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陶渊明和李白的诗酒风流之异
浅析陶渊明和李白的诗酒风流之异 篇1
浅析陶渊明和李白的诗酒风流之异
在李白的作品中，我们时时可见陶渊明和李白的渊源关系，或者表达对陶渊明的推崇：“陶今日日醉，不如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義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戏赠郑溧阳》），寥寥数语，便生动地画出了陶渊明的性情爱好、精神风采；或者引用陶渊明之轶事诗文，如“安能摧没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下幽人对酌》）。综观陶、李 二人之行为处世和作品，二人确有许多共同之处，如他们的思想中都充满儒道色彩，都有队权贵的傲视的一面，都好自然，追求本真，都有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他们都好酒吟诗，以诗酒谴性抒情。此外，前人对他们都有“真”的评价。如《宋书·陶潜传》称其为“真率”，萧统《陶渊明传》称其“任真自得”、“真率如此”，在《陶渊明集序》中又评曰：“论怀抱则旷达而且真”。而杜甫则以“嗜酒见天真”（《寄李太白二十韵》）评李白，皮日休在《七爱诗》中称李白有“真效”。《原诗·外篇》中说：“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而面目无不于诗见之。其中有全见者，有半见者，如陶潜、李白二人是完全达到了”真“。但二人在同之中任然存在很多差异。
“隐“之差
陶渊明处世行为方式最大的特点是“隐“，即最终选择了隐居田园的生活方式。而此前他曾三次徘徊于仕隐之间，直到最后辞去彭城县令。这是陶渊明与官场彻底的决裂，也是经历人生和看穿官场后的大彻大悟，故其能以恬淡宁静、平和冲远的心态归隐田园，亲和自然，亲和田园，陶然自乐成为真正的隐士，所以，他被称为”古今隐士之宗“。陶渊明是田园诗酒结合的典型，是中国文人中真正的隐士，有别于在江湖而心怀魏阙的假隐士。“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网尘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反映了他与官场浑浊，黑暗的不合。因此，他能安心归居，乐于田园，这是人的一种向往自由、脱却羁绊、热爱自然的本性的回归，也展示出一种人生自在价值取向。
相较而言，李白向往隐居，且一生不断有隐居的生活，如青少年时期在蜀中，出暑后在湖北安陆、山东，以及五十多岁在时暂隐庐山。归隐似乎成了李白人生最终的归宿。但实际上李白的用世之心很强烈。李白向往的是功成身退的道路，然而他始终未能从用世之心中超脱而出。因此，他的隐是暂时的。“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显然建功立业是身退的必须条件，功未成，身难退这就是一个一生处于进退仕隐矛盾中的李白。李白还对隐居生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然而可悲的是，李白一生实际上是“一命为沾”。正因为如此，李白才会在去世前有不甘，这也与陶渊明对于死亡的心态成鲜明对比。随然李白有用世之心，志向远大，但他又确实爱好自然、任情适性、向往隐居。于是李白便成了中国文人中进退两未成的志士和隐士双重人格身份的典型，也许这就是李白的“大隐”。
“真”之别
陶渊明一生追求人性的本真自适，即陶之真为本性之真，适性之真，也可以说是适性而任真。“凝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感士不遇赋》）、“寄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辞》）。可见他不“违己”，而要“委心任去留”，保持自我本性的真实。而人要求的心性的这种境界，就往往要有平和淡远、闲静自如的心态，而不能任情而为，纵情驰骋。因此陶之“真”如米酒般香醇，也正因为他心性如此，所以他的诗文往往亦为适性而作。因而陶诗显示出清新质朴之美。
至于李白之真，可谓自然之真，是真性的、真面目、真本色，是一种近似于涉世未深的天真李白之真偏向于情，天真而任情，真率明朗、酣畅淋漓。一股胸中蕴藏的真情、激情、深情，自然涌出，任其挥洒。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平生不下泪、对此泣无穷“，……诸如此类便是一个真情的李白，得意时大笑，失意时悲歌痛哭，都是一种背心真情的表露和倾诉，也正因为李白任情如此，他的诗歌便自然成为其真情的倾泻。与陶渊明的”真“有很大区别。
“酒”之异
陶渊明性好嗜酒，其在《饮酒二十受序》、《五柳先生传》中都有关于自己饮酒的生动描述可以说陶渊明是在他以前的文人中好饮酒最为典型的代表。而仔细的品味陶渊明的饮酒，可以发现他饮酒也可能会有逃避浊世、借酒浇愁、化解心中不平的时候，但是更多的不是在情感上的发泄，而是“性嗜酒”，以之取乐，陶冶性灵，表现出一种闲情逸致，“闲”是他的鲜明特点。例如，他在《饮酒二十首序》中这样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以为欢笑尔。”在组诗的第一首中，他写出了饮酒取乐的情形：“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然而陶渊明不会酩酊大醉，更不会胡言乱语，他虽然醉却不失酒徳。“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二十首·十四》）。可见陶渊明的酒饮的是多么的有文人的幽雅之兴。他饮酒怡性、平和闲适，深得酒旨酒趣。
比对之于李白的饮酒，则是另外一种情景——以“豪”为特色，即酣畅豪饮、潇洒豪放。李白饮酒主要是为了抒情，或喜或悲，对酒当歌，倾情发之：“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别校书叔云》），可见饮酒是他内心的情感的宣泄。其次，李白之饮，是酣畅淋漓式的豪饮：“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月下独酌》），”三百杯“石湖成了李白饮酒的标志。再者，李白之饮，具有”仙“的色彩：”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此外，李白的酒趣也表现得浪漫而潇洒:”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其二》）以上可见李白的饮酒主要是尽情尽兴、得其豪饮。
“诗“之异
在作诗方面，二人也是不同的。陶渊明的诗文以一种直朴清新之美迥异于两晋文坛，但陶渊明是一个单玻璃的人，并不追求文学事业上的不朽：“若文中以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终日“（《五柳先生传》）。因此，他的诗文功利目的不浓。”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怡养性情。也真是如此，他的作品如自然流出，带有真情、真性、真事、真景，不着意求工自工，朴素浓厚、清新自然，这也就是陶诗的主体风格。
比较而言，李白的创作有着明确的自我表现和功利目的，前者表现为开心写意，抒发情志，真率明朗；后者见于他表现的理想：“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一》）。他极力称颂文学事业的不朽：”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他以自己的才华自许：”谬以词赋重，而将枚马同“（《寄上美王》）。显然，李白的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要比陶渊明鲜明。其次，由于李白诗重在抒情、表现自我，因此他的诗往往呈现出真率明朗、淋漓酣畅的特色，”真放“是其诗歌的鲜明风格之一。再者，李白的诗歌完全展示出大家的气象，其内涵之广阔、体裁之完备、手法之多样、风格之纷丽，前代诗人无出其右者。李白诗歌也代表着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到来，此前诗人的成就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因此李白和杜甫一样是唐代以前中国诗歌的集大成者。
综上所述，陶渊明和李白的最大之异是人生道路、价值取向、和归宿的不同。陶坚定地选择了归隐之路，超然高举；李则一生痴迷于“功成身退“的美梦中。陶力保心性之真，平和淡远；李展现情感之真，任性而为。陶饮酒是雅闲品味；李饮酒是豪情畅怀。陶在田园风光中养性守真；李面对自然山水抒发真情。陶的创作怡情自娱，风格朴素清新；李的诗歌在抒情立言，风格真率明朗、豪放超迈。陶渊明主要是”隐士诗人“的代表，李白则是具有多重文化内涵的自由特立、傲视权贵、诗酒酣畅、天赋才华的诗人典型。这便是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陶渊明和李白，充满无限魅力的两个人。
汉语言文学1112班 1120304207
邓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