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才华横溢却没文凭的原因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才华横溢却没文凭的原因（精选2篇）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才华横溢却没文凭的原因 篇1

关于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才华横溢却没文凭的原因

李白和杜甫，是高高耸立在大唐诗坛的两座不可逾越的丰碑。华夏大地历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自《诗经》以来，产生了无数伟大的诗人和优秀的诗篇，人们把诗圣和诗仙这两顶代表诗歌最高荣誉的王冠戴在他们头上，足见后人对他们诗歌成就的认肯。但是，就是这么两位冠盖大唐的诗人，却是两个没有文凭的诗人。

先说李白。李白出生在四川，他幼年聪颖过人，十岁就精通诗书。直到二十岁时，当地的官员就以有道科举荐他，他没有应举。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是他的人生信条和做人准则。就连当时名震京城的著名诗人贺知章看了他的诗文后也不禁赞叹道：“子，谪仙人也!”后来，经贺知章的举荐，李白被唐玄宗下诏命为翰林待诏。当然，这个翰林待诏是编外的，要等到其他翰林提拔或者退休腾出空缺后才能补上。因此，也就享受不到国家的俸禄，这是大唐王朝的体制所决定的。能够进入翰林院的，大都是进士及第，唯独李白是一介布衣。唐玄宗之所以给李白一个翰林待诏，其原因也可能是嫌他的文凭太低。他一生恃才傲物，轻财好施，蔑视权贵，狂放不羁，尤其是看不惯高力士那种奴颜婢膝，阿于奉承的作派。一次，唐玄宗召他进宫写诗，他趁着酒劲逼着高力士为其脱靴，让杨贵妃为其研墨，因而得罪了高力士，遭到了高力士的算计，并最终被逐出长安。

说穿了，李白就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啊，他不知道宫廷和宦海的险恶，更不知道“宁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的基本道理。其实，唐玄宗是很想重用李白的，但是，在每一次要提拔他的关键时刻，均遭到了高力士和杨贵妃的极力阻拦。试想泱泱大唐王朝，人才辈出，文人荟萃，能够让唐玄宗亲自为其调羹的也只有李白一人了，足见唐明皇对他的赏识。嗜酒如命的.李白几乎喝遍了长安的大小酒馆，这是唐朝任何一个诗人都无法比拟的。他每天必喝，每喝必醉，醉了就躺在人家酒馆里呼呼大睡。以至于唐玄宗想听李白写的新歌也找不到他的踪影，不得已让高力士带着一帮太监们，满长安城到处乱找。这有他的好朋友杜甫的诗为证：“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对于李白来说，有得也有失。失的是由于秉性耿直，酒后失态得罪了一些他不该得罪人，到老也没能混个一官半职，还险些送了性命;得的是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再说杜甫。杜甫出生在河南巩义市，他比李白小十几岁。与李白不同的是，杜甫曾多次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屡试不第，最后向朝廷献了一篇《三大礼赋》才引起了唐玄宗的重视，被授予京兆府兵曹参军。没干几年，安史之乱爆发，被俘，后脱身赴行在，官拜右拾遗，因上书救房玄龄遭贬。南昌vi设计后或仕或隐，最终入川，居成都草堂。严武镇守四川，聘请他为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杜甫离开了四川，病卒于湘水扁舟之中。杜甫虽然做过几次小官，但间隔的时间都较短。

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颠沛流离和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尤其是到了晚年，生活更加凄苦，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就是他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亲自目睹了安史之乱给广大人民群众所造成的痛苦，因而才会写出《三吏》、《三别》等一大批深刻反映下层人民疾苦的诗作。

李白张扬狂放，而杜甫内敛隐忍，两个人的性格迥异，其作品风格向背。李白当时在唐朝诗坛的名气很大，比起李白，杜甫的名气就逊色多了，就连李白也看不上他的诗歌，为此李白还曾经写过一首《饭颗山》的诗来讥讽杜甫。直到后来元稹为杜甫写了一篇评论，他的诗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虽然两人的诗风不同，但他们的死法却惊人的相似，都是与水有关。李白晚年寓居当涂山，由于夜晚赏月时饮酒过量，不慎栽倒在湖里溺水而亡。后人为了纪念他说他揽月而死，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杜甫离开四川到湖南耒阳投奔好友，恰遇暴雨泛滥，江水暴涨，被困在船上连续十多天就没吃上饭。后来，耒阳聂县令知道这个消息后，亲自撑船把杜甫接到了县衙，并为他炖了一锅牛肉，温了一壶酒。由于暴食暴饮当天夜晚就撑死在了耒阳，时年五十九岁。

唐朝诗坛上的两颗耀眼的巨星就这样相继陨落了。我们在慨叹他们命运多舛的同时，也为他们为后人留下旷古未有的不朽诗篇而倍感欣慰。试想，假如唐朝缺少了李白和杜甫，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唐代的诗歌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这样的海拔高度。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才华横溢却没文凭的原因 篇2

最早将李白和杜甫并称的是韩愈。“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荐士》），“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醉留东野》），“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石鼓歌》）等都将李白和杜甫共置一体。韩愈认为李杜的诗歌扫荡万物，席卷天下，成就最高。

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当李白已然名满天下时杜甫还是无名小卒。《唐才子传》记载李白：“天宝初，自蜀至长安，道未振，以所业投贺知章。贺知章读至《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乃解金龟换酒，终日相乐，遂荐于玄宗，召见金銮殿……”李白诗作奋发怒张，激情飞溅，夺人耳目，人称“奇文”。李白的“奇”包含了多种文人理想和诗歌理想：首先是一种飘然不群的人格精神，继承了魏晋阮籍、嵇康诗歌中冲荡的悠游旷放和个体意志的强烈外显。“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 “五花马，千金裘，呼尔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 这类诗作是何等的狂放，他的潇洒和通脱为时人慨叹。其次是在自由意识关照下所显示的广阔胸襟。诗歌中排山倒海的气势和凌厉自然、目空万里的宇宙意识昭示了一种卓越高超的自我认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独立的自我人格和不向世俗屈膝的豪迈令人钦佩。再次是诗歌感情的喷薄炽热，意象的出人意表。《蜀道难》中瑰丽神绝的想象、参星斗宿的联想挑战了阅读人庸常的思维和阅读习惯，从而拥有了摄人心魄的魅力。难怪杜甫赞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诗歌中体现的随意自由、昂扬激越正是盛唐时代的气象，也是时人的整体精神风貌。因而李白获得了“诗仙”的美名，也正是凭借着诗名，他奔走于王侯之门，结交名界名流，在社会底层也获得了声誉，赢得了汪伦、元丹丘等人的友谊。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由盛而衰，失去了往昔的升平和繁荣。灾难，贫困，流离失所……这一切使得人生变得沉重。诗人失去了放飞浪漫的天空，一切的高蹈、奇伟、精致都成了昨日的梦想。白居易和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要求诗歌“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们希望诗人能够“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这是中唐社会现实的需要。盛唐诗风也至此一变而为愁苦之音，杜甫诗歌中明显的民生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正是中唐文人所自觉寻找的内容。沉郁顿挫的基调成了时代的主音律，因而杜甫更能够被时人充分地接受。

杜甫以忠君、爱国、忧时、念乱为主旨写下了千古不朽的诗作，他的诗大多述时事，所以无一首不与时事或时人相关。唐书《杜甫传》赞云：“甫善陈时事，恺切精深，至千古不衰。”后世人可借杜甫诗了解时代的风云变幻和百姓的零落流离。《登楼》中“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的沉重忧虑；《蜀相》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肝胆赤诚；《登高》中“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潦倒无奈以及“三吏三别”的怆然怜悯。当然也有《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开阔和畅达。

“风雅”中继承的文章济世情怀，“兴寄”的诗艺技巧，格律的严谨以及造语的精巧都使杜甫诗歌成为时人效仿的榜样。宪宗时，宰相裴度对杜甫诗作极为推崇；韩愈在《题杜工部坟》中写道：“有唐文物盛复全，名书史册俱才贤。中间诗笔谁清新，屈指都无四五人。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当然除了时代因素之外，还有诗歌本身的因素，成就了“诗圣”的美名。元稹的《杜工部墓系铭序》可以说是一篇尊杜的宣言：“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充分肯定了杜甫，称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的确，李白诗歌中风雅比兴的不足、体格的不够完备加上时代变乱后杜甫诗作中表现出的心系天下的深沉都成为李白被超越的缘由。宋代以后，杜甫的地位日渐崇高，不可动摇。樊晃为杜甫编诗集时在序言中称赞杜甫“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