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共5篇）

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篇1

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李俊 12351015

摘要：当前中国政府正推行一轮强有力的反贪风暴，十八大以来数十名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其中不缺乏***、徐才厚、令计划这样的国家级大老虎，可见中央的反腐决心，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的腐败情况已经严重深入到领导阶层。新加坡作为亚洲最清廉的国家，它和中国一样实行一党执政，执政党的反腐意愿和决心是国家反腐工作开展的基础。然而仅仅靠中央领导层的政治意愿是不够的，反腐还需要一套包括法律、机构和制度的完善的反腐机制来支撑。作者试图通过对比研究新加坡的反腐机制，为中国当前的反腐事业提供一些经验。

关键词：反腐机制、法律制度、监督

国内外的研究进程：

国内方面：①从法制角度：新加坡廉政法律制度研究》刘守芬、李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②廉政建设的角度：肖艾比《新加坡反腐败的经验及其借鉴》（《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2期）、陆志方《新加坡反腐败经验对中国廉政建设的启示》（《当代世界》2009年第10期）；

国外方面：关于新加坡的廉政建设的研究不多，主要有《反腐败——国家廉政建设的模式》（加拿大学者里克·斯塔彭赫斯特和美国学者萨尔·J.庞德）。

一、腐败的定义

按照李光耀先生的话来说：“Corruption involves the dishonest or preferential use of power or position which has the result of on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being advantaged over another.”也就是说，腐败是指对权力或地位的不诚实或者偏好性的利用从而使某人或者某机构取得相对的利益和优势。

新加坡从法律方面对腐败作出详细的规定。如《新加坡刑法》第九章规定以下行为构成了公务员犯罪或有关公务员的犯罪:①公务员收取与官方行为有关的合法报酬之外的报酬(第161条);②带有腐败或非法意图影响公共服务而收取报酬(第162条);③对公务员施加个人影响而接受报酬(第163条);④公务员不支付对价,从任何与该公务员处理的事物或业务

1有关的人处接受任何有价值之物(第165条)。

中国并没有从法律上对“腐败”的对象与主体进行具体的定义，因此在处理”腐败“犯罪时欠缺法律的可操作性，及其合法性容易受人质疑。

二、新加坡的反腐成果

在殖民地时期，新加坡的腐败情况十分严重，这里主要指的是警队的腐败。据《海峡时

2报》对当地警察腐败的报道，警察腐败占所有贿赂案件总数的63.4%。而在二战后期，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警察微薄的薪酬难以维持生计，腐败局面更加恶化。

经过了独立后数十年的反腐工作，新加坡成为了亚洲最清廉的国家。据德国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显示（见下图），新加坡的清廉指数为84，排名世界第七、亚洲第二，而中国得分为36，排名世界第100名。中国目前正处于腐败高峰期，反腐形势严峻。12 新加坡与中国反腐机制比较研究，梅雪，山西大学，2012年

新加坡与中国反腐机制比较研究，梅雪，山西大学，2012年

（数据来自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统计截止日期：2014年12月3日）

三、新加坡的反腐机制

1、新加坡的反腐法制建设

新加坡主要有两部专门的反腐法律：《防止贪污法》和《没收贪污所得法》

⑴《防止贪污法》，该法查处的犯罪类型主要有：①一般贿赂罪②与代理人贿赂交易的犯罪③赂撤投标罪④议员受贿罪⑤公共机构人员受贿罪

《防止贪污法》对各种腐败罪行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分类。⑵《没收贪污所得法》，该法具体地规定了对贪污贿赂所得的认定、如何处置和处置的程序。其中关于构成贪污贿赂所得的认定，体现了新加坡反腐败法律的的重要特征：我主张你有罪，你自己举证。根据李光耀先生的原话：“We also amended the Law to put the burden of proof or the defendant or accused if he /she had more assets than his income as reported in his income tax returns, from his employment or business could have given him.He has to disprove the presumption of guilt that they were gained by corrupt means.”正如《没收贪污所得法》第4条规定的，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或利益与其已知的收入不符合,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时,其财产应被视为贪污贿赂所得利益。他需要自己举证这些基于他是通过腐败手段非法获得财产的假设是不成立的，而只要发现该名官员的财产超过其合法正当收入，法院不需要证明接受贿赂的人处于可以提供好处的位置上。在这条法律下，官员是否有贪污所得一目了然，这对意欲进行腐败犯罪的人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

与新加坡相比，近年来中国也在加强反腐败法治建设，主要有:《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刑法》，另外还有中纪委在2005年初,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在2007年5月颁布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然而，中国仍未颁布任何针对贪污的专门性法律。

2、新加坡的重要的反贪制度建设——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新加坡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任何一个官员在被聘用之前,必须先申报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出具财产情况的清单,清单出具后需到法院设置的公证处接受审查后由指定的宣誓官签字，每年的7月1日,每个政府职员都必须填写一份个人财务表格,写明自己的财务状况,各部门常任秘书对每一份申报表都要详细审阅,了解是否有不法行为。如本单秘书长发现财产来源有问题,立即送交反贪局调查。如本人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则作为贪污受贿证据。由于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监察部门可以随时对官员是否有不正当收入进行检查，能有效地监督官员的日常经济活动，增加了贪腐的操作难度。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仍未全面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2000年，中纪委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2009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随后，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和青铜峡等地，也陆续开展了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在内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公开试点。

公务员是受全体人民的委托来管理各种公共事务的，公务员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可。因此，公务员的一切行为，包括个人行为都应受到广大民众的监督。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把公务员的财产收入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监督，任何与其所申报财产不符的不正当收入都会一清二楚，这将极大地规范公务员的经济行为，中国若要打好反腐这一仗，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势在必行。

3、新加坡的独特反腐机构——反贪局

新加坡拥有针对贪污腐败的专门调查机构，反贪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反贪局在1952年由英国人成立，从1970年起，反贪局直接对总理负责，不受其他机构的威胁与压制，显示其独立地位。

反贪局的权力：以下是李光耀先生的原话：

“In 1960,we changed the outdated 1937 anti-corruption law and widened the definition of gratuity to include anything of value.The amendments gave wide powers to investigators,including arrest and 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of bank accounts and books of suspected persons and their wives,children or agents.”

根据1960年修改的《防止贪污法》，反贪局拥有以下权力：

①特别调查权：反贪局有权不受其他法律限制，调查任何银行存款、股票存款、购买账户、报销单据或任何其他账目,或在任何银行的任何保险箱等。

②搜查权：如果反贪局认为某地藏有罪证，有权委派特别侦查员进行搜查，扣押一切相关文件和物品，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③逮捕权：反贪局有权根据《防止贪污法》逮捕任何触犯该法的人，以及任何有理由怀疑与触犯反贪污法的罪行有牵连的人。

《防止贪污法》授予了反贪局强大的办案权力，使反贪局得以在最短时间内不受其他机构的限制对任何贪腐行为进行调查，并防止罪犯销毁相关证据。而反贪局直接对总理负责，总理对有直接的人事任免权，机构的独立性使它可以调查任何机构的任何级别的官员。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并没有针对贪腐行为的专门调查机构，无法直接快速的对贪腐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处理。中国具有反贪职能的机构包括：司法层面的人民检察院，行政层面的国务院下属监察部以及党组织内部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然而中国的反贪职能机构缺乏像新加坡反贪局的独立性，如党纪委在开展调查工作时处于同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处理敏感的重要官员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阻力。

四、对中国反腐工作的启示

新加坡的反贪工作在独立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可以归功于以下几个原因:①“有法可依”：新加坡有针对贪腐行为的专门法律《防止贪污法》和《没收贪污所得法》，使反贪工作有明确的合法性。②新加坡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使官员的财产处于阳光之下接受监督，为日后的反贪工作提供数据支持。③新加坡有专门的反贪机构：反贪局，而且反贪局直接对总理负责，它的独立性以及法律赋予它的强大权力使它开展反贪工作时畅通无阻。

因此，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开展反腐工作，中国应作出以下的改进： 33 新加坡与中国反腐机制比较研究，梅雪，山西大学，2012年

1、完善法制建设，制定针对腐败行为的专门的《反贪法》，对贪污腐败进行定义，并明确贪腐的对象和主体，确定贪腐的不同程度及其惩罚方式，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另外在刑罚执行方面，控制和减少腐败罪犯“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的数量，对腐败罪犯的减刑、4假释、保外就医等关键环节要重点介入司法监督。

2、全面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鼓励人民利用微信平台、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对公务员的经济活动进行社会监督，公务员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增加贪腐的难度。

3、设立针对腐败犯罪的专门调查机构，反贪局。反贪局应该成为与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以及军队平行的专门机构。反贪局直接由总理领导，对总理直接负责，保持机构的独立性，不受其他国家机构的控制，不接受党的直接领导。另外，反贪局也要对总理进行监督，如果总理被发现有腐败行为，反贪局的职员可以直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反映举报，通过全国人大罢免总理的职务。另外，宪法、刑法以及第一点提到的《反贪法》要赋予反贪局足够大的权力来支持其开展工作。最后，全国人大要赋予反贪局独立的预算权，防止反贪行动受制于经费不足。但同时也要制定完善的选拔制度从优秀的公务员队伍中挑选经得起考验的精英成为反贪局的成员，并处理好侦查成员的职称问题，薪水要高于平级的普通公务员。

简论反腐败法律机制建设，秦永雄，人民网，2014.10.14

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篇2

1 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情况

保障性住房, 通常是指由政府统一规划, 统筹, 提供给特定人群使用, 限定了建造标准和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 起到社会保障作用的住房。 其具有跟普通商品房不一样的特性, 即属于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范畴。我国在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应过程中, 实施了一系列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建设, 这种住房保障制度是国家或政府依据法律规定, 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 保障居民基本居住水平的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在住房领域内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 实质是政府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 通过行政手段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适当住房, 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其主要由经济适用房制度、廉租房制度和政策性租赁房制度所组成。当前, 政府为切实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2011年政府计划建设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1000万套, 与2010年590万套保障房建设规模相比有大幅度增加, 并计划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共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而解决保障房的资金、土地供应和质量及管理等问题就成为我们须予以关注的重点。

2 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的成功经验

2.1 新加坡住宅建设现状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 位于马来半岛南端, 毗邻马六甲海峡, 国土面积710平方公里, 人口将近518万 (2011年10月统计) 。新加坡在独立前就面临房荒问题。1959年, 占全国人口40%的人口居住在肮脏的贫民窟和棚户区中, 经过近半个世纪“居者有其屋”计划的实施, 成功解决了所有国民的住房问题。截止2009年,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建设了888 143 套组屋, 85%居民住在建屋发展局的组屋, 其中95%的人拥有组屋产权。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说:“放眼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全面的公共住屋计划, 而新加坡也是全球国民拥屋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新加坡住宅市场分为公有住宅市场 (即政府组屋) 和私有住宅市场两种。其中85%的新加坡人居住在从政府购买的组屋里;另外15%的居民住在由私人房地产商提供的高级住宅。新加坡政府在建国初期将解决住房问题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成立了建屋发展局 (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 推出了 “居者有其屋” (Home Ownership Scheme) 的政府组屋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政府拨出国有土地和适当征用私有土地作为建房之用, 并且由银行和中央公积金局提供建房所需的资金。新加坡政府在实施组屋计划过程中, 形成了由建屋发展局负责组屋的规划和建设、中央公积金局和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建设组屋资金的完整组屋供应体系。正是由这些部门的通力合作、相互配合, 组成了新加坡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的形成。

2.2 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的成功经验

2.2.1 政府提供住房所需的土地及出台相关的土地征收政策

新加坡虽是典型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其有别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一个突出特征是政府严格控制全国土地资源, 保障组屋建设所需的土地资源。1949年, 英国皇室拥有新加坡31%的土地;1965年, 新加坡独立时, 新加坡政府公开占有整个土地总面积中的49.2%;1975年是66%, 1985年为76.2%, 而1998年达到80%。目前, 新加坡政府及其法定机构则拥有国家90%的土地。正是政府将土地资源牢牢掌握在手中, 从而能够满足组屋建设大量土地。新加坡能实现让80%以上的居民住上公共住房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即能大量建造低成本住房。而低沉本住房计划的基石来自于早在1955年建屋发展局成立的时候颁发的《新加坡土地收购法》。根据其后出台的法律规定:当某一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或发展公共事业需要时, 政府可以征收该地块;并且政府有权调整被征用土地的价格, 价格规定后, 任何人不得随意抬价。这使得政府建设组屋的土地价格远低于市场上土地的价格, 从而政府能以较低价格将组屋进行出售或出租。

2.2.2 高效的财政保障政策也是新加坡政府住房保障制度成功的重要原因

建屋发展局作为新加坡政府组屋的建设者和管理者, 其主要经费来自于组屋的出租和出售, 以及购房者的贷款利息和管理费用, 经费支出则用于偿还中央公积金局、邮政储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的本金和利息及相应的日常管理费用等。尽管建屋发展局从政府手中以极低的价格拿到用于开发的土地, 这大大降低了费用开支。但是, 组屋的出售价格毕竟远低于市场出售的房屋, 甚至低于其成本价, 此外建屋发展局作为组屋的管理者还要承担组屋的翻新和改造费用。因此, 建屋发展局仅靠其收入是难以为继而经营的, 每年产生巨额财政赤字, 在2008-2009财政年度, 产生了21.19亿新元的赤字。为此, 政府在财政上对组屋给予大量补贴, 每年都向其注入巨额贷款和津贴。建屋发展局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政策, 其财政预算纳入国家计划。该局的经费由国家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划拨。2008-2009财政年度, 政府想该局提供了14亿新元的住房发展贷款和471亿新元的抵押金融贷款。在政府给建屋发展局的津贴中, 从1960年该局成立至2009年底, 政府给予其津贴总额达192.81亿新元。政府在财政保障制度方面对该局的支持是其成功实施组屋计划的基石之一。

2.2.3 强制性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其成功实施住房保障的关键支撑

新加坡公积金制度在解决本国居民住房问题的成功经验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新加坡1955年建立中央公积金制度, 并成立中央公积金局专门负责整个公积金的管理运营。中央公积金制度不仅是政府规定的强制储蓄制度, 也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公积金的缴交由雇主和雇员各按雇员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逐月缴纳, 公积金的本息归雇员所有, 通过强制加纳、限制使用的方式实行。根据新加坡《中央公积金法》规定, 会员缴交公积金占工资35%。为了支持国民购买组屋, 中央公积金局在公积金账户上建立一个普通账户, 用于家庭投资, 其主要用来购买政府组屋。不仅如此, 公积金局还将其资金借贷给建屋发展局, 作为投资, 这样也为建屋发展局筹措建房资金。所以说, “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成功实施, 与中央公积金制度的支撑是密不可分的。

2.2.4 完善的法律保障措施是其成功的制度保障

为了加强对组屋的合理配售, 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合法权益, 确保组屋分配的公平有序, 新加坡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建屋与发展法》, 同时还颁布了《建屋局法》和《特别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这些严格而缜密的法律法规共同组成了新加坡的住房法律体系, 它们对组屋购买者的申请条件, 购买程序, 住宅补贴等均作出严格的规定, 按照公平原则对组屋进行分配, 为此政府形成了一整套规范而有效的住房管理制度。在准入和退出方面也作了详细规定:一, 在准入方面, 政府制定了不同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购房准入政策, 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收入上限。在1970年代, 只有月收入低于1500新元的居民才可以申请购买组屋;1980年代则提高到2500;直至目前的8000新元。二, 在退出方面, 政府规定居民购买的组屋在购买5年之内不得转售, 也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 如果实在需要出售, 只能出售给政府。由于严格的法律措施, 确保了新加坡组屋在分配上的公正、合理。

3 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3.1 提高政府在住房保障制管理方面的效率水平

近年来, 国家为了控制居高不下的房价, 采取了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 尤其是最新一轮的号称史上最严厉的房价调控办法, 止住了量价其高的房价行情, 有利于缓解中低收入群体买房难的问题。但是, 单靠市场的调控并不能真正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 让政府直接介入到住房供给, 以公共住房的方式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廉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为此, 政府需统筹规划, 协调好政府各职能部门和金融部门等方面的关系。此外, 政府作为公共住房主要提供者, 需要在公共住房的土地供应、资金配套及规划选址等方面履行其相应职能。具体实施方案可借鉴新加坡政府在解决组屋问题上所实行的土地管理措施和解决住房资金上的经验。

3.2 实行以公共财政为主的多元化政府融资渠道

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住房保障覆盖面窄、住房保障功能不够完善。而政府在建设和完善保障房供应过程中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筹措足额而稳定建房资金。新加坡在财政上对公共住房给予大力支持以帮助建屋发展局筹集组屋建设资金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可从这些方面来筹措公共住房资金。 (1) 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拨款来筹措资金。将住房保障支出纳入国家财政正式年度预算。根据新的收支分类改革, 可考虑归入“社会保障和就业”类, 并增设“住房保障支出”科目。具体资金来源可通过将压缩基本建设、行政成本支出节约部分和新增财政收入增量部分用于住房保障。 (2) 从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中拿出部分用于保障房建设资金。可提高原规定的各地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排5%用于城镇廉租房建设的规定, 将比例提高到5%-15%或更高。 (3) 借助社会力量的参与来筹措保障房建设资金。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中可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机制, 让民营部门参与到政府主导的保障房建设, 从而使政府和民营部门实现双赢的局面。具体做法可采用BOT模式让社会资金进入到公共住房的建设中来。

3.3 发挥住房公积金在住房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

相比新加坡成熟中央公积金制度,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住房保障方面还处在发展完善阶段。从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对推进住房保障的经验, 我们在这些方面还有有待完善地方需要借鉴学习。第一, 在制度安排上面明确住房公积金在全社会住房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现阶段, 住房公积金还没用真正在住房保障方面发挥其应有作用。第二, 要扩大住房公积金的社会覆盖面, 让更多真正需要住房公积金的中低收入群体通过住房公积金圆他们的住房梦。第三, 要在法律上规定住房公积金缴纳的强制性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增加住房公积金的总量以便扩大其覆盖的范围。

3.4 健全和完善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法律体系的建设

尽管我国在城镇住房保障法律体系方面建立了包括《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相关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但始终缺乏像新加坡那样统一而完善的住房保障法律体系, 因此, 我国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住房保障法律法规, 从立法上规定住房保障的对象、保障标准、保障资金的来源等并成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来管理和运作住房保障方面的工作, 确保住房保障资金和保障房真正发放在那些中低收入群体手中, 解决住房领域的公平问题。期待着我国第一部《住房保障法》的出台以填补我国保障房法律体系上立法的空白, 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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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篇3

关键词：新加坡；廉政建设；启示

随着我国召开十七大，我党逐渐将反腐廉政作为我国未来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有效遏制我国的政府腐败问题，从2002年，我国陆续颁布了多条反腐的政策和法规，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反腐体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机构较为庞大，一些政府系统中的腐败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为此，我国逐渐通过其他国家的反腐廉政建设经验来对我国的反腐工作建设提供意见，本文介绍的是新加坡廉政建设对我国反腐工作的启示。

1 新加坡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

1.1 对公务员的考核和选拔非常严格

对于新加坡的公务员，其在考核和任用的过程中需要经历非常严格的审核，包括对公务员的个人能力和个人素质以及品德等，通过这些审核能够将一些潜在的腐败人员遏制在源头。然后是国家层面上设置专门的公务员考核委员会，其主要的作用是对公务员的考核和选拔进行审核，这样对公务员的整体素质进行了有效的提高，有效限制了腐败问题的出现。通过这种严格的审核制度，加上后期的公务员品德考核，新加坡的公务员队伍素质越来越高。在对公务员的品德进行审核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公务员的个人品德，会将公务员的曾经生活和工作记录等进行严格的审核，然后是后期的行为跟踪调查，这是对公务员工作之后的工作行为等进行调查，然后结合两者对公务员的腐败或者其他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有效的控制了腐败公务员的存在。

1.2 财产申报制度的严格执行

新加坡的公务员在就职之前，需要对公务员遵守的相关规定等进行熟记，然后将自身任职之前的财产进行严格的申报，在任职以后，若公务员的个人财产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需要对其进行申报和审核，将财产的变动原因等进行明确的交代。对于新加坡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其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不仅需要通过法院的公证，同时还需要将公证资料存放在法院相关部门进行严格的保存，而在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完成之后，反腐部门还会对公务员的个人财产实际情况进行严格的调查，这样能够防止公务员出现虚报财产的问题等。

1.3 高薪养廉制度的执行

这一制度是当今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种反腐廉政建设政策，在新加坡，公务员的薪资一直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李光耀执政之后，新加坡的公务员薪资发生了多次变动，使新加坡成为当今所有国家公务员中最高的。对于新加坡的公务员，其薪资水平一般都在私营部门雇员的标准之上，为了保证公务员的薪资水平，新加坡政府还会定期对新加坡的相关行业薪资进行调查，发现公务员工资水平低于其他行业时，其将会对公务员的薪资进行调整，保证公务员的收入足够满足其日常生活需求，且大部分的公务员都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务员贪污的可能性。

1.4 完备的廉政法律制度

在新加坡的宪法中，对公务员的个人行为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像不得经商等，然后对违反规定的公务员也制定了对应的处罚措施。在处罚条例中，对每一项贪污事件进行了明确的说明，且其处罚程度较重。通过这些完备的反腐法律，使新加坡的反腐工作者在工作的过程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另外新加坡的法律平等性较强，任何人违法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无论官员的职位或者地位，且职位较高的官员受到的惩罚更加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2 新加坡廉政建设对我国反腐廉政建设的启示

2.1 深化政治经济改革，完善廉政制度建设

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其还处在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政府进行主导作用，这种制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我国经济发展中问题的出现，但其存在的弊端也很多，一些官员由于具有较大的财务调动能力，往往会滋生腐败现象，同时，较大的经济权利也对官员造成了严重的金钱诱惑。为此，在进行及发展的过程中，我国需要尽快将政治和经济进行分离发展，减少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促进。另外，对于政府的权利集中问题，我国也需要尽快对其进行解决，通过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来降低某些官员的权利集中现象，保证官员的权利能够被全部的人民所监督。

2.2 加强监督，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通过新加坡的廉政建设过程可以发现，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政策就是全面的监督制度，通过有效的监督使官员的权利行使受到足够的制约，为此，我国在进行廉政建设的过程需要重点对其监督机制进行借鉴。对于我国，监督机制主要是人大代表，但我国的人大代表没有对应的治理权利，且监督过程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导致人大的监督受到较大的限制，为此，我国需要尽快制定完善的人大监督管理制度，使人大代表在监督的过程中能够对官员具有更强的约束性，从而形成一个完善有效的监督网。

2.3 健全选拔和任命机制

同新加坡的公务员选拔和任命制度相比，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和审核等都非常的简陋，这种情况导致很多官员在对公务员进行任命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权利，从而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对公务员进行审核和任命，同时，官员在对公务员进行审核的过程中权利过于集中，为腐败问题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4 完善政府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

为了防止政府官员出现贪污腐败现象，我国需要尽快制定完善的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新加坡，官员的财产申报近乎是一个非常苛刻的过程，其涉及到的审核部门和审核内容非常全面，这使官员的贪污无从下手。而我国对于官员的财产申报已经呼吁多年，但国家还没有制定一个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为此，为了不断提高我国的反腐廉政建设，需要尽快晚上对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完善。

3 总结

总而言之，反腐廉政建设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且其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多，包含政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为此，在对我国的反腐廉政工作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对应的反腐廉政制度，并通过对其不断的完善保证我国反腐工作的有效发展，为我国的繁荣富强做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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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熊华.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及其当代启示[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06：39-41.

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篇4

然而通过研究近几年的反腐案例我们可以发现, 揭露腐败行为的方式较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通过网络媒体揭发追查腐败官员逐渐成为了反腐形式的主流。特别是时下最流行的网络社交平台———微博, 成为了这场网络反腐大战的主要战场。据统计, 在近五年来的将近40个网络反腐案例中, 有25个左右的案例是通过微博渠道传播的。这其中就包括了陕西省前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贪污腐败案、重庆市委培区前区委书记雷政富淫乱案等著名的反腐案例。一时间, “微博成反腐反特权利器”, 甚至“微博能替代广受非议的信访制度”等声音出现。 (1) 然而, 正如微博反腐知名人士所说的, 微博反腐只是制度反腐的补充。网络狂欢再加剧信任危机, 也应该引起警惕, “如果没有制度反腐, 微博反腐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 如何透过使“公众狂欢”的微博反腐的现象, 看到怎样完善传统制度反腐问题的本质, 才是我们应该着重注意到的问题。在这里, 笔者主要谈谈网络反腐对传统制度反腐中最重要的一环———监督机制的影响与启示。

一、微博反腐经典案例简介

2012年陕西省前安监局局长杨达才 (网友俗称“表哥”) 落马事件正是通过微博这一公众网络平台达成的, 凸显出了广大微博网民反腐斗争的力量。

在整个“表哥”落马事件中, 微博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开始有博友在微博上曝光杨达才在车祸现场诡异的“微笑”, 紧接着网友通过“人肉搜索”查到现场官员的基本信息以及其在多个场合佩戴的价值不菲的名表。自此, 微博上关于杨达才贪污腐败的声音便不绝于耳。即便期间杨达才想通过与网友“微博互动”的方式混淆视听, 但终究没能逃过广大网友的双眼。最终, 在强大网络舆情的压力下, 官方反腐机构介入调查, 这才将这一“微笑局长”绳之以法。

二、微博缘何能成为“反腐利器”, 既打“老虎”又拍“苍蝇”?

通过对以上案例的介绍, 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微博”这一新型网络社交平台是如何在反腐败的斗争中发挥作用的。而微博这一新型网络社交平台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决定了它有参与网络反腐的“先天优势”。

第一, 微博反腐的高效便捷。通过微博发布信息非常方便, 其文本“碎片化”的特征使得每条发布的信息都要控制在140字以内。这样就很容易使信息的接受者快速抓到内容的重点, 提高了阅读的效率和质量。另外, 文本发布的同时又能配之以图片, 图片所带来的直观感受无疑能够加深信息接受者对博文内容的理解, 提高信息的提取率。

第二, 微博反腐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微博信息的传播模式是一种“裂变化”的传播形态。 (2) 每一个注册了微博账号的网友都可以通过评论、转发、回复等方式参与到微博话题的互动中来。而每一个微博用户通过以上行为都可以使自身成为一个新的信息发布的中心, 在自身的微博好友中传播开来。因此, 通过微博曝光信息的传播速度是“几何”级的, 能够形成无比巨大的信息能量, 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络舆论, 使反腐败机构迅速发现并及时处理腐败线索。曝光腐败行为更为高效。

第三, 微博信息发布渠道多样化, 收集腐败信息更广泛。由于微博平台建设的高效性, 现在能够发布微博信息的终端越来越多样, 形式也越来越多样。网友通过这些移动终端可以十分快捷、方便地记录下身边发生的事情, 并且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决定是否放在网上与大家共享。实现了完全的自主化。这一特点就为反腐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表哥”的案例中, 正是由于车祸现场的目击者拍下了杨达才鬼魅一笑的照片, 才最终使得其东窗事发, 成为阶下之囚。

另外, 微博信息透明化, 监督渠道更为通畅等特点也是微博这一社交平台能够成为既打“老虎”, 又拍“苍蝇”的反腐利器的原因。

三、透过“微博反腐”谈传统反腐败监督机制的缺失

“微博反腐”等各种网络反腐方式说到底都是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的一种形式, 是社会公众行使自身监督权力、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具体体现。在打击腐败的问题上之所以能够在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形成巨大反响, 除了腐败问题本身让人深恶痛疾外, 还因为传统的反腐败监督机制存在缺失, 公众缺乏有效的监督渠道。不仅党内监督、行政监督、人大监督以及司法监督等传统监督方式存在欠缺, (3) 在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方式上, 也存在监督渠道不足, 监督权力不能有效施展等问题。

首先, 从近几年网络反腐打击掉的落马贪官的级别以及数量上来看, 以传统制度反腐为依托的官方反腐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在预防官员腐败的监督机制上更是问题百出。以党内监督来说, 党内监督职责主要由各级纪检监察机构承担。尽管多年来, 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在党的领导下, 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 腐败蔓延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由于监督体制等方面存在弊端, 党内监督机构作用并没有发挥到位, 效果并不理想。制度反腐资深专家李永忠说:“从目前很多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来看, 许多一把手的腐败案件, 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党委成员主动检举的, 这就反映出我们监督体制存在问题。”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各级的纪检委缺乏独立性。他们的工作是在同级的党委领导下展开的, 很多重大的决定和行动都要通过同级党委领导的批准。在这样的工作模式下纪检委的监督作用很难很好地发挥。这也就是为什么“纪检委”这一反腐角色总是在腐败案发生了之后才露面的重要原因。

其次, 微博反腐能够激起如此数量的网民的关注, 也体现出了在传统的制度反腐监督机制中, 社会监督的工作并没有做好。广大人民群众在微博得以普及之前显然没有得到有效监督官员、举报涉腐官员的途径。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清楚腐败分子究竟是怎样被追查检举揭发出来的。社会公众的参与感不强, 莫名其妙地就有几位官员被拉下马, 理由是什么, 是否公正、是否有政治黑幕则不得而知。传统的社会监督效果不佳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两点:第一就是并没有赋予社会监督主体真正的监督权力。许多社会监督主体在行使监督权力的时候会受到各别国家机关的干扰, 比如新闻机构。在举报爆料某些问题的时候往往要经过层层部门的审批, 然而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很有可能在审批的过程中就被“和谐”掉了。第二, 真正能够为监督主体了解使用的监督渠道不多, 大多数情况是只有那些具备某些“资源”的监督主体才会使用这些监督渠道。这就很大程度地打击了大部分其他的监督主体的积极性。基于以上两点原因, 大多数社会公众都处在一种“被压制”的状态, 再加上腐败行为本身就令人痛恨, 才会使得微博的出现就像导火索一样点燃了公众心中压制已久的“火苗”, 微博反腐才会呈现出如此翻江倒海之势。

虽然微博反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反腐存在的盲区, 但是微博反腐本身存在的偶然性、娱乐性、盲目性等缺点也决定它只能作为制度反腐的一种补充。并非每一次微博反腐都靠得住, 通过微博故意诽谤诬陷他人的案例也不是没有。这种公众狂欢式的反腐形式从另一个角度说其实也是制度的悲哀, 如果有更为流畅透明的监督方式, 更为迅速有力的反腐渠道, “花边新闻”式的微博反腐不会像这样引起公众的狂欢, 要想纾解这样的无奈, 还需尽早促成制度的完善。所以透过微博反腐, 看到制度反腐本身的缺陷, 思考如何将其完善, 才是我们应该着重注意的问题。

四、网络反腐对传统反腐败监督机制的影响与启示

社会在进步, 时代在发展, 新兴的网络自媒体的出现发展壮大对传统的媒介形式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关键在于如何很好地利用它们。将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带入反腐败斗争的洪流中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说到底, 微博反腐等网络反腐形式还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跟进, 才能真正实现网络反腐的准确“落地”。

通过网络反腐,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监督机制存在问题, 致使一部分官员逃过了制度把守的大门。不管是党内监督、行政监督也好, 还是社会监督、司法监督也罢, 都没能达到制度原先设计时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加强各级纪委监察部门的独立性, 提高体制内相互监督的可行性与流畅性, 加大社会公众参与监督腐败的可能性等。

其次在监督机制创新性方面, 可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设立官方微博, 接受群众的监督。政府机关通过微博及时公开政务信息, 主动接受网民监督, 积极与网民互动, 充分保障和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网民也可以随时对政务信息提出疑问, 请政府机关给予回复, 有效促进政务信息的透明化, 从而起到约束政府官员行为和预防腐败的作用。

最后, 还需要完善“引咎辞职”、“官员财产公开”等制度。在反腐败斗争中引入引咎辞职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直接针对权力的监督制度, 是反腐败斗争中所需要的监督力量。一方面某级部门的领导干部需要时刻监督自己下属的廉政作风建设, 因为下属一旦“出事”, 自己也难咎其职。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时刻监督自身的工作生活作风, 给下属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虽然出台已久, 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但从实践经验来看, 其实施的效果并没有当初预想的那么好。因为从理论上说通过官员的财产公开, 一定会使得以钱权交易为主的腐败行为暴露在阳光之下, 但是这几年的腐败大案也没听说有哪一件是因为官员财产收入公开才被检举揭发出来的。这就说明了这项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制度本身不够严密、操作性不强、权威性不够等。因此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制度完善, 确保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良好运行, 非常关键。另外也可以将官员财产公布的结果发布到政府的官方微博上, 真正做到两种反腐方式的有机结合。

总之, 以微博反腐为代表的网络反腐新形式的确如春风拂过般滋润了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战场。但是网络反腐只能作为传统制度反腐的一种补充, 不能将其作为反腐斗争中的顶梁柱。在我国网络信息化等各方面建设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 网络自身的特点也会限制其在反腐败方面作用的发挥。要想真正利用好“网络”这一工具, 相关传统反腐机制的改进与跟进也一定不能忽略。

参考文献

[1]唐燕, 王卫明.从表哥事件看微博反腐的价值与条件[J].老区建设, 2013.

[2]杜志洲, 张阳阳.微博反腐:模型、现状与对策[J].理论视野, 2012.

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篇5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广义的金融监管,监管对象和监管内容十分广泛,涉及金融交易的主体,市场,工具,行为及相关的各种服务和服务的提供者。狭义的金融监管侧重金融业的监管,本篇文章侧重分析其广义的金融监管。

金融是世界经济的核心,金融业一直以来都是受到最严格监管的部门。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其他国家,其金融监管的必要性是无须质疑的,就金融监管的存在价值而言,金融业的风险性和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矛盾的必然性。在金融发展史上可以表明,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和金融监管密不可分,正是金融危机的出现和困扰才一步步推动着法律的完善。

金融监管最早起源于《英格兰银行法》。在1863年《美国国民货币法》有了明确的定义。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中占主导地位,实践证明,西方国家在金融监管的制定方针往往代表了世界的金融监管方向。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不同,在全球经济快速一体化的世界背景下,西方国家的监管制度往往极具代表性。

2 英美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改革

2.1 英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改革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放松的金融管制并没有遵守审慎监管原则,使得金融投机行为十分猖獗,资产在全球流动过快,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蔓延。在1986年,英国的金融大爆炸彻底拉开了发达国家金融改革的序幕。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所引发全球经济倒退和政治危机使人们意识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在1997年10月28日,英国合并其他金融监管权力机构,并成立了金融服务局,开始实行一体化的金融监管。2001年《金融服务及市场法》开始生效,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下。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财政部,负责制定金融监管的结构框架和金融立法。二是英格兰银行,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同时有效保证支付清算系统能够高效运转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降低系统风险并适时提供金融援助。三是金融服务局,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同时伴有处罚,英国成为世界上实行一元化金融监管体系的典型的国家。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暴露了英国现有制度的缺陷,对于2008年的债务危机,英国重新制定了金融监管体系,在2008年2月和2009年的2月先后出台2008年《银行法》和2009年《银行法》,这两个法案给政府提供了处理倒闭银行的权力,避免金融危机的蔓延和经济的萧条。2012年12月重新修订《金融服务法》并于2013年4月1日开始生效。新《金融服务法》提出,金融服务局不再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管理,金融服务局被撤销,金融服务局的职能由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相互监督以保证金融监管的安全性。这种牵头负责维护安全更具有可靠性。财政部对公众和国会负责同时也是使用公共资金唯一的决策机构。英国还强调多层次地金融监管以避免重复监管和漏洞监管。对于危机管理的监督,《金融服务法》实施了隔离零售银行业务的结构性改革。

2.2 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银行控股公司法》《社区再投资法》,这些组成了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分业经营体制。金融监管主要强调机构监管,针对不同的市场主体参与者进行专业化的分工管制。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全球化,金融证券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些世界经济趋势都使得市场参与者主体界限越来越模糊,很难进行专业化的分业管制。美联储金融管制的漏洞也越发显著。在2008年9月15日美国的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严重衰退,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美国开启金融监管改革最主要的动因,虽然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房地产泡沫和美国过于宽松的利率政策,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便是金融管制的宽松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过度。金融危机给美国敲响了改革的警钟,针对美国金融监管的不足,2009年6月17日公布了美国金融改革的方案,方案包括了金融机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危机处置与国际保护五个方面。在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关于该方案主要有以下四点措施:第一,美国金融改革加强了对金融监管概念的理解,不以市场参与者主体进行分业管制,对于同种功能的同类业务制定同标准的监管新规,那么之前按市场参与者主体的划分便成为了按其功能划分。第二,银行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主要监视系统性风险,加速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合作。监管对象也随之变化,之前只是由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组成,改革以后扩大到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等系统性风险机构。可以看出,美联储改革后金融监管十分强调系统风险机构。第三,一是对场外衍生品更加严格地把控,对场外衍生品参与主体实施分层监督。加强场外衍生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由于市场标准化程度或其流动性各有不同,新的金融监管明确规定了场外衍生品交易种类,交易地点也需要在美国认可的清算所进行清算,如欧洲清算所(ICE Clear Europe)等;二是对衍生品的保证金制度严格监控;三是对自营交易,商品衍生品交易的投机行为等进行严格的控制,并规定相应的控制限额。第四,首次创立消费者保护机构。对消费信息完全化,公开化,透明化,美国要想重建强大的金额市场,必须确保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和有力的市场信誉。

英美金融监管这些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代表了英、美两国应对金融危机做出的反应和完善。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事实上英、美两国虽然对金融监管进行了完善和修补,但是仍然存在很大的漏洞和缺陷。我国与西方国家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应积极研究西方金融监管改革的方案,弥补我国现有的监管缺陷。

3 英美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主要启示

第一,加强银行内部监管,英国的巴林银行倒闭证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系统的松懈或失灵是金融机构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我国自从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着对外开放与外资流入的局面,我国银行监督机构对各个银行的内部监管便显得尤为重要,内部经营的关键在于在银行内部建立起权责明晰、相互制约制度、有效沟通调节的机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发布《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思想原则》指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一种自律行为”,而且我国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是中央银行的外部监管,比如像商业银行的内部监管就需要进行调整与加强,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关键在于内部经营,比如加强商业银行的自动调节机制等。加强内部监管会提高商业银行的监管效率,更保证了银行运行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可见,加强银行内部监管是对风险把控最核心的措施。

第二,多元化的金融监管,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至今方兴未艾,国际间金融资本的流动,金融危机的蔓延等都说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西方金融监管更注重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监督。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对国外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和《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也表明了对其他国家的监督与管理。在借鉴西方金融监管法律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我国应尽快和国际接轨,一是在全球金融国际一体化的背景下完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金融防范,立法标准等。二是保证透明化和公开化的信息披露制度。透明度原则是国际金融交易中最重要也最易被忽略的原则,同时也是金融业有效监管的基础。

第三,由分业监督管理向混合经营发展,在统一监管逐渐替代分业监管的趋势下,英国作为统一监管模式的代表对我国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英美的金融管制均是从分业监管过渡到混合经营管制,而我国目前还处于分业监管的现状,虽然对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混合经营是世界金融监管的主流趋势,我国应逐步开放分业经营,形成合作化格局,国家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使得银行,保险,证券等合作趋于一致化,混合经营逐步受到认可。

参考文献

[1]朱崇实,万建华.金融法教程[M].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宋玉华,叶绮娜.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其面临的挑战[J].世界经济研究,2010(3).

[3]郑婷.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模式的利弊及发展趋势[J].商,20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