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听证申请书

行政听证申请书（精选7篇）

行政听证申请书 篇1

行政听证申请书

行政听证申请书一：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

申请人：大理市XX饮料厂

法定代表人：杨 X X

电话：138872XXXXX

申请事项：

请求贵局拟以（大）质监罚告字（2012）K0879号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举行听证。

事实与理由：

2012年03月02日，大理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开展风险大排查过程中，告知申请人存在以下问题：

1、生产环境较差，用于清洗瓶子的消毒池未投入使用，包装物堆放在车间内，生产环境混乱；

2、风淋设备未投入使用，员工未穿工作服；

3、化验室未投入使用，化验室内堆放杂物；

4、人流、物流通道混用；

5、仓库内堆放有是申请人的“维生素果味饮料”，产品配料中标识有：维生素PP，维生素B6及添加维生素群字样，查看申请人添加剂仓库未发现存放有以上两种维生素，用于指导生产的配料清单中也无维生素添加剂。

申请人自成立以来，一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纳税，从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更没受过税务机关的处罚。由于申请人的母亲生病住院，患有老年痴呆症及胆结石等多种杂病，老父亲又患上糖尿病，因家中无人照看老人，申请人在前期一直在湖南老家照顾老人，只好把厂里的工作交于下手打理，也就导致厂里疏忽了管理。在此次的排查中确实出现了以上的问题及漏洞，直到大理州质量技术监督局此次排查并出具告知书，申请人才知道厂里存在的问题。申请人对厂里出现的问题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申请人认为该《告知书》中对申请人的处罚过于偏重，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据此，申请人特向大理州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听证要求，恳请大理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在作出处罚决定时充分考虑申请人理由。

此致

大理州质量技术监督局

申请人：杨 X X

2012年06月15日

>行政听证申请书二：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304字）

申请人：，男，壮族，年 月 日出生，住。

请求事项：

申请人不服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的拟处罚决定，现向贵局申请听证，以便申辩理由，澄清事实。

事实与理由：

局于 年 月 日在《法制快报》公告的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申请人才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行政处罚文书公告程序的规定，现还处在公告送达期间。申请人于 年 月 日在 进行的是 工程施工，没有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所认定的擅自开采煤炭的行为和事实，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的拟处罚决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特申请贵局举行听证，以便申辩理由，澄清事实，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局

申请人：

年 月 日

>行政听证申请书三：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548字）

申请人：广州市xxxx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xxx电话：

代理人:何焕明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电话:***

申请事项：

请求贵局拟以穗国税南稽罚告〔200X〕xx号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举行听证。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自成立以来，一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纳税，从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更没受过税务机关的处罚。在此次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南区稽查局查账过程中，申请人积极配合税务机关的工作，该局查核了申请人2007年至今三年多的财务账册，显示申请人的一切经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除申请人善意取得的增值税发票0000xx及0000xxx外）。申请人确有在2008年x月向广州市明忠贸易有限公司购进商品一批，当时对方送货上门经检验合格后，向对方支付货款，并取得增值税发票0000xx及0000xxx，直到南区稽查局此次查账并出具告知书，申请人才知道支付广州市明忠贸易有限公司的货款被转付给了广州市xxx公司。申请人认为该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６日国税发〔２０００〕１８７号）规定的情形，应当按此《通知》规定处理申请人行为，恳请南区稽查局在作出处罚决定时充分考虑申请人理由。

此致

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南区稽查局

申请人：广州市xxxx有限公司

>行政听证申请书四：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 >>（658字）

申请人：**社区卫生服务站

法定代表人：***电话：

代理人:*****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人

电话:**********

申请事项：

请求贵局拟以**卫医罚告[2011]*****号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举行听证。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自成立以来，一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开展诊疗活动，从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在此次**区卫生监督所调查过程中，申请人积极配合监督所的工作，该所查核了申请人涉嫌超越许可范围开展妇科诊疗活动、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母婴保健技术（人流、药流、上环）服务、使用未取得处方权的人员开具处方的行为。申请人确有存在以上违法行为，但均没有主观违法意愿。

（一）超越许可范围开展妇科诊疗活动系周边极个别患者确有实际诊疗需要和紧迫性，请求当值医生为其诊疗。申请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后一定切实加强诊疗活动的管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依法开展诊疗活动。

（二）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母婴保健技术（人流、药流、上环）服务，被查处的终止妊娠手术的相关物品系申请人以前的医务人员遗留，我站未能及时销毁该类物品。

（三）该人员系申请人的试用人员，并不是正式人员，工作时间不足半个月，期间还多次参加考试，实际诊疗时间极少。但是申请人存在人员管理疏忽之责，试用前，仅口头询问是否具有注册执业资格，未认真核对相关证书证件，今后一定会严格把好医务人员入口关。

申请人对贵单位出具的行政处罚告知书适用法律条款无异议，恳请**区卫生局从宽从轻处罚申请人的行为，在作出处罚决定时充分考虑申请人理由。

此致

**区卫生局

申请人：**社区卫生服务站

二0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行政听证申请书 篇2

一是申请条件。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请赔偿。对下列情形, 税务机关不承担赔偿义务:税务机关执法人员行使与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因赔偿请求人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二是申请资料。赔偿请求人应当向税务机关递交《税务行政赔偿申请书》, 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 可委托他人代书, 也可口头申请。三是申请须知。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该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税务机关;两个以上税务机关或与其他机关共同行使职权造成损害的, 应共同履行赔偿义务;受税务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税务征管权力时侵犯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委托的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 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经复议机关复议的, 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税务机关, 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 复议机关就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时效为二年, 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

(二) 税务行政复议申请

一是申请条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和其他税务争议当事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可依法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二是申请范围。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包括确认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及退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和征收税款, 加收滞纳金;扣缴义务人、受税务机关委托征收的单位作出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责令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保全措施:书面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存款;扣押、查封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税务机关未及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 使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书面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拍卖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税务机关不予依法办理或答复的行为:不予审批减免税或出口退税;不予抵扣税款;不予退还税款;不予颁发税务登记证、发售发票;不予开具完税凭证和出具票据;不予核准延期申报、批准延期缴纳税款。税务机关作出的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行为。税务机关不依法给予举报奖励的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其他税务具体行政行为。三是申请须知。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 可以书面申请, 也可以口头申请。申请人提请的税务行政复议的条件和时限: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不服的, 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的税额、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纳税担保, 然后可以在收到税务机关填发的缴款凭证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除征税、不予审批减免税、不予抵扣税款、不予退还税款行为以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可以在得知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不可抗力或者被申请人设置障碍等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 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申请人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复议机关已经受理的, 在法定行政复议期限内申请人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人民法院也已经依法受理的, 不得再申请行政复议。申请复议的主体资格: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 具体是指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和其他管理相对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的, 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 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理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合并、分立或终止的, 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与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虽非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但其权利直接被该具体行政行为所剥夺、限制或者被赋予义务的第三人, 在行政管理相对人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时, 可以单独申请行政复议。

(三) 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申请

行政听证申请书 篇3

关键词：听证笔录；法律效力；案卷排他性原则

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作出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益的行政决策或者行政决定之前，由有关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充分听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见的法律制度。行政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制度的核心，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颁布》首次规定了行政制度，随后的几年内，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以及有关省、市相继制定了各自领域或范围内的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关于举行公开听证会的规定，更是将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推向一个新阶段。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可法》中也规定强调了行政听证制度。其中听证笔录在听证程序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对其进行相关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实践的意义。

一、听证笔录概述

1.听证笔录的概念

听证笔录，即行政听证记录，关于其概念，学理上惯有两类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以叶必丰教授为代表的，认为“听证笔录，并不是记载于听证笔录本中的所有文字，而是在听证过程中，经双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质证、辩论，最终经过听证主持人核实认定为证据的那部分听证笔录。”这一观点将听证笔录放置于类似于庭审中所取证据的法律地位，与庭审不同的是，由于目前我国行政听证主持人是由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在其所属的行政机关公务员中指定，无法保持类似庭审中审判员的相对独立性。因此这一对听证笔录的定义观点未免有失偏颇。第二种解释，也是目前的通说，即“听证笔录是指听证主持人在听证过程中对调查取证人员、案件当事人陈述的意见和提供的证据所作的一种书面记载，是对整个听证进行过程的客观记录。”这一观点既表达出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强调其客观性，与我国实践相符合。

2.听证笔录的内容

听证制度属于“舶来品”，世界各国在对其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听证制度，相应的听证笔录内容也有所差异。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开创我国听证制度的先河。但对其内容、格式法律效力等规定简之又简，仅在第42条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在实践中，听证笔录不仅应包含各国普遍规定的内容，例如：①听证的时间、地点和主要事项；②听证机关及其主持人；③证人和鉴定人陈述的内容、勘验结果；④听证当事人签名、盖章等，还应该包含各国听证制度中富有特色并在实践中切实可行的规定，例如：①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处罚意见并提供相关证据；②听证程序异议及有关人员回避问题；③听证结束后证据的采信问题；④双方认为的其他必要事项等。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在在巨人的肩膀上完善自己。

3.听证笔录的性质

听证笔录是行政主体对听证程序各项活动的全程书面记载。包括双方所举证的客观事实中相关证据的提出，质证的结果，辩论的过程等方面。由于听证笔录属于特别程序中的记录，并充分听取行政机关及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因此在公平公正原则下完成的一份听证笔录，详细记载听证过程中每一细节，真实性与客观性有着令人信服的保证，其内容对行政机关决定的作出具有较大的约束力。虽然听证笔录不能等同于证据，但它有着与书证相似的特征，即在特定的书面载体上，以其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的文字材料。简单来说，听证笔录是对双方出示证据的记载。因此不可避免的包含了证据的共有特征，即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举行相关的听证程序后，行政机关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该事实即是听证笔录中所反应的事实，该法律也应是听证笔录事实中所应以援引的法律。换言之，没有经过听证程序举证质证的事实，不能作为行政决定作出的依据。这一方面是为了督促听证双方积极履行举证义务，在听证过程中，充分质证，查明事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化听证制度的功能，如果任由听证笔录记载之外的证据作为行政行为作出决定的依据，无疑会模糊听证制度的定位，丧失其价值。

二、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

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是听证笔录的核心问题，也是听证制度的关键所在。听证笔录一旦确认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其法律效力的大小，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时相应的予以考虑定夺。不同的法律效力对行政决定影响不同，而听证笔录记载之外的事项应予以排除，不得左右行政决定的作出。

1.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模式

世界各国对听证笔录规定了不同的法律效力，由此对行政决定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广义上说有两种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模式，认为听证笔录是行政机关作出决定时的唯一根据。二是以德国、日本、瑞士为代表的大陆法模式，认为听证笔录对行政决定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时，应斟酌听证笔录作出行政决定，但行政机关不是必须以听证笔录为根据，只有在行政程序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明确规定以听证笔录为根据时，行政机关才必须以听证笔录为根据，不能以听证笔录之外或当事人不知道或没有论证的事实作为根据。对两种模式进行更精确的细分，理论上有以下四种观点：

（1）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唯一依据。这个观点与英美法模式保持一致，认为既然所有的证据都被质证并经双方充辩论后记载于听证笔录上，由此推之，听证笔录是最具客观性与真实性的，由此产生的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唯一依据。行政主体在对相关事实进行认定和法律评价时，必须严格依据听证笔录，听证笔录之外的事实和证据不能作为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的依据。也就是说，在听证会结束之后所出示的任何证据都丧失法律效力，不予采纳。

（2）听证笔录只能作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之一。由于听证程序是行政处罚一般程序中的特别程序，与普通的司法程序有较大区别，因此听证会结束后补充得到的证据不能简单认定其无效，相反，仍应作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同时，在借鉴刑诉中任何人不得自证其罪原则中，行政相对人在听证会上不承担举证责任，只有案件调查人员才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需要将与认定事实相关的证据在听证会上被质证后确认，而当事人拥有的证据可以不出示。基于此，可见听证会上并非所有证据都经过确认。此观点还认为，听证会是当事人权利的体现，如果当事人在陈述阶段就表示放弃听证，意味着这次听证会不必出示证据并进行质证。因此，单纯以听证笔录作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的唯一依据，过于武断，在法理上不成立，在实践上操作也有一定困难，与普通民众朴素的法律观相悖。

（3）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重要依据或者主要依据。上述观点将听证笔录作为行政处罚决定的唯一依据过于绝对，但经过听证之后的证据和陈述笔录，应该说比行政机关案件调查人员的调查报告更加客观、真实、可靠，与其他证据相比，经过听证程序所确认过的证据更有说服力，所以应考虑其效力的优先性，将听证笔录作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重要依据或者主要依据。但是，此观点并不排斥其他证据，任何形式的证据都应当进行全面分析，予以考虑。

（4）听证笔录是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该观点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以上三种观点各有其合理之处，不能简单否定，但若以其中一种观点来替代全部，又过于绝对化。我国引入听证制度时间较短，有待实践进一步探索，于法理上和律条上可以设置得较宽泛，留有充足的余地，让以后的实践进一步佐证和完善。

2.听证笔录法律效力不足的弊端

不同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模式虽然各有特点，但保持其基本法律效力却是共性。一份缺乏法律约束力的笔录，不利于行政机关作出正确决策。听证笔录是双方依法定程序进行举证质证，陈述辩论的客观记载，最大程度力求还原案件事实，同时也给予行政相对人充分表达自身意见的机会。若行政机关排除听证笔录，或者对听证笔录不予重视，而是根据在听证笔录记载的内容之外作出判断并形成行政决定，将很难保证决定的客观性、科学性和民主性，将会使听证程序流于形式。正如施瓦茨教授所言：“如果行政机关可以走形式，接纳堆积如山的证言和书证；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可以依据未在审讯中出示的材料作裁决，那么厚厚的案卷就成了掩盖真相的假面具，秘密的证据或几分钟的秘密会议就可以推翻长时间的审判机会，更重要的是他有机会质证和批驳一切不利他的事实。”

听证制度始于英美普通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听证笔录效力不足，不利于充分发挥听证制度的功能。健全的听证制度，不仅可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还能更大限度的保证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举行听证会，势必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国家投入这样大的精力，就是希望听证制度最大限度的实现程序正义，实现权力监督，只有程序正义才能确保实体正义。从法理上讲，听证制度是一项事先的权利防御程序，而不是事后的权利救济程序。设立听证制度的主旨是为了防止单方行政决定的作出，可能会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为其提供一个双方就相关事实问题和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抗辩沟通的机会。听证笔录正是最终的总结报告，如果行政主体不依据听证笔录作出相应行政决定，没能赋予充分的法律效力，那么听证制度中所承载的民主参与、民主平等及经济有效等功能将沦为空谈。

3.我国的选择模式

从实践上看，听证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开创了听证制度的先河，第42条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和43条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做出决定。”对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和内容没有详述，仅仅作为原则性的概括。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48条第2款则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乔晓阳在其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中提出，“目前，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价格法》以及一些法规、规章对听证程序作出了规定，但由于缺乏听证笔录对行政决定的约束力的规定，导致一些听证会‘听而不证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所以在本法中，就听证笔录对行政许可决定的约束力，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是我国立法上第一次明确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有效防止了听证过程流于形式，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从国际社会上关听证的立法趋势和发展道路来看，我国应顺应潮流，选择第一种模式，即确定听证笔录应成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严格遵守未经听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作出行政决定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目前的有关规定中，已经存在个别法规强调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的唯一依据，例如劳动部关于《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规定》第15条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由听证记录员制作。听证笔录在听证结束后，应当立即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第16条规定：“所有与认定案件主要事实有关的证据必须在听证中出示，并通过质证和辩论进行认定。劳动行政部门不得以未经听证认定的证据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说明第一种模式在我国实践中的可行性。

因此，要想真正发挥听证制度保护公民重大合法权益、保证实体决定正确的作用，就应该树立案卷排他性原则，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听证笔录对行政决定的法律效力，即听证笔录是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惟一依据而不能根据听证笔录之外的证据作出决定。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听而不证，走过场，从而有利于真正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我国程序法治化进程。

三、听证笔录的法律价值

1.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的提升

行政关系主体中，双方权利义务并不对等，而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蔓延下的“官本位”思想，更是时时渗透在社会各阶层。“官民”之间鸿沟难填，造成了百姓对行政机关的不信任，即使自己合法利益受到侵害也不敢声张。做小伏低、双方猜忌，这些外在的社会现象，显然不利于建设有序的现代法治社会。行政领域的立法，不是扩张政府权力，恰恰是“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科学合理的约束行政权，是现代立法的必有之义。在听证程序中，行政相对人正是通过一系列法定权利的行使，充分参与到行政决定的过程中去，既可对行政决定的作出产生积极的影响，又使自己的主体地位得到显现，公民权利得到尊重，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满足感和认同感。对行政决定的最终结果也较容易接受，有效减轻政府各项行政决定执行中的阻力。

2.行政决定中证据的固化

听证笔录所反映的证据主要包括调查机关人员在听证中所出示的证据及行政相对人所出示的证据。无论哪一方的证据，在听证过程中双方都进行了充分的质证，其中的有关证人证言部分，依法也应当交证人审核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完全符合证据的适用条件。听证笔录所记载的是听证会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由专门的书记人员按照一定的公文程式详细记录下来。听证会结束后，听证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这种严格的程序保障了听证笔录所记载内容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听证笔录记载的事项是作出行政决定唯一或者重要的根据，同时符合了证据属性中的关联性要求。再者，听证笔录是依据有关法律所规定的听证程序而形成的，符合证据的合法属性。听证笔录的制作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证据加以保全，并赋予相应的法律效力，在未来的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可以担当书证的角色。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对行政笔录的直接采用，既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还可以督促听证机关重视听证过程，特别是其中的证据出示及质证程序。如此，听证笔录对行政决定中证据的固化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法制宣传的有力工具

在听证过程中，程序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内在价值和保障结果公正的工具价值得到了统一。听证笔录恰恰是对这一富含人文精神的、有序的抗辩场面进行的书面反映，包含着整个听证程序全面客观的信息记载。行政机关对公民重大权益可能产生影响的决定以高度司法化的程序做出，最集中的体现了现在行政的公正与民主。听证程序的公开性、广泛性，使参与者在听证程序中，感受到深刻的法制宣传教育。而听证笔录作为一项书面载体，具有稳定性和安全性的特点。听证笔录在其没有损毁的情况下，往往非常直观、便于查阅，有利于民众快速有效的获得需要的信息。同时由于其事无巨细真实记录听证事项，对于今后听证程序的研究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开展法制宣传活动中，一份份保留完好的听证笔录能更鲜明的再现当今社会法治进程。

四、完善听证笔录

1.协调案卷排他性原则与官方认知原则

所谓官方认知原则，即行政机关可以在听证笔录以外，在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外所认定的事实作为裁决的根据。这项原则是案卷排他性原则的例外，类似于法院审判中的司法认知原则，又称免证事实。众所周知的事实，毋须当事人的证明，这是一项古老的法则。立法及司法解释所明文确立的免证事实，可以减轻当事人的证明负担，提高诉讼效率。而行政裁判中的官方认知，目的虽然与司法认知相同，免证范围却更广。司法认知的范围，通常局限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无可争辩的渊源而容易确定的事实。行政机关由于其主体的特殊性，职权的便利性，除了对司法认知事实的绝对认可外，还可以利用专门知识及其档案中的资料，无须通过证明程序，直接认定裁决的事实。当然，行政裁判中官方认知的范围也同样受到限制。例如《美国联邦程序法》中规定适用“官方认知原则”，必须满足下列要求：①行政机关不得用其官员的知识认定案件中的主要事实。因为这种事实被称之为“有争议的、应当裁决的事实，是争论的核心。”只有通过提交相关证件才能予以确定。②官方认知的事实必须具有显著而周知的性质。这项规定最大限度的杜绝官方认知原则的滥用。不能只由行政机关掌握而为其他专家所不知悉。③如果行政机关用其知识认定事实，那么它必须指明它所认定的待定事实，并且说明这些事实的来源。它所认定事实的根据必须公开。强调认定依据的公开性，在于防止暗箱操作，更好的保护处于争议双方弱势地位的行政相对人。④当事人对官方的认知具有反驳的权利。最后这项为兜底条款，官方认知的目的在于提高裁决的效率，免除不必要的证明程序。但是行政机关并不因此成为一言之堂，当事人对行政机关所认知的事实，仍然可以反对。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对官方认知原则的规定，以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确定，填补理论中在这方面的空白。但是官方认知只能在合理和公平的范围内存在，不能过分强调行政人员的专门知识，放任行政机关无限制地依赖案卷以外的材料作出裁决。否则就会很大程度的削弱听证程序的公平性。因此，确立听证笔录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中的法律效力，应以“案卷排他性原则”为基础，吸收“官方认知原则”的合理成分。

2.规范听证笔录内容形式

我国的行政基本法中并没有强调听证笔录的形式内容，较详细描述听证笔录内容的有关规定散见于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行业自律组织所颁布的各项规则、条例、办法。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29条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列明下列事项：①案由；②听证参加人及其他人员的姓名或者名称；③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的姓名；④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⑤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本案的事实、证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其依据；⑥陈述、申辩和质证的内容；⑦证人证言；⑧按规定应当列明的其他事项。”“听证笔录应当由听证参加人及其他人员确认无误后逐页进行签字或者盖章。对记录内容有异议的可以当场更正后签字或者盖章确认。听证参加人及其他人员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由记录员在听证笔录上注明。”另见《民用航空行政许可工作规则》第43条规定：“记录员应当将举行听证的情况记入听证笔录。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内容：①申请听证事由；②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③行政机关听证人员的姓名、职务；④听证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⑤行政机关许可审查人员提出审查意见的证据、理由；⑥听证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⑦审查人员、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代理人质证辩论的内容；⑧其他事项。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各部门对听证笔录的基本内容的理解基本一致，如听证参加人基本情况，听证事由，听证时间、地点和方式，听证参加人的意见，质证过程等。将实践中普遍达成共识的基本内容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各个部门再根据操作中的具体情况加以补充，有利于听证笔录在内容上保持一致，在形式上树立听证笔录的权威。

3.明确行政机关不以听证笔录为依据作出决定的法律后果

虽然我国《行政许可法》中明文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做出行政许可决定。”但是现实中往往有很多行政决定不以听证笔录为依据径直作出，这固然是由于我国民众程序规范意识仍然淡薄，更是因为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一条文的法律责任，不得不说这是我国立法技术上的一大缺陷。从法理上说，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一般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三部分组成。假定条件，是指法律规则中有关适用该规则的条件和情况的部分。行为模式，是指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如何具体行为的部分，即主要规定主体的权利义务，是法律规则的核心部分。法律后果，是指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在作出符合或者不符合行为模式的要求时应当承担的结果部分，是法律规则对人们具有法律意义的行动的态度，包括合法后果与违法后果。所以，有关听证制度的立法中应当弥补法律后果的空白，由此提高违法者的预期违法成本，保障法律遵守者的基本利益，从而更好的引导行为人放弃违法行为，自觉守法。责任行政是全部行政法产生的基础，是贯穿所有行政法规范的核心和基本精神。因此，我国应当在立法层面上明确规定，如果行政机关不以听证笔录所载内容作出行政决定，行政相对人有权以此为由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机关或者相关人民法院，可以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原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有权机关还应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法追究行政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起到法律威慑作用，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五、结语

在听证程序中确立案卷排他性原则，是真正实现听证制度中保护公民重大合法权益、保证实体公正的重要前提之一。但是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历来缺乏程序观念，对基于自然公正基础上而建立的行政程序观念更是不予重视。正如对程序颇有研究的季卫东博士所揭示的：“与西方重视法律程序的理念相对照，中国的法律家在考察法制建设时，更侧重于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实体合法性方面，而对在现代法治中理应占枢纽地位的法律程序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和理解。”案卷排他性原则的确立，有助于我们明确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的法律意义，实现法律赋予听证制度的根本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行政程序立法的第三次高潮，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深化认识，了解法律程序尤其是行政法律程序实现法治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叶必丰，贾秀彦.《从行政许可法看行政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法学评论》，2005年第3期.

[2]朱迎明，刘大伟.《我的观点构成你的决定—关于听证笔录效力的研究》，《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3]常秀金.《日本听证制度中的听证笔录及其效力》，《公民与法》，2013年第6期.

[4]应松年.《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杨惠基.《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7]张奕蕾.《行政许可法对听证笔录的发展》，《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年第8期.

[8]张卫东.《论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的作用》，《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4期.

[9]唐建强，王斌初.《论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的法律效力》，《西部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10]季卫东.《论法律程序的意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59页.

作者简介：

贡世康，汉族，辽宁铁岭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司法鉴定师，律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环境资源法学、文书与痕迹鉴定。

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范文 篇4

（税务机关）：

我（单位）对《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文书字号）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有异议，要求听证。听证理由如下：

听证申请人（自然人姓名）： 联系电话： 住所：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 联系电话： 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

委托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 住所：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申请人（章）

年 月 日

使用说明

１、本申请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和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1996]１９０号）第四条设置。

行政听证申请书 篇5

丁雪华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江阴 214405

摘要：行政听证制度作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基本要素—听证主持人制度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听证主持人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为我国听证主持人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行政许可听证 听证主持人 完善

听证主持人是指负责听证活动的组织工作的调节和控制，使听证活动按法定程序合法完成，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员。听证能否顺利进行、程序是否公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主持人。我国《行政许可法》第48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该条款明确规定行政许可听证主持人和行政许可审查决定人相分离，遵循了职能分离原则，体现了自然公正的程序规则。

听证主持人回避是控制其公正性的重要措施。回避在理论上分为有因回避和无因回避两种。有因回避又称附理由的回避，是指存在法定理由的情况下，听证主持人才回避；无因回避又称强制回避或不附理由的回避，是指无须任何理由，即可要求听证主持人回避。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48条第3款规定：“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主持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可见，我国的行政许可听证只规定了有因回避一种情形。

一、听证主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

《行政许可法》的有关条文规定了听证主持人制度中的职能分离原则、回避原则等内容，但对听证主持人的法律地位、任职资格、职权等方面却未作出规定。有部分规章和地方法规在《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上，对任职资格、职权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有一定的突破，但诸多规定仍存在着很大差异和冲突。目前，听证主持人制度存在着以下方面的问题：

1．人数不统一

关于听证主持人的人数，《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不明确，各规章和地方法规也呈现出多种规定：有的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明确规定由1名听证主持人组织听证，如《海关行政许可听证办法》第28条规定：“海关行政许可听证实施部门应当指定1名听证主持人负责组织听证活动。„„”；有的为了突出听证活动的准司法性，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听证主持人的人数，如《湖南省实施行政许可听证规定》第7条规定：“听证主持人由1或者2至3人担任。由2人或者3人担任的，应当确定1人为首席听证主持人。”；但更多的是与《行政许可法》一样，没有明确的规定。2．任职资格

听证会是否有序进行以及是否有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主持人的能力素质。鉴于听证主持人地位的重要性，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的立法惯例都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作了明确规定，如在美国要想成为行政法官，一般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拥有律师资格且有一定行政工作经验；二是通过文官事务委员会的考试。而我国《行政许可法》却没有相关的规定，大多数规章和地方法规与《行政许可法》一样没有相关的规定，只有少部分规章和地方法规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作出了规定：有的只是概括性的规定，如《湖南省实施行政许可听证规定》第7条规定：“听证主持人应当具备必要的行政管理和法律专业知识。”；有的虽然对听证主持人应当符合的条件作出具体的列举，但实际上由于条文比较抽象而缺乏具体的管理规定，如《吉林省行政许可听证实施办法》第8条规定：“听证主持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属于听证组织机关工作人员；

（二）熟悉听证规定，具有一定组织能力，能够胜任听证主持人工作；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3．听证主持人缺乏独立性

学者们普遍认为，听证主持人在法律地位上应具有相对性，如其不能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势必难以客观公正地评判是非，整个听证将徒具公正的面纱而实为骗人的闹剧。

《行政许可法》及11部地方法规规定听证主持人由“行政机关指定”，9部部门规章规定了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但对主持人的任用程序皆未提及。实际操作中，听证代表及外界媒体对于听证组织机关如何选任听证主持人是一概不知，行政机关指定听证主持人一事就成了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宜。而且，规定“由非本案的调查人员担任”实质上指定的始终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担任主持人一[1]职，如“西上六电磁辐射听证会”的主持人是北京环保局法规处处长，而“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听证会”的主持人则是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无论是利害关系人还是行政许可听证事项的申请人均对听证主持人的身份产生了不信任甚至抵触情绪。设想一位来自同一行政主体的法制机制，甚至是同属该行政主体内部同一职能（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工作人员担任听证会主持人，他们无独立的行政主体地位，与审查行政许可申请人处于同一行政机关，不能避免单方面接触，而且与组织听证的行政机关是行政隶属关系，福利待遇受行政机关控制，职务升降由行政机关决定，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利益关系，这些都难免使广大公众对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产生质疑。

要确保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地位，还必须赋予听证主持人明确的职权。依据是否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可以将听证主持人的职权分为实体性权力和程序性权力。程序性权力是听证主持人享有的支配和控制听证程序的权力，实体性权力是指对当事人实体性的权利义务作出配置或产生影响的权力。我国《行政许可法》并未具体列举听证主持人的职权，只有零星的规定，大部分规章和法规都明确了听证主持人的程序性权力，而对实体性权力——建议权及其效力问题则未触及。

4．回避规定不完整

听证主持人的回避制度来源于司法审判，也是避免偏私的需要。我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主持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该规定比较笼统，在实践中常常会面临下列问题：

回避事由模糊。何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如何界定？部分规章和法规对回避事由做了列举，但呈多样化，各有特色。

回避程序不完善。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回避的时间，申请回避提出的方式等一系列程序问题也有待于统一规定，便于具体操作。

回避方式单一。回避的方式有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两种，而我国《行政许可法》只规定了申请回避的一种方式。

二、听证主持人制度的完善

1．规范听证主持人的人数

笔者认为，鉴于对公正性与效率的双重考虑，可以采取原则上1人担任听证主持人，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可以指定1-2名听证员协助听证主持人进行工作。听证员的回避事由与听证主持人完全相同。听证员在听证过程中的工作应当由听证主持人安排。

2．确立听证主持人的选任制度

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稳定、合格的听证主持人是保证听证有序进行的基础，因此听证主持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条件——任职资格。《行政许可法》未有此类规定，地方法规、规章的规定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笔者认为，鉴于听证主持人这一特殊岗位的要求，有必要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作统一规定，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具体的规定：

（1）学识条件：听证主持人应具备法律方面的素养和一般的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应具有法律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2）业务条件：听证主持人应具备一定的相关法制工作经验，一般要求从事法制工作达一定的年限；

（3）能力条件：鉴于听证主持人的重要地位，应具备较强的领导和管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判断能力，能对整个听证会有全局的把握和控制，对妨碍听证会正常进行的情况进行处理，必要时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从而使听证会高效有序地进行；

（4）品行条件：听证主持人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并且还应具备认真、仔细、踏实、果断和理性的工作作风。

由于我国的听证制度发展时间比较短，统一设立专职的听证主持人，并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条件尚不成熟，因此，笔者认为，可分两步逐渐实现听证主持人的专职化：

第一步：可借鉴国外经验，改变当前多数机关中没有固定听证主持人，只是在具体案件中由行政机关临时指派非本案调查人员的其他工作人员主持听证的做法。具体操作是：在行政许可机关内部设专门机构，独立负责组织行政许可听证的主持工作，其地位和行使行政调查权的机构或人员平等，独立行使各自职权，互不隶属。由于我国大多数行政机关内部设有法制机构，机构内有专门人员负责本机关法制事务及其他事项，为了造成不必要的机构臃肿，可由法制机构来负责组织本机关行政许可听证的主持工作，通过采用资格化考试来录用符合以上四个条件的合格人员担任主持人。录用考试可参照公务员招录考试模式，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笔试和面试内容应针对上述四个方面来设计。而且，对于主持人的成员还要进行定期培训，不断提高这支队伍的素质。具体一场许可听证会的主持人不再由行政许可机关指定，而是由法制机构根据一定的程序进行随机抽取，将抽取过程和结果记录在案，并及时公告，若主持人符合回避条件，可再随机抽取。当然，应明确规定最多可抽取的次数，若无特殊情况，一般规定最多可抽取2次，以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提高效率。

第二步：建立专职的听证主持人。各地区成立统一的听证主持人员管理机构，由听证机构对听证主持人直接管理，采用听证主持人资格全国统考制度和听证主持人的资格取得制度，听证机构对其任免、工资、晋级等管理都要相对独立于行政管辖和行政级别，听证主持人对听证机构直接负责，服从听证机构直接负责人的领导，并接受其监督。

3．明确规定听证主持人的职权

赋予听证主持人明确的职权，是其相对独立地位的表现，也是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

主持人的程序性权力，各国的行政程序法都作了相似的规定，我国可参照国外规定并结合本国国情对听证主持人的程序性权力作出具体的规定，包括：决定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核实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及其权限；主持听证，维持听证秩序；就听证事项询问听证参加人；听取听证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接收并审核有关证据，要求听证参加人提供或补充证据；决定听证的延期、中止或终止等程序事项；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其他职权。

对于听证主持人的实体性权力，各国的规定却存在着很大差异。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听证主持人无决定权和建议权，只有主持听证的程序性权力，在听证笔录上签名，并对听证记录的真实性负责。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68、69条规定，听证主持人负责对听证秩序的维持，并在听证记录上签名，听证主持人没有建议权，行政机关作决定要综合全面反映行政程序的结果。一种是听证主持人有建议权，以日本为代表。如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4条第3项规定：“主持人于听证终结后，应尽速作成报告书，载明当事人等对不利益处分原因之事实所为之主张，有无理由之意见。并连同第1项之笔录，向行政机关提出。”第26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不利益处分之决定时，应充分参酌记载于第24条第1项笔录内容及同条第3项报告书中主持人之意见。”可见，日本听证主持人有建议权且具有参考的效力。而最典型的是美国，它规定听证主持人有决定权或建议性决定权，并且依据正式程序裁决事项的不同性质，赋予听证主持人不同的权力。

各国对此问题的规定存在迥然不同，不难发现，凡是具有较强独立性地位的主持人，法律一般允许其作出行政决定，反之，行政决定由所属的行政机关作出。[2]因此，笔者认为，决定权应属于行政机关首长，这是由行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但应赋予听证主持人决定建议权，因为主持人参与了听证的全过程，听取了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所有质证及所有证人证言和相关证据，赋予其决定建议权，既可减少行政首长的工作量，提高行政效率，也可保障行政许可决定的科学性与公正性。鉴于我国目前听证主持人独立性不足的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对于听证主持人是否有建议权及其效力问题也可分两步走：

第一步：由于未实行专职主持人制度，听证主持人的素质能力、独立性等方面均受到一定的约束，建议赋予听证主持人建议权，但该建议只是行政许可机关作出的一个参考，没有法律效力。

第二步：实行专职主持人制度后，可赋予听证主持人的建议权，并且有法律约束力。若行政机关不予采纳，必须说明理由，当事人认为理由不充分的可以据此提起诉讼。

4．明确规定“禁止单方面接触”制度

禁止单方面接触不仅是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道德问题。[3]禁止单方面接触制度，是从具体程序上保障听证主持人独立性的法律制度。单方面接触是指一方当事人在他方不在场的情况下，和听证主持人或对案件有裁决权的人单方面讨论争论中的案件。单方面接触会极大地损害对方当事人的权益，破坏正当程序裁决的基本原则，这样作出的裁决将被法院撤消。

禁止单方面接触是保障听证主持人公正听证而作出的基本要求。在我国，由于听证主持人和许可调查人员同在一个行政机关，难免有单独的接触，从而不可避免产生偏私，不利于听证的公正进行，所以我国非常有必要确立听证主持人的禁止单方面接触制度。明确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单方面接触制度，可以借鉴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并参照我国《法官法》中禁止单方面接触的做法，明确规定“禁止单方面接触的期间从听证通知书发出之时起至听证决定做出前；禁止单方面接触的范围包括调查人员、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明确规定违反该制度的法律后果。

5．完善回避制度

当出现与听证案件有利害关系或存在个人偏见时，听证主持人应回避。回避制度和职能分离制度一样，都是来源于自然公正原则。职能分离制度是解决主持人偏私问题的基础性的和宏观、抽象的制度；回避制度则是在职能分离基础上，进一步避免在具体案件中出现偏私主持人的微观、具体的措施。[4]这里的利害关系主要指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还包括感情利益和精神利益，这种利害关系不限于听证主持人本身的切身利益，还包括其配偶或者直系血亲的利益。借鉴各国关于听证主持人的回避规则，我国听证主持人的回避制度可规定如下：

主持人回避的事由：（1）是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人员或其亲属；（2）是行政许可的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其亲属；（3）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4)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听证的人员。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回避的时间：从法律权利的角度看，只要在听证程序结束前，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发现听证主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都有权提出回避的要求。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回避的方式：规章和地方法规中，有的规定申请回避应采用书面形式，有的则规定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采用口头或书面形式申请回避。笔者认为，为避免实践中做法的不统一，法律应明确规定申请回避的方式为书面形式。理由有二：一是要规范申请回避的行为；二是书面申请也是与听证案件有关的一项书面凭证。

听证主持人回避的决定主体，应是选任者。若选任者驳回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并记录在案。

另外，还应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除了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主持人回避外，主持人也可以自行要求回避。

参考文献：

[1] 杨海坤、刘泽林：《关于行政听证制度的讨论》，载《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

[2] 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3] [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4] 丁保河：《论我国的听证主持人制度》，载《理论学刊》2004年第4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简介

姓名：丁雪华

出生日期：1976.11 工作单位：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学位：法学硕士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行政法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214400）

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及若干设想 篇6

(一)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

自然公正原则是一项十分古老的道德和法律原则,从广义上讲,它指的是“自然的是非观”。英国皇家法院以自然公正为原则,监督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时,可以要求其以公平权力作为其工作准则。自然公正原则可以适用于一切行使权力的团体或个人,包括行政裁决机构和某些社会团体,它的适用范围很广,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所以称之为自然公正原则。早期的英国法院认为,在行使行政程序过程中,只有带有司法性质的行为才能称之为司法性行为,但是复杂的是如何判定政府机关其行为是司法性行为还是纯单纯行政的,由于不同法官的理解不同,因此对自然公正原则的使用方式也不相同。英国法院从20世纪60年代后规定,行政机关通过不利公民权利的行为是司法性行为,这也是18世纪以来英国法院认可的自然公正原则的适用范围。

(二)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

普通法系中美英两国是最重要的。从历史上看,美法源于英法体系。正当的法律程序可以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中应用。根据美最高法院认定,正当法律程序可以用于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正当法律程序”在美是一个没有明确界定的概念,是一个实体和程序上的综合概念。实体是美国制定的法律,假如这些法律与公平正义原则相悖,则该法无效。正当法律指出当事人拥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剥夺公民生命、财产或自由时,而且行政机关必须听其的意见。行政法学界所探讨的正当法律程序,是指在程序上必须具有的正当法律程序而言。美行政听证制度变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传统理论讲,受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人或物,其权力只是普通法律法规所指保护的利益,一直被国家视为特权并且被排除。如今,由于许多判例的发生使曾经的这些“特权”变成了今日法律上的权利。在今天的美国,“正当的法律程序,仅要求某种方式的听证,不要求其必须有某一种听证的方式,程序灵活。任何一种听证形式都应该包含一切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内容,即所有当事人都拥有得到通知和提出辩护的权利,当事人是否具备这两项权利是公正程序和不公正程序最突出的区别。”

(三)大陆法系的法治国理论与依法行政原理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国自然公正原则不是相类似的。和使用英美普通法的国家比较,大陆法系国家更注重实体法的相关规定,从而忽视了程序法律的构建。大陆法系典型的国家是德国,它的法律体系经历了从形式上到实质上的法治国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从德国早期的法治国理论可知,其法律上行政原理认为: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只要在形式上按照法律规定即可,如果在行使行政权力时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行政当事人造成利益损害,除了要求行政机关纠正自身错误以外,只要允许行政当事人提起相应的行政诉讼就可以达到法治主义的目的。

二、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行政听证制度有几十年。我国起步较晚,所以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

(一)听证适用范围狭窄

我国当前听证范围仅限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价格听证、行政法法规制定等领域。与政府机关管理公共事物的范围比,我国的听证适用范围过小,不能满足日常所需。因此,应该从行证许可、行政处罚、价格听证等领域扩展到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例如,在行政执法领域,除了常见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行为之外,行政收费、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裁决等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听证的适用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展。

(二)相关立法滞后

虽然行政立法在我国取得很多成就,但仍然比较落后。尤其是在行政程序立法方面滞后,表现在不仅全国范围内缺少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法典,而且在地方也很少有相关的行政程序法律文件,部分已存在的和行政程序有关的法律文件,多数也只是以实体性内容为主。在现存的法律法规中,只有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和价格法对听证程序做出了明文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关于行政听证制度的相关立法严重滞后,而且现在已经实施的相关立法欠缺规范,造成听证制度的应用存在很大障碍。而且,听证制度需要法律化、明确化,只有这样,听证制度才能发挥起作用。

(三)听证参与人范围有待扩大

使与案件有关系的人员参与听证,可以使听证更为全面公正。而我国现有的行政处罚法规对听证程序参与人的规定只限于事件当事人,只有行政许可法中规定的案件利害关系人可以参加听证的制度,所以,需要进一步扩大听证参与人的范围。

(四)听证主持人资格不明确

行政处罚法对主持人资格有如下规定:“听证必须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来进行主持”。体现了主持人和调查人员职责分离的原则,更为公正,是我国司法的进步。但是,由于该条款对主持人资格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没有明确指出具备何种资格才可以担任听证主持人。在现阶段实际的行政执法过程中,部分行政机关已经设立了专职人员支持听证以应对日益繁重的听证任务。而对于听证案件较少的行政机关,一般会安排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由于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没有限定听证主持人的资格,也没有设立专职主持人,从而容易导致不称职的听证主持人参与听证,影响听证程序的正常进程。总而言之,我国行政机关中现有的听证主持人专业素质不高、独立性较弱,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我国的听证主持人制度的内部职能分离制度仍需要完善。例如,《行政处罚法》中的“非本案调查人员”包含范围太大,既可以是机关领导,也可以是负责案件调查部门中其他的工作人员。如果这样,本案的听证主持人将不能保证听证过程中的公正。在司法活动中,当事人大部分希望有专人担任这个职位,认为这样比较公正。但实际专职人员会不可避免地与调查人员进行接触,可能会导致受到调查人员的影响。

三、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若干设想

关于如何完善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涉及,由于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处于初创阶段,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因此本章主要讨论完善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的一些设想。

(一)拓展听证范围

听证程序适用的范围,应该优先想到该如何平衡当事各方的利益。如何平衡由于听证所带来的人财物的消耗和效益的综合。具体而言,要确定某个行为是不是会对案件的公正性产生影响。我国的听证程序主要适用于:一是法律适用应该包括于听证内容之中。二是听证程序的内容应该包括当事方人身自由的听证。这是行政程序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加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必然结果。三是扩大听证的适用范围。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方面都应采取听证来保证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失。

(二)完善我国听证中的立法制度

听证制度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分别是分散化的和集中化。公平、公正和公开理念是行政听证制度的核心精神,而分散化的立法模式很难保证行政听证具有统一的精神,而且极易造成各类法律之间产生重复和冲突现象,不能够充分发挥相互协调和配合的作用。因此,我国应该重点加强完善行政听证制度的集中立法。此外,还有一些补充:首先,建立健全统一的正当程序保护制度。将其写出宪法,并具体化,作为指导思想。其次,明确区分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一方面是要深入探究非正式听证的实际应用;另一方面要积极健全和完善现行的正式听证制度,对听证的原则、步骤、方法、具体程序和作听证中的主体、参与者做出详尽的规定,使听证制度有法可依。

(三)扩大听证参与人的范围

现如今,多数国家采用了行政听证参加制度,可以将这种参加制度分成辅助当事人参加和对立当事人参加两种类型。参加人可以主动提出申请参加听证,听证主持人认为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与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参加听证。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听证程序中并没有对行政机关以外的任何利害关系人是否参加听证做出规定,对此,许多学者建议,可以在听证的过程中加上另外的一项主要内容,使行政听证三方及三方以上参与的法律行为。从而保证听证程序的实际效果。

(四)健全和完善听证主持人制度

我国也应该强调听证主持人的资格审查。首先应该制定出相关的标准,按照规定挑选出符合要求的听证主持人;对不同行业要求作出有针对性的培训。其中最重要的是其独立性,不受案件中所在行政机关的干涉和影响。由独立的部门负责,以期保证听证的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行政听证制度是我国立法过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它在保障行政双方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要想对行政听证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全面认识和了解行政听证制度在推进行政执法公平公正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对国内外行政听证的基本理论和精髓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其立法实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我国在推进行政听证制度合理有序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本文认为必须从行政听证制度所存在问题的根源来探究解决的办法。随着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步伐加快,行政听证制度必然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因而我国应该深刻认识到健全与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行政听证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作为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行政听证制度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听证程序的立法工作,拓宽听证范围,完善听证主持人制度,提高听证人员的素质,保证听证主持人以中立客观的地位参与听证,保证听证活动的公平和公正。

听证制度引入行政问责 篇7

关键词听证制度行政问责异体问责第三方参与

行政问责作为我国责任追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正日益完善，但至今还没有形成一部完整的法律对其进行法律性规范，以致于在社会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其中以同体问责和法律规范缺失为主。同体问责是指行政系统内部同一级行政机关对行政干部进行问责，其实质是执行与监督合为一体，缺失第三方参与。法律法规的硬件缺陷无疑给了部分行政人员有空可钻的机会，进一步助长了同体问责之风弥漫，扭曲了问责本质意义上所追求的公平和公正。然而有行政相对人参与决策的听证制度则保障了听证参与人以利益相关的第三方身份参与行政问责的权力和机会，有利于协调行政问责主客体的合理权重，降低内部暗箱操作的可能性，提高行政问责的效率和价值，保证最终决策的高质、高效。

一、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规范机制

就我国目前而言，至今还没有形成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最早能追溯到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政府于2002年7月1日实行高官问责制。相继从2003年起中央及地方也制定了行政问责制的相关规章，比如2005年4月27日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07年4月4日通过并于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这些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都为行政问责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奠定了法律基础，但尚未提升到法律的权威领域，因此对实际行政执法活动没有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

行政问责的法律缺失主要表现在：（1）行政问责制多是以中央政策性文件的形式出现，它并非转化为形式化、具体化的法律条文且问责对象没有覆盖到全体公务员。（2）行政问责规范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适用范围具有局限性，而且部分地方政府关于行政问责的规定存在某些缺陷，各地之间行政问责标准不统一，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倾向明显，不利于行政问责在全国范围内的严密、协调和统一，行政问责也失去相应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二）行政人员问责意识薄弱

习近平主席曾提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行政人员作为人民权利的代理人行使管理国家的行政权利，应该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意识的前提下严格遵循权责一致原则，提高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如今“在其位不谋其职”的现象泛滥。

2006年起故宫博物馆就发生多起文物损坏事件引起社会热议。包括一级品明代法器、佛堂旧址上二级品佛像，其中以2011年故宫馆藏一级文物、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被毁而起的批评声浪最为激烈。该事件的舆论重点并非在于文物为何会损坏，而是损坏之后博物馆负责人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上级并公示于众，甚至故意隐瞒事实。在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舆论压力之下，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文物损坏事故调查组组长陈丽华对该事件做出了正面回应，称此前从未发生过人为损毁一级文物的说法，这无疑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在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极力追究之下，最后的结果也只是陈丽华的一面之词，称上级已经对该文物主管的副院长、主管部门的处长、副处长以及当事人进行了不同层级处分，但具体处分尚不明确，这种敷衍了事的态度足见其责任意识的薄弱。

（三）问责主体主次混乱

由于规范行政问责领域的法律空白及部分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薄弱，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異体问责为辅。

同体问责是指上级行政或党务部门对处于同一行政系统的下级进行问责，即系统内部的监督；异体问责则是来自于外部机构对行政过程和行政结果的监督，也就是社会第三方对行政问责客体的问责。二者是一种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具体说来就是行政机关有被问责的义务，而第三方则具备问责的权力，其中第三方包括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和公众等。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大部分都是行政系统的内部问责，即由直接领导的上级对隶属的下级进行问责，第三方较少参与。这种垂直隶属关系下的内部问责给中间权力交易和包庇隐瞒行为提供了生存空间，使得行政问责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本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原则上的问责程序只是虚设。

二、听证制度引入行政问责

（一）听证制度引入行政问责的必要性

听证制度属于行政程序中的基本制度，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由非本案调查人为主持人，采用准司法的方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申辩的制度。该制度是在《行政村处罚法》、《价格法》和《立法法》等法律法规背景下形成的，是政府提高公信力的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门制定了专门的听证程序、规则及办法，听证涉及领域包括价格决策、地方立法、行政处罚、国家赔偿等。

1、第三方权利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政府是人民委托代理行使管理国家职能的行政机关，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群众监督是职能使然，这就要求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利时要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前提。如果行政问责只是单纯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由存在垂直领导关系的上级对直系下级进行问责，把由公民组成的第三方排除在外，这种做法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非法剥夺。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政府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充分尊重公民意见并自觉维护其合法参政议政权益，这样才能达到“政通人和”的和谐局面，政府公信力也会随着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进一步提高。

听证制度的内容包括告知和通知、公开听证、委托代理、对抗辩论和制作笔录，此处所提到的听证制度引入行政问责是特指公开听证。公开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某项与某些公众切身利益有关的行政决策时提前通知并邀请相关利益团体和专家人士、公证人出席参与行政机关做行政决定的全过程，为决策献计献策并有效监督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当该行政机关邀请第三方行政相对人参与决策制定时，第三方的法定权利就得到了相应实现，这正是公民基本的政治诉求。

2、平衡问责主客体权重。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这种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内部消化行为实质上颠倒了问责的主客体权重。治国不可一方独大，西方国家之所以设置“三权独立”就是为了避免国家立法、行政与司法合为一体的情况，从而达到相互制衡的有效平衡。就我国的同体问责来说，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三权合一的程度，但是行政系统内部的权利执行与监督职能已经出现交叉甚至重合，这种行政问责的“内部倾向化”是产生权力寻租的利益突破口，无论是对行政机关的执行能力还是工作绩效的监督评价都是极为不利的。

听证制度通过调动公民组成的专家、利益相关者、新闻媒体、人大代表等团体参与行政机关制定行政决策的全过程，改变了由行政机关内部人员自主问责的尴尬局面。引入听证制度的行政问责不仅实现了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力，也通过第三方参与及监督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行政决策机制，有利于提高问责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加强决策信息的公开透明。

3、推动规范机制成型。

听证制度引入行政问责是从制度维度对行政问责的完善。听证制度本身是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的成文规范，引入行政问责有利于加强问责过程的程序化和合法化。在一个一切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国家，从制度化层面强制性要求第三方公众参与行政问责可以有效避免行政系统内部人员的权利抵制，减少权权交易和包庇行为，提高问责结果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同时来自第三方的外来监督压力可以帮助行政人员提高对于滥用私权和不作为受罚的警觉性，提高自省意识和接受问责的主动性，转变消极的不作为和故意逃避过失的工作态度，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并且随着政府行政权利的增加和职能转型要逐渐把听证制度纳入行政问责形成权威性的明文规定，从而加快行政问责规范机制的形成。

（二）听证制度引入对行政问责发展的启示

1、听证制度的公开透明性带动行政问责的公平公正性

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有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并作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其本质便是公民运用法定权利抵抗行政机关可能的不当行政行为，缩小公民这类“弱势群体”与行政机关之间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该制度保证了决策过程中有非直接利益相关人和直接利益相关人的同时参与，并且听证过程向公众开放，听证程序严格按照法定要求进行，听证代表根据听证事件按资格要求选定，这就为公众监督行政機关是否依法行政提供了公共平台，而且公众及媒体的知情参与也极大降低了行政问责暗箱操作的可能。所以说听证制度本身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是行政问责的执行具备公平性和公正性的前提，

2、多方参与

听证制度的关键在于有多方的公开平等参与，这对于行政问责的进一步完善非常重要。行政问责要脱离同体问责的局限必然要引入行政相对人之外的第三方，人大代表、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各民主党派和公众都是第三方团体。行政问责可以借鉴听证制度的听证模式，在问责过程中邀请第三方现场参与。事前听证涉及到行政问责的决策阶段，参与人员必须对问责对象和被问责对象的身份、职位、职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事中听证涉及到行政问责的执行阶段，参与人员要对问责的整个事件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并能在问责中对被问责对象提出有针对性的关键问题；事后听证涉及到行政问责结果的反馈阶段，参与人员是否对问责的结果进行及时的跟踪反馈，问责事件是否有新进发展等。总之，多方参与不能局限于现场一个阶段，要贯穿行政问责的整个过程，把听证制度的回应机制也运用到行政问责领域。

3、决策、执行与监督相分离

借鉴听证制度的参与模式，由第三方参与的异体问责有效地解决了行政机关内部决策、执行与监督相重合的问题。行政机关是依法成立的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行政组织，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承担的是执行职能而非监督职能。行政问责实质上是对行政机关权责履行情况的监督，在同体问责中行政机关实行的是自我监督，这种内部监督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滋生腐败，给行政人员之间的权利寻租养殖了生存空间。而引入公众参与的异体问责严格区分了执行与监督是两个不同的客体，非直接利益相关的监督者才能保证立场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从而实现监督的反馈作用。当然，此结论的前提是非利益相关者的第三方能在参与行政问责中坚持公平正义的立场，同时听证程序和监督环节规范化、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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