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决策论证、听证制度

重大决策论证、听证制度（共10篇）

重大决策论证、听证制度 篇1

昆区司法局重大决策听证制度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重要事项公示等制度的精神要求，进一步提高我局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规范重大决策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决策听证，是指区司法局在作出本制度第五条规定范围内事项的决策前，公开听取和收集行政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的活动。

第三条 区司法局组织的听证，本实施制度进行。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重大决策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客观、全面、高效、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重大决策涉及下列事项之一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制度组织听证：

（一）起草和制定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规范性文件；

（二）涉及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决策事项；

（三）其他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重大事项；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其他决策事项。

第六条 由区司法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区司法局是听证机关。区司法局与其他行政机关共同决策的，牵头机关或者主办机关是听证机关。

第七条重大决策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决策事项提交决策听证前，还需事先组织相关的专家进行论证。

第八条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听证面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有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应当由区司法局组织的听证而未组织听证的，可以向区司法局提出举行听证申请。

第十条 本制度自2011年3月1日起执行。

重大决策论证、听证制度 篇2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精髓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灵魂，也是进行科学决策的首要原则。邓小平指出：“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和现实，才能够正确制定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他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行政决策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它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选择活动。这个选择正确与否，归根到底取决于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因此，政府决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决策从实际出发，首先要做到从决策对象的实际出发。任何决策都有一个对象问题，都是针对特定问题进行的决策。决策对象的客观规律是决策者必须考虑的最根本的实际。只有符合决策对象规律，才谈得上决策的科学化问题。因此，决策者实事求是地对待决策对象，是提高决策正确程度的根本要求。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策，即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它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了使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基础的一环就是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

深入而正确的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也是做出决策的前提。毛泽东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因此，在做出决策以前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如果不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而是放在开会、讨论，或者关起门来冥思苦想上，那就“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1941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

现代社会，经验决策已转向科学决策，仅凭个人、主要是领导者个人的经验、智慧来决策已不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要在现代社会的舞台上做出科学的决策，就必须要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依靠调研机构、依靠群众、专家和集体的智慧，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了解情况的手段和方法越来越丰富，政府机关进行决策，其智囊团、调研机构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些机构、人员呈给决策者的已经是第二手、第三手甚至是经过多次修改的资料，与基本情况有着或多或少的差距，所以直接听取民众的意见，尤其是对一些涉及群众重大利益的问题进行决策时，直接听听群众的声音，决策者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启示。所以在行政决策领域中引入听证制度，使决策方、决策相对方、决策相关方聚集起来，就是为了决策者可以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为决策者提供一种更便捷的方式，既省去了许多奔走讲解的时间，提高了效率，同时又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对行政客体的规律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行政决策的科学性自然能够体现出来。科学决策要求民主化、科学化，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就是民众直接参与的扩大化，民主的体现，之所以在行政决策中引入听证制度，采用把代议转化为直接参与的这样一种形式，就是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够深入调查研究，从而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

二、群众路线是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宗旨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活动，社会领域中各种力量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社会发展，而一定的历史主体就是社会发展动力体系的载体。所以说必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必须充分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历史创造性。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主角。

在行政决策中坚持群众史观，群众路线是行政决策的生命线，离开了群众路线，决策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决定了人民群众是决策的主体，行政决策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决策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在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群众路线可以帮助决策者正确认识行政决策的方向、全面把握决策信息。任何决策都有一定的目标和指向，总是为了回答或解决一定的问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无论针对什么问题的决策，其根本目标和方向都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任何决策都必须以“为人民服务”和“向人民负责”为最高的价值取向。既然我们的决策活动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那么在决策过程中贯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顺理成章的。同时遵循群众路线，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及时捕捉到大量信息，倾听到实践的呼声，才能更正确、更全面地分析、处理信息，从而使决策有足够的客观依据，使之更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正是群众路线在行政决策领域的体现，只有把群众路线作为它的宗旨，才能确保听证制度初衷的实现，实现决策民主，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决策，确保行政决策的科学化。

听证制度在我国虽然是舶来品，但经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其实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切从实际出发，群众路线等经典理论，也符合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因此，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在我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决策领域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摘要：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还处于成熟发展的时期, 它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令人疑惑其存在合理性的问题, 本文深入探析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发掘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群众路线的哲学本质。

关键词：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本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0-91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县财政局重大决策听证制度 篇3

第一条为进一步完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规范

财政重大决策行为，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使财政决策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重大决策听证遵循公开、公正、客观、全面、高

效、便民的原则。

第三条本局办公室负责财政听证制度的牵头工作。各科

室、单位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重大决策听证工作。财监科对听证工作进行全程监督检查。局机关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实施情况纳入科室、单位年度工作考核。

第四条下列决策应当举行听证：

（一）财政工作涉及人民群众反映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的重大决策事项。

1、社会普遍关注，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财政专项资金的设立；

2、面向农村、企业以及教育等涉及面广、影响较大的资金安排使用的制度和办法；

3、重大财政支出政策的出台；

4、对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财政支出项目；

5、涉及差旅费等标准的变动及相应的办法。

（二）国有资产处置方面的重大事项。

1、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整体出售、出让、转让、对外捐赠、报废、报损以及货币 1

性资产损失核销等处置；

2、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重大事项；

3、国有企业50万元以上国有资产处置的重大事项。

（三）县人民政府授权或委托由财政部门组织听证的财政

职能方面的重大决策事项。

1、涉农资金、教育资金、扶贫资金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资金管理使用办法；

2、涉及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等标准的提高；

3、财政资金安排的重大决策事项。

（四）法律、法规规定需听证的重大财政处罚、许可事项。

（五）财政部门认为需要社会听证的其它事项。

第五条在听证会举行的10个工作日前，通过财政网站或

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听证事项、听证代表名额及其产生方式等相关内容。在听证会举行的7个工作日前，确定听证代表，并向社会公布听证举行的时间、地点、听证会参加人员名单及听证代表名单。拟作出的决策在举行听证前，应当进行法律审查，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还应当经有关领域的专家论证。

第六条听证会参加人员应当包括：听证主持人、听证记

录人、决策发言人、听证代表、听证监察人、旁听人等。人选按照有关规定产生。

第七条听证代表应当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主要从以下

人员中产生：

（一）重大决策事项涉及到的县属行政事业、企业代表；

（二）社会普通公众代表；

（三）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四）熟悉财政工作的老干部、老同志、专家学者、中介机

构代表；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参加听证的代表。

（六）本条第（一）、（二）项的听证代表主要由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财政局提出申请，申请人超过预定听证代表人数的，由申请人自行推荐产生或者听证机关采取随机选取的方式产生。本条第（三）、（四）项的听证代表由财政部门直接邀请产生，或者由听证机关委托有关组织推荐。听证代表人数根据听证事项确定，但不得少于15人。听证会应当在有2/3以上听证代表出席时方可举行，实际出席人数不足应出席人数2/3的，应当延期举行听证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要求旁听听证会的，可以向财政局提出申请。旁听人数及产生方式由财政局确定。听证机关应当如实记录听证会全过程，并根据听证笔录形成书面听证报告。听证报告应当客观、真实反映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将听证报告报县政府法制部门审查。经审查的听证报告作为决策的依据。

第八条在听证会结束后的5个工作日内，听证组织机关

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将听证报告报县政府法制部门审查，并提请审查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对听证报告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第九条听证机关应当在听证会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经

审查的听证报告送交听证代表，并通过财政部门网站、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听证情况。

第十条对于情况紧急，不及时施行将会影响公共利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经县政府批准，可以酌情调整本实施方案规定的时限。

第十一条本实施细则未明确的事项，按照上级重大决策听

证制度相关实施办法执行。

重大决策论证、听证制度 篇4

※※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农场：

《※※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已经县政府审定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一○年※月※日

※※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制度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规范健全我县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下列事项：

（一）县政府重要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二）涉及全县发展与改革的重大决定、重要政策的制定；

（三）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

（四）影响较大的行政复议案件的处理；

（五）其他需要专家咨询论证的事项。

第三条 咨询论证专家主要从“靖边县经济社会发展咨询论证专家库”成员中筛选，必要时适当补充专家库以外的专家，如市外大型科研院所、咨询机构的专家等。

第四条 咨询论证采取以下方式：

（一）召开专家咨询论证会；

（二）网络、电话、书面形式。

第五条 咨询论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提出咨询论证事项；

（二）确定咨询论证专家组成员；

（三）向咨询论证专家组成员提供相关文件及背景资料；

（四）召开咨询论证专家会或通过网络、电话、书面形式，听取咨询论证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

（五）根据咨询论证专家组成员的意见，形成决策建议。

第六条 咨询论证专家组成员应就下列内容对咨询论证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咨询论证事项是否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

（二）咨询论证事项是否符合我县的发展实际；

（三）咨询论证事项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

第七条 参与重大决策咨询论证工作的专家，按规定给予相应费用，所需经费由县财政列入预算。

第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第八条 凡应公示而没有公示以及公示不规范的，或者因政务公开工作不力而出现违法违纪问题的单位和个人，由政府监察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追究其行政责任，造成重大影响和不良后果的，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九条 县属媒体对涉及社会公示内容的应免费给予刊登。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县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第一条 为确保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做到依法、科学决策和公开、公平、公正，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听证是社会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特定形式之一，县政府凡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原则上应进行听证，如法律法规另有明文规定的，从其规定。听证的主要形式是听证会。

第三条 听证要按照公平、公正、效率、便民的原则，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证过程应当接受社会监督。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或个人隐私外，听证会一律公开举行。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听证：

（一）对重大决策事项的必要性有较大争议的；

（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有切身利益及对社会公共利益有较大影响的；

（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有明显利益冲突的；

（四）涉及人民群众反映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的；

（五）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重大决策事项。

重大决策论证、听证制度 篇5

贺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大行政决策听证等四项制度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民政府

贺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大行政决策听证等四项制度的通知

贺政发〔2011〕17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平桂管理区管委，市政府各副处级以上单位：

《贺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贺州市人民政府重点工作通报制度》、《贺州市人民政府重要事项公示制度》、《贺州市人民政府政务信息查询制度》已经贺州市第二届人民政府第六十四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日

贺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建立健全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提高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实施重大行政决策需要组织听证的，适用本制度。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制度所称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是指市人民政府在实施重大行政决策时，通过听证会的形式公开听取收集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的活动。

第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听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的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或个人隐私外，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并通过报纸、政府网站等媒体报道听证的过程和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组织听证。

市人民政府可以在前款规定的范围内，确定本级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的具体事项。

应当举行听证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因情况紧急须即时决定的，可不组织听证。

第五条 对本制度规定应当举行听证的重大行政决策，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向市人民政府提出举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的建议。决策承办单位在向市人民政府提出举行重大决策听证的建议前应进行决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

决策承办单位没有提出听证意见的，不得提交市人民政府进行审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已经收文的，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提出重大决策听证的建议。

市人民政府法制部门在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过程中，发现应当进行听证而没有组织听证的，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提出举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的建议。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举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由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或市人民政府领导决定。

市人民政府组织重大行政决策听证，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

第七条 听证实施单位应当依照本制度和其他相关规定制定听证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

听证方案的内容包括听证事项、听证内容和听证目的，听证参加人员的人数、条件、产生方式，拟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听证程序、规则等。

第八条 听证会参加人员包括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陈述人和旁听人。

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员为三人以上单数。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有可能影响听证公证性的情形的，应当回避。

第九条 听证主持人是指听证实施单位指定主持听证会的人员，一般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或者听证实施单位相关负责人担任。

第十条 听证员是听证实施单位指派参加听证会协助主持人并专门听取意见的人员。

听证员也可以由听证实施单位聘请社会相关人士担任。

听证员可以在听证过程中询问陈述人，发表对听证事项的处理意见。

第十一条 陈述人的人数和人员的构成比例由听证组织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第十二条 陈述人由下列方式产生：

（一）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也可以由听证实施单位委托有关组织或者其他群众组织推荐；

（二）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其他人员由听证实施单位聘请。

听证实施单位可以根据拟做出行政决策的实际情况规定陈述人的条件。

第十三条 陈述人在听证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和义务：

（一）可以向听证实施单位了解与拟做出行政决策相关的情况；

（二）出席听证会，就拟做出行政决策发表意见、阐明理由；

（三）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遵守听证会纪律。

第十四条 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设旁听席。旁听人员由听证实施单位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报名情况，按照报名顺序选取或者随机抽取。

旁听人员不得在听证会上发言，不得有妨碍听证秩序的行为。但可以在听证会后就听证事项向听证组织单位提交书面意见，反映自己的观点。

第十五条 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设记者席。与会采访的新闻媒体由听证实施单位根据新闻媒体报名情况，按照报名顺序选取或者随机抽取。听证实施单位可以邀请新闻媒体采访听证会。

第十六条 听证会举行30日前，听证实施单位应当通过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旁听人员、新闻媒体的名额、产生方式及具体报名办法。

第十七条 听证会举行7日前，听证实施单位应当通过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拟做出行政决策的要点，听证代表和听证人名单。

第十八条 听证会举行7日前，听证实施单位应当向听证代表送达下列材料：

（一）听证会通知；

（二）拟做出行政决策内容、理由、依据和背景材料；

（三）听证会议程；

（四）听证会纪律。

第十九条 听证会应当在有三分之二以上陈述人出席时举行。出席人数不足应当出席人总数三分之二的，听证会应当延期举行。

第二十条 听证会可以一次举行，也可以分次举行。听证会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一）记录员查明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和到会情况，宣布听证纪律和听证会场有关注意事项；

（二）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介绍听证员、记录员，说明听证事项，介绍听证规则，告知听证参加人的权利义务；

（三）听证实施单位工作人员陈述拟做出行政决策内容、理由和依据；

（四）陈述人陈述意见、理由和依据；

（五）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询问陈述人；

（六）听证事项需要陈述人质证、辩论的，在听证主持人组织下进行质证、辩论；

（七）主持人作总结性发言，宣布听证结束；

（八）签署听证笔录。

第二十一条 听证陈述人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利，陈述人应当真实反映与听证事项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二条 听证会举行后，听证人应当根据听证笔录制作听证报告。听证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二）听证代表对拟做出行政决策的意见或建议；

（三）听证人对陈述人意见的处理建议。处理建议应当包括对陈述人主要意见采纳与不采纳的建议和理由说明。

第二十三条 听证实施单位应当在听证会举行后15日内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一并提交市人民政府。

第二十四条 听证报告是进行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对听证中提出的合理意见、建议要充分论证和采纳，对于未予采纳的意见和建议，要以书面形式向陈述人说明理由，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听证陈述人绝大多数不同意的重大行政决策方案，应重新修订并再次进行听证。

第二十六条 遇有特殊情况，由听证实施单位视情形决定听证会延期、中止或终止听证，并及时通知陈述人，说明理由。终止听证的，听证实施单位应当向社会予以公告。

第二十七条 对应当听证而没有听证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不予讨论。

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贺州市人民政府重点工作通报制度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推进政务公开，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中办发〔2005〕12号）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重点工作通报应遵循及时、全面、真实、规范的原则。

第三条 重点工作通报应严格按照保密管理制度组织实施，防止失密、泄密等事件的发生。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承担重点工作的部门是通报工作的承办部门和责任部门。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向社会公布的服务承诺事项，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通报的其他重要事项，在执行过程中或完成后，要及时向社会进行通报，让广大群众了解并进行监督。

第六条 重点工作的通报以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新闻媒体上通报为主，也可以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公告、在市政务服务中心通报、实施在线访谈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进行通报。

第七条 重大突发事件及时进行通报；其他应当通报的重要事项适时进行通报。

以下事项每个季度通报1次，于下一季度第1个月的10日前进行通报：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工作的进展情况及其成效；

（二）重点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

（三）向社会公布的服务承诺事项的落实情况。

第八条 重点工作通报承办部门应当认真收集整理群众对通报情况的反馈信息，及时将意见和建议反馈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抄送督查部门。

第九条 不按规定进行通报的，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部门会同监察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追究部门及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造成重要影响和后果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罚。

第十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贺州市人民政府重要事项公示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重要行政决策行为，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完善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机制，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重要事项主管部门是市人民政府重要事项公示的承办部门和责任主体，主管部门主要领导是公示的第一责任人。

第三条 重要事项公示遵循依法行政、全面真实、程序规范、及时便民的原则。第四条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事项，涉及公共利益、群众切身利益等事项，重要的评先、表彰、奖励事项，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示的事项，在实施前要向社会公示，听取、采纳群众合理建议。

第五条 重要事项因涉密、不可抗力、情况紧急需即时决定等原因，可以不进行公示, 由公示事项主管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备案。

第六条 重要事项公示程序：

（一）公示报批：重要事项主管部门对拟公示的事项，按程序报同级保密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二）组织实施：经批准后的公示事项，由主管部门按本制度的规定进行公示，有两个以上主管部门的重要事项，由牵头部门组织实施。

（三）公示事项应包括的内容：

1.重要事项的基本情况，即可行性说明、有关统计数据、调查分析材料、主要依据等；

2.所需的相关资料；

3.公示的起止时间；

4.公示单位及发布日期；

5.群众反馈意见、建议的渠道和期限；

6.需要公示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 公示主管部门根据公示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公示期，但公示期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第八条 重要事项公示可以通过以下一种或同时选择多种方式进行：

（一）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市政务服务中心；

（二）电视、广播、报刊、短信等媒体；

（三）市人民政府办公区、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立的政府信息公示栏；

（四）电子信息屏等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途径；

（五）其他公示方式。

第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对公示的重要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承办部门应当提供便利，设立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公示意见箱，接受来电、来信（电子邮件）、来访，如实、全面、认真做好意见、建议等信息的收集、记录和整理工作。

第十条 公示承办部门应当认真归纳、分析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公示报告；需要进一步征求意见的，经市人民政府同意通过组织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收集意见。

第十一条 公示收集的重要意见、建议，承办部门认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实际情况的，应当采纳；没有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及时反馈。

第十二条 收集群众反馈意见、建议期满后，承办部门应当及时收集汇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将重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向社会公告，并在3个工作日内形成书面公示报告，报市人民政府。

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和督查部门，对重要事项公示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其他相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公示工作。

第十四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行政监察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造成重要影响和后果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罚：

（一）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应公示而未公示的；

（二）不按规定程序和要求进行公示的；

（三）对群众反馈的意见、建议不认真收集整理和分析采纳的。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贺州市人民政府政务信息查询制度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政务信息的形成和保管部门是接受查询的承办部门和责任部门。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政务信息是指是政务活动中反映政务工作及其相关事物的情报、情况、资料、数据、图表、文字材料和音像材料等的总称。

第四条 政务信息包括下列内容：

（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

（二）行政机关公开承诺事项及其办理情况；

（三）群众普遍关注和需要了解的信息。

第五条 政务信息查询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一）政府网站；

（二）政务服务中心；

（三）档案馆、公共图书馆等场所设立的政府信息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等设施；

（四）信函、来访；

（五）其他查询方式。

第六条 承办部门对前来查询的公众应当提供便利，设立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意见箱，接受来电、来信（电子邮件）、来访，及时解答涉及本部门工作职能的公众查询事项。

对于一时不能解答的问题，承办部门应当认真记录，在三个工作日内进行解答。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应按照规定，健全政务信息查询网络，具体包括：

（一）在网站上公布政务信息并适时更新；

（二）收集整理群众关注和普遍需要了解的信息，建立完善政务信息数据库，畅通政务信息查询网络与各级政府网站的链接，使公众进入网站就可以方便地查询到政务信息；

（三）在政务信息数据库中查询不到的信息，公众可以在网站上提出询问，由政务信息网络管理人员将其转到相关行政机关进行解答。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对市级政务信息查询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并会同监察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政务信息查询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九条 凡应公开接受查询而没有公开，或者公开内容不完全的，由政府监察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追究部门及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造成重要影响和后果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罚。

环境行政决策听证问题论析 篇6

听证是一项以英国法的“自然公正原则”和美国法的“正当法律程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项旨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制度。我国最早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1996年) 中对公民所享有的特定事项的听证权利做出规定的。随后, 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将听证制度正式应用于行政决策中, 这是我国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取得的重大进步, 具有里程碑意义。近些年来, 由于举国上下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 听证制度已经开始逐渐应用于与环境相关的行政决策中。在搜集并查阅相关的资料的基础上, 笔者将环境行政决策定义为国家行政机关在做出直接或者间接涉及公众或公民环境权益的公共决策时, 通过听证会的形式, 听取利害关系人、社会各方以及有关专家的意见, 以实现民主、科学决策的一种必要的规范性程序。结合上述案例, 本文就环境决策听证的相关问题做如下探讨。

一、举行环境行政决策听证的法律依据

我国涉及环境决策听证制度的现有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

除上面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外, 国务院先后以非法源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全面实施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2004年) 、《关于加强市县依法行政的决定》 (2008年) 和《国务院工作规则》 (2013年) , 这些文件中明确规定了:重大行政决策的听证制度。笔者认为, 这其中自然包括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 涉及公共环境权益的行政决策的听证。

环境行政决策听证的实际案例, 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当年, 北京市环保局首次就居民生活环境问题召开大型环保听证会。听证会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北京北部西沙屯至六郎庄220千伏输电线路的电磁辐射是否会对周围的居民、单位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 上海松江区居民要求就国轩高科在松江落户的政策举行听证, 在法理和实践上均是有依据的。

二、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发展是我国决策民主化的重要体现, 也是行政决策的制度性规定。但是, 目前在实施影响环境决策的听证制度上, 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体现在:

1、听证范围过窄

我国针对环境问题采取的方针一直是“预防为主”, 在时间维度上, 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主要集中于事前听证, 也就是政策制定之前的听证, 而针对整个决策的其他阶段并未设置与之相适应的听证。如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第十一条规定“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共环境权益的规划, 应当在规划草案报审批前, 举行论证会、听证会, 或者采取其他方式, 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在空间维度上, 我国的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只适用于有限的领域, 具体条文予以规定时, 更多的采取的是“列举概括”的方法确定听证范围并且对实施的听证的程序没有具体的规定, 这导致了在具体操作时听证范围非常有限。

2、缺乏相应的替代方案

一项可能影响公众环境权益的行政决策, 它在进行听证之后的结果并不是只有两种:同意或不同意, 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我国目前的情形是:听证是在对一项具体的行政决策进行一个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对于参加环境行政决策的听证人员来说, 听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统一, 而不是彼此之间进行较量与对抗。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我国目前缺少相应的环境行政决策的替代性方案, 因而, 导致参与听证的各方很难在针对具体的环境决策听证的框架下, 寻找彼此的利益结合点, 实现共赢。

3、涉及听证制度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效力位阶偏低

在行政法体系中, 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依次是:宪法、法律、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效力位阶决定了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实施的权威性, 也决定了在此项权利受到侵害时, 采取救济措施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位阶。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 目前, 我国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主要是通过单行法来规定的, 而且它们的位阶效力偏低。除了《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原则性规定外, 其余均为行政法规、规章。这与我国现阶段一直强调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不相符。

4、听证主持人地位不独立

听证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正式听证中, 采取的是一种“准司法”模式, 听证主持人地位的独立性必须予以重点保障。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虽已注意到听证主持人独立性的保障问题, 但是仅仅是简单的原则性规定。如在《行政处罚法》中第42条第4款规定:“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有权申请回避。”从这一条文中, 可以看出决定听证主持人的人选最终是有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政府信任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的下, 这一规定不仅会影响听证参加人对政策的客观评价, 而且也会影响到公众对听证结果的可接受程度, 更会影响到听证主持人独立性的发挥。

5、信息公开程度不高

信息公开在环境决策听证中至关重要, 它内含在听证制度的整个过程中。在上述案例中, 居民反映“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事”, 便是信息不对称的具体体现。政府掌握信息的源头, 它与公民之间天然的具有地位上的不平等性, 加之“信息公开的制度安排缺失”, 导致了在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中缺乏双方的对等机制, 使公民享有的纸面上的听证权利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6、没有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与行政救济制度

目前, 针对环境政策的听证制度主要集中于事前听证, 听证的结果对后续决策制定的效力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合法的决定并不是代表所有人的意愿, 而是所有人讨论的结果”, 从法理和依法行政的角度来说, 环境行政决策的听证的结果应当是被充分尊重的, 而不是流于形式。《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暂行办法》中第三十条规定,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听证笔录, 作出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决定。虽然国家环保总局在该条中采用了“案卷排他性原则”, 但是我国法律对于影响公众的权益的政策, 举行听证的案卷效力并未规定。与此同时, 目前, 针对环境政策的听证制度主要集中于事前听证, 听证的结果对后续决策的制定的效力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 涉及侵犯公民听证权利的最著名的案例是2001年“乔占祥诉铁道部车票涨价案”, 但是案件最终以“依据《价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 故本诉并不涉及价格听证及其相关问题”, 为由而予以驳回。

三、完善环境行政决策听证的建议

政策在实行之初存在问题不足为怪, 重要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针对上述我国环境行政决策听证中的问题, 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逐步扩大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适用的范围

决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 我国现行的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只集中于事前评估, 并不能对整个决策进项监督, 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在时间上, 应将环境行政决策听证扩大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中, 既有助于我国公民主题地位的发挥, 也有益于我国依法行政进程的推进。与此同时, 应当明确采取听证的具体程序, 以期使环境行政决策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在空间上, 应将更多事项纳入环境行政决策听证的范围中。在立法技术上, 应坚持听证是基本程序, 不听证是例外情况的规定。同时, 应当明确相关责任问题, 如对行政机关做出了一项在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中被否决的决策, 应当追究相关人员和机关的责任, 这样可以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现象的出现。

2、建立环境行政决策替代方案制度

“行政决策听证的功能在于为理性论辩提供制度化空间, 以集结民意, 制约行政决策”, 而不是旨在形成听证参加人之间的对抗机制。以“商谈求共识”是在关于环境决策的听证中应该采取的主要方法。提出“不”很容易, 难的是提出之后的“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这就要求决策做出部门建立相应的环境行政决策的替代性方案, 并且明确替代方案的指标, 使听证参与人的意愿在替代性方案中有所体现, 以真正的实现“以商谈求共识”。

3、建立健全环境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

环境决策听证制度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偏低和听证制度的实施缺乏操作性, 是影响环境决策听证制度实施效果的重要原因。目前, 我国关于环境行政决策听证的规定更多的是原则性的, 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 但是对于如何征求意见却没有说明。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 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 但是对于公民的听证权被侵害时的救济方式, 并不明确。在这方面可以参照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 如:在加拿大, 公民对行政决策听证结果不满意, 或被拒绝参加听证, 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起诉的理由, 一是认为程序不公正, 二是认为决策机关没有管辖权。在我国的相关法律条文中, 也应当明确规定当公民的听证权利被侵害时, 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渠道来救济, 将环境决策听证的权利的救济纳入《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确立的救济制度之中。

4、保证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

保持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是现今各国普遍采用的方法。在美国, 行政法官主持听证是正式听证的正常情况, 但如果其它法律规定由其它人员主持听证的, 则由其它人员主持。在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下模仿美国行政法官制度缺乏可行性, 但可以考虑充分发挥关于非营利性环保组织在听证中的作用, 让它们借助于政策的力量在自己致力的领域中发挥作用。近些年来, 非营利组织在我国发展迅速, 其自身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采取行动时以公共利益为首选考量标准的宗旨。在环境行政决策的听证中, 可以由环境保护的NGO中的相关人员经过培训后担任听证主持人, 这有利助于增加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与可信任度。还可考虑由我国各级政府中的法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 他们相对于政府中的其他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他们有丰富的法律知识, 有利于听证在具体实施时更加的顺畅。

5、提高环境决策听证信息透明度

信息是做出判断的基础。在环境决策听证过程中应该提高整个过程的信息透明度。在听证之前, 行政机关应当履行告知和通知的义务。在此阶段可以通过政府、媒体、环境保护组织三者的通力合作来达到将相关信息广而告之的目的。在听证进行阶段, 应该将整个过程对外开放 (除个别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除外) , 允许公民旁听。政府部门应当为听证参加人提供全面、客观的资料, 增进听证参加人对某项具体政策的认知。在听证结束后, 相应的部门应当及时公开听证的结果, 便于公众监督。

摘要：环境行政决策听证作为民主决策的一种具体体现, 也日益受到重视。但是, 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如:听证范围过窄、缺乏相应的替代方案、涉及听证制度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效力位阶偏低、听证主持人地位不独立、信息公开程度低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环境决策听证制度功能的发挥。针对存在的问题,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的建议, 分别为:逐步扩大环境决策听证制度范围、建立相应的环境决策替代方案、完善关于环境决策的听证制度的法律法规建设、保证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提高听证信息透明度。

重大决策论证、听证制度 篇7

为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成都市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办法》从5月1日起正式施行。据了解，此举在全国尚属首创。(《法制日报》5月7日)

成都市政府从今年以来，就积极探索建立专家论证与集体决策相结合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成立了成都市咨询委员会。今后，对重要的政府规章草案、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社会管理事务、大型项目和关系社会稳定等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在提交该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前进行专家咨询论证，促进政府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可以说，这无疑是成都市政府打造“阳光、透明政府”，实现科学、高效决策的一个新举措。长期以来，政府规章、重大行政决策的出台都只是行政机关的内部操作，虽说政府部门中不乏有专家、能人，但毕竟“众人拾柴火焰高”，而且有时偏偏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此，集思广义，走专家咨询论证是行政机关制定政府规章、进行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由之路。所以，广东省政府在去年12月公布了“-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尝试以直接购买研究成果的方式，向社会公开“买脑”，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但是，我们认为，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的`办法的出台，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有力，但在实现行政决策的民主化上稍嫌不足。毫无疑问，专家介入为决策提供更为准确的方向、更为科学的思路，当然，也使能参与到决策的人数多了，无疑也扩大了民主。但是，民主的要旨并不完全在于参与的人数的多寡，还在于要让与这些决策利益息息相关的各方当事人能参与其中，他们的意见能得以听取，此为一;其二是政府规章的制定、重大行政的决策，也不仅仅要有科学性、高效性，有时还是各种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平衡，因此也必须要有与规章、决策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因此，设计一种听证程序，让利害关系人能参与，他们的意见能得以听取，是决策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份。

在美国，在制定有关物价、利率、环境、食品、药物标准等重要规章时，行政机关必须举行一种“审判式听证程序”。该程序由行政机关公布相关规章草案―相对人提出意见―行政机关主持听证及有关人员到场辩论―行政机关作出裁决并最终制定规章等程序组成，充分体现了平等参与、听取意见的精神。

在我国，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一些关系到公民重大权利具体行政行为，法律规定公民有权利要求举行听证。对于规章制定、重大行政决策和立法的听证问题上，虽无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国土资源部近期审议通过了《国土资源听证规定》，规定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就拟定或者修改基准地价、编制或者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矿产资源规划、拟定或者修改区域性征地补偿标准的等事项组织听证。在立法上，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均波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将建立立法听证制度，就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法规，举行立法听证会，直接听取相关群体的意见。 听证正逐步成为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程序。

城乡低保听证制度 篇8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升“公平、公开、公正”的高度，提高群众对低保工作的参与度、满意度，实现“法制低保、阳光低保、公平低保、和谐低保”，根据昆明市城乡社会救助工作规范化管理要求，结合我县城乡低保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听证原则

听证制度以听证会的形式实施，听证会由社区（村委会）负责召开，听证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申请低保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进行评议和认定，接受群众监督。听证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原则上在确定低保人员时召开，也可视申请情况适时召开。社区（村委会）在听证会举行的5日前，确定听证委员，并向社会公布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听证会人员名单。

二、参会人员范围

参加听证会的主要人员有听证委员、听证对象、听证代表、听证记录人、听证监察人和旁听群众等。

1.听证委员由熟悉辖区情况的社区（村委会）干部代表、社区民警、退休老党员、村（居）民代表、社会人士或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低保户代表、辖区单位负责人、邻居代表等相关联的人员组成。

2查取证，对合理的组织二次听证。如果申请人家庭生活情况明显超过保障条件，并且群众反映强烈的；或在首次听证中被听证委员一致认同为不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应在接到二次听证申请的5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不再对其进行二次听证。

8.对通过听证的申请人，应在听证结果宣布后在社区（村委会）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5日。

9.如在公示期内受到重大举报的，应启动二次听证程序；如公示期满没有受到重大举报的，各社区（村委会）应在公示期满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人的相关审批材料上报上级机关审核。

六、听证要求

1.听证会要制作详细笔录，并经听证委员审核无误后签章，交社区（村委会）存档。

2.为维护申请人的隐私与尊严，听证委员要避免询问与听证内容无关的问题。

信访听证制度 篇9

为了有效监督各行政机关依法、公开、及时地处理信访事项，增强办理信访工作的透明度，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攸县信访事项听证制度》。

本制度所称听证，是指在处理重大、复杂、疑难信访事项时，以公开听证的形式，通过质询、辩论、评议、合议等方式，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秩序。

一、举行听证应遵循的原则

1、依法依规、公开公正;

2、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3、谁主管、谁负责;

4、证据确认，有错必纠;

5、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

二、听证受理

听证由有权处理该信访事项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上一组成职能部门受理实施。

听证受理形式：1、本级受理听证;2、上级主管部门受理听证;3、上级委托下级受理听证;4、有关部门联合受理听证;5、其他形式受理听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举行听证：

1、信访事项做出处理之前，信访人要求举行听证的;

2、信访人对原办理机关已做出处理决定或对复查机关做出的复查处理意见不服，要求举行听证的;

3、原办理机关或复查机关经多次复查，认定原信访事项处理意见适用政策、法律法规得当，信访人仍坚持上访，需要举行听证的;

4、对于可能出现越级访或集体访，需要以听证形式化解的信访事项;

5、上级机关或者复核机关认为需要举行听证的.。

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信访事项，不再举行信访听证。

信访人要求听证，应当在受理机关同意后，7日内提交书面听证申请。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受理机关应当在接到信访书面申请60日内举行听证，并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听证时间、地点通知信访人。

在举行听证前，信访人撤回听证申请，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信访人未按时参加听证，并且事先未说明理由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应当记录在案。

除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及其他不宜公开的信访事项，听证应当公开进行。

三、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参加人

听证主持人由受理机关或相应职能部门指定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并指定专作制作听证笔录、录音和录像。

听证主持人在听证活动中，行政下列权利：

1、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2、决定听证的延期、中止、终结;

3、通知听证参加人;

4、询问听证参加人;

5、接收有关证据;

6、维持听证秩序;

7、本规则赋予的其他权利。

听证参加人包括信访事项承办人、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听证员及其他与事项有关人员。

信访事项承办人有包括做出原处理决定的承办人、做出原复查决定的承办人及正在进行调查或复查的承办人。

信访人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应当在举行听证会前，提高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委托事项及代理权限。

集体访应根据《信访条例》规定选派代表参加听证。

听证员由举行听证的受理机关，根据信访事项的具体内容，邀请相关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新闻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若其他社会人士参加，且一般不少于5人。

信访人听证权利和义务：

1、有权申请与信访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工作人员回避;

2、有权对信访事项涉及的事实、依据及有关情况进行陈述和申辩;

3、有权对信访事项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并提出新的证据;

4、如实陈述信访事项的事实并回答听证主持人的提问;

5、遵守听证会场纪律。

信访人不承担听证费用。

四、听证秩序

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公布听证事由及主持人、记录人员、参加听证人员姓名、职务、身份，并询问信访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听证主持人宣布以下会场纪律：

1、听证参加人未经证主持人允许不得随意发言和提问;

2、未经听证主持准许，听证参加人员不得录音、拍照或录像;

3、听证参加人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随意退常信访人路途退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4、听证参加人发言不得使用人身攻击或侮辱性语言;

5、听证参加人或旁听人员不得大场喧哗、起哄或有其它妨碍听证秩序的行为。

听证按下列秩序进行：

1、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进行人访事项陈述并提供相关证据;

2、原信访事项承办人提出处理信访问题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政策法规的依据以及处理建议;

3、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4、原信访事项姑办人就有争议的事实、依据、处理建议进行答辩;

5、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作最后陈述;

6、原信访事项承办人作最后陈述;

7、原信访事项承办及信访人暂退常听证主持人组织听证员就听证事实和证据，以及适用政策、法规等对信访事项的处理发表听证意见，经评议、合议后形成听证结论;

8、原信访事项承办人及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入常由听证员代表按照合议后形成的结论发表意见，最后由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论并宣布听证结束。

听证结论为本级处理终结意见，并由举行听证的部门或单位将听证结论在15日内送达信访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做出中止听证决定;

1、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场或证据需要重新鉴定、勘验的;

2、信访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无法继续参加听证的;

3、其他应当中止听证的情形。

听证完毕应制作听证笔录，听证笔录应有人访人或委托代理人、原承办人、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代表、记录员等人签名。拒绝签名的，笔录中应予载明。听证资料(包括听证笔录、录音、照片、录像、信访事项承办单位及信访人提供的有关证据)收举行听证的部门或单位立卷归档。

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负责提交听证报告，交单位负责人审定，并报上级相关部门备案。

听证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听证事由;

2、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参加人简要情况(如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单位、住址、文化程度等);

3、听证时间、地点;

4、听证的简要经过;

5、事实及处理意见和建议;

6、听证结论;

7、其他有关事项。

信访人对听证结论不服，又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而再次信访的，本级和上级机关及信访工作机构不再受理。

旁听、听证与民主制度 篇10

公共政策是现代生活的重要政治成果，是公共意志和理性选择的产出。它是根据公众意志、满足公众利益，公共权力机构对公共领域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维护社会公正，确保社会公平，协调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措施和手段。［1］公共政策是民主的产物，同时又是民主的反映。公共政策民主是公共政策内在的、应然的要求，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诉求。而公共政策旁听、公共政策听证是达成公共政策民主的可靠路径。

公共政策旁听：一种可能的公共政策对话

公共政策对话就是围绕一定的公共政策议题开展对话交流的活动过程，公共行政人员、立法人员、政策智囊机构、政策专家、政党组织、利益集团、公民都是政策对话的可能参与者。［2］而旁听与听证都是公共政策对话的主要形式，是开展公共政策对话的重要路径。严格地说来，公共政策对话应该是一种对等性的、公平性的对话方式，对话参与者排除了身份、地位、职业、年龄等方面的偏见，从而致力于公共政策共识的达成。旁听制度的实施，其目的就是追求一种可能的公共政策对话，实现公共政策民主。

从没有旁听到开展旁听，说明了中国“形式民主”的进步。近些年来，北京、河南、广东、上海、湖南等地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旁听制度［3］，以及今年福建厦门市政府首次实行政务会议公开旁听，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实质民主”的开展，广大公民以切身感受见证了“最直观的民主形式”。旁听制度的实施，体现了人民权力属于人民的执政作风，使人民权力机构更加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也反映公共权力机构的“公共性”。旁听制度的实施，体现了权力机构决策信息的公开，打破了“暗箱决策”的局面，使公众能够了解公共政策信息、见证公共政策的运作过程。旁听制度的实施，培育了普通百姓的公民意识、政策意识、法律意识，体现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重大公共事务所拥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旁听制度的实施也开启了公民意见表达的渠道，旁听公民代表充当了权力机构与人民群众的“传声筒”和“扩音器”：倾听民间声音，表达民众观点；宣传国家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也就是说，公民在拥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权利——话语权即表达自由的权利。

但正因为是“旁听”，所以从现实实际操作来看，其表现是有限度的：第一，参加旁听人员的数量是有限度的。从相当多的地方旁听人员的数量来看都是20名，旁听不是芸芸众生、无所限制的随意行为；第二，旁听公民活动的限定性。“旁听”二字主要的落脚点在“听”字上，旁听公民主要侧重于“看”和“听”——耳闻目睹，而且还必须遵守权力机构所颁发的规章制度；第三，旁听公民的意见表达也是有限的。一般参加的第一天，权力机构个别领导与旁听公民见个面，中途也专门召开一次1个小时左右的旁听公民座谈会；第四，旁听公民活动费用自理。权力机构不承担旁听活动的一切费用，食宿费、交通费等开支均由旁听者个人承担，等等。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旁听是有限度的表达自由、间接的参政议政、有节制的政治行为，然而，作为民主政治的伴生物的旁听制度既然走出了第一步，就有必要走好这一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决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过程。因此，旁听恰恰是了解情况、收集意见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某些“人民代表”害怕旁听成为“上访专业户”的“发泄窗口”，或者认为旁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不屑一顾，甚至把旁听看作是上级部门迫于无奈的“政治作秀”，这些看法和做法实质上堵死了公共政策的调查窗口和对话渠道，是有悖于旁听的民主精神的。

为此，要使公共政策科学化，就必然需要公共政策民主化；要使公共政策民主化，就必然需要公共政策对话。而旁听制度恰恰是开展公共政策对话的一条重要制度路径。因此，要使旁听成为可能的公共政策对话，完善旁听制度就显得很有必要。笔者认为：第一，旁听公民代表的选择应具有非随机性。旁听人员的选择要有针对性，要考虑阶层结构、职业状况、地域分布、党派构成，特别是基于一定的公共政策议题选择一定比例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

者、律师和具有相关领域知识背景的基层执行工作者；第二，明确旁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要求明确旁听公民调查研究和收集信息的权利、与人大代表或政府领导沟通协商的权利、调查研究和意见表达受保护的权利、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保守国家机密的义务等；第三，尽可能多地安排交流对话的时间。能够就相关的公共政策议题召开座谈会，或者安排旁听者参与小组讨论，使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得以充分的表达，打破职位、权势、职业、年龄、性别等人为阻隔，剔除交流上的“门户偏见”；第四，引导旁听公民有效形成非正式公共政策提案。每次会议宜提前公布会议内容，容许旁听者有15－20天的信息收集和调查时间，旁听者形成的非正式提案应当是与参加旁听会议内容一致的或相关的，等等。

公共政策听证：一种对称性的公共政策论辩

公共政策听证就是在公共政策出台之前或实施之后，就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方案或公共政策效果等方面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听证（Hearing）一词，本意为诉讼上应听取他方当事人意见的制度。也就是说，法院在审查事实或法律问题时，要以公开举行的方式听取证人和当事人的意见，以保证审判的公平，从而实现正义。［4］随着司法听证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发展，公共决策领域愈来愈感觉到有移植的必要，于是科学而民主的决策听证制度应运而生了。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几年中国已有20余个省、市、区举行过价格听证会［5］。听证作为公众参与的决策制度，正在走进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

公共政策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公共政策听证制度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证政策的合理性，有效地避免重大的政策漏洞；其次，政策听证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过程，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它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保证政策的代表性，不至于在政策出台后面临多数利益相关者的反对和抵触；最后，它可以及时发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不足，以便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6］听证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制度，重大的内外政策出台之前必须经过相应的听证，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论辩。因此，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是就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论辩过程，反应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政策民主。

重大公共事务决策要求遵循客观求实和信息完备的原则，要求运用并服从人类的知识和理性。但实际上处理大多数决策时，决策者拥有完全的信息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为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因为决策者知识和能力的有限性，这也说明公共决策“公共”参与的必要。同时，阶层意识、行业意识、社团意识、地域意识等所导致的利益分化和多元格局的存在，因而，听证过程基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利益的非均衡必然就会出现“针尖对麦芒”的激烈争论。从形式上讲，公共政策听证就是公共政策论辩。

但从目前现实实际情况来看，以价格听证为例，透明度不高、公正性不足、平等性缺位现象的存在，致使当下的一些价格听证成为非对称的、不充分的论辩，严格地说来还不能称之为“论辩”。在价格听证会上，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谈判或论辩地位是否平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听证会是否能够保证双方发言的机会均等，这又表现在发言的人数和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是否相同；其二，双方是否都能够提出举行价格听证会的请求。［7］从第一方面来讲，在已有的听证场合中，每个代表的发言机会是均等的且每个人的发言时间被限制在五分钟之内，表面上看来是平等的。但由于消费者掌握的信息不充分和时间的相对限定性，难以掌握一些行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只能从感性认识方面发表意见，致使双方话语权沦为事实上的不平等，论辩地位呈现非对称状况，甚至出现消费者“虚位”现象。从第二方面来讲，按照《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三类机构可以要求举办听证会，一类是欲调价的经营者，一类是欲调价的政府主管部门，还有一类就是消费者。但实际上，单个的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提出举行价格听证会的请求，提出申请的基本上是前两类。而经营者在提出申请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详细的准备工作，消费者只有在听证会组织者发出公告之后才知道听证

会要举行，他们能用来作准备的时间比申请者要少得多。因此，这种情形下的公共政策听证只能是一种非对称的公共政策论辩。

要使公共政策听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对称性公共政策论辩，体现充分的公共政策民主，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构多方参与、互相制约的公共决策格局。要完善听证代表产生机制，形成经营者、消费者、监管者、咨询者等多方制约格局，建立代表咨询、专家论证、民意调查的决策系统，特别是针对某一公共政策议题的相关专家和律师代表的组成显得很有必要的；第二，尽可能多地获取公共政策听证相关信息。获得充分信息的好处，就是获得充分的发言权，为此就要求多花时间、多花精力去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等各方面的意见，以使自己的发言更全面、更充分、更有代表性、更符合实际；第三，提高公共政策听证的透明度。要增强公共政策听证的内容和程序的公开和透明，这既有利于提高公众的认同度和参与度，又有利于听证相关利害人获取充分的信息，同时也能够使公共政策决策成本和执行成本大大降低，因而听证举办者或监管者有必要把听证方案提前1个月交给参与者，也有必要通过多种新闻媒体把听证方案公之于众，并能现场直播或跟踪报道；第四，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要保持独立性。要求廉洁自好，作出公正的决策，不能偏袒任何行业、任何利益集团，等等。

公共政策调查：公共政策民主的技术基础

旁听和听证，是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路径依赖，是公共政策民主的制度基础。从“关起门来决策”、一纸通知执行到举行旁听和听证，让公众知情参政，应该说中国在引进民主议政机制、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跨出了重要一步，这是政治文明的重大发展。旁听和听证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载体和切入点，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民主诉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旁听制度和听证制度保障了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从而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从宪法的角度来说，旁听制度和听证制度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制约，因为凡作出可能要影响他人权利的决定时，决策方有义务听取他人的意见。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旁听制度和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就是说，公共政策民主还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其中，公共政策调查就显得尤其重要。

如前所述，旁听制度要真正发挥作用，就需要旁听代表有一定的时间就所讨论和决策的公共政策议题展开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律师、基层执行工作者、普通老百姓等多方面分散型公众的意见，了解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等若干群体型公众的看法，这样有利于开展有质量、平等的、并能提高公共政策决策水平的公共政策对话。从现实状况来看，旁听代表的公民意识、参政意识都是相当强烈的，参与旁听的积极性非常高；但从一些地方的旁听制度规定来看，对旁听公民的义务规定远大于权利，且旁听的目的性不甚明确，因而旁听公民颇多怨言。旁听公民的调查研究和信息收集显得意义不大，不可能形成正常的公共政策对话，因此也就表现得“形式多于内容”。要能真正地体现公共政策民主，就有必要明确旁听公民的调查研究权利。

同时，听证制度要真正发挥作用，真正体现公共政策民主，也必须要求开展细致而又深入的调查研究。因为听证代表的发言不是其个人的发言，而是代表整个群体的发言，因而有必要广泛听取其他有关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使其发言更具代表性、更全面、更符合实际。大众传播媒介也必须配合听证代表，公正、客观地反映民意，进行科学的民意调查。就价格听证会来说，消费者代表针对听证内容更应该开展公共政策调查，要了解和熟悉行业的成本状况与经营实际，从而有利于改变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平等的状况。监管者也有必要聘请专家智囊机构和行业中介机构进行调查与质询，这样更能保证公共政策听证的客观公正性、可信度和质量。有了公共政策调查作基础，就更能形成对等性的公共政策辩论，更能发挥和体现公共政策民主。

公共政策调查是公共政策的民主技术。公共政策调查从形式上划分，可以分为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直接调查是指直接接触而开展的面对面调查，如面谈等；间接调查是指通过中介而开展的非面对面的调查，如委托调查等。从调查方法上划分，公共政策调查可以分为全面调查、重点调查、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四种。全面调查即普遍调查（普查），是一种专门组织的一次性资料收集方法；重点调查是在调查的对象总体中选取一部分重点对象进行的调查；抽样调查是从调查对象总体中抽出一部分作为样本进行的调查，又分为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典型调查是在对调查对象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有较高代表性对象进行的系统而深入的调查。具体说来，在公共政策调查中我们一般较多使用访问、问卷、电话与E－mail等形式而开展重点调查、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这些公共政策调查形式与方法极大地丰富了作为民主手段的旁听与听证内容，更好地落实公共政策民主，从而加速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进程。

注释：

［1］陈潭：《公共政策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陈潭等：《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基于理论的与实证的视角》，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6页。

［3］作者于2002年9月22－28日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这是湖南省首次举行的公民旁听，是湖南省民主法制建设重要的里程碑。关于旁听制度建设的若干建议，参见作者在《湖南日报》2002年9月24日第一版“见证民主――我省首次公民旁听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侧记”、《东方新报》2002年9月25日第二版“旁听声音”等的有关言论及作者旁听调查笔记。

［4］丁煌：《听证制度：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证》，《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5］作者于2002年8月20日作为旁听专家参加了长沙市出租车运营价格调整听证会，有关言论参见《当代商报》、《长沙晚报》2002年8月21日相关报道及作者听证调查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