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住房制度启示

新加坡住房制度启示（共8篇）

新加坡住房制度启示 篇1

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完善 三大特色值得借鉴 新加坡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但在住房建设与分配上并不完全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而是采取了政府分配与市场出售相结合的形式，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由政府投资建设并实行有偿提供，高收入阶层住房由市场提供的体制。低收入阶层可以享受廉租屋待遇，中等收入阶层可以购买组屋，高收入阶层则可购买私人住宅。

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有许多特色，并且值得借鉴的地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制定长远规划，由政府出资建房

新加坡于1960年成立了房屋发展局，专门负责住宅建设的计划安排、施工建设和使用管理。房屋发展局是一个半官方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在房屋发展局的主持下，新加坡每五年制定一个建屋计划。为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新加坡政府除了专门拨出国有土地和适当征用私人土地，以供房屋发展局建房之用外，还以提供低息贷款的形式，给予房屋发展局资金支持。

二是实行住房公积金保障制度

新加坡从1950年开始推行中央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强制缴纳、限制使用方向和用途来实行。

对于那些最低收入的家庭，允许动用公积金存款的一部分作为购房的首期付款，不足部分由每月交纳的公积金分期支付。中央公积金制度对于解决“居者有其屋”计划遇到的住房筹资等问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是因地制宜

根据人多地少且人口密集度高的特点，新加坡房屋(house.65singapore.com)发展局在规划设计小区和新建组屋时，既考虑建筑外形的高低错落、色彩变化，又能充分利用室内面积合理布局。所有的居住小区都有完善的配套设施，包括商业中心、银行、学校、图书馆和剧院等。

另外，政府还通过邮政储蓄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对公共住房以及中低收入阶层进行调配，使公共住房能够良好运转。同时新加坡政府对于公共组屋管理施行立法与政策相配套，不仅解决了建房问题，而且解决了公共住房的转售转租问题。

新加坡住房制度启示 篇2

1 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情况

保障性住房, 通常是指由政府统一规划, 统筹, 提供给特定人群使用, 限定了建造标准和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 起到社会保障作用的住房。 其具有跟普通商品房不一样的特性, 即属于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范畴。我国在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应过程中, 实施了一系列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建设, 这种住房保障制度是国家或政府依据法律规定, 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 保障居民基本居住水平的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在住房领域内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 实质是政府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 通过行政手段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适当住房, 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其主要由经济适用房制度、廉租房制度和政策性租赁房制度所组成。当前, 政府为切实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2011年政府计划建设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1000万套, 与2010年590万套保障房建设规模相比有大幅度增加, 并计划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共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而解决保障房的资金、土地供应和质量及管理等问题就成为我们须予以关注的重点。

2 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的成功经验

2.1 新加坡住宅建设现状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 位于马来半岛南端, 毗邻马六甲海峡, 国土面积710平方公里, 人口将近518万 (2011年10月统计) 。新加坡在独立前就面临房荒问题。1959年, 占全国人口40%的人口居住在肮脏的贫民窟和棚户区中, 经过近半个世纪“居者有其屋”计划的实施, 成功解决了所有国民的住房问题。截止2009年,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建设了888 143 套组屋, 85%居民住在建屋发展局的组屋, 其中95%的人拥有组屋产权。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说:“放眼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全面的公共住屋计划, 而新加坡也是全球国民拥屋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新加坡住宅市场分为公有住宅市场 (即政府组屋) 和私有住宅市场两种。其中85%的新加坡人居住在从政府购买的组屋里;另外15%的居民住在由私人房地产商提供的高级住宅。新加坡政府在建国初期将解决住房问题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成立了建屋发展局 (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 推出了 “居者有其屋” (Home Ownership Scheme) 的政府组屋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政府拨出国有土地和适当征用私有土地作为建房之用, 并且由银行和中央公积金局提供建房所需的资金。新加坡政府在实施组屋计划过程中, 形成了由建屋发展局负责组屋的规划和建设、中央公积金局和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建设组屋资金的完整组屋供应体系。正是由这些部门的通力合作、相互配合, 组成了新加坡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的形成。

2.2 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的成功经验

2.2.1 政府提供住房所需的土地及出台相关的土地征收政策

新加坡虽是典型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其有别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一个突出特征是政府严格控制全国土地资源, 保障组屋建设所需的土地资源。1949年, 英国皇室拥有新加坡31%的土地;1965年, 新加坡独立时, 新加坡政府公开占有整个土地总面积中的49.2%;1975年是66%, 1985年为76.2%, 而1998年达到80%。目前, 新加坡政府及其法定机构则拥有国家90%的土地。正是政府将土地资源牢牢掌握在手中, 从而能够满足组屋建设大量土地。新加坡能实现让80%以上的居民住上公共住房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即能大量建造低成本住房。而低沉本住房计划的基石来自于早在1955年建屋发展局成立的时候颁发的《新加坡土地收购法》。根据其后出台的法律规定:当某一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或发展公共事业需要时, 政府可以征收该地块;并且政府有权调整被征用土地的价格, 价格规定后, 任何人不得随意抬价。这使得政府建设组屋的土地价格远低于市场上土地的价格, 从而政府能以较低价格将组屋进行出售或出租。

2.2.2 高效的财政保障政策也是新加坡政府住房保障制度成功的重要原因

建屋发展局作为新加坡政府组屋的建设者和管理者, 其主要经费来自于组屋的出租和出售, 以及购房者的贷款利息和管理费用, 经费支出则用于偿还中央公积金局、邮政储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的本金和利息及相应的日常管理费用等。尽管建屋发展局从政府手中以极低的价格拿到用于开发的土地, 这大大降低了费用开支。但是, 组屋的出售价格毕竟远低于市场出售的房屋, 甚至低于其成本价, 此外建屋发展局作为组屋的管理者还要承担组屋的翻新和改造费用。因此, 建屋发展局仅靠其收入是难以为继而经营的, 每年产生巨额财政赤字, 在2008-2009财政年度, 产生了21.19亿新元的赤字。为此, 政府在财政上对组屋给予大量补贴, 每年都向其注入巨额贷款和津贴。建屋发展局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政策, 其财政预算纳入国家计划。该局的经费由国家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划拨。2008-2009财政年度, 政府想该局提供了14亿新元的住房发展贷款和471亿新元的抵押金融贷款。在政府给建屋发展局的津贴中, 从1960年该局成立至2009年底, 政府给予其津贴总额达192.81亿新元。政府在财政保障制度方面对该局的支持是其成功实施组屋计划的基石之一。

2.2.3 强制性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其成功实施住房保障的关键支撑

新加坡公积金制度在解决本国居民住房问题的成功经验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新加坡1955年建立中央公积金制度, 并成立中央公积金局专门负责整个公积金的管理运营。中央公积金制度不仅是政府规定的强制储蓄制度, 也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公积金的缴交由雇主和雇员各按雇员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逐月缴纳, 公积金的本息归雇员所有, 通过强制加纳、限制使用的方式实行。根据新加坡《中央公积金法》规定, 会员缴交公积金占工资35%。为了支持国民购买组屋, 中央公积金局在公积金账户上建立一个普通账户, 用于家庭投资, 其主要用来购买政府组屋。不仅如此, 公积金局还将其资金借贷给建屋发展局, 作为投资, 这样也为建屋发展局筹措建房资金。所以说, “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成功实施, 与中央公积金制度的支撑是密不可分的。

2.2.4 完善的法律保障措施是其成功的制度保障

为了加强对组屋的合理配售, 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合法权益, 确保组屋分配的公平有序, 新加坡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建屋与发展法》, 同时还颁布了《建屋局法》和《特别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这些严格而缜密的法律法规共同组成了新加坡的住房法律体系, 它们对组屋购买者的申请条件, 购买程序, 住宅补贴等均作出严格的规定, 按照公平原则对组屋进行分配, 为此政府形成了一整套规范而有效的住房管理制度。在准入和退出方面也作了详细规定:一, 在准入方面, 政府制定了不同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购房准入政策, 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收入上限。在1970年代, 只有月收入低于1500新元的居民才可以申请购买组屋;1980年代则提高到2500;直至目前的8000新元。二, 在退出方面, 政府规定居民购买的组屋在购买5年之内不得转售, 也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 如果实在需要出售, 只能出售给政府。由于严格的法律措施, 确保了新加坡组屋在分配上的公正、合理。

3 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3.1 提高政府在住房保障制管理方面的效率水平

近年来, 国家为了控制居高不下的房价, 采取了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 尤其是最新一轮的号称史上最严厉的房价调控办法, 止住了量价其高的房价行情, 有利于缓解中低收入群体买房难的问题。但是, 单靠市场的调控并不能真正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 让政府直接介入到住房供给, 以公共住房的方式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廉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为此, 政府需统筹规划, 协调好政府各职能部门和金融部门等方面的关系。此外, 政府作为公共住房主要提供者, 需要在公共住房的土地供应、资金配套及规划选址等方面履行其相应职能。具体实施方案可借鉴新加坡政府在解决组屋问题上所实行的土地管理措施和解决住房资金上的经验。

3.2 实行以公共财政为主的多元化政府融资渠道

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住房保障覆盖面窄、住房保障功能不够完善。而政府在建设和完善保障房供应过程中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筹措足额而稳定建房资金。新加坡在财政上对公共住房给予大力支持以帮助建屋发展局筹集组屋建设资金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可从这些方面来筹措公共住房资金。 (1) 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拨款来筹措资金。将住房保障支出纳入国家财政正式年度预算。根据新的收支分类改革, 可考虑归入“社会保障和就业”类, 并增设“住房保障支出”科目。具体资金来源可通过将压缩基本建设、行政成本支出节约部分和新增财政收入增量部分用于住房保障。 (2) 从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中拿出部分用于保障房建设资金。可提高原规定的各地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排5%用于城镇廉租房建设的规定, 将比例提高到5%-15%或更高。 (3) 借助社会力量的参与来筹措保障房建设资金。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中可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机制, 让民营部门参与到政府主导的保障房建设, 从而使政府和民营部门实现双赢的局面。具体做法可采用BOT模式让社会资金进入到公共住房的建设中来。

3.3 发挥住房公积金在住房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

相比新加坡成熟中央公积金制度,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住房保障方面还处在发展完善阶段。从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对推进住房保障的经验, 我们在这些方面还有有待完善地方需要借鉴学习。第一, 在制度安排上面明确住房公积金在全社会住房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现阶段, 住房公积金还没用真正在住房保障方面发挥其应有作用。第二, 要扩大住房公积金的社会覆盖面, 让更多真正需要住房公积金的中低收入群体通过住房公积金圆他们的住房梦。第三, 要在法律上规定住房公积金缴纳的强制性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增加住房公积金的总量以便扩大其覆盖的范围。

3.4 健全和完善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法律体系的建设

尽管我国在城镇住房保障法律体系方面建立了包括《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相关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但始终缺乏像新加坡那样统一而完善的住房保障法律体系, 因此, 我国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住房保障法律法规, 从立法上规定住房保障的对象、保障标准、保障资金的来源等并成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来管理和运作住房保障方面的工作, 确保住房保障资金和保障房真正发放在那些中低收入群体手中, 解决住房领域的公平问题。期待着我国第一部《住房保障法》的出台以填补我国保障房法律体系上立法的空白, 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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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住房制度启示 篇3

关键词：新加坡，住房，公积金，启示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38-（2015）05-0075-80收稿日期：2015-05-10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产物，极具个人住房消费基金特色。每当我们研究探讨其改革完善的时候，言必称“新加坡”。原因很直接，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学习了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之后建立起来的。在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公开规范住房公积金制度之时，有必要重新分析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和公积金制度，学习其经验，汲取其教训，使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具特色。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航运要道，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岛国，由于绝大部分是城市，故有“城市国家”之称。由于他们重视生态环境如生命，使这个“水泥城”国家苍翠盎然，绿荫连绵，拥有了“世界花园城市”的美誉。新加坡拥有国土面积约700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每平方公里多达7000人以上，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历史上，新加坡也曾有大部分国民“住房难”的痛苦经历，1960年，新加坡刚刚脱离英殖民地统治，经济社会发展都比较落后，国民的住房短缺十分严重。李光耀政府针对时弊提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即通过建屋发展局修建组屋，帮助国民解决住房困难。经过50多年的努力以后，80%以上的国民住上了合适的住房。2008年，新加坡“居者有其屋”计划获得联合国公共服务奖，成为全球解决国民住房问题的典范。笔者广泛搜集材料，予以分析研究，力求从中得到启示，为我国城镇住房制度发展提供参考。

1 政府将解决国民住房问题作为基本国策

1.1 制定政策

“居者有其屋”本出自《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被新加坡政府用上了。1959年，新加坡完全自治，此时“房荒”十分严峻，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为此，新加坡政府提出一项基本国策，即“居者有其屋”计划，主要就是政府出资组建房屋，简称“组屋”。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项非常成熟、稳定、高效的公共住房保障制度，其特点是低房价、小户型、可租可售，为鼓励世代同堂、互相照顾设计相连组屋。所谓的可租可售，即指无力购房的低收入公民，可以租赁“组屋”，符合优先购房计划的公民，不仅可以低价、更快、更容易购到组屋。所谓的低价，一般为市场价的50%。

1.2 建立机构

为了建立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保障居民居住权，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新加坡政府于1960年成立建屋发展局（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简称 HDB）实施“组屋”计划。该局是公共住宅发展事务的政府机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并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直属国家发展部，作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机构，其财政预算纳入国家计划。政府主导“组屋”的开发与建设，建屋发展局具体实施。值得一提的是，建屋发展局将中国唐朝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诗句作为局训。建屋发展局围绕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负责制定“组屋”发展规划、施工建设、房屋的出售、出租以及房屋管理。

1.3 严格准入退出

由于价格低廉，要求购房的人很多，因此，新加坡政府严格审查购买者的资格。从准入机制、分配程序、需求层次，都有严格的规定，确保了“组屋”分配的公开、公平与公正。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如果再购买新房子的话，旧组屋必须退出来。对于弄虚作假者，将会受到5000新元的罚款或6个月的监禁，更为严重者会两者兼施。严格的制度安排对发挥有限的住宅资源作用提供了保证。

1.4 满足多层次需求

新加坡人随着收入增加，希望房子能够更新换代，面积大一些，设计好一些好。建屋发展局将“组屋”建造的重点从一房式、二房式转向了四房式、五房式，以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组屋”的供给发生了变化，但是准入机制、分配程序和等级制度仍然十分严格。这就使得任何一个新加坡公民以及永久居住者，很容易就能买到住房，与此同时也大大抑制了投资投机性的住房需求。

1.5 重视管理

新加坡已经有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组屋”里，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每个阶段的管理特征十分明显。上世纪60年代以解决房荒为主；70年代以加强环境建设为主；80年代以建筑多元化和管理人性化为主；90年代以强化社区布局为主；本世纪开始，新加坡已经将完善社区管理提升到建设文明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

2 公积金制度发挥的作用

1953年，新加坡还是英属殖民地时，就颁布了《中央公积金法令》，两年后成立中央公积金局（Central Provident Fund Board，CPFB）专门负责公积金管理。在当时，公积金只是单一的储蓄式养老保障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公积金制度已经成为包括养老、住房、医疗、家庭保护等综合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2.1 公积金是一种强制性的、长期性的、特殊的储蓄制度

2.1.1 强制性

根据中央公积金法的规定，新加坡的每个雇员都须参加公积金制度，成为中央公积金局的当然会员。按规定，每个雇员（会员）须按月向中央公积金局缴纳规定数额的公积金，其雇主也必须同时按月为雇员缴纳规定数额的公积金。中央公积金局为每个会员开设公积金账户，强制其缴纳，雇员及其雇主按期缴纳的公积金全部存入雇员的账户内，雇主为雇员缴纳的公积金可以进入生产成本。雇员、雇主都不得拒绝或者延迟缴纳，否则，不仅如数补缴还会加罚利息。当会员存款账户达不到3万新元的数额时，是不允许动用买房或作其他投资的。

2.1.2 长期性

新加坡的公积金存款具有长期储蓄存款的性质，但是又与一般银行储蓄存款不尽相同：银行储蓄存款期限长短不限，由存款人决定；公积金存款只有在雇员退休后才可动用，会员无权决定公积金存款期限的长短。虽然允许公积金会员提前动用公积金存款用于购买住房或进行政府允许的投资，但仍然规定必须保留至少3万新元的公积金存款余额，作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保障。

2.1.3 特殊性

与银行储蓄相比，公积金的特殊性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第一，存款利率由中央公积金局规定，利率稳定且高于银行；第二，公积金会员无权随意支取公积金存款；第三，政府允许会员动用公积金存款进行金融投资，但必须是政府限定的投资对象；第四，公积金存款免缴所得税。

2.2 从单一的“养老公积金”制度变成综合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2.2.1 发展过程

1955年7月，新加坡政府立法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制度，主要是向老年退休雇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20世纪60年代起，中央公积金制度的保障功能逐渐增加。1968年，新加坡政府修改了中央公积金法，允许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会员动用其公积金存款购买由政府住宅发展局建造的住房（所谓“组屋”），由于公积金存款享受免税待遇，政府组屋出售价格优惠，所以这实际上是政府通过中央公积金制度向居民提供了住房福利。此后不久，政府又允许中等收入会员动用其公积金存款购买政府建造的住房。1977年，政府将过去的公积金存款账户分成普通账户和特种账户两个部分，各占公积金存款额的96.8%和3.2%，特种账户存款只允许会员在年满55岁以后，或残废，或永久离境，或死亡时支取。普通账户存款则允许会员购买政府组屋以及作其他投资。1984年，政府又开设医疗保健账户，允许会员动用公积金存款支付会员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医疗费用，当时仅限于在政府医院的治疗，1986年扩展到私人医院，同时允许会员动用公积金存款购买家庭保险等。1985年时，普通账户存款和医疗保健账户存款占公积金存款的20%。这样中央公积金制度就变成了包括老年、残废保障以及遗属抚恤的住房福利、医疗保障和家庭保障等在内的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社会保障范围的不断扩大，资金需要量也大幅度增加，因此中央公积金局不断提高公积金在雇员工薪收入中所占比率。

2.2.2 公积金缴存比率

1955年仅为10%（雇主、雇员各为5%），1970年升至16%（雇主、雇员各为8%），1971年达到20%（雇主、雇员各为10%），1974年升至30%（雇主、雇员各为15%），1981年达到42.5%（雇主为20.5%，雇员为22%），1984年、1985年竟高至50%（雇主、雇员各为25%），1986年下调至35%，但1991年又调高至39.5%。公积金的规模因而大幅度增加，1955年，公积金缴交额只有900万新元，1970年达1.56亿新元，1980年达23亿新元，1985年达60亿新元，公积金存款余额1955年为900万新元，1970年达7.77亿新元，1980年达96亿新元，1992年达478亿新元。这样才能够应付社会保障开支的需要。

2.2.3 调节经济的手段

这主要反映在公积金比率的调整上。由于公积金会员人数占新加坡人口的大多数，公积金存款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比重，公积金比率又达到很高的水平，也就有了政府运用调整公积金比率来调节经济的基础。新加坡政府认为要抑制经济增长时，即调高公积金比率，要刺激经济增长时，即调低公积金比率。如1985年，新加坡出现了经济不景气，政府就于1986年将公积金比率由1985年的50%调低至35%，其中雇主缴纳比率由1985年的25%调低至15%，对刺激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采取调低或调高，微调或大调的不同方式来实现政府不同的经济调节目标。

2.2.4 独立于财政之外

基于新加坡典型的城市国家特色，公积金缴交率、负担主体、会员权益等在全国都是相同的，中央政府通过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组织资金的汇集和运用。中央公积金局是一个独立的、单独核算的、自负盈亏的、半金融性质的专门机构，同财政部以及其他行政部门无任何隶属关系，它专门负责组织公积金的汇集、结算、使用、储存等，不受其他任何政府行政部门的干扰。财政部无权动用公积金存款；公积金存款也不作为财政收入，如果财政出现亏空，政府只能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由中央公积金局购买，来满足政府的资金需要。这种“权钱”合一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对于公积金的稳定增长以及支出控制十分有利。

2.2.5 住宅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

长期以来，政府以国家投资局的名义发行债券，通过发行债券从中央公积金局获得巨额资金，使公积金转为由政府支配的资金。中央公积金局积累的公积金存款，其余额的90%都用于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如1987年，公积金存款余额为314亿新元，其中298亿新元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占全部公积金存款余额的95%。政府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兴建住房和建设道路、机场、港口、码头等公共基础设施。其中贷放给住宅发展局的债券达60%以上，这是公积金转化为住房建设资金的主要方式，使政府筹集到了足够的住房建设资金。住宅发展局以这笔资金置地、建房，支付住房建筑承包商的工程款项。住房建筑承包商则同时将建成的住房交给住宅发展局，住宅建筑承包商还可以从中央公积金局取得贷款来建房，获得工程款项后即归还贷款本息于中央公积金局。由于有中央公积金局的资金融通，使大批住房得以兴建，同时，中央公积金局许可居民提取相当于房价款20%的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许可居民逐月提取公积金支付银行贷款本息。居民获得贷款后即向住宅发展局购买住房，住房所有权转到居民手中，资金则流到住宅发展局，住宅发展局将其交与政府，政府运用其偿付债券本息，中央公积金局投放出去的资金又收回来了。中央公积金局又可继续向住房建设和购买者提供资金，形成资金的良性循环。这就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在实现“居者有其屋”中发挥的使国家建得起房，老百姓买得起房的重要作用。

3 得到的启示

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和中央公积金制度成就了新加坡人的住房，也活跃了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使新加坡人经历了从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不断改善居住质量→拥有住房产权的住房梦。其中最深的感受：

一是二者相互依存、滚动发展。“居者有其屋”计划依赖于中央公积金向住房建设融资，向购房者贷款，助推了“居者有其屋”计划的实现。

二是公积金存款利息高于银行存款利息，政府发行债券的平均利率依法适当返还缴存人账户，使缴存人容易接受。

三是公积金虽不能任意提取，但可以对政府指定项目进行投资，其收益打入缴存者个人公积金账户，其投资风险也由缴存者个人承担，为缴存人提供了运营公积金的环境。

四是配套齐全、交通便捷、环境优雅，由于新加坡长期奉行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和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划，使所有的居民区生活便利度高度一致。非常有利于居民的出行、工作、生活。

五是严格的实施政策，为实现“居者有其屋”计划和推行公积金制度提供了保证，其政策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如果再购新房子，组屋必须退出，对于弄虚作假骗购骗租者，会受到或罚款或监禁或两者兼施的惩罚。对于应缴未缴迟缴公积金的，不仅限期补缴，而且会加罚利息。

六是建立公积金的目的不仅仅停留在为缴存者个人提供社会保障上，更深远的作用在于为国家积累了可供借贷循环的建设资金，是一种多方共赢的战略国策。

从上述六点感受中得到如下启示：

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又值城镇化快速发展之时，住房情况极其复杂。但是，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目标比较新加坡而言是清晰的、明确的，是单一的住房消费资金，比照新加坡更有条件做足住房发展大文章。

一是明确消费层级，向基本住房需求倾斜、鼓励改善性住房需求。其前提条件是国家应设定符合国情的住房标准，以此判断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越是低于基本住房标准的，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越大，否则，或减弱支持力度或不予支持。

二是保护缴存人利益。一方面要方便缴存人使用提取，在服务与管理上做文章。另一方面要改革现行计息办法，实施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政策，使缴存人有受益感。这样，相对骗提骗取之事就会减少或不再发生。

三是激活缴存余额，为缴存人“理财”。截至去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余额3.7万亿元，如此巨额资金沉睡，于国于民都是巨大的浪费。借鉴新加坡政府发行债券的办法，以良性循环为目的地盘活和统筹使用这些资金，既可以解决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及其他基本建设资金之不足，又可以让缴存人从中获益，同时，也发挥出了“有效支持经济增长，更好地惠民生、助发展”的作用。

四是合理控制住房公积金的缴费率。据报道， 2014年6月10日新加坡爆发了大规模集会，抗议政府的公积金养老制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越高，其存入的公积金就越多，享受到的社会保障也就越全面，反之则社会保障越差。如此无形中就会导致‘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怪相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从当前我国归集住房公积金的状况分析：省内不统一、市内不统一、行业内不统一，单位内也不统一，且差距是相当大的，甚至成为某些单位的避税工具。合理控制住房公积金的缴费率，对发展住房公积金制度、促进社会和谐是十分有益的。

参考文献：

1.赵建福.公平视角下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创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2

2.路君平 李炎萍 糜云.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1

3.倪云.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与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比较.经营管理者.2014.3

4.李玉福.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探索和思考.金融经济.2014.4

作者简介：

新加坡住房制度启示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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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为鼓励国内外企业在我市设立总部，推动我市总部经济的发展，优化我市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6月，我市出台了《关于鼓励总部经济发展的工作方案》和《东莞市总部企业认定暂行办法》。目前,吸引更多国内外大中型企业总部入驻,发展总部经济特别是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已成为我国许多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在这一方面已先行一步，取得了重大进展。基于此，我办收集新加坡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一些经验启示，供参考。

新加坡发展总部经济的一些经验启示

目前，一共有2.6万家国际公司立足新加坡，在7000多家跨国公司中，60%在新加坡设立总部或者区域总部。投资领域集中在制造业、电子、化工、生物医疗、技术、物流、资讯、信息科技、金融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地区总部来实施其海外扩张战略，新加坡已成为亚太地区当前极具实力的“总部基地”。

一、新加坡政府发展总部经济的一些经验做法

首先，政府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在新加坡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为其制定出一项较制造业发展战略更为详细的发展战略，为新加坡成为国际基金中心和世界著名外汇市场，确立亚太地区金融中心和商贸中心的地位创造了先发条件。以金融和商务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重要因素，也直接为许多海外金融和商贸企业拓展了市场机会。因此，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的跨国银行、投资公司及贸易公司纷纷在新加坡设立地区总部，一方面是为了在新加坡自身的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谋求市场机会，另一方面则是着眼于迅速崛起的亚洲经济，通过在新加坡设立亚洲或亚太地区总部以进一步拓展巨大的市场。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新加坡本身制造成本的提高，在新加坡的企业也开始把制造环节向亚洲其他制造成本低，如中国、马来西亚、印度、缅甸、菲律宾等国家转移，而把研发中心和总部留在新加坡，以便利用新加坡的金融优势、交通优势、政策优势、便利服务等。在新加坡相当部分生产制造环节外迁过程中，伴随着本国公司及跨国公司总部机构的聚集，两者共同推进了新加坡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制定一系列政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本国产业升级转移。新加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具体措施很多，例如有:

1、拟订了“全国科技计划”，投资20亿新元在制造业、资讯工艺、电子技术、细胞生物等9个重要范畴进行研发，设立研发中心;

2、在美国设办事处，通过不断针对性的宣传，吸引国外研发资金:

3、利用国外的投资，借合作机会学习最新技术，促成技术的转移;

4、通过“公民权”吸引外国人才。同时，新加坡政府一方面通过不断在科技上的突破，克服“土地”和“人口”的欠缺，另一方面推出促进产业转移的具体措施，例如:

1、为了刺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实行了“纠正性工资政策”，大幅提高技术型产业的工资；

2、设立科技工业园，实施一系列投资、税收、财政优惠政策，1

促进产业转移；

3、出台鼓励措施对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

4、不断推进研发，加强科技教育、在职培训，帮助企业进行技术的升级。

第三，推出一系列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到新加坡投资。国际贸易占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多，新加坡贸易发展局为继续保持和加强新加坡的竞争优势，推出了《特准国际贸易计划》，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新加坡设立办事处，以促进对外贸易及转口贸易的增长。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司每年只收10%的公司所得税:

1、从事五大商品交易的国际贸易机构，营业额须超过2亿新元;

2、具有全球贸易网络及良好的公司业绩;

3、每年在新加坡的商业开支不少于200万新元;

4、企业至少要有3名经验丰富从事交易活动多年的职员;

5、充分利用新加坡国家银行、金融、保险及航运服务等。

第四，在吸引“总部”上实行有差别的优惠政策。为了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入驻，新加坡政府根据不同的企业总部类别采取了各种针对性优惠措施，具体如下:

1、“商业总部”奖励，目的是奖励并协助在新加坡注册的公司或企业，将其技术扩展到本区域，并能提供商业、技术和专业服务，走商业区域化、国际化道路。有以下规定：

（1）奖励条件:①申请奖励者必须是在新加坡注册的本国公司或外国公司，该公司在商业或特定领域有良好的业务基础，在股权、资产和雇员方面都能达到相当的规模；②申请者必须至少与三家真正从事商业活动的岸外公司签有正式合同，同时向这些公司提供服务，并从这些服务中获取利润。

（2）特定条件:①申请者在本区域的主要业务包括商业和服务业；②申请者必须明确其主要的业务核心是新加坡作为区域管理和监控中心。

（3）申请者的主要经营范围:①工程和技术服务包括:研究发展各种技术、商贸行业咨询、管理和监控服务；②计算机信息、通讯及业务；③娱乐、休闲、生活消遣方面的服务及酒店管理；④出版、医药卫生、教育及培训项目；⑤仓储自动化。

（4）申请者的经营服务可通过特许经营权计划来区域划分。

（5）经营服务所雇佣的人员必须以新加坡人为主，至少有管理人员10名、高级专业人员5名和技术人员10名等，受雇人员应向申请者的主要业务区域提供至少三项辅助性的服务，包括:①总体管理、发展和协调；②原材料和配件的采购；③市场研究、控制及销售；④公共宣传活动管理和设计；⑤区域培训及人才管理；⑥企业财务、债券及基金管理；⑦区域技术与通讯产品开发。

（6）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授予“商业总部”称号的企业享有如下优惠:①从事上述行业及特定领域里的业务可以享有10年免税优惠；②对于前期享有“先锋地位”的工业，可获得巧%的减税优惠，为期5年；③对出口销售和服务所得收人50%予以免税，为期10年；④对出口服务所得收人的90%予以免税，为期10年；⑤对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在原折旧率的基础上可享受50%所得税优惠；⑥对于购买生产设备的岸外贷款可扣除利息税；⑦对经批准的专利权使用费、各种杂费及发展经费、对符合要求的付款可享受全部或部分免税；⑧来自岸外公司的红利收入免征所得税。

2、“营业总部”奖励，这是新加坡政府为吸引跨国企业集团设立以新加坡为“区域营业部”而推出的优惠措施。有以下规定：

（1）凡享有经发局授予区域总部地位的外国公司及本国企业总公司，在5至10年内对从所提供的服务中赚取的利润只交10%的公司所得税。

（2）岸外公司汇来的利息和权利金，以及总公司买卖外汇所获得的利润，岸外投资所得，均可享有10%的公司所得税优惠。

（3）岸外附属子公司汇来的红利享有10年免税优惠。“商业总部”为区域里的任何客户提供辅助性服务，所获取的优惠视情况而定。“营业总部”的服务对象只限于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企业并统一享有10%的优惠税率。

3、“跨国营业总部”奖励，目的是鼓励在新加坡成立和注册的公司将总部设于新加坡，并对其海外附属公司及其有关企业提供管理规划及协调。

（1）奖励条件:①在本区域拥有众多的生产营销网络；②与投资国其它同行业相比，其净资产值、员工人数均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地位。

（2）奖励内容:①红利:跨国营业公司总部获得拥有股权的海外附属子公司或有关企业的红利可免交公司所得税，该公司若将其转贷给区域子公司或汇人新加坡总部也不增加任何税项；②管理费:在新加坡境内的跨国营业总部，其各项管理服务收人只须交10%的公司所得税；③利息:跨国营业总部向新加坡金融机构融资，并将其转贷给区域总公司或有关企业的所得利息，可申请10%的优惠税率；④期限:跨国营业总部租税期一般为5至10年，税期延长视营业范围和营业项目而定。

第五，打造高效廉政政府，形成制度化的软环境基础。新加坡政府致力于打造高效廉政政府，提供优质的制度软环境基础，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入驻。例如，专门负责投资申报、审批手续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该局机构精简、手续简便、工作效率高。一项外国投资项目从申请到批准设厂，只需要10天至20天时间。同时，新加坡政府致力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了防止政府官员贪污的机制，既有机构，也有相应立法，执法严厉，形成对政府人员强大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一个廉政的政府形象对跨国公司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

二、新加坡政府发展总部经济的启示

1、战略制定和宏观控制好;

2、颁布的政策具有稳定性、连续性;

3、法制完善:

4、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业水平高;

5、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处理地好，高效的管理体制和办事效率;

6、实行了以“租税减免为核心”的投资鼓励政策，有效吸引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入驻;

7、不断利用跨国公司的经验和力量;

新加坡住房制度启示 篇5

一、新加坡廉政建设概况及成效 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新兴现代化国家。历史上，新加坡曾经是一个贪污泛滥、腐败猖獗的岛国。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认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下定决心坚决打击贪污腐败，把廉政建设作为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经过长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加坡已成为亚洲最廉洁的经济体。在“透明国际”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新加坡排名第五，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廉政典范。廉洁的执政环境不仅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治理体系，而且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其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促进了经济的腾飞。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建国至今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内良好的经济环境，良好经济环境背后的保障则是政府官员的廉洁及高效的办事效率；反过来，快速的经济发展也为廉政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第二，增强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对于腐败的治理，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公平，提高了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望，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此同时，新加坡的做法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第三，提高了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新加坡政府在廉政教育上尤其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教育，倡导儒家文化，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爱国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有效的廉政文化建设增强了人民的国家意识和服务精神，提高了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

二、新加坡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 新加坡的廉政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在于其完备的廉政建设体制，并在廉政建设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反腐道路，积累了丰富经验。1．完整而严密的反腐败法律系统与法治体系。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会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①法律是治贪防腐的第一道防线，为了使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必须制定严密的法律体系加以约束。新加坡素以严刑峻法、铁腕护廉著称于世，其吏治严明、法律严苛更是为亚洲之冠。新加坡肃贪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是《防止贪污法》，该法共涵盖35个条律，内容详尽而严厉，尽可能将贪污行为的所有可能形态纳入其中。该法扩大了对“贿赂”一词的定义，不仅包括收受金钱、礼物、证券、财产利益在内的任何动产或不动产，同时还包括无形的非物质财物，如提供的职务、服务、便利等。不仅如此，“意图贿赂”也算犯罪，就是说，贿赂或贪污与金额多少没有关系，只要任何人“企图接受”或“默许给予”都会被认为是犯罪。为了强化防贪效果，更有效地打击贪污行为，1988年颁布了《贪污所得没收法》，使得贪污之人不仅要受牢狱之灾，其不当利益还必须上缴国家。除此之外，新加坡还颁布了《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财产申报法》等反腐败法律。这些法律相互补充，为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加坡不仅有法可依，其执法也是相当严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新加坡社会中彰显得淋漓尽致。无论何人，职位高或低，功劳大或小，一旦触犯党纪国法，必将严惩，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即使是再小的腐败行为都会受到很重的惩罚，这就是新加坡治贪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经验。如此严密的法律体系和秉公无私的执法态度，给犯罪分子以极大的震慑，大大降低了腐败的发生。2．专门的反贪机构。新加坡治贪的另一大武器是1952年成立的贪污调查局(cpib)，它是新加坡防治腐败的专属机构，也是全国预防贪腐贿赂的最高机关。贪污调查局直接隶属于内阁总理，局长和副局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亲自任命。人事决定权亲自掌握在总理手中，确保了该组织高度的独立性，达到防治贪腐的最佳效果。在人员组成结构上，贪污调查局是小而精的肃贪组织，仅有40名侦查员，但办事效率极高，一旦接到贪污投诉，要在最快时间内给投诉者以明确答复，并立即决定启动调查。作为一个独立、高效、权威的治贪机构，贪污调查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新加坡廉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坚强后盾。3．全方位的监督机制。要实现政治清廉，防止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必须要有系统全面的监督体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实现有效监督。对执政党的有效监督是保证新加坡清正廉洁的首要条件。新加坡由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政府每隔四年会进行一次大选，随时监督执政党的工作。反对党则可以考察其是否发生渎职现象，甚至可以批评指正其中的缺陷，这种监督方式是十分有效的。其次，社会各界的大力监督也是政治清廉的重要保证。新闻媒体是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政府出现腐败现象时，新闻媒介就会对此进行详细的报道，给腐败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公众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向政府和公务人员举报腐败分子或提出相关的治理建议。为此，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举报机构，同时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来保护举报人的权益，让公众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表达对行政工作的不满以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4．自上而下的廉政文化建设。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成就固然离不开一系列的反贪制度和反贪机构的硬件支持，政治领袖、公职人员和普通公众的廉洁意识及整个社会的廉洁风气更是推动整个机制运行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前贪污调查局局长曾说过：“有个好的制度非常重要，但许多时候单靠制度是不够的，要取得成功，需要有利于运作的整体风气。”①当廉洁自上而下形成一种行为习惯时，人们就会从思想上自觉抵制贪腐，社会才能形成一种廉政氛围，一系列的反贪制度才能顺利实施并发挥作用。首先，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品质魅力和政治作风在廉政建设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前总理李光耀多次反复强调，领导人的一言一行具有标杆的作用，反腐必须从最高层做起。自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他率领党员全身心投入到打击腐败的行动中，着重从整顿高层领导的贪腐行为人手，实行“反贪没有例外”的铁腕政策。并且，他还十分注重道德操守观念，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树立榜样，起到了积极的表率作用。其次，新加坡注重运用儒家经典，开展道德教育。新加坡将儒家经典和现实国情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中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思想积极渗透到社会大众心中，使其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增进社会团结。第三，新加坡注重对社会民众进行廉政思想文化教育，特别注重向青少年普及廉政观念，设立有关廉政教育的课程。为了整个社会能够形成良好的廉洁风气，政府还通过网络等媒介向民众宣传廉政教育知识，定期开展廉政知识讲座和交流会。通过这一系列教育措施，整个社会树立起廉洁观念和廉政氛围，反腐具备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新加坡住房制度启示 篇6

新加坡“面向21世纪教师教育模式”的建构及启示

作者：张晓琳

来源：《现代交际》2011年第07期

［摘要］新加坡“面向21世纪教师教育模式”，以“3-3-3蓝图”为战略目标，在战略实施中保持三维伙伴关系，强调以21世纪的学生为工作核心，不断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并及时进行反思和调整，使整个模式处于动态发展中，密切顺应时代要求，培养一流的教师。这些对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关键词］教师教育 新加坡 面向21世纪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7－0007－01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提出了一份“新加坡面向21世纪教师教育模式”的报告，指明了2007～2012年的教师教育战略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提出一整套面向21世纪的教师教育模式。

一、“面向21世纪教师教育模式”简介

（一）战略目标

“3-3-3蓝图”是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2007年提出的面向21世纪教师教育改革的战略目标，三个“3”分别代表3个支柱：满足参与方（包括教育部、国立教育学院、各级各类学校中的教育决策人员、教育研究人员和教育实践中的有关人员等）的需要，赢得国际认可，影响国际教育同仁；3个核心战略领域：教学、研究和法人支持；3个保证成功的因素：责任、卓越和关系，即参与方各有分工、各司其职，追求高质量，形成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

（二）战略实施

保持独特的三维（国立教育学院、教育部和学校）伙伴关系；国立教育学院在教育部政策的保障下，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支持配合下，采用“以课堂为基础的课程，以学校为基础的实践”的，以大学为依托的教师教育模式，通过师范生在课堂和学校中学习、实习、实践和体验，促进师范生从大学校园学习向各级各类学校课堂教学的转变。

强调以21世纪的学生为工作核心。21世纪的教育必须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教师教育必须确保教师提供的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在语言、数学、情感和勤奋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并能够在早期发展良知；必须引导学生意识到自己行动和学术潜力，掌握必要的技能，学会独立；在确立人生理想和目标时，学生应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学会合作；帮助学生实现学术、政府和社会的期望。

不断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在过去的岗前教师教育的课程系统模式，即“理论—实践课程系统”的基础上，要求规范教师学历、学位制度和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构建新的教师专业发展机制，要求教师加强学科教学知识，加强对所教学科的本质的理解，加强使学生获得学科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加强对课程设计、提问和反馈的基本原则的哲学理解，等等。

（三）反思调整

“面向21世纪教师教育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教育前景进行必要的反思和调整，调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教师应具备三种价值观：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师身份认同感、服务于专业和社会。教师应具备专业的教师技能：专业实践能力、领导和管理能力、个人效力。

教师应加强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反思、行动研究、学校合作式导师、体验式学习、以学校为基础的研究、短期调任、实习、见习，以及将课堂搬进大学中的咨询项目等等都是加强理论和实践联系的途径。

二、启示

新加坡“面向21世纪教师教育模式”是顺应时代要求而提出的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计划，尽管该计划的实施还在进行中，各参与方还在试行、反思、调整，还存在许多需要商榷和改进的地方，但它仍能给我国的教师教育提供一些启示。

新加坡这一模式的最大亮点在于它不是一个纯理论的大政方针、宏观路线的制定，而是根据战略目标的要求详细阐述了其战略实施，实施有必须围绕的中心，也有各参与方的职权关系，更有具体方法的举例和论证，这就避免了政策空洞，让执行者不知所措，进而容易曲解原意的通病。

另外，在实施到中期时，主要责任方，即国立教育学院勇敢地提出应该及时暂停计划的实施，进行反思和调整，及时发现并纠正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以保证计划能尽可能圆满地达到目标。

最后，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不足也是我国教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提出的相应途径，积极探索开发出既有坚实理论基础又有娴熟实践本领的专业型教师。

教师教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随着新加坡教育的不断发展，教师教育也将不断发展。新加坡是一个人口资源有限、自然资源贫乏的小岛国。它要在世界经济中立于不败

之地，就必须能向世界提供一流的技术和一流的服务。提供这一切都必须靠一流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则依赖高素质的教师，所以教师教育的发展就是这一切发展的关键。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是振兴国家的惟一正确的道路。“科教兴国”的关键是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以提高我国教育的总体水平。新加坡经验对我们的启示意义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新加坡住房制度启示 篇7

一、新加坡廉政制度的建设经验

新加坡自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以来, 逐步制定了一套完备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建立了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以高薪养廉为代表的廉政管理制度和具有东方特色的廉政教育制度, 成为世界廉洁之邦。

(一) 法律制度建设

新加坡注重加强法制建设, 依法惩贪。在其宪法、行政法规以及刑法典中都有关于廉政问题的专门规定。此外还制定了惩治腐败的专门法律, 如《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等。其中《防止贪污法》将反腐倡廉的各项活动都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 既包括对贪污贿赂行为及其处罚的规定, 也包括对惩治贿赂的机构、职权和调查程序的规定。《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是一部旨在加重对贪污受贿行为的经济处罚的法律。该法律详细规定了法院在审理贪污受贿案件时, 对贪污受贿所得的认定, 以及没收贪污所得利益的程序等,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加大了贪污受贿者的腐败成本。

(二) 监督机制建设

新加坡在反腐倡廉的建设过程中, 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

首先, 在政府内部监督方面, 设立了商业事务局, 负责执行和管制金融业的法令;设立了审计署, 直接对国会负责, 对政府各部门的财务进行监督;设立了检察公署, 负责对贪污受贿案件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同时还设立了总揽全国廉政监督的专门机构——贪污调查局, 其直属内阁总理, 职权主要包括调查权、搜查权、逮捕权、跟踪监视权等。

其次, 新加坡公民在促进廉政监督作用有效发挥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新加坡实行的行政跟踪制度, 主要是跟踪调查公务员在公务活动或日常私人活动中是否有违法违纪行为, 这一制度有助于使公众直接参与到反腐败的过程中来, 虽然曾招致非议, 但在反腐败的过程中还是具有一定成效的。

(三) 管理制度建设

高薪养廉制度是新加坡廉政管理制度建设的一大特色, 新加坡的公务员平均年薪金是292714美元, 该国产业工人的平均年薪仅为14459美元, 约为公务员的4.9%。公务员薪金实行年功晋升制, 工作时间越长, 业绩越好, 则薪金越高。实行中央公积金制度, 规定一个公务员每月可获得月薪40%的公积金, 工作时间越长, 所得积蓄越多, 高级公务员 (司局级) 到退休时, 公积金总额大约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 但一旦经查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 公积金将全部撤销。因此, 对于新加坡的公务员而言, 贪污受贿是得不偿失的, 他们不会去冒被剥夺工作和公积金的风险去贪污, 从而自律自励, 保持廉洁。

(四) 教育制度建设

新加坡注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廉政教育制度, 其政府将传统的儒家思想归纳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 并在此基础上, 通过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确定了全国人民必须共同遵守的“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等五种价值观, 同时以儒家思想来陶冶公职人员的品德, 倡导“因民之利而利之”的思想等。

二、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在廉政制度的建设过程中, 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本国特色的举措, 积累了不断推进廉政建设的宝贵经验, 作为亚洲国家, 新加坡与我国在文化传统上都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 同时基于我国在廉政制度建设中, 仍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 因此借鉴新加坡的成功建设经验, 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我国廉政制度的发展。

(一) 制定完善的廉政建设法律法规

随着我国廉政法律制度的发展, 我国出台了大量有关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 但大多以党政的法律和规章的形式出现, 内容分散, 缺乏防止和惩治权力腐败的专门的法律。因此, 我国可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加快制定《反贪污腐败法》、《廉政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贪污腐败的行为、处罚以及相关法律执行机构的设置和职权等进行规定, 逐步推进廉政建设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二) 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

我国当前反腐败的机构主要有纪检委、行政监察机构和隶属于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局。三大监督机构自身的独立性不足, 同时分工缺乏规范化, 使得监督力度不够。因此有必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在我国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建设的同时, 可以考虑在反贪污贿赂局的基础上成立国家廉政公署, 赋予其调查权和独立的财政权, 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同时, 促进电子政务和公民社会的发展, 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公众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提供平台和保障。

(三)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薪酬制度

借鉴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 在我国实行以薪养廉, 结合东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 建立与当地相适应的薪酬制度, 同时完善相应的法制建设, 为薪酬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法律保障。另外, 可以仿效新加坡的经验, 在我国建立公积金制度, 要求每个公务员都必须参加, 促进其自律自励。

(四) 加强廉政教育, 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我国廉政教育存在着内容较空泛, 实际应用性不强等问题, 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充分挖掘我国传统廉政文化优秀资源, 不断提倡文明的社会风尚, 同时结合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和案例对公务员进行教育, 推进我国廉政文化的发展。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在实际探索过程中,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形成了本国的特色, 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去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我国的廉政制度将会更进一步地发展。

摘要：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果, 当前我国的廉政制度尚存需要完善之处, 因此分析亚洲国家廉政之首——新加坡的建设经验, 对完善我国的廉政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居者与其屋：新加坡住房 篇8

新加坡是地处东南亚的小国，人口约420万，国土面积699平方公里。新加坡1959年开始自治，1965年实现独立。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强烈的国家危机意识和自立自强的理念，新加坡政府以其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战略和市场制度，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目前，新加坡已成为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航运枢纽，在石油化工和高科技电子产品方面也有独特优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9200美元，位居发达国家行列。

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新加坡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也成就斐然。政府认为，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并把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提高到关乎国家社会安危的高度。

1963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通过建屋发展局（HDB）公布了政府的“居者有其屋”计划，他指出：“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我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住房。”为此，政府强力介入住房建设与分配，以政府规划、投资、建设、分配与市场出售相结合的形式，为大多数中低收入者有偿提供廉价住房，而高收入者对公寓、别墅等高级住宅的需求，则以市场化的方式得到满足。

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典型，住房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组屋，即政府建造的公屋，另一类为市场商品房。组屋由政府投资修建，价格也由政府统一规定，以低价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阶层使用；商品房则是由私人投资修建，按市场价格发售。在过去的40多年里，新加坡政府坚持以计划供应组屋为主、私宅市场供应为辅的住房原则，已建设公共组屋约100万套，全国有85%的人口住在政府组屋，其中4%为出租组屋。

新加坡的组屋大致相当于我国的经济适用房。凡新加坡籍公民和获得新加坡永久居住权的外籍公民，都有权申请购买。虽然目前有85％以上的新加坡居民住在组屋中，政府每年还会向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新建组屋，以满足居民需要。

新加坡的组屋小区规模不是很大，平面也不十分规则，因为新加坡城市空间形态的构成是靠城市道路来限定的，小区的规划布局也基本都是将沿城市道路周边布置。住宅楼多是十至二十层左右的高层建筑，分塔式和板式两种，一般设计为开敞的外廊式住宅，南北朝向，底层成悬架的空间。在炎热多雨的新加坡，这种设计很实用，一是能保持通风，二是能够遮阳、避雨、防潮，同时便于居民出行。

组屋小区的室外环境设计比较简单，讲究实用而不追求华丽。院落地面一部分用于停车，其余部分用来绿化。

由于新加坡政府不鼓励发展私家车，据名购车先要花钱认购价格不菲的“拥车证”，所以组屋小区内的停车位不是很多，大量空地就成了居民活动场所。此外，小区还在底层架空部分专为老年人设置健身和文娱活动用房，全部免费使用。四周是快餐店、药店、小超市、干洗店以及银行系统的自动存取款机。组屋附近都设有公交站、小学校和幼儿园。为了出行的居民免受日晒雨淋之苦，从住区到车站，或从住区到学校，再或从学校到车站，都有长廊相连。尤其是孩子们有了这样的专用通道，道路和交通安全就有了可靠保障。

新加坡组屋的户型很多，可供购买的房屋类型包括1房1厅、面积约45平方米的二房式，2房1厅、面积约65平方米的三房式，3房1厅、面积约90平方米的四房式，4房1厅、面积约110平方米的五房式，面积在130平方米以上的为公寓式。现在的组屋以四房为最多，占全部住房的37.6％，其次为三房式和五房式。此外，政府还建有少量面积约33平方米的一房式住房，用于低收入家庭租住。

新加坡社会秩序良好，极少发生偷盗或入室抢劫等治安案件，所以，为了降低物业管理成本，组屋小区都不采用封闭式管理，人们可以从四面八方自由出入，极为方便。

新加坡的公寓是比组屋档次高的住宅，相当于我国商品房中所谓的高尚社区。小区的规模也都不大，楼层数也和组屋差不多。但公寓住宅的小区大都采用单元式布局，往往三、四栋楼就构成一个管理单元，由物业公司提供高档而完善的物业服务。

相对组屋而言，公寓在外廊式布局造价高，功能也更加合理。外墙多采用面砖或高档涂料，下部一至二层镶贴天然石材。小区的室外地坪和道路多采用花岗岩铺砌，表面做防滑处理。

小区内还有精心营造的绿化环境、景观丰富的室外空间、清澈见底的游泳池、高雅华贵的小区会所以及小型商店、健身房、烧烤亭等完善的配套设施。小区都设较大的地下车库，车位充裕，社区给每户免费提供两个车位。

所有的公寓小区都采用封闭式管理，在出入口设值班室，内有保安人员值勤，对小区出入居民则殷勤服务，笑脸迎送。

新加坡的公寓式住宅的售价要比组屋高出1到2倍，每套住房从几十万新元到近百万新元不等。按1万新加坡元约合5.8万人民币换算，大一点的公寓每套要近600万人民币，但新加坡的物价和人均收入都要远远高于中国内地同比水平，综合分析，新加坡的公寓住宅的价格虽然高于中国内地大城市，但居民的购买压力相对要小过不知多少倍。道理也简单，新加坡的组屋政策几乎为所有居民提供了生活住房，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当然就不紧张，一些略有积蓄的人会购买一套公寓作为置业投资，出租给在新工作的外籍白领人士，用以收取较丰厚的租金回报，而自己一家仍长期居住在组屋里。

租住一套两室两厅两卫的公寓，每月租金一般为1500到2000新元，其中包括600新元左右的物业管理费。租户自己需要交纳水、电、煤气、电视、宽带网络等费用约400新元，这些费用加起来接近一个中等收入者的月薪，只有较高收入者才可能租住公寓。

新加坡的联排式住宅也称排屋，一般二到三层，每户“有天有地”，底层还有一个小型院落。排屋小区多采用里弄式布局，一幢幢住宅沿着幽静的道路两侧一字排开。根据主人对建筑美学的不同理解和个性追求，每幢住宅差不多都采用的是不同的风格和色彩，从而也构成别墅区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排屋每幢售价达几百万新元，只有富人才可拥有。

新家坡的独栋花园住宅有一家人住的，也有几家合盖的，因而体量大小不一。由于占地多，价格比排屋更贵。最高档的豪华独户式花园洋房都配有很大的花园和车库，独门独院，相当气派。

以排屋和花园洋房构成的富人区，围墙设计尺度低矮，造型通透，多种多样，将围墙内的建筑和绿化景观与路人分享，使沿街环境显得一片生机盎然。但夜晚的富人区却多是宅门紧闭，漆黑一片。因为富豪们在世界各地都建有别墅，很少在一地长期居住。

总之，尽管新加坡是一个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型国家，但由于政府坚持以行政干预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住房政策，牢牢掌握了房地产市场的主动权。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政府既保障了国民的生活住房，也保护了开发商和富裕阶层的利益，有效平抑了房价。试想，在一个中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者居有所住，生活稳定，相安无乱事的民生环境中，社会自然是比较和谐的。

新加坡政府解决住房的成就得到世界认同。1991年，联合国向新加坡建屋发展局颁发了“世界居住环境奖”，以表彰新加坡政府为实现“居者有其屋”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那么，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是否就是解决民生住房的标本？

显然不是。新加坡有新加坡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新加坡国小人少，只有一级政府，财政宽裕，且没有地区差别。而我国行政区域众多，财政相对独立，而地方之间贫富悬殊，很难制定一套统一的标准解决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来源问题。然而作为一个城市型国家，新加坡的组屋政策及其实践效果，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全面解决住房问题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政府应该介入。而越是资源紧缺的城市，政府介入的力度应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