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隐（共6篇）
陶渊明归隐 篇1
厌弃官场,主动辞官;隐居深山,乐天安命,这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陶渊明。
然而,作为儒家知识分子,避世不符处世理念,辞官亦非陶潜本心。“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是真,辞官、隐居,却实是不得已而为。
1 陶渊明的仕途经历
陶渊明《拟古诗九首》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足见他少有壮志,非愤世嫉俗之人。所以他在辞去人生第一个职位——江州祭酒后,于安帝隆安四年投入桓玄门下做参军,时年三十五岁。桓玄为大司马桓温之子,当时已手握重权,自封镇东将军,且已显现出要取代晋帝的端倪。陶渊明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政治选择的结果,他认为晋朝必败,桓玄必胜。由此可见,陶渊明在当时是积极入世的。
然而,三年后,陶渊明因孟氏母亲去世离开了桓玄,桓玄于元兴元年起兵反晋,元兴二年建国,国号为楚,并将晋安帝囚禁在浔阳。元兴三年初,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起兵讨桓。元兴三年五月,桓玄为刘裕所败,这是陶渊明始料未及的。于是,他公开和桓玄决裂。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成为了一名“忠臣”,甚至写下了“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其四》)的诗句来表达内心的欣喜之情。此后,他又成为刘裕手下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不久,刘宋王朝取晋代之。
但是,刘宋王朝的建立并未让陶渊明走上仕途的康庄大道,相反,他却辞去了参军一职。后因家庭贫困而托刘敬宣的关系(《归去来兮辞》中写成托叔父关系)当上了彭泽县县令,并于八十天后辞官,从此归隐,虽刘裕屡召而不应。
事实上,从义熙三年开始,刘裕就开始了政治大清洗。过去与桓玄有瓜葛的官员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甚至诛杀。而陶渊明早在义熙元年就断绝了和桓玄的关系,投入刘裕的阵营,并在不久之后就跳出并远离了桓、刘两派的斗争,“门虽设而常关”了。不得不说,陶渊明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嗅觉与远见的人物。所以,说陶渊明是因为厌倦官场而辞官还有点靠谱,说他是为了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则是太过牵强。
然而,陶后至今,却确实有很多学者认为陶渊明是因为“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为了洁身自好而辞官,因为他在许多作品中都自述过这种理由。其实,这种理由和作品中的类似文句不过是他的托词,其目的还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政治遭遇。实际上,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词句能证实他的归隐实际上是政治避难。
2 陶渊明文学作品中的“内涵”
《桃花源记》,文中那些桃花源的隐者们归隐的理由就值得玩味:“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避秦时乱”“绝境”“不复出”“间隔”等等词汇都告诉我们,桃源隐者们是为了避祸才归隐,并不是因为厌世或避污,而且全文无一处写到“洁身自好”之类的内容。如果说这篇散文是最能反映陶渊明归隐思想的作品之一的话,那陶渊明的归隐不也是为了“避祸”吗?
而即使是最能体现他归隐追求的《归去来兮辞》中也颇有玄机。
正文中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中,“已往”是否是指自己当了桓玄三年参军一事?“觉今是而昨非”是否又是在反省自己的政治选择?抑或是向刘裕表达自己的悔意?“胡为乎遑遑欲何之”,为什么归去之后还会“遑遑”?结合他的政治历程来看,这些词句似乎另有深意。再结合前文分析的《桃花源记》的内容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像是想提前退休,更像是避祸而为。
3 陶渊明“任真自得”(梁·萧统)的形象的树立
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后来的钟嵘、杜甫、白居易都有诗文颂陶。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欧阳修、林逋、王安石、苏轼、朱熹、辛弃疾、陆游等文坛大家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使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然而,仔细研究会发现,树立陶渊明形象的文人们大多官场失意。于是陶渊明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4 结论
由此看来,现世的陶渊明是被后世神化了的精神人物,而真正的陶渊明却是一位颇有政治远见、游走于各大政治势力之间的“政治散户”,是一条从容游离刘宋政治大清洗的漏网之鱼。
摘要：本论文依据陶渊明仕途的史实和其文学作品的内容,探讨了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各种原因,论证了陶渊明的归隐实为政治避祸,不得已而为的真情。
关键词：陶渊明,归隐,原因
参考文献
[1]萧统.陶渊明集[M].逯饮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2]沈约.宋书·陶潜传[M].中华书局,1997.
[3]袁行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J].中国社会科学,1990(02).
陶渊明归隐 篇2
辞去彭泽县令归隐，这是陶渊明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一年是义熙元年。无论这一年渊明多少岁，辞去彭泽令对他还说都是人生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一直到死，就像古人说的那样，渊明“死心塌地遁世无闷”，再也没有出来做过官了。
而记载辞彭泽令归隐最重要的文献，就是沈约的《宋书·隐逸传》(萧统的《陶渊明传》及《晋书》等都是来自沈约的记述)和陶渊明自己的《归去来兮辞》。
《宋书·隐逸传》是这样记述的：
(陶潜)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段记录透露了这样几个信息：一、从渊明对亲朋的话可以看出，他出来做官，是因为家境太穷，他想当“公务员”赚点工资，给以后隐居做做准备。二、当权者听见渊明的话就让他担任彭泽县令，说明当权者还是很赏识渊明的，看见他有做官的意向，马上就成全他。三、渊明是受不了官场的束缚辞官的。事情是这样：上级派督邮来彭泽县视察工作，渊明手下的官吏告诉他，应该穿着官府，整冠束带——按现在讲就是穿着制服，或是西装革履——去见特派员(督邮)。渊明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向这些狐假虎威、颐指气使的小人们鞠躬行礼。”您想，最起码的官场礼节渊明都做不到，更不要说阿谀奉承了。四、渊明当天就辞职了，写了《归去来兮辞》。
当然，沈约的记述都是来自传闻，总不如渊明自己的作品更为真实。现在一般选本只选《归去来兮辞》的正文，没选渊明写归隐缘由及过程的一大段序。序是这样说的：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从渊明这段话来看，沈约的记述大部分是从这段话中化出来的，或者是当时有许多人因渊明这个序言附会了许多事也未可知。比如渊明在序里说到：“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于是史书就有了“公田种秫”的说法。抛开公田种秫酿酒不谈，陶序和《宋书》有这样几点不同：一、《宋书》是渊明自己很主动地说要当官，陶序中则记录了陶是在亲友的鼓励下才求官的。二、陶序中隐约说了一下时局的动荡——“**未静，心惮远役”。所谓“**”具体指桓玄篡位被诛，往大里说则当时社会动荡，各种隐患很多。渊明很明确的说因“**未静”而“心惮远役”，可见他的归隐和东晋末年的混乱是肯定有关系的。三、陶序中说了自己辞官的另一个理由：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官场。渊明喜欢顺应自然、亲近自然，而在官场周旋则需要“矫厉”。矫厉指勉励磨练，指用各种礼法制度规则来束缚人。所以说渊明辞官重要原因确实有不适应官场的因素。他没有记录督邮一事，但这样的`事很可能是有的，“束带折腰”这是很典型“矫厉”。三、他本想等公田的粮食成熟了，自己有了收入再辞官，但当时他的妹妹程氏在武昌去世了，渊明因为要去奔丧，干脆也不等公田粮食成熟就辞职了。
两相比较，所以许多古人说，渊明绝不会为了和一个督邮怄气而辞官，很多人都认为东晋末年动荡的时局才是他归隐的关键。只有唐代山水田园派的大诗人王维不这样看，他在《与魏居士书》中说：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此字佚，明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作“鞭”)其后之累也。
他认为渊明就是和督邮怄气，而且他认为渊明应该忍下这口气，以后就不会穷到屡次乞食的地步了(按，“屡乞而惭”是王维的误解)王维觉得，和对督邮低声下气比起来，乞讨不是更耻辱么?说实话，这段话真让王维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大打折扣!其实不只我气愤，古人早就不忿了。明代张自烈看了王维这封信，气得出来替渊明打报不平：
嗟乎!渊明赋《归去来》，真古今第一流襟期，后世皆莫能匹，王维妄肆讥议何哉!况偶尔乞食，情同采薇，若有忍一惭之虑，直是后世宦路上人展转妻子，狡窟屡营，到底不休也，又何以成靖节先生!(明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卷五)
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 篇3
关键词：陶渊明,归隐,原因
一、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 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
但是, 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 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 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
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 但终其一生, 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 不仅壮志无法施展, 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 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 他开始转向躬耕自己自足, 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 他又为彭泽县令, 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 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 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 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 “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 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 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 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 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 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 (422年) 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 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 “弱年逢家乏, 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 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 (427年) , 诗人贫病交加, 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 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 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 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 亲旧哭我傍”。
二、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 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 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 可归结为两点:
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 一是社会现实使然。
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 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 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 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 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 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 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 就任县令, 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 是因为“质性自然, 非矫励所得, 饥冻虽切, 违己交病”, 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 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 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 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 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 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 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 终辞职归隐, 抛离尘杂, 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 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 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 但他少壮时, 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 他曾道:“少年罕人事, 游好在六经”, “猛志逸四海, 骞翮思远翥”, “少时壮且厉, 抚剑独行游”, 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 又是元勋之后, 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 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 军阀对政权的野心, 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 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 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 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 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 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 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 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 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 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 他叹道:“如何舍此去, 遥遥至西荆”, “日月掷人去, 有志不获聘”, 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 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 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 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 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 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三、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 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
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 他是真隐, 是一种人生的选择, 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
看陶渊明一生经历, 可以说, 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 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 “白日掩柴扉, 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 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 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 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 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 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 接近劳动人民, 歌颂劳动, 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 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 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 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 启涂情已缅。”癸“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 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 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 躬耕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 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 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 壶浆劳近邻”, “时复墟曲中, 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 但道桑麻长”, “清晨闻叩门, 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 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 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 读者可以看出, 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 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 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 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 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 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 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 更了解人民疾苦, 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 寒夜无被眠”, “旧谷既没, 新谷未登, 颇为老农, 而值年灾, 日月尚悠, 为患未已”, “羲农去我久, 举世少复真”, “重华去我久, 贫上世相寻”。
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 篇4
因陶渊明生活在魏晋时期，故而受魏晋玄风的熏陶，他最大的特点是“质性自然”，“任真自得”。萧统《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里所说的“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即超凡脱俗、崇尚自然、为人率真的天性。
他的性情从来与世俗不合，他自称“少无适俗韵”、“性刚才拙，与物多舛”。生性耿介者，行为与俗人相异。正是这种真率耿介的独特个性，使得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个性是个体生命的真正本质，是决定人生选择的最直接因素。而陶渊明生性孤傲不群，喜爱追溯自然的性格从没消减，这是他晚年宁弃官，隐居山林的原因之一。
2、崇尚自然的性情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思考。陶渊明所崇尚的“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质而存在，依靠它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朴素而归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他返回自然的喜悦。
陶渊明一生崇尚以自然为主，亲近自然，在纯然的生活状态下完胜自我，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情操，这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是他归隐的原因之二。
3、现实的残酷和社会的黑暗让他决心远离官场
陶渊明受曾祖父陶侃、祖父陶茂、父亲陶逸的影响，颇为家族历史自豪，自小立志做官，如他在(《杂诗》)中提到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他出身贫寒，受到朝中人轻视，感觉到不想担任些职务，在朝廷呆一些日子就辞职回家了。谢绝劝勉，执意在家中过着闲雅的生活，回家农耕的日子贫困潦倒，迫于无奈，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小官。这时候，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对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俯视眈眈，陶渊明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合污，做这个野心家的帮闲。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失望的意思。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软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吟诗：“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皇帝之事，鄙夷漠视，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玄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独自出走，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经过，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但是入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立下汗马功劳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掉的桓玄那种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陶渊明感到疑惑和失望。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吏到期彭泽县，他的部下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于是扔下印戳，扬长而去。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去彭泽县令之后彻底结束。
十三年仕宦生活，是陶渊明为实现“大济苍生”和“猛志逸四海”的理想抱负，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这十三年，陶渊明尝尽了官宦生活的辛酸和无奈，看透了官场上的黑暗和复杂。在陶渊明的人生旅途中用语，曾多次抱着热切希望入世，入世后又多次因为看不惯朝廷官吏为争官守位而撕杀连天的惨境而回家。陶渊明之所以隐隐出出，在仕与隐的矛盾中痛苦徘徊，都是因为纷纭的战乱和黑暗的现实所致，这种社会环境创造了一代文学大师，同时也蹂躏了一代文学大师，当饱受“心为形役”之后，他赋《归去来兮辞》，表明对上层统价级的失望，同时也宣告了陶渊明理想的破灭。
这是陶渊明选择贫困归隐，而不愿意任何人的请求再复出做官的重要原因，也是决定他归隐的一个最终原因。
南宋文人对陶渊明归隐原因的认同 篇5
关键词：南宋文人,陶渊明,归隐
对于陶渊明归隐的原因, 历代文人都有很多的说法。但是不同时代的文人由于自身的精神需要而做出不同的选择, 这应该与文人所处的历史时代特质对他们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南宋末期文人对于陶渊明归隐原因的认同就有其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对于陶渊明归隐原因的一种说法是谓其“耻事二姓”, 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沈约。他说:“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 自以为曾祖世晋宰辅, 耻复屈身后代, 自高祖王业渐隆, 不复肯仕。所著文章, 皆题其年月, 义熙以前, 则书晋氏年号, 字永初以来, 惟云甲子而已。” (《宋书·隐逸传》) 。东晋末年, 主暗臣昏, 朝政腐败, 社会动荡。出身于低等士族的刘裕凭借数十年中积累的武功德业, 出而代晋。由于经过二百年专政历史的发展, 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与用世行道的精神被摧折殆尽, 刘裕并没有遇到来自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抗, 晋宋禅代, 是在一种相对平静的气氛中完成。但是刘裕仍然在篡政中使用了残暴的弑逆手段。这激起了许多文人的义愤。陶渊明作为整个晋宋交替纷扰时代的亲历者, 虽然选择了隐居之路, 但他仍然关心世乱。在他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表达了对刘裕代晋的曲折心态, 对东晋灭亡历史教训的总结与反思, 对统治集团残忍本性的揭露和谴责。这其中最有代表性当是陶渊明作于永初二年的《述酒》, 这首诗写在刘裕弑帝之后, 刘裕这种行为本来就与陶渊明心中的儒家仁爱精神和道义原则十分冲突, 而其手段的残忍, 令一向对政治得失比较超然的诗人, 亦难以遏止内心的激愤。在这一激愤情绪的支配下, 陶渊明在诗中大量用典, 表达了对世间之事的厌弃和对夷齐之志的景仰之情, 并且揭露了刘裕诛灭异己、剪除晋室枝叶的种种罪行, 表明了自己决不与刘宋集团合作的态度并对无辜被害的安、恭二帝寄予深切的同情 (1) 。但是作为一位旁观者, 陶渊明虽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他感叹于政治的混乱与可怕, 只能远离污秽混乱的政局, 避祸全身, 洁身自好。
这种“耻事二姓”的说法在南宋末元初时期日益受到重视。南宋末元初的文人身处异世乱境, 被称为“遗民”文人, 他们所强化的正是陶渊明的忠义, 即坚守气节, 不肯为刘裕做官, 并以此作为自身的精神支撑。南宋的覆亡是一段极为惨痛的历史, 统治集团为了保持苟安享乐的生活, 不惜对金称臣割地, 步步退让, 最后更是把锦绣河山俯首贴耳地送给元人。在这天翻地覆、国破家亡的时代, 他们对于陶渊明的忠义气节、亡国悲愤和超然情怀, 从情感深层到理性高度都有了深刻的体认。吴仁杰在《陶靖节先生年谱》中就格外强调陶渊明“虽晋臣, 未尝一食宋粟”, 他不同意世称陶渊明为宋代人, 而把陶渊明看作是晋代人。另外, 南宋理学渐盛, 理学家朱熹在论史时也极为看重有气节的人物, 陶渊明就是典范之一。理学家不仅以理学的眼光发现了他的忠贞气节, 不事二姓, 乃至比为山中诸葛, 更将其以老庄玄学理论指导下的人生态度转换成理学家的内在情趣和志向, 此道就变成了理学家的道和境界;而且对其诗则更是从道德修养的自然流露角度做出分析, 赞赏他的自然风格和理趣。此外, 文天祥等爱国、遗民诗人也或深或浅受到影响, 他们从陶渊明身上汲取精神营养, 滋育身处动荡社会中的或渺小或伟大的生命。
在这种情结的影响下, 南宋文人把陶诗推上了诗歌美的典范地位, 而且把陶渊明的人品推上了人格美的典范地位。朱熹一派的理学家、陆九渊一派的心学家, 以及叶适一派的实学家都格外看重陶渊明的人品、诗文, 认为陶渊明安贫乐道;陶诗天然自发, 是诗人创作应遵循的根本原则。陶诗的微言大义在这个时代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朱熹在论诗时又从全方面来考查, 认为陶渊明诗平淡中有豪放, 但豪放得使人不觉。爱国诗人文天祥的《发彭城》中写道“我爱陶渊明, 甲子题新诗。” (2) 又如《 (重阳) 又三绝》之一中写道:“黄花何故无颜色, 应为元嘉以后诗。” (3) 这些作品都强调了对于陶渊明忠于故国的气节的敬佩。
正是由于理学影响和特定历史时代方面的原因, 宋末士人深深体味到了陶渊明的亡国之悲。汤汉注陶的基本出发点便是陶渊明“不仕异代之节, 与子房五世相韩之义同”, 因此对陶诗的“忠愤”情志多有独到的发掘。如对于陶渊明《述酒》一诗, 牟谳于《题渊明图》中云:“‘帝乡不可期, 盖其微词所寓, 而论者未之察也。呜呼, 内望彷徨, 修门愈邈, 吾生行尽, 去将安之, 亦惟安乎?天命而已!奚复疑哉!”就是以较为超脱的心态体会了陶渊明的亡国之悲。这些言论代表了宋末士人对陶渊明深隐难掩的亡国悲情的理性认识, 其中也渗透了他们自身的深厚感喟。他们在宋朝灭亡后选择不再出仕, 归隐田园, 以陶渊明式的固穷守节、安贫乐道为立身处世的生命根本, 这也是他们给予自己精神的一种慰藉。
参考文献
①逯钦立 (校注) .陶渊明集 (卷三) .第102页.
②文天祥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版, 第363页.
由陶诗看陶渊明的归隐情趣 篇6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归隐情趣
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东晋寻阳采桑人。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皇朝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成太守,仕宦历三代之久。然到了陶渊明一代,家世已经衰颓。他少年起就经历了许多政治上的纷扰,所谓“弱冠逢世祖”。那时正是一个门阀势力强固统治的社会,士庶的界限非常严格,他的处境很难在仕途上求发展的。加以中年屡经丧事,又遭火灾,“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生活的确很困苦。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卑劣和腐败,“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所以,他选择了归隐,而表达陶渊明归隐情趣的主要是他诗歌中的饮酒诗和描写鸟意象的诗。
一、陶诗中的“鸟”意象所表现的归隐情趣
魏晋时期玄言诗盛行一时,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而陶渊明的个性品格,诗歌题材,诗中之理,艺术风格无不表现了对归隐的追求。
通过阅读陶诗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追求与鸟意象有很大的关联。所以陶在抒写回归自然之意时常寓于归鸟。
陶渊明赋予归鸟丰富的内涵,《咏贫士》其一云:“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遥未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刘履《选诗补注》于此云:“目所朝霞升雾,喻朝廷之更新;众鸟群飞,比诸臣之趋势;而迟迟出林,未夕来归者,则又自况其审时出处与众人异趣也。”此诗题为《咏贫士》,实为陶渊明自咏。他将众鸟群飞与“迟迟出林,未夕而归”之鸟对比,并以后者自况,表明自己宁愿“寒与饥”,也要“量力守故辙”。坚持隐居的志向。在未隐以前他即常托意于鸟,《始作镇军参军经阿作》有:“望云惭离鸟,临水愧游鱼。”对自己不再当官颇有悔意。《归园田居》其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自比“羁鸟”,已有归与之心。适逢其时“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悲士不遇赋》),“向夕长风起,塞云没西山。厉厉气遂严,纷纷飞鸟还”(《岁暮和张常侍》),诗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了,“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
作于四十二岁时见王瑶《陶渊明集》归鸟四篇。可以说是作者通过归鸟晨出晚归的行踪隐喻自己从入世到出世的经历。
第一首写悠然飞翔的归鸟,早晨离开夜晚栖息的树林飞遍远山近岭,意欲高翔逞其英豪,但因春风不和前途无望,便掉转翅膀转而追求自己内心乐于接受的目标。这一点正隐喻陶渊明欲大济苍生但事与愿违转而归田这一遭遇。
第二首写悠然飞翔的归鸟洋洋得意,见到熟悉的树林便寄托无限深情,遇到云层阻拦则上下翻飞,最后依然鸿叫而回。作者把鸟与云层博击的精神赋予了自己的某种理想,而且对鸟在天空中自由舒展翱翔作者给予了充分歌颂:“遐路诚悠,性爱无遗”。这二句意谓,能够在无边无际缥缈自由的天空无拘无束地飞翔,就使自己本来酷爱自由的性情得以尽情渲泄。
第三首写悠然飞翔之鸟领队树林徘徊,作者表现理想成为泡影后的抉择:天空既无用武之地,那么就毅然返回旧居,回归自然。众声,即指作者曾多次提及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有酒斟酌之”、“言笑无厌时”的村里朋友。“日夕气清,悠然其怀”二句是说在这种秋高气爽、夕阳西下之时,身处此情景心中无限淡泊悠然。
第四首写冬日之归鸟敛羽憩息,不再飞翔,实写自己彻底归隐之念。“矰缴奚施,已卷安劳”说得非常明白,鸟儿已疲惫不堪,回归林间,捕鸟所用之矰之缴则无所施用。比喻自己已脱离封建网罗,逃禄归耕,终于摆脱了世事中所有劫难,复归真朴。
总之《归鸟》组诗以“归鸟”命题,显然作者以鸟意象作为自己的象征,表现了作者寄心归鸟追求真朴的心迹。
二、陶诗中的“酒”意象所表现的陶诗归隐情趣
古人文人爱酒的不少,但能识酒中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从生真谛的,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的生活尤其是文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阮籍饮酒有以逃祸和借酒浇愁的意味,陶渊明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
但陶渊明和前人不同的,是把酒和诗联系了起来。他是以酒大量写入诗,使诗中几乎篇篇有酒的第一人。文人与酒的关系,到陶渊明已经几乎是打成一片了,从此酒和文学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饮酒的心境可以通过诗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有了“笃意真在,辞兴婉惬”(钟嵘语)的陶诗了。萧统在《在陶渊明集序》中写到“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的饮酒诗展示了诗人的隐逸情怀。
《归园田居》其三中有“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属。日入宣中,荆薪化明烛,欢来茗夕短,已复到天旭。”几句,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卷三评曰:“前者(其四)悲死者,此首念生者,以死者不复还,而生者可共乐也。故耕种而还,濯足才罢,即以斗酒只鸡,招客为长夜饮也。”诗人升荒南野,免不了稼穑扶犁。劳作之后与邻居相聚饮酒,酒酣之时,慨叹光阴易失,于是众人通宵欢饮,把酒达旦。正如孙人龙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所言:“(此)田家真景,令人悠然。”又如《杂诗》其一“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中所体现出来也正是这种“惜时达乐”的人生态度。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大约在公元417年,陶渊明写下了他的名作《饮酒》二十首。在《饮酒》中,有些诗表现了自己孤傲清高的节操。对门阀世族统治的社会不满;甚至鲜明地拒绝了统治者对他的利诱征召,表现了和统治阶级不合作的态度。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对上句“而无车马喧”和“心远地自偏”的坐实。诗意深醉,却又元气浑成,融和冲淡,又能天然入妙,遂成千古绝唱!苏东坡对此曾有精彩评论:“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语句间求之。今皆作‘望南山’觉一篇神气索然”(《竹庄诗话》)。在宋代,陶诗此句,诸版本皆作“望南山”,“望”与“见”虽字义相同,却有“有意”与“无意”的细微区别,大概自苏东坡有了这段精彩的分析之后,“望”字遂罢。此二句,除“采”“见”两个动词,悠然天成,趣闲累远,其余动词,亦无不佳。以至于这些物象以后成为田园、归隐与情趣高雅,不同凡响的象征物,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构成。它们初看上去,如此随意散缓,但如细品,则滋味无穷。这种感觉亦如东坡所评:“(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读有奇趣”,而要想品出个中滋味,则又“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景物虽在目前”而“此味不可及也”。(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诗人采菊东篱,有如倾听着大自然美妙的音响,悠然之间,诗人举首展望,远远的庐山映入了眼帘,这时发现,天色已晚,一层淡淡的暮霭笼罩着远处的山景,使它更具绰约朦胧之美,在这绝美山色之中,飞鸟们结伴而归:“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佳”字好,它恰如其分地透露处了诗人对“山色日夕”的感觉和体会,发人联想到那傍晚的山色;“飞鸟”二字,既是眼前之实景,为这平淡的画面增添了一点动感,同时,它又使人感到具有某种象征意味,使人感到它既是客体之物象,有时诗人主观之自我。
结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由实化虚,以虚涵实,妙极!就其思想来说,当源于庄子。诗人说自己从大自然里得到了许多启示,领会到人生之真谛,但又感到无法用言语表达,当然,也无须用言语表达。诗人由“欲辩”而达“忘言”,这也是一种新的人生境界吧!就艺术而言,它涵盖了更多的,更丰富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容,各中滋味,就留给读者自己品味了。
三、陶渊明归隐情趣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陶渊明之前,在张衡、仲长统,阮籍、嵇康那里已经有了诗意归隐的向往,但没有最终形成一种生活方式。陶渊明在东晋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归隐于田园,归隐于诗,是中国士人隐逸的典范。陶渊明归隐于诗,是对自我安全感的寻找,是对人之存在的领悟,个人本真的守护,是在个人消极自由的寻找中构筑个人精神城堡的开启,是儒道互补文化结构的第一次亲身实践。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归隐到田园,归隐到诗的方式来实现个人生活的安顿,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对中国文化中诗性精神的具体彰显。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渊明归隐到诗的隐逸方式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精神事件,而且是一个文化事件。陶渊明完成了隐士与诗的结合,是对隐士生存意义的一次不自觉的寻找,是对儒家三不朽价值追求中“立言”的别样实现。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
参考文献
[1]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吕海英:《出化与归隐——陶渊明诗歌的飞鸟意象及其审美内蕴》,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萧统:《陶渊明集序》,《全梁文》卷二十,中华书局,1958。
[4]吴云:《陶渊明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112页。
[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44页。
[6]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逯钦立:《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