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乞食
陶渊明“乞食” 篇1
主人谐余意，遗赠副虚期(一作“岂虚来”)。谈谐终甘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劝，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陶渊明这首《乞食》诗非常著名，诗的题目极能吸引眼球：大诗人已经穷到向人乞讨的地步了!曾有不少论著拿这首诗来证明陶渊明的极度贫困。但是只要一读诗的正文便可以知道事情远没有那么严重。陶渊明不过是到一个很熟悉的朋友家蹭了一顿饭吃，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饮酒赋诗，这一天过得非常愉快。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乞丐!诗中所说的“主人”是谁，现在当然无从查考，想必是经济状况高于陶渊明、而又很理解陶渊明的一个好人，他不仅请陶渊明喝酒吃饭，还另备礼品相送。陶渊明不虚此行。
诗的结尾两句“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意思是死后报恩，这话说得太严重了——吃了老朋友一顿饭，何至于如此。估计陶渊明同这位主人太熟了，所以诗末顺便跟他开了这么一点玩笑。苏轼《书陶渊明乞食诗后》(《东坡题跋》卷二)云：“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此言极是，但应认清这种口吻不过是一种黑色幽默。所以苏轼这段跋语的下面几句话就不能用来解释原诗了：“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这大约乃是东坡的借题发挥，借渊明之酒杯，浇自家的块垒，并非原诗之确诂。
鲁迅说得好，“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哪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高吟‘饥来驱我去……’的陶征士，其时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当苦痛，即说不出苦痛来，佛说极苦地狱中的鬼魂，也反而并无叫唤”。(《华盖集·“碰壁”之后》)从陶诗的全局看去，“丐者口颊”全然是玩笑。准此以推，诗的题目也是一个玩笑。整首诗写得很是轻松愉快，充满谐趣。在诗文里幽默地自嘲自讽是陶渊明的一贯风格，即如他在《责子》诗里把五个儿子都说得一塌糊涂，显然言之过重，表达的其实是慈爱和旷达。黄庭坚《书陶渊明责子诗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云：“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俗人便谓渊明诸子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陶渊明作品里有许多语句不宜呆看，否则弄不好就会“死于句下”，很对不起这位幽默的大诗人了。
能去蹭饭吃的人家，同自己肯定不是泛泛之交。鲁迅本人也有过一次类似的“乞食”经历。1926年6月28日，他外出买药，顺道往访刘半农不遇，又累又热，于是就近跑到c君即齐寿山先生家去——
我首先就要求他请我吃午饭。于是请我吃面包，还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吃面。那结果是一盘面包被我吃得精光，虽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馀无几了。
吃饱了就讲闲话，直到五点钟。
客厅外是很大的一块空地方，种着许多树。一株频果树下常有孩子们徘徊；C君说，那是在等候频果落下来的；因为有定律：谁拾得就归谁所有。我很笑孩子们耐心，肯做这样的迂远事。然而奇怪，到我辞别出去时，我看见三个孩子手里已经各有一个频果了。(《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参见《鲁迅日记》1926年6月28日：“往信昌药房买药。访刘半农不值，访寿山。”)
齐先生是鲁迅的老同事老朋友，他们之间关系一向非常之密切。齐先生为不速之客鲁迅提供面包、菜肴和葡萄酒，相当于《乞食》诗中“主人谐余意……觞至辄倾杯”；而两位老朋友“讲闲话，直到五点钟”则相当于陶诗中所说的“谈谐终日夕”。主人家的孩子同乞食者鲁迅也不生分。鲁迅写这一段供发表之用的日记，固然有事实作为依据，但也不排除他心目中正有《乞食》一诗在垫底。
日本资深汉学家冈村繁先生对陶渊明及其作品多有新鲜的见解，亦时有苛论。他认为“在渊明的时代，真正的廉洁隐者似乎是绝不接受他人施舍的”，陶渊明本人也在《咏贫士》七首其五中赞颂过袁安、阮修二人不肯接受资助的高洁，“按理说这与他自己的生活信条应当是一致的”；接下来冈村繁先生就引用《乞食》诗，严正指出这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太不同了，“渊明对施舍他酒食的这家主人感激涕零，其态度与袁安、阮修的廉洁迥然相异，显得卑屈而近于厚颜无耻”(《陶渊明新论》第一章第四节《清廉与卑屈》，《冈村繁全集》第四卷《陶渊明李白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P41-42)。这一批判未免太严峻了，表现出对于陶渊明之幽默相当隔膜。
陶渊明做人一向讲究原则和骨气，所以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肯接受本地父母官檀道济的馈赠：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日：“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甘解印绶去，赋《归去来》。(沈约《宋书·隐逸传》)
躬耕自资，遂抱赢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圣贤，志不及也。”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
这些都表现了陶渊明的高洁。对于历史上不肯随便接受馈赠的贫士黄子廉，陶渊明专门写过一首诗加以歌颂，诗的后几句道：“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七首其七)。黄子廉不肯接受惠孙那一笔厚礼(“腆赠竟莫酬”)的具体原因和背景，因为史料不足，不知其详，但有一点很明确：有些馈赠是不能要的。至于《咏贫士》其五中的袁安和阮公，同馈赠之接受与否并无直接关系。东汉人袁安僵卧于家，大雪封门，洛阳令问他何以不出去想办法，他回答说：“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后汉书·袁安传》注引《汝南先贤传》)由此可知他平时还是有些干谒活动的。阮公其人不详，冈村先生认为指阮修，他不愿意与高门有钱的人家结婚；但陶诗中所说的“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不见于《晋书·阮修传》。“见钱入”之钱是些什么钱亦无从确知。要之，历史上的高人不肯接受某种馈赠，自有其道理；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也是一样，例如江州刺史檀道济送来的梁肉之不能接受，显然是因为他说的那一番话官方气息太浓，陶渊明不爱听。但另外有些馈赠是可以接受的。
不肯接受别人任何好意的隐士也是有的。《晋书·隐逸传》载郭翻的故事说：“曾坠刀于水，路人有为取者，因与之。路人不取，固辞。翻日：‘尔向不取，我岂能得?’路人日：‘我若取此，将为天地鬼神所责矣。’翻知其终不受，复沉刀于水。路人怅焉，乃复沉没取之。翻于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价与之。其廉不受惠皆此类也。”郭翻只顾保持自己的高尚，不免置对方于难堪的地位，其做法远于人情，实不可取。陶渊明不是这样矫情的人，他对于友人的帮助接济是愿意接受的，并不一味乱摆高尚的架子。陶渊明接受的最著名一笔馈赠，大约是颜延年
送他的，萧统《陶渊明传》：“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饮焉。每往，必酣饮而醉……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二万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可以用来喝很多酒。此外陶渊明还接受过另外一些馈赠，包括《乞食》诗中提到的这一次。
因为要保持高士的身段而绝对不接受任何馈赠，在陶渊明看来乃是矫情做作，并不可取。这是陶渊明的家常随和之处，同廉洁与否完全无关。他另写过一首题为《有会而作》的诗，小序云：“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诗云：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
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
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诗中除了写自己的饥寒困苦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发挥了儒家经典的本来意义，讲了一通他所认同的人情物理。诗中“粥者”、“蒙袂”、“嗟来”诸句典出《礼记·檀弓下》：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履，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陶渊明基本同意曾子的意见，并略有修正和发挥，他认为在灾荒之年有人出来做慈善事业是值得感谢的，弱势群体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人格尊严，接受救助是可以的，即使多少有一点屈辱之感也不必介意(“嗟来何足吝”)，因为接受救助可以从中得益，保住自己的生命；如果死顾面子不接受援助，白白饿死，那是不值得的。这一见解相当通达，靠近现代观念。
陶渊明本人接受过若干馈赠，又拒绝过另外一些馈赠，都有他的道理和原则。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儒家的谱系中，陶渊明只对“先师”孔子奉若神明，其他圣贤经师他或者不予理会，或者有所保留，对地位崇高如曾子，他也不惮于提出修正。研究思想家陶渊明时，这一点至可注意。
但是陶渊明并没有太多的发挥自己的新人生观，《有会而作》一诗很快就回到儒家传统的“君子固穷”论上去了。何焯说，此诗的后一半“言蒙袂扬目者诚过，然斯滥可戒，当以固穷为师也”(《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要之，我们从这首诗可以感受到陶渊明在对待贫困的问题上既有他的原则性，也有他的灵活性。为了生存下去，他可以接受某种馈赠，也可以主动“乞食”——这是很正常的人生态度，怎么能斥为“近于厚颜无耻”呢?
《路西法效应》，(美)津巴多著，孙佩妏、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3月，48.00元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2007年，津巴多教授首度撰书详述其事，并结合从该实验到伊拉克监狱虐囚案三十多年来的社会现象，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透彻解释“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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