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听证制度

行政听证制度（共12篇）

行政听证制度 篇1

听证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的决定之前, 应给予相对方参与并发表意见的机会, 行政主体根据经双方质证, 核实的材料作出行政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这一制度的法律基础是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 即“在做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前, 应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其目的在于赋予行政相对方了解行政主体作出的决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满足相对人权益的表达与诉求, 以促进行政活动的公正性和相对人权益的保障。

一、我国听证制度实施现状及对相对人权益影响的分析

(一) 听证制度适用范围窄, 相对人表达利益诉求范围小。

目前, 世界各国听证制度适用范围在兼顾公正与效率的前提下正在不断扩大。例如:德国的《行政程序法》第28条第1款规定:“干涉当事人权利的行政决定之前, 应给予当事人对决策有关之重要事实表示意见的机会。”日本的《行政程序法》第 2条规定:“只要不利处分都要适用行政听证以及辩明程序。”相比之下, 我国对听证制度适用范围的规定过于单一、缺乏弹性, 具体行政行为的听证范围仅仅能够包含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行政立法领域, 远远不能满足保障公民权益和各市场主体权益的需要。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范围不全面, 行政立法听证流于形式, 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 又人为地缩小了听证范围。《立法法》只解决了我国行政立法即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制定过程的听证, 而对于除行政立法以外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定的其他抽象性行政行为, 则没有现行法律、法规将其纳入听证范围, 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听证的一大缺陷。我国听证制度的实施情况严重滞后于政府管理公共事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与领域的不断延伸的现状, 狭小的适用范围从根本上阻碍了相对人权益的实现, 不明确的适用范围无形中扩大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造成很大影响。

(二) 听证会主持人资格界定不清晰。

1.主持人身份不中立, 偏袒现象不可避免。

无论是《立法法》或者《价格法》, 都没有对听证会主持人作出规定。只有《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规定了听证主持人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 但非本案调查人员的范围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现实中, 我国听证主持人主要采用以行政机关首长或行政机关首长指定的人员来担任。这难以避免他们与具体办案人员的接触而受到影响, 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听证主持人偏袒一方现象的发生, 难以客观公正地主持听证会, 从而直接影响听证的中立性。

2.主持人素质低, 影响听证效率。

听证会在某种程度上与司法庭审相似, 听证主持人自身素质与能力水平将直接影响听证会的效果, 这一点也为实践所证明。而我国只在《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中对听证主持人制度作了规定, 但内容简单, 没有涉及到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职业保障等制度, 导致主持人在驾驭听证的进程中显露出力不从心, 影响听证程序的正常实施。

(三) 对听证笔录的效力规定不足。

“不听白不听, 听了也白听”, 生动地描述了笔录约束力不足的后果。我国除了《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两部法律以外, 都没有对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作出明确规定。《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仅规定, 听证应当制作笔录, 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没有规定听证笔录及听证过程中收集的其他材料的证据效力。《行政处罚法》对“听证笔录”的规定如此简单, 容易使人误认为听证笔录对于行政处罚决定可有可无。由于法律没有对听证笔录的内容和法律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 一些地方的听证流于形式, 走过场, 听而不证, 各地频繁举行的各种价格听证会就是很好的例子。

(四) 听证程序不规范导致结果不公正。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程序的核心, 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的公正保证结果的公正。在行政程序上, 公民不仅有资格请示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决策, 而且也有权要求参与和监督行政决策的过程。在公共事业价格管制方面, 美国进行管制的主体是独立的行政委员会, 该行政委员会下设有反映消费者意见的听证会组织。除此之外, 关于听证会代表, 特别是消费者代表的产生机制, 美国也有具体的规定。美国的消费者协会、相关的行业协会等组织选举出具有专业知识的代表, 而这些行业协会在广大消费者中具有较大的影响, 选出的代表能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这保证了听证的民主性, 并大大减少了政府决策推行的阻力。与美国相比, 我国的听证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听证结果与现实民意反差强烈;二是听证会单方面的意志强加现象严重;三是“听而不证”。四是听证代表缺乏代表性。

(五) 听证方式单一。

行政听证制度可分为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两种模式, 源于美国行政法。美国行政立法的正式听证, 又称“审判式听证”, 其显著特点是准司法性, 即行政立法主体仿照法院审判程序进行提交证据和反询问证人的听证。经过正式听证而形成的规章, 听证笔录是其惟一的决定基础。与此相适应, 法院对正式听证的审查采用的是严格的“实质证据”标准, 换言之, 如果听证笔录中存有不支持规章的重要证据, 则该规章即为违法规章而应当予以撤销。美国行政立法活动的非正式听证, 又称“公告与评论式听证”, 其显著特点是书面形式的广泛征询意见, 即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书面方式, 对制定中的规章提出意见、观点或者资料。与此相适应, 法院对非正式听证的审查采用的是较为宽松的“恣意专断”标准, 换言之, 只有在行政立法出现恣意、专断、滥用裁量或者其他违法情形时才予以撤销。我国主要是采用的是正式听证这种模式。

二、完善听证制度的基本对策

(一) 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

结合我国程序民主建设的发展, 有步骤地扩大听证范围, 最终在一切可能侵害个人合法权益和“合法期待”的不利行政行为运行领域, 按照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均衡的原则, 听证成本不大于听证效益的原则, 都可以考虑适用听证程序。在未来城市规划、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重大产业政策制定等方面都应该向公众公开信息, 同时取得相对人的意见, 以便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利益。

(二) 明确主持人的资格条件, 提升主持人的素质。

1.明确规定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职责权限。

要保证听证主持人的中立性与独立性, 就要从根本上避免行政听证活动中听证主持人与申请方关系的模糊不清, 应该委任与听证双方都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员作为听证会主持人, 最大限度地保证听证主持人的中立性与独立性。我国行政听证主持人至少应具有如下职权:决定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决定听证程序的进程, 决定是否中止、延期;接受双方证据, 排除不重要的证据;决定听证员、书记员是否回避;维持听证程序, 对违反听证纪律的行为予以制止或者作出相应的处理;听证结束后制作听证报告书, 提出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和意见, 听证主持人全面、直观地参与了听证过程, 会对案件形成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可以帮助决策者多角度地进行思考, 从而作出科学、合理的行政决定。

2.明确规定其任职资格和条件。

听证主持人应具备较强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业务素质体现在:一是听证主持人有较强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养;二是听证主持人应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丰富的行政管理工作经验。道德素质体现在:听证主持人应当具有刚正不阿的品德, 不为金钱、利益所惑, 秉公而断。因此法律必须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作严格的规定。

(三) 完善案卷排他性原则, 明确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

“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只能以听证案卷为依据, 听证案卷所记载的各种事实、证据材料都应当具有排他性的法律效力, 任何未经行政程序认定的事实及证据都不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正式听证的核心, 如果没有这一原则, 询问就会成为骗局。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中规定:“证言的记录, 证物连同裁决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和申请书, 构成行政机关做出裁决的唯一案卷。”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在将来出台的《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规定“行政决定必须基于听证笔录做出”, 充分尊重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只有这样, 听证中的各方才会认真对待听证会, 并积极地行使陈述、质证和辩论的权利, 才会对行政机关的裁决权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

(四) 规范听证程序, 维护相对人权益。

为了保障相对人权益的实现, 听证代表要充分代表相对人的权益, 因此代表选取环节不得隐瞒, 不得暗箱操作, 由中立机关从报名者中选择有代表性的公民参加听证会。听证制度要真正体现听证会所要听证的公共决策民主, 必须开展细致而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听证代表和其他有关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使其发言更全面, 更符合实际。

(五) 丰富听证方式。

完善听证制度的当务之急, 一是要完善现行的正式听证, 二是要适当引入非正式听证, 并将二者结合。正式听证执行程序更规范, 内容也更完整, 也更能够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但是在执行中往往成本比较高, 不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在美国行政机关的大部分裁决都属于非正式裁决, 在具体实施中根据事件的性质采用不同的程序。在我国一些部门的行政听证法中仅是对正式听证作了规定, 和正式听证相比非正式听证在执行程序上更灵活, 也更容易方便快捷地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它不仅将行政部门从本来就繁重的事务中解放出来, 还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因此, 在客观、公正地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政立法的基础上, 采取正式的听证程序体现行政立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用非正式听证适度代替正式听证, 能够大大提高听证制度的效率。总的来说, 二者如何运用关键还是依据客观实际而定,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发挥二者的优势。

摘要：听证制度的法律基础是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 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相对人权益的表达与诉求, 以促进行政活动的公正性和相对人权益的保障。本文就当前政府听证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对相对人权益的实现造成的阻碍进行了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听证制度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听证制度,听证笔录,听证方式,听证程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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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听证制度 篇2

第一条为规范交通行政管理行为，促进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吉林省行政许可听证实施办法》，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局行政机关和局所属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或主管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组织听证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或主管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或主管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第四条行政机关或主管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审查该许可事项是否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直接涉及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必要时可发布公告。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或公告发布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或主管机关应当在二。

证事项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回避。

第十二条行政机关或主管机关应制作《听证通知书》，并在举行听证七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听证会代表或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

《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听证的事由与依据；

（二）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听证主持人、记录员、听证员的姓名、职务；

（四）听证会代表或许可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与义务；

（五）注意事项；

第十三条听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行政许可办理期限内。行政机关或主管机关应当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许可申请人。

第十四条听证会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核实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和到场情况；

（二）听证主持人介绍记录员、听证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及职务，告知听证参加人的权利和义务，宣布听证开始；

（三）听证主持人宣读听证纪律和听证会场有关注意事项；

（四）审查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工作人员提出审查意见并陈述理由，提供有关依据、证据等材料。

（五）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听证会代表对听证事项发表意见；

（六）有关各方进行申辩和质证；

（七）最后陈述；

（八）听证笔录交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或者补正后签字或者盖章。无正当理由又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记录员应记明情况；

（九）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第十五条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听证事项名称；

（二）听证主持人、记录员、听证员的姓名、职务；

（三）听证参加人的姓名或名称、地址以及职业、职务等基本情况；

（四）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方式；

（五）经办机构工作人员提出的审查意见及陈述的理由；

（六）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听证会代表发表的意见；

（七）有关各方进行申辩和质证的内容；

（八）听证参加人的签字或者盖章，或者听证参加人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情况说明；

（九）听证主持人对听证活动中有关事项的处理情况；

（十）听证主持人认为需载明的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行政机关或主管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听证参加人有权查阅听证笔录。

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听证：

（一）因不可抗力导致听证无法按期举行的；

（二）当事人申请延期，有正当理由的；

（三）可以延期的其他情形。

延期听证的，行政机关或主管机关应当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说明理由。

延期听证的情形消失后，行政机关或主管机关应当在五日内举行听证，并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听证：

（一）听证主持人认为听证过程中提出新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提出的事实有待调查核实的；

（二）因不可抗力导致听证参加人无法继续参加听证的；

（三）应当中止听证的其他情形。

中止听证的，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说明理由。

听证制度引入行政问责 篇3

关键词听证制度行政问责异体问责第三方参与

行政问责作为我国责任追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正日益完善，但至今还没有形成一部完整的法律对其进行法律性规范，以致于在社会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其中以同体问责和法律规范缺失为主。同体问责是指行政系统内部同一级行政机关对行政干部进行问责，其实质是执行与监督合为一体，缺失第三方参与。法律法规的硬件缺陷无疑给了部分行政人员有空可钻的机会，进一步助长了同体问责之风弥漫，扭曲了问责本质意义上所追求的公平和公正。然而有行政相对人参与决策的听证制度则保障了听证参与人以利益相关的第三方身份参与行政问责的权力和机会，有利于协调行政问责主客体的合理权重，降低内部暗箱操作的可能性，提高行政问责的效率和价值，保证最终决策的高质、高效。

一、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规范机制

就我国目前而言，至今还没有形成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最早能追溯到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政府于2002年7月1日实行高官问责制。相继从2003年起中央及地方也制定了行政问责制的相关规章，比如2005年4月27日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07年4月4日通过并于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这些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都为行政问责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奠定了法律基础，但尚未提升到法律的权威领域，因此对实际行政执法活动没有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

行政问责的法律缺失主要表现在：（1）行政问责制多是以中央政策性文件的形式出现，它并非转化为形式化、具体化的法律条文且问责对象没有覆盖到全体公务员。（2）行政问责规范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适用范围具有局限性，而且部分地方政府关于行政问责的规定存在某些缺陷，各地之间行政问责标准不统一，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倾向明显，不利于行政问责在全国范围内的严密、协调和统一，行政问责也失去相应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二）行政人员问责意识薄弱

习近平主席曾提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行政人员作为人民权利的代理人行使管理国家的行政权利，应该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意识的前提下严格遵循权责一致原则，提高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如今“在其位不谋其职”的现象泛滥。

2006年起故宫博物馆就发生多起文物损坏事件引起社会热议。包括一级品明代法器、佛堂旧址上二级品佛像，其中以2011年故宫馆藏一级文物、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被毁而起的批评声浪最为激烈。该事件的舆论重点并非在于文物为何会损坏，而是损坏之后博物馆负责人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上级并公示于众，甚至故意隐瞒事实。在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舆论压力之下，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文物损坏事故调查组组长陈丽华对该事件做出了正面回应，称此前从未发生过人为损毁一级文物的说法，这无疑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在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极力追究之下，最后的结果也只是陈丽华的一面之词，称上级已经对该文物主管的副院长、主管部门的处长、副处长以及当事人进行了不同层级处分，但具体处分尚不明确，这种敷衍了事的态度足见其责任意识的薄弱。

（三）问责主体主次混乱

由于规范行政问责领域的法律空白及部分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薄弱，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異体问责为辅。

同体问责是指上级行政或党务部门对处于同一行政系统的下级进行问责，即系统内部的监督；异体问责则是来自于外部机构对行政过程和行政结果的监督，也就是社会第三方对行政问责客体的问责。二者是一种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具体说来就是行政机关有被问责的义务，而第三方则具备问责的权力，其中第三方包括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和公众等。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大部分都是行政系统的内部问责，即由直接领导的上级对隶属的下级进行问责，第三方较少参与。这种垂直隶属关系下的内部问责给中间权力交易和包庇隐瞒行为提供了生存空间，使得行政问责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本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原则上的问责程序只是虚设。

二、听证制度引入行政问责

（一）听证制度引入行政问责的必要性

听证制度属于行政程序中的基本制度，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由非本案调查人为主持人，采用准司法的方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申辩的制度。该制度是在《行政村处罚法》、《价格法》和《立法法》等法律法规背景下形成的，是政府提高公信力的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门制定了专门的听证程序、规则及办法，听证涉及领域包括价格决策、地方立法、行政处罚、国家赔偿等。

1、第三方权利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政府是人民委托代理行使管理国家职能的行政机关，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群众监督是职能使然，这就要求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利时要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前提。如果行政问责只是单纯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由存在垂直领导关系的上级对直系下级进行问责，把由公民组成的第三方排除在外，这种做法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非法剥夺。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政府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充分尊重公民意见并自觉维护其合法参政议政权益，这样才能达到“政通人和”的和谐局面，政府公信力也会随着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进一步提高。

听证制度的内容包括告知和通知、公开听证、委托代理、对抗辩论和制作笔录，此处所提到的听证制度引入行政问责是特指公开听证。公开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某项与某些公众切身利益有关的行政决策时提前通知并邀请相关利益团体和专家人士、公证人出席参与行政机关做行政决定的全过程，为决策献计献策并有效监督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当该行政机关邀请第三方行政相对人参与决策制定时，第三方的法定权利就得到了相应实现，这正是公民基本的政治诉求。

2、平衡问责主客体权重。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这种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内部消化行为实质上颠倒了问责的主客体权重。治国不可一方独大，西方国家之所以设置“三权独立”就是为了避免国家立法、行政与司法合为一体的情况，从而达到相互制衡的有效平衡。就我国的同体问责来说，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三权合一的程度，但是行政系统内部的权利执行与监督职能已经出现交叉甚至重合，这种行政问责的“内部倾向化”是产生权力寻租的利益突破口，无论是对行政机关的执行能力还是工作绩效的监督评价都是极为不利的。

听证制度通过调动公民组成的专家、利益相关者、新闻媒体、人大代表等团体参与行政机关制定行政决策的全过程，改变了由行政机关内部人员自主问责的尴尬局面。引入听证制度的行政问责不仅实现了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力，也通过第三方参与及监督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行政决策机制，有利于提高问责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加强决策信息的公开透明。

3、推动规范机制成型。

听证制度引入行政问责是从制度维度对行政问责的完善。听证制度本身是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的成文规范，引入行政问责有利于加强问责过程的程序化和合法化。在一个一切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国家，从制度化层面强制性要求第三方公众参与行政问责可以有效避免行政系统内部人员的权利抵制，减少权权交易和包庇行为，提高问责结果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同时来自第三方的外来监督压力可以帮助行政人员提高对于滥用私权和不作为受罚的警觉性，提高自省意识和接受问责的主动性，转变消极的不作为和故意逃避过失的工作态度，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并且随着政府行政权利的增加和职能转型要逐渐把听证制度纳入行政问责形成权威性的明文规定，从而加快行政问责规范机制的形成。

（二）听证制度引入对行政问责发展的启示

1、听证制度的公开透明性带动行政问责的公平公正性

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有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并作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其本质便是公民运用法定权利抵抗行政机关可能的不当行政行为，缩小公民这类“弱势群体”与行政机关之间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该制度保证了决策过程中有非直接利益相关人和直接利益相关人的同时参与，并且听证过程向公众开放，听证程序严格按照法定要求进行，听证代表根据听证事件按资格要求选定，这就为公众监督行政機关是否依法行政提供了公共平台，而且公众及媒体的知情参与也极大降低了行政问责暗箱操作的可能。所以说听证制度本身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是行政问责的执行具备公平性和公正性的前提，

2、多方参与

听证制度的关键在于有多方的公开平等参与，这对于行政问责的进一步完善非常重要。行政问责要脱离同体问责的局限必然要引入行政相对人之外的第三方，人大代表、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各民主党派和公众都是第三方团体。行政问责可以借鉴听证制度的听证模式，在问责过程中邀请第三方现场参与。事前听证涉及到行政问责的决策阶段，参与人员必须对问责对象和被问责对象的身份、职位、职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事中听证涉及到行政问责的执行阶段，参与人员要对问责的整个事件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并能在问责中对被问责对象提出有针对性的关键问题；事后听证涉及到行政问责结果的反馈阶段，参与人员是否对问责的结果进行及时的跟踪反馈，问责事件是否有新进发展等。总之，多方参与不能局限于现场一个阶段，要贯穿行政问责的整个过程，把听证制度的回应机制也运用到行政问责领域。

3、决策、执行与监督相分离

借鉴听证制度的参与模式，由第三方参与的异体问责有效地解决了行政机关内部决策、执行与监督相重合的问题。行政机关是依法成立的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行政组织，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承担的是执行职能而非监督职能。行政问责实质上是对行政机关权责履行情况的监督，在同体问责中行政机关实行的是自我监督，这种内部监督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滋生腐败，给行政人员之间的权利寻租养殖了生存空间。而引入公众参与的异体问责严格区分了执行与监督是两个不同的客体，非直接利益相关的监督者才能保证立场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从而实现监督的反馈作用。当然，此结论的前提是非利益相关者的第三方能在参与行政问责中坚持公平正义的立场，同时听证程序和监督环节规范化、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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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及若干设想 篇4

(一)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

自然公正原则是一项十分古老的道德和法律原则,从广义上讲,它指的是“自然的是非观”。英国皇家法院以自然公正为原则,监督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时,可以要求其以公平权力作为其工作准则。自然公正原则可以适用于一切行使权力的团体或个人,包括行政裁决机构和某些社会团体,它的适用范围很广,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所以称之为自然公正原则。早期的英国法院认为,在行使行政程序过程中,只有带有司法性质的行为才能称之为司法性行为,但是复杂的是如何判定政府机关其行为是司法性行为还是纯单纯行政的,由于不同法官的理解不同,因此对自然公正原则的使用方式也不相同。英国法院从20世纪60年代后规定,行政机关通过不利公民权利的行为是司法性行为,这也是18世纪以来英国法院认可的自然公正原则的适用范围。

(二)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

普通法系中美英两国是最重要的。从历史上看,美法源于英法体系。正当的法律程序可以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中应用。根据美最高法院认定,正当法律程序可以用于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正当法律程序”在美是一个没有明确界定的概念,是一个实体和程序上的综合概念。实体是美国制定的法律,假如这些法律与公平正义原则相悖,则该法无效。正当法律指出当事人拥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剥夺公民生命、财产或自由时,而且行政机关必须听其的意见。行政法学界所探讨的正当法律程序,是指在程序上必须具有的正当法律程序而言。美行政听证制度变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传统理论讲,受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人或物,其权力只是普通法律法规所指保护的利益,一直被国家视为特权并且被排除。如今,由于许多判例的发生使曾经的这些“特权”变成了今日法律上的权利。在今天的美国,“正当的法律程序,仅要求某种方式的听证,不要求其必须有某一种听证的方式,程序灵活。任何一种听证形式都应该包含一切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内容,即所有当事人都拥有得到通知和提出辩护的权利,当事人是否具备这两项权利是公正程序和不公正程序最突出的区别。”

(三)大陆法系的法治国理论与依法行政原理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国自然公正原则不是相类似的。和使用英美普通法的国家比较,大陆法系国家更注重实体法的相关规定,从而忽视了程序法律的构建。大陆法系典型的国家是德国,它的法律体系经历了从形式上到实质上的法治国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从德国早期的法治国理论可知,其法律上行政原理认为: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只要在形式上按照法律规定即可,如果在行使行政权力时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行政当事人造成利益损害,除了要求行政机关纠正自身错误以外,只要允许行政当事人提起相应的行政诉讼就可以达到法治主义的目的。

二、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行政听证制度有几十年。我国起步较晚,所以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

(一)听证适用范围狭窄

我国当前听证范围仅限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价格听证、行政法法规制定等领域。与政府机关管理公共事物的范围比,我国的听证适用范围过小,不能满足日常所需。因此,应该从行证许可、行政处罚、价格听证等领域扩展到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例如,在行政执法领域,除了常见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行为之外,行政收费、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裁决等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听证的适用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展。

(二)相关立法滞后

虽然行政立法在我国取得很多成就,但仍然比较落后。尤其是在行政程序立法方面滞后,表现在不仅全国范围内缺少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法典,而且在地方也很少有相关的行政程序法律文件,部分已存在的和行政程序有关的法律文件,多数也只是以实体性内容为主。在现存的法律法规中,只有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和价格法对听证程序做出了明文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关于行政听证制度的相关立法严重滞后,而且现在已经实施的相关立法欠缺规范,造成听证制度的应用存在很大障碍。而且,听证制度需要法律化、明确化,只有这样,听证制度才能发挥起作用。

(三)听证参与人范围有待扩大

使与案件有关系的人员参与听证,可以使听证更为全面公正。而我国现有的行政处罚法规对听证程序参与人的规定只限于事件当事人,只有行政许可法中规定的案件利害关系人可以参加听证的制度,所以,需要进一步扩大听证参与人的范围。

(四)听证主持人资格不明确

行政处罚法对主持人资格有如下规定:“听证必须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来进行主持”。体现了主持人和调查人员职责分离的原则,更为公正,是我国司法的进步。但是,由于该条款对主持人资格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没有明确指出具备何种资格才可以担任听证主持人。在现阶段实际的行政执法过程中,部分行政机关已经设立了专职人员支持听证以应对日益繁重的听证任务。而对于听证案件较少的行政机关,一般会安排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由于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没有限定听证主持人的资格,也没有设立专职主持人,从而容易导致不称职的听证主持人参与听证,影响听证程序的正常进程。总而言之,我国行政机关中现有的听证主持人专业素质不高、独立性较弱,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我国的听证主持人制度的内部职能分离制度仍需要完善。例如,《行政处罚法》中的“非本案调查人员”包含范围太大,既可以是机关领导,也可以是负责案件调查部门中其他的工作人员。如果这样,本案的听证主持人将不能保证听证过程中的公正。在司法活动中,当事人大部分希望有专人担任这个职位,认为这样比较公正。但实际专职人员会不可避免地与调查人员进行接触,可能会导致受到调查人员的影响。

三、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若干设想

关于如何完善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涉及,由于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处于初创阶段,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因此本章主要讨论完善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的一些设想。

(一)拓展听证范围

听证程序适用的范围,应该优先想到该如何平衡当事各方的利益。如何平衡由于听证所带来的人财物的消耗和效益的综合。具体而言,要确定某个行为是不是会对案件的公正性产生影响。我国的听证程序主要适用于:一是法律适用应该包括于听证内容之中。二是听证程序的内容应该包括当事方人身自由的听证。这是行政程序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加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必然结果。三是扩大听证的适用范围。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方面都应采取听证来保证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失。

(二)完善我国听证中的立法制度

听证制度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分别是分散化的和集中化。公平、公正和公开理念是行政听证制度的核心精神,而分散化的立法模式很难保证行政听证具有统一的精神,而且极易造成各类法律之间产生重复和冲突现象,不能够充分发挥相互协调和配合的作用。因此,我国应该重点加强完善行政听证制度的集中立法。此外,还有一些补充:首先,建立健全统一的正当程序保护制度。将其写出宪法,并具体化,作为指导思想。其次,明确区分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一方面是要深入探究非正式听证的实际应用;另一方面要积极健全和完善现行的正式听证制度,对听证的原则、步骤、方法、具体程序和作听证中的主体、参与者做出详尽的规定,使听证制度有法可依。

(三)扩大听证参与人的范围

现如今,多数国家采用了行政听证参加制度,可以将这种参加制度分成辅助当事人参加和对立当事人参加两种类型。参加人可以主动提出申请参加听证,听证主持人认为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与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参加听证。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听证程序中并没有对行政机关以外的任何利害关系人是否参加听证做出规定,对此,许多学者建议,可以在听证的过程中加上另外的一项主要内容,使行政听证三方及三方以上参与的法律行为。从而保证听证程序的实际效果。

(四)健全和完善听证主持人制度

我国也应该强调听证主持人的资格审查。首先应该制定出相关的标准,按照规定挑选出符合要求的听证主持人;对不同行业要求作出有针对性的培训。其中最重要的是其独立性,不受案件中所在行政机关的干涉和影响。由独立的部门负责,以期保证听证的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行政听证制度是我国立法过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它在保障行政双方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要想对行政听证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全面认识和了解行政听证制度在推进行政执法公平公正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对国内外行政听证的基本理论和精髓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其立法实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我国在推进行政听证制度合理有序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本文认为必须从行政听证制度所存在问题的根源来探究解决的办法。随着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步伐加快,行政听证制度必然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因而我国应该深刻认识到健全与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行政听证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作为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行政听证制度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听证程序的立法工作,拓宽听证范围,完善听证主持人制度,提高听证人员的素质,保证听证主持人以中立客观的地位参与听证,保证听证活动的公平和公正。

行政听证制度研究开题报告 篇5

行政听证制度研究

关键字：听证制度 权利

选题原因：

行政听证制度已经在我国生根发芽，但是，与国外成熟的听证制度相比，我国的听证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规范方面，还是在具体的程序操作和实际取得的效果方面均存在着问题和不足。笔者拟在对行政听证制度基本理论阐释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规范性分析，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并针对这些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以期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不断完善有所裨益。

选题研究现状：

听证的基本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法理基础源于英美法上“自然公正原则”的第二规则,即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他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

国外研究现状：德国行政程序法第28条规定“在颁布影响参与人权利的行政行为之前,应给参与人陈述对有关决定为重要的事实的机会”。日本行政程序法第三章第三届第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为不利益处分时„„应实施听证”。韩国行政程序法22条规定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为课以义务或限制权益之处分时„„应向当事人等提供提出意见之机会”,如此等等。我国研究现状：我国听证制度起步较晚但越来越多的法律文本也能关注这一事物。最早规范行政听证制度的是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其第五章“行政处罚的决定”第三节中专门规定了听证程序。它的颁布实施弥补了我国行政处罚领域内听证法律制度的空白。时隔两年, 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将听证制度又引入行政决策领域,其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用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随后原国家计委相继发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关于公布价格听证目录的通知》、《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进一步将政府价格决策的听证规则得以具体化。200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再次将行政听证制度引入我国行政立法领域,其第58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其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进一步设定了听证制度的具体内容,这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的行政立法要求。2002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也吸收了听证制度作为环境影响评价,为行政机关依法规划,保护环境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在第四章“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中规定“听证”一节,进一步扩大了行政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同时也细化了行政程序。2005年8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98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

证;违法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同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更是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行政行为决策,应当实行听证。《纲要》的出台,明示了今后将听证作为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加以要求和规制。

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理论价值：

行政听证制度尊重了相对人人格尊严。评价法律程序正当性的主要标准是它使人的尊严获得维护的程度，这种体现于法律程序本身的价值是以人类的普遍人性为基础而提出的。行政听证制度为行政相对人基本尊严的保护提供了制度的平台，为相对人尊严的保护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预期。行政听证制度能够确保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机关对其做出不利决定前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在形式上为相对人提供了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也使其人格尊严得到了行政机关的充分尊重。另外，行政听证制度能保障行政相对人参与权。以往的行政以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作为决定性因素，以其单方性、强制性为显著特征。行政听证制度作为现代行政的重要制度能够在相对人表达自身意见和与行政主体互相询问证人的过程中充分保障相对人参与权，在听证过程中将相对人想法充分与行政主体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自然有助于化解双方的对立情绪，有助于实现行政目标。

现实意义：

行政听证制度有利于行政机关查清案件事实。行政听证制度源于司法听证，具有准司法的性质，主持人居中主持，双方各自发表意见，询问证人，在交叉质询的环节可以使行政机关更清楚的查清案件事实，提高行政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行政听证制度能提高行政机关行政的透明度，保障相对人知情权。听证的过程本身就是行政机关将行政行为的依据、证据向相对方展示的过程，同时，听证过程中允许社会公众进行旁听，更能够提高行政机关行政的透明度，保障相对人的知情权。

选题的研究思路：

1．首先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基本理论制度进行梳理，通过与国外听证制度的简单对比，明确研究行政听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分析我国行政听证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3．撰写本文可采用文献调查法概念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

选题的研究内容：

一、行政听证制度基本理论阐释。该内容中笔者对行政听证的概念进行了诠释；对行政听证制度的理论渊源进行了介绍；对行政听证的分类、功能和意义进行了区分和阐述；并在最后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三项基本原则作了归纳。

二、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分析和问题所在。该内容中笔者首先对我国的行政正式听证制度作了规范性分析，介绍了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各项相关的法律法规中的具体规定情况，并根据该规范性分析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其次提出了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构想。该内容中，针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完善立法规定、适当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完善行政听证主持人制度、完善行政听证笔录制度、建立对听证的监督救济机制、完善公民的行政程序理念这六个方面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进行了完善构想。

结语 部分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并对其未来发展表示了期望。

选题的资料准备：

专著：

1．王名扬： 《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年版。

2．宋雅芳： 《行政程序法专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3．杨惠基： 《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页。

4．应松年主编： 《当代中国行政法》(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年版。

5．张树义主编： 《行政程序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6．[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 《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7．姜明安主编： 《行政程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8．吴大英、任允正、李林： 《比较立法制度》，群众出版社 1992版。

9．章剑生： 《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10．杨建顺： 《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年版。

11．皮纯协： 《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2.赵文洪： 《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西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3.蒋勇等： 《行政听证程序研究与适用》，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期刊：

1．丁煌： 《论行政听证制度的民主底蕴》，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l期。

2．张新佳： 《公益行政听证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完善》，载《江苏党校报》，06 年 9 月 15

3.熊秋红： 《刑事辩护制度之诉讼价值分析》，载《法学研究》，1997年6月。

4.李小勇： 《行政听证制度的价值分析》，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1期。

5.杨海坤： 《关于行政听证制度若干问题的研讨》，载于《江苏社会科学》1998 年第1期。

6.杨海坤： 《行政听证程序---中国行政程序制度的重要突破》，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 3 期。

7.马怀德： 《论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载《政法论坛》1998 年第2期。

8.宋炉安、张越： 《试论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

行政听证制度 篇6

【关键词】逮捕听证 听证主持 保障嫌疑人权利

中图分类号:D92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8-0282-01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领域中,逮捕是一项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强制措施,然而因为其具有强制性、羁押性、限制性等性质,故而其在使用过程中天然的会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现在法学界为了防止逮捕措施滥用而引起侵犯人权的状况,提出了种种预防措施,其中逮捕听证是一项可行性很强的措施。

逮捕听证程序中应具有类似于审判的“等腰三角形”结构。即一方面是侦察机关,另一方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而对于这中立的一方到底有什么机关来充当,就值得思量了。以我国现有的司法机制来看似乎只有法院或者检察院适合担任这一角色,这也是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两种主流观点。

赞成由检察院担任逮捕听证裁判角色的学者的理由主要是:检察院本身就具有批捕的权利。所以如果建立逮捕听证制度就由其继续担任中立的一方。然而这种想法如果付诸实施,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检察机关在对自侦案件批捕的时候,由什么部门来监督自己呢?有人提出由检察院的法律监督部门或者由上级检察院乃至外地检察院来担任这种情况下逮捕听证的中立方,但是这种安排明显带有自我监督的嫌疑,也缺乏可操作性。

第二,因为我国刑事诉讼的程序都是先由检察院批捕,再由公安部门侦查完毕后交检察院起诉。这样检察院和公安部门有共同的利益,即希望能够早日对案件侦查结束提起诉讼,而以我国现有的侦查手段等情况来看,公安部门多是将犯罪嫌疑人先予以羁押,通过讯问的方式取得口供,进而获得破案线索。检察院也会因为希望获得更充分的案件情况和材料,而在逮捕问题上更偏向于公安部门。

所以,尽管由检察院在逮捕听证制度中担任中立裁判的呼声比较高,但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检察院承担这个职责,并不合适。

而由法院来主持听证呢?持此观点的学者看到了外国的逮捕和羁押分离的情况,但是这种做法如果在我国推行,是否会取得如国外一样的好效果呢?不一定,因为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采用这种逮捕羁押制度是植根于他们长期以来较好的司法环境,司法制度,以及人权保护理念的。而在我国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某法官在审判时完全可能受另一法官在逮捕听证时做出的决定的影响,从而在审判时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许有人会说,负责听证程序的法官又不会进入审判程序,对案件审理不会有较大影响。从程序上来说可能确实如此,然而不要忘记了,两个程序的法官是在同一法院工作的,私下里极有可能会就案情进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防止审判法官不受负责听证的法官的影响。如果是两个不同地区的法官,一个负责逮捕听证另一个负责审判,那么在实际中又不具有可行性。

所以,作者认为由法院负责逮捕听证或许优于由检察院负责,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无法做到较好的保证犯罪嫌疑人在逮捕羁押环节拥有与控方对抗的权利。如果说第一种检察院负责听证可能会使侦查和检察部门联手压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话,那么由法院负责听证则会危及犯罪嫌疑人在下一阶段审判中的权利。

因此,在这里作者大胆的提出一种方案:即由司法行政部门来负责各地的逮捕听证的仲裁工作。由司法局来负责这项工作就可以避免检察院负责时可能产生的因为侦控部门急于破案而将不该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予以羁押的情况发生,因为司法局没有侦查和起诉的任务只有监督的任务,可以较好的履行中立裁判的职责,这是它胜于第一种方案的地方。

那么它与由法院负责听证相比呢?我认为它同样可以避免审判法官受逮捕听证法官观点影响的现象的发生,因为负责逮捕听证的仲裁方和后期审判的法院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机关,两者之间很难发生互相交叉从而影响最后的审判的情况。一个来自于司法局,一个来自于法院,不会由于上下级或者同僚的原因而对案件进行沟通,或者资深法官的批捕决定影响年轻法官对案件的审判的情况发生。

可能有人会说司法局是行政部门,参与到案件的过程中可能不太合适,其职权中也没有这一条规定。但是别忘了,司法局本身就具有对于案件以及司法情况进行监督的职责,只是以前被检察院所掩盖而已,现在我们增加一道逮捕听证程序,此程序既不是侦查,也不是起诉,更不是审判,不属于以前的办案程序,当然可以由一个新的部门来予以参加和负责,而且完全可以在司法局的行政部门性质以外,由立法进一步赋予其参与案件的权利,使其具有更大的司法监督职权,得以进入到逮捕听证中去。由此看出司法局对逮捕进行监督听证是完全可行的。

逮捕听证的听证程序参考司法审判过程以及行政法中的听证程序,由司法局主持,首先由希望采取逮捕的控方(检察院或公安部门)陈述其理由;其次,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提交证据证明采取措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然后,由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就控方提出的证据同控方展开质证,然后双方就逮捕措施的适用及相关证据发表意见并进行辩论;最后,由中立的裁判方做出是否适用逮捕程序的决定。对于控方证据足以证明有必要采取逮捕措施的予以支持,对于不足以证明其必要性的则做出解除拘留或逮捕的决定。双方当事人可对此决定要求复议。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这里只是就我国现行的逮捕制度进一步完善所提出的一项初步建议,是有很多不足和缺失的,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討和补充,但是改革逮捕制度的脚步应该是不能停歇的,因为更完备的更具有人权保障性的逮捕制度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特别是刑事法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只有真正树立起用法律保障人权的理念建立起更好的制度才能更好的保证公民的权利。

参考文献

[1]刘林呐.对审查逮捕听证制度的几点思考[N],晋中学院学报,2007 -24

[2]闫远东,赵兴杰.建立不捕听证制度的可行性[J],检察实践,2009(2)

[3]张杰.建议设立逮捕听证程序[EB/OL],(2006-05-02)

[4]邓宝能.谈构建审查逮捕听证制度[EB/OL],(2009-4-29)

行政听证制度 篇7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精髓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灵魂，也是进行科学决策的首要原则。邓小平指出：“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和现实，才能够正确制定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他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行政决策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它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选择活动。这个选择正确与否，归根到底取决于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因此，政府决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决策从实际出发，首先要做到从决策对象的实际出发。任何决策都有一个对象问题，都是针对特定问题进行的决策。决策对象的客观规律是决策者必须考虑的最根本的实际。只有符合决策对象规律，才谈得上决策的科学化问题。因此，决策者实事求是地对待决策对象，是提高决策正确程度的根本要求。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策，即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它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了使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基础的一环就是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

深入而正确的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也是做出决策的前提。毛泽东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因此，在做出决策以前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如果不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而是放在开会、讨论，或者关起门来冥思苦想上，那就“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1941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

现代社会，经验决策已转向科学决策，仅凭个人、主要是领导者个人的经验、智慧来决策已不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要在现代社会的舞台上做出科学的决策，就必须要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依靠调研机构、依靠群众、专家和集体的智慧，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了解情况的手段和方法越来越丰富，政府机关进行决策，其智囊团、调研机构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些机构、人员呈给决策者的已经是第二手、第三手甚至是经过多次修改的资料，与基本情况有着或多或少的差距，所以直接听取民众的意见，尤其是对一些涉及群众重大利益的问题进行决策时，直接听听群众的声音，决策者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启示。所以在行政决策领域中引入听证制度，使决策方、决策相对方、决策相关方聚集起来，就是为了决策者可以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为决策者提供一种更便捷的方式，既省去了许多奔走讲解的时间，提高了效率，同时又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对行政客体的规律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行政决策的科学性自然能够体现出来。科学决策要求民主化、科学化，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就是民众直接参与的扩大化，民主的体现，之所以在行政决策中引入听证制度，采用把代议转化为直接参与的这样一种形式，就是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够深入调查研究，从而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

二、群众路线是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宗旨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活动，社会领域中各种力量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社会发展，而一定的历史主体就是社会发展动力体系的载体。所以说必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必须充分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历史创造性。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主角。

在行政决策中坚持群众史观，群众路线是行政决策的生命线，离开了群众路线，决策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决定了人民群众是决策的主体，行政决策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决策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在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群众路线可以帮助决策者正确认识行政决策的方向、全面把握决策信息。任何决策都有一定的目标和指向，总是为了回答或解决一定的问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无论针对什么问题的决策，其根本目标和方向都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任何决策都必须以“为人民服务”和“向人民负责”为最高的价值取向。既然我们的决策活动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那么在决策过程中贯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顺理成章的。同时遵循群众路线，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及时捕捉到大量信息，倾听到实践的呼声，才能更正确、更全面地分析、处理信息，从而使决策有足够的客观依据，使之更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正是群众路线在行政决策领域的体现，只有把群众路线作为它的宗旨，才能确保听证制度初衷的实现，实现决策民主，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决策，确保行政决策的科学化。

听证制度在我国虽然是舶来品，但经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其实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切从实际出发，群众路线等经典理论，也符合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因此，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在我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决策领域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摘要：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还处于成熟发展的时期, 它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令人疑惑其存在合理性的问题, 本文深入探析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发掘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群众路线的哲学本质。

关键词：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本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0-91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行政听证制度 篇8

(一) “听证”词解

“听证”一词历来各国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布莱克法律词典》中将听证解释为:“听证是在立法和行政机构中可以广泛适用的听取当事人意见的程序。”在日本, 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命令时, 遇有影响他人权益之行政决定, 就该决定及与之有关的内容等与相关人等进行的相互之间的寻求争议解决的一种程序。 (1) 我国法学界认为, 行政听证程序就是行政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候, 就相关问题咨询当事人以及相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 以决定公正合理的程序。 (2)

笔者认为, 听证就我国而言, 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在立法领域, 公民就享有的宪法上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为基础, 在国家立法活动进程, 表达自己观点和看法的活动。其二, 听证是指在政府行使公权力过程中, 就可能侵犯的公民, 给予其进行权益维护, 充分发表自己对行政行为的意见和建议的程序性活动。

(二) 听证制度的分类

听证制度的分类在学界的分歧不是很大, 经过我国行政法理学界的学者之间的研究和探讨, 已经形成了对听证制度相关的分类构建。具体来说我国学者对听证制度的分类包含以下几种:

第一, 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正式听证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和作出行政裁决时, 针对行政相对人所作出的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相关人员的意见, 并依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程序。而非正式听证又被称为“辩明型听证”、“陈述式听证”, 指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 对当事人和相关人员作出的意见进行参考的程序。两者区别在于听证对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不同。

第二, 书面听证和口头听证。书面听证指利害关系人以书面形式向行政机关表明其意见。口头听证指口头辩论方式向行政机关陈述意见。

第三, 自由听证和委托听证。委托听证是行政机关委托或者授权单位或个人就特定问题和特定对象举行听证, 并将听证报告相关行政机关的听证行为。自由听证是由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自行主持之下的听证程序

除此之外还有决策性听证与裁决性听证, 事前听证、事后听证和结合听证等分类。鉴于行政听证制度的分类繁多, 笔者就几种比较典型的听证制度罗列出来, 余者不一一列举。

二、听证制度的价值基础

(一) 公正是听证制度建立的基石

笔者认为公正是行政听证制度建立的基石。任何程序的设计和构建, 其目的都在于保护已经割让的人民的剩余权力。 (3) 那么, 从行政法的保护对象来看, 这种公正保护的对象之一就是普通公民的行政权力。公民的诉求同样也是行政制度保护的对象。那么, 怎样将这种最普遍的公正和具体的公民诉求保护结合起来?法学家们设计和建立了行政听证制度。从制度设计的初衷上来看, 听证制度的立法目的之一就在于给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对象以便捷和具有一定效力的诉求途径。这个诉求通道的设计正是基于对这种公正的保护而建立的。

(二) 秩序是听证制度建立的基本要求

秩序的建立需要一定的规范确立, 秩序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表象和实质的联系。秩序的建立需要规范共同体的成立。这种规范共同体从小方面来说可以包含家族, 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是一个国家、经济组织体、区域联合体等依照不同的价值追求而建立的。在一个家族中有长幼尊卑的秩序, 同样在一个国家有权利义务的秩序。而行政听证制度的建立就在于保护这条“诉求通道”的秩序, 使当事人的诉求表达在法律和情理的规定之中, 使当事人的诉求被法律所保护, 不被他人所侵犯。行政听证制度的设计正是这种秩序的保留。

(三) 自由听证制度建立的价值追求

毋庸置疑, 自由的行使是相对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自由也需要规制。没有限制的自由不是自由。正是有限度的自由渐渐地被我们所接受, 我们才能积极地参与到国家管理和立法活动中去。借用这种听证制度的设计, 行政相对人才能够在听证中表达自身的利益愿望, 从而为自己争取权利。

三、我国现行行政权力限制中存在的问题———以听证制度为基础的监督

我国现行行政权力规制的立法应当首推《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其中《行政处罚法》第五章第一次用立法的方式将听证程序纳入到法治化建设的轨道。有观点认为我国听证制度比较僵化, 带有明显的行政审判和行政程序的特点, 因而已经可以成为一种“准司法化”的行政程序。 (4) 这种准司法化的听证程序不是纯粹的行政程序, 而是一种包含了行政和司法双重性质的裁决机制。 (5) 从这一角度出发制定的行政听证制度对行政权力的监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听证制度建立的立法本意在于通过行政权力运作过程的透明化和大众参与来杜绝行政权力的滥用和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就当下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实践来看并没有跳出行政干预和听证制度效力不能确立的怪圈。当下试图以听证制度的建立为基础的权力监督并没有能够达到立法所预期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 在听证制度中存在的几种矛盾为听证内容对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没有法律效力。亦即听证制度的建立, 没有能够解决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 我国长期的体制下行政权力以行政目标的实现为基础, 对于行政行为行使的过程不够重视。行政听证制度虽然在立法上已经有了相关的规定, 但是在具体的听证程序过程中却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四、对听证制度完善的建议

对于以权力规制为主要内容的听证制度, 没有对行政权力的规制作用存在的听证制度就没有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因而笔者试图总结几点加强听证制度存在的看法, 期望对现行的听证制度完善提供个人的建议。

第一, 从范围上扩大听证制度的适用内容。我国当下行政听证的范围多集中在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等方面。然而行政决定的作出和行政行为的实施却包罗万象, 不能够用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来包容所有的行政行为。因而适当放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听证范围, 扩大听证制度容纳的范围, 将更多行政行为纳入到听证制度的权力规制框架下。另一方面这种扩大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循序渐进地完善, 因而笔者认为可以将目前的听证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具体行政行为, 如行政征收、行政强制等。

第二, 从法律上确定听证效力。听证制度被动失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听证终结却没有一个幼小的法律效力。导致虽然在听证过程中充分反映了当事人的意志, 却没有给予合理的考虑。笔者认为一方面对于合理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听证内容, 应当予以立法保护, 并且将这类听证程序收集的意见建议贯彻到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对于不合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容或者建议, 应该将其反馈给听证参加人, 并且听证记录等文件要向社会公布。从而确立起舆论和法律双重监督体系, 促使行政权力运作朝更加阳光、更加透明的方向发展。

听证制度体现着行政程序制度的公正、公开。听证程序的完善和确立有助于行政权力监督体系的构成。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行政权利的运作使得听证程序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因而加强和完善行政听证制度是确保和发展阳光执法和阳光权利的核心。

摘要：听证制度源起于英美法传统。我国在《行政处罚法》中将这一制度从立法领域确立下来, 以期给行政权利一道安全防火墙。笔者试图从权利限制的角度探析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实然模式, 运用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方法探讨我国法治建设下行政听证的应然模式, 期冀通过探讨对听证的基本理念、基本构建的阐述, 从事务上和理论上完善我国的听证制度建设。

关键词：听证,听证制度,权利限制

注释

1王文娟:《听证制度与听证会》.中国人事出版社, 2011年版。

2应松年:《比较行政程序》.中国法治出版社, 1997年版。

3笔者认为, 既然国家的组成建立在公民割裂自身权利的基础之上, 那么这种割裂的目的应该在于借用这种让渡获得自身其他自然权利的保护。从权力的让渡和保护的角度来看, 这种基于价值基础之上的交换, 将一部分自然权利让渡给组成的社会群体——国家, 从而形成新的诸如诉讼权利等社会的非自然的权力是一种充斥着积极和消极的权力争斗过程。国家因而在这种或让渡或剥夺的基础之上, 保护公民应当享有的公正、自由、秩序等价值。这种让渡和剥夺在孟德斯鸠、卢梭等早期思想启蒙家的著作中都有相关表述。

4于静:《行政听证制度在当代中国的确立与完善》载自《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版, 第12期。

行政听证制度 篇9

关键词：完善,行政,听证制度,思考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我国于2004年制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该纲要指出:除依法应当保密外, 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要公开, 公众有权查阅。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 应当向社会公布, 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

在实践的过程中, 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按照纲要规定努力使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越来越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为此纷纷举行各种形式及内容的听证会, 例如:自来水价格听证会、环境影响听证会、天然气调价听证会、城市低保审批听证会等。听证会已经成为我国普通城市居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受到了民众的普遍关注, 体现出群众和政府之间的和谐关系, 促使相政府的相关决策能更加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一、听证会制度的由来

听证会起源于英国, 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这种制度后来从英国传到美国, 美国又把它移植到立法和行政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立法听证会制度又传到日本和拉丁美洲一些受美国法影响较大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 随着行政权力膨胀, 行政机关在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许多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不了解, 即使是作为民选代表的国会议员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 加强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事务, 就成为西方社会一个普遍的呼声。与此同时,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议会的议员是选举产生的, 立法时议员要反映大多数选民的意见, 而立法听证是选民意见来源的一条重要渠道。在现代立法中, 立法机关面对的专业性、社会性问题日益复杂, 作为立法者的议员不可能具备各类专门知识, 如能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听证, 提出有科学根据的意见和建议, 这对法案的完善周全, 无疑是有益的。正是基于上述看法, 现在美国听证的范围几乎发展到无所不包的程度。

二、我国听证会制度的产生、发展及现实意义

我国最早引进听证会制度的是领风气之先的深圳市。l990年, 深圳市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价格咨询委员会”, 委员包括全市行业代表、专家学者、政府管理部门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委员会直接参与了深圳市水价调整咨询和决策过程, 这是我国听证制度的雏形。

比较正式的我国的听证程序主要是在吸取和借鉴了英美听证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 最先运用并且在实践当中运用最多的就是行政听证制度。所谓行政听证制度是指我国的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决定前, 就有关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性法律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我国的听证制度也在逐渐发展完善。截至目前, 我国共有四大类听证, 一是1996年建立的行政处罚听证, 二是1997年建立的价格决策听证, 三是2000年建立的立法听证, 四是2002年确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听证。

我个人认为比较规范的我国行政机关制定的听证制度是2008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该办法规定:政府制定价格听证会参加人的人数和人员的构成比例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听证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 其中消费者人数不得少于听证会参加人总数的五分之二。制定在局部地区执行的价格或者降低价格的, 听证会可以采取简易程序, 只设主持人, 听证会参加人由消费者、经营者构成。该《办法》同时规定: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 允许旁听和新闻报道, 但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的除外。此外还要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定价决定和对听证会参加人主要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该办法对关于听证的规定比较详细和全面, 对听证的组织、程序、主持人等等都做了说明, 为行政机关开展听证做了很好的示范。

三、我国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行政决策过程中, 我国的听证会在程序上、操作上不完善的方面逐步暴露出来, 并直接影响到听证会的广泛性、公开性、公正性和民主性, 反映出我国听证会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监督体系不够健全。因此尽快完善听证会制度, 真正发挥出听证会的作用, 成为我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 目前与听证会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我国的有关听证方面的规定都散布在很多的法律和法规中, 至今没有一门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听证制度做统一规定。

第二, 听证参加的人员有局限, 代表不够广泛。还存在着听证会在选择代表、执行程序上不透明。代表的比例分配不合理, 不能做到代表大多数老百姓的所想、所需。

第三, 对群众意见的考虑和采纳还没有具体的明确规定。对听证所反映的问题和社会所反馈的意见也没有一个应该如何采纳和处理的规定。

第四, 听证所形成的结果缺乏强制力和约束力。很多的听证会虽然举行了, 但是大部分老百姓的所想和所愿没有得到实现, 引起了人们对听证会的质疑, 并由此引起了社会对政府诚信的质疑。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听证会的结果没有法律和法规的保障, 没有一个约束来制约和影响政府的决策。

四、完善我国听证制度的对策

完善听证会制度对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 我个人认为应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 提前公布听证会的有关内容。

听证会召开前至少三个月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媒体公开听证会的相关内容, 以便让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有充足的时间充分酝酿, 提出不同意见。

(二) 明确代表的产生办法。

完善听证会代表的筛选程序, 是完善听证会制度的前提。《北京市实施价格听证会制度》第四条就明确规定:“听证会的参加人应当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听证会应当包括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代表、有关专家、学者和经营者、消费者代表。”2008年3月19日, 昆明市对即将颁布实施的《昆明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草案) 》进行公开听证。参加听证会的代表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有多年从事环保研究的专家、教授, 有长期从事环境监测的高级工程师, 有从事机动车销售、营运、检测、维修方面的代表, 也有公务车、私家车的代表和无车市民的代表。该项听证的代表参与性比较广泛。

由此可以看出, 政府和有关行政机关在选择听证会代表时应该高度重视代表的广泛性:一是自愿报名, 在所有报名人中随机抽取。二是根据听证问题的性质, 来重点确定代表的产生。具体讲, 有关科学性的问题, 应让尽可能多的专家学者参加;有关居民生活的问题, 应让尽可能多的居民参加。三是发挥网络的便捷作用, 参加听证的代表完全可以从网上随机抽取。但是一定要保证参加听证会的代表范围广泛, 应有各个阶层的代表。同时提高听证会代表的素质, 听证会代表应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综合归纳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三) 确立好主持人。

听证的主持人很重要, 涉及到群众和公共利益的听证, 其主持的人员最好是中立者。要最大程度地保持听证的中立性。由此在听证的过程中要明确规定何时由主管机关主持, 何时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主持, 要保证主持人与听证内容无利害关系。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听证主持人统一管理, 另外, 还应赋予听证主持人明确权责, 这是其相对独立地位的表现, 也是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

(四) 保证听证会的代表充分发表意见。

首先要保证听证会的代表在听证会上要有充分的时间发表自己的意见。其次听证会的代表要有高质量的发言。第三听证会只是听取各方人士的不同意见, 并不当即做出表决, 政府及相关的行政机关应根据多数人的意见, 结合科学的分析判断, 做出决定。

(五) 要明确听证的结果对政府和相关行政部门的决策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

要使听证所形成的结果有强制性和约束性, 这样才能保证政府和行政机关能真正地听取和采纳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

(六)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前面也已经分析过, 我国的听证方面的规定分散在很多的法律法规中, 没有一个统一和系统的明确规定。只有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规范, 才会使听证会有规可循。

我们相信, 只要通过不懈的努力, 不断健全听证会制度, 就可以加快我国依法治国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 更有助于提高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使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齐波.行政听证制度的法律及实践意义浅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2007, 2.

[2]蒋劲松著.美国国会史[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4:187.

[3]汪永清.行政处罚[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7.

[4]胡锦光, 韩大元.中国宪法[M].法律出版社, 2004.

行政听证制度 篇10

所谓行政听证制度, 是指行政机关在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 行政相对人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1］

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 1993年, 深圳率先实行价格审议制度, 这是我国听证制度的雏形。 1996年10月1日起我国开始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听证制度。 1998年5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决策领域,其中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用性服务价格、 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 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2］2000年3月15日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再次将行政听证制度引入行政立法领域。 2003年8月27日我国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进一步扩大了行政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 此后,我国颁布的多项法律法规也就行政听证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 总之,我国行政听证制度正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

行政听证代表制度是行政听证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顺利施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公开透明的听证,可以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使其依法行政。 行政听证的目的在于给听证代表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可以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听证程序的公开有利于对整个社会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从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培养整个社会的公平感和正义感。

2目前我国行政听证代表制度问题表现及原因

尽管行政听证代表制度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 但是在实践中,听证代表的作用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挥,行政听证代表制度仍不完善。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听证代表的产生方式不合理

听证代表的产生方式是否合理, 直接影响听证代表的参与程度和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在听证代表的产生方式上, 我国目前主要采取相关主管部门推荐和公民自愿报名的方式。 代表可以自愿报名,也可以是单位推荐或委托选拔,缺乏可操作性。 事实上,我国听证代表的产生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相关主管部门经常利用挑选听证代表的机会,间接采用邀请参加人的方式,选择意见一边倒的代表,从而造成无法选出能够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表。

究其原因, 是由于目前我国的行政听证代表制度对代表产生方式的规定具有模糊性, 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性质的差异。 网上盛传的“听证专业户”就是其具体体现。 成都一位名为胡丽天的老妇, 报名参加听证会40多次竟然23次被选中,成为听证代表。［3］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人的报名积极性不高(如东莞市曾于2011年6月份出现水涨价听证会的“零报名”现象),但主要原因还是我国对听证代表产生方式的规定不明确。 此外,我国对听证代表的数量、遵循的原则、比例、产生标准等方面的条件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2.2听证代表缺乏代表性

听证代表是听证会的主体之一, 其代表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听证会的质量。 只有听证代表具有代表性,才能保证听证会的成功举行。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利益群体都能选出符合自身利益的代表。 一些与听证结果有直接联系的群体可能无法参与听证会或在听证会中所占比例极低。 以2009年的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为例,在此次听证会上,仅一名消费者代表表示反对涨价, 始终得不到发言机会的他甚至愤怒地向主持人扔去一瓶矿泉水,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听证会的结果。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是参加听证的各方利益代表之间的比例不均衡,各方利益代表不能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和陈述权。 这就会导致听证结果不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听证代表的代表性不能充分体现,听证结果的公正性必然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2.3听证代表的公开性不够

要保证听证代表的代表性,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公开代表们的身份,让他们接受公众的监督。 尽管我国当前的听证制度要求在听证会举行30日前,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通过政府网站或相关媒体公布听证代表的名单。 但对于公开的程度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公众不知晓代表为何人,更无法维护听证代表们的合法权益和监督听证代表们的行为。

实际上,当前我国的许多听证会存在“暗箱操作”的现象。 而这又缺乏公众全面的监督和政府有力的惩治,从而使得听证结果不尽如人意。 同样以2009年的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为例。 在此次听证会上,非下岗职工担任下岗职工代表,非退休职工担任退休职工代表,而且消费者中的律师代表身份也存在可疑之处。［4］听证代表的公开性不高,会使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也会影响到听证结果的公正性与合理性。

2.4听证代表的专业化水平不高

听证代表专业化水平的高低决定听证会的质量。 从现实生活中看,我国部分听证代表的专业化水平偏低,自身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有限,对于听证会上的专业信息掌握较少,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部分与听证结果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代表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所表达的观点缺乏说服力,也很难对其他代表的观点提出质疑,这就很难保证听证结果的科学性。 以价格听证会为例,消费者代表需要面对行业的市场需求、利润统计、定价方案等问题,但由于他们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不能对定价方案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有力的反驳,因此他们往往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对听证代表的专业能力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听证会举行之前,相关部门没有对代表进行专门的培训,从而影响了听证结果的公正性。

2.5听证代表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

在举行听证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保障机制,听证代表的各项权利经常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如代表对听证内容缺乏足够的了解,在掌握听证信息方面处于劣势;听证代表的意见缺乏法律保障,代表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主管部门常常不顾代表们的反对意见自行做出决策; 代表在听证会上有陈述自己意见的权利,但陈述时间却不受自身的支配;听证代表可以对听证结果进行质询,但通常被政府的权威所压制, 导致无功而返。 此外,代表因参加听证会投入大量时间而对本职工作造成的影响也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补偿等。 这些都会对公众参与听证会的热情产生消极影响。

3完善行政听证代表制度的对策

针对我国行政听证代表制度在其运行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3.1健全行政听证代表的产生方式

应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产生听证代表的方式。 政府应该明确角色定位,当好自己的“裁判”,积极履行自身的监管职责和服务职能。 通过完善制度,为听证代表的产生提供指导性的法规。 对于听证中的组织者,应交给政府之外的第三方负责,合理确定听证代表产生的基本原则, 规定代表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参加听证的人数。 听证会中所涉及的不同利益主体,都应有自己的代表,以避免相关利益群体的缺位。 同时,对于不同的听证代表, 应采取不同的产生标准,以保证代表产生方式的公平合理。 对于普通代表,可由相关社会团体推荐产生,也可由单位推荐产生; 对于代表中的专家学者,可以建立专家库或专家委员会,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产生,保证专家代表的独立性,避免使用“聘任”的方式。 鉴于听证会上政府官员代表的权威性,建议应避免由公务员担任听证代表。 总之,听证代表的产生应从单一化模式转变为类型化模式,坚持公正选举的原则。

3.2确保听证代表的代表性

听证代表的代表性直接影响到听证结果的公正性。 不同的代表构成会对听证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听证代表应从范围广泛的利害关系人中加以选择, 这样才能将受到该行政决策影响的不同阶层利害关系人的真实利益反映出来, 从而有效提高决策的认可度。 应当合理确立听证代表的构成比例。 由于与听证结果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普通群体人数众多,因此,应该适当增加这部分人的代表名额。 同时,由于不同阶层所承受的利益调整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这就需要有不同阶层的代表来表达自身的诉求,而中下阶层面临的生活压力较大,利益的调整对他们的影响也较大,故应适当增加中下阶层代表的比例,从而有效提高他们的代表能力,保证各层面民意的充分表达。［5］

3.3提高听证代表的公开性

应建立听证代表的信息公开制度。 首先,听证代表应公开选定,不能全部由相关主管部门决定。 其次,公开选定的听证代表应在相应的范围内公开其姓名、职业、住址和所代表的群体等相关资料。 同时,鼓励广大民众对听证代表进行全面监督,一旦发现资料与其真实情况不符,则取消其代表资格,同时3年内不得再次担任听证代表,并给予相应的处罚。 另外,大力倡导公众推荐听证代表的行为,给予其政策与资金支持,力争选出符合民众利益的听证代表。

3.4加强听证代表的专业性培养

听证代表专业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听证会的质量。 美国历史上的肯尼迪听证会之所以取得成功进而推动美国民航业放松规制的改革,就在于其听证代表大部分来自学术界,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 加之公开听证, 迫使他们都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形成了“高手过招”的局面。［6］因此,努力提高听证代表的专业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可以为听证代表设置合理的资格线,保证听证代表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相应的判断能力,能够全面客观地对问题进行分析。 其次,应组织专门工作人员编写相关培训资料, 对听证代表进行听证前期的培训,以提高其专业性,降低他们获取信息的难度。 另外,听证具有较强的辩论性, 辩论能力和水平的高低也会对听证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 因此在培训过程中也应注重听证代表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3.5确立听证代表意见的法律地位

为了保证行政决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有必要对听证代表意见的法律地位加以确立。 应当重视每位代表的发言,尤其是那些反对意见,将代表们的支持意见与反对意见综合起来,从而形成意见上的优势互补。 同时,在听证会中,应把代表的意见作为行政决策的依据,确保听证代表的意见法律化。［7］另外,可以将行政决策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机制,以增强听证的权威性。

3.6保障听证代表的各项权利

听证代表在听证会上所享受的各项权利都应得到补偿。 首先,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听证代表的陈述权、申辩权和质询权, 避免这些权利无辜受到侵犯,影响听证的顺利举行。 同时,应保证代表们的发言时间, 相关部门应该积极配合听证代表们查阅相关资料, 给予他们充分的质询权, 从而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 其次,对于代表们所花费的时间问题,政府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的政策, 比如可以通过听证代表所在单位给予和听证会举行时间长度一样带薪休假来解决。［8］另外,对于因听证的不公正而对代表们造成的侵害,政府应当制定一定的补偿机制,从而保证听证程序的顺利进行。

摘要：本文从行政听证代表制度的内涵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意义入手,着重分析了目前我国行政听证代表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措施:健全听证代表的产生方式,确保听证代表的代表性,提高听证代表的公开性,加强听证代表的专业性培养,确立听证代表意见的法律地位,保障听证代表的各项权利。从而有效完善我国的行政听证代表制度,以确保听证结果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行政听证制度 篇11

摘 要：行政听证程序是行政听证的一个重要环节，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在行政听证程序中又有尤其突出的重要地位，因此，本文主要运用比较法方法对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研究。

关键词：行政听证；适用范围；比较研究

一、立法模式之比较

美国主要采用否定式的立法模式，对不适用行政听证程序的事项运用否定列举式的方法进行规定，而中国要么仅仅作笼统概括式的规定要么作肯定式的规定。相比较而言，美国的立法模式具有诸多优点。

（一）从理论上分析

当我们把一个对象作进一步的种类划分时，每增加一次肯定，被限定种类的弹性空间就减少一分；相反，每增加一次否定，被限定种类的弹性空间反而会增大一分。这就如同法律对权利的规定，如果法律直接制定授权性规范，那么公民享有权利的范围必定变小，但是如果以禁止性规范进行规定，那效果则相反，公民享有权利的范围反而变大，由此可见否定式立法模式比肯定式立法模式更具有包容性，更能适应立法的需要。

（二）从实践中分析

行政管理内容庞大，行政法律关系错综复杂。采用肯定模式无法穷尽当下我们意欲纳入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那些情況，遗漏不可避免。中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不可能靠经常修改法律或频繁地发布带有立法性的司法解释来改变听证的范围。但是如果像美国一样采用否定式的立法模式则既能够避免上述窘境，又能使听证适用范围的边界更加清晰、明确，从而进一步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二、法律规范之比较

（一）美国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

美国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制定法规的听证；二是行政裁决具体事项的听证。

对于行政机关制定法规的听证，美国法律对制定法规的听证的适用范围分为由法律明确规定的适用正式听证程序制定的法规和适用非正式听证程序制定的法规。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法律还对制定某些法规不适用该程序的情形作了排除性规定

对于除制定法规和裁决具体事项的法律规定外，应该适用何种行政程序加以解决，美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对于裁决具体事项的听证，公民有根据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拥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至于适用什么样的听证程序，恐怕就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的事了。

（二）中国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

中国对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较为简单和笼统，仅就《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作了简单规定。

通过对比中美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发现，美国对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分为对制定法规等抽象行政行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和裁决具体事项的听证适用范围。而且还把制定法规的听证程序进行了再次的限定，将其分成正式听证程序和非正式听证程序。相比之下，中国仅笼统的对具体行政行为听证的适用范围作了简单规定。对于抽象行政行为是否适用听证程序法律则没有明确规定。同时中国对听证的范围进行了太多的限制，并且法律规定不一，《行政许可法》规定听证为行政机关依职权行使，而《行政处罚法》却规定听证为以当事人申请行使。

三、比较结论

中国仅仅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笼统性的规定，对于抽象行政行为是否适用听证程序法律则没有明确规定。那么接下来将产生中国有无必要建立制定法规的听证程序以及对制定法规究竟应该适用正式听证程序还是非正式听证程序亦或是其他更为有利的听证程序等问题的思考？我对中国建立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程序持肯定态度，建立抽象行政行为听证一方面可以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有利于行政机关吸收社会各界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增强制定规章的科学性、可行性。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应当建立何种听证程序？

首先要排除建立像美国一样的正式听证程序，制定法规等抽象行政行为不是对具体事实正确性的认定，而是针对一般性事实的调查和研究。作为制定法规的参考，建立像美国一样审判型的听证显然不符合制定法规的立法目的。审判型的听证参加者互相盘问的缺点是费时费钱。在正式听证程序之下，大部分时间浪费在反复召开听证和证人的互相盘问之上。行政机关立法活动的灵活应变能力将会完全的丧失，处于几乎瘫痪的状态，无法适应近代行政的需求。美国行政法专家戴维斯教授曾这样说，立法者、法官以及行政官员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制定普遍适用的规章并不适宜正式听证程序。因此，美国司法实践中使用正式听证程序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甚至几乎没有，在将来可能会根本消失。

那么中国是否可以建立像美国式的非正式听证程序呢？当然可以，作为行政公开有效手段的非正式听证程序具有灵活、快捷、方便的特点，不仅可以使行政机关制定规章的工作效率提高，更能够广泛的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使制定的规章更加科学、完善。

比较两种听证程序，建立混合式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程序更加适合中国的需要。混合式的听证程序有两种启动方式，一种是当事人申请，另一种是由行政机关依职权主动召集。在听证过程中，当事人可以用书面提意见，也可以口头表达意见。听证主持官可以向当事人提出问题，当事人也可以向听证主持官了解有关情况。比较而言，这种听证的模式比以上两种都具有优势，因此，中国对制定法规等抽象行政行为可以采用此种模式。对于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2]马怀德.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J].中外法学，1998（2）.

[3]文正邦.宪法与行政法[J].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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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听证制度 篇12

一是申请条件。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请赔偿。对下列情形, 税务机关不承担赔偿义务:税务机关执法人员行使与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因赔偿请求人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二是申请资料。赔偿请求人应当向税务机关递交《税务行政赔偿申请书》, 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 可委托他人代书, 也可口头申请。三是申请须知。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该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税务机关;两个以上税务机关或与其他机关共同行使职权造成损害的, 应共同履行赔偿义务;受税务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税务征管权力时侵犯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委托的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 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经复议机关复议的, 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税务机关, 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 复议机关就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时效为二年, 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

(二) 税务行政复议申请

一是申请条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和其他税务争议当事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可依法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二是申请范围。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包括确认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及退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和征收税款, 加收滞纳金;扣缴义务人、受税务机关委托征收的单位作出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责令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保全措施:书面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存款;扣押、查封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税务机关未及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 使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书面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拍卖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税务机关不予依法办理或答复的行为:不予审批减免税或出口退税;不予抵扣税款;不予退还税款;不予颁发税务登记证、发售发票;不予开具完税凭证和出具票据;不予核准延期申报、批准延期缴纳税款。税务机关作出的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行为。税务机关不依法给予举报奖励的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其他税务具体行政行为。三是申请须知。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 可以书面申请, 也可以口头申请。申请人提请的税务行政复议的条件和时限: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不服的, 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的税额、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纳税担保, 然后可以在收到税务机关填发的缴款凭证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除征税、不予审批减免税、不予抵扣税款、不予退还税款行为以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可以在得知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不可抗力或者被申请人设置障碍等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 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申请人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复议机关已经受理的, 在法定行政复议期限内申请人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人民法院也已经依法受理的, 不得再申请行政复议。申请复议的主体资格: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 具体是指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和其他管理相对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的, 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 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理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合并、分立或终止的, 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与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虽非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但其权利直接被该具体行政行为所剥夺、限制或者被赋予义务的第三人, 在行政管理相对人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时, 可以单独申请行政复议。

(三) 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