败工作的中纪委全会，将反腐败工作规范为三个方面，查办案件仅仅是其中的一项，其他两项分别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纠正部门、行业不正之风。可见，将反腐败仅仅归结为查办贪官污吏是片面的。

一、重刑未必能反腐。

芬兰、新西兰等排名靠前的国家，对于财产犯罪都没有死刑，不杀而能达成廉洁的目的，甚至建成了当代最廉洁的社会，极有法治意义。透明国际认为腐败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现存的制度有漏洞。我们不能将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恶果由一个人来承担，因为贪污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更多的是由于经济转型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因此，建立人们难以逾越的腐败障碍，使腐败行为根本不可能，才是当代反腐败的主题。反之，重刑多了，不但会使真正需要的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受到忽视，而且反腐败的结果并不理想。所谓“前赴后继”式的制度性的系统腐败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反腐败和建设清廉社会是个过程，即使是最清廉的国家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比如荷兰，在透明国际最初公布的清廉指数上，并不是最好的。芬兰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政治学博士鲍拉〃提胡宁说，在芬兰历史上官员腐败问题也曾一度成为畅销报纸的头条。头两年，在最清廉国家的排名中，芬兰排名第四。1997年至1999年，芬兰连续三年名列第二。而自2000年起，芬兰连年排名第一。同样，中国的清廉指数也在明显上升了。因此，反腐败具有动态性。今天的清廉指数不等于明天。只要各国政府加大制度建设，措施得当，建立在民主和法治上的清廉政府就不会遥远。

二、要实行连带责任，形成良性的社会劝导机制。

实行腐败的责任连带追究，即一个人腐败要“罪”及其知情不阻的亲近群体，“罪”及其主管领导、推荐的领导，使领导干部的亲近群体从关心自己利益出发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现在，腐败现象之所以屡惩不止，关键就在于惩治腐败往往是局限于对腐败分子个人的追究，而没有将腐败分子与其近亲群体捆在一起连带追究，致使一些腐败分子无所顾忌，甚至滋生“腐败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冒险心理。实行连带责任追究，要把握好一个“度”。这个“度”就是对连带责任人的追究要与其过失得当，不能失之过重、过滥，但也不能无关痛痒。

三、建立充分体现廉者厚养原则的廉政公积金制度。仿照养老金的收缴方法，在银行设立专户储存，由个人、单位和国家共同缴纳，公务员退休时一次性发放，使那些终生廉洁从政的人，有一笔丰厚的基金，可以安度晚年而无后顾之忧，而一旦不廉受惩则按程度扣除部分甚至取消全部廉政养老公积金，并可能被作出从业限制，把公务员的经济利益和廉政建设结合起来，实行“积薪养廉”制，从而增加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收入预期和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预期，降低腐败动机。

四、要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

从制度需求到制度供给，制度创新还没有结束。制度创新的最终意义，在于新制度实施之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如果到制度供给就结束了，那么制度创新就只有“文本成果”，而没有实际效果，这样的“制度创新”意义不大。制度创新是否有效、是否成功，最终要通过制度实施的效果来检验。在现实中，有制度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力，也是一个普遍问题。人们说“制度数量很多，但制度效果不好”，问题在于制度实施上。再好的制度，不认真实施，等于一纸空文。有人认为，“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糟；有规则不遵循，比没有规则更糟”。为什么这样说？制度有了，长期不执行，就会在人们心中形成轻视甚至蔑视制度的心理，敬畏制度、遵守制度的意识就会越来越淡薄，损害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遵循制度的行为就会减少，而违反制度的行为则会增加。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当前，提高制度执行力，认真实施各项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制度实施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反腐倡廉制度实施，要抓好四个重要环节。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制度学理论认为，制度不会自动实施。制度颁布了，文件发出来了，人们会不会自动地按照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一般不会。制度就像机器和工具，设计制造出来了，放在那里，没有人去操作，是不会自动运行、产生作用的。制度的实施，需要有制度实施主体来推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问题，“制度有了，谁来执行？”规定制度实施主体、明确实施职责，是实施制度的首要问题。在反腐倡廉制度的实施中，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是实施主体，要切实加强制度执行的组织领导，保证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得到切实执行。提高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就是对制度执行者的激励问题。制度学理论认为，制度的实施者也要受到适当的激励，他才会有动力去积极执行制度。我们必须承认，反腐败是一项有风险的艰难工作，因此，对制度执行者要给予适当的激励，要保护他们的执法执纪行为、降低执法执纪风险，对优秀执法执纪者在精神上和利益上都应给予一定奖励。

第二，强化宣传教育。要切实加强制度宣传教育，增强全党制度意识，筑牢遵纪守法思想基础，把制度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自觉行动。制度规范人的行为，但人不像机器那样“无头脑”地执行操作指令，从制度规则到人们的实际行为，中间还有“心理和思想”这个环节。制度是通过影响人的心理和思想，来影响人的行为的，就是说人们遵守制度是有思想基础的。制度宣传教育的意义，就在于首先用制度的要求和规则来影响人的心理和思想，从而规范人的行为。在制度宣传教育中，要避免简单化、敷衍了事的做法。报纸上刊登，发出文件，会议上念，各种宣传栏也有了，这些都是宣传教育，是有一定作用的，但还不够。还要组织学习培训，强制性地“灌输”，反复学习、深刻理解、铭记在心。美国西点军校有一种教学方法，重要的军纪军规要反复背诵，直到滚瓜烂熟、脱口而出。这样，可以使军人在特定情况下、面对特定问题，应该怎样处理，头脑中立刻出现“规则”，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这种办法，但它包含的教育原则是值得借鉴的。头脑中记不住有关的“规则”，又怎么会自觉按照规则采取行动呢？

第三，严肃监督查处。要切实加强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从理论和愿望上说，在实施制度时，要求人们按照制度规则约束自己的行为，必须做什么就去做，不准做什么就不做，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但在现实中，总是会出现偏离、违背制度的行为，必须做的不去做，不准做的偏要去做，不按照规定的方式做，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纠正偏离制度规则的行为，使人们按照制度规则进行活动，本身就是实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制度时，要建立严密的纠偏机制，一旦发现偏离制度的行为，就要坚决纠正。特别是要建立“微调”机制，发现小的偏差就及时纠正，不要等到偏差很大、问题严重，才来纠正。现在有些方面的问题难以解决，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微调”机制，一些本来早就应该解决的问题，长期积累下来，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到了难以下手的程度。

第四，树立制度意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这是最基本的制度意识。胡锦涛总书记要求，要着力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中树立这种意识。在一个制度体系中，从职能上相对划分，制度主体可以分为制度制定者、制度执行者、制度遵循者。但从制度规范的对象来看，制度体系中的所有人都是“制度遵循者”，就是说，制度遵循者包含制度制定者和制度执行者。一般来说，制度制定者主要是领导者和领导部门，制度执行者主要是有关职能部门，但是，制度制定者、制度执行者，不能把自己臵于制度遵循者之外。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种现象，有些制度制定者认为，自己制定制度是为了管别人，在潜意识中就把自己臵于制度之上；有些制度执行者把制度作为手中的“工具”去管别人，把自己臵于制度之外，因而出现了制度制定者、制度执行者不遵守制度的现象。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单位的负责人经济上出问题被查处。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单位的财务管理规定可以说非常“完善”、十分“严密”的。为什么出问题呢？后来这个人交代说：“我制定这些规定是管别人的，不管我自己。”在制度实施过程中，领导干部起着关键作用，要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就是说，在一个制度体系中，人人都是制度遵循者，没有在制度之上、在制度之外的人，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五、充分发动民众反腐。

在清廉国家，不仅政府在为人民“守夜”，人民群众自己也在“守夜”，对各种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它们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不仅仅是政府和执政党的责任，更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让充分保障群众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权，才能使腐败现象无处藏身。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对打击腐败现象有着极高的热情。目前，在我国已被查处的腐败案中,有60%至70%的案件是通过群众举报而发现的。可是，现实中的“官本位”思想和其他不良的体制机制阻碍了群众的眼睛。许多案例显示，一些群众正当的检举、揭发、意见、建议没有被认真对待，一些群众的正当诉求被当成无理取闹，甚至出现受理单位与被举报人串通从而使举报人遭受不利的情况，群众与反腐机构间的信息传递未能顺畅进行，多样化的监督尚未实现。由此，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正常可靠且安全通畅的联系通道不仅是当权者决心反腐的表现，更能获得最有效的社会支持。

六、搞好廉政文化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