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作品集（共8篇）
陶渊明作品集 篇1
陶渊明作品类型
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
咏怀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六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 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散文辞赋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传》采用正史纪传体的形式，并不注重描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首创。《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其跌宕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若狂的情状呈现在读者面前。欧阳修曾评价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片而已。”《桃花源记》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独特之处：在桃花源生活的是一群普通的人，一群躲避战乱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纯。陶渊明在归隐之初想到的还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不限于个人，而是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能够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生活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一个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
陶渊明作品集 篇2
陶渊明超拔于主流诗风之外, 主要继承汉魏诗歌的古朴作风, 是魏晋诗歌的集大成者。他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题材, 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 多有对隐居生活及相关思想感情的表现, 被钟嵘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诗品》) , 并将“自然”的诗风提升到审美的至高境界, 成为魏晋风格最为独特的一位诗人, 是古典诗歌的一座里程碑。他的诗文平淡任真而蕴涵哲理, 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陶渊明诗歌作品的艺术成就
(一) 情景交融, 含而不露, 富有意境美
陶渊明田园诗着力描写田园风光, 随其所见, 指点成诗, 见花即道花, 遇竹即说竹, 诗人的感情渗透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他似乎无意写诗, 只是从生活中领悟到一点道理, 滋生出一缕感情, 淡彩轻抹, 含而不露。引起读者再思索, 再回味, 创造出平淡醇厚的意境。
如《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诗中的田园描写是和平静穆的, 但却用象征、含蓄的方法.渗透出淡然忘世的人生态度及思绪情感。“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这幅在南山衬映下的美景, 是在诗人独特的感受中呈现出来的。“悠然”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南山在一定的距离之外, 有“遥远”的意思;二是表明诗人心情的遗世独立。写实与抒情完全吻合在一起。“见”字表示南山自然地映入眼中, 是偶然抬头时视线触及, 渲染了“悠然”的情绪。下面, “山气日夕佳”句, 既是写山景的“佳”, 又含蓄表现出诗人心情的“佳”, 而究竟是怎样佳, 却只是在诗人的直觉意会中, 并没有明白直说。而“飞鸟相与还”的景象点示、烘染, 却引人联想到自由、轻陕, 却又失落、漂泊, 也喜也悲的复杂感情, 品味出全诗的意境美。
他的诗中常常写到青松、秋菊、孤云、归鸟, 它们象征着诗人自己的性格, 通过它们表现了诗人坚贞孤高的情操和自由闲适的感情。特别是菊花, 由于陶渊明的爱好与赞美, 形成了固定的象征意义, 在中国文学中, 几乎成了陶渊明的化身。他如菊花般静静开放, 以一种淡定豁达的人生态度终其一生。菊花终有凋谢时, 但其芳香却传遍千里, 沁入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脾, 难以退却。又如在《归园田居》其中, 用色彩方位的不断变化, 虚实远近的映衬, 描绘出鲜明的田园形象, 然后结句“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点示, 使得客观描写的自然风光, 充满与现实“樊笼”对立的优雅、高尚的意蕴, 转化为诗的意境。
(二) 平淡自然的风格
崇尚自然, 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 也是他为人与创作的最高准则。自然, 即返璞归真, 委顺本然。他以“自然”做标准去衡量现实, 发现了现实的丑恶和虚伪, 主张返回自然的人性, 返回原始的纯朴, 并以此对抗虚伪的名教与追逐名利的世俗。也因此形成了以“自然”为基础的审美理想, 审美特色。宋代葛立方说:“陶潜、谢眺诗皆平淡有思致。” (《韵语阳秋》) 精代王夫之说;“平者取势不杂, 淡者遣意不烦之谓也。” (《古诗评选》) 陶诗情真, 事真, 无隐避, 无夸张, 有亲切的感受。描写的内容又都是日常生活, 优美的田园, 更增添了平淡自然的情味。陶诗中写到种豆劳动:“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写到与农民的友谊:“过门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写到田园的宁静:“白日掩荆扉, 虚室绝尘想”, 写到归隐的乐趣:“春秫作美酒, 酒熟吾自斟”;甚至写到自己的痛苦:“夏日抱长饥, 寒夜无被眠”等, 都一如生活本身, 直率、真诚, 毫不做作, 显示出生活本来面目及诗人的胸怀、志趣。至于诗中的理语, 如:“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 ;“人生归有道, 衣食固其端” (《于西田获早稻》) ;“盛年不重来, 一日难在晨” (《杂诗》) , 虽有玄学意味, 却是生活启示的真情披露, 并且转化为可以感受的意象。家常道白, 不嫌雕琢、玄秘。
(三) 语言朴实、清丽, 平淡之中有华采, 质朴之中含有丰韵
所谓“质而实绮, 癯而实腴”。这是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在语言上的表现。在这方面吸收了《论语》语言的白描、传神, 以及乐府诗的质朴、通俗。陶诗好用口语词汇及句式, 少用铺排夸张, 以自然本色取胜, 具有朴素的美学魅力。许多名句如“相见无杂言, 但道桑麻长”, “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除了精选名词、动词而外, 一个形容词也没有。即使用典故, 也是用俗语, 糅合到个性的语言风格中, 与全篇浑融一体。如:“遥遥沮溺心, 千载乃相关”, “邵生瓜田中, 宁似东陵时”。诗中色彩最清淡, 差不多都是“青松”“白云”“玄鬓”“白发”之类, 像“清歌散新声, 绿酒开芳颜”, 就算是最华丽的句子。但是却能用这些疏淡、简洁的语言, 勾勒出生动传神的形象。如《与从弟敬远》中写冬雪:“凄凄岁暮风, 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 在目浩已洁。”把雪的清虚洁白的形象写得细腻而有韵味。又如“鸟哢欢新节, 冷风送余善”, “平畴交远风, 良苗亦怀新”, “日暮天无云, 春风扇微和”, 都是写春天, 却写得各有新意, 不相重复。“清气澄余滓, 杳然天界高”, “门庭多落叶, 慨然知已秋”, “往燕无遗影, 来燕有余声”, 从不同的角度写秋天, 却饱含秋天的萧瑟凄清的风味。这些写景都能与抒情叙事浑然一体。从全篇来说, 陶诗凝练、完整, 如钟嵘说:“文体省净, 殆无长语。”陶渊明注重言外的效果, 使得诗语富于象征、暗示, 引导读者联想和想象, 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味。
二、陶渊明诗歌作品的影响
陶渊明是汉魏以至南北朝八百年间最杰出的诗人, 其诗文对于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陶渊明的诗文在当时独树一帜, 但也有其渊源所在。从共时平面看, 当时的文学氛围, 特别是庐山周围隐士文学、江州中下层庶族士人文学和庐山僧人文学活动对他的创作不无影响。
从文学的历时发展看, 陶渊明田园诗远承《诗经·七月》等农事诗, 近源上则可能受到东晋湛方生作品的影响。但是他博采众长又兼自铸风格, 遂独成一家。陶渊明的自然诗风及其价值在生前及死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没有得到认可。当时与陶渊明交往的虽不乏其人, 但主要是慕其隐者之风, 而非诗文。颜延之的《陶征士诔》盛赞渊明人品, 对其诗文仅云“文取指达”, 钟嵘《诗品》也仅把他列在中品, 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诗风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但陶渊明的诗文一直在流传, 影响也渐渐显著起来, 经过隋唐五代, 他的声名在两宋达到一个高峰。这一时期, 他的人品和诗文都被推为典范, 苏轼对陶渊明推崇备至, 作有和陶诗一百多首。由于苏轼本身是一代文学宗师, 他对陶渊明的态度、观点深深影响着同时代及后代的许多读者。
魏晋诗歌上承汉诗, 诗风古朴, 南朝诗歌一变魏晋的古朴, 追求声色。陶诗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高峰, 也正是因为如此, 陶诗在诗风变革的南朝不受重视。陶渊明死后, 其好友作《陶征士诔》, 对其文学成就只有一句“文取指达”。齐梁时刘勰作《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不提。钟嵘的《诗品》虽称他是“隐逸诗人之宗”, 仅列他于中品。
到了唐代, 陶渊明受到广泛重视。李白、高适等推崇其人格;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仿效其诗风。
北宋以后, 陶渊明越益受到崇重。苏轼追和陶诗达109首, 南宋范成大《田园杂咏》受益于陶诗。诗人陆游、辛弃疾, 理学家朱熹都十分推崇陶诗。
元明以后, 注陶、评陶的风气大开。明清诗人更借陶渊明讽喻现实, 强调其忠愤、不平淡的一面。清末王国维借陶诗论说诗词的“意境”。在思想上,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不屈的人格, 陶诗歌咏自然、蔑视富贵的情调对于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饮酒避世, 乐乎天命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在艺术上, 陶诗以崭新的田园题材, 平淡、自然的风格, 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天地, 以致田园诗成为一种诗体或流派独树一帜, 影响历久不衰。
三、结论
陶诗的艺术影响, 在中国诗史上是广泛而深远的。唐宋以来学习研究陶诗蔚然成风, 杜甫说:“焉得思如陶谢手” (《江上值水如海势, 聊短述》) 。王维在《偶然作》中说:“陶潜任天真, 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 家贫不能有。九月九日时, 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 傥有人送否。白衣携壶觞, 果来遗老叟。且喜得斟酌, 安问升与斗。奋衣野田中, 今日嗟无负。兀傲迷东西, 蓑笠不能守。倾倒强行行, 酣歌归五柳。生事不曾问, 肯愧家中妇。”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渊明作诗不多, 然其诗质而实绮, 癯而实腴, 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欲仕则仕, 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 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 贵其真也。”宋代以后的诗人在反对形式主义、提倡朴素诗风时, 也常以陶渊明为榜样。自陶渊明以后, “田园诗”成为一个流派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 一直影响着后世诗歌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沛霖.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与人生哲学[J].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9 (02) .
[2]关爱萍.论陶渊明诗歌意象及其人格凸现[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04) .
[3]陆学松.论陶渊明对唐代诗风的影响[J].盐城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03) .
[4]杨向奎, 李良.陶渊明的重阳诗与唐代诗人的接受——以陶渊明重阳诗中的“菊”意象为中心[J].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04) .
[5]李雷.陶渊明诗意的栖居者——生态美学视角下的陶渊明及其田园诗探微[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9 (02) .
[6]崔日义.《陶渊明诗话》分析——论述后世对陶诗的接受和阐释[J].苏州大学学报, 2005 (05) .
[7]封树礼.陶渊明诗歌自然风格的语言学解读[J].渤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02) .
论陶渊明的作品风格 篇3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东晋是乱世之末,又是佛教风行、崇尚名士风度的时代,因此才会造就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着一代代中国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
他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对生活充满幻想,希望通过仕途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宏愿。然而,残酷的现实将他“兼济天下”的愿望击得粉碎,他在官场之中郁郁不得志,只能“独善其身”而归隐了。
这种独特的经历造就了诗人苦闷的内心与超脱世俗的飘逸的诗文风格。在回忆时,他写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但在黑暗的现实面前,其结局也只能是“有志不获骋”。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他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挣扎,其忧郁与愤懑不言而喻。但他的前半生还对理想有着炽热的追求,从他的几次出仕可以看出；“重返班生庐”更是直接道明了自己还有政治抱负。在隐居生活中,他表面上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貌似飘逸潇洒的隐士生活,但内心的苦闷却永远无法排遣：“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在确定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后,他还塑造了一个“桃花源”。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决定了他貌似飘逸而内心又极苦闷的独特的个性。
同时,陶渊明诗文的形成也受到前人的影响,尤以《楚辞》为先。
清新自然的田园审美意境
正如罗宗强先生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陶渊明不是田园生活的旁观者和欣赏者,而是其中一员。所以,他不是泛咏山林而是亲切地描绘田园风光,写出它的恬美意境和朴茂生气。”如《归园田居》（其一）通过对草屋茅舍、榆柳桃李、远村炊烟、鸡鸣狗犬的白描,流露出对田园风物的由衷喜爱和深切依恋,同时还真实地描写了自己的生活,对劳动的艰辛诗人却表现出平静乐观的心态。这在陶渊明之前是没有的,但此后却成为诗文创作的一大题材。另外,陶渊明的田园诗中还记叙了他和农夫野老,素心挚友的往来,如《移居》二首。与素心淳朴之人的交往,使诗人得到极大的快慰。
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冲淡平和,广浩渺远的外貌,因此被称谓“古今隐逸之宗”、“田园诗歌之祖”。这种评论确实呈现出陶渊明逃避纷乱世界,归复发自自我心灵和优美自然的本质趋向,但这种简单化和模式化的论断却影响了对表现陶渊明心灵向往和理想追求的诗文探求。田园诗是陶渊明诗文中最重要部分,其特征有：
1.田园审美特征之一：事与理的浑融,创作的随机性
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
朱熹在评价陶渊明说过一句话:“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这句话对理解陶渊明诗歌特别是田园诗创造方式极有帮助。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他的田园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
2.田园审美的特征之二：对劳动的赞美与坚持
(1)对劳动的肯定和实践,是陶渊明最大特征之一。
他一生中始终贯穿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几度仕隐,几度沉浮。既然“大济苍生”无望,莫如“击壤以自欢”,从此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
陶渊明的归隐是铁心抛弃一切官场纷争和世俗的污浊,真正投身于大自然之中,投身于劳动之中,投入普通百姓中,做一个真正的农人。“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等诗句,都表明诗人决意回归田园,躬耕陇亩的决心。
(2）在劳动中与农民产生的感情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诗人的田园生活虽然是远离统治阶级,却更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农民。这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心赏文：“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有朴实的农民共话桑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有邻里的相与宴饮：“漉我新熟酒,只鸡邀近局”；也有天伦之乐：“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所以,他的田园诗是有着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的,这也是他的田园诗动人的原因之一。尤其可贵的是,他的田园诗还反映了劳动生活的内容。如《归园田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通过劳动,发现了自然本性之真我,和农民产生了亲近的情感,达到了对世俗的超越。此外,农村的景色也使他发现了各山大川之外另一种美的境界。
3.田园审美特征之三：对虚静的审美
如果说陶渊明田园诗的审美追求之一为其对生机盎然景色的偏爱,那么对虚静冲淡之美的追求则与之相辅相成。静与动,空与有互相包涵,互为映衬,“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也许是对这一道理的注解吧?陶渊明对田园的虚静审美,常伴随着对官场世俗繁杂喧嚣的厌恶。其诗喜用“虚”字,如“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其一)；他也喜欢静,如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归去来兮辞》)。远离了世俗的尘嚣,在至虚至静之中,自会得到无限的乐趣和美感。远离了世俗,虚静之中,他与大自然没有了距离。正如罗宗强先生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 “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他成了自然间的一员,不是旁观者,不是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自然是如此亲近,他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他没有专门去描写山川之美,也没有专门叙述他从山川的美中得到的感受。山川田园,在他的生活之中,自然而然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
4.田园审美特征之四：平实中见警策,朴素中见奇丽
陶渊明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田园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等等。然而,平淡之中可见奇丽。如《拟古》其三：“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他的田园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平淡的事物,平淡的语言,出自陶笔,便生趣盎然。农村生活的简朴,邻人的亲切,跃然纸上。真是淡而有味,达到了极高的美的境界。
5.田园审美特征之五：和悦润畅的景色取向
陶渊明诗歌最为明显的审美取向之一就是他对自然是那种温和、轻微、朴实、润畅景物的感知及描写,他让人感到一种大自然的天籁、地籁与人籁和谐之韵。如“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拟古》)
读到这些朴素、优美、流畅的诗句,人们很容易感觉到陶渊明内心的宁静,感受到他的心的节拍与大自然是那样和谐,带有明显的陶氏审美风格。陶渊明之所以对大自然生生不息,盎然和润的景色情有独钟,应该说和其审美观中儒家、道家思想的浸润互补有关。
6.田园审美特征之六：优美
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篇4
陶渊明的作品，现存诗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三篇，还有《读史述九章》和《扇上画赞》两篇接近四言诗的韵文。
诗歌是诗人成就最突出的方面，一百多首诗，具有丰富的内容。
诗人生在极端黑暗的社会里，却坚持高远的理想和志趣，一部分作品表现出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和郭主薄》诗说：“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饮酒》第八首说：“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在，卓然见高枝。”霜威下盛开的菊花和不凋的青松，正是诗人挺立不屈的性格的象征；诗人在《咏贫十七首》和《扇上画赞》中还歌颂了不少固究守志的人物。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品格，诗人一方面对腐朽的统治阶级表现了一种孤高的态度。《咏贫》第一首说：“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辉？”这朵晴空飘浮的孤云，象征诗人的处境和命运，它孤独无依，会无声无息地消灭，但也表现了诗人的态度，它要远去尘埃，永远保持自出和高尚。另一方面，也对污浊的现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在饮酒二十首里，他借着“醉人”的语言，或是指责社会上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第六首），或是揭露政治的陷阱危机（第十七首），或是鄙弃世俗的虚伪和欺诈（第十二、十九首），在最末一首里，他说：“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虽然他美化了孔子，但他更主要的是对驰逐名利的颓败上风感到无比的愤激和沉痛。
陶渊明的志趣与性格，终于使他同政治阶级上层社会完全决裂，回到田园中来。他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他的田园诗充满对污浊的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如《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鸭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把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斥为“尘网”，把投身其中看成是做了“羁鸟”、“池鱼”，把退处田园说成是冲出“樊笼”，重返“自然”，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社会的鄙视。诗人着重地细致地描写了纯洁、幽美的田园风光，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由衷的喜爱。在这里，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与虚伪、欺诈、互相倾轧的上层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格外吸引人的力量。
当诗人尚未离开宦途时，总有一种“暂为人所羁”的感觉，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他“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但当他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却感到获得了归宿。《饮酒》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出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诗人避开了达官贵人的车马喧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
诗人的田园生活虽然是远离统治阶级，却更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农民。这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心赏文：“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有农民共话桑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有邻里的相与宴饮：“漉我新熟酒，只鸡邀近局”；也有天伦之乐：“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所以，他的田园诗是有着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的，这也是他的田园诗动人的原因之一。
尤其可贵的是他的田园诗还反映了劳动生活的内容。如《归园田居》第一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带着月色，从草木丛生的小径上荷锄归来的劳动者的形象。《怀古田舍》诗说：“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在田野风景和农事活动的描写中洋溢着一种喜悦之情。由于诗人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并由衷地喜爱它，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颂。他的一些田园诗还表现了只有一个劳动者可能体会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二首说：“桑麻日已长，我上日以广。常恐霜同草莽。”表现了他对农作物收成的密切关怀。《归园田居》第二首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未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不仅表现了与剥削阶级寄生观点鲜明对立的依靠劳动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现了不辞辛苦，坚持躬耕的顽强态度。这些都超出了一般上大夫的思想意识，使他的田园诗闪烁着进步的思想光辉。
陶渊明还有一些田园诗描写了他的田园生活的贫困状况。《示庞尘簿邓治中》说：“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有会而作》说：“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这些诗虽然只是描述他自己晚年每逢天灾不免屡受饥寒的境遇，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想见当时农民们的更加悲惨的生活情景。
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的思想感情是极其复杂的。《诗史述屈贾》中说：“进修德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有时甚至企图以醉酒忘世，“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或者用道家顺应自然的态度对待人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但这些都不能完全消除他壮志未遂的苦闷。《杂诗》第二首说：“气变悟明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以看到诗人在光阴虚掷中极度矛盾不安的心境。诗人也一直没有丢掉疾恶与除暴之心。在《读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神话传说指出“肆威暴”的人，必会遭到悲惨的结局。在《咏荆轲》一诗中，诗人热情地歌颂不惜牺牲生命而勇于除暴的壮士荆轲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读山海经》第十首还歌颂了精卫和刑天虽死不屈的精神。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威，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等！
这无疑是诗人不屈的意志的表现。“猛志故常在”，说明诗人心中永远燃烧着一股不熄的火。上述这“金刚怒目式”的一面是诗人性格和创作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除此以外，从《拟古》的“少时垃且历，抚剑独行游。谁云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和他听见关中收复以后在《赠羊长史》诗中写的“九域甫已”，逝将理舟舆等诗句，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关怀收复中原的爱国热情。
诗人较晚时期所写的《桃花源诗并记》标志了诗人思想发展的高度。诗人在这里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思想。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这里的生活是富裕、和乐而安宁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劳动所得也全归自己所有，没有封建的剥削；“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诗人指出这是一个“与外人间隔”的“绝境”，是桃花源中人们的先世为逃避赢秦暴政而开辟起来的一个新世界。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这实际表明是一个与秦汉魏晋等封建主义社会相对立的理想世界。
陶渊明不满黑暗现实，很早就追求理想的社会。但由于生活经历了限制，那时他还只能从传说中的古代寻求理想社会的图案，他在诗中流露“黄唐莫逮”的概叹。这样，他的社会理想不能不是朦胧抽象而又具有浓厚的复古主义倾向的。可是经过田园生活实践之后所提出的桃花源理想便大大不同了。随着他的思想的发展，对劳动认识的提高，对封建社会认识的加速，提出了上述一些具体的生活原则。这是诗人田园生活中理想因素的集中和概括，是代表小私有生产者对造成战乱和贫困的封建社会所提出的抗议，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强烈的愿望。它虽然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却启发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鼓舞人们反抗不合理现实的斗争。
陶渊明的消极思想在他的诗歌中也不时流露。“穷通靡所虚，憔悴出化迁”，表现了他的委运乘化、乐天知命的消极的人生观。“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显然是一种及时行乐和虚无幻灭的思想。“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也流露了颓唐情绪。
陶渊明的诗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他的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平淡自然。这是和他的诗歌内容以及表现上的特点分不开的。他的诗的主要内容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而又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真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如《读山海经》第一首：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完全是白描的手法，语言十分平淡，使人读来毫无吃力，只觉得接触到一片生活情景，而这些情景、生活以及诗人的志趣和心情，无一不是诗人真实的感受，所以写来十分亲切。
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平淡，却不浅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他的诗歌语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十分精粹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无论是自然风光，或是社会生活，都有着浓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如“蔼蔼堂肖林，中夏贮清荫”，这是写诗人的生活环境。“贮”字虽只是一个平常的字眼，但用到这里却很形象很新鲜，仲夏清幽凉爽的林荫好像是可以贮存、可以掬取的一瓮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那和煦的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景象，生机盎然。这是只有经过亲身体验与深切感受之后才能写出的诗句。又如“春秋多佳目，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闲，闲暇则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平常无奇的八句诗却写出一片生动的田园生活的声音和气氛。苏轼说陶诗，正好说明了这个特点。
陶渊明的一些诗歌还富有意境。这在他的田园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很不相同。谢诗往往只给人一幅幅客观的山水画面，陶诗却在使人接触到田园生活画面的同时，而引入到一种境界中去。如前引的《归园田居》第一首，我们不只看到榆柳桃李中的几间草房，村落中的几缕炊烟，听见深巷的犬吠，树头的鸡啼，所有这一切还构成一种境界，它宁静安谧、淳朴自然。这种特点的形成与诗人的创作方法密切相关。诗人写作田园诗，目的并不在于客观地描摹田园生活，而是要强调和表现这种生活中的情趣。因此，他在创作时并不是随意摄取田园生活的影象，而是把那些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摄取到诗中来，在平凡的生活素材中含有极不平凡的思想意境，它潜移默化，使人们感到亲切，又感到崇高。苏轼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所谓“奇趣”正是从意境中产生的。由于他的诗有意境，因而也就全篇浑然一体。这在艺术上又与汉魏诗的“气象混沌，难以句摘”不谋而合。
陶渊明的作品，现存诗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三篇，还有《读史述九章》和《扇上画赞》两篇接近四言诗的韵文。诗歌是诗人成就最突出的方面，一百多首诗，具有丰富的内容。
陶渊明的诗歌由于内容不同，风格也不完全一样。比如他的田园诗多半萧散冲檐，而《咏荆轲》等诗却豪放有力。但后者虽然豪放，却又“豪放得来不觉”（朱熹语），和他的田园诗的来淡自然仍有相通之处。
他的诗歌虽然在晋宋之间自成一格，自然流露，不假雕饰，但是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以看出古诗，曹植、阮籍、左思对他的潜在影响。象《拟古》的“日暮天无云”等“风华绮靡”的诗中，精神面目和阮籍《咏怀》接近，而他的《咏贫士》、《咏荆轲》等诗，又显然是受了左思《咏史》的启发。锺嵘《诗品》说他的诗：“又协左思风力”是十分正确的。
参考文献：
1、陶渊明《归园田居》
2、陶渊明《读山海经》
3、陶渊明《桃花源并记》
陶渊明作文 篇5
你经历了八十一天的官场生活，它的黑暗使你不屑与其同流合污，于是你毅然埋葬满是皱纹的过去，融入属于自己的菊花台，月半弯。
你抛离尘杂，返归自然，为我们构造了个心灵的天堂—桃花源。阡陌的田园，你一壶清酒，一醉方休，笑看满园黄菊，遥望那悠然南山，独倚院前五柳，花谢花开，云卷云舒，享受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
你自给自足，咀嚼着怡然自得的幸福，遭受着平穷与饥饿，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成就了你不枝不蔓，不慕名利的伟大人格，造就了你的名满天下。众人夸奖你，敬佩你，欧阳修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苏轼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北宋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已”。而他们并不了解你，他们眼里的你是那么伟大高尚，可是他们看不到你的无奈与寂寞。退隐归耕不过是你无奈的反抗。少年时期的你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你期望着用你的智慧去化解恩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现实的日子里风霜刀剑总相逼，你努力过，你奋斗过，只不过你还是一次次地失败。于是迈出了影响你人生的步伐，归隐吧，归隐吧，改变不了黑暗的现实，只能远离尘世。出乎意料的你被历史记住了，你寄情田园，你引壶觞以自酌，你戴月荷锄，你成了别人眼里视功名如粪土的楷模。
梁启超说自然界是你爱恋的伴侣，常常对你笑。是这样吗，扪心自问，静寂的黑夜里你大声呼喊，不是的，你有你的志向，你有你的天空，你有你的才能，你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你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你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你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虽然归隐田园，但你心中并不平静，你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记》里，你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是你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你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你并未完全脱离现实。山水田园的乐趣还是不能淡化你心中的报复，现实的矛盾让你失望，却又割舍不开，如《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你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你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因此你强颜欢笑，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月光还是黯淡的，四周还是静谧的，你孤独地屹立于世，别人将你的悲伤看作是你的豁达乐观，在你的字里行间，我仿佛品味到了你菊花香中的一丝苦涩。
陶渊明年谱 篇6
六月十五，陶渊明出生在七里山安成（今江西省宜丰县澄塘镇新安村安成自然村。《江西通志》云，因晋时陶渊明之父任安成太守，此地即取此名以示纪念。），字元亮，入宋更名潜。曾祖陶侃，晋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陶茂，武昌太守。父陶敏，安成太守。母孟氏，长史孟嘉第四女。晋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366）二岁，居七里山安成
十月，会稽王司马昱为丞相。（《晋书》卷八《海西公纪》）晋海西公太和三年戊辰（368）四岁，居七里山安成
加大司马桓温殊礼，位诸侯王上。（《资治通鉴》卷一百一）
庶母生程氏妹，名翠莲。《祭程氏妹文》“我年二六，尔才九龄”，可知其妹小于渊明三岁。
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己巳（369）五岁，居七里山安成
四月，大司马桓温伐燕；九月，温大败，死三万余人。（《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桓玄生。（《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辛未（371）七岁，居七里山安成
五月，桓冲欲以扬州让谢安。诏以冲都督徐、豫、兖、青、扬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京口。九月，帝讲《孝经》始览典籍，延儒士。（《资治通鉴》卷一百三）
是年，渊明随父任至安成（今江西安福县境内）。（清康熙癸已黄宽《重修安福县志序》：“„„壬辰摄安成事，驱车至境，东望庐江奔淮。„„而其南为渊明读书台，五柳之芳躅在焉。北瞻华封，西顾武功石城，其胜迹所留，千古如新。”故陶澍曰“或幼随父任读书于此耶”？）
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壬申（372）八岁，居七里山安成
正月，降司马奕为海西县公。七月，简文帝卒，太子司马子曜即位。（《晋书.简文帝纪》、《孝武帝纪》）
是岁，三吴（吴郡、吴兴、义兴）大旱，人多饿死。（《资治通鉴》卷一百三）丧父。《祭从弟敬远文》：“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齿，并罹偏咎。”乃言同在八岁丧父。
晋孝武帝太元元年丙子(376)十二岁，居七里山安成
春正月，改元。徐州刺史桓冲为车骑将军，都督豫、江二州六郡三诸军事，寻阳在六郡内。（《晋书.孝武帝纪》）
庶母卒。《祭程氏妹文》：“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即指程氏妹的生母卒于渊明十二岁之时。
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己卯（379）十五岁,居七里山安成 是年大旱，瘟疫流行。（《晋书.孝武帝纪》）
慧远与其弟慧持等到荆州上明寺。（见方立天《慧远及其佛学》）晋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384）二十岁,居七里山安成
桓伊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史，造龙泉精舍。（《晋书》卷八十一《桓伊传》）
颜延之生。（《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
渊明独游至幽州（今河北省东北部）、张掖（今甘肃省内）。（《拟古九首》其八：“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乙酉（385）二十一岁，居安成东北陶家园
八月，谢安卒，琅琊王司马道子都督中外诸军事，代谢安执国政。十月论淝水之功追封谢安为庐陵郡公、谢玄康乐公（今江西宜丰县东四十里）、谢琰望蔡公（今江西上高县）。（《晋书.孝武帝纪》）谢灵运生。（《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
家遭不幸。渊明从张掖、幽州远游回宜丰故里，绕道父任宦地安成。所置园田为康乐县公谢玄侵夺。盖因渊明外祖父孟嘉尝依附桓温、温欲杀谢安。谢氏仇恨孟及孟婿陶敏，故藉皇封以并陶产。渊明从安成移居安成东北陶家园。《怨侍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弱冠逢世阻”则指此难。是年建书堂于崇贞观侧、建柳斋于宅左数武处。
晋武帝太元十五年庚寅（390）二十六岁，居南山
司马道子恃宠骄恣、帝不能平，以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以潜制道子。（《资治通鉴》卷一百七）
娶王氏、构庐南山。（《秀溪陶氏族谱·靖节公家传》：“渊明公„„性喜安闲，寻幽觅静。见夫南山之阳，林木森蔚。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庚寅乃构庐而居焉。„„始娶王氏。”）
是年，渊明远游东隅，即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县。（《饮酒》二十首其十云：“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又去过钱溪，今安徽省贵池县梅根港。（《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辛卯（391）二十七岁，居南山
江州刺史王凝之集中外僧徒八十八人，于浔阳精舍，翻译佛经。
是年冬，渊明建读书堂于浒溪山下延禧琳宇侧。《江西通志》、《瑞州府志》、《新昌县志》、《上高县志》对渊明读书堂均有记载。《秀溪陶氏族谱·靖节公胜迹》中载“晋太元庚寅冬，先生燕游于义钧乡十五都浒溪山下延禧琳宇，见溪流环抱，林木森蔚，辛卯冬遂构书堂于其侧。”遗址尚存。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壬辰（392）二十八岁，居南山
十月荆州刺史王忱卒。十一月以黄门侍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晋书》卷八十四《殷仲堪传》、《孝武帝纪》）是年春，渊明与禅师慧远在秀溪宅后龙山共建潜慧寺。（《秀溪陶氏族谱·靖节公胜迹并诗》中载：“潜慧寺，晋太元壬辰春，靖节公与禅师慧远所建，故以潜慧名寺。徐应龙有碑铭，迄北宋末年遭兵乱，寺毁碑废，遗址尚存。”宋观文阁大学士曾渊子有诗云：“秀水山青又一天，连名结社乐蹁跹。地盘龙势分庐宇，江吼龟声拥寺前。蒲座开函风满径，花池洗钵石流泉。至今遗址依然在，可并虎溪三笑传。”）冬，渊明又在桂林山建桂林山寺。（《江西通志》卷五一载：“桂林山在新昌县东二十里义钧乡十四都，旧传晋陶渊明尝居此。”《秀溪陶氏族谱·靖节公胜迹并诗》中载：“桂林山寺在县东二十里义钧乡十四都，相传靖节公建于晋太元壬辰冬。宋治平中改额曰：彰贤寺。元至元中，寺僧清逸，游方至都，居白塔圣寿万安寺七年，领受仙经法旨，归寺开演不懈，戒律甚严。故《天隐疏》有丹成拔宅皆仙之语。元大德庚子，袁州路总管荣公赍奉朝命、护持讲席，其徒循习宗教焉。元季兵毁，遗址今存。”）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癸巳（393）二十九岁，居南山
六月始兴、南康、庐陵大水，七月大旱。司马徽聚众于马头山反、刘牢之遣将讨平之。十月后秦姚苌死，其子姚兴继位。（《晋书孝武帝纪》）
亲老家贫，起为江州祭酒，奉母（孟氏）、携妻（王氏）及子俨离开故里南山到江州赴任，理五斗米道科仪事，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主簿，主管文书。（《饮酒二十首》）其十九：“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杂诗十二首》其九：“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关梁难亏替，绝音写斯篇”。《宋书.百官志》：“江州自晋成帝咸康中始置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陶任此职，何以多所耻而‘不堪吏职’，似不易理解。江州刺史王凝之乃五斗米道徒，《晋传》云：‘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邪！’可见陶确实不屑于事王凝之。”）
是年，长子俨生，小字舒。《颜诔》：“母老子弱，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至亲之议，近悟毛子棒檄之怀。”据此可知渊明出仕祭酒时已有一子。作为俨命名的《命子》诗。《册府元龟》录此诗题作《训子》。这首诗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后四章皆在表述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前半序述安雅，后半抒写淋漓，安雅为四古常格，其淋漓处笔腾墨飞，非汉、魏以来所能拟似”。
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甲午（394）三十岁，居浔阳
七月，荆、徐二州大水，伤秋稼。《晋书孝武帝纪》
王氏卒。（《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说是的二十岁遭时乱，三十岁丧其妻。）
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乙未（395）三十一岁，居浔阳
司马道子专权奢纵，帝擢王恭、郗恢、殷仲堪等使居内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国宝等为心腹。于是朋党竞起，朝政益乱。（《资治通鉴》卷一百八）继娶庐山隐士法赐之妹、寻阳翟氏，名玉英。（《秀溪陶氏族谱·靖节公家传》：“继娶寻阳翟氏，与公同志，克甘勤苦，留居寻阳祖宅，躬耕是任，朝夕忘劳。”（《与子俨等疏》：“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
《闲情赋》作于是年。此赋命意，实为爱情。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题<未定草六>》云：“被论客赞尝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有时显得摩登，‘原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
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丙申（396）三十二岁，居浔阳
九月、帝嗜酒，为张贵人所弑。太子即位，是为安帝。安帝幼而痴，虽寒暑饥饱不能辨。会稽王司马道子以王国宝、王绪为心腹，参管朝政（《资治通鉴》卷一百八）。
次子俟生，小字宣。袁行霈注：“阿舒已‘二八’，指十六岁，阿宣行志学，‘行志学’，行将满十五岁（当是十四岁），比长子阿舒小二岁。” 晋安帝隆安元年丁酉（397）三十三岁，居浔阳
四月，荆州刺史王恭举兵讨王国宝。司马道子杀国宝，恭乃罢兵。荆刺史殷仲堪闻国宝死，亦抗表举兵，道子以书止之。（《晋书安帝纪》、《晋书王恭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
晋安帝隆安二年戊戌（398）三十四岁，居浔阳
七月，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南蛮校尉杨佺期等同盟举兵讨司马道子。九月，王恭兵败被杀。十月殷仲堪、桓玄、杨佺期等，盟于浔阳，共推桓玄为盟主。朝廷诏桓玄为江州刺史。（《晋书·安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
三子份（阿雍）、四子佚（阿端）生。（《责子》诗：“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由此可知雍端乃同岁，比阿宝小二岁。）晋安帝隆安三年已亥（399）三十五岁，居浔阳，仕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参军 五斗米道首领孙恩攻会稽，杀内史王凝之，旬日之间奄有八郡，众数十万。卫将军谢琰，辅国将军刘牢之发兵击之。十二月桓玄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蛮校尉杨佺期，自领荆、江二州刺史（《晋书安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一）。渊明被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命为军府参军，与庞遵二人共同掌管军府的文书簿籍。晋安帝隆安四年庚子（400）三十六岁，居浔阳，任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参军 桓玄都督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兼荆州江州刺史、镇江陵。五月，孙恩陷会稽，内史谢琰战死。十一月诏镇北将军，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帅众未恩。（《晋书·安帝纪》、《资治通鉴》一百十一）。
渊明盖此年初奉桓玄命使都，五月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六月五子佟生。是年冬回寻阳，在祖居中过年。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於于规林》诗二首。诗云：“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可见是因公入都。又云：“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这是说先回寻阳家中探母，再赴荆州桓玄幕。
晋安帝隆安五年辛丑（401）三十七岁，居浔阳，仕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参军 孙恩入陷吴国，杀内史袁山松。刘牢之遣刘裕击破之。桓玄闻孙恩逼进京师，复上疏请讨之，诏止之。（《晋书·刘牢之传》、《晋书·桓玄传》、《资治通鉴》一百一十二）
是年刘遗民为柴桑令。
渊明在寻阳家中迎新年，正月五日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不久即返荆州江陵桓玄幕。七月初，复回寻阳休假。七月末再返江陵。冬，母孟氏卒，渊明还浔阳居丧。据义熙三年所作《祭程氏妹文》曰：“昔在江陵，重罹天罚。„„黯黯高云，萧萧冬月。”知渊明母孟氏之丧在其任职江陵期间，且是冬季无疑。
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诗文主要叙述对田园自由生活的依恋，和对世俗官场的厌倦。通过对途中景象的描绘，显现出诗人那颗澄清静穆之心。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三云：“篇中澹然恬退，不露怼激、较之楚骚，有静躁之分。”
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402）三十八岁，居寻阳
春正月，下诏罪状桓玄，骠骑大将军司马元显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军都督，率军讨桓玄。二月，桓玄东下过寻阳，至姑孰。三月，牢之遣子敬宣诣玄请降。玄入京师，杀司马元显、司马道子，总揽朝政，改元大亨。孙恩屡败，乃赴海死。余众数千人复推卢循为主。（《晋书·安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刘遗民弃官隐居庐山，七月，与慧远等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建斋立誓，共斯西方，作《誓愿文》。
是年渊明在家居丧。
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此文《世说新语识鉴》刘孝标注引作《嘉别传》文云：“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则孟嘉为渊明外祖父。征西大将军：指桓温。孟嘉是桓温属下的长史总理幕府。此传记述了孟嘉的生平事迹，并着重赞扬他身在官场而能坚守“行不苟合，言不夸矜”的清操美德。
晋安帝元兴二年癸卯（403）三十九岁，居寻阳
二月，桓玄自称大将军，八月自号相国、楚王。刘裕破卢循于永嘉。十一月，安帝禅位于楚。十二月，玄即皇帝位，改元永始，以安帝为平固王，迁于寻阳。（《晋书.安帝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渊明在家居丧。
始春察古田舍农事。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吴瞻泰《陶诗汇注》卷三：“题曰《怀古田舍》，故二首俱是怀古之论。前首荷蓧丈人，次首沮、溺，皆田舍之可怀者也。” 《和郭主簿》诗。诗云：“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弱子乃指幼子佟，未成音乃二三岁光景，则此诗作于是年。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敬远母与渊明母为姊妹，皆孟嘉女。陶注引《豫章书》云：“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之二子，一生渊明，一生敬远。丁注引程穆衡曰：“时先生居忧，敬远与先生同居，其母与先生母又姊妹也。敬远能甘贫遗世，读书躬耕，称先生同志。侍中所陈，盖两人共之，故作此诗以相贻美而慰之也。”
张谦宜《茧斋诗谈》卷四：“勤农词淡而意浓，此最是难学处。全集俱以是求之，乃是其高绝。”《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诗云：“秉耒欢时务，解颜勤农人。”此《勤农》诗当作于元兴二年癸卯。
晋安帝元兴三年甲辰（404）四十岁，居浔阳，任刘裕镇军参军
二月，刘裕帅何无忌、刘毅等举兵讨伐桓玄。三月刘裕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诸军事。四月桓玄挟安帝至江陵。刘裕诸将与玄军战于湓口，大破之，进据浔阳。加刘裕都督江州诸军事，刘敬宣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五月刘毅与桓玄大战于峥嵘洲，桓玄兵败被杀。卢循陷广州，称平南将军（《晋书·安帝纪》、《资冶通鉴》卷一百一十三）
渊明服丧而毕，作刘裕镇军参军，东下赴京口。
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停云》、《时运》、《荣木》、《连雨独饮》诗。据《晋书·安帝纪》、《文选》、殷仲文《解尚书表》等记载，刘裕于元兴三年三月任镇军将军，确凿无疑，渊明入镇军将军刘裕幕府在元兴三年四、五月间。《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则作于是年。诗中所抒发的全是怀旧思乡之情。并决心“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最终返归宜丰故里的田园。
王瑶注：《停云》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二语，以为《停云》等三诗（《停云》、《时运》、《荣木》）都是四言四章，而且前冠小序，序文句法也完全相同；诗题又都是以首句命名，当为同年而作。乃系于晋安帝元兴三年甲辰（四0四），渊明时年四十岁。
从《连雨独饮》诗：“自我抱兹独，亻黾俛四十年”二句，可以看出此诗作于元兴三年（404）渊明四十岁。他在饮酒中论述人生的哲理，坚信自然界的规律是有生必有死，世间并无长生久视的神仙。诗中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和独守“任真”的信念。
晋安帝义熙元年乙巳（405）四十一岁，居浔阳，为刘敬宣建威参军，八月任彭泽县令。
正月，刘毅入江陵，桓振众溃。改元。三月晋安帝反正，自江陵，还京师。以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刘毅使人言于裕曰，刘敬宣不豫建义，不宜为江州。敬宣不自安、自表解职，乃召还为宣城内史。四月刘裕旋镇京口，改授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诸军事，加领兖州刺史。（《晋书.安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四）三月、奉刘敬宣命至建康，又到叔夔族居地钱溪会见族人。是秋，八月经叔夔荐为彭泽令。（《秀溪陶氏族谱.靖节公家传》：“乙巳三月.敬 宣改宣城内史，公适使都还，经钱溪，复邦族，家甚贫。是秋八月，应辟为彭泽令。”）十一月“我岂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解印绶。程氏妹卒于武昌。
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归去来兮辞》并序。
据《资治通鉴》，刘敬宣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在元兴三年五月。义熙元年三月，敬宣欲上表解职，渊明既为陶侃之后，又曾为刘裕参军，且此时“耕植不足以自给”，故敬宣特示以“惠爱”辟为参军，遣其奉表使都。渊明途经钱溪（今安徽省贵池县梅根港）时，写下这首抒发思乡之情和归隐之念的《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
刘祁《归潜志》卷八云：“渊明《归去来辞》前想象，后直述，不想侔。”据序云：“乙巳岁十一月”，则本文作于义熙元年乙巳（405）辞彭泽令之初。逯系年将序和辞分别系于两年即序写于义熙元年十一月，辞作于义熙二年春。当是。渊明这篇辞，是他饱尝了仕途的痛苦，看透了官场的腐朽，最终选择归隐的道路，并从此不再出仕的宣言。这篇辞写归家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的乐趣。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晋安帝义熙二年丙午年（406）四十二岁，居浔阳
十月，尚书论建义功，封刘裕豫章郡公，刘毅南平郡公，何无忌安成郡公。十二月，以何无忌为都督荆、江、豫三州八郡诸军事、江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四）
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以谢灵运为纪室参军。（《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
周续之被命为抚军将军刘毅参军，征太学博士，不就。（《宋书》卷九十三《周续之传》）
是年春，写成《归去来兮辞》之辞，至此则成《归去来兮辞》并序。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欧阳修曰：“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己。”又引李格非曰：“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沸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知有斧凿痕”。
晋安帝义熙三年丁未（407）四十三岁，居浔阳
刘裕诛东阳太守殷仲文，南蛮校尉殷叔文，晋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骆球及桓胤，并夷其族。
五月六日，程氏妹服制再周。
作《祭程氏妹文》。这篇祭文，作于是年五月。这时距程氏妹卒已满十八个月，故曰服制再周。
晋安帝义熙四年戊申（408）四十四岁，居浔阳
正月，刘毅不欲刘裕入朝辅政，议以谢混为扬州刺史。裕用参军刘穆之计、至京师，遂为侍中，扬州刺史、尚书事、徐、兖二州刺史如故。（《晋书、安帝纪》、《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六月中，寻阳旧宅遇火，燔毁殆尽，举家寄栖舟中。
作《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戌申岁，指义熙四年（408）。此年柴桑城附近的上京居室焚烧殆尽，便只好住在门前的船中。至新秋之时，写下这首诗。钟秀编《靖节纪事诗品》卷二《宁静》曰：“靖节此诗当与挽歌三首同读，才晓靖节一生学识精力有大过人处。”
晋安帝义熙五年己酉（409）四十五岁，居浔阳
三月，刘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发建康，帅舟师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步进至琅琊。六月，至东莞、下临朐，围广固。北方之民执兵负粮归裕者，日以千数。九月加刘裕太尉，裕固辞。（《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修葺茅茨，徙居西庐。
作《已酉岁九月九日》、《和刘柴桑》、《酬刘柴桑》、《责子》诗。已酉岁指义熙五年（四0九）。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此诗亦赋而兴也，以草木凋落，蝉去雁来，引起人生皆有没意，似说得甚可悲。末四句忽以素位不顾外意掉转，大有神力。章法之妙，与《咏贫士》次首同”。
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酬和刘柴桑二诗，情真趣适。虽寄世中，却游人外。浔阳三隐，如遗民乃知己，非续之可比也。”王瑶注谓作于义熙五年。逯系年同王瑶注。
据《命子》诗，俨生时渊明二十九岁，佟生于隆安四年庚子渊明时三十六岁，又据本诗“阿舒已二八”句，其《责子》诗当作于义熙五年（409）。晋安帝义熙六年庚戌（410）四十六岁，居浔阳西庐
二月，刘裕下广固城，俘慕容超，送建康斩之（南燕亡）。三月，广州刺史卢循举兵反，进据寻阳，江州刺史何无忌战死。五月，卫将军刘毅迎击卢循，败绩。六月，庾悦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授刘裕太尉、中书监，加黄钺，裕受黄钺，余固辞。七月，卢循攻荆州败，自蔡州至寻阳。十二月，刘裕破卢循于豫章。渊明避战乱，至九月中乃获早稻。四体诚疲，幸无异患，隐心愈固。作《庚戌岁西田获早稻》、《悲从弟仲德》诗。
渊明自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归田后，经过多年的躬耕体验，对农业生产劳动有了更深的感受和思考。这首诗强调的是劳动的重要性，“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以及他在劳动过程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悲从弟仲德》是诗人凭吊已故从弟仲德（苏写本作“敬德”）的旧宅有感而作。陈祚明《采菽堂古诗》卷十四：“其情颇真切，„„公诗真率，每嫌体弱。”表达了诗人对这位亲人的深切悼念。
晋安帝义熙七年辛亥（411）四十七岁，居浔阳南里
三月，刘裕始授太尉、中书监。四月，卢循败奔交州，刺史杜慧度大破之，循于龙编投水死。后将刘毅任江州都督兼刺史，移镇豫章。毅以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谢灵运“亦随刘毅至江州。入庐山，见慧远”。（《资治通鉴》卷一百一
十六、《谢灵运集校注》顾绍柏）从西庐移居南里，与颜延之结邻，八月，从弟敬远卒。作《移居》二首、《祭从弟敬远文》。
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六月，诗人在上京之居遭火灾，房屋焚毁。两年后，即义熙六年（410）九月，又迁居南村，实现了他“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想往已久的愿望。此《移居》两首诗，就是他这次迁居后的抒怀之作。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移居》二首，只是一任清真，而吐属雅令，句法高秀”。
《祭从弟敬远文》：“岁在辛亥”，指晋安帝义熙七年（411）。这年的八月十九日，为堂弟敬远下棺安葬。渊明写下了这篇祭文，以表示对情同手足，“父则同父，母则从母”堂弟敬远的深切悼念之情。
晋安帝义熙八年壬子（412）四十八岁，居浔阳南里
刘毅自谓复兴晋室、功业足与刘裕相抗，虽权事推裕而心不服。毅既据上流，阴有图裕之志，求兼督交、广二州，裕许之。九月裕以诏书罪状刘毅，并收毅弟刘藩、尚书仆射谢混，皆赐死。既而帅师讨刘毅于江陵，毅败自缢而死。是年孟怀玉为江州刺史，省浔阳县入柴桑县，柴桑乃为郡治。殷景仁被命为太尉刘裕参军，自寻阳南里移家东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一
十六、《刘毅传》）
作《与殷晋安别并序》。此诗，乃渊明追述与殷晋安同游共处之乐，缅怀于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殷因调职太尉参军自浔阳移家东下，作此诗相赠。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系此诗系义熙八年（412），即陶渊明移居南村一年之后所作。”
晋安帝义熙九年癸丑（413）四十九岁，居浔阳南里
前将军诸葛长民及其弟辅国将军诸葛黎民贰於刘裕。刘裕自江陵还都，即并杀之。七月，朱龄石伐蜀克成都，斩蜀王谯纵。（《晋书.安帝纪》）刘遗民不应征辟，刘裕以高尚人相礼，遂其初心。九月，慧远作《万佛影铭》。（释元康《肇论疏》引慧远《刘公传》）
征著作佐郎，不就。刘遗民亦于本年辞昭命。渊明与雁门周续之，彭城刘遗民称之为《寻阳三隐》。
作《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和《形影神并序》诗三首。
诗人从时光的流逝，季节的回环往复和景物的荣衰更替，而体悟到人生有始亦必有终的道理，以遇事达观视之，何必访仙祈求长生的观念，写成《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从诗的“发岁始俛仰，星纪奄将中”二句来看，此诗当作于丑年。因陶生平值丑年者，一为隆安五年辛丑，时年三十七岁，一为义熙九年癸丑，时年四十九岁；一为宋元嘉二年乙丑，时年六十一岁。陶与江州官员往来，率在义熙年间，故知星纪指癸丑年。
《形影神》三首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哲学观和人生观。近代大史学家陈寅恪称《形影神》为“新自然说”；称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晋宋时期社会**，宗教神学泛滥。庐山东林寺名僧惠远，大力宣传净土宗教义，在此之前撰有《形尽神不灭》及《万佛影铭》等，宣扬人死之后灵魂可以离开形影而独立存在，并通过轮回获得来生的幸福。陶渊明这首诗就是针对慧远而发的。晋安帝义熙十年甲寅（414）五十岁，居浔阳旧居
司马休之在江陵，颇得江、汉民心。三月休之子文思捶杀国吏，刘裕诛其党而执文思送休之，意欲休之杀之。休之但表废文思，裕不悦，以江州刺史孟怀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备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
是年，渊明从南里归旧居。作《还旧居》诗。据诗中“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和“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四句，可知渊明四十四岁时旧居遭火灾，移居南里六年后再返归旧居，正是五十岁。他回到阔别已久的旧居，见物是人非，大有沦桑之悲。在感慨万千之中，尤觉岁月易逝，人生无常，于是写下了这首凄凉哀怨的诗歌。
晋安帝义熙十一年乙卯（415）五十一岁，居浔阳旧居
正月，太尉刘裕率师征讨荆州刺史司马休之。休之上表罪刘裕，举兵抗之、兵败。刘裕军于江陵，休之奔后秦。诏刘裕大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拜。四月，青、冀二州刺史刘敬宣被其参军司马道子小将猛子所杀。（《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七）
江州刺史孟怀玉卒于官。后将军刘柳由吴国内史转为江州刺史，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居寻阳。是年，刘遗民卒。渊明思归宜丰故里，病疾加剧而止。作《杂诗十二首》、《挽歌诗三首》。
《杂诗》中的前八首多感叹贫困年衰，应是渊明晚年之作。据第六首云：“昔闻长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则可论定前八首作于渊明已满五十岁而作。后四首内容与前八首不类，应属中年作品。第九首：“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这正是说他想念故乡，一定要回归寻阳之南的宜丰故里。但因路远迢迢，关山津梁难于通达。只好将对家乡思恋之情寄于笔下诗篇。
颜延之《陶征士诔》曰：“年在中身，疢惟痁疾，视化如归，临凶若吉。”《与子严等疏》云：“天地赋命，生必有死......吾年过五十。......疾患以来，渐就衰损。......自恐大分将有限也。”可知渊明五十一时疟疾病至重，以为不久于世，便与五子立下遗言，拟就挽辞。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丙辰（416）五十二岁,居浔阳旧居
春、殷晋安为刘裕太尉参军，移家东下。正月，加太尉刘裕兖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二月加刘裕中外大都督。六月，江州刺史刘柳卒，檀韶继为江州。颜延之离开江州返建康，任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八月，刘裕帅师发建康北伐后秦姚泓。十二月，诏以裕为相国、宋公。（《晋书·安帝纪》、《宋书·武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七）渊明与颜延之结邻，过从甚密。八月，檀韶请周续之出州，与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八月中于下潠田刈稻。是年冬，与“翟氏携幼子佟回归宜丰故里，葺理南山旧宅而居，名旧宅“园田居”。
作《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酬刘柴桑》、《丙辰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
《萧传》：“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据《宋书·檀韶传》，韶于义熙十二年（416）为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则此诗当作于是年。《秀溪陶氏族谱·靖节公家传》云：“甲寅，有南山旧宅之思（诗云：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寻遇剧疾而止，（公恐不起，有与俨等疏，时年五十）。丙辰冬乃与翟氏携幼子佟还宜丰（诗云：命室携童弱，良日偕远游）。葺理南山旧宅而居之”。可见《酬刘柴桑》诗作于是年冬。
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丁巳（417）五十三岁，居南山“园田居”
八月，晋将王镇恶入长安，姚泓降，后秦亡。九月刘裕至长安，送姚泓于建康，弃市。十一月，刘裕以次子义真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雍、东秦二州刺史。十二月，刘裕东还。（《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八月，释惠远卒。谢灵运《庐山慧远法师诔》：“春秋八十有四，义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甍。” 是年，在南山下之秀溪兴建“松菊园”、“菊轩”、“柳斋”等，在此种植菊花，栖憩休闲。
作《赠羊长史并序》、《归园田居》五首、《归鸟》、《饮酒》二十首诗。《归园田居》其一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说明此五首诗乃渊明五十二岁回归故里后之作。《秀溪陶氏族谱.靖节公家传》中载：“丙辰冬，与翟氏携幼子佟还宜丰„„时公去此垂三十矣。”渊明在二十九岁起为江州祭酒之前，“良以家弊，始东西游去，强颜漫仕”。“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先后五次离开故里，到过张掖、幽州、钱溪、东隅、寻阳等地“去学仕，复邦族”。加上他自出仕至五十二岁回归故里二十四个年头，乃“一去三十年”不为虚，且与诗其四曰“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句正相呼应。渊明回归故里之时，康乐公谢玄与子谢瑍均早已死去，由孙谢灵运嗣爵，而灵运不居此地，且被降为侯，后又被刘裕诛杀，爵地皆废除。诗人回到故里后复整田业。乡亲喜其远归送酒慰劳，“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于是他在故里南山“园田居”写下了《饮酒》诗二十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云：“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饮酒》诗其十九云：“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这说明渊明归田在义熙元年乙巳，十二年为一纪，则《饮酒》诗当作于义熙十三年。在这二十首诗中，诗人多方面反映了自己的生活、思想、志趣与情操。此诗无论就内容还是艺术而言，都足以代表陶诗成熟时期的风格。因此深受历代人们的喜爱。《归鸟》诗云：“远之八表，近憩云岑。”“虽不怀游，见林情依。”“岂思天路，欣反旧栖。”可知此诗皆比也，与《归去来兮辞》，与《饮酒》诗其四“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与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同意，都是老年回归故里之作。
晋安帝义熙十四年戊午（418）五十四岁。居南山“园田居”
六月，刘裕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行参军殷景仁为秘书郎。十一月关中复失。十二月，刘裕杀晋安帝司马德宗于东堂、立司马德文，是为恭帝。是年六月王弘为刘裕尚书仆射，同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永初元年，加散骑常侍。三年入朝。（《晋书.安帝纪》）、《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
渊明征著作佐郎不就。日游秀溪之境。是年张野卒。
作《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本诗云：“结发念善事、亻黾 俛六九年”。“六九”指五十四岁。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公年五十余作此诗，追念前此，饥寒坎坷，发为悲歌，惟庞、邓如钟期可与知已道也。„„” 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元年已未（419）五十五岁，居南山“园田居”
七月，宋公刘裕入朝受进爵为王之命，裕辞。八月，移镇寿阳。十二月，刘裕加殊礼，进王太妃为太后，世子为太子。（《宋书武帝纪》、《资治通鉴》郑一百十八）
在故里秀溪“环秀居”课耕论道。从此后人叫其地为“贤讲”。作《桃花源记并诗》，《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诗。
清姚培谦，《陶谢诗集》引翁同和语：“义熙十四年，刘杀晋安帝立恭帝。逾年，晋室遂亡。史称义熙末。潜征著作佐郎不就。桃花源避秦之志，其在斯时？”据唐长儒先生所考，渊明与刘敬叔均在荆州时获悉桃花源故事。渊明仕于江陵，其时在晋安帝隆安，元兴之间（397-402）则《桃花源记》并诗当作于此后。洪迈：《容斋随笔三笔》认为渊明作记之意乃借秦以喻刘裕。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谓“盖以避宋之怀匹秦也”。这篇作品境意奇妙，寓意深刻，标志着作者的社会理想所达到的高度。他以虚构的方式，描述了一幅没有战乱、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道德淳朴、宁静和睦的社会生活图景──桃花源，寄托了作者美好的社会理想，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反对剥削、压迫的心愿。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诗，隐藏着诗人内心深处的苦闷：“余襟良已殚”。清代王夫之说此诗“笔端有留势”，具有含蓄深厚的特点。此诗是为周访之父和本人，还是为周访之后人而作，难以定论。
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420）五十六岁，居南山“园田居”
六月，刘裕篡晋，称宋，即皇帝位。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改元永初。诏晋氏封爵，当随运改，独置始兴，庐陵、始安、长沙、康乐五公，降爵为县公及县侯，以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渊明更名为“潜”。以示对刘裕篡晋的不满。
作《五柳先生传》：“五柳寓五子也”。《陶诗系年》：“逯按：此《五柳先生》传为晚年所作。”林云铭评注《古文析义》谓：“此传无怀，葛天。暗寓不仕宋意。”吴楚材。《古文观止》谓：“‘刘裕晋祚，耻不复仕，’号五柳先生，此传乃自述其生”。
渊明有感于易代，又作《拟古》诗九首。诗人自抒怀抱，大多为忧国伤时，寄托感慨之作，其中多有托古讽今，暗指刘裕篡晋，故定于本年。
《读史述九章》。各章皆四言韵语，为诗人读《史记》时有感而作。《夷齐》章云：“天人革命，绝景穷居。”《箕子》：“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知伊代谢，触物皆非。”明写对易代不满。
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421）五十七岁，居寻阳旧居
九月，刘裕以毒酒一瓮授前琅琊令张祎，使酖杀零陵王司马德文。祎自饮而卒。裕乃令兵人以被掩杀之。（《晋书.恭帝纪》、《张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九）
渊明是年春，离开宜丰故里往柴桑视其子俨等。
秋，渊明应江州刺史王弘之邀，参加在湓口为庾登之入京都、谢瞻赴豫章所设的送别宴。作《于王抚军座送客》诗。《宋书.王弘传》：“王弘于义熙十四年刺江州，至永初三年入朝。进号卫将军。”各传言王弘曾于庐山半道邀渊明则在是年之夏。秋在湓口即席作此“送客”诗。
同年又作《述酒》诗。这是为零陵王而逝作的哀诗。作者用隐晦曲折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刘裕篡权丑行的极大愤慨，同时也表现出他不肯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抗争精神。
宋武帝永初三年壬戌(422)五十八岁，居寻阳旧居
正月，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江州刺史王弘以抚军将军进号卫将军。五月，宋武帝刘裕卒，太子义符即帝位，是为少帝。（《宋书·武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作《读山海经十三首》。王瑶注谓，第十一首“巨猾肆威暴”，显然是为刘裕弑逆而作。又据第一首“孟夏草木长”句，谓本诗作于零陵王被害的次年，即宋武帝永初三年壬戌（422）。
宋少帝景平元年癸亥（423）五十九岁，居寻阳旧居
正月，大赦，改元。四月檀道济北征。闰四月，魏拔宋虎牢，占领司、豫、兖郡县，十一月，魏攻许昌、汝阳，宋兵溃。（《宋书.少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是年，作《感士不遇赋》并序。这篇赋的主意，是抨击当时社会政治的腐朽与道德风尚的败坏。他认为遵守信义、不忘忠孝，是人类的美好品德；胸怀淳朴，心地清静，是君子格守的素志。这些，都已消失了。于是虚伪之风盛行，廉洁谦让的操行在民间渐被谈忘，追逐高官厚禄的侥幸之心在官场上日益泛滥。人云亦云诽谤异已，憎恨别人在已之上；把聪明之人说成糊涂，将正直之士视为狂妄。坦诚公正无猜忌，最终受辱遭诽谤。最后渊明以“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之语，表示自己怀抱孤介之情安度此生，绝不出卖灵魂损我心志。从赋的内容来看，当为晋宋易代之后而作，王瑶亦注系之宋永初三年所作，故系于此年。
宋文帝元嘉元年甲子（424）六十岁，居浔阳旧居
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与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等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灵运亦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悒。录尚书事徐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安太守。五月，王弘、檀道济入朝，与徐羡之等共谋废立。六月，废义符为营阳王，旋又杀之。八月，宜都王义隆入篡皇位，致景平二年为元嘉元年。徐羡之进位司徒，王弘进位司空，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谢晦进号卫将军，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宋书·少帝纪》、《文帝纪》、《资冶通鉴》卷一百四十）。
是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郡所在今桂林市），道出浔阳，以钱贻陶。宋·沈《传》：“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牧。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家稍就取酒”。
渊明久病。春.作五言《答庞参军》诗。冬作四言《答庞参军》诗。《宋书·文帝纪》云：“元嘉元年八月癸卯，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谢晦，进号卫将军，知庞氏此春仍以抚军参军赴江陵之任，渊明以五言诗送别。至冬，则以卫军参军衔命使都，渊明又有四言诗云赠遗也。”
宋文帝元嘉三年丙寅（426）六十二岁。居浔阳旧居。
正月，帝下诏暴徐羡之、傅亮、谢晦杀营阳、庐陵王之罪，命有司诛之。羡之自经死，亮被收诛死。晦时为荆州刺史帝发兵讨晦。帝以王弘、檀道济始不预废弑之谋、弘弟昙首又为帝所亲委、遂征王弘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二月，帝发建康。刘彦之、檀道济大破荆州刺史谢晦，晦被擒送京师斩首。三月，帝还建康，征谢灵运为秘书监。颜延之为中书侍郎。五月，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宋书·文帝纪》、《宋书》卷四十三《檀道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
檀道济往候渊明馈以粱肉。渊明麾而去之。作《有会而作并序》、《乞食》、《咏贫士》诗。元嘉三年，天下大旱且蝗。《有会而作》序中：“颇为老农，而值年灾”。诗中又云：“当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沼空自遗”。逯系年椐《萧传》所载江州刺史檀道济馈渊明梁阅事，谓此诗作于元嘉三年丙寅（426）。这与诗其七：“惠孙一晤叹，腆赠意莫酬。”二句相吻，又诗其二云：“凄厉岁云暮”，则此诗当作于元嘉三年冬日。
据《有会而作》诗，渊明于元嘉三年（426）时，备受饥饿之苦。《乞食》诗当与《有会而作》诗同时作。此诗写得悲愤而寄慨遥深。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陶渊明晚年生活贫困的一个侧面，而且也真实地反映出陶渊明固穷守节，决不向权贵妥协的性格。《詠贫士》七首，首章总冒，次章自詠，下五章詠古代贫士，表达效法古贤，固穷守志的节操，以及不慕名利的情怀。
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六十三岁，居浔阳旧居
九月，渊明自恐大分有限，作《自祭文》、《挽歌诗》三首。卒于浔阳某里。颜延之作《陶征士诔》谥曰请节。
《自祭文》曰：“岁惟丁卯，律中无射。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挽歌诗》：“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颜诔：“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
论陶渊明菊花意象 篇7
陶渊明字元亮或名潜, 字渊明, 生于公元三六五年, 卒于公元四二七年, 浔阳柴桑人, 是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 著有《陶渊明集》。他的大半生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大分裂, 大混战的黑暗时代。在封建社会里, 学而优则仕是大部分读书人的成功知道, 陶渊明亦曾在仕途漫步, 探索, 但政界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腐朽作风, 他深为厌恶, “不堪吏职, 少自解归”, 毅然退出官场, 徜徉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中, 在艺术的园地里构筑桃源理想的天国, 寄托自己的情思, 鼓舞人们为争取美好未来进行斗争的信心。陶渊明的诗既有物境, 又有情境, 既有对自然之景的真实描绘, 也有他自身情感的深刻体悟。
纵观陶渊明诗歌, 菊花意象使用频率之高, 在其之前的诗人鲜见。现存陶渊明文集中谈到菊花的共有五处, 《九日闲居》其二“秋菊盈园, 而持醪靡由, 空服九华, 寄怀于言”、《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 松菊犹存。携幼入室, 有酒盈樽”、《和郭主簿诗》其二“芳菊开林耀, 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 卓为霜下杰”、《饮酒诗》其五“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其七“秋菊有佳色, 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 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尽, 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 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 聊复得此生”。
一、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质性自然
《归去来兮辞》序言:余家贫, 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 瓶无储粟, 生生所资, 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 脱然有怀, 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 诸侯以惠爱为德, 家叔以余贫苦, 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 心惮远役, 彭泽去家百里, 公田之利, 足以为酒, 故便求之。及少日, 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 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 违己交病。尝从人事, 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 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 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 情在骏奔, 自免去职。仲秋至冬, 在官八十馀日。因事顺心, 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在这篇序言里, 陶渊明公开打出“质性自然”的旗帜, 表示为了要顺着自己本性的自然去生活, 再也不愿心为形役、逢场作戏;饥寒冻饿虽关紧要, 违背本性则更为痛苦。因而, 他为重或自由的田园生活纵情高歌“久在樊笼里, 富得返自然”。“返自然”三字, 一语道尽了陶渊明一生的理想和情趣。在《饮酒诗》其五: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 欲辩以忘言。诗作营造了一个明朗静远的境界, 写诗人归居田园后菜菊赏菊的闲情逸致。诗人采傲霜秋菊, 于俊美庐山悠然相会, 怡然自得, 遗忘世情的隐逸之怀跃然纸上。心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物我两忘。然而, 细读之余, 透过抒情主人公表面的欢乐, 切会深切地感到那是一种苦恼人的微笑, 是一种极欲到大自然的怀抱里以摆脱矛盾和痛苦的心境。“得意忘言”并非完全是主观情意和客观物象融为一体而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的妙境, 而且包含诗人饱经风霜后思绪万千、一言难尽的苦闷。
在这, 田园的本体状态与诗人摆脱了功名利禄的高洁情怀完美地融合, 宇宙的浩气融入了一种自然的诗化和诗化的自然的和谐境界。
二、芳菊开林耀, 青松冠岩列——凌霜傲雪
苏轼诗曰:“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陆游诗曰:“菊花如志士, 过时犹有余香”、黄巢诗曰:“待到秋来九日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表达了积极进取, 自强不息的尚健精神。“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中华民族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陶潜之爱菊, 实是由其刚烈的性格和不屈的精神所决定的。在中国古代作家中真正赋予菊以抗争、贞烈品性的, 真正以菊自比, 对菊爱得最执着、影响也最为深广的也当推陶潜。“灵菊植幽崖, 擢颖陵寒飙。春露布染色。秋霜不改条。”寒冬肃杀、草木枯黄, 百花凋谢, 唯菊花与青松比肩, 傲然独立, 竞斗芳菲。菊, 凌霜傲雪的高洁品质, 也坚定了陶渊明傲世独立的人格精神。陶渊明是个隐逸诗人。封建社会的隐士, 表面上似乎都具有“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的共同特征, 实际上却千差万别, 境遇个殊。陶渊明的归隐, 既不同于敌视社会进步, “对自己国家人民不负责任, 开小差逃跑, 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伯夷、叔齐的隐居首阳山;也不同于那些“朝赋采薇之篇, 而夕有捧檄之喜者”, 更不同于攀龙附凤而不可得者, 故而放浪形骸、淡然忘世的落魄文人的循迹山林。陶渊明的归隐是作为一个不肯同流合污的正直文人自觉地与腐朽堕落, 不可救药的上层统治阶级的彻底决裂, 是为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表达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而作出的激烈反抗。是中国古代“志意修则骄富贵, 道义重则轻权势”的传统的忠实继承。菊的品质正是陶渊明人格的凸现, 其咏菊诗正是他抗争、奋斗的写照。其《和郭主簿诗》其二便表达了这种精神。
三、酒能祛百虑, 菊为制颓龄——菊酒延年
菊花具有多种食用价值, 尤其是药用价值, 李时珍《本草纲目》曰:“菊, 春生夏茂秋华冬实备受四气, 饱经露霜, 叶枯不落, 花稿不零, 味兼甘苦, 性秉中和。昔人谓其能除风热, 益肝补阴, 盖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 尤多能益金水二胀”等等。菊可治膝风疼痛, 并能祛热解毒, 益寿延年, 因此, 古人往往趋之若鹜。
延年益寿在陶渊明的咏菊诗中也得到了体现。《九日闲居》其二:余闲居, 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 而持醪靡由, 空服九华, 寄怀于言。世短意常多, 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 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 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 来雁有馀声。酒能祛百虑, 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 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 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 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 淹留岂无成。
魏晋南北朝, 社会动乱, 政权更迭频繁, 人生朝露的忧生之叹促成了魏晋士人超尘出世的人生态度, 感叹时光易逝, 人生苦短而走向求仙或走向悲愤。陶渊明同样感叹人生无常, 但在感叹之余, 他仍以平和的心境, 积极的姿态借菊花聊以自慰。他在《九日闲居》序言中说在“余闲居, 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 而持醪靡由, 空服九华, 寄怀于言。”沈约《宋书.隐逸传》记载此诗的曰:“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 值弘送酒至, 即便就酌, 醉而后归”。这就是江州刺史王宏送酒典故的来源, 亦九日坐菊之典故的出处。说明菊花是陶渊明经常食用的一种植物。紧接着, “酒能祛百虑, 菊解制颓龄”, 即食菊花的目的是去病延年。酒解忧, 菊延寿。在乱世中, 唯有菊与酒, 方能摆脱生之烦恼, 得到片刻的欢愉。在诗的最后“栖迟固多娱, 淹留岂无成。”表达了怡然自得的情怀。他的《饮酒》之七突出了菊的食用价值。秋菊有佳色, 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 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尽, 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 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 聊复得此生。
这首诗写诗人在农闲之余采摘含露之菊, 泡酒食用, 即:“菊花酒”, 防病保健, 延年益寿。说明陶渊明种菊采菊的目的之一是为养生。
综上所述, 在陶渊明诗歌中菊花意象主要有三类, 第一, 菊的原生态, 即菊花纯植物形态, 具有观赏性。在欣赏菊的过程中, 感悟人与自然的和谐, 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第二, 菊花的象征性, 即斗争性。菊花总是开在百花凋零之后, 于寒风刺骨中一枝独秀, 傲然怒放。根据菊花这一特性, 诗人菊花叛逆抗争, 乐观顽强的精神。第三, 菊花的可食性, 药用性。陶渊明虽然只有五处写到菊花, 但他丰富拓展了菊花的象征意义, 使菊花意象得到质的发展。
菊花作为诗歌意象进入文学作品, 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最早将菊花写入诗文中的是屈原, 屈原诗中有三处写到菊花, 第一处 (《九歌.礼魂》) “春兰兮秋菊, 长无绝兮终古”;第二处 (《楚辞.离骚》) “老冉冉其将至兮, 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第三处 (《楚辞.九章.惜诵》) “播江离与滋菊兮, 愿春日以为糗芳”。第一处春兰秋菊, 是表示季节变换, 春秋更替。后两处表示的是菊花是一种可食的植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屈原诗中的菊花主要是赞赏菊花的美好及菊花的可食性。
陶渊明不仅继承了屈原等人重视菊花食用延年的传统以及赞叹菊花清高, 脱俗的秉性, 他还开创了人菊合一, 与万物相容的意境。辛弃疾《浣溪沙》云:“自有渊明始有菊, 若无和靖既无梅”。元代方回《瀛奎律髓》:“菊花不成梅花, 而赋者绝少, 此渊明之所以无第二人也”。可见, “菊”作为一种独特的, 深刻的, 富有文化意蕴的意象是从陶渊明开始的。
品味陶渊明 篇8
这两位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士人，各据高峰，而又具有惊人相似的旨趣。王羲之的书法，绚烂之极复归平淡，初看之下绝不会有惊人之貌，但特别经得起玩味，随着阅历增加、年华老大，你会越来越感到王羲之的高不可攀和深不可测。其实，中国一切文学艺术的高境界无不如此，王羲之、陶渊明不过是这种审美标准的最高体现。
陶渊明文学上的难度，在于他人生境界的独一无二。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仕宦？又有多少大小隐士？都不可胜数，但惟有陶渊明，不但不恋官位，也不在意清名。他的出仕，或为理想，或为糊口，而他的归隐，又从来都是那样的自然、平静，不回避，不掩饰——“不吝情去留”，他自己真正做到了。还是苏东坡了解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而一般人的差距。正是要给行藏寻找一个体面的理由。于是有掛碍、于是有粘滞，于是不通脱，也于是不真实。
品味陶诗，一切的技巧、委曲、深邃都浑化于平淡。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渲染，甚至没有人工的造境，一切都平实写来，万千气象隐藏于平静的外表之下。那是一颗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心灵，他的读书学养、他的内心感受，他的取舍褒贬，在选取意象、采摘词汇、运用典故、铺排意境中自然展开，袒露无疑。但要了解这些，需要阅读者具备相应的阅读视野，对于他的这些深隐无迹的若拙大巧，你能否感知以及感知多少，这需要你自身的条件来决定。黄庭坚可以安排的“纵横气”很讨巧，年轻人很喜欢很容易爱上它。八大、徐渭以及许许多多人早年就学黄庭坚的字，因为他特别容易让人感到一种气势。我甚至联想到今天世界上流行的声光影像，都是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外表特别讨人喜欢，讨年轻人喜欢。但欣赏王羲之、陶渊明是需要高度的，需要学养、需要阅历、需要人格。
陶渊明诗中的意象，出笼之鸟、倦飞之鸟、失群之鸟都不是具体的一只什么鸟，这一点像极了真正中国画中的形象，他虽然可能画了某一种现实中的事物，但那不是最重要的，八大山人笔下的鸟，同样具有这样超越了有限时空的概念中的鸟。具有人格、能通人性。陶渊明爱菊、种菊、赏菊、采菊，所以菊就成为后代画家反复描绘的题材。除了机械因袭者不在讨论之列，大多数画家描绘的已经纯粹是一种精神了。哪一种菊？什么地方、季节的菊？对于理解中国画而言都是无稽之谈。画菊者是在仰望一种士节，而这个抽象的“士节”，没有统一的可以衡量的标准，他存在于每一个画家心中。就拿近代画家来说，徐悲鸿笔下的马，就具备这样经过提炼的抽象的概念性，遂成为人们心中的永恒意象。也因此，他的马比其他人的马，总是多了那么一些品味，也比他自己的其他艺术完成度都更高。苟不知此，何以论中国画？
后世仰望陶渊明的士人、诗人不在少数。王维也隐居起来了，但他没有躬耕、更没有讨饭，而是在终南山购置良田、豪宅，过着安逸的生活。他用这样的心境来批评陶渊明的“真隐”，认为他不如用一次的委曲求全来换取终身的安逸和平，这就是对陶渊明的充分误解了。对王维而言，“隐”只是一个姿态，所以他的田园诗，就总是隔岸观火，缺少真切的生活体验。苏东坡之外，更有辛稼轩对陶渊明的欣赏：“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终究世易时移，稼轩心中难有那一番坦然、平静的光景。
文学艺术上最可珍贵的就是这个“独一无二”，我们只有欣赏、仰望他，真正的高度是难以企及的，研究者花费毕生的经历，闲扯葛藤，说了一些外在的无关紧要的东西，对于真正的艺术而言，我们永远只倾倒于那一份真诚的独一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