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行为总结报告

医疗服务行为总结报告（精选11篇）

医疗服务行为总结报告 篇1

商州区百姓医院 “整顿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活动自查自纠 总结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医务人员的执业行为，严格规范我院医疗服务行为，确保人民群众就医安全和身心健康，根据《区卫计局关于印发商州区整顿医疗秩序规范医疗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商卫医发［2016］198 号)文件精神，我院决定开展整顿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专项活动。为贯彻落实整顿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专项活动有关要求，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质量，改善医疗服务，保障医疗安全，我院开展了自查活动，现报告如下。

一、做好宣传，人人参与。

围绕“整顿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活动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门诊部、住院病区等醒目处悬挂标语，利用院务公开栏、黑板报等形式，大力宣传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管理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绩，宣传开展本次活动的意义、要求和好做法、好经验，营造有利于促进医疗安全、提高医疗质量、改善医患关系的舆论氛围。

二、做好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医院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制度化；发现抗生素管理不够规范，抗生素使用存在时间过长，规格过量等问题，现已责令其立即整改，今后要继续加大对抗菌药物应用的动态监测力度，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三、完善实验室相关制度。

我院对实验室质量控制和管理进行了全面检查。我院实验室制度健全，尤其化学试剂使用和保管、危险品保管制度、废弃物处理等，落实到位，相关记录齐全。相关工作人员具有生物安全上证。所有检验项目均有收费标准，“三证”齐全。有仪器保养、维修、试剂领用、保管制度，做好室内、室间质控，并有记录。

四、医院感染。我院设有医院感染办公室，专职负责感染控制工作。对照《医院感染管理办法》，我院已按质控要求及时制定并完善了医院感染控制 SOP。查看了医院内的重点部门，均严格执行相关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范。新进消毒液、消毒器械和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器具均需医院感染管理科签字审核后才能引进、购置。已制定医务人员利器损伤、HIV、HBV/HCV 职业暴露的报告及处理制度，并按照质控中心要求进行网络直报；有暴露情况登记，免疫预防效果和发病情况追究记录。发热门诊配有个人防护用品，包括口罩、眼罩。

五、严格落实医疗护理核心制度。

院医务科、护理部按照《陕西省医疗机构医疗护理核心制度》的要求，建立了医疗技术管理档案，落实了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核心制度。同时按照《执业医师法》、《护士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执业准入、资质准入，加强监督，全院无违法执业行为。认真执行了《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加强对医师执业的定期考核和评价。进一步贯彻落实《护士条列》，建立健全护理工作规章制度、疾病护理常规和护理服务规范、标准，建立了护士岗位责任制，积极做好“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

六、加强急救工作。

进一步加强急救队伍建设，强化医务人员急救基本技能训练，提高应急救治能力和水平。建立“三基、三严”培训考核制度，医护人员能够熟练、正确使用各种抢救设备，掌握各种急救技术。开展了急救技能大比武，每半年一次，采用单项比武和综合比武方式进行，内容包括为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术，三人心肺复苏技术等。考核临床科室医护人员的急救操作技术。通过技能比赛，提高医护人员的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综合救治能力，增强我院科室间协调能力，以适应突发情况下应急抢救工作需要。

七．全面改善医疗机构设置

我院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合法执业活动；当前医疗机构标识、标牌重新订制合理规范。医疗机构建设与其规模、功能及业务开展情况相一致。全面改善诊疗科目设置我院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目前开设的诊疗科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准入要求；没有超范围执业；对外没有承包、出租科室。全面改善医务人员执业情况 l、医务人员是按照《 执业医师法》 和《 护士条例》 的规定依法取得执业医师（护士）资格，并按规定取得医师（护士）执业证书；

2、医师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是与其执业活动相符；

2016 年是“整顿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活动的关键一年，我院将在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多措并举，加强医疗质量管理，确保医疗安全，推动卫生事业稳步前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

商州区百姓医院 2016 年 10 月 05 日

医疗服务行为总结报告 篇2

1品种来源与推广

使用中国农业科学院选育的紧凑型玉米中单808,四川省属龙种业生产的资玉1号,采用信息传播、发散品种介绍、做品种比较试验和示范的方法,开展推广工作。示范结果如下。

2增产效果与农民反映

在品比试验中,中单808每667 m2产量可达617.8 kg,比中单二号增产215.2%,资玉1号667 m2产量495.6 kg,比中单二号增产152.85%,干部、农民认定中单808是一个品质兼产量型的高产品种、资玉1号是一个品质兼产量的一般品种,这2个品种都具有推广价值的杂交良种。

在玉米示范中,以根据典型调查和不完全统计,比普通品种增产六成以上,普遍要求扩大此类型的品种供应。示范村、社经过技术员、农户现场考查,选择验收,均较推广品种明显增产,其增产幅度都在30%~100%,基本上消除了农户的疑虑。此品种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3主要收获体会

参加这次实践活动的收获很多,从农业推广的角度来讲,主要是明确了影响山区农民采用行为的因素。以杂交玉米的运用推广为例,过去认为山区农民不积极采用杂交玉米良种,主要是他们的科技文化素质不高,通过本次实践活动认识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除农民的素质不高外,还与山区玉米育种成果、推广方法和山区科技人员的行为改变有关。根据本人实践及大量资料表明:第一,推广方法较落后;第二,山区农民行为的自愿变革,不完全取决于农民,与科技人员和干部的行为关系很大。

4对提高山区玉米科技含量的几点建议

一是加大对山区杂交玉米新品种选育的投入,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选育山区杂交玉米良种,不断向山区农民输送科技星火,改变山区玉米生产稳而不高,不稳不高的局面。

二是影响山区农民大量采用玉米杂交良种的因素有自然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是山区生态环境复杂,地域气候多。老品种是当地农民祖祖辈辈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的结果,一经选育成功便对山区具有特殊的适应性,否则便很难被山区农民接受。人为因素与山区农业科技人员多次引种遭遇失败而产生的思维定势有关。他们认为,现有的杂交良种都是为北方农民选育的,在他们尚未看到杂交良种在当地的使用价值时,既不会轻易推荐,更不会推广。此外,山区干部的疑虑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在他们没有看到杂交良种的增产效果时,要他们下决心推广杂交良种也是很困难的。由于山区农技人员既是农民增产增收、脱贫致富的引路人,也是科技推广者,他们的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农民,还间接影响山区的村干部。因此,要想改变山区农民的习惯行为,必须首先改变山区科技人和干部的行为。

三是加大山区杂交玉米新品种的宣传力度。具体办法:除要求农业科技人员进行试验示范外,还应采用信息传播、品种介绍和大搞示范推广等方法,造成一种大力推广山区杂交玉米新品种的氛围。让山区的农民、农业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都能常在信息传播,对比观察中不断思考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

四是以选准对路品种为突破口,提倡多品种布局、集团当家。在现有栽培条件下,品种不对路是山区玉米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品种生育期偏长,躲不过高温伏旱。二是品种单一,不能满足农户的各种需求。山区生态条件复杂,土壤肥力不同,生产能力各异。需求不同,有的是种植玉米出售,需求产量型品种,有的农户是种植玉米自给自足,需求品质型玉米。因此在对路品种的选用上,应分类型、分层次合理布局,肥力较好的土壤选用中熟、中穗、抗逆性强,丰产性好且带有山区血缘、熟期的优良品种。中、低等肥力选用带有山区血缘、熟期偏早的优良品种。合理增加种植密度,扩大山区紧凑半紧凑玉米新品种面积。

医疗服务行为总结报告 篇3

关键词： 杂交玉米；示范推广；行为改变

中图分类号：S513 文献标志码：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6.18.145

玉米是石宝镇主要大春粮食作物之一，常年种植面积超过400 hm2，占大春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3。多年来，全镇推广的都是已退化的超期服役的老品种，多系平展型品种，全镇667 m2产长期徘徊在350 kg以下。2000年以前全镇玉米平均667 m2产183 kg，是一个典型的低产地。石宝镇属丘陵地带，山区玉米单产低的原因，除自然因素限制和栽培措施没有跟上外，主要与品种落后有关。为了改变使用低产品种、单产不稳不高的局面。笔者采取推广高产杂交玉米与农民行为改变实践，并获得了比较理想的实践效果。

1 品种来源与推广

使用中国农业科学院选育的紧凑型玉米中单808，四川省属龙种业生产的资玉1号，采用信息传播、发散品种介绍、做品种比较试验和示范的方法，开展推广工作。示范结果如下。

2 增产效果与农民反映

在品比试验中，中单808每667 m2产量可达617.8 kg，比中单二号增产215.2%，资玉1号667 m2产量495.6 kg，比中单二号增产152.85%，干部、农民认定中单808是一个品质兼产量型的高产品种、资玉1号是一个品质兼产量的一般品种，这2个品种都具有推广价值的杂交良种。

在玉米示范中，以根据典型调查和不完全统计，比普通品种增产六成以上，普遍要求扩大此类型的品种供应。示范村、社经过技术员、农户现场考查，选择验收，均较推广品种明显增产，其增产幅度都在30%～100%，基本上消除了农户的疑虑。此品种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3 主要收获体会

参加这次实践活动的收获很多，从农业推广的角度来讲，主要是明确了影响山区农民采用行为的因素。以杂交玉米的运用推广为例，过去认为山区农民不积极采用杂交玉米良种，主要是他们的科技文化素质不高，通过本次实践活动认识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除农民的素质不高外，还与山区玉米育种成果、推广方法和山区科技人员的行为改变有关。根据本人实践及大量资料表明：第一，推广方法较落后；第二，山区农民行为的自愿变革，不完全取决于农民，与科技人员和干部的行为关系很大。

4 对提高山区玉米科技含量的几点建议

一是加大对山区杂交玉米新品种选育的投入，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选育山区杂交玉米良种，不断向山区农民输送科技星火，改变山区玉米生产稳而不高，不稳不高的局面。

二是影响山区农民大量采用玉米杂交良种的因素有自然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是山区生态环境复杂，地域气候多。老品种是当地农民祖祖辈辈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的结果，一经选育成功便对山区具有特殊的适应性，否则便很难被山区农民接受。人为因素与山区农业科技人员多次引种遭遇失败而产生的思维定势有关。他们认为，现有的杂交良种都是为北方农民选育的，在他们尚未看到杂交良种在当地的使用价值时，既不会轻易推荐，更不会推广。此外，山区干部的疑虑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在他们没有看到杂交良种的增产效果时，要他们下决心推广杂交良种也是很困难的。由于山区农技人员既是农民增产增收、脱贫致富的引路人，也是科技推广者，他们的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农民，还间接影响山区的村干部。因此，要想改变山区農民的习惯行为，必须首先改变山区科技人和干部的行为。

三是加大山区杂交玉米新品种的宣传力度。具体办法：除要求农业科技人员进行试验示范外，还应采用信息传播、品种介绍和大搞示范推广等方法，造成一种大力推广山区杂交玉米新品种的氛围。让山区的农民、农业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都能常在信息传播，对比观察中不断思考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

四是以选准对路品种为突破口，提倡多品种布局、集团当家。在现有栽培条件下，品种不对路是山区玉米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品种生育期偏长，躲不过高温伏旱。二是品种单一，不能满足农户的各种需求。山区生态条件复杂，土壤肥力不同，生产能力各异。需求不同，有的是种植玉米出售，需求产量型品种，有的农户是种植玉米自给自足，需求品质型玉米。因此在对路品种的选用上，应分类型、分层次合理布局，肥力较好的土壤选用中熟、中穗、抗逆性强，丰产性好且带有山区血缘、熟期的优良品种。中、低等肥力选用带有山区血缘、熟期偏早的优良品种。合理增加种植密度，扩大山区紧凑半紧凑玉米新品种面积。

科学技术振兴农业。参加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科学技术与农民行为改变实践，不是参加农业技术的实践，而是参加农业科学技术活动，实现农民行为自愿变革为主线的传播、沟通、干预实践。其活动的中心不是农业科学技术本息，而是从农民的现实需要出发，采用适合当时、当地农民科技素质的心理特点的推广理论、方法的技能，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科学地交给农民，使农民心悦诚服地采用行动。相反，不能也不可能成为参加农业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与农民行为改变实践。在推广过程中，以推广农民的需要为内容，以实现种植农民行为自愿变革为目标，运用符合农业推广原理、手段，把优良的品种、先进的栽培技术与农民的物质的生产条件相结合。创造性地交给种植农民而进行的传播、传送、沟通和干预活动。实现农民行为改变实践。

医疗服务行为总结报告 篇4

医疗事故报告制度

一、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发生或者发现医疗事故、可能引起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或者发生医疗纠纷争议的，应立即向科主任报告。

二、科主任接到报告后应立即了解情况，按照《医疗纠纷预警预案》进行处理，科室处理不了，科主任立即向院委会报告。

三、院委会接到科室报告后立即向主管院长报告，同时立即组织调查、核实，必要时组织专家讨论。

四、讨论结果认为可能为二级以上医疗事故的应在12小时内向市卫生局报告。

五、讨论结果如实向患者或家属通报、解释。

六、凡是导致3人以上人身损害后果的，科室立即报告主管院长，同时在12小时内向市卫生局报告。

医疗服务行为总结报告 篇5

开展规范住院管理和医疗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自 查 报 告

为规范我院医疗秩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实现长期净化医疗市场的目标，贯彻落实荆州市卫计局下发的《规范住院管理和医疗行为专项整治》文件精神，我院成立了医疗机构专项整治活动领导小组，于2017年6月27日14:00对全院工作进行自查，积极准备迎接市卫计局及相关附属单位对我院的督查。整顿活动自查报告如下：

一、整治自查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专项整治活动，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的规范化管理，使医疗服务市场秩序得到进一步改善；规范医疗机构用血行为，保障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安全；努力营造健康有序的医疗环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二、自查时间

时间：2017年6月27日14:00对全院进行自查。

三、自查工作重点

1、坚决禁止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严禁医疗机构超范围执业，禁止无证行医和不符合要求的医疗行为。

2、查院内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及超范围行医的违法行为。

3、查处院内有无发布违法医疗广告行为以及违反《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的行为。

4、查处有无非法采供血和违法用血行为。规范临床用血行为，坚决杜绝医疗机构自采自供血液行为。

5、查处我院住院部有无挂床行为及违规收住院病人情况。有无冒名顶替住院行为。

6、查处我院门诊无违规刷卡情况。

四、成立整顿活动组织领导

组长：何亨贵

成员：张华德

罗 坤

王 杰

徐 强

陶梦君

五、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加强对专项整治活动的领导。开展医疗机构专项整治活动是规范医疗执业行为、维护医疗市场秩序的重大举措。医疗机构一定要从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高度出发，主管领导要亲自挂帅，精心部署，周密安排，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切实抓紧、抓细、抓好，抓出实效。

2、要认真开展专项整治活动自查工作，坚决禁止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严禁超范围执业。

3、整顿活动组织领导要加强对机构内从业人员依法执业的监管,对存在违法行为的科室和人员要严肃查处。

六、自查结果

1、我院内不存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和超范围执业行为。

2、院内无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和超范围行医的违法行为。

3、院内无发布违法医疗广告行为以及违反《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的行为。

4、我院住院无挂床行为，无违规收住院病人及无冒名顶替住院行为。

5、我院门诊违规刷卡现象存在。

虽然此次自查我们没有发现有违法、违规的行为，但一定要警钟长鸣，保持警惕。

洪湖市戴家场镇卫生院

医疗服务行为总结报告 篇6

为确保基本医疗保险健康运行, 查找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和风险, 全面整治定点医疗服务中的违法违规和欺诈行为, 进一步提升定点医疗服务管理水平, 根据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定点医疗服务行为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 2012年7月到8月, 省、市医保经办结构联合对基层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专项检查, 重点查处伪造医疗文书、冒卡 (名) 就医、将自费项目修改为医保内项目、空刷社会保障卡套取现金、将非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费用纳入医保结算等套取骗取医疗保险基金的行为。

此次专项检查省、市人社部门高度重视, 为确保专项检查行动落到实处、取得成效, 省人社厅召集市人社局、省市医保经办机构的有关负责同志对专项行动进行了全面的部署, 制定了周密的方案, 同时成立了专项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省医保中心、市人社局、福州市医保中心还分别抽调政策熟、业务精、责任心强的专业人员组成3个联合专项检查小组, 每天分赴3～5家医疗机构开展专项检查工作。目前, 省、市联合专项检查组已对福州市区103家省、市基层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了专项检查。

对本次专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问题, 省、市医保中心本着公平、公正原则, 严格依法依规和依服务协议进行严肃处理, 并通过媒体予以曝光。触及法律的, 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查处。同时要求各点医疗机构引以为戒, 严格执行医保政策和医疗机构相关法律、法规, 严禁弄虚作假。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通过此次专项检查, 也发现一些日常稽核监管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医保经办机构和卫生管理部门应协同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管理, 组织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自查自纠, 积极推进行业自律, 促进医疗服务行为的自我约束和规范, 从源头上防范医疗保险基金支出风险, 维护医疗保险基金安全平稳运行, 有效保障广大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

浅析医疗贿赂行为的刑法干预 篇7

关键词：医疗贿赂；国有医院；从事公务；处方权

自2006年以来， “商业贿赂”一直是刑事法领域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司法实务中，对某些商业贿赂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不同认识。医生收受回扣问题无论在医学界还是在法学界都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却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棘手的问题。如临床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的行为能否认定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乃至司法实践上都是疑难问题，值得讨论。

一、医疗贿赂行为的定性分析

对于国有医院里客观存在的，享有行政职权的院长、主任等利用药品审批权的职务之便收受财物的行为，以及负责采购的医院后勤人员利用采购药品、医疗器械的职务之便收受财物的行为，依照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不存在争议。但是一个普通医生在开处方时对某些药品有所“侧重”，从而收受药商的回扣，是否构成受贿罪却引发了争论，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争议的焦点在于若要以受贿罪追究医生收受“药扣”的行为，主体是否适格。具体表现为：1、国有医院的一般临床医生是否属于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2、他们利用开处方收受回扣的行为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

(一) 医生身份的规范界定

一般可以将医院分为两大类：国有医院与非国有医院，包括各类合资、股份制、民营独资等形式的医院。医院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国有医院的医生排除出企业、公司及其它单位人员的范畴，因而不能以公司、企业、其它单位人员受贿罪认定的。但能否将这类人员划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呢?依照刑法第93条的规定来看，“从事公务”是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标准。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时， 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来界定， 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者， 即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

何谓公务?主流观点认为，所谓公务，是指国家性质的公务。“从事公务”一般是指代表国家行使组织、领导、监督等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①多数学者一致认为，从事公务须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具有管理性，即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的公共事务比较广泛，既可以是国家事务，也可以是社会事务和集体事务。二是具有国家代表性，这种活动是代表国家进行的，是一种国家管理性质的行为。三是强制性，对被管理者来说，服从管理是一种义务，否则会引起法律责任。^②简言之，行使国家公权力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特征。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则是代表国家行使组织、领导、监督等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

对于具有单一执业医师身份的临床医生而言，其工作职责仅为医治病患。在执业过程中，他们享有治疗权和处方权，具体的体现在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来具体选用哪种药物的权利。有学者将临床医生行使处方权的行为解释为对药品进行管理，以此认定医生的执业行为是具有“管理性质”的从事公务，将临床医生划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行列。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太过牵强。医生依靠其医疗技术和行医经验，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与病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民事关系，医生虽开列了药品，但购买药品的决定权在病人而不在医生，病人之所以会选择医生的药品，源自对医生医术的信任而非一种服从权力的强制性义务，因而医疗行为本身是一种业务活动，不具有强制性。这种权利虽然是经过国家特定授权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从事公务的权力，是医生知识产权的延伸，应属于“私权利”，因而不具有国家代表性和权力性。因此，医院中具有单一身份的医生只是国有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而具有某些行政职务，可以决定药品、器材等的审批和招标等的医生才是国家工作人员。

(二) 医生处方权的性质确定

在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构成该罪的必备要件，它决定着受贿罪是否能够成立。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在学术界及实务界都有较大的争议。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16日公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2002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它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在学术界，有人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是指主管、负责、经营、参与某项业务的便利条件；^③有人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或者与职务相关的便利条件，^④等等。

我们认为，受贿罪中指称的“职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职务，它必须具有公务的衍生性。因为职务上的权力，本质上就是对公共事务的决定、处理、经手的权力，即管理的权力。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设立各种机构，建立一整套的管理体系与制约机制，通过各种公职人员对社会实行管理。为了使他们完成所肩负的任务，必须赋予他们一定的职务上的权力，这种权力与职务上的义务一起，构成了公职犯罪中“职务”的基本内容。^⑤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利用的是与某公务相联系的便利才是受贿罪对职务上的便利的要求。

对国有医院的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药扣的行为，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学界对此分歧较大。有学者认为，普通的临床医生并不行使国家权力，“处方权不是一种职权，它只是医务人员从事业务活动的一种资格……临床医生开具处方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病人服务的行为，并不具有‘管理’性质，因此处方行为并不属于公务活动范畴，是利用了替病人诊断用药的职业上的便利而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当然其收受回扣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⑥也有学者认为，根据我国《执业医师法》第27条的规定，医生的医疗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利用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的，构成贿赂犯罪。《执业医师法》和《刑法》的基本精神之间至少不能互相冲突。过于孤立地强调《刑法》中的犯罪规定而不考虑其它法律的内容，是不符合法制的基本原则的。^⑦

笔者认为，普通临床医生的处方行为不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理由在于：第一，医生从事的职业活动，是靠其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来实现，是在医院管理者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之下进行的。因此，医生是不具有管理职权的管理人员，而是从事医疗事务的技术、劳务人员。第二，开具处方是医生从事的专业技术活动的一项内容。医生利用开具处方的机会，“开单提成”收取药商的回扣，利用的是执业便利或者职业便利而非职务上的便利。“处方权”的确是一种权利，但这种权利是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为病人服务的权利，与其执业资格紧密联系，而刑法意义上的公务无关。

综上分析，医生收受药扣的行为，既不是公司、企业、其它单位人员受贿罪的适格主体，也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现行刑法中规定的这两个受贿型犯罪都不能对其进行规制。

二、刑法干预“医疗贿赂”的合理性探析

如前所述，在现有法律范围内，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收受药扣的行为无法入罪。现行立法的缺位已然成为刑法干预的障碍，学界们大多是在实体刑法层面上分析这些行为如何适用刑法，难免过于狭窄。有必要对现行刑法干预医疗贿赂的合理性进行探讨，从刑事政策角度分析司法应否介入、刑法应否干预、如何干预等问题。

(一)刑法应否干预医疗贿赂行为

综合关于“刑法应否干预医疗贿赂”问题的探讨，主要存在以下观点：(1)刑法不应介入，而应由行业管理机构处理。(2)刑法不宜介入。因为从“应然性”的角度看，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的问题过于严重也会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应该动用司法机器，进行刑法干预，只是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刑法干预显得不相宜。(3)刑法应该介入。考虑到医疗行业中收受回扣现象的社会危害程度和敏感程度，应该毫不迟疑地拿起刑法武器进行干预，且刑法相关条文足以达到以上目的。^⑧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由于医生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回扣的行为并不构成受贿罪，也没有触犯相关刑律，对此作为犯罪处理，难以找到确切的法律依据。以此为契机，将“医生开单提成”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视野进行惩治，完善贿赂犯罪立法，势在必行。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确定犯罪本质的根据，行为达到了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通过刑法以外的法律不足以抵制时，就必须动用刑法手段加以制裁。从医疗贿赂行为的发展历程看，医疗贿赂作为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之初，被视为商业习惯，政府并未制定相应的法规予以管理和规制。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药品回扣无孔不入、全面渗透。各地国有中心医院成为医药回扣贿赂行为的高发区，药品回扣名目繁多，医药回扣成为公开“行规”。同时，伴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医疗行业与民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不断出现，从而激发了社会矛盾，同时也对患者、医生管理、经济竞争秩序等造成了多方面的严重侵害。由此，医疗贿赂行为已经超出了行政法和民事法调整范围，而进入刑事法调整范畴。从刑事政策上讲，已经具备了犯罪化的根据。

(二)刑法应如何干预医疗贿赂行为

我国刑法框架中现有的贿赂犯罪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侵害了因公权力而生的公务廉洁性而成立的受贿罪；二是因侵害了因普通管理工作所具有的“私权力”而成立的公司、企业、其它单位人员受贿罪。但无论何种贿赂犯罪，目前都无法对医生收受回扣的行为加以遏制。之所以造成这种尴尬局面，源于刑法在惩治贿赂犯罪方面的立法疏漏，即在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之间，漏掉了国有事业单位及其他国有单位中普通的非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

如何通过修改或补充立法来完善，学界主要有三种意见：其一，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公职人员”的定义，修改刑法总则中“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条第1款第2项规定，公职人员包括“依照缔约国本法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和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人员”，扩大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其二，在刑法分则中增加了一种贿赂犯罪的类型，设立职务受贿罪或业务受贿罪，即在现有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之间，再设立一个以从事公共服务人员为规制对象的受贿犯罪，从而将诸如医生、教师等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收受贿赂的行为予以合理的犯罪化。^⑨其三，修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将刑法第163条修改为“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立法模式上应将其犯罪主体扩大到非公司、企业人员，可基本囊括目前不同组织形式的大多数单位，这种方式为刑法修正案(六)所采纳。

笔者认同这样一种观点，“从保持刑法典的相对稳定性上来说，通过修改受贿罪或修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方式，将该行为吸收并入的方法，比重新设立一个新罪更具有设置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中的可操作性。”^㈩相比较而言，通过修改公司、企业、其它单位人员受贿罪更为妥当。无论哪种贿赂犯罪，都具备“权钱交易”的特性，只不过因侵犯的客体不同，“权力”可作不同理解，其中包括国家公共事务性的行政管理权、团体公共事务性的公共服务权、专业人员从事业务活动派生的商业影响力。医生虽从事公益事业，但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其处方权仅是公共服务权的体现，与公务活动的管理性、权力性与国家代表性不可相提并论。若对受贿罪进行修改，将临床医生归入国家工作人员行列，其结果是使“从事公务”这一认定标准失去意义，亦与保障国家权力公务廉洁性的立法精神相悖。与受贿罪侵犯的是公共财产权利和公务职务的廉洁性相对应，公司、企业、其它单位人员受贿行为与医疗贿赂行为侵害的都是公私财产权利和普通职务的廉洁性，因而两者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着手完善贿赂犯罪立法，一是扩大公司、企业、其它单位受贿罪的犯罪主体，用以涵盖除国家工作人员之外的其它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在国有企事业单位非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明确该罪中的职务为“私权利的职务”，与受贿罪“公权力的职务”相对应。为受贿罪查缺补漏，共同发挥遏制贿赂犯罪的刑法功能。

注释：

① 肖介清：《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② 柳忠卫、谭静：“医生收受回扣行为定性研究”，《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下卷)》，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6年度) ，第1374页。

③ 王晋、伍紹昆主编：《刑法实务与典型案例释论》，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328页。

④ 王作富主编：《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0页。

⑤ 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下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19页。

⑥ 苏显龙：“北大刑法学教授认为医生收取回扣不构成受贿罪”，《现代医院报》，2004年6月11日第3版。

⑦ 黎宏：“医生收受处方回扣应属受贿”，《检察日报》，2004年6月28日。

⑧ 王治建、聂庆：“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学与刑事政策学思考-兼论刑法干预‘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之合理性”，《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下卷)》，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6年度) ，第1192页。

⑨ 赵秉志、廖万里：“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回扣是否构成犯罪”，《法制日报》，2004年7月22日。

⑩ 柳忠卫、谭静：“医生收受回扣行为定性研究”，《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下卷)》，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6年度) ，第1378页。

参考文献：

[1]具本敏：《韩国对于贿赂犯罪的制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朱孝清：“也谈医生收受药品回扣行为的定性》”，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1期。

[3]孙晨：“论医疗贿赂行为的刑事规制”，载赵秉志主编：《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熊选国：“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载姜伟主编：《刑事司法指南》(总第21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医疗服务行为总结报告 篇8

重要岗位员工行为排查活动总结报告

为规范内部管理，切实加强重要业务岗位人员管理工作，近日××支行根据管辖行下发的《关于组织开展重要岗位员工行为排查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重要岗位人员项目自查内容，对重要业务岗位人员行为进行了一次认真排查，以有效防范岗位风险，杜绝案件发生。

一、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排查工作的组织领导，××支行成立了以行长为组长、副行长为副组长，重要岗位员工为组员的排查小组。

二、排查方法

以“九种人”事项排查为重点，并对一些行为进行扩展，关注涉嫌案件的行为，存在隐患可能诱发案件的行为。具体开展形式以员工自查为主，填写《重要岗位员工行为排查项目表》，主管领导积极履行复核责任。

三、排查内容及结果

通过员工自查和支行复核，排查结果如下：

（一）未发现九种人现象

无“黄、赌、毒”行为；无个人或家庭经商办企业的；

无大额资金炒股的；无个人、家庭负债较大，或在行内有贷 1

款的（正常消费贷款除外）；无无故不能正常上班或经常旷工的；交友混乱，经常出入高档消费场所的；无职工作超过强制休假、轮岗规定时限的；无有不良记录或犯罪前科的；无出现违规操作。

（二）工作表现事项:未发现问题。具体如下：

无指使、胁迫、诱骗他人违规操作的情况；无受他人指使、胁迫、诱骗违规操作的情况；无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情况；无串岗、混岗、操作“一手清”的情况；无随意简化、改变业务流程的情况；无无正当理由逾假不归，或经常擅自离岗的情况；无故意推脱、延迟、拒绝轮岗、交流或休假的情况；无故意躲避、抵制录像监控、稽核、监管和上级检查、审计，或在不合理的长时间内未接受检查、审计的情况；本人经办或管理的账务无非因业务差错或特殊业务处理的原因造成的账务不符或不正常挂账的情况；无故意造成业务差错或账务混乱的情况；无隐匿、销毁、篡改业务凭证、记录、账册、档案的情况；无违规为自己办理业务，或违规为父母、配偶、儿女及其他关系人办理业务的情况；无违规代客户保管存折（单）、办理开户、存取款、更换印鉴、购买重空单证、签字等代客服务的情况；无利用个人储蓄账户或“控制账户”违规存放、过渡本单位财务费用的情况；无利用职权为自己及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况；无经常在上班时间办理私人的商业事务或交易活动的情况。

（三）经济往来事项:未发现问题。具体如下：

无以本人或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情况；无与本人收入明显不符的大额炒股、炒期货、炒外汇、买卖基金等风险投资活动的情况；无违规集资或介绍集资、高利借贷、参与经营地下钱庄等情况；无热衷于大额购买彩票，或购买非法彩票，参与赌球、赌马等博彩活动的情况；无私下收受、索取客户回扣的情况；无借用、占用客户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等财物或向客户大额借款的情况；无让客户支付或报销不正当费用，或向客户提出其他不正当、不合理要求的情况；无经常出入高消费场所、日常消费与个人及家庭经济收入明显不符的情况；无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敛财的情况。

（四）社会交往事项:未发现问题。具体如下：

无“涉黑、传销”等违法违纪活动；无与不良客户、有劣迹的社会人员来往密切现象；无向有劣迹或有不良嗜好的人员提供私人借贷、担保或其他财物支持。

（五）家庭状况事项:未发现问题。具体如下：

无家庭成员或来往密切的亲友从事传销、赌博、涉毒等非法活动的情况；无家庭成员或来往密切的亲友因从事大额风险投资活动（如经商、炒股、炒期货等）而出现资金紧张或大额亏损的情况；无重大家庭变故造成情绪异常，消极悲观的情况；无违反总行关于亲属任职回避方面规定的情况

以此次自查工作为契机，今后，我行将不断强化和提高重要岗位人员风险意识，进一步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责，完善和健全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机制，确保通过重要岗位人员管理实现防范案件事故发生，规避经营管理风险的目的。

××支行

医疗服务行为总结报告 篇9

树立医疗卫生行业新风、纠正损害群众利益行为

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汇报

根据市卫生局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山东省卫生厅纠正医药购销和办医行医中不正之风工作方案》和市卫生局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行为，纠正医药购销和办医行医中的不正之风，着力解决社会关注、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在我院开展了树立医疗卫生行业新风、纠正损害群众利益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现将我院近期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1、我院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制定工作方案，组织全体人员召开动员会，层层进行动员。

2、组织机构、科室和人员自查，对照工作自查表，突出对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乱收费、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开单提成、开大处方、滥检查和医德医风差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问题，进行排查梳理，对发现的问题认真记录，及时整改，个人形成自查自纠报告并签订承诺书，科室做出廉洁从业承诺，医院向社会公开廉洁承诺。

3、开展廉政谈话，院长与班子、科主任谈，科室主任与科内人员谈，对存在的思想误区，及时进行教育引导，放下思想包袱，认清问题、纠正错误。

二、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1、未建立收费问题投诉机制，未公示收费物价管理人员名单。

整改措施：立即建立收费问题投诉机制，成立收费物价管理人员名单并进行公示。

2、工作中存在急躁情绪，对接种病人的咨询回答不够详细，态度不够好。

整改措施：戒骄戒躁，破除骄傲自满情绪，强化忧患意识，近几年来，我院的快速成长是有目共睹的，内部风气很正，外部形象良好，但也有个别同志因此滋长了自满情结。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与上级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我们工作中还有很多不足，因此，我们一定要耐心细致的开展工作，对待群众要热情诚恳。

3、工作不够主动，满足于完成当前的任务，固步自封。整改措施：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克服固步自封、小成即满的思想，积极主动，树立争创一流的精神，提高工作标准。

三、下一步工作

（一）加强学习。开展树立医疗卫生行业新风、纠正损害群众利益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是提升卫生行业形象、推进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手段，是践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更是体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提高认识，不断学习，全面推动工作开展。

（二）健全完善制度。抓好制度建设，按照《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山东省卫生厅纠正医药购销和办医行医中不正之风工作方案》《潍坊市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十条禁令”和医务人员“十条禁令”》认真做好贯彻落实，进一步完善学习各项制度，经常开展自查自纠，以制度化保证工作规范化。

（三）牢记宗旨观念，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正确对待权力、金钱和名利，在工作和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敢于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努力做到勤政廉政。注重提高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行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工作业务素质，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和心系临床的服务意识。增强对群众的感情，始终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诚心诚意为群众解难题、做好事、办实事、办成事。对群众投诉咨询的问题，要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增强对工作的激情，对承担的工作和上级交办的任务，要时不我待，不折不扣地去完成。

（四）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创优争先，强化服务。增强服务本领、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争创一流业绩；不断增强创优争先意识，努力提升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水平。

总之，通过这次开展全市树立医疗卫生行业新风、纠正损害群众利益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加强了医德医风建设，树立了良好的医德风尚，行业风气明显好转，强化了依法执业意识，规范了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行为，做到了合理诊断、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合理收费，切实减轻了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使我院服务人民群众的工作态度、工作水平明显提高，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形成工作的长效机制。

安丘市辉渠镇卫生院

医疗服务行为总结报告 篇10

摘要：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首先对高职大学生选择社会服务实践的影响因素提出若干假设。其次分析这些影响因素与高职学生公民行为意向之间的正负关系，为高职院校如何有效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高职大学生;社会服务实践;行为意向

高职院校是培养各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教育基地，和传统的本科教育相比，需要在教育中重视学生的社会服务实践能力，通过实践培养学生工作技能和综合素质，形成高职教育的就业优势。同时，大学生涯也是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从确立巩固到发展提升的关键时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是培养高职学生良好价值观的主要方法之一。学生参与不同形式的社会服务实践活动，一方面能够促进个人发展，如改善学业成就、提高社交技能、促进个体社会化等，另一方面可以使学校、社区甚至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受益。当代经验学习的倡导者John Dewey指出经验学习的意义及其教育价值在于利用学生的经验并将其整合到课程中。美国1993年服务行动将服务学习定义为“将知识的学习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促使学生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以及能力的提升。并使其在关心社会和他人的同时，成为一位有责任感、有能力服务于社会的人”。Miller、Lipsitz等学者认为学生在服务学习中获得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学生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自尊感和自信感;提升学生学习成绩，促进学生学校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协助学生确定未来的职业兴趣和方向。

如何有效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是各高职院校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图研究分析影响高职院校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多种因素，从而为如何有效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提供数据支持。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理论基础

社会心理学家致力于建构相关理论来解释人是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即TPB）是研究中常见的经典理论之一。Ajzen在TPB中认为，行为是人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计划出来的结果。该理论是由Ajzen之前所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即TRA）演变而来，TRA理性行为理论主要用于预测及了解分析人的行为。

TPB理论提出，影响现实行为的关键因素称为行为的意向，而决定行为意向的三个主要变量分别是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以及主观规范。其中，行为的态度是个人对行为是否有价值的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曾经的经验和预期的困难，当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与机会越多，所预期的困难越少，则对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就越强。主观规范则是所受到的社会压力的影响。以上三个变量通过行为意向影响现实行为（图1）。

本课题根据TPB理论，从阐述高职大学生在社会服务实践中的行为意识内涵出发，课题组设计了紧密围绕大学生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内容的问卷进行调研，在问卷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大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与行为意识的关系。

2.研究假设

根据理论分析，本研究拟以 TPB 为构建预测和解释高职大学生参加社会服务实践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1）态度（Attitude）

A：就业竞争力：与行为意向正相关，就业竞争力越强，行为目标意向越高。

B：服务报酬（精神奖励及物质报酬）：与行为意向正相关，服务报酬越多，行为意向越强。

C：实践工作强度：与行为意向负相关，实践工作强度越大，行为意向越弱。

（2）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

D：学校公共宣传和集中统一安排：与行为意向正相关，学校公共宣传及集中统一安排的力度越大，行为意向越高。

（3）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E：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与行为目标意向正相关，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越好，行为意向越强。

二、问卷调查：高职大学生选择社会服务实践的行为意向

为深入研究社会服务实践对高职大学生公民行为意识的影响，笔者以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大三学生为样本，针对9个系学生进行抽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72份，有效率94.4%。问卷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高职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程度以及社会服务实践的形式;第二部分是高职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影响因素，我们假设了若干问题，包括学校公共宣传与集中安排的环境氛围、实践工作强度、就业因素、服务报酬（精神奖励及物质报酬）和个人综合素质五个方面。问题的回答划分5个级别：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中立;4.同意;5.完全同意。第三部分是高职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行为意向，问题的回答划分5个级别：1.根本不愿意;2.不愿意;3.中立;4.愿意;5.非常愿意。

1.参加实践的人数和实践形式

问卷调查以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大三学生为样本，调查结果显示，该院近年来对社会服务实践的组织力度很大，实践活动普及程度非常高，其中97.7%的学生参加过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其中55.3%的学生至少参加过二次社会服务实践活动，27.1%的学生参加过三次以上社会服务实践（图2）。实践形式有企业顶岗实习（98%）、校外兼职（21.9%）、自主实践（24.8%）、志愿服务活动（27.8%）以及其他活动等（图3），因大部分学生参与过多次实践，百分比大于100%。

图2：参与社会服务实践次数

图3：参与社会服务实践形式

2.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影响因素

通过以下得票比例的选项可见（表1），在五个影响假设中，学校公共宣传与集中安排的环境氛围、就业竞争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等综合素质均有超过50%的学生，同意其是影响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重要因素，其中就业竞争力得票率最高，服务报酬及实践工作强度影响偏弱，而学校公共宣传与集中安排的环境氛围对学生的影响不容小觑，这也体现在上图学生参与顶岗实习98%的比例上。

表1：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影响因素

3.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行为意向

（表1）还显示，问卷第二部分提出的五个影响因素都成立，具有可信度。第三部分问卷以五个假设为前提，调查在对社会服务实践的实际参与过程中，五个因素对学生产生的影响（表2）。在态度（Attitude）中，60%以上的学生受就业竞争力强的影响，愿意参与实践，认为实践可增强就业竞争力。就业竞争力与行为意向正相关;服务报酬（精神奖励及物质报酬）中，68%的学生愿意参与服务报酬多的社会实践，与行为意向正相关;在实践工作强度中，59%的学生不愿意参与工作强度大的实践，实践工作强度与行为目标意向负相关;而属于主观规范范畴的“学校公共宣传和集中安排”与行为意向正相关;属于知觉行为控制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与行为目标意向正相关。

表2：参与社会服务实践行为意向

三、结论

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探索了高职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通过影响因素的假设，本文将影响因素列为五个，包括就业竞争力、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学校和同学环境氛围、服务报酬（精神奖励及物质报酬）、实践工作强度。本研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就业竞争力、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学校和同学环境氛围、服务报酬以及实践工作强度都是影响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重要因素。其中就业竞争力、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学校和同学环境氛围与行为意向正相关，这3个影响因素越强，学生的行为意向越高，实践工作强度与行为意向负相关，实践工作强度越大，学生的行为目标意向越弱。而服务报酬这一影响因素在问卷中，显示出对学生行为意向实际会产生重要影响，与行为意向正相关。

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高职大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动力及困难的相关情况，对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顺利开展大学生实践活动具有相应的参考价值。在实际社会服务实践过程中，相应提高学生在社会服务实践中的报酬，如精神奖励等，可有效增加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行为意向。同时，学校在公共宣传和集中安排加大力度，也会产生环境影响，对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行为意向产生积极作用。但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未能规避统计分析中的存在的普遍问题，如问卷设计的科学性，样本的单一性等，同时问卷调查提出的问题不够全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查质量，有待进一步加以避免。？笸（作者单位：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江西教育考试院）

参考文献

[1]Martin Fishbein & Icek Ajzen.Belief，Attitude，Intention，and Behavior：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5：53.

[2]Susanne Ziemek.Economic Analysis of Volunteers

Motivations——A Cross-country Study[J].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es，2006，（3）.

[3]段文婷，江光荣.计划行为理论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8，（2）：315-320.

[4]林敏，张敏.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看计划行为理论[J].社会心理科学，2010（1）：18-21.

[5]许家琴.社会服务视角下的高职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J].中国青年研究，2012，（12）.

[6]郑方.论服务学习对当前实践教学的启示[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7]马彦光.服务学习及其对我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启示[J].中国电力教育2008，（19）.

论医疗侵权行为的法律内涵 篇11

对于医疗侵权行为的概念,国内著述还少有直接地定义。有学者认为:“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侵犯了病人的合法权益,并引起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在这里,病人的合法权益有两种,一是生命权和健康权,二是其他人身权,如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1]。但是任何由侵权所造成的损害后果都有一个原因行为,那么上述概念并未明晰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引起了医疗损害后果,从而导致无法准确地界定医疗侵权行为的内涵。事实上医疗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其特殊就在于医疗侵权是由医疗活动引发的侵权行为,而非医疗活动以外的行为引发的。因而可以认为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在医疗活动中,因医疗行为侵害就诊者的人身权利,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2]。医疗行为一词在法律上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与其他非医疗行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手段上的医疗技术性和目的上的医疗目的性[3]。故而医疗行为是行为主体为达到一定的医疗效果而对人体所实施的以医学判断及医疗技术手段为要素和内容的行为。由此可知医疗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主体在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侵犯就医者的人身权益(因医疗活动系针对人的身体所实施的行为),而应承担相应责任的行为。

2 医疗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一般侵权行为成立,必须具备4个构成要件,即侵权人的违法行为,他人人身和财产上的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过错。而医疗侵权活动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的法律内涵包括以下内容。

2.1 医疗侵权行为的行为要件

医疗侵权行为是因为行为主体实施医疗活动而引发的侵权行为,那么对医疗行为进行准确的内涵界定是判断医疗侵权行为的前提。然而我国现有的卫生法律、法规都没有对医疗行为给出具体而权威的定义,通常都是用语义模糊的对疾病的诊断、治疗活动来概括医疗行为的内涵。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款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依该条文的意思,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仅需要规定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而对其他的医疗服务的提供主体并未作出任何规定。由此能否推知只有医疗机构才能作出医疗行为、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而其他医疗服务主体只能从事医疗行为以外的其他医疗活动呢?查国内现有的法律规定和学术著述,均无明确的表述,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卫生部关于启用医疗卫生机构统一标志的通知》中标志释义的规定:“医疗卫生机构统一标志为带有白边的四颗红心围绕着白十字。……总体图形在医疗机构表示以病人为中心,在其他卫生机构表示以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为中心”。而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本条例适用于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同时《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规定:“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并且学者普遍认为“医疗机构是依法定程序设立的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卫生机构总称[4]”。综合这些规定和学者的观点,能否认定仅有医疗机构才能针对病人,实施以疾病的诊断、治疗为核心内容的医疗活动,即医疗行为就是专指医疗机构对疾病的诊疗活动;而医疗机构以外的其他卫生机构只能实施非以疾病的诊断、治疗为内容的其他医疗活动,如预防、保健和美容整形?而事实上,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现状并非如此。不仅许多医疗机构,如大型的综合性医院,在从事疾病诊疗活动的同时还普遍开展诸如预防、保健和美容整形在内的医疗活动;而且预防、保健等卫生机构也大量开展各项疾病的诊疗活动,并且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具有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资质的其他主体实施的医疗活动,如非医师行医。事实上卫生部2007年5月1日颁布施行新的《处方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医疗机构,是指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批准登记的从事疾病诊断和治疗活动的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妇幼保健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室(所)、急救中心(站)、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以及护理院(站)等医疗机构”,由此可知新的《处方管理办法》已经把妇幼保健院、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以及护理院(站)等预防、保健机构增加纳入到医疗机构的范围,即在医疗机构的界定上已把所有涉及疾病诊疗活动的医疗、预防、保健等卫生机构都统一到医疗机构的范畴。并且根据新的《处方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处方,是指由注册的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以下简称医师)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的医疗文书以及第十四条规定“医师应当根据医疗、预防、保健需要,按照诊疗规范、药品说明书中的药品适应证、药理作用、用法、用量、禁忌、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等开具处方”,由此可知疾病诊治以外的预防、保健行为也是医师行使处方权的医疗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地区1976年4月6日卫署医字第10788号函就医疗行为解释为“凡以治疗、矫正或预防人体疾病、伤害、残缺或保健目的,所为之诊察、诊断结果而以治疗为目的所为之处分,或用药等行为的总称,谓为医疗行为[5]”。有台湾学者认为该解释,仅着眼于疾病之诊断、治疗及以预防为目的,然近代医疗科技发达,以医学基本理论作非诊疗目的性之医疗行为所在多有,例如美容整型、变性手术、断种、去势、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等皆属之,因此医疗行为之概念,应兼及诊疗目的性及非诊疗目的性两种[6]。可见,台湾地区在医疗行为的界定上并未对医疗服务提供主体的类别以及合法性作出限定,并且对医疗行为的判断并不以疾病诊疗为目的,因此确认医疗行为的内涵,应依当时的医学水平和社会现实状况,人民生活方式之推移及卫生思想普及等因素做总和的判断。故而医疗行为的范围相当广泛,并随着医学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变化,而且无论是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服务主体还是不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服务主体实施的、无论是出于诊疗还是非诊疗目的的医疗服务行为,只要其行为的实施对象涉及人体(不管是病人或是健康人)、行为的手段为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就应认定为医疗行为。因此,将医疗行为仅限于医疗机构实施的疾病诊疗活动或者仅限于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实施的医疗活动都是不符合社会现状的,对医疗行为主体和内容的界定应当有更宽泛的内涵。

虽然现阶段国内法律对医疗行为未有明确界定,但笔者认为对医疗行为应当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医疗行为应专指合法的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人体所实施的具有相应资质的各项医疗服务活动。主张此种观点的理由在于医疗行为是对人体生命健康具有侵袭性的高风险性和高技术性行为,故医疗行为的实施应严格限制为取得合法行医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实施的具有相应行医资质的医疗服务活动。而广义的医疗行为应指医疗服务的提供主体针对接受医疗服务的主体所实施的各种医疗服务活动。笔者则认为在医疗侵权行为的界定中应坚持医疗行为的广义说,因为不仅存在着不具有有合法行医资质的主体提供的医疗服务活动,如无证行医活动,而且还存在着具有合法行医资质的主体提供的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医疗服务活动,如超越诊疗科目行医。首先,这两类行为虽然都不具有合法的行医资质,但只有造成就医者的人身损害,才会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否则只是承担非法行医的行政责任而已。而一旦这两类行为造成就医者的人身损害显然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此完全有必要将这两类行为也纳入医疗侵权损害的原因行为。其次,具有合法资质的行医尚且要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倒置,即行为人不能举证证明其医疗行为无过错以及其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就要承担医疗侵权责任。而非法行医系主体非法从事医疗活动,如果不将其纳入医疗行为的范畴就会使得不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活动反而能逃避医疗行为的举证责任倒置。所以,笔者主张凡是医疗服务的提供主体针对接受医疗服务的主体所实施的各种医疗服务活动都应纳入医疗行为的范畴。总之,医疗侵权活动的行为要件是指医疗服务提供主体实施的各类医疗服务活动,既包括具有合法行医资质的医疗行为,又包括不具有合法行医资质的医疗行为。不具有合法行医资质的医疗行为自始至终都是违法的,而具有合法行医资质的医疗行为侵权必须是医疗行为的实施过程具有违法性要素,如行为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二)医疗侵权行为的过错要件

医疗活动是一种高风险性和技术复杂的行为,医疗行为的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而容许合理的风险,因此只有医疗行为的实施主体在实施医疗行为时存在着过错,才会对医疗行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在对医疗过错的认定中,传统理论往往坚持主观过错的归责理论,如《卫生部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1988年5月)规定:“医疗事故行为人的过失是指行为人由于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的心理状态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该说明虽已废止,但主观过错的理论仍然根深蒂固,很多学者仍坚持“医疗过失系行为人由于主观上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的心理状态而造成的危害结果[7]”。

根据主观过错说可知,过错仅是行为人对其行为后果所持的一种心理状态,并不涉及行为人的外部行为。主观过错说认为过错是由行为人内在的意志决定的,表明行为人具有道德上应受非难性[8]。因此过错责任应惩罚的对象是对其损害后果具有过错心理状态的行为人,故意和过失的心理状态是行为人的基本过错方式。而实践中,主观过错说在医疗侵权归责领域遭遇了巨大的挑战:①医疗行为的预期结果本来就具有风险性和相对确定性,要求医疗方对医疗损害结果有准确的预见是不科学的。坚持严格的主观过错的侵权理论而忽视医疗行为可容许风险的特征,会导致医生把每一位患者当作潜在的原告,并不使用对治疗疾病最为有效的手段而使用对自己最为安全的防御性医疗措施。②精确地检验医疗行为人对损害后果所持的心理状态,即使对于专业鉴定人员和法官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医学领域很多现象即使现有的科学也难以解释,并且医疗行为中常有疾病的自然转归、采取紧急措施、患者病情异常与体质特殊以及现有科技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等因素的介入。由于众多不确定影响因素的干扰,要想鉴定人员和法官对医疗行为的人在实施行为时对损害后果的心理状态和意志过程作出准确判断是极为困难的。③主观过错说给患者强加了过重的举证负担,使受害人的利益难以获得保护。实践中由于医疗行为的技术复杂性,患方要想直接判断医疗方在主观上是出于过失或者故意是几乎不可能的,除非有可供参考的客观医学判断标准来确定医方具有何种医疗过错。基于上述原因,适用主观过错说往往难于准确地判定医疗方的心理状态。

医疗侵权“主观过错”的归责理论既不科学又难于操作,事实上“19世纪受到刑法罪过概念的影响,将过错看成主观上的问题,这对受害人是非常不利的。民事责任不同于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在于对行为人的制裁,而是对受害人的补偿。因此过错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司法上放弃主观过错的概念,采用客观说的标准,即合理的标准已成为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趋势之一[9]”。客观过错说认为过错并非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否具备应受非难性,而在于其行为具有应受非难性,即行为人的行为如果不符合某种行为标准即判定为过错。过失的客观化纯化了传统个人主义的过失责任,不再强调行为人道德的非难性,而着重于社会活动应有客观的规范准则[10]。以违反注意义务的标准来认定行为人的过失,在交通事故、产品责任、医疗事故等领域运用得越来越广泛[11]。故而有学者认为:“医疗过错是指医生在对患者实施诊疗行为时违反行为上必要的注意义务,从而导致对患者损害后果的情形[12]。能否在民事侵权赔偿中全面适用客观过错说还需探讨,但基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判断医疗侵权责任的归属恰恰反映了客观过错的归责趋势。正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已经确立了“违反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即推定医疗方具有过错的客观标准[13]。

由此可知《条例》对医疗事故的判断已体现了客观过错的归责原则,《条例》所谓的过失致人损害系指医疗方过失违反医学处置措施中必要的注意义务致损,而这些医学上的注意义务已为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确立和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客观义务。医疗侵权损害“客观过错”归责就是通过判定医疗方是否存在违反了这些客观注意义务的行为来推定其主观上是否具有医疗过错,而不再考虑其主观上对损害后果持何种心理状态(如是否有所预)。并且法定的注意义务体现为明确具体的客观标准,极易判断医疗方在违反注意义务时的心态,因此通过判定医疗方在违反法定的客观义务时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可以直接决定医疗过错的性质,从而解决和避免了臆断医疗方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持何种心理状态(故意或过失)的困难。因此,不仅是在医疗事故(过失)领域,在整个医疗侵权纠纷领域,传统的“主观过错”的归责理论都应当为“客观过错”的归责理论所取代。

基于客观过错理论,只有过失违反了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要求的客观注意义务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才能构成可容许的合理医疗损害,由此推定医疗方的医疗过错为过失,而医疗过失侵权损害主要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标准进行赔偿。同时依据客观过错理论,故意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要求的客观注意义务而造成的损害后果则构成不可容许的恶性医疗损害,由此推定医疗方的医疗过错为故意,因此应严格适用《民法通则》、《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等民事法律所确定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并可同时追究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不可容许的恶性医疗损害应当包括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行为中故意违反注意义务致人损害和非法行医致人损害两种情形。第一,合法医疗行为中故意违反注意义务致人损害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的医疗行为具有合法行医资格,但行医者在医疗过程中故意违反法定的注意义务致人损害。如医生在诊治过程中不给病员做全面检查、不按规定为病员书写病历和开具处方的情况下,就直接给患者进行注射治疗致人死亡;又如护理人员在未做皮试的情况下就直接给患者注射青霉素致人死亡。类似情况即使发生在合法的医疗行为中,也因为医疗方对其注意义务明知故犯而难咎其责,国家也不应将其纳入医疗事故的范围予以限制性的保护。第二,非法行医致人损害亦可细分为两类:①行医人不具有行医资格而实施医疗行为致人损害。②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超越其行医资格而实施的医疗行为致人损害。由于医疗方超越合法资质行医系故意违反法定注意义务,故该类行为难为可容许的合理医疗损害。

2.3 医疗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要件

医疗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是指由于医疗服务的提供主体实施了医疗行为,造成就医者人身损害的后果。而这一损害后果是指就医者人身所受到的伤害后果,即就医者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受到不法侵害,造成致伤、致残、致死的后果以及其他损害。在一般侵权行为法中所称的人身伤害,不仅仅包括轻伤害、重伤害和轻微伤害,还包括致人死亡、以及未造成人身伤害的行为[14]。在确定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即赔偿责任大小时,只能以实际发生的人身损害后果为标准予以全部赔偿。基于侵权理论,在一般侵权行为中要特别注意不能以加害人过错程度的轻重作为损害赔偿数额的依据,也不能根据行为的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作为依据,而只能以人身的实际损害程度作为赔偿责任大小的标准。实际上,医疗侵权人的过错以及行为是否具有行医资质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大小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只是对责任的有无起到重要的作用以及确定行为人是否还要承担因非法行医所带来的行政或者刑事责任。在造成实际损害的情况下,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的赔偿责任并无大的区别。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制定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规定:“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通知》从审判角度确立了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的“双轨制”原则,即医疗事故侵权赔偿纠纷适用《条例》的规定,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以及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双轨制的实质就是医疗过失侵权适用《条例》的行政限额赔偿标准,而医疗故意侵权则适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这一做法体现出国家对医疗服务行业的行政干预,即医疗事故(过失)的行政限额赔偿模式是以部分牺牲患者利益来限制医疗方的赔偿责任,主要由患者来承担医疗损害的风险。具有同样程度的损害后果却适用不同赔偿标准的“双轨制”模式,是中国国情和医疗服务特殊性的体现,但是从保障患者人权利益和医疗行业健康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在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另一种国家干预模式)的前提下,将医疗损害赔偿立法全部纳入一般民事侵权赔偿的范围内,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办法。其次,医疗行为是否具有合法的行医资质也不是确定损害赔偿责任大小的依据。

2.4 医疗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要件

所谓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致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联系,是归责的客观基础。由于医疗行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 因而医疗侵权行为中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异常复杂,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因果关系既有一因一果的简单情形,同时也存在着一因多果、多因一果,甚至多因多果的复杂情形。例如,国际卫生组织就曾将造成患者死亡的原因区分为:直接死因、根本死因、辅助死因与诱因4种。造成死亡的多种原因的区分实际上就表明了即使医疗方有医疗过错,患者的损害结果也非全是由于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过错行为直接造成的,很多情况下医疗过错往往与医疗意外、并发症、病人的体质异常以及患者自己的过错等结合在一起,这些都造成了判定医疗侵权因果关系的困难。目前,国际赔偿医学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采用五等级法对患者所诉医疗损害案件中医疗过错的参与度进行评定,在我国司法鉴定领域也大量运用。参与度是赔偿医学为法学上确定因果关系而发展起来的新概念,是指被诉过错行为在损害结果发生中所介入的程度或其作用的大小,即原因力的大小。五等级标准指的是:一是必然因果关系。所诉医疗损害赔偿完全属于医疗过错所致,与就诊者自身体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为无关联。医疗过错参与度为100%,法学上为必然(直接)因果关系。二是相当因果关系。所诉医疗损害主要由医疗过错所致,就诊人自身体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为增加了所诉医疗损害出现的易感性。医疗过错参与度为75%,法学上为相当因果关系。三是原因竞争和因果关系。所诉医疗损害是医疗过错行为和就诊人自身体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且二者的作用强度难以区分,即所谓“原因竞争”。医疗过错参与度为50%,法学上为原状因竞争和因果关系。四是事实上之因果关系。所诉医疗损害主要是就诊人自身体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为所致,但医疗过错对损害结果的出现起到诱发、促进、加重等作用。医疗过错参与度为25%,法学上为事实上之因果关系。五是无因果关系。所诉医疗损害完全是就诊人自身体质、疾病及其他行为所致,与医疗过错无关联或不存在医疗差错。医疗差错参与度为0,法学上为无因果关系或无自然联系[15]。因此,对于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的判断是极其复杂的,仅仅依据纯法学的因果关系理论来判断医务人员是否具有医疗过错行为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医学的相关专业标准(如体质异常、医疗意外、疾病参与度等)来确定医方对损害发生的因果关系与责任程度,即探讨一种法学与医学、医疗过错与医学专业标准相结合的因果关系理论。

3 结语

医学领域是高深复杂且未知领域又最多的实践性学科,这就导致医疗行为是一种兼具探索性与尝试性、损害性与风险性、结果不确定性与追求最大安全性的行为。医疗行为的特点决定了医疗侵权行为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我国现有的法律除了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及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外,对医疗侵权行为的处理仍适用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理论,这就造成了医疗侵权纠纷的认定和处理成为一个难题。要想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则有必要建立和完善符合医疗行为本质特征的医疗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理论。

摘要：医疗侵权行为系医疗活动所引发的侵权;对构成医疗侵权的医疗行为应坚持广义的理解,即医疗服务的提供主体针对医疗服务的接受主体所实施的各项医疗服务活动。医疗侵权传统的主观过错的归责理论应由客观过错的理论所取代。医疗侵权损害是指医疗行为侵害就医者的人身权利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对医疗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判断还需要探讨一种法学与医学、医疗过错与医学专业标准相结合的因果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