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和玄言诗（共2篇）
陶渊明和玄言诗 篇1
代表作家：
西晋初主要玄学家有向秀、郭象。向秀作《庄子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魏晋玄学是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玄学思想侵入文学领域，出现了盛行一时的“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的玄言诗。玄言诗的代表孙绰、许询并称“孙许”。南朝钟嵘《诗品・下》：“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玄言诗曾经盛极一时，但多被淘汰。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人。早年有隐居之志，曾作《遂初赋》以明志。初为著作佐郎，袭封长乐侯。后为征西将军庚亮参军、太学博士、尚书郎，迁散骑常侍，领著作郎。诗以老、庄思想为指归，枯淡寡味，无形象感。今存《答许询》、《赠谢安》、《兰亭》等诗。少数诗篇比较清新淡泊，有一定真情实感。如《秋月》中“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叶悲先落，攀松羡后凋。”颇流杨生动。孙绰赋亦著称于时。名作有《游天台山赋并序》。有“赤城浮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之句，极清新流丽。据说孙绰作此文摄自负。“孙兴公作《天台山赋》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声。”(《晋书・孙绰传》)散文有《丞相王导碑》、《太宰郄鉴碑》、《太尉庚亮碑》、《司空庚冰碑》等。今有明人辑《孙廷尉集》传世。许询，字玄度，生卒不详。高阳(今属河北)人。儿时聪慧，人称神童，及长，风情简素，有才藻。曾召为司徒掾属，不就。曾与王羲之遍游会稽名山，参加过兰亭集会。五旨诗声誉颇大。筒文帝曾称其诗“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世说新语・文学篇・引》)今仅存《竹扇诗》一首及《白尘尾铭》等文。但许诗实际是以玄言哲理敷衍成篇，“淡乎寡味”，艺术成就不高。代表作家：孙绰、许询、谢安、王羲之。
影响：
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玄学的盛行，使佛教徒附会玄学欲使玄佛结合， 许多佛教徒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东晋时，佛教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逐附会玄学,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由此佛教大为盛行，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仅就《高僧传》中的僧人就有支遁、道安、僧肇、佛图澄等64位名僧都有极高的玄学水平。从中不难看出东晋南北朝玄佛合流的盛况。东晋时，玄学家虽然精通佛教，却不在注老庄列中运用佛教理论。南北朝道教也开始大量吸收老庄玄学理论构建神学。玄学衰落后分别被道教，般若，理学、禅宗所继承。这个诗派的出现，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后来东晋的文学家如《文选》等都极力避开玄言诗。
作品赏析：
《兰亭诗》
作者：王羲之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
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
寥朗无压观，寓目理自陈。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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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言诗和陶渊明诗比较 篇2
陶潜精神中蕴涵了老庄哲学的基本观念，他的诗歌平淡自然、富有理趣、质朴淳厚等特色，渗透着老庄精神旨趣，是受当时玄学思潮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正是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才成就了这样一位前无古人的伟大田园作家，他的作品在东晋“淡乎寡味”的玄言诗中脱颖而出，为僵滞枯寂的诗坛吹来了一缕清新的风。他的诗作与玄言诗的关系很密切，因此下文我就对二者的特点进行一些探讨。
一
“言意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最早可追溯到《易·系辞上》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天道篇》提出了“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的看法，认为“意”是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在《庄子·外物篇》又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很多玄学家在清谈的过程中就重意而轻言，重神而轻形，得意而忘言。他们在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就是以尽量少的语言表现最丰富、最深邃的意旨，注重对道的领悟和把握，而不拘泥于言，表现出一种以少总多、以一总万的时代特征。因此当时人认为，质朴平淡才不会影响体道，得意忘言就是最高境界。
与当时玄学思想对应，玄言诗呈现出的是平淡朴拙的风格。玄言诗人在创作时最佳的选择不是色彩浓艳鲜明，而只能是素朴含蓄、平淡无味，这也充分体现了道家“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美学观。钟嵘评孙绰、许询的诗曰“弥善恬淡之词”。（《诗品》）其实，不仅孙、许如此，整个玄言诗的风格都是这样。如孙绰《答许询》之一：
“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散以玄风，涤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园。道足胸怀，神凄浩然。”
这首诗里的庄子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超凡脱俗，遗世独立的高人形象，是庄周思想的化身。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善于运用辞藻，“自建安以来，绮丽不足珍”（李白《古诗五十九首·大雅久不作》）。建安诗人词采繁复的现象就开始了，到太康已经登峰造极。苏绰、许询、郭璞、袁弘、殷仲文等玄言诗人代表作家都是“雅有才藻”，“文才藻丽”“文章绝丽”（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这说明他们在谴词造句方面也很有功底，但他们写出来的玄言诗却表现出质朴平淡的风格，这应该是玄言诗人自觉的选择，是当时玄学思潮影响的结果。
陶渊明以田园诗人名世，他的许多诗篇都很有名，但他的诗歌以平淡自然见长，是以工力造平淡，于精练处见自然。他的诗歌力避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辞藻，一切都用平实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说出来，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这些语言淡而有味，“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与苏辙书》），以朴素之笔写出的却是丰腴醇厚之作。
陶渊明诗和玄言诗虽然都是平淡，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陶诗是平淡中见绮丽，是天然去雕饰的充分体现，而玄言诗则以简为淡，淡而无“味”，这个“味”则是钟嵘所说的“滋味”之“味”，也即用形象化的手法创造出韵味无穷的意境美。朱熹说：“以诗言之，则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看似随意摄取田园生活的影象，实际上是平凡的生活素材中含有不平凡的思想意境，都是些能引起读者联想、产生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这些充满了生意的自然物象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同样是受魏晋玄学“言意之辩”等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诗歌，但人们对玄言诗的评价是“平典似道德论”（钟嵘《诗品序》），而对陶诗的评价是“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惠洪《冷斋夜话》）、“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相去远矣”。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别呢？陶渊明的诗很容易理解，明白如话，即使是阐述玄理，但让人感觉不到理论的晦涩，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使不懂老庄思想的人也能领会里面的意境，这拿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不隔”，也就是说陶渊明用诗歌畅玄却不损害诗歌的意境，没有忽略诗歌的形象性。而玄言诗人把探求玄理视为精神活动的极至，这必然使诗歌一定程度上背离自身的特点去充当畅玄的工具。当然他们的谈玄毕竟和哲学家不同。作为诗人，他们不太空言玄理，而是把哲理与自然美景结合起来，诗中的自然景色不完全是审美的对象，而是得鱼之筌，是诗人在精神上超越物累的媒介，因此也就较少能寄之以充沛的感情。在诗歌创作中，他们的诸种情怀被玄理排遣了，玄言诗多描绘宁静的玄学境界，而不包容世俗的感情。
二
玄言诗的题材决定了它以玄理为主要内容，它的内涵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哲理本身就是一种丰富而深刻的东西，不是一眼就能挖掘透的，它要读者仔细咀嚼、品味，去认真揣摩才能体悟其中的奥妙。玄言诗是玄理诗，需要读者反复解读，如孙绰《答许询》：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缚。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这首诗用简洁的文句表达了一种福祸相依，得失互补的道理，充满了相反相成的辨证关系，也正是老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上下相盈，音声相和”等相反相成的辨证关系的具体体现，它从生活中概括出来，又高于一般的生活哲理，简明含蓄，需要含咏咀嚼方能领略其中的奥妙。
玄言诗中题目为《兰亭诗》和《三月三日诗》的数量不少，而且还有一些登览诗和景候诗，这些诗都是玄学家们留连山水的悟道之作，这是玄学家们试图从自然山水体悟玄理的诗，但更多的玄言诗则是直接从理性入手，以“柱下之旨归”、“蔬园之义蔬”（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为内容，形成枯燥的说理诗。钟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这里点出了玄言诗人的致命弱点——缺乏理趣。理趣就是用具体的物象生动形象地表现抽象的理，既有形象性又有深刻性。也就是说玄言诗为了理而失去了趣，诗成了玄理的奴婢，失去了它本身抒情言志等审美功能。钟嵘用“淡乎寡味”来批评玄言诗，也正是批评它抛弃了“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诗品序》）的形象化手法，缺少诗歌应有的形象、文采、风力以及赋、比、兴等因素。
陶渊明的诗却不同，他的诗既有哲理又有意境，在生意盎然的农村风光中融入了浅显易懂的道理，用日常生活的农事桑麻诠释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也就是说他把老庄玄奥幽深的哲理生活化了。在他的田园诗中，他不仅生动地描绘了恬静的自然风光，而且真切地表现身居田园的生活画面。陶渊明在自然田园中实现心灵的宁静，正是通过消淡主体的存在，全身心融入客体之中所得到的无我的宁静，而且成功地创造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天地。而玄言诗人虽然身在尘世，却通过玄远的冥想和虚神远想而进入一种抱朴守真的抽象境界。玄言诗人排遣了名士的世俗之心，淡化了世俗欲望，不再有世俗的情感，远离世俗的生活，这也许是玄言诗受冷落的原因之一。
陶渊明的诗常常在抒情中用朴素的语言说明一些生活中的哲理，既富有情趣，又富于理趣，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以上均见《杂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挽歌》），这些诗句就像格言一样。为什么陶诗这样讨人喜欢，而玄言诗却被称为枯燥的说理呢？“议论需带情韵以行。”陶渊明的哲理诗不同于玄言诗，主要原因就是情韵化和形象化的说理，是充满情趣的诗歌，即陶诗言理并不违背审美的要求。陶诗的真趣是从诗人的心灵深处流出来的，包含对自然和人生的深切感受，有着从哲学角度对人生哲理的思考、探求和发现，有着经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总结而形成的一种理想的结晶，诗人把意趣溶解到一行行诗句之中。古人评陶诗“遇境成趣，趣境两忘”此言不虚。
三
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表现在日常生活上则是喜怒不形于色、感情有所节制的幽雅风度，谢安听到淝水之战获胜的消息时，“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从容镇定地与人继续下棋；当屋子失火，人们惊惶走避时王献之却“神色恬然”，（《世说新语·雅量》）从容不迫。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士族名士有意玩弄风度、风流自赏的情态，他们认为淡薄宁静，遇事不惊是境界高远、悟道的表现。玄言诗中也表现了魏晋士人的宁静淡泊的幽雅风度。例如虞说《兰亭诗》云：“神散宇宙内，形浪濠梁津。寄畅须臾欢，尚想味古人。”此诗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玄学家们形浪神散于自然之中的精神理想和对于豁畅情志的追求，而孙嗣的《兰亭诗》，则更具体地写出了玄学之士“尚想味古人”的内涵：“望严怀逸许，临川想奇庄。谁云真风绝，千载挹清芬。”他们在登山临水时怀想许由、庄子，在千载之后今天还可以挹其玄风的余芬而获得精神的逍遥自在，从而使人有千载如一朝的感觉。他们在怀想古人的时候使内心得以净化，在古人高风亮节的沐浴下洗净人间的俗尘，游山玩水是豁畅情志，在清谈中表现他们的高雅脱俗。
社会政治动荡不安，政权交替频繁，人民流离失所，作家自己也无所皈依。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是整个社会的良心，应该担当起从精神上拯救人民的重任，应该“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泻导人情”，但是他们却不关注民生疾苦，无视黑暗的社会现实，在超然物外的境界中寻找苟安，以获得内心的恬静，用高深的玄理点缀风雅掩饰精神的空虚，麻痹自己的心灵。在黑暗的现实面前，魏晋名士的情感非常强烈，但对个人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使他们从情感的自我压抑到主动的自我排遣，从纵情享乐物质享乐到浪迹山林体道，以此来排遣掉对现实的恐惧和忧虑。玄言诗是他们纵欲享乐、附庸风雅的产物，自然山水是他们体道的工具。
陶渊明的诗中体现了他平淡自然、恬然自得的心情，例如《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诗人抛开了车马的喧嚣，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心情的恬静。他的作品中许多家常语从哲学上深契了“真与淳”，“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这些诗句清净淡泊，不尚浓艳，不重华饰。朱光潜曾精辟地论述，“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静穆就是主体与自然客体通过中和达到的一种平淡。
但陶渊明并不是真的平淡，他是平淡其表，狂放其中。现存一百二十多首陶诗中，数量最多、最有思想深度的还是他的抒情言志、讽喻时事的咏怀诗，这些约占陶诗的三分之二，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但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的不平（《杂诗》之二），更有《咏荆轲》、《读山海经》这类“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在他的平淡之中蕴涵着炽热的情感，因此说龚自珍道出了一个真正的陶渊明：“陶潜酷似卧龙豪，千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杂诗》）陶渊明创造出桃花源这个理想社会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借助老子“小国寡民”思想中某些成分批判、鄙弃腐朽、动乱的晋宋社会，向往淳朴、安宁的理想社会。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玄言诗人的旷淡和陶渊明的旷淡有所不同，玄言诗人为追求时尚、附庸风雅而旷淡，是士族堕落的表现，而陶渊明则是旷淡其表、悲愤其中，更多更严重的是他对现实的不满。在陶渊明的思想中，儒家的入世思想占很大成分，但现实的黑暗也使他无法实现济苍生的理想。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得不到调和，于是他把壮志埋在心底，在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与悲愤。
总之，玄言诗和陶诗在共同的哲学基础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下，都崇尚简约，质朴平淡，富于哲理，善于思辩。旷淡其表，不满现实。但他们也有许多不同：玄言诗淡乎寡味，陶诗似癯实腴；玄言诗理过其辞，陶诗理趣相映；玄言诗充满诗教，陶诗质朴自然；玄言诗境界玄远抽象，陶诗意境优美恬淡；玄言诗多用山水来体悟玄理，陶诗多写田园风光的美丽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