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决策听证制度

2024-07-04

价格决策听证制度(精选7篇)

价格决策听证制度 篇1

听证制度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路径依赖。价格决策听证是我国决策听证制度最早引入, 也是实践最为丰富的领域。我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的正式确立以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颁布为标志, 在实际操作中主要以《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 (以下简称《听证办法》) 为指南。近年来, 全国各地共举行了数千次价格听证会, 内容涉及水、电、气、交通、景点门票、教育、电信等诸多领域。价格听证会不仅确立了一种由政府、垄断经营者、消费者三方共同参与论证、相互制约的价格形成机制, 还唤醒了广大消费者和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然而价格听证会在实践中也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以至于价格听证几乎成了形式主义的代名词。当务之急是找出制约听证制度发展的因素, 克服这些因素, 完善听证制度, 使听证制度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一、我国价格听证制度运行中的主要问题

(一) 听证会的组织不完善

1. 听证主持人缺乏中立性。

《听证办法》规定听证主持人有价格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担任, 实际上违背了行政听证必须遵循的“职能分离原则”。在我国, 定价权作为一种炙手可热的行政权力或是由政府计划部门掌管, 或是由计划管理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共享。以民航价格改革为例, 当涉及到民航应该继续实行价格管制还是实行市场定价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时, 再由掌握着价格管制权的部门来主持听证会了就有当自己法官和先判后审的嫌疑, 听证会难以对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还会使公众对流于形式的听证会制度产生悲观失望和排斥情绪。

⒉听证代表的遴选不尽合理。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仍缺乏规范性的代表产生办法。实践中, 选择消费者代表的方式往往过于简单, 一般是给政府办公室发函, 要求从所在地选代表, 只要该人选具有一定的“表达能力”、“热心公益事业”“能遵守听证会各项纪律与注意事项”, 最后代表名额往往到某个街道干部头上, 故而产生的代表一般无法代表不同的消费者利益群体, 其辩论能力与专业维权能力也参差不齐。而专家学者代表则往往与听证申请者关系密切。实践亦证明, 这种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与垄断经营主管部门“请来”的专家代表极可能被邀请方“俘虏”, 从而严重影响专家话语权的公正行使。这种做法有违背听证所追求的民主、公正与理性的嫌疑, 无怪乎广大民众将听证会称为“民主作秀”。

(二) 听证会的程序不规范

⒈听证材料的审核不规范。

对听证材料的审核又是保证材料真实性进而保证听证科学性的必要步骤。审核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审核什么, 即审核的内容;二是由谁审核, 即审核机构。关于审核内容现行做法大都只解决财务说明材料的真实性而不涉及定价成本的合理性。而定价成本合理与否恰恰是价格决策听证的关键, 对定价成本合理性的审核无疑是正常听证的前提。关于审核机构, 虽然《听证办法》也规定了应由中介机构对材料进行评审, 但并无对中介机构资质的相关规定, 而且在选择评审机构的问题上又存在表述不准确的毛病。《听证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段规定, 评审工作应由具有合法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第二段又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关评审机构。这两点的关系如何处理?

2. 听证材料的送达与公布不及时。

《听证办法》规定, 听证材料至少提前10天送达正式代表手中, 而对材料公布与否未作规定。实践中, 听证材料往往是到10天之限的最后时刻才被送至代表处, 可10天的时间对于还有日常工作的听证代表来说, 掌握甚至只是熟悉听证材料都很困难。至于是否公布听证材料, 实践中看来是以不公布未常规, 公布为例外。这些做法不仅是一种间接或直接地对公民听证权的损害, 而且对决策本身的合理性也是一种减损。

3. 听证意见的效力不明确。

听证会作为人们表达不同的意见的一种制度化形式,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们接受利益冲突的过程, 只有让人们觉得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 才能增加人们对听证会制度与论证会成果的认可程度。而要人们接受听证结果, 最根本的是要让代表其利益的听证代表的意见在最终的决策上有所体现。《听证办法》中对此未做强制性的规定, 只是在第二十五条中含混地规定“价格决策部门定价时, 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提出的意见”。这意味着价格主管部门仍在定价格决策中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 听证意见似乎对价格决策不能产生实质性意义, 其功能的发挥取决于价格主管部门主动听取听证意见的程度。现实中大量“听而不证, 证而不听”的假听证之名行独断之实的例子招致民众的强烈的反感, 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也矮化了听证会的地位。

(三) 听证救济制度缺位

有权利就应该有对该项权利的救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 虽然赋予了公民参与价格制定的权力, 却缺乏对这一权力的救济途径。《听证办法》规定, 听证代表纪要有疑议只能“向听证主持人或者上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反应”;而如果“听证主持人违反规定程序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 则“由同级人民政府或上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宣布听证无效, 并建议有关机关追究其行政责任。”这些规定属行政救济之列, 且不说过于笼统, 可操作性和强制性都较差, 救济面也较狭窄, 仅限于听证代表对听证有疑义与听证主持人弄虚作假, 而公民的听证权却相当的宽泛, 相应的其受侵犯的表现也将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当公民被拒绝参加听证、不同意行政机关选出的听证代表, 不满意听证结果、认为决策违法等情况下, 公民是否可以获得相应的救济并能自己选择救济途径的问题, 这都是现实中完全可能的而法律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

二、完善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建议

制约我国价格听证制度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设计上的诸多不周之处。笔者就此提如下建议:

(一) 完善听证组织活动

1. 关于听证主持人。

听证主持人的公正性、独立性地位将会影响到听证的效果, 决定听证程序的公正性, 所以我们强调听证主持人的选择要实行“职能分离原则”。从国外的情况看, 美国的听证主持人称“行政法官”, 是美国行政机关中行使准司法型听证权的一类特殊行政人员, 他们由文官事务委员会从具有律师资格和行政工作经验的人当中通过考试录用, 他们的工资与任职由文官事务委员会管理, 不受听证所在机关影响;其职能是保证把事实查清并把事实全部展现出来, 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地位的独立性。有鉴于此, 从长期来看可考虑在我国建立一只相对独立稳定的听证主持人队伍, 要求听证主持人具有专业法律知识与若干年行政工作经验, 并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资格证书, 然后与其所在行政机关脱钩, 根据案例具体要求统一选派听证主持人。

2. 关于听证代表的遴选。

价格主管部门圈定听证代表的做法使得原本应该以唇枪舌战之势进行激烈利益博弈的听证会变成了往往变成了申请方单方面的信息发布会。要遴选出真正能够代表多元利益的代表, 必须做到:

首先, 打破政府对听证代表遴选的垄断格局, 建立一种由社会中介、利益集团和政府共同协商遴选代表机制, 保证听证代表的广泛性、独立性以及代表性。

再者, 针对不同类型的听证代表采用不同的遴选方式:[1]经营者代表和相关部门代表有所在行业或单位负责推荐。这两个利益集团内部不乏业务扎实、训练有素的经营管理人员, 其自身完全可以产生一流的代表。[2]专家学者代表应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产生。专家代表的学术水准和人格独立是其赢得社会信赖的关键因素。[3]消费者代表应由消费者协会负责遴选。首先在消费者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根据既定的遴选标准确定正式代表的候选人, 然后将正式代表候选人按阶层进行分类, 保证每一阶层都有代表出席听证会;最后在保证广泛性与代表性的前提下, 尽量选择有一定专业水准和参政能力的人士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听证会。

(二) 规范听证程序

1. 关于听证材料的审核。

就审核内容而言, 要明文规定审核内容包括调 (定) 价申请方提出的财务说明材料和定价成本, 对于前者主要审核其真实性, 对于后者主要审核其合理性;就审核机构而言, 对财务说明材料的审核可交由公开征召的会计事务所完成, 对定价成本合理性的审核可交由各地的价格协会进行。专门的会计事务所能较准确的测量出申请单位会计成本的真实性, 却难以界定定价成本的合理性。价格协会作为价格专业的行业协会, 具有专业人才和专业知识以及横向联系广的优势, 具有开展调查研究、独立做出判断的能力, 就目前状况而言, 是审核定价成本合理性的最佳人选。

2. 关于听证材料的送达与公布。

针对材料送达听证代表手中过晚不利于听证代表充分掌握信息、充分行使听证权利的情况, 建议:将向听证代表送达材料的时间提前到“至少在举行听证会的30日前”, 以便代表能为出席听证会进行充分的准备。针对因听证方案未及时向社会公布导致听证会合理性、公正性受质疑的情况, 笔者建议:听证方案在送达听证代表的同时, 也应在网上予以及时公布;在方案公布之后, 听证组织者应该以热线电话、专用电子信箱等方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并广泛搜集来自报纸、电视、网络上的关于听证方案即听证会的意见和建议。

3. 关于听证意见的效力。

针对“听而不证, 证而不听”现象, 笔者建议首先应该确认我国的价格听证为正式听证, 价格决策就必须基于听证中的案卷做出, 不经听证的材料不得作为决策的依据, 听证意见与决策结果间有很强的因果关系, 即实行所谓的“案卷排他原则”。实行“案卷排他原则”保证了听证意见必须在最终决策中得到体现, 决策依据必须是听证过程中公开的材料, 这就确定了听证意见的效力, 能有效避免听证流于形式。

(三) 建立听证救济制度

我国亟需建立起基本的价格决策听证救济制度。对此, 笔者建议:加快行政法的改革步伐, 在改革中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 将价格决策听证这类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之内, 实现对相关公民权利的救济;通过修改《价格法》设立专门章节对价格听证制度加以具体规定, 使公民在维权时能掌握更有力的工具;最彻底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对包括价格听证在内的行政听证制度加以系统而严格的规定, 尤其要强调听证程序和和对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

笔者深信价格决策听证程序的民主与公正性质, 和它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性决策机制的设计, 符合社会发展趋势。这在我们这样一个尚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权利保护的国家, 其重要性尤为明显。这也是听证制度在我国从无到有、日渐完善的内在原因。尽管目前听证制度在我国价格决策领域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但以长远的眼光来看, 它与制度民主及公民权利本位和追求公平、正义的时代潮流是相符合的, 它会成为我国程序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行政决策领域不可忽视的路径依赖。

参考文献

[1]汪永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 (第一版)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2]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解. (第一版)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3]彭宗超等.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 (第一版)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4]蒋善利.探索价格协会在价格听证会中的作用[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2, (5) .

[5]周望军.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几点设想——民航运价听证会引发的思考[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3, (9) .

[6]周鑫.公共治理中的中国听证制度改革[J].广西社会科学, 2004, (6) .

[7]章志远.价格听证困境的解决之道[J].法商研究.2005, (2) .

[8]马壮昌.是调定价理由还是调定价依据——对完善价格决策听证会制度的一点思考[J].价格决策理论与实践, 2005, (8) .

[9]王学栋.案卷排他性原则在我国政府价格决策听证中的确立[J].行政论坛, 2007, (3) .

价格决策听证制度 篇2

形成背景编辑

3月通过的《行政处罚法》,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听证制度做了规定。通过的《价格法》和3月通过的《立法法》,又对价格决策和地方立法听证做了规定。法律法规关于听证制度的规定,加速了听证程序建设和听证制度的实施推广。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门制定了专门的听证程序或规则、办法。听证在价格决策、地方立法、行政处罚、国家赔偿等诸多领域被广泛采用。

涵义编辑

行政处罚

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有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

公共决策

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有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并作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

基本内容编辑

一般认为,听证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

1、告知和通知。告知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将决定的事实和法律理由依法定形式告知给利害关系人。通知是行政机关将有关听证的事项在法定期限内通告利害关系人,以使利害关系人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参加听证。告知和通知在行政程序中发挥着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沟通作用,是听证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对行政相对人的听证权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2、公开听证。听证必须公开,让社会民众有机会了解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作出的过程,从而实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听证如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听证可以不公开进行。

3、委托代理。行政相对人并不一定都能自如地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允许其获得必要的法律帮助。在听证中,行政相对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对抗辩论。对抗辩论是由行政机关提出决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行政相对人对此提出质疑和反诘,从而使案件事实更趋真实可靠,行政决定更趋于公正、合理。

5、制作笔录。听证过程必须以记录的形式保存下来,行政机关必须以笔录作为作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2]

类型编辑

听证制度的类型分为立法听证、行政决策听证及具体行政行为听证三类。

1、(包括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听证)

2、行政决策听证(包括行政法规、规章、规划和其他抽象行政行为、政策的听证)

3、具体行政行为听证(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等行政处理决定的听证)。

种类编辑

听证制度来源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最早对听证作出了分类。

1、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

这是美国行政程序法对听证所作的一种分类。所谓正式听证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和作出行政裁决时,举行正式的听证会,使当事人得以提出证据、质证、询问证人,行政机关基于听证记录作出决定的程序。正式听证也被称为。“基于证据的听证”、“完全的听证”。正式听证的适用不取决于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而是取决于法律是否规定根据听证记录规定法规或作出裁决。如果行政程序法之外的法律规定必须根据听证记录制定法规或作出裁决,则行政机关必须举行正式听证,反之,则不受行政程序法约束。

非正式听证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或作出行政裁决时,须给予当事人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的机会,以供行政机关参考,行政机关不需基于记录作出决定的程序。也被称为“陈述的听证”。

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区别主要在于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在非正式听证中,公众参与表示意见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方式提出,没有质证和相互辩论的权利,行政机关作决定时不受参与人意见的限制;而在正式听证中行政机关必须举行审判型的口头听证,当事人有权提出证据,进行口头辩论,行政机关必须根据听证记录作决定。此外,二者在听证的主持人上也有所不同。正式听证一般由行政法官来主持,非正式的听证不必由行政法官主持,普通行政官员主持即可。

正式听证为公众提供了充分的参与机会,但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影响行政效率,一般公众也不愿意为此耗费时间。因此,正式听证中在美国的适用远不如非正式听证,范围很小,仅限于涉及相对人重大权益,法律规定必须根据听证记录作决定时才适用。

2、事前听证、事后听证、混合听证

这也是美国对听证的一种分类。以听证举行的时间在作决定之前还是之后为标准,听证可分为事前听证、事后听证和混合听证。

事前听证指在行政机关作出决定之前举行听证。如果行政机关的决定一旦作出,立即会使当事人陷入危难的,必须举行事前听证。如终止福利津贴,当事人由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必将影响其生计,因此,行政机关必须举行事前听证。事前听证可以是正式听证,也可以是非正式听证。

事后听证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之后举行听证。事后听证可以方便行政机关迅速作出决定。利益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在事后要求进行符合该决定具体情况的听证。

混合听证指行政机关对于某些行政决定,事前举行非正式听证,决定后当事人不服时,举行正式听证。或者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先举行非正式听证,当事人不服非正式听证时,再举行正式听证。这种情况大都适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津贴方面的听证。

3、书面听证和口头听证

这是葡萄牙和我国澳门行政程序法根据听证的形式对听证的分类。听证是采取书面听证还是口头听证,由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所谓书面听证指利害关系人以书面形式向行政机关表明其意见。在采用书面听证时,行政机关必须通知利害关系人,听取他的意见,给予的期间不能少于10天。

在通知时,行政机关必须提供必需的资料,对决定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和法律事宜,以及查阅卷宗的时间和地点。利害关系人在答复,可对构成听证程序标的的问题表明立场,申请采取补足措施并附具文件。

我国价格听证制度问题与对策分析 篇3

关键词:价格听证,制度完善,缺陷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 国家开始开放一些领域和行业的商品价格, 同时政府将一些需要政府掌控, 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价格控制权移交给了地方政府。随之而来的是我国的物价指数开始上升, 公用事业亏损的额度也逐渐增大, 政府的财力难以补偿, 所以地方政府就采用提高公用事业的价格这种方式以减轻国家财政补贴的压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 听证制度被引入我国。1997年《价格法》中对听证程序的规定, 标志着听证制度已经开始进入我国的公共决策领域。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是中国价格听证制度在法律上的首次体现。2001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实施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 标志着价格听证制度开始在中国执行。价格听证制度在我国的运用, 是以公民参与行政决策, 行政决策程度的提高和民主法治的不断健全为基础的, 增强了政府价格决策的透明度, 使得价格决策能够更多的体现民意, 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目前价格听证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得到了实施和、应用,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国家法制化的进程不断加速, 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政府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加快了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应用。

1价格听证制度的涵义

价格听证制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法制国家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共同的, 及其重要的制度。价格听证制度, 在我国又被称作价格决策听证制度, 主要是指政府在制定或调整公用事业价格 (如公共交通、电讯、热力、邮政、供电等) , 公益性服务价格 (如教育、医疗、卫生、绿化、有线电视、公益广告等) 以及自然垄断商品的价格 (如自来水、燃气、铁路运输等) 的时候,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的公开征求社会有关方面的建议, 以提高政府行政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 增加价格决策的社会认可度, 规范政府定价程序保护消费者以及企业经营者利益的一种法律制度。

2价格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2.1价格听证制度具体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就目前我国199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来看, 它仅仅对价格听证制度作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 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存在很大的弊端与漏洞。比如很多公共事业的主管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 钻法律的空子, 就会导致价格听证主管部门缺乏具体的行为规范指导, 做出不合时宜的事情。

2002年11月修订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中的一些规定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其中第十六条规定:“消费者或者社会团体认为需要制定规定范围价格的, 可以委托消费者组织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听证申请, 具体办法另行规定。”可是这个规定出台了将近8年, 具体的实施办法还是没有制定出来。消费者还是没有办法提出听证申请。在2008年10月份新实行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直接将听证会的提起人明确的界定为定价机关, 而对消费者和其他团体的提起权只字未提。但是按照价格听证的核心精神理念, 即自然公正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 消费者都应该有提起听证会的权利。如果一切都由政府主管部门或者企业来决定, 消费者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选择的话, 价格听证会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涨价听证会, 这项制度就失去了本身的含义。

2.2价格听证会的内容、程序不够公开

价格听证的关键就是要公开透明。价格听证的公开原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要求听证内容的公开, 二是要求听证程序的公开。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听证会在举行时都拒绝向消费者透露听证代表的名单, 产生方式, 以及联系方式等, 相关方面的人士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外界对代表的干扰。这种说法和解释, 实在令广大消费者难以信服和接受。此外听证过程几乎都是在封闭的过程中进行的, 谢绝大多数媒体的采访, 而且听证会的调价方案的依据也不向社会公开, 使得消费者无法了解定价方案, 没有办法和代表人交流沟通, 这样代表也无法真实的反映出消费者的意愿。这种关起门来高听证, 存在很多暗箱操作, 并且听证代表的声音大多不向社会“原汁原味”的公布。这与听证会的公开透明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2.3价格听证过程中信息不对称

价格听证的重点就在于对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的商品价格的科学性进行论证。一方面价格听证的对象一般都是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 公益性服务或者自然垄断的价格, 这些领域专业性很强。而消费者由于个人素质, 职业, 精力时间有限, 所以很难短时间内了解和熟悉经营者的经营状况, 不能全面的把握信息来源。所以消费者代表很难的听证会上提出一些针对性的问题, 通常只会从感性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 从而影响听证会的效率。另一方面, 价格听证会影响经营者的经济利益。所以经营者在申请调价的时候提供的信息和相关材料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即倾向于调高价格。而不利于调高价格的信息和相关材料会被企业刻意隐瞒。所以在举行听证会时, 企业经营者提供的材料往往是不全面的或者是专业性过强的。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就更不能提出有效的反驳和建设性的意见。这样的听证会势必造成信息的缺失和不对称, 这样的听证会也是无效的。

2.4价格听证笔录的约束力不强

价格听证会的实践已经表明:价格听证案卷的法律效力不明确, 使得价格听证会逐渐流于形式。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解决听证笔录的约束力问题的话, 价格听证会就很难有实际的效果。《价格法》就没有提到价格听证笔录, 而《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对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方面采取模糊论的原则, 并没有明确规定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 更没有提出如果违反听证笔录的话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样就使得听证会失去了作用。

3完善价格听证程序的措施

3.1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法律法规

价格听证是政府行政的重要内容, 为了能更好的依法行政, 应该对《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做进一步的修订, 将其中原则性的内容进一步的细化, 比如说是听证代表的产生, 价格听证代表的比例, 听证代表的权利、义务和职责, 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等。有了更完善的法律基础做后盾, 价格听证制度才能更好的实施, 保证听结果的严肃性, 使其不至于流于形式, 成为美丽的“花瓶”。

3.2提高价格听证的透明度

把所有与听证会相关的信息毫无保留地向全社会公开。包括参加听证会代表的社会背景、专业水平、年龄、学历、收入等, 将规则和程序告知所有听证参与人, 同时公布听证会的主持者、听证的时间和地点, 以及垄断行业的成本问题, 都要通过各种媒体向公众进行公布。各利益集团代表人可以在公众媒体上公开向社会作演讲, 阐述自己支持和反对涨价的理由和意见, 并接受新闻媒体采访, 向民众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保证公众民主选举的权利。公众只有在对价格听证的基本信息和动态及时掌握和了解的前提下, 才能选出他们心仪的, 也就是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价格听证代表。在听证过程中, 要对媒不受限制, 完全公开, 不搞舆论封锁。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发挥民众对价格听证的监督作用, 保证普通民众的权利不受到强势群体的侵害。

3.3消除价格听证中的信息不对称

首先要提高消费者的素质, 消费者要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物价听证过程中来, 并且维护好自己的的知情权, 使自己能跟多的了解相关知识, 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其次要给予听证代表平等表达的权利和充分的知情权。假如价格听证代表们没有发表自己意见或不能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或权利的话, 那么他们就不仅没法实质性的影响价格决策, 甚至连在举行听证之前所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也是徒劳的, 价格听证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了。并且在多次召开的价格听证会上, 很多消费者代表的言行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要么不给消费者发言的机会, 要么给时间发言, 但是因时间过短而导致消费者们无法充分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所以, 在行政立法上,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明文规定给予每一位与会听证代表同等的尊重, 也就是说每个听证代表都应该享有平等的话语权, 即使是有所限制也要做到公平、公正。在价格听证的时间上也要有所规定, 在举行听证会之前代表阅读和熟悉相关材料的时间应该适当延长, 由之前的10天延长至30天。听证过程的时间也应有所延长。价格听证中代表们发言时间的安排, 并不纯粹是个技术性的程序安排问题, 也是一个涉及到价格听证会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问题。一般来说, 8个小时最为合适。同时, 应该完善专业机构的参与机制, 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作用, 帮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材料中的相关信息, 并在必要时依消费者申请, 代理调查和评审事项。

3.4制定新规则, 提高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

就目前我国召开的多次价格听证会而言, 很多都存在着价格听证听而不证的现象, 致使召开价格听证会没能达到预期目的, 初衷没有很好地得到实现。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行政机关的裁决不以案卷为根据, 则听证程序只是一种欺骗的行为, 毫无实际意义”。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国家应该借鉴国外的“案卷排他性”原则, 由法律来明确价格听证结论的的效力, 也就是在价格听证的结果生效之后,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只能按照听证的结果进行最终的价格决策, 不得依据其他结论或是有些代表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讲, 案卷排他是以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权制约行政人员的行政权利的一种制度保证方式。为此, 根据这一原则, 行政机关可以在听证记录以外, 在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以外, 认定案件中的事实, 并以这样认定的事实作为裁决的根据。

参考文献

[1]于洪良, 赵万清.解读价格听证[J].热门话题, 2002, (5) .

[2]李洪玲, 杜辉.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缺失及完善[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2) .

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篇4

一、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界定

(一)行政听证的概述

作为制度,听证是指听取利害关系意见的法律程序。[1]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从而体现公正。听证源于英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这个原则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听取对方的意见;二是不能作自己案件的法官。[2]它最初适用于司法领域,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必经程序,谓之“司法听证”(Judicial Hearing),听证的本质-听取对方意见,可以追溯到上帝惩罚亚当之前给予其辩护的机会。[3]后来逐渐为立法吸收,适用于立法领域,称之为“立法听证”(Legislative Hearing),正如迪普洛克勋爵所说,人们获得“听取针对他的指控并提出自己理由的公平机会”的权利对文明法律制度来说如此重要,以致可以假定议会的宗旨是:“任何违背这一要求而作出的决定无效”。[4]到20世纪晚些时候,才正式运用于行政领域并获得巨大发展。目前我国学界所谓的听证主要是指“行政听证”(Administrative Hearing)。[5]所以,我国学者一般将听证作如下定义: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有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6]听证制度运用于行政领域并得到较大发展,一方面是行政权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对行政权扩张的担心而导致的对权力约束和对公民权益加强保护的结果。

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文研究的“行政听证”是专门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程序制度。在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决定前,有义务告知相对人决定的理由和获得听证人的权利,行政相对人有权就事实和适用法律表达意见、提供证据,行政机关有义务听取和接纳,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正确实施行政行为的目的。

(二)行政听证的分类

《听证规则》将听证分为两大类:一是依申请听证,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听证;二是依职权听证,包括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听证。从启动方式上讲,行 第3页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论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政许可、行政处罚听证具有相似性,均由依法享有要求听证权利的当事人(行政许可还包括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依申请举行听证;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听证具有相似性,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行政决策中依职权主动举行听证会征求意见、调查研究。从功能上讲,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听证都是听取当事人(行政许可还包括利害关系人)申辩与陈述,从而有利于查明具体案件事实,弄清个案的是非曲直;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听证都是广泛、充分征求意见,从而为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提供依据。[7]

(三)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概念

“行政决策”是指:行政机关、管制性机构以及其他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或者机构做出的可能对特定多数人或者团体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城市规划、大型建筑工程建设、资源配置、价格调整、公共资源使用费率设定、公共设施管理等的决定。行政决策是集权的传统领域和最后阵地。

行政决策听证则是对集权的最后洗涤,行政法治的重要标志。概念界说“行政决策听证”指行政主体作出决策前允许相对人对拟作出的行政决策提供证据发表意见进行论证的制度。[8]

(四)行政决策听证的应有特性

行政决策听证应有以下特性:广泛性、正义性、效率性、公开性。作为行政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行政决策听证充满着民主的价值内涵和精神意蕴,它是是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人民主权的直接表现,是公正行政的程序保障,是权利平等的生动体现,是行政公开的重要内核。[9]

(一)确立行政决策听证是我国推行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要求;

价格决策听证制度 篇5

一、我国现行价格听证代表制度的缺陷

(一) 听证代表的产生方面

我国目前尚无听证代表产生的统一程序性规范。2009年针对实践中价格听证代表产生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国家发改委《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对政府价格听证代表的人员构成及消费者比例、产生方式作了原则性规定, 各地出台的实施细则对这些原则性规定作了一些细化, 但均缺乏实质性的硬性规定,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价格听证代表的产生拥有很大的操作灵活性。因此, 我国政府价格听证在听证代表在产生方面, 存在代表结构不合理、产生方式不具体、产生程序不透明、代表产生受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制约等问题。

(二) 听证代表权利的行使方面

我国听证代表的权利, 来源于公众对政府公共决策的参与权。我国听证代表的权利, 包括听证代表的调查提问权、知情权、发言权、建议权、监督权。我国《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对价格听证代表的权利作了规定, 但结合实践来看, 还存在听证范围设置不科学、听证公告内容程序不全面、代表准备时间过短、代表发言时间受到限制、代表权利行使受个人能力和思想素养、政府体制局限等问题。

(三) 听证代表义务的履行方面

我国价格听证制度实行以来, 对听证代表义务专门研究的较少。《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既是听证代表享受的权利, 同时也是每个听证代表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 包括调查了解听证事项义务、亲自出席听证会义务、发表意见说明理由义务、保守有关秘密义务、遵守听证会纪律义务等。但在实践工作中, 听证代表实际义务过多, 义务履行受到自身能力条件限制、个人思想素养、社会体制、地方经济文件发展程度等条件制约, 义务履行缺乏相应保障。

(四) 听证权利受侵害的救济机制方面

《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对此只有原则性说明, 无硬性规定, 未根据实践情况细化完善说明相关机制。实践中, 价格部门部分工作人员对侵犯听证代表权利已习以为常, 已感觉不到不妥, 只要自己工作方便、省事就行, 最主要是这样做也没有导致对自己不利的后果。公众不清楚代表产生过程, 也不清楚自己的权利, 只看到价格听证会的结果是全体听证代表均同意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决策方案, 所以, 没人举报投诉, 也不知举报投诉什么, 这就是价格主管部门价格听证要达到的目标。因此, 规范人的行为并采取措施补救其错误行为是我国价格代表听证制度建设最关键的环节。但实际上我们从各地政府的做法看, 我国政府价格听证代表制度监督机制不健全, 代表意见欠缺相应回应机制, 违反法定听证程序的法律后果、听证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机制不完善。

二、我国价格听证会代表制度的完善

通过对我国现行价格听证会代表制度操作中的的缺陷分析, 可以看出, 我国价格听证代表制度存在违规操作或不适应现实需要的地方。因此, 建议从以下六个方面规范、完善我国价格听证代表制度。

(一) 改革听证代表遴选机制

一是明确代表资格标准。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应当具备一定的资格。专家代表应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并具有相应的技术职称, 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较大影响, 并且理性、公正;其他代表应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或利益关系, 热心于公益事业, 具有代表行为能力, 如擅长表达、擅长调查研究、有较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能够代表某一方面利益群体的利益;同时, 在审查代表资格时注重其背景调查, 确认其代表的公正性。听证实施前, 组织听证的部门要严格按标准来选拔代表, 而不能凭主观随意决定。

二是改革代表遴选方法。改变由价格主管部门直接选聘代表的方法, 让市民自主报名, 即在价格主管部门作出举办听证会决定之后, 向社会发布公告, 该项定调价的利害相关人都可以自愿提出参加申请, 如果人数太多, 可以通过利益团体 (如消费者协会、个体工商业者协会等) 或有关单位 (如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消费者协会、街道社区等单位、团体、组织) 提出, 由这些单位、团体、组织接受公众报名, 依据代表资格条件进行选择后向听证组织部门推荐。最后由听证会组织者依据代表资格条件和名额进行理性筛选, 确定听证代表。

三是建立听证代表库。在对代表进行科学、理性遴选的基础上, 价格主管部门要建立既有固定代表又有临时代表的听证代表库。政府部门代表和经济、技术、法律等有关方面的专家代表要相对固定, 要使这些代表通过不断参与听证, 提高参与能力, 从而提高听证会的价值。而消费者代表和经营者代表则要根据听证内容需要临时确定, 增强听证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价格听证代表管理具体操作上, 可借鉴英国听证代表库管理模式, 以及我国政府招投标评标专家库管理模式, 实行电脑匹配, 电脑选取、定期培训。

(二) 完善听证公开程序

一是代表遴选程序公开。在代表遴选的过程中, 要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 做好三个步骤的公示工作。在报名阶段, 要将听证方案所涉及的利害关系方、代表的资格标准、代表报名的时间、地点、期限、代表的名额分配等情况以书面形式向社会公告, 方便有代表能力的热心人士自愿报名参与价格决策。拟定候选代表阶段, 要认真统计自愿报名的社会代表和有关部门推荐的代表情况, 依据代表资格标准和名额比例进行初步筛选, 拟定候选代表名单, 并要将代表报名统计情况、候选代表名单和个人信息等情况以书面形式向社会公示, 便于利害关系人了解情况, 提出意见。确定正式代表阶段, 要指定专门机构受理利害关系人对候选代表提出的异议, 对合理异议充分采纳, 并及时调整, 对不合理异议认真做好说明解释工作。正式代表确定后要及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二是听证内容公开。要进一步完备公告内容, 首先要将听证代表名单和联系方式、听证方案等有关资料的详细情况 (依《保密法》需要保密的事项除外) 全部向社会公告, 方便消费者及时将有关意见向听证代表反映, 建立公众与代表之间的互动联系。其次要延长公告期限, 建议至少应在举行听证会的20日 (情况较为复杂的至少应在30日以上) 前公告听证方案、听证时间、地点等有关事项, 让代表有充分时间就听证方案进行调研, 查阅有关资料, 准备发言材料。再次要改革公告方式, 要通过报刊、电视、电台或委托居委会发放公告等形式向社会各界广泛告知听证内容, 并设立专线电话, 及时听取广大市民对听证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三是听证会过程公开。我国价格听证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因此, 除依法应予保密的事项外, 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 除了正式代表参加现场听证外, 还应制造条件让场外公众能够间接参加听证, 如通过听证会在本地区现场直播的方式, 将听证会展现在本地广大公众面前, 一方面可以方便不能参加现场听证的公众了解听证情况, 会后提出意见;另一方面也能增进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责任心。

(三) 完善说明理由制度和回应机制

一是完善说明理由制度。建议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的价格决策文书中, 参照具体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 将价格决策的事实理由和自由裁量的理由同时予以具体说明。如果在价格决策文件的正文中不便表述, 可以以附件的形式, 与公文正文一并向社会公布。

二是完善代表意见回应机制。价格主管部门不仅要将价格决策结果向社会公布的决策理由专门送达听证代表, 还要将价格主管部门对听证代表意见的取舍情况和理由向代表作一个充分的说明, 让代表感到自己付出的劳动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从而提高他们继续参与价格听证的热情, 增强他们对价格决策的满意度。

(四) 完善听证代表权利的行使

一是建立听证目录动态管理机制, 合理确定听证范围。省级价格听证目录可在规定省听证目录基础上, 要求市、县在本级权限范围内出台本级价格听证目录, 避免市县级规避应听证而不听证行为。同时可定期开展调查,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价格听证目录》的意见, 根据社会各界的合理化建议定期修订《价格听证目录》, 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听证的具体范围。

二是优化听证代表组成结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对消费者五分之二的比例规定是合适的。对其他代表的构成, 注重内部各类型比例搭配;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均应有不同类型代表参加, 确保听证代表分布于各个阶层;对同类价格听证会, 其代表构成应当统一。在注重听证代表类型化构成的同时还应提高消费者代表的参与能力。要保证消费者的利益得到充分表达, 必须鼓励和发育各种中间组织如消费者协会、弱者保护团体、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团体等参与到听证的过程中, 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对抗经营者。应有计划地发展能真正代表消费者利益的专业性的消费者协会, 必要时, 政府还应给予一定的资助。近期可考虑让各行业协会作为消费者一方参加与其利益相关的价格听证会, 以提高消费者方面的实力。此外, 适当限定听证代表最基本的资格条件底线, 建立代表培训制度。在正式代表确定后要及时组织培训, 提高代表参与价格听证的能力, 确保听证时能有的放矢, 提出中肯意见, 真正发挥代表的作用。

三是明确听证代表法定权利。听证前, 应给予听证代表充分的准备时间, 听证代表应当有权向听证组织机关和经营者查阅听证之需的有关资料;政府有关部门应给代表配备调研证, 代表有权针对问题展开实地考察, 深入调查研究, 全面收集信息, 相关企业应对他们的调研提供方便。听证过程中, 应给予听证代表足够的发言时间, 发言次数不应受到限制;除与听证事项无关的内容外, 不得任意限制代表的发言内容;代表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听证结束后, 代表有权获取听证结论, 并有权要求听证组织部门就最终决策予以说明。由于组织听证的费用由政府纳入财政预算, 代表参加听证的合理费用支出有权从听证组织部门获得补偿。同时, 权利受到侵犯后有权获得法律救济, 对侵犯和阻碍代表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应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限制了代表权利的听证结果应归于无效。

四是建立听证前听证代表调研制度。一是建立由价格主管部门组织的听证代表调研制度。具体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价格听证会相关材料送达听证代表后, 集体组织听证代表到价格申请者现场走访调查, 了解其生产经营、成本费用等情况, 走访调查消费者、其他利益相关各方。二是建立听证代表事前主动调研制度。即各听证代表在收到听证材料后, 主动自觉至相关单位调查走访。同时听证代表要多花时间、多花精力去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等各方面的意见, 及时保持与所代理的利益群体的联系, 与相关人及时沟通, 并及时反馈信息, 自觉地多获取公共政策听证相关信息, 以获得充公的发言权。不论哪种方式, 价格主管部门均应建立相应的听证代表社会调查记录制度, 特别是对列入代表库的听证代表, 以保证听证代表能充分行使公众赋予的听证权利。

五是加强听证引导和宣传, 形成价格听证的良好环境。一方面应通过会议、文件等形式, 统一政府各相关部门对价格听证的认识;另一方面, 应积极宣传, 完善价格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促进公众正确理解和积极参与价格听证工作。

(五) 保障听证代表义务的履行

听证代表的权利和义务具有相互转化性, 完善价格听证代表权利的行使, 就是保证听证代表义务的履行, 但听证代表的某些权利可以不行使, 但义务却必须履行, 所以应完善听证代表义务规定, 并为代表的义务履行提供相应保障。

一是完善听证代表义务的相关规定。《政府价格听证办法》对听证代表的义务规定不多, 但在实践中, 听证代表被规定遵守的义务比法定要多。因此, 各地用于价格听证具体操作的实施细则应明确细化听证代表的义务, 在包括听证纪律和听证注意事项、发言时间、发言顺序等, 明确各地在实践中不得超出实施细则规定范围, 以规范各地对听证代表义务的规定。

二是保障听证代表义务的履行。一要从物质上予以保障。借鉴英美等国做法, 给予听证代表调查时享有在交通、调查、食宿等方面的物质保障权, 相关费用由财政支付。二要从制度上予以保障。比照我国政府招投标评标专家管理办法, 对进入代表库的价格听证代表进行定期价格政策和知识培训, 临时电脑选取通知代表参加价格听证, 以杜绝听证代表在事前接到参会通知后与价格申请人见面或收受价格申请人礼品行为发生。

(六) 完善救济机制, 健全听证监督机制

一是完善侵害听证权利的救济机制。在确定价格听证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与责任时, 应综合考虑保护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两个因素, 进一步明确价格听证程序违法的后果、责任和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对于严重违反程序规定的行为, 如价格主管部门让价格申请者聘请听证代表等, 应当宣布价格听证无效;对于诸如未向代表寄送听证相关材料、对采纳不采纳听证代表意见不说明理由等违反程序规定的行为应当视为轻微违法行为, 可允许补正;而对于损害利害关系人财产利益的行为, 应当建立赔偿制度, 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赔偿因不当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失。

在设计听证代表和利害关系人权利救济机制方面, 对价格主管部门拒绝公众举行听证的要求, 不采纳利害关系人就听证代表资格提出的异议, 侵害听证代表的调查权、发言权等听证权利, 听证代表不服有关部门有疑义听证报告的答复, 听证代表或其他与价格决策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人不服最终价格决策等, 应规定听证代表或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以救济自己的权益。

二是加强专门监督, 强化责任追究制。应建立健全专门监督和媒体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 对价格主管部门履行价格听证程序的行为进行全程监督, 尤其要对有碍代表行使权利的行为进行重点监督, 保障代表充分而有效地参与价格听证。建立专门监督制度。建议由纪委设立行政听证监督小组, 专门行使监督听证活动的职能, 听证监督小组组长由纪委分管领导担任, 小组成员可由党委纪检部门工作人员、听证组织部门纪检工作人员、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审计部门工作人员、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等人员组成。这样做的意义在于:1、这些人员中前四类人员都是国家公职人员, 参加听证活动监督为公务活动, 并不需要各听证组织部门额外支付薪金, 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也无需听证组织部门再支付酬金, 因而能避免诸如从价格部门获取报酬为价格部门说话等不公正的嫌疑。2、合乎我国国情。就我国国情而言, 设立完全独立的听证委员会来组织行政听证是不现实的, 但组建行政听证监督小组既简便又灵活, 其成员为临时抽调组成, 既不增加机构, 也不增加人员编制, 从而不会加重财政负担。在具体操作上, 如价格听证, 在价格集体审议委员会作出价格听证决定后, 迅速主动向听证监督小组组长报告, 听证监督小组派员全程监督听证活动中价格主管部门遵守听证程序的情况, 发现违反听证程序规定的行为应及时责令纠正, 确保价格听证程序规范、合法, 为最终科学、合理制定价格决策奠定基础。

三是加强新闻媒体监督。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强大的舆论监督功能, 改变由价格部门撰稿新闻媒体发稿的传统报道模式, 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 不得限制报刊、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参与价格听证全过程, 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 新闻媒体有权就听证活动事前、事中、事后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报道, 从而将听证活动置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

摘要:听证代表制度是价格听证制度的重要环节, 其完善与否决定着价格听证的实际效果。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政府价格听证会听证代表制度的分析, 指出其存在的缺陷, 并提出完善我国政府价格听证代表制度的措施。

关键词:价格,听证代表,缺陷,完善

参考文献

[1]邹东升, 杨睿宇.检视、比较与借鉴-价格听证代表制度考量[J].新视野, 2007, (03) .

[2]薛刚凌, 殷志诚.公听代表人制度研究[J].法商研究, 2003, (02) .

[3]石若坤.价格听证中消费者代表作用的现实思考[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06, (02) .

[4]胡峻.关于听证代表的几个问题探析[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3, (04) .43-44.

价格决策听证制度 篇6

听证制度在政府决策主体对行政客体的观念改造活动过程中, 究竟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呢?有学者认为行政决策听证是在政府决策过程中, 听取有关团体、专家学者的意见, 特别是听取与该决策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意见, 其主要目的是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就是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 运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 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有科学根据和制度保证的过程。[1]也有人认为, 听证制度的主要作用只是决策民主化。[2]另外彭宗超学者主张全面定位的听证制度的功能, 包括六个方面:即公正平等、公众参与、公开透明、理性选择、合法规范和提高效率。[3]从上述可见,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行政决策听证的功能有不同的定位。笔者认为, 行政决策就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不断反思、重建的过程, 在这样一个认识过程当中, 无论是决策过程还是决策结果, 听证都保证全面的考虑问题, 将决策的各个方面统一起来, 起着平衡认识主体之间的矛盾, 确保认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实现认识向实践的转化的作用。

一、平衡各方矛盾的功能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 人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是人们合作的基础, 而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也使得他们面临着矛盾与冲突, 并且成为公共问题的主要缘由之一。此外,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迅速, 公共问题的范围日益扩张, 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时发生。我们知道政府决策是在实际的行政改造活动之前, 在观念中事先展开的还没有实际进行的行政实践活动, 实质上是观念上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尤其是对利益的分配。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 但社会难以满足每个人的利益需求, 这就产生了人民期望获得的理想利益与实践利益的差距和矛盾。同时, 不同社会个体的利益需求是多样化的, 并且相互之间的利益需求常常产生冲突。而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则可以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平衡现实与理想、个体与整体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填补或缩小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 平衡社会公共问题中的矛盾, 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需要。“尽管不同途径的价值和主张是冲突的, 但平衡各种矛盾和冲突正是公共行政艺术的精髓所在。”[5]政府决策本来就带有平衡社会矛盾的功能, 而行政决策听证又能够使政府决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得以平衡, 从而由内到外地实现公共行政的艺术。实践表明, 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引入听证程序, 成为公民直接参与行政决策过程的一个突破口。听证制度的设置, 就是给不同利益主体表白和协调的机会, 让不同利益主体在决策过程中有一个较为公开和公平的较量, 令各方利益都能得到公平的反映。可以说, 参与行政决策的主体范围越广泛, 行政决策所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就越彻底, 越能缓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 该项行政决策的贯彻执行就会越有效。

二、统一决策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功能

行政决策是政府决策主体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和实现一定的目标而产生的期望, 而这种期望就是行政决策主体对行政规律之真、公共利益之善以及行政生活之美的追求和向往。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就体现了社会对政府决策“真”的科学追求, 也就是行政决策的合规律性。决策的合目的性, 是指主体通过对现实决策客体的批判扬弃而创建未来新客体, 并借以满足和实现相关主体新的价值需求的性质。合规律性是正确决策的前提, 它是相关主体实现其目的的必备条件, 决策中所规定的目的只有符合当下和未来决策客体的现实及其规律才能达到。[6]合目的性是正确决策的核心, 它集中了相关主体对利、善、美的现实追求。离开对现实目的的追求, 就失去了决策的方向和目标, 任何决策都不可能发生;进而言之, 决策如果不能在实施中实现应有目的, 其自身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在决策活动中, 只有做到合目的性统摄下的合规律性及合规律性规定的合目的性的统一、契合, 才能达到决策正确的结果。行政决策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 是决策主体对决策成果的观念把握。这种观念的把握能否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成果,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认识与客观规律的符合程度, 即决策之“真”的程度。如何才能使行政决策主体充分地认识行政规律, 在政策制定上, 科学的政策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1) 充分有效的信息。政府决策活动所面临的行政客体, 一般都是复杂的、系统性的, 有些问题还是前所未有的, 政府系统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 但决策者也不可能事事皆晓。专家与社会公众是广大的信息源, 往往拥有决策所需的而又未被政府决策者所掌握的信息。通过听证这一渠道, 这些信息就可以反映到政府那里, 从而为决策制定提供客观依据。 (2) 备选方案的尽可能多样性。尽管在现实中, 人的认知能力往往是有限的, 人们并不能做到完全的理性选择, 但它却可以作为一个可以无限接近的目标, 如果备选方案只有两个甚至一个, 就很难谈得上决策的科学性了。根据有限理性的理论, 受决策者个人的学识、经验、立场、个性等影响, 他们所能做出的备选方案是十分有限的, 因此, 决策咨询就必不可少了。政府也有自己的智囊团, 也聘请若干专家作为顾问, 但决策咨询不仅限于此, 听证也是政府智囊团的一个延伸。在我们看来, 严格意义上的听证会并不能仅仅成为各方利益主体争吵不休的合法场所, 而是应该引进尽可能广的范围的专家的参与和有关技术力量的支持, 以便提供尽可能多的备选方案以供政府选择, 由此产生的政策建立在多个方案的择优之上, 往往比较科学合理, 能够有效避免重大的决策失误。这种认识在行政决策活动中, 必然会更接近于决策客体的本质属性和决策环境的真实情况, 更符合行政实践中的客观规律, 政府决策者对行政生活具有更深的体悟, 能够从行政问题的本质层面对行政问题做出全面而真实的认识, 从而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 决策的目的才能更好的实现。

三、推动认识向实践转化的功能

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观念地把握世界只能满足人们认识上的需要, 并不能解决人的现实需要。人的现实需要的满足, 离不开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但是, 符合人们需要, 对人们有用的客体, 在通过实践现实地建立起来以前, 首先必须在观念中把它建立起来。”[7]人们为了从事实践活动, 不仅必须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而且还必须基于这种认识, 塑造出符合主体需要的理想客体, 这更是一种能动的, 创造性的反映活动。[8]行政决策需要对行政客体的本质和规律做出如实的反映, 然而, 这种反映并不是行政决策的根本目的, 其根本目的是要根据现实行政客体的本质和规律, 创造出符合政府决策主体和社会公众客观需要的理想行政客体。作为一种广为接受的政治假说, 政府的权力来自公众契约的委托和授予, 这要求政府必须尽力回应社会公众的需要, 只有符合公众客观需要的行政客体, 才能得到公众的配合推行。

由于行政行为具有先定力的特点, 使行政行为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潜在危险性增大, 作为影响大多数人利益的行政决策, 其危害性更大。同时相对人在接受行政决策时抗拒心理增强, 即使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决策, 也可能受到相对人的抵制, 原因在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 行政决策的做出无须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即能成立, 这种不平等的地位从外观上就给人一种不公正的印象, 以至于对他实质的公正也产生怀疑, 再加上官本位思想的遗留, 某些地方行政决策存在黑箱操作, 从而增加了行政行为被接受的难度。听证制度给予了决策主体全方位把握行政客体的机会, 给予政策利益相关人陈述、申辩的权力, 从法律上给与其一个与行政机关平等的地位, 尽管政策不可能使每个人都满意, 但由于听证制度赋予了政府行为以程序正义, 对政策持消极态度的公民可以事先在听证程序中宣泄不满情绪, 并在政府的回应过程中获得某种安抚, 从心理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这样一来他们抵抗政策推行的可能性就会减弱, 决策的执行力自然而然也就得以提高。正如美国杰克逊大法官所言:程序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只要程序适用公平, 不偏不倚, 严厉的实体法也可以忍受。

摘要: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是保证行政决策公正、公开、民主、科学的必然选择。针对从各个不同角度定位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功能, 本文从唯物辩证角度出发, 分析了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功能, 包括平衡各方矛盾的功能、统一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功能、推动认识向实践转化的功能。

关键词: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功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1) :187

[2].李荣华.听证程序与决策民主化[J].中国行政管理, 1999, 8:26~28

[3].彭宗超, 薛澜, 阚珂.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36

[4].丁煌.听证制度: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证[J].政治学研究, 1999, 1:57~63

[5].杨伍栓.管理哲学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30

[6].刘锋, 孙剑.决策的哲学意识[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4:17~23

[7].夏甄陶.认识论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419

价格决策听证制度 篇7

威廉大内的Z理论, 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并认为组织生产不仅是由技术和利润因素影响, 还与如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切联系等相联系。在Z理论中, 十分强调典型的决策过程是一个体现出集体意志和参与的过程, 也就是民主的过程。这种参与式的决策是组织的机制之一, 它有助于组织内部广泛地信息和价值观, 而且它还象征性地、明明白白地传达出企业的合作精神。

Z理论的精髓是提出组织的成功离不开信任的关系, 因此完全可以实行以沟通为基本原则的参与式管理。

二、我国政治民主的表现与完善

(一) 我国政治民主的表现

政治民主, 就是作为国家形态、国家制度的民主。马克思主义认为, 处理阶级内部的关系、阶级之间的关系和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等, 都属于政治内容。因此, 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 一种国家形态。”他还指出:“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 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的使用暴力的组织”。

1、新型民主的组织形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民主的组织形式。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通过民主集中

制原则来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基本的制度, 它能全面地、全权地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基本形式, 是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高度统一。

2、新型政党制度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主与政党已经连接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的优越性。

3. 选举制度

我国人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我国在2010年新修改的《选举法》中重申了选举制度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当前, 我国的选举制度日益完善, 使得人民利益能够充分的表达。

(二) 新时期下我国政治民主的完善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 有许多严重的新问题。如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其次, 我国贫富差距过大, 2008年基尼系数是0.49。此外, 公共安全问题, 主权和经济贸易摩擦等等问题, 都是我国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听证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表现形式在我国逐渐成熟的应用, 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 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成为我国政治民主的新的表现。

三、我国民主决策对Z理论的实践——听证制度

在Z理论中, 十分强调典型的决策过程是一个体现出集体意志和重视雇员参与的过程, 社会学家称之为民主的过程, 其中, 组织选择许多人参与重大决策的策划。这种参与式的决策是组织的机制之一, 它有助于组织内部广泛地信息和价值观, 而且它还象征性地、明明白白地传达出企业的合作精神。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要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就必须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 而听证制度则是现阶段完善民主决策的重要体现。

(一) 听证制度的概述

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 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 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 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听证程序在国外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在程序和处理机制上都有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应对措施。充分体现了行政程序三大原则:“公正、公开、参与”。听证制度来源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 (1) 听取意见 (2) 不能作自己的法官。

(二) 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与完善

1、我国的听证制度的发展

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电子商务资料库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 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一规定为在行政程序中建立听证程序奠定了宪法基础。1996年公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引入了听证程序, 《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或执照, 数额较大的罚款等决定前, 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从1993年, 深圳率先实行价格审价制度。在此以后的时间里, 中国各地的听证制度都广泛的发展开来。目前, 全国所有省会城市都举行过价格听证会。听证会的主要议题集中在水电气、交通、景点门票等方面。

听证制度在我国近几年快速发展发展, 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 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当今的社会是民主的社会, 民主则要求国家机关在作出任何影响公民利益的决定之前, 要倾听公民的意见, 征得公民的同意, 听证的理念由此而生。人权理论也要求保护公民的人格不受侵犯。公民是政治参与的主体。

第二, 服务型政府的理念的影响。服务型政府就是使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 树立民做主的观念, 将公众利益放在中心位置上, 政府与公民的地位真正地平等, 政府提高服务质量、效率。

2、我国听证制度的不足

自从1996年《行政处罚法》引入听证程序后, 听证在中国作为一个崭新的制度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过高的期望。尤其是98年施行的《价格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 由政府价格主管电子商务资料库部门主持, 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之后, 各种价格听证会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展开了。但是目前中国的听证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听证代表的选出缺少法律依据。

2010年2月, 陕西省举行了居民水价价格听证会, 在会议上水价上涨的结论, 但这与普通老百姓的心声并不相符。原因是参会代表并不是城市中低收入者。因此, 应该建立听证代表的选拔机制。

(2) 听证会随意性大, 透明度低, 形式主义严重。

《行政处罚法》将行政程序引入我国法律当中。近几年, 各地的立法听证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由于缺乏必要监督, 以及政府为主体的理念, 使得真正体现民众利益的会议却暴露出随意形式主义等弊病。

3、我国听证制度的完善

(1) 听证制度的作用法定化

法律层面首先要给听证制度一个明确的定位。我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化国家, 但当前对于听证的法律制定还比较落后和不完善。听证会是民众表达自身意愿的场所与重要途径, 所以从社会主义法律角度规范听证制度应经成为听证会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2) 听证组织科学化

听证制度的组织应该科学化。听证代表的选择应该合理, 听证会的参与机构、组织机构都应该科学化。科学化的实质就是充分代表民意, 真正体现民意。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召开听证会时, 应该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 而不是单纯的站在政府的企事业单位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3) 扩大听证制度的应用范围

目前我国的听证制度一般是生活设施、公共服务的价格听证上。其实, 我们可以国外的先进经验, 将听证制度广泛应用, 应用到除了国家机密外的一切关系民众利益的事件的决策上来。

听证会制度可以使公民与政府形成良好的合作与互动, 不再是管制与被管制, 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原则。行政听证是行政程序的核心内容, 从长远来看提高了行政效率。

对于Z理论中民主决策的运用, 对我国政府绩效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还有许多不足, 但于此同时, 我国政府在听证会制度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各方面都有不足。这些都反映了我国的听证工作有待加强。在新时期, 我们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认真地做好听证工作加强民主决策。

摘要:Z理论 (theory z) 由日裔美国学者威廉大内提出的一种新型管理理论。Z理论十分强调典型民主决策的过程, 特别是, 组织选择许多人参与重大决策的策划。目前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 民主决策仍然是不完善的。Z理论对我国政治的民主决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Z理论,政治民主,听证制度

参考文献

[1]威廉·大内:《Z理论》,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年7月第1版.

[2]彭宗超:《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3]杨惠基:《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4]陈思喜:《推进和完善立法听证制度》, 《法制日报》, 2000-07-02。

[5]郭巍清:《现代公共政策分析》, 中山大学出版社。

[6]彭宗超:《听证制度与中国公共治理结构改革》, 清华大学第二届公共政策与管理国际研讨会议, 专题发言人论文集, 2002-05-15。

[7]《列宁选集第三卷》, 中文第二版, 第257页。

[8]《列宁选集第三卷》, 中文第二版, 第241页。

[9]徐鸿武:《民主政治大视野》, 1998年5月第1版, 第118页.

[10]胡鞍钢:《腐败:中国最大的污染——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腐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34~36。

上一篇:橄榄球运动下一篇:电子期刊成长中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