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期刊成长中的烦恼(共5篇)
电子期刊成长中的烦恼 篇1
成长中的烦恼就是幸福
儿子13岁了, 去年个头还在我的肩下, 今年一不留神就蹿到了我的鼻尖, 嘴唇上铺满了一层淡淡的不长不短的绒毛, 说话瓮声瓮气, 听声音像来了一位“老山东”。
他今年读六年级, 面临小学升初中考试。年初报纸报道, 今年暑期后, 重点中学初高中分离, 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入学, 儿子好一阵高兴。接下来学校作业减少, 放学早了, 看来真的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了。可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又宣布仍然应试入学, 重点中学继续招生, 初高中暂不分离, 各地因地制宜, 不搞一刀切, 小学校园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作业多了, 放学迟了, 晚上儿子常常背着十几斤重的书包在《新闻联播》开始才回家。重点初中不取消, 仍然应试入学, 重点中学高兴, 一些老师高兴, 部分家长也高兴, 而学生大多拉长着脸。他们玩乐的时间少了, 他们要做那永远做不完的作业, 承受他们这个年龄本不该承受的精神压力。
摸底考试, 语数总分, 儿子得了班级第一名。期中考试, 他总成绩排名第三。两次考试的结果、排名张榜公布。学校又通知家长全部到校, 开家长会。去前, 儿子对我说了一句:“这下你有面子了。”当时我不明白, 进了班级, 才发现墙上的排名表, 儿子名列前茅。原来他在炫耀自己, 而且也摸透了大人的心理:要虚荣。学习, 不仅为自己, 也是为家长, 想想儿子的那句话, 我又好气又好笑。在重点小学的毕业班里排到这个名次, 也算不容易了。我挤坐在教室里儿子的小座位上, 听语数老师讲复习迎考的注意事项, 听到老师表扬儿子学习认真, 的确感到有面子。然而, 大人的面子又是多么不堪一击。
这一段时间里, 我们找了不少语数方面的习题、试卷, 让他做一做, 他总是不屑一顾:“这些有什么好做的, 我只要认真听讲, 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就行了, 不必开小灶。”劝他多吃些杂粮, 他却总是胸有成竹。我怕他紧张, 安慰他:“凭你的学习成●李俊主
绩, 考上重点初中肯定没问题。”他回敬:“考上是英雄, 考不上是狗熊。”一句话让你哭笑不得。
毕业会考在即, 儿子学习之余, 仍然不忘与他的“狐朋狗党”踢两脚足球。去不了德国, 小兄弟们说是不能忘了德国。一不留神, 他又坐到了电脑前, 操纵鼠标, 玩起了电脑游戏, 他懊恼:电脑没上网, 不能进入德国世界杯的网站。足球与电脑, 是儿子的最爱, 你不能封杀他的最爱。但有了足球, 也就有了永远洗不完的臭袜子、臭球鞋。然而臭在家里, 却要美在外面。他讲究仪表, 什么上装搭配什么颜色的裤子, 绝对要按他的意图办事, 马虎不得。头发要服帖, 不允许有一根鹤立鸡群。晚上洗过澡, 害怕头发翘起, 总要戴上一顶小黄帽。衣来不一定伸手, 但饭菜必定要可口, 像毛爷爷那样, 他的菜谱里最爱一个红烧肉。
他虽不动锅铲, 但偶尔下厨, 也能一鸣惊人。一次下大雨, 他无法回家, 就躲到了靠近学校的三姨家。碰巧姨夫、姨母没回家, 厨房未锁。儿子在厨房里等候, 直到饥肠辘辘, 才烧起饭来。晚上, 姨母回家, 发现杯盘狼藉, 问邻居, 才知有一位小男孩做了饭菜吃好, 嘴一抹, 走人。“孩子长大了!”儿子的三姨也不由感叹。
升学考试的前一天晚上, 儿子做了一个预测的游戏。他拿出一个钱币, 转动了五次, 有四次正面朝上, 他自言自语:“这次上重点中学的成功率在80%。”于是, 第二天儿子信心百倍地走上考场。我真为他担心, 如果那钱币五次正面朝下, 这升学考试他如何考?
成长的烦恼, 也就是成长的代价;成长的烦恼, 也就是成长的幸福。孩子没有了成长的烦恼, 也就失去了成长的幸福。孩子们虽然在烦恼中成长, 但你能说他们不是在幸福中成长吗?哪一天, 孩子真正长大了, 振翅高飞, 他没有了成长的烦恼, 只剩下痛苦的搏击, 那寂寞的烦恼就留给我们慢慢品尝吧。
(来源:《师道》)
电子期刊成长中的烦恼 篇2
奶奶告诉我,我小时候白嫩嫩,肉乎乎的,很可爱,可如今不知为何变得又黑又瘦,瘦成了大问题。
每当有人来我家做客,他们总会叫:“哎呀呀!认不出来呀!瞧小姑娘都瘦成啥样了!你们这些家长呀,可得好好注意,别把小姑娘喂成了小瘦猴!”他们还爱把瘦小的我同肉乎乎的妹妹比,让我郁闷不已。我去,现在不是以肥为美的古代啊!
最让我烦恼的是我在散步玩耍时总莫明躺枪—成了教育小孩的反而教材,每次别人都对小孩子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以后可不能挑食啊,不然像那小孩一样,风一吹就飞起来了。”然后小孩们总会乖巧地说:“哦!我再也不挑食了。”这时,我真想赶紧回家撞墙自尽。
为什么呢?我到底上辈子犯了什么大错还要来生偿还?我看着镜中的自己———她瘦过头了耶!已不是 “骨感”而是“骨架”了!脸上没什么肉,尽是皮,一双眼睛大的活像个外星人,手脚职麻杆一样细,我要长胖!于是,我大叫:“奶奶!今天我要吃土豆牛肉!”
唉,成长的烦恼啊!
成长中的烦恼就是幸福 篇3
他今年读六年级,面临小学升初中考试。年初报纸报道,今年暑期后,重点中学初高中分离,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入学,儿子好一阵高兴。接下来学校作业减少,放学早了,看来真的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了。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又宣布仍然应试入学,重点中学继续招生,初高中暂不分离,各地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小学校园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作业多了,放学迟了,晚上儿子常常背着十几斤重的书包在《新闻联播》开始才回家。重点初中不取消,仍然应试入学,重点中学高兴,一些老师高兴,部分家长也高兴,而学生大多拉长着脸。他们玩乐的时间少了,他们要做那永远做不完的作业,承受他们这个年龄本不该承受的精神压力。
摸底考试,语数总分,儿子得了班级第一名。期中考试,他总成绩排名第三。两次考试的结果、排名张榜公布。学校又通知家长全部到校,开家长会。去前,儿子对我说了一句:“这下你有面子了。”当时我不明白,进了班级,才发现墙上的排名表,儿子名列前茅。原来他在炫耀自己,而且也摸透了大人的心理:要虚荣。学习,不仅为自己,也是为家长,想想儿子的那句话,我又好气又好笑。在重点小学的毕业班里排到这个名次,也算不容易了。我挤坐在教室里儿子的小座位上,听语数老师讲复习迎考的注意事项,听到老师表扬儿子学习认真,的确感到有面子。然而,大人的面子又是多么不堪一击。
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找了不少语数方面的习题、试卷,让他做一做,他总是不屑一顾:“这些有什么好做的,我只要认真听讲,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就行了,不必开小灶。”劝他多吃些杂粮,他却总是胸有成竹。我怕他紧张,安慰他:“凭你的学习成绩,考上重点初中肯定没问题。”他回敬:“考上是英雄,考不上是狗熊。”一句话让你哭笑不得。
毕业会考在即,儿子学习之余,仍然不忘与他的“狐朋狗党”踢两脚足球。去不了德国,小兄弟们说是不能忘了德国。一不留神,他又坐到了电脑前,操纵鼠标,玩起了电脑游戏,他懊恼:电脑没上网,不能进入德国世界杯的网站。足球与电脑,是儿子的最爱,你不能封杀他的最爱。但有了足球,也就有了永远洗不完的臭袜子、臭球鞋。然而臭在家里,却要美在外面。他讲究仪表,什么上装搭配什么颜色的裤子,绝对要按他的意图办事,马虎不得。头发要服帖,不允许有一根鹤立鸡群。晚上洗过澡,害怕头发翘起,总要戴上一顶小黄帽。衣来不一定伸手,但饭菜必定要可口,像毛爷爷那样,他的菜谱里最爱一个红烧肉。
他虽不动锅铲,但偶尔下厨,也能一鸣惊人。一次下大雨,他无法回家,就躲到了靠近学校的三姨家。碰巧姨夫、姨母没回家,厨房未锁。儿子在厨房里等候,直到饥肠辘辘,才烧起饭来。晚上,姨母回家,发现杯盘狼藉,问邻居,才知有一位小男孩做了饭菜吃好,嘴一抹,走人。“孩子长大了!”儿子的三姨也不由感叹。
升学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儿子做了一个预测的游戏。他拿出一个钱币,转动了五次,有四次正面朝上,他自言自语:“这次上重点中学的成功率在80%。”于是,第二天儿子信心百倍地走上考场。我真为他担心,如果那钱币五次正面朝下,这升学考试他如何考?
成长的烦恼,也就是成长的代价;成长的烦恼,也就是成长的幸福。孩子没有了成长的烦恼,也就失去了成长的幸福。孩子们虽然在烦恼中成长,但你能说他们不是在幸福中成长吗?哪一天,孩子真正长大了,振翅高飞,他没有了成长的烦恼,只剩下痛苦的搏击,那寂寞的烦恼就留给我们慢慢品尝吧。
电子期刊成长中的烦恼 篇4
关键词:父子关系,一体,对立,成长
阿瑟·米勒创作的《推销员之死》自1949年付梓以来, 公演742场, 轰动全美。奠定了作者成为美国最优秀的剧作家的基础。剧中刻画了家庭成员之间剧烈的矛盾冲突, 尤其展现了父子关系这一传统文学中永恒的命题。米勒将关注和关怀投射到普通人物身上, 将古典文学中大人物的悲剧投射到了平凡人身上, 借琳达之口, 表达出小人物的心声:“他也需要关怀!”该剧呈现出人性本质的冲突, 展现了一种新的悲剧美, 把父子间的冲突表现的淋漓尽致。
威利把儿子比夫看作继承人, 要求儿子以自己的教义为蓝本, 照此发展, 就能获得成功。但“这个家说真话的时间不到10分钟”, 诚如比夫所指。谎言建构下的父子关系, 在比夫成年之前是很融洽的, 但这“没有根基”的关系最终破裂, 以比夫的离家结束。文学作品中父子关系的发展, 常常遵循和谐→矛盾→和谐的过程, 此类关系共同的特点是家庭和谐因父子反目而破坏, 矛盾一旦深化, 常常导致个体进入非死即生的困境。本剧体现了扩大化的矛盾和以威利之死回归的和谐。父子关系的发展过程, 是家庭权力更迭的过程, 对父权的否定是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阶段, 以此奠定儿子作为新的家长的基础。《推》剧正是表现了儿子的成长给父子二人带来的烦恼。
父子一体
儿子是父亲的延续。威利几乎把比夫当成了理想的自我形象。在任何场合, 威利毫不掩饰对这个儿子的喜爱。父亲把儿子视为自我的传承和延续, 但他又没有母亲对儿子这种“肉中肉”的信心, 他需要不断地督促儿子朝自己希望的方式发展, 来确定儿子和自己的联系。来消除自己对儿子原生的恐惧, 这种恐惧在古希腊悲剧中是最经典的主题, 被弃置荒野的俄狄浦斯便是最好的例证, 父亲权力和性命最直接的威胁来自家庭内部, 来自家中将来要承担家庭衣钵的这个人物:儿子。威利一直在与儿子的博弈中生活, 换言之, 他是在与自己的博弈中升华, 是他对自我的各种特质调整以求平衡的反映。“好人缘”和“长的好看”:这就是威利的教义, 比夫年幼时就是这个教义的恪守者。威利在儿子的心中鼓吹这所谓的个人魅力, 在儿子价值观的形成阶段误导了他们, 导致比夫和哈皮没有客观评介自我和现实的能力, 自大, 虚荣, 没有本事。17岁, 比夫风头正劲, 模样帅气, 前呼后拥, 无比膨胀, 进而嘲笑数学老师。他可以随意支配他的同学, 让他们帮忙干家务, 他球打得好, 认为这球理所应当的属于自己, 偷了回家也不觉羞愧。威利对于这样的行为不但不责怪, 反而是鼓励的, 他曾要求伯纳德帮比夫作弊, 教唆两个儿子去工地偷水泥和木料, 还在本面前炫耀, 说儿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孩子。比夫拥有的是威利想要却没有的:没有帅气的外表, 别人好像都不喜欢他。这完全背离了威利所谓成功的秘诀:好人缘和好长相。无怪威利把比夫看做是自己的补充, 自己的完善。
儿子对父亲是忠诚的。尽管比夫离家, 却没有闯出一片天地, 也没有让自己心安理得。他一再偷窃, 失去了各种工作, 之所以积习难改, 除了偷窃本身能带给他一定心理满足, 更是以此来表达他对父亲的忠诚。他纵然在尝试各种推销员之外的工作, 可是他从高中毕业开始, 每次都因为偷东西丢了工作。他的举动使他和父亲的关系得以维系, 虽然他离家, 但是他的各种举动都表明他忠于自己的父亲, 他虽然意识到自己是很平凡的人, “一毛钱一打”, 但是并没有真的脚踏实地的寻求生活的方法, 依然还是原来的比夫。用弗洛伊德的说法, 这是比夫对创伤的执着。他不认同父亲, 但仍然忠于父亲。我们可以怀疑, 比夫之所以继续偷窃, 是借偷窃而使自己被开除, 使主动行为演化成被动经历, 从而心安理得的从推销员之外的职业中脱离, 以自己的失败来向父亲屈服, 表明忠诚。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生活之整个构造, 如果因为有创伤的经验而根本动摇, 确实会造成生活之完全停顿, 使他了无生气, 不再对现在与未来发生兴趣, 丧失意志, 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中, 不可自拔”。父子两人虽然在家中互相争吵, 水火不容, 但是却互相辩护, 维护对方尊严。威利在琳达面前骂比夫懒鬼, 但转念又夸他勤快。哈皮嗔怪比夫偷足球, 威利马上笑着维护比夫, 说老师一定会表扬比夫拿球是出于主动精神。甚至波士顿一事之后, 比夫虽然认为威利是个愚蠢、自私、虚伪的浑蛋, 但是面对外人却盛赞威利心地善良, 辛苦操劳, 勤勤恳恳, 是个一生都为孩子着想的好人。
父子一体, 此消彼长, 关系的平衡点在不停的变换, 比夫迷惘的时候, 威利是理想的求助对象, 而威利迷惘时, 心中总会出现笛声, 那笛声正是威利对父亲仅有的映像之一。本书原题The Inside of His Head (在他脑中) 表明, 随时出现的笛声正是威利脑中的声响, 是父亲对威利发问的回答。笛声不一定能给威利带来解答, 但至少反应出威利下意识的恐惧, 来自没有偶像可以膜拜, 父亲形象的缺失正式威利乖戾性格形成的原因, 因为他所有的答案只来自一阵笛声。
父子对立
儿子固然是父亲的延续, 但是作为独立的人也有自己的权力和期望, 比夫权力的建构过程就是他反叛的过程, 就是推翻威利作为家长的权威的过程。集中体现在对琳达的争夺和对话语权的争夺中。
对于比夫来说, 琳达是家里唯一的亲人, 也是自己要保护的对象, 这个不单是恋母情结作祟, 更重要的是家庭中权力重心的象征。对家中女性的权力, 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是有的, 古代中国要求女人三从: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子→夫→父就是一个家庭的男性成员权力更迭的过程, 这个过程同比夫或是威利的成长历程都是契合的。随着比夫的成长, 他对于权力的要求就更多, 而证明自我在家庭中权力的利器便是拥有对家中女性的权力, 威利对待琳达的态度则明显是挑衅了比夫对母亲的权力。而威利越是感觉到来自比夫的威胁, 越是变本加厉的对待琳达。威利年少时没有体会比夫的这种心态, 因为威利的父亲是自动放弃了对妻子的权力, 威利没有通过任何斗争就赢得母亲的遵从。威利这种天然的家长做派导致了比夫的离家。当比夫在波士顿撞见了父亲对母亲的背叛, 他更家否定了威利作为家长的权力。当威利不得不正视此事, 他彻底下了决心求死, 因为他意识到, 自己的权力, 家长的权利, 对琳达的权利在比夫眼中早就彻底丧失了。
不言而喻, 话语权是社会认同度的表现, 中国古代有“一诺千金”, “一言九鼎”、“君无戏言”之类的古语, 足见话语的效力。西方社会更是对话语权早有研究, 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指出, 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 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 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 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比夫和威利两父子的话语权争斗是很激烈的。威利的话语权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 夸大业绩, 夸大自己受欢迎的程度, 获得了儿子的崇拜。出于妻子的顺从和对威利绝对的尊重, 琳达一味的表扬他, 只是在关系到生活开销等实际问题的时候才会戳穿他。但是对于了解事情真相的其他人来说, 威利是不被看重的, 比如邻居查理, 比如威利的老板霍华德。两相比较, 威利对于自己在家中的权力更是紧张, 无法容忍一丝破坏, 批评比夫的一言一行, 骂他, 对他发脾气, 要他道歉。外人否定威利, 威利则通过否定家人来巩固自己的话语权。比夫看清楚了父亲的谎言, 也清楚自己和父亲一样:一着急就说谎, 忍不住幻想能扬名天下, 获得威利式的成功。但他又害怕重蹈威利的覆辙, 不被社会认可。这是极其矛盾的心态。
威利死前, 因为比夫的想法和自己南辕北辙大吵一架, 当比夫抱着他痛哭, 指出自己一无是处, 并要求威利放弃虚假的梦想, 面对现实, 不要做傻事的时候, 他终于感觉到比夫是爱他的, 他获得了解脱。他终于下定决心为比夫牺牲, 完成自己人生最大的一单买卖, 让比夫拿着两万块保险金, 气派的“走到伯纳德前面去”。威利因为自己的偏执最终也没能认可儿子的道路, 反倒自以为高大, 像个殉道者一般维护自己的卑微的梦想和少得可怜的尊严。 (“我是威利·罗曼, 你是比夫·罗曼!”) 这一刻的威利是满足的。
结论
威利固然是死于美国梦的幻灭, 然而威利在家庭王国的失利不能不说帮他下定了死亡的决心。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 父子关系错综复杂, 由和睦的相处到父子相阋, 家人互相折磨, 苦不堪言。威利逐渐失去了盛年时期的风采, 不了解自我, 也不了解社会。他对社会的恐惧和对家庭的恐惧综合在一起, 使得他渐渐的失去了对生的渴望。死亡随即成了威利要寻找的答案。而比夫执着于从父亲的世界中脱离出来, 却因为父子间割不断的联系和他对父亲形象的执着, 始终也没有能够找到人生的方向。囿于父亲阴影的比夫只有彻底脱离父亲形象, 才能真正的成长, 开始自己的人生。从这一点上看, 威利之死是比夫真正成长的重要因素。综上, 《推》剧揭示了突出的家庭冲突, 进一步推动了小人物威利的悲惨结局。
参考文献
[1]Bigsby, Christopger. (2001)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thur Miller[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杜新宇、邹慧玲:《家庭冲突折射出来的悲剧》载《彭城职业大学学报》, 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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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岩、张颖:《旧梦终结新梦诞生——探析〈推销员之死〉的悲剧魅力》载《外国语言文学》, 2005-2。
[5]宋庆文、冯华英:《父子冲突背后的异化心理》载《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4。
[6]吴学丽:《梦想破灭中的生存困境——析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载《理论学刊》2008-4。
[7]张祥和:《〈推销员之死〉与传统悲剧之比较》载《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8。
[8]张玉红:《〈推销员之死〉中琳达形象的叙事功能分析》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3。
结构性难题——“成长中的烦恼” 篇5
1.从产业的角度讲,中国经济体存在着显著的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反差。利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指数等指标测度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并不是沿着一条平滑轨道在持续转化,而是经常表现出波动、迂回、反复甚至强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不考虑物价的名义人均收入差距、剔除物价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以及人均消费差距,这三个指标均体现为以1984年、1993年和1997年为拐点的“W型”变动轨迹。由于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因此可以理解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4年为0.46,在2005年升至0.47,远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0的警戒线。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收敛,因此我们尤其要关注类似于沃尔芬森的警告:“今后10年内,如果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在10年—15年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基本上是社会正义。”
2.从地区的角度讲,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理论预期的区域发展收敛倾向。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之后各省区的经济差距以1990年为拐点经过了一个“先减后增”的变化轨迹,而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东部地区的有限“俱乐部趋同”,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区间收入差距实际上是逐渐扩大的。1978年—2005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GDP占全国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56%、26%和18%,1978年收入最高的上海人均GDP是收入最低的贵州的14.3倍,2005年收入最高的上海人均GDP是收入最低的贵州的14.1倍。在收入水平影响消费水平和结构的情形下,不同区域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和消费格局差距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相对拉大的趋势。如果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其他114个经济体1965年-199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进行比较,可知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差距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极高的。
3.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以资源的更高速度消耗为代价的。中国的GDP增长能源弹性系数平均值在上世纪80—90年代很低,仅为0.6,但这个比率在2000年后增加了1倍。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创造的1美元GDP能源消耗是其4—10倍,33种主要产品的单位资源消耗量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46%,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中国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多一点,但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的消耗量均达到了世界总消耗量的1/3或1/2左右。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为美国的1/6,但原煤消耗超过了20亿吨,几乎是美国的2倍。当前北方地区水资源明显减少,其中以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地区最为显著,资源总量减少了20%。水资源相对充沛的南方也出现了区域性甚至流域性缺水现象。
4.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持续下降,在片面强调GDP和地方政府强制驱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伴生物。水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河、大江、大湖的污染和生态功能退化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在部分流域和地区,水污染从江河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陆域向海域发展,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东部向西部扩展,以致国家环保总局在2007年初首次采用“区域限批”利器对付屡禁不止的环境污染事件。2000年—2005年,中国没有按计划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下降10%,即下降到0.18亿吨,反而在2005年增加到0.255亿吨。而根据联合国全球项目对全球主要城市的观测记录,北京空中颗粒物污染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标准的4—5倍。
5.从国内消费的角度看,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最终消费率在改革开放之后总体保持了持续下降趋势,国内消费对宏观经济的拉动能力非常有限。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1年—2005年,最终消费率从67.1%下降至51.9%;在居民最终消费中,农村居民的消费占比在急剧下降,1978年农村居民消费占比从62.1%下降至26.8%,农村消费不足正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着负面影响。200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3.3%。投资是48.8%,净出口为17.9%,中国的消费率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2005年美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70%,英国为60%,印度为61%。过高的投资贡献率使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不断上升,过高的净出口贡献度使经济受外部波动影响的概率增加,过低的消费率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储蓄率使得国内需求相对不足,不同阶层居民不能充分地、相对均匀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6.从贸易结构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种模仿小经济体出口导向型的模式来发展经济,在“一切为了出口”和竞相引进外资的理念下,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基本采用的是过度使用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技术进步、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决定要素组合效应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几乎所有的衡量标准都表明,随着投资增长的加速,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改革的最初15年里,年均约为4%,但1993年之后该比例下降为3%。如果考虑到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趋势,则总体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是更多依靠“汗水”,而不是“灵感”,是更多依靠投资主导,而不是技术主导。在“微笑理论”的作用下,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增长模式的未来盈利空间是否依然很大,而在要素供给有限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下,人们更有理由质疑此种增长方式是否具有持续性。
7.从科层结构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中央和地方的科层制结构中采取了一种经济分权的改革,地方政府更像是具有“财政联邦主义”性质的组织机构。分权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并促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趋势。但应该看到,在以GDP为内核的政治绩效评价体系下,围绕宏观调控、财税分割、环境保护等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由于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而存在着博弈。中央政府出于可持续发展和全局考虑的战略和决策,未必在地方政府那里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支持,地方政府往往对中央政策采取一种“选择性执行”的策略。现实的反映是,在中央调控房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希望在房价上涨中获得发展经济的资金来源,而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评价中获得好处更愿意牺牲环境而发展经济,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和产业结构趋同也妨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充分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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