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小组长选举

2024-11-17|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村民小组长选举(共8篇)

村民小组长选举 篇1

***村村民小组长选举办法

一、村民小组长的条件

(一)年满18周岁的本村村民;

(二)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三)热心为本村民小组村民服务。

二、小组长的产生

1、村民小组设组长一人,由村民小组会议直接选举产生。选举由村民委员会主持,本届村民委员会选举登记的本组选民参加,采取无记名投票。

2、本组三分之二以上的选民参加投票选举有效,获得参加投票的本组选民的过半数选票的村民当选村民小组长。得票过半数的超过一人,以得票多者当选;得票不过半数,以得票多者当选,但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数的三分之一。

3、本次选举采取选民直接提名的办法选举,每张选票只能填写一人,填写多于一人无效。填写的选票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或选票全部无法辨认的作废票处理。填写选票时,有重名的一定要分清楚(填写居住地址)。姓名写同音不同字的,如果本组有选举权的村民中无同姓名的村民,如将王铁诚写成“王铁成”,视为有效票,但将李二牛写成“二牛”等视为无效票。如果写重名未分清居住区域的作废。

4、选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领取选票。工作人员做好记录。选民因故不能直接投票的,可以委托本组有选举权的近亲属代为投票,近亲属的认定以同一户口本为标准,每一选民接受委托投票不得超过3人。

5、村民小组长产生后,由村民委员会以公告的形式张榜公布。

6、选举时间为: 地点为:

村民小组长选举 篇2

一、实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相分离,是确定村民选举资格的前提

在实践中,发达地区或城市周边的农村,之所以经常出现选举资格纠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许多人把政治权与经济权混淆在一起,认为某个人享有了选举权,就必然享有某个村集体资产(如土地等)的分配权,要享有分配权就必须行使选举权,结果是在为选举权而斗争的过程中闹得不可开交。笔者认为,法律的重要功能就是定纷止争。是故,为了减少农村选举中的纷争,应实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益“脱钩”,选举权与分配权相分离的制度。因为,选举权属于政治权利的范畴,分配权属于经济权利的范畴,两个分属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简单地把二者混同。判断某个人在某村行使了选举权是否可以就当然取得村集体资产的分配权,最关键是看某人是否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对该利益的产生付出了劳动,而不是因为其享有了选举权。如果不将选举权与分配权相分离,势必会使农村选举工作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村民自治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因为农村集体资产利益的分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它与成员权有一定的联系,但又不能完全依照成员权进行资产分配。况且,因为人口的流动、婚嫁、生老病死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集体成员的界定变得异乎困难。如果把选举权与分配权搀和在一块的话,势必会使选举工作搁浅。有人认为,如果实行政治权与经济权的分离,会影响民众的参与热情。民众的权利意识是需要培植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积淀的结果。只要我们努力营造良好的权利氛围,积极提供孕育权利意识的土壤,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上狠下功夫,真正使村民自治成为村民自己维权的平台,相信村民还是会积极参与的。多年的实践证明,农村难题的确解,关键在于农民,而农民素养的提高,不仅要求我们要搞好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更要搞好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没有全国九亿农民民主政治意识的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当前在农村推进政治文明,就必须夯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着力搞好村民自治工作,而这又有赖于村民的参与。如果将政治权与经济权放在一起,很可能因为担心外来人分享本地集体经济的资产而将外来人拒之于权利行使之门外,这就不能很好地实现中央扩大基层民主的意图和当初立法的初衷。中央推进基层民主的意图和当初立法的初衷是希望凭借草根民主推动精英民主,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没有农村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整个国家政治的可持续发展,而当前我国农村政治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正在广泛实践的村民自治。只有实现了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有力地推动精英民主的发展,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因此,有必要廓清思路,实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相分离,进而做好村民选举资格的确认工作,全力推进农村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以实现草根民主对精英民主的触发作用。

二、对选举人与候选人资格分别规制是维护村民选举权的关键

在我国村民选举中,所谓选举权是指村民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权利,被选举权是村民被选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利。在理论界及实务界大多数人看来,这两者是统一的,凡是享有选举他人为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权利,也必享有被选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利。为实现村民自治的可持续发展,应对选举人与候选人资格分别规制,即候选人的资格应严于选举人的资格。理由如下:首先,在有些国家,这两种权利是相互分离的,即享有选举权的人不一定也享有被选举权,一般而言,享有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严厉于享有选举权的资格条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其次,从本质上看,选举者与候选者是有区别的,其区别是一个普通人与一个管理者的区别。管理者来自普通人,但须在某些方面优于普通人,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来自普通人,但须在某些方面优于普通人,否则就难以担当起管理好村公共事务,带领本地区居民实现小康的重任。第三,这是搞好村民自治进行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实践已证明,如果不实行候选人的资格严于选举人的资格条件,就极有可能把一些坏人选为村委会成员,那么村民自治就不能起到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保障农村全面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进行的作用,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也将陷入无序运行的状况。最后,这样规制亦不会违背法律精神。按法不禁止即自由之法律原则,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当然可以作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应严于选举人资格条件之规定。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将来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或是完善地方性法规时,可以规定候选人必须具备政治上的先进性、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平和能力,必须身体健康等条件。

三、取消户籍限制,以居住地作为行使选举权的地域条件

许多地方性法规均将具有本村户籍作为行使选举权的前置条件,甚至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村民即指具有本村户籍的农民,在户籍管理制度日益宽松,人口流动日趋加大的今天,仍然恪守户籍为一般原则的传统实为不妥,应该采取就地选举的原则,让选举凭身份证参加居住地选举,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有人认为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享有权利的人必须首先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因此就自然推出在村民选举中享有权利的人也必须是具有本村户籍的农民。殊不知,国籍与村户籍不一样,具有一个国家国籍而后才能行使选举权,这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同时,人大代表选举也并未规定必须在户籍地进行,而是按居住地或工作单位划分选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无论是人员的流出还是流进,对当地的影响终将是积极的,或是即期的,或是远期的。所以为了发展的需要,一个村应该放松户籍的限制,不应把户籍作为选举权行使的附加条件。第二,尽管村选举村民参与率高于人大代表的参选率,但整体上看现阶段村民参与选举的热情度仍不够较为缺乏权利的行使,缺少村民选举,所以我们不宜对村民参选设置较多的障碍,而应积极提供权利行使的平台,尽可能提供较多的可能和保障。而就地选举则可降低选举参与的难度,方便选举参选,有利于选举权的普遍实现。第三,赋予了某个村民的选举权,并不意味该人就一定能当选。某个所谓的外地人如果因为其具有管理和带领本村人致富的能力而被选上,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意,符合实行村民自治的初衷;如果不具备相应能力而未被选上,在选举权与经济利益相分离的情况下,赋予某人以选举权并未对其他村民造成损害,这何乐而不为呢?第四,某一个不具有本村户口的人如果被选为村委会成员,他从村里获得的利益仅仅是其劳务的代价。至于其有可能利用职权侵占村里资产,这也只能说明另三个民主尚未跟上,即使是本村户口的人被选上,也不能排除其损害集体资产的可能,从结果上看,只要村里的资产减少了,对其他村民而言,效果就一样。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选上谁成为班子成员,而在于相关监督措施是否到位。只有加大另外三个民主的跟进力度,使四个民主协调发展,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才能使班子成员不想、不能、不敢侵害村民利益。第五,取消户籍的限制,按居住地行使选举权,这也符合宪法的规定。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组织。由此可见,宪法也强调按居住地设立村委会。从实际看,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启动,人为地域分割已经打破,例如广东省已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取消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浙江省杭州市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无疑为解决村民资格中户籍问题部分铺平了道路。第六,实行居住地选举原则,还能克服委托投票的缺陷。委托投票与代书投票是有区别的,委托投票是当委托人不在本地时,委托受托人行使委托人的选举权。而代书投票是指选举因文盲或其他原因,不能填写选票时,委托候选人以外的选举或选举以外的人代写。从一定意义上,代书投票应肯定,而委托投票应否定,因为如果受托人按自己意愿选定被选举人的话,就违背了每个选举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的原则,反之如果由委托人确定候选人,一则可能变成了代书投票,二则由于委托人长期不在本地生活其对候选人的情况有可能并不了解,在此情况下选举出来的候选人就难以维护本地区居民的切身利益,从而使得投票选举变得毫无意义,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所以,按居住地行使选举权,将使得委托投票制成为明日黄花,不复存在。那么,村民选举也才会体现其应有的价值。

四、实行有效的司法救济是村民选举权的根本保障

徒法不足以自行。村民自治可以说是国家向乡村社会的制度供给,其中心就是以法律的权威赋予广大村民自治权。要促进村民自治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村民自治权的充分实现,否则村民自治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村民自治权的实现,首先又体现在村民选举资格的保障上,对于此问题由于法律尚未作出明确规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作法,即使是同一地方,其在选举资格的法律适用上亦不相同。例如近年温州市发生了三起当事人就属地条件要求确认其在村委会选举中具有选举资格的诉讼,三个基层法院分别做出了三个不同的处理结果: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确认具有选举的资格。由此可见,基层法院在选举资格法律救济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分歧产生的原因在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未规定选举资格的诉讼解决机制,而《民事诉讼法》第164条又未明确规定其可直接适用于村民选举资格案件。那么,在村民选举资格发生纠纷时是不是真的就陷入了无法可依的状态呢?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在村民不服选举委员会的处理决定时,仍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64条“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举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的,可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之规定,依法向法院起诉。宪法规定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是我国制宪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村民自治中的选举权是项政治权利。有权利必有救济,公力救济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权利救济方法。所以村民的选举资格纠纷是可诉的,并不是不能救济的。更何况司法权的介入与行政权的介入是不同的,司法权的介入是任何权利得以维护和救济的最后屏障,其从根本上而言并未侵犯村民自治,而行政权的介入则存在行政权干预村民自治的嫌疑,使村民自治丧失自主性。所以不能认为行政权不宜参与自治事务,就必然推出司法权也不能涉足自治事务。从表面上看自治是自己的事,但是当一方滥用权利,侵犯村民选举权,或者是一方认为自己的权利无端遭到损害时,如果无司法权的介入,那权利将失去了保障,自治也将不是自治,或者只能算作部分人的自治。如果听凭村选举委员会依照村民自治章程限制或剥夺,而不能通过司法途径救济的话,这将与选举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非经司法程序不容剥夺之法理精神相悖。同时,如果村选举委员会既可以作出某人不享有选举权的决定,又可接受该人不服此决定的申诉,且这种申诉又是终局性的话,也违背了自然公正的法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作自己的法官。从选举权的来源看,村民自治中的选举权是源于《宪法》的规定,且《宪法》又是《民事诉讼法》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法源,而从时间上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实施在98年,而《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在91年,所以从时间上看,《民事诉讼法》关于选举资格的程序当然适用于村民选举资格纠纷。当然,为了尽量减少法律适用中的分歧,化解矛盾,笔者认为可考虑对既是实体法,同时又是程序法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加以修改,在其中加入选举资格案件应予受理的内容。而在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出修改前,一个简便易行的措施就是尽快出台司法解释,规制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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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小组长选举 篇3

[关键词]民主选举;村民自治;乡镇政权;操纵选举

一、村民自治的產生和发展

村民自治的发端以人民公社化制度的失败为发展契机,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政权直接进入农村基层,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个以执行方针政策为职责的自上而下的系统:中央、省、市、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公社则是最底层的行政区域,农村公共资源的支配、公共事务的决策完全听从于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农村的政治、经济生活完全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村基本上没有了自治的空间和能力。[1]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公社这种党和政府在农村推行的管理模式受到质疑与反思,党中央从根本上纠正了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把国家的行政权力从农村撤回到乡,乡就成了国家最底层的政权组织形式。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的退出就导致了国家权力形态的真空。大量的村务,比如,村内的安全治安管理、民治纠纷的调解、修桥铺路等都急需成立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来进行管理,这时,村民自治就应运而生了。我国的村名自治是一种从由地方始创,之后推行到全国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先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合寨村村民以投票的形式直接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村民委员会委员来对本村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包括农村的社会治安、道路的管理、学校的管理、人民矛盾的调解等等。当时,党和国家对此持观望态度,随着村民自治取得的成效,村民自治制度才被国家至上而下推行。发展到今天,村民自治已经成为我国全国范围内农村地区实行的社会管理模式。实践证明,村民自治是适合我国国情和符合我国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

二、村民自治与乡镇政权在现实中的交错性

(一)村务和政务在农村的同时存在

村民自治强调村民自己管理自身“村务”,在村务上,乡镇政府和村民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而在农村社会中,还存在着大量“政务”,比如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服兵役政策、发展农村经济等事业都需要乡镇政府来行使行政管理权,乡镇政府和村集体之间则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农村社会存在的“村务”和“政务”,就决定了村民自治权力和乡镇政权在农村政治生活中的同时存在。

(二)自治权和行政权交错下的村民委员会“双重”身份

在中国农村,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村民,而且居住分散,村民政治权力意识淡薄和村民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多样化的利益诉求等都决定了把每位村民集中起来共同决定村集体的重大事务客观上变得不可能,所以就产生了村民委员会这个代议机构。村民把自己的部分权利委托给村民委员会来行使,村民委员会按照村民的意志来决定、处理村内的共同事务。村民委员会就成了处理“村务”的村民利益的代理机构。另外一方面,乡镇政府在对村内“政务”进行行政管理时,由于自身资源有限,常常依靠村民委员会来贯彻执行有关方针政策。这样一来,村民委员会也就成了乡镇政府事务的执行者。村民委员会在现实中就具有了双重身份,村民公共意志的代理机构和乡镇政府的执行机构,村民委员会在工作中就具有了村民的委托权和行政管理的强制权利。村民自治权在运行中就不可避免地与乡镇政府的行政权交错在一起。而且,乡镇政府常常把自己的行政管理权的触角伸到村民自治管理的范围之类。比如用税务指标、计划生育指标等来巧妙地控制村委会的选举工作。

在一定意义上,乡镇行政权的行使和村民自治权利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乡镇行政权对农村公共事务干预越多,村民自治权作用的领域和范围就越小,国家的强制性职能越强,村名参与国家管理的空间就越小,反之亦然。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基层的事务的管理,需要发挥村民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同时,还需要乡镇政权的合理作用和定位。

三、乡镇政权对村民民主选举的干预及原因分析

选举权是公民与生俱来的政治权利,然而,村民的民主选举权利常常遭到乡镇政权的侵害。

(一)乡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村民民主选举权利的侵犯

我国现行的关于村委会选举的最适用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法律的第一章第五条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然而,在我国农村,乡镇政权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却是常见的现象。在村委会的选举工作中,乡镇政府总是超越了法律赋予的权利,违背了立法的的初衷,变相地将引导和支持变为超重和控制。乡镇政权总是试图全面具体地“掌握”选举的各个环节,对选举工作进行全方位周到又细致的“布置”来使政府“中意”的候选人当选。比如,在选举展开之前,乡镇政府就会更加强调村委会在执行自己下达任务中的表现,以各种指标完成的情况为事由向候选人施压,村干部候选人面临着极大的压力,面对着当选后所必须“达标”的各条硬杠杠,那些没有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只能知难而退,而这样的选举结果当然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中”。甚至有的乡镇政府领导明目张胆地无视村民的,为村民委员会指定候选人。在选举结果的确认上,如果民选结果选出来的结果不符合乡镇政府的意愿,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就会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或直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无端宣布选举结果无效。有的乡镇政府甚至违反村民委员会要定期选举的规定,长期不进行选举工作,以使乡镇政府相中的那些能完成任务指标的“能人”长期担任村委会的职务。

尽管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选举工作有的时候并不是强制性的,表面上也没有违反相关政策法令的规定,但实质上,通过巧妙的安排,控制村民选举工作侵犯了村民的权利,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实现。

(二)乡镇政府干预村民民主选举的原因

第一、政府只身自利化的驱使。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也是有理性的经济人,政府内部的官僚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政府除了具有公共性以外,还具有地方、部门、团体、个人等特殊的利益要求,并且有满足这些需要的愿望和行为。乡镇政府想方设法干预村委会的选举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在我国现行的压力制行政体制中,上级政府向下级滩指标、要任务并以这些任务指标完成的情况来考察政绩是常见现象,乡镇政府则处于行政体系的末梢,承受着最大的压力,而最终这些压力要释放,就要依靠一个很听话的、执行自己意志的村民委员会,这是基于组织层面的原因。从个人原因来看,乡镇领导干部在选举工作中有很大的话语权,常常个人就能够左右选举工作,有些领导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选用”自己的亲戚朋友作为村委会干部。第二、村民民主意识的薄弱、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缺乏。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的时间并不长,自己亲身选举村委会成员的做法对于村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广大村民不了解自己有哪些政治权利,甚至对选举工作很默然,不了解选举如何运行,不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胡乱投票、“随大流”投票等,这就给乡镇政府拉选票来帮自己默认的人当选提供了机会。另外,受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强迫命令、包揽一切的做法的影响,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依然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来管理乡村,缺乏服务意识。第三、现行法律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第一章第五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乡镇政府在法律上有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选举工作。但是就乡镇政府在选举工作中,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进行指导,如何指导和帮助选举工作的开展等都没有明确的限定,这通常就为乡政府越权干预村民自治事务或推脱自己应尽的指导业务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第四、村民选举权受到侵害后的救济制度的缺失。这是乡镇政府干涉村民选举的又一个原因。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村民自治的根本权利和义务,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这些权利遭到损害后的救济制度,“无救济就无权利”,村民的选举权就会流于形式。[3]法律威慑力的不存在使得乡镇政府更加有恃无恐地对村委会的选举进行干涉和控制。可以说,相关救济制度的缺失和法律问责机制的缺乏已经成为影响村民行使选举权利的症结之一。

四、减少乡镇政权对村民民主选举干涉的对策分析

乡镇政府对村委会选举的干涉不仅侵犯了村民的民主选举权利,更是阻碍了村民自治实现的进程。要从根本上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保障村民的选举权落到实处,必须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合利益机制,理顺利益关系

利益整合是调整村民与乡镇政府权力矛盾与冲突的关键,其核心是要明确政府的权力与服务意识。政府要改变“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以指标来考评干部的做法。乡镇政府要明确所谓的“政绩”不应该以牺牲村民自治权为代价,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应该以干涉村民選举为前提。

(二)加强村民自治权利意识、党政干部服务意识的培养

在我国农村,由于文化程度,传播途径的限制,再加上村民自治实行时间还不长,多数村民民主意识、自治权利意识淡薄,村民对国家关于村民自治的法律政策等不了解。[4]多数村民只有依靠负有宣传教育职责的乡镇党委履行职责才知晓,这就要求党政干部要改变过去“官”管“民”的思想,由过去的“管理”变为“服务”,切实履行自自己的职能,引导、指导好村民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同时,要引导村民树立权利意识,强化村民保护自己的民主选举权利的意识和对侵犯自己权利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意识。

(三)完善法律制度,提供制度保障

在法律上,要明确乡镇政府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具体权力,对乡镇政府职能等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以法律规定政府如何引导村委会选举、以怎样的方法和方式影响选举、以怎样的程序引导选举,以保证政府村委会选举提供有效、合法的指导,有效地解决《村委会组织法》缺乏可操作性、可执行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还要健全相关的关于政府侵害村民民主选举权利的救济制度。法律不仅要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要规定对这些权利的保障和权利受侵害时的救济方式。为了有效遏制乡镇政府对于村民选举权的侵犯,是要尽快建立和健全村民选举权的法律救济体系。在我国村民自治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所规定的内容多数为口号性质的规定,对于救济措施规定不详细。

要制止乡镇政权干预村委会的选举工作,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是根本,只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建立起来,才能促使政府更在法律制度的准绳内履行自己的职能,合理引导村民行使选举权。除了要明确法律法规作用的领域和空间外,还要树立党政领导人的服务意识,加强村民自治权利意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要政府和村民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配合工作,相信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会呈现出一番不同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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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村民选举权 篇4

(西北政法大学,710063)

【摘要】 村民选举权是伴随着村民自治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权利,是村民基于其特定身份享有的一种特殊选举权,是农村村民自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述了村民选举权的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村民选举权的历史发展沿革及其在具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立法、司法解决方案使其在适用中更加完善。

【关键词】 村民选举权 历史沿革 司法救济

中国将近14亿人口中有9亿多在农村,农村村民自治权的实现程度关系到农村村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情况。村民选举权是农村自治权的组成部分,它的实现关系着农村的整体自治,对农村的经济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运行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新情况,笔者就其发展中立法、司法的不完善及其解决 方法做点浅论。

一 村民选举权的概念、特征及性质

(一)村民选举权的概念

根据规范村民选举权的有关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村民选举权的实际,村民选举权可被定义为:村民选举权是基于其农村村民身份依法享有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代表会议代表和村民小组长等成员的权利,是村民经济关系在村民的社会性政治权利中的集中反映。①

(二)村民选举权的特征

村民选举权有其特有的特征:首先,享有选举权的主体是本村村民。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2条的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村民,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在村委会选举中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村民”有特定含义,①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学习读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是指拥有本村户口、拥有集体财产权利的本村村民,而不是居住在村庄的所有居民;其次,选举的对象是村民委员会成员。《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因此他们是选举的对象;再次,村民选举权利是村民参与社会公共事物的权利。②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建立于村庄经济关系上,构成了我国基层民主的基础。

(三)村民选举权的性质

村民选举权有其特有的性质:其一,村民选举权是社会领域的政治权利,即社会性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也存在于两个领域,即国家领域内的政治权利和社会领域内的政治权利。“选举构成了真正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利益。”③而社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出现,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分权,即国家将某些社会事务交由社会自己管理。现在大多数国家都设置有相应的农村基层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也就是这种分权的具体表现,我国的村委会正是这样的基层组织;其二,村民选举权是自治性权利。村民自治权的内容包括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民选举权是村民自治权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即是村民自治权的基础性权利。它不仅奠定了基层在民主和村民当家作主的基础,而且为村民参与自治活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学者唐鸣在他的著作中认为“村民选举权的自治性体现在选举主持机关和选举程序两个方面。”

二 我国村民选举权的历史沿革

村民自治其起源可溯至先秦时代出现的皇权统治下的基层社会组织。清末的乡镇自治,已经突破了中国传统皇权下的乡村自治,表现在:加入西方的地方自治观念、设立村民会议等,以图变革传统政治中的“自上而下”的授权方式;将公民视为国家权利的来源,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试图通过乡村自治重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地方自治被认为是民主宪政之本,欲行宪政,非地方自治先行不可,其中又以乡村自治为首冲,等等。④人民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自治以及建国初期行政村建制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最直接的历史渊源。

②③ 参魏定仁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242页。

上引[2] 《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245页。④王禹:《中国村民选举制度基本原则研究》,来自中国评论网 Http:。

(一)1980-1987村委会的产生及村民选举的萌芽

众所周知,改革前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60年代初,农村一度出现过“包产到户”,但很快被当着资本主义来批判,在全国停止执行,又回到集中统一经营的体制。这种“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种管理体制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压抑了经济组织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人民公社既是国家的基层政权组织,又是农民的经济组织。在这种体制下,广大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自主经营的权利,其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制约。二是这种管理体制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成了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下级不仅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而且自己的利益也没有保障,“一平二调”的事情经常发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经济组织的利益,破坏了经济组织之间经济往来的等价交换原则,割断了横向的经济联系,阻碍了跨社区、跨地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三是这种管理体制造成集体经济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直到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召集18户农民的户主21人开会讨论如何生产自救,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开启了我国最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很快在我国得以推广。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原有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形式不再发挥作用,农村社会处于“失范”状态。撤公社建乡,就社会结构本身而言,以乡为单位的国家政权机关直接面对每一个个体村民进行管理就显得力不从心。村民的许多切身问题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在乡与村民之间,出现了一个管理真空,农村 公共事业和公共事务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农村群体出现的利益分化,也急需一个整合机制与此同时,全国其它一些地区的农村如四川、河北等,也出现了类似“村民委员会”的组织。

(二)1988-1998:村民选举的初步试验

1988年6月1日,村委会组织法开始试行。由于农村缺失民主的传统和习惯,因此,村委会组织法试行之初,在农村推行村委会选举遇到了种种阻力。绝大多数村委会的选举办法,都因袭了人民公社时期的“任命”、“指选”的老办法,“上边定调调,下面画圈圈”,农民形象地说:“这是上级捣下个窟窿让我们钻”。因此,选出来的村干部不能代表民意,农民的政治参与要求与愿望得不到满足。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的各种社会矛盾有新的激化的表现,改 革初期一度缓和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再度趋于紧张:村级组织涣散面达30%以上,个别地区高达70%;干群关系不融洽,殴打、漫骂村干部的现象不断发生;集体上访增多;计划生育、粮食征购、收取提留等成为乡村干部的“三大难”(李学举:《中国城乡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研究》,第71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民在经济上的自主能力增强了,政治参与的愿望也有了迅速的提高。而村委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的权利还未从条文走到村民的实际生活中来,由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翻牌而来的村委会,并没有触动原有政治体制的本质,“任命”或“指选”的村干部沿袭人民公社时期的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因而引起了农民群众普遍反感严重的问题使中央决策层深刻认识到,“民主建设主要在基层”,“民主与法制不加强,民主渠道不畅通,群众会闹事”的。1990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山东省莱西县联合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及其随后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会议座谈会纪要》(中发〖1990〗19号文件)明确指出,必须认真贯彻村委会组织法(试行),“尊重村民意志,由村民充分酝酿,依法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领导班子。”“每个县都要选择几个或十几个村,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摸索经验,树立典型”。正是在中央强有力支持和农民群众的广泛实践的共同作用下,村委会选举开始大规模的步入试验,进入一个以“村民直接选举”为原则的一边实践创造,一边总结发展具体程序的阶段。

(三)1998至今:村民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村民选举在探索中发展,在前进中完善。经过十年的实践,在从探索试点到面上展开,从思想认识分歧较多到思想认识逐步统一,从操作办法不规范到逐步规范的过程中,村委会选举不断走向成熟,深入人心,植根于广阔的农村大地。将十年实践中好的经验、程序、规则,经过立法程序上升国家法律,从而为社会供给更加有效的制度,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望。1998年9月,在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江泽民同志在安徽考察工作,并发表了《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开创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江泽民高度评价了村民自治,将它视为农村改革二十年来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三个伟大创造之一。在谈到面向新世纪的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时,江泽民指出:“经济体制改革 需要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也是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确保农村长治久安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要在农村基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当前,重点要抓好村级民主选举制度建设,依法健全三项制度:一是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制度,让农民群众选举自己满意的人管理村务。二是村民议事制度,村里的大事,尤其是与家家户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都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选出的代表讨论,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三是村务公开制度,凡是群众关注的问题,都要定期向村民公开,接受群众监督。”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作为农村跨世纪发展的重要政治目标向全党提了出来,并且明确了“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全面推进村级民主决策”、“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管理”、“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监督”的主要任务。⑤

三 村民选举权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一)村民选举权立法上的不健全

自1982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农村自治的地位,村委会选举同时也展开,且二十多年来不同省区,针对各自不同情况,制定了符合当地实际的法规。目前,《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各部门规章及各省、自治区出台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等地方性法规中均有规定,但还不够完善,其中有的规定太过抽象化,难以操作或给解决实际问题带来了困难。如《宪法》第111条“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产生”。根本大法只是以概括抽象的语言确认了村民选举权,只以一个简单的条文是无法操作的。1998年11月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委会选举作出了较多的规定,但毕竟只有6个条款,500余字,显然过于原则和抽象,面对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解决仍有困难。另外,立法中缺乏对侵犯村民选举权的行为的法律制裁,而村民选举权的实施经常受到一些不法因素的影响,例如:贿选。何谓贿选,顾名思议,选举中的贿选行为,即竞选者在选举中通过一定的物质利 ⑤ 参引唐鸣等著《村委会选举法律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益或其他方式对参加选举的代表和选民进行贿选,使自己在竞选中胜出。贿选的主体是将要或正在参与竞选的人,贿选的对象是享有投票表决权的选举代表或选民。贿选的方式主要是给予代表或选民一定的利益,或金钱、财产、可期待的利益回报或精神、感情上的享受等。关于“贿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以威胁、贿选、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选、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我国在相关法律法规上作出了对贿选的规制但仍不全面也不够明晰,致使出现贿选方面的问题。例如:2003年4月17日上午,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老窖头村召开村委会选举大会,候选人王玉峰在现场允诺如果当选将给全体村民发放现金,结果获全票数超过半数,顺利当选;17日下午,村民们拿着户口簿到村委会领取了“选举现款”,全村1300多人,每人1800元,王玉峰共支付230多万元。加之其他开支声称耗尽260万。⑥这就是“260万买村官”。发人深省。

(二)村民选举权司法救济的不完善

徒法不足以自行。村民自治可以说是国家向乡村社会的制度供给,其中心就是以法律的权威赋予广大村民自治权。要促进村民自治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村民自治权的充分实现,否则村民自治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村民自治权的实现,首先又体现在村民选举资格的保障上,对于此问题由于法律尚未作出明确规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作法,即使是同一地方,其在选举资格的法律适用上亦不相同。例如2001年温州市发生了三起当事人就属地条件要求确认其在村委会选举中具有选举资格的诉讼,三个基层法院分别做出了三个不同的处理结果: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确认具有选举的资格。由此可见,基层法院在选举资格法律救济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分歧产生的原因在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未规定选举资格的诉讼解决机制,而《民事诉讼法》第164条又未明确规定其可直接适用于村民选举资格案件。那幺,在村民选举资格发生纠纷时是不是真的就陷入了无法可依的状态呢?

⑥转引刘建华:《260万买村官》,载《人民日报》2003年8月21日。

(三)其它因素对村民选举权的影响

1、行政干预及民主意识的低层次

在我国行政活动对村民选举权的干预十分严重。据《法制日报》2002年2月18日报道,2001年12月7日江苏宿豫县皂河镇阎集村举行第6届村委会换届选举,镇党委副书记带队监督选举工作。候选人陈翔以高票853票当选村委会主任,另一个候选人孙庭院仅得408票而落选于12月12日,镇党委撤消陈翔村委会主任职务,改任孙庭院为村委会主任,此类乡镇干部干预村委会选举事例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⑦且据统计,在村民选举中,此类影响主要表现在:随意对村委会选举工作及村民民主权利进行干涉;操纵村委会选举过程;违反法定程序,撤换任期未满的村委会成员,侵犯选民的罢免权;更有甚者,不经民主选举,强行任命村委会成员。

另外,我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民主法律意识淡薄。具体表现在,村换届选举中选民直投率不太高,在一些农村拥有选举权的选民由于外出务工或交通不便,不积极或不参加投票,更多的是主观上认为选举无所谓。此外,村干部素质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2、宗族利益的影响

处于农村这个大的环境下,农民的家族观念浓重。他们重家族,把自身利益与他们紧密相连,所谓“光耀门楣”在很多村民心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农村一个家族中,如果能有人被选为村委会成员,从精神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自豪,为他怎么今后在村子里长期处于望族提供了条件。所以,为了家族利益,极力为自己的族人拉选票,而不论其他人是否比他们家族中推选的人优秀与否。从贿选者的角度看,权力不仅能给个人带来利益,更能给家族带来荣耀感。贿选者对权力有极强的诉求,“权力需要”在其个人需要结构中占据主导位置。⑧尤其是在宗教意识较浓的村庄,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各宗族争夺角逐的焦点,是否担任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判断一个宗族势力的标志。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各宗族为竞选村委会主任往往兴师动众,不遗余力,一旦达到目的,本宗族就会成为本村最具有势力的家族,满足了宗族成员的虚荣心理,也为通过公共权力牟取宗族利益铺平了 ⑦ 王启东:《法制日报》2002年2月18日。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⑧ 道路。例如:永嘉县瓯北镇是该县的经济重镇,该镇中的罗浮村由于非凡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一直以来是该镇的主要经济生产基地,2004年该村集体的银行存款达3亿,同时,坐落在该村的企业占整个永嘉县的80%,其中包括全国知名企业奥康集团、报喜鸟服饰集团,六六顺鞋业。其董事长及大股东均是该村的村民。该村现有人口3000余人,除外来务工人员外,本地居民主要以陈姓、胡姓、吕姓、林姓为主,分别占了人口总数的30%、25%、15%,10%。在上一界的村民委员会中,戴姓当村长兼书记,陈姓、胡姓,林姓分别当村委会副主任,由于戴姓中的该位村长在当地相当有影响,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村里基本未发生比较大的冲突事件。2005年5月初,村委会换界工作正式开展,戴姓村长不想连任,吕姓、陈姓均想竞选村长,其中吕姓候选人是六六顺鞋业董事长,陈姓和奥康集团关系密切。在选举正式开始投票前,老村长戴某支持吕某竞选。陈某得知后,认为自己当了这么多年副的,戴某还帮吕姓竞选,不够意思。扬言要举报村财务的腐败新问题。戴某又开始支持陈某。吕某花费了上百万元后得知情况对己不利,以上界村委会在处置村集体资产的过程中虚列帐务为由,找亲戚和房族在村里敲锣打鼓,村民自发聚集1000余人,到瓯北商贸城、利达汽车销售公司、飞龙汽车销售公司(均是村办企业)强制停止营业,捣毁财物合计154819元。由此,可见宗族势力影响之深。

3、经济利益影响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支配行为。由于乡镇干部与村干部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乡镇干部就会力保某些村干部落选,如果此村干部落选,就只好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撤换当选村委会主任。说穿了,乡镇干部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着想。那种认为农民素质低下,缺乏参政的热情,不适合搞民主选举的说法,只是他们干涉村民选举的借口,其醉翁之意,在于金钱,在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这也许是当前干预村民选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也许才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真正的绊脚石和拦路虎。

村民选举权的完善

(一)加强立法,完善村民选举权方面的法律法规

我国现有的《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国务院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律法规及地方性规章有村委会村民选举权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还不够,宪法规 定方面以后要尽可能的明朗化。因为宪法是母法,是根本法,是其他各项法律法规立法的基础,所以如果宪法对其规定明朗化,那么也可以为其他法律法规明朗化创造前提及基础。

另外,我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统一化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现今有的只是各省级性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国家层面的立法中只有一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此规定因太过简单,使因选举争议而出现的具体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所以,制定全国性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已迫在眉睫了。现行的《选举法》不适用于村民选举,在现有的中央立法中,只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而无《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全国各个省级单位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了适宜本地区的选举法规,但这些法规还没能突破现有法律框架的局限,在程序上还规定的不甚详明。而且,随着村委会选举公正性和真实性的提高,村民权利意识的增 强,选举纠纷也日益增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村民选举的规定不足,且村民选举工作是一项操作性和程序性很强的工作,然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30多个条文中,关于村民选举的只有6条500多字,它们作为村委会选举的基本制度框架,比较抽象和原则。尽管对开展村委会选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条文过于概括,无法满足村民委员会选举实践中的需要,而且这些规定本身也存在着很多法律漏洞,不够细化具体,以致使在选举中难以有效展开。国家之所以没有对村委会选举设计出具体、明细、严格的法律框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在地区非均衡的情况下,意图鼓励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制度创新,同时避免其他制度主体的创新积极性被扼杀,致使基层社会的活力下降。结果在客观上使得《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过于粗略,过于原则,导致部分环节缺乏可操作性,为不正当选举保留了空隙。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镇对村民的“指导、支持、帮助”的关系,而村对乡镇是“协助”关系,但没有具体规定“指导、支持、协助”的内容、范围、方式和方法,如此就给乡镇政府留出了些可以任意定夺的空间。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进程的推进,原有的法律法规不配套,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为使村民选举更加程序化、规范化,各个环节有章可循,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村民选举公开、公正、公平,减少纠纷和争议,有必要制定统一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以便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对村级财务进 9 行审计公开,对选民资格做出界定,明确候选人条件,增加村委会成员辞职的规定,确定村委会成员职务依法终止,明确规定违法选举行为及其法律责任,对罢免程序进行规范,建立村委会选举诉讼救济等等。当然,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对现有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补充,也有利于村委会选举法规的完善。完善村民选举法规,必然促进村民选举。

(二)完善村民选举权的司法救济

完善村民选举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规定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是我国制宪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村民自治中的选举权是项政治权利。有权利必有救济,公力救济是社会最重要的权利救济。所以村民的选举资格纠纷是可诉的,并不是不能救济的。在充分认识诉权在权利保护中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完善民事诉讼法中有关选举诉讼的内容;把特定村民选举权案件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时机成熟时,建立专门的选举诉讼制度:建立专门的选举诉讼制度随着民主的发展和法治的进一步健全,建立一个包含选举资格诉讼、选举效力诉讼、当选效力诉讼和妨碍选举的刑事诉讼并由专门机构加以裁判的选举诉讼框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届时,村民选举权的救济就可以获得明确的司法解决途径。如此以来,村民就有了寻求司法保护和解决纠纷的手段。从而为维护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选举权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

(三)其他方面的完善

1、完善村民民主意识,加大对村民的教育力度

利用各种措施,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在当前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教育水平较低甚至还有大量的文盲存在的情况下,搞民主政治、搞村委会选举,对村民触动不大的原因在于其教育文化水平低下。很多村民不能正确认识村民选举的意义,出现宣传没人听、投票不出席的局面,甚至选出的村委会成员素质低下。有一个村,原来村干部工作作风霸道,后来村民一赌气选出来的村主任连小学文化都没有,大字不识几个。乡里有事,通知这位村委会主任到乡里开会,他从来不参加,还振振有辞地说:“我是选出来的,你们想开会就到我村里来。”辽宁省抚顺市的一位乡长张灵高的感慨是:“最先进的法律面对最落后的人群。”⑨张所称的“最先进的法律”是指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民主治村,⑨唐鸣等著《村委会选举法律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村务管理该怎么办,按什么程序办,法律规定的清清楚楚。但目前一些村干部的综合素质较差,有的平时不学习,遇事不懂法。所以提高文化水平加大对村民的教育力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2、对村民选举权相关法律加大宣传力度

知法懂法是守法的前提,要加大宣传并普及《宪法》、《村委组织法》、各地方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等法律的力度,增强农民对其理解,为农村村委会等的选举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宣传行使村民选举权重要性,提高村民思想觉悟,积极参选。在浙江省某现王村进行选举时,工作人员给每位来参加选举的选民发10元人民币。据有关人士介绍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投票率,确保选举能够得到超过法律规定的50%的投票率。而有的村是以实物的形式给村民以投票的激励,诸如1块毛巾加上1块肥皂。实物价值等同于10元人民币左右。这笔资金由各村集体经济中统一支出。从1998年村民自治普及以来,实施村民选举的时间并不长,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许多落后腐朽的封建意识在广大农村根深蒂固,村民缺乏民主意识,更缺乏民主训练。许多村民对村民选举缺乏了解,既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如何行使,更不知依照哪些程序进行选举,应该说是对村民选举缺乏应有的热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⑩

当前,当务之急是对村民加大宣传的力度,树立现代权利意识。在我国各地农村的村委会选举中,许多村民对选举本身不热心,对村里的事务缺乏必要的关注和监督,缺乏权利意识,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村里的一分子,享有参与村里事务的法定权利。对村民选举的漠视和不参与,给别人侵犯自己的权利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方式进行宣传,增强村民法制观念,动员群众积极参与选举。通常运用的宣传方式有:运用广播、标语、黑板报、宣传栏、本村闭路电视、宣传车、文艺宣传队、选举专刊等各种形式的传播媒体,宣传组织法,对村民广泛发动;宣传选举工作中的典型经验和方法,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在村里设立选举工作咨询站,负责向村民讲解有关法规、政策,发行有关选举材料,解答村民咨询;召开选举动员会、座谈会集中进行动员等。宣传目的是教育选民积极参加选举,正确行使权利,所以对村民选举的宣传,应贯穿于选举 ⑩王新生著:《市民社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62页。工作始终,在不同阶段侧重于不同内容。在选举准备阶段,使选民领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选举的意义;在选民登记阶段,教育选民积极登记,正确全面的行使选举权利;在候选人提名阶段,向选民讲清候选人积极资格和消极资格,教育选民克服宗族、家族的干扰,公心提名候选人;在投票选举阶段,让选民明确投票的时间、地点、方法,珍惜选举权利,选出真正为群众服务的致富带头人。

3、加快发展农村经济

从各国选举实践来看,越发达的国家,选举舞弊的情况越少,民主政治就越

有保障,村民选举亦如此。村民的基层组织是政社合一,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结合在一起。作为经济组织的村社,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这是摆在广大农村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面前的一项主要任务。在村民选举实践中发现,经济发展了,村民的收入增加了,村民才会愿意积极参加民主政治,争取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村民若对本村集体经济没有依赖性或依赖性较弱,村民就缺乏参与选举活动的动力。村民选举的积极性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有密切关系。经济环境好,既可以为候选人提供便利条件,又可以给村民创造更多参选的机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11村集体收入越多村委会控制的资源也较多,因此村民参与选举的程度也较高”。这是因为村民积极参与选举,除了考虑保护自己的利益外,还希望对村政事务施加影响,从公共事务中获得更多的公共利益,这些公共利益也成为村民积极参加选举的动力。另外,经济发展了,村委会成员的误工补贴才能提上去,村民对外出误工的收入所得与已在家乡所得进行比较,有效吸引村民参与竞选。

结语:

中国14亿人口中有9亿在农村,如何扩大和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使村民在所在村庄真正当家作主,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是中国民主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亿万村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这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大大激发了村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创造性、责任感,是村民委员会成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地组织。村民自治,密切了干群关系,规范了村民的行为,化解了农村各种矛盾,消除了社会 11引自胡荣:《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不安定因素强化了对社会治安的管理,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各地通过民主选举村委会,产生了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为村民增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移风易俗,为村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促进村民政治生活民主化。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制定或修订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或是《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使村民自治有了更加具体的法律法规保障。村民选举权是村民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尽管村民选举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议和问题,但它对于长期处于各项管理娇弱并且有关村民组织管理不太完善的农村实行村民选举,其意义是重大的,它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伴随着村民自治的兴起,村民选举权的行使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基层民主的主旋律。其出现的问题必将会得到解决,我国的民主政治也将更上一层楼。对农村的经济发展有巨大影响。研究村民选举权不论是对宪法学研究,还是对当前增强广大群众建设和谐社会的信心和决心,提前实现建设新农村的伟大战略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

1、著作类

①参魏定仁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242页。②唐鸣等著《村委会选举法律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③王新生著:《市民社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62页。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学习读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⑤胡荣:《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2、报纸类

①刘建华:《260万买村官》载《人民日报》2003年8月21日。②王启东:《法制日报》2002年2月18日。

3、互联网资料类

①王禹:《中国村民选举制度基本原则研究》,来自中国评论网 Http:,2009年10月10日访问。

致 谢

本次论文的顺利完成,是在张佐国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张老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不仅使我树立了远大的学术目标、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还使我明白了许多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的道理。所以,在此我要向张老师表示我最深沉的谢意。

乱哄哄的村民选举 篇5

三年一届的村委会选举折射出当前农村的各种利益和矛盾,亦为社会各方面所关注。农村选举究竟什么样?下面是我在乡镇工作时的亲身经历。虽不是主流,不能以点概面,但也反映出一种现象。希望有更好的机制加以正确的疏导。

2007年第四季度,是我所在的某镇村委选举季节。当时镇机关人员被分成8个组,分别由班子成员带队到村帮助指导选举。为了搞好这次选举,镇里早已按照有关规定,安排各村成立了选举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老支部书记或老干部担任主任。我被镇党委安排带选举工作组督导一个管区6个村的换届选举。其过程之艰辛复杂,较量之剧烈,至今感觉仍然是一场噩梦。

防不胜防,险中当选

A村是一个有600多人口的村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为人忠厚,办事比较公正,在村里口碑较好。A村被镇里认为是比较稳当的村,事前我们在村里座谈也没发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接我们去A村的是本村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据说与村党支部书记关系很不错,一般认为是村党支部书记的“自己人”。

正式选举前先进行无记名推荐候选人,所有有选举权的村民自由推荐3名候选人选,不识字的选民可请工作组人员代笔。尽管我们感情上倾向于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但是我们无权剥夺村民的选举权,只是代表上级向村民们介绍A村近年来的工作情况,以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村民们拖拖拉拉来到会场,并领取推荐票写上自己要选的人。不少人事前已有了目标,填写时胸有成竹。有个别人向工作组询问相关情况,工作人员严格按政策加以解释。经过一两个小时,推荐工作结束,开始由工作组指导,选举委员会和监票人在群众监督下进行计票。

计票用粉笔在村委大院几面光洁的墙壁上进行。由于村民推荐的候选人很多,票的类别分散,计票非常麻烦。一面墙不够,换墙再写,还不够,擦了再写。工作组则特别注意避免因墙面转换出现计票差错。往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计票是非常严肃细致的工作,稍有不慎写错人名、计错计串票数、定错候选人都可能引起骚乱、打骂、上访,甚至导致选举无法进行。作为工作组长,我绝不敢掉以轻心,时时处处查看着各项工作的进展。

统计结果显示,进入前4名被确定为候选人的大多都是平时与村党支部书记不睦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居然入围者还有接我们来村的出租车司机。对其他候选人,村党支部书记都早有提防,而对该司机的活动,他竟毫无发现。大家都知道,在村民选举中,不活动不串联是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投你票的,至少不会那么集中。村党支部书记暗骂:“没想到这小子暗下口,村里有事就用他的车,到头来养了只狼!”

幸好在正式选举时,尽管这位司机村民当选,但因他得的主任票太少,只能当村委委员,于是他提出退出,由其他人替补。显然他的目标就是当村委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因为获得主任票较多连任村委主任,实现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一肩挑的既定目标。这是我接触的选举最顺利的村庄。

在警车的护送下,我们狼狈地离开

我们刚到C村,就听村党支部书记说:“争着想上台的人早就来了,还开车带着亲戚朋友。”

村党支部书记领我们来到村委大院门口,只见与其竞争的丁某早就等在了那里。丁某带着嘲弄的口气对村党支部书记说:“吃完了,伙计?”言语间没有了往日的敬重。

村党支部书记答:“吃完了。你这来的还挺早呀!”

丁某笑着说:“想叫你歇歇,专门早来的。”

支部书记说:“就是呢,我也想歇歇,就等人来替我呢!”

见此情景,我们不敢怠慢,工作组十几个人分头负责,以确保选举正常进行。

选举开始后,选民明显分成倾向村党支部书记和丁某的两派,而村党支部书记派明显处于劣势。丁某一派不仅人多势众,而且不乏活动力极强者。丁某的妻子极具助选天赋,主动站到登记发选票处,以确保村党支部书记派不能冒领作弊,而村党支部书记的妻子却始终没有勇气与之站在一起实施监督。当推荐候选人的活动结束后,计票结果显示,村党支部书记尽管进入了候选人行列,但推荐票明显少于丁某。

到正式选举时,气氛骤然紧张,双方各自使出浑身解数动员自认为会投自己票的选民参加投票。有的不惜租车拉回在外地的选民;有的为了增加自己的气势,叫来所有亲朋好友甚至社会闲散人员在会场外助威。一个小小的300多人的村子,云集各种车辆竟达30多辆。有的车内还藏有棍棒等打斗器械。

尽管我们一再要求外来人员必须离开,但竞争双方找来的人仍然越来越多。选举中,工作人员稍有不慎,哪怕有一点点差错或者误会,都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为了确保不被抓到把柄,我安排工作组成员宁慢勿快,确保操作无误。我告诉竞争双方:“工作组是外来人,对选民把不准,你们要相互监督,有事早提出来,别选举完再生枝节。”选举进行得异常缓慢而艰难。

当选举进行到天黑临近尾声时,丁某似乎对自己的选举前景很有把握,越来越表现出“君子风度”,不再为会场添乱。而村党支部书记一方却越来越躁动不安,他的妻子则乘人不备从票箱里抓出一把选票,一边跑一边撕得粉碎,然后逃出会场又哭又骂。见此情景,丁某谴责村党支部书记的老婆并认为选举无效,工作组也同意他的观点。经村选举委员会同意,正想宣布选举作废时,丁某又说愿意忽略不计被撕的选票,而村党支部书记方则提出选举存在贿选舞弊行为,鼓动部分选民不予承认选举结果。按规定,工作组无权决定选举有效还是无效,于是召集村选举委员会讨论。虽然村党支部书记和丁某都是候选人不能参加研究,却不断进屋催促,一个催着赶快计票,一个催着决定选举作废,言语间带着威胁。三位“德高望重”的选委会成员这时个个呆坐在那里像木偶,我催了数次都沉默无言,后来纷纷借故离去。镇领导则三番五次催着要选举结果,这样折腾到深夜零点。

我们工作组人员又饿又冷,但考虑到外边人多复杂,黑灯瞎火,不管什么情况,一旦宣布结果,都会招来某一方的起哄甚至暴力。请示镇领导并村选委同意,决定由选委成员签字封存票箱等明天再说。丁某听说后发动其同伙极力阻止,要求计完票再走。我们不敢马虎,只好向镇派出所求救。在警车的护送下,目睹着路边数量众多的外来车辆和嘈杂叫骂的人群,我们终于狼狈地离开了C村。

后经多次协商调解,多日后该村选举重新进行,镇机关和镇派出所几乎全体人员参加才把该村选举勉强搞定,结果是原村党支部书记落选,丁某如愿当选。

为村民做善事,不见得是真菩萨

E村是一个较大的村子,村里有荒山、河道,能植树、卖沙。前任村党支部书记尽管脾气不好,却务实能干,坚持为集体创办项目,修桥铺路方便群众。村北桥临近竣工时,他突然患上偏瘫中风不语。桥梁落成仪式上,他坐着轮椅指指桥拍拍自己的腿大哭了一场,意思是桥修好了他却不能走了,在场的人都很感动。

与前任相比,现任村党支部书记似乎更注重实惠。他热衷于拍卖荒山荒滩、卖河沙赚钱,却功绩不大,一直有群众来信反映他的问题。选举前,他向镇里汇报有人搞活动想争他的位子:“陈某发给每户一条一支笔香烟,还在村里散发传单许诺三五年内叫村民都住上小洋楼。”他极力要求不再搞村民选举,但我们不能同意他的要求。

工作组到村后,村党支部书记领我们看街上到处张贴着的陈某的《竞选宣言》,叫我们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其实,村民陈某在外经商多年,近几年与村党支部书记打得火热,承包村里的荒山、荒滩搞绿化,张罗着为村民引自来水。开始村党支部书记很高兴,后来发现他动机不纯似乎有野心,于是对他报答家乡的热情予以警觉,对先前贪图一时好处“养虎为患”甚为后悔,不再支持他的项目,双方“蜜月期”结束。陈某颇觉村党支部书记碍手碍脚,于是换届选举开始后,干脆参与竞选,一时间双方针尖对麦芒勾心斗角起来。

预备选举还算顺利,村党支部书记顺利当选为候选人。尽管陈某也进入了候选人行列,但票数并不太多。我说看来并没党支部书记说的那么严重,一个工作人员偷偷对我说:“我听村里亲戚说,党支部书记也活动了。”尽管如此,党支部书记仍非常暴躁,他要求不再进行正式选举,以预备选举的结果为准。我们说:“预备选举仅仅选出候选人,没有主任、副主任票,怎么能定村委主任?”

因村子较大,预选完就已晚上六七点钟。我看天色已晚,就说:“今天到此吧,明天还要搞正式选举。”这本是原来定好的,村党支部书记也知道并同意的,但此时他却一反常态:“要么预选完就完了,要么现在接着进行正式选举!”我们说:“天色已很晚,如要正式选举要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不说,村子这么大,统计选票要分好多组,还要在多面墙上进行,灯光、治安都难保障,加上人多事杂,一旦有个差错,我们都难以收场。”无论怎么说,村党支部书记都不同意。经向镇领导汇报后,我们决定明天再搞正式选举。村党支部书记见没按他的主张办,匆匆离去,接着来了几个他的本家,进门又骂又砸,踢翻了茶几,摔坏了茶杯。我们不得不又惊动派出所出动警车,将我们护送出村。

后来经过多次协商,让村党支部书记做好“准备”,在这次预备选举的基础上搞了正式选举。村党支部书记终于当选,兼任了村委主任。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 篇6

简报

第101期

山西省第八届村民委员会

换届选举工作领导组办公室2009年1月3日

我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

女性参选参政工作亮点多

为了确保“村委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名额”的规定落到实处,各地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有效地推进了女性进“两委”工作,呈现出许多亮点。

亮点一:联合下文,使换届选举工作有依据。忻州市和临汾市换届领导组以明传电报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做好妇女参选参政工作的通知”;运城市、长治郊区、陵川县、沁水县、左权县以组织部、民政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发文的形式,着重要求确保女性进“两委”;长治市、晋城市、阳泉市、吕梁市、晋中市、太

原小店区、原平市、平陆县以民政局、妇联两单位联合发文形式,要求确保女性进“两委”。

亮点二:深入基层进行指导,使换届选举工作有目标。选举工作开始后,我省各级妇联积极协同有关部门深入基层进行指导,召开有关女性进“两委”专题会议,鼓舞了女性参选的积极性。

亮点三:进行督导检查,保证女性进“两委”工作落到实处。在换届选举工作中,晋城、阳泉、吕梁、长治、运城、忻州、大同、临汾市、县两级妇联积极协助换届领导组深入各乡村进行督导检查,做到了逢会必讲女性进“两委”工作,为女性参选营造了良好氛围。

亮点四:做好妇女培训工作,保证参选女性有实力。为了保障妇女参选不输在提名候选人这条“起跑线”上,各市妇联采取典型示范、政策激励等措施,引导妇女增强参政意识。同时鼓励女能手、女致富带头人、外出务工返乡妇女及女大学生村官等优秀女性参加村“两委”委员的竞选。在换届选举工作前,长治、临汾、运城、忻州、晋城、阳泉、吕梁市以换届为契机,提前做好优秀妇女培训工作,确保了女性参选率。

亮点五:制定政策,鼓励有实力的女性竞职演讲,为换届选举工作营造氛围。朔州市山阴县规定任职1年以上的女大学生村官要参与“两委”班子竞选,新任女村官必须介入换届工作,接受实践锻炼。在选举前,山阴县各乡镇还以村为单位,组织候选

人召开村党员、村民代表参加的“见面会”,扩大女性候选人的影响范围。

亮点六:注重调查摸底,为换届选举工作做准备。选举工作启动之初,吕梁市妇联下发了《全市第八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女性进村“两委”基本状况调查表》,摸清了底数,为换届选举工作提供了真实情况。汾阳市妇联还对女性进“两委”的现状及村妇代会主任、双学双比女能手、种养殖能手、妇女致富带头人、外出务工返乡妇女及女大学生村官等优秀女性的基本情况进行摸排,建立了农村妇女人才数据库,为做好换届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临汾、运城两市妇联也提前对农村妇女参政议政的情况做了摸底,做到心中有数,为起草妇女参与“两委”选举方案做了积极准备。

亮点七:领导重视,为换届选举提供组织保证。大同、朔州、晋城、阳泉、吕梁、长治、运城、临汾、忻州等市委领导都明确要求,在党组织和村委换届领导组的领导下,要落实好新一届村委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女性,力争有更多的女性担任村主要领导职务。

亮点八:典型突出,使广大妇女学有榜样。闻喜县礼元镇西古赵村女大学生村干部李秀琴在12月5日的选举中,全票当选该村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成为闻喜县大学生村干部当选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的第一人。榆社县云竹镇桃阳村网络文化站站长王芳近年来依托网络,为乡亲们办实事,受到大家的爱戴。

在此次换届中,王芳当选为该村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实现了“一肩挑”。

报:张宝顺、王君、申联彬、任泽民、杜玉林、金道铭、王雅安,民

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省委组织部,省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领导组成员。

发:各市、县(市、区)委书记,各市组织部,各市、县(市、区)

民政局。

村民小组长选举 篇7

村民实现自我管理作为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创新, 已经深入体现在中国特色农村发展进步的全程中。村民委员会作为推广村民自治工作的主要力量, 对于它的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选举控制失灵及其原因

村民委员会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来自乡镇政权的行政控制与干扰。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选举控制失灵, 使其难以发挥村民自治应有的作用。

( 一) 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选举行政控制的失灵

乡镇政权主要通过介入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各个环节来实现对其的行政控制, 因此, 要分析村民委员会选举面临的困境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构成了乡村治理过程中官治与自治的两个重要机构, 同时也是我国现有乡村关系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乡镇政府做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最基础部分, 它是国家意志得以执行的枢纽, 国家的政策和法规主要通过它们传达到基层, 乡镇政府的工作管理称作“乡政”。村民委员会是农民自发组织成立, 对农村事情依法进行办理的基层村民自治组织, 它担负着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等方面职责, 是实现村民自治和农村长期和谐稳定的重要载体, 上述的全面管理过程即“村治”。

2、乡镇政权对选举的行政控制

乡镇政权对村民委员会的行政控制是通过对选举环节的操纵实现的。首先, 在宣传开始阶段乡镇政府利用对村支部的优势地位为自己想要扶植的人选拉票, 因为村支部直接听命于乡镇政府, 就使得这样的拉票名正言顺。

其次, 在确定候选人过程中, 乡镇政府通常利用自己制定的种种限制条件将一些不符合自身意愿但又有过硬工作能力的人员排挤出去。

再次, 不组织宣传动员, 搞突然袭击式的选举; 在组织选举过程中临时指派村干部授意村民选举乡里的意向人选。极端的甚至还会出现一人投多票、代填选票等状况。

( 二) 乡镇政府行政控制失灵导致的困境的原因分析

村民委员会陷入乡镇政权的行政控制失灵的困境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 基层乡镇政府官本位思想严重, 他们不愿放权。一方面, 他们通过对自己的下级进行严格的控制以彰显自己的权威, 以方便其搞暗箱操作和“小金库”伎俩。另一方面, 有些基层乡镇政府官员担心村民自治会有失控的风险, 从而主观上不愿意放弃对村委会的控制权, 特别是对村干部选举的过程控制。

其次, 村民委员会过分依赖于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毕竟仅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是一个国家权力到达不了的地方, 这就使之不得不依靠乡镇的权威来实现自己的“自治”。而对乡镇的过分依赖又进一步弱化了其职能, 形成恶性循环。

二、村民自治困境的改善途径

村民自治不应完全脱离乡镇政府的行政控制, 适度的行政控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否则完全脱离乡镇政府的行政控制, 村民自治将演变成无政府主义。因此解决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所面临的困境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乡镇的行政控制的问题, 而是乡镇行政控制度大小的问题。

( 一) 由乡镇政府入手

首先, 要“建设具有现代民主政治素质的乡镇干部队伍”。乡镇政府要着手提高内部行政人员的政治、法律素质, 加强对村民自治及相关法律的宣传力度。改变以往把乡村关系当作科层制度中的上下级关系处理的错误观念与做法, 树立正确的村民自治观, 自觉遵守法律的规定, 做到不越权, 不干扰村民自治。

其次, 推进改革。乡镇政府的改革不在于“建设”与“改革”之间的差异, 也不在于“强硬的撤销”或者“简单的弱化”的口头之争。核心在于其职能能否实现结构性优化。一是乡镇政府是最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行政部门, 这种面对面的管理状态决定其必须要有较高的亲民性, 去除高傲的“官僚作风”和严峻的冷面孔。二是, 虽然乡镇政府做为一种基层国家管理机构, 但其人员构成主要来自农村。根据以上论述, 乡镇政府不必成为功能完备的官僚化组织, 它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和价值观认同基础之上。

( 二) 从村民委员会入手

首先要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任何一项制度的完善和实施都需要群众的参与, 这种参与的基本形式就是接受法制宣传和教育。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工作实际上就是一次对村民进行普法教育的过程, 借此唤醒其权利意识, 让他们认识到要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 当其受到威胁时要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做好对村民委员会干部的宣传教育工作, 使之对村民自治内涵有深入全面认识, 遵纪守法, 实现对村民的正确领导。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988.

[2]金太军.《乡村关系与村民自治》.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村民小组长选举 篇8

2011年2月6日,中山村开始第八届村委换届选举。参选人员以本村常驻人口为主,其中竞选人员中私营企业主(经济精英)占了很大比重,这在以往的选举中是不多见的。竞选以投票方式进行,竞争异常激烈。最后以现场唱票方式选出两委班子。

二、中山村第八届村民委员会选举程序

选举过程工作人员学习《选举法》,了解法律规范——选民张榜(张榜出具有选举权的村民)——核实(查漏补缺选民名单)——选民推荐候选人——候选人张榜(一星期以上,十五日之内)——候选人演讲——无记名投票(流动票箱)——当选人就职演讲——上级审核。

三、经济精英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角色

1.利益表达的角色。经济精英积极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承担了村民利益表达的角色并迅速成为村庄的领导成员。正如在调查过程中一位姓王的经济精英在竞选演说中说,“如果能竞选成功,我会打破长期存在的派系利益, 集资办厂,壮大村庄集体经济,把大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急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认真对待每村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让自己真正成为大家利益的代表者,决不以权谋私”。这位经济精英的陈述代表了村民的投票心理—选举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维护自己利益的当家人。

作为最基层的民主自治机构,村委领导直接起着上传下达的做用,直接代表了村民的利益。特别是对于村民最关注的经济利益,更是那些经济精英参加竞选的亮点所在。他们熟悉市场规则,能对市场的发展方向做出精准的判断,能把握市场的最新动态。集资办厂更是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增加村民收入,壮大村庄集体经济实力。认真对待村民利益诉求,意见建议,更是做好一个当代村民当家人的重要责任。

2.利益综合的角色。现代意义上的村庄已经摆脱传统上以农业为主的利益单一化,而转变成为一个一二三产业相互融合的现代化村庄。一位专门从外地赶回参加竞选的生产医疗器械的精英在发表其竞选演讲中提到“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更应该建立健全新型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提高村民的身体健康标准,建立村民维权小组,维护村民的人身权益和应享有的权利”。

3.政治社会化角色。改革开发以来农民的政治主体的意识不断增强,政治热情不断提高,这些变化导致了农村政治社会化不断发展。在参加竞选的经济精英中全部都提到了村中民主政治的发展。

四、经济精英协调“三角色”的因应对策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经济精英参与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出现是村庄内部系统相互平衡的结果。因此协调好经济精英在选举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村委会整体功能的发挥有着重要作用。

1.经济精英是村民利益的最直接反映者和代表者。首先,作为村民领头人候选人的经济精英必须直接深入到每户村民家中进行走访,了解村民诉求,切实体察民情,将村民内心真正迫切的利益要求反映上来,为村民排忧解难。其次,设立自己的私人信箱邮箱,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征求村民不方便当面提出而又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要求。此外,作为村民利益的代言人还要去自动发现问题,去观察思考问题,主动为村民解决问题。

2.经济精英是村民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维护者。维护村民利益是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作为经济精英在竞选前应做好调查,对本村的情况有一个全面详尽的了解,并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对自己在任上的发展做出村民认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 对于如何实现精英在竞选时所发表的关于维护村民综合利益承诺,本文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建立“工资等级量化村委会”,即在每一年的年终时由全体村民对村委会的工作进行量化考核,投票划分等级,按等级划分不同层次的资金奖励,以此来激励村委会成员努力维护村民的综合利益。二是将经济领域的抵押制度引入村委治理。在就任前的经济精英以一部分资金做承诺抵押,对于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的经济精英酌情进行惩罚,对于完成任务的加倍奖励,使之能更好的履行维护村民综合利益的角色。

3.经济精英代表了一个村庄政治社会化的发展水平。经济精英是一个村庄政治社会化的缩影,政治社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对于村民的政治权利应从制度上加以保障,以本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和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依据,由全体村民共同投票商议制定本村的相关制度,以制度来保证民主权利。其次,要培养村民的民主热情,改变村民政治冷漠,让村民真正参与到本村的政治生活中来。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要想提高村民的政治水平必须解决村民的经济问题,努力发展村状集体经济,为民主机制的启动和发展打好基础。

总之,经济精英治村是村庄发展的必经阶段,研究经济精英在选举中的角色对以后精英主政,协调村庄各系统关系以及对村庄整体结构的平衡,对村庄的整体发展起有着重要意义,对整个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过程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课题:本文为衡水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资金资助项目,课题编号:201135。

(作者简介:张艳青(1981-),男,汉,河北省泊头市人,硕士研究生,衡水学院法政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治理论与方法、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徐 青(1989-),女,汉,浙江省长兴县人,衡水学院2009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本科学生,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治理论与方法、城乡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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