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评价

村民评价（共7篇）

村民评价 篇1

摘要：近年来, 我国城中村改造事业发展迅速, 并由此产生了多种改造模式。本文从政府、村民、开发商三方结合模式出发, 在分析各自效益的基础上, 选取相关指标初步构建了评价城中村改造综合效益的指标体系。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效益分析,指标体系

1 城中村改造综合效益分析的内涵

1.1 效益分析内涵。

效益分析又称费用效益分析。它是以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关于可能改进福利的概念为基础, 论强调个人的福利以及个人和社会福利的变化。即一个人得到好处而不造成对其他人损失时的资源分配, 在经济上是最有效的;或者说, 获得者可以补偿损失者, 即使实际的补偿没有支付。根据这个原则, 社会净效益最大时, 即总收益与总费用之差最大时, 社会的资源利用经济有效。

1.2 改造参与者的效益分析。

目前大多数城中村改造采取的模式, 是由开发商出资并组织开发改造工作, 政府提供政策优惠和管理支持, 村民配合改造工作并通过出让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而获得开发成果, 实现三方获得三赢, 达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根据城中村改造的模式, 其效益可分三大类:政府效益、村民效益及开发商效益。这些效益在一个具体的改造项目中可能相互依存, 存在正的外部效应。例如在条件适宜的村庄投入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改造, 建造规范的住房小区, 可以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扩大就业, 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 伴随城中村治安状况和环境条件的改善, 可以美化城市景观, 有效吸引各界投资。开发商介入住房小区的建设和物业管理, 不仅有效缓解了单独由政府或者村民投资改造时的财政紧张状况, 解决村民的安置补偿问题, 还实现了自身的盈利。但改造项目的各项效益也可能互相排斥, 产生负的外部效应。例如, 在三者都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时, 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利益冲突和博弈。政府注重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忽视对村民的补偿, 开发商追求盈利的最大化、不顾环境影响, 村民要求的高标准补偿增加了政府和开发商的财政负担。因此, 对一个具体的改造方案, 必须进行利弊的权衡, 按综合效益的原则实行, 城中村改造才可能实现社会净效益最大。

2 城中村改造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1) 综合效益最大化原则。城中村改造以政府效益、村民效益和开发商效益协调统一为目的, 注重社会净效益的最大化。 (2) 系统性与层次性原则。 (3)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 (4) 可操作性原则。 (5) 可参考性原则。

2.2 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2.1 评价政府效益的指标。

(1) 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内生产总值。该指标反映了土地利用的回报率, 即土地产投比, 数值越大, 说明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越高。

(2)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该指标可以全面地反映城市土地产出方面的经济效益, 数值越高, 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就会越好, 单位土地上的产值就越高。

(3) 人均二三产业产值。它等于某年的二三产业产值除以当年人口。

(4) 地均社会从业人数。该指标数值越大, 说明单位土地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多, 说明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越高。

(5) 土地利用率。它为城镇已利用土地面积与土地总面积之比

(6) 土地利用强度。它包括建筑容积率和建筑密度。建筑容积率为房屋总建筑面积与房屋占地面积之比;建筑密度为房屋总占地面积与城镇用地面积之比;在一定限度内, 这两个指标越高, 则表明土地利用越充分。

(7)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它是指区域内单位面积拥有的园林绿地面积。指标数值越高, 说明该地的生态环境越好。

(8)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它等于某年的建设用地面积除以当年人口。

(9) 人均住宅用地面积。它等于某年的居住用地面积除以当年人口。

(10)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比率。它是指项目区内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占总住宅数量的比例。按照国家要求面积90m2以下这类住房比例不应低于70%。

(11) 环境质量状况。它是指水质, 大气, 噪声, 固体废弃物等的达标情况。

(12)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程度。它包括人均拥有铺装道路面积, 自来水普及率, 城市气化率, 年人均用电量, 生活垃圾处理率等指标。

(13) 社会稳定度。它包括治安案件发生率, 群众上访率等指标。

2.2.2 评价村民效益的指标。

(1) 人均可支配收入。它是指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 一般来说,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生活水平成正比, 即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 生活水平则越高。

(2) 土地经济补偿到位率。它是指涉及补偿时改造项目的执行情况, 反映了项目运行的规范程度。

(3) 医疗投保率。它是指参与医疗保险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4) 社会就业保障率。它是指失业人数中的再就业率。

(5) 贫困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它是指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受保率。

(6) 义务教育补贴发放率。它是指出享受义务教育补贴的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

(7) 公众参与度。它是指城中村改造的整个过程中村民的参与情况, 反映改造项目是否广泛发动群众及其民主程度。

(8)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它是指每个居民平均占有公共绿地面积。它等于公共绿地面积除以非农业人口。

2.2.3 评价开发商效益的指标。

(1) 财务净现值。它是指按行业的基准收益率或设定的折现率, 将改造项目计算期内各年净现金流量折现到建设起点的现值之和。如果财务净现值大于或等于0, 表明项目获利能力超过或等于基准收益率的获利水平, 一般来说, 这样的项目才能考虑被接受。反之, 应该被否定。

(2) 财务内部收益率。指项目在整个计算期使各年净现值之和等于零时的折现率。当计算出改造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大于或等于行业的基准收益率或设定的折现率时, 表明项目获利能力超过或等于基准收益率的获利水平, 从财务上看该项目是可以接受的。反之, 则是否定的。

(3) 动态投资回收期。改造项目的工程动态回收期是在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的情况下, 以净收益抵偿全部投资所需的时间。动态投资回收期越短, 表明项目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越好。

(4) 借款偿还期。它是指在国家规定及房地产投资项目具体财务条件下, 项目开发经营期内使用可用作还款的利润、折旧、摊销及其它还款资金偿还项目借款本息所需要的时间。当借款偿还期满足贷款机构的要求期限时, 即认为项目是有清偿能力的。

(5) 利息备付率。它是指项目在借款偿还期内各年用于支付利息的税息前利润, 与当期应付利息费用的比率。对于一般房地产投资项目, 该指标值应该大于2。否则, 表示项目付息能力保障程度不足。

(6) 偿债备付率。它是指项目在借款偿还期内各年用于还本付息的资金与当期应还本付息金额的比率。对于一般房地产投资项目, 该指标值应该大于1.2。

(7) 资产负债率。即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借债来筹集的。资产负债率高, 则企业的资本金不足, 对负债的依赖性强, 应变能力较差。

(8) 流动比率。它是反映项目各年偿付流动负债能力的指标。数值越高, 说明运营资本越多, 债权越安全。

(9) 速动比率。它是反映项目快速偿付流动负债能力的指标。它反映了项目流动资产总体变现或近期偿债的能力。

2.3 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 (AHP) 是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多指标综合评价的一种定量系统分析方法, 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方法, 是一种将决策者对复杂系统的决策思维过程模型化、数量化的过程。AHP把复杂问题分解为各个组成因素, 将这些按支配关系分组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 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然后综合人的判断以决定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总的顺序, 并通过排序结果分析和判断问题。

AHP需要用超矩阵方法解决系统的排序问题, 具体步骤如下: (1) 确定目标和评价因子集; (2) 构造判断矩阵; (3) 计算重要性排序; (4) 检验。

2.4 效益分析综合判断模型。

在农地整理项目效益分析中, 通过一系列定性和定量分析, 全面而客观的对项目效益进行综合判断和描述, 然后选择适当的评价指标, 建立较为科学合理的数字模型。综合效益可用下式计算:

式中, X为项目综合效益评价指数;Xi为第i个专题指标要素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定量表达值;Wi为该专题要素对于综合效益评价重要性的权重值;i为参与综合效益评价的专题指标要素的数量。

3 建议与讨论

3.1 不同类型的改造项目区应分别对待, 实行一村一策。对同一种指标体系而言, 不同的改造区权重值不同, 即使是同一改造区, 改造模式不同, 权重值也不一样。从全国范围来看, 项目区的地理位置、轻重缓急、投资方向、投资主体、对象等均有所不同因此, 应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指标的权重。比如在经济条件好的地方, 地方政府和群众可能更加强调项目所带来的景观效果, 而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偏重于项目的实用性和社会效果那么在计算过程中都应给予适当放大, 权重值有所侧重。

3.2 同一项目区不同方案效益分析。同一项目区的不同设计方案产生的综合效益是不同的, 应该注重综合效益最大化原则, 但同时要顾及该项目区的现实, 认识实施该项目的目的, 将接近项目目的的单项效益列入决策过程。

3.3 本文从政府, 村民以及开发商三方角度出发构建的指标体系, 这种构建结构是否合理可行以及各方指标是否充分、完备都有待检验。另外, 在开发商效益分析中尚缺乏对项目经济效益的静态分析和不确定性分析。尤其是不确定性分析, 对开发商效益有较大影响, 有待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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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村民自治与村民的合作能力 篇2

1 当前农村推行的各项政策规制了农民合作的限度

农村的各项具体政策是决定农民合作能力的一项重要制度资源。

1.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使传统中的小农

意识得到新的重组和复苏, 农户的自利性倾向得到了强化, 进而弱化了合作能力

波兰尼曾将市场经济看做是“魔鬼的磨坊”, 他认为市场经济无所不在地将自身的机制渗透到现有的所有社会生活中去, 摧毁个体所依赖的各种社会屏障。市场机制突出强调的逐利观念和金钱意识, 使农民从传统的熟人社会中走出来, 进入一个陌生的场域, 与此形成的价值观、金钱观与竞争机制, 逐渐打破和摧毁了传统上因血缘、亲缘和地缘组合起来的农村社会的资本网络。农民逐渐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化个体, 并在市场经济中学会和强化了自利性倾向。随着农业税的废除, 农民从国家控制和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 从而更加倾向于内向型的利益保护机制。经过市场经济的渗透, 农户的自利性行为取向更加明显, 工具理性的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广大农村的以共同体意识为主要特征的合作文化, 原有的共同意识逐渐趋向消解, “自我主义”日益形成主导农民行动的一个重要思想观念。在“自我”“自利”的支配下, 农民不能正确理解个人利益, 尤其不能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理解个人利益, 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

1.2 新时期“政策下乡”的惠农机制及其个体导向, 使农户进一步的个体化、原子化, 缺少合作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 国家出台了各项惠农政策, 粮农补贴、家电下乡、农机下乡、建材下乡、新农合、农村养老保险等等, 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惠农政策往往直接指向农户个体或本人, 进一步将农户从集体管理和公共事务中剥离出来, 弱化村庄集体行动能力。许多农民认为:国家直补到个人, 跟村里没有关系了。这种“没关系”的背后, 说明农民对不涉及自身实际利益的集体事务不感兴趣了。所以, 一般的村庄治理如道路、卫生、村容村貌和综合治理等跟村民基本上脱离了关系。在农民的思维中, 一方面只要打理好自家的事就行, 对自家以外的事漠不关心, 既不愿出钱也不愿出力;另一方面, 农民认为农村的事情国家和政府早晚都得解决, 用不着自己操心, 进而形成了对农户政策的依赖和集体行动的惰性。

1.3 货币压力效应, 在行为动机上使农户从公共领域退回到私人领域、从集体合作到自我关注

货币压力是徐勇首先提出关于社会化小农的行为动机时采用的分析概念。现代市场使农户面临外部世界时, “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步骤, 都需要以现金来购买服务和商品”, 而城乡之间的断裂和农村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滞后性无法提供如此之多的货币支出, 使农户“经常面临短期性货币支出压力和周期性财政赤字”。农户的行为动机往往以获取货币收入的最大化为目的。如何获得货币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支出, 使得农户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增加货币收入上, 主要从事私人领域的市场交易行为, 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公共领域的参与和合作空间。这种社会化的过程是农村市场化的过程, 是高消费需求嵌入到外部环境与条件匮乏的社会机制中形成的。这种匮乏的社会机制, 就是指城乡的断裂而形成巨大时代裂缝, 即城乡处于相对不同的时代发展水平而形成的。所以, 城乡货币压力机制形成的农户自利性倾向和不合作动机是一个长时间的发生过程。

总的来说, 制度设计的偏向、市场经济的自利机制、惠农政策的个体导向和货币压力效应使得农村社会内部农民个体自利性倾向明显, 从而导致农民合作意向与合作能力的缺失。农民合作难成了村民自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2 村民合作难抑制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

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 在早期阶段, 因村民合作难而导致的民主参与不足尚不明显。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深化, 这一问题开始彰显出来, 进而成为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屏障。

2.1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关键性环节, 也是整个基层民主的政治基础, 它决定着基层民主推进的深度与广度。而由于村民合作能力的缺失, 民主选举在目前表现为一种向下的“制度堕距”。集中体现为农民合作能力低下直接导致农民政治效能感的下降, 加大了民主选举的成本。村民作为原子化的个人, 是沉默的大多数, 缺乏共同体意识和协调的行动。面对选举票箱, 由于缺少了与其他选民的必要沟通与联合, 村民之间无法达成现代选举所需要的集体行动。而一旦村民以个体化的状态置身于选举, 个体力量的弱小使得村民对选票的意义产生怀疑, 进而否定选举本身。由此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民越分散, 选举结果离他们的选举期待值就越远, 农民政治效能感就越低;反过来, 低下的政治效能感, 越发促使农民对选举失去信心, 更趋于离散化。于是, 许多地方出现了村委会不惜动用一切手段, 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甚至强迫的手段来让村民参与选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乡村民主选举的成本被无形拉大, 直接影响到选举的顺利进行。

2.2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决策

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其决策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的绩效。而一项民主、科学的决策一方面需要村委会做最大限度的意见咨询, 广泛听取各方的建议;另一方面则需要村民以不同的形式主动参与到其中, 献计献策。而在农民合作缺失的乡土环境之中, 村民之间各自分散, 信息阻隔, 彼此之间难以形成现代社会所需的公共意识, 也很难具备通过一个民主组织或者一种民主形式来解决公共事务的能力, 这必然使得民主决策中的民主价值大打折扣。首先, 从村民关系来看, 民主决策易被某一家族或利益集团所操纵, 导致村庄治理的混乱。民主决策的要义在于其体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 然而农民合作缺失现状却将这种平衡局面打破, 使其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狭隘的小集团利益。在村治的实践中, 一个势力强大的家族或者集团往往成为决策中的主导力量。其原因就在于村民个体力量的弱小和合作的缺失无法形成一股与其制衡的力量。民主决策形式上的平等客观上为家族或集团实现自身利益提供了可能, 导致了决策内容的不平等。在这种条件之下, 决策更多的是从自家的便利出发, 而不会统筹整个村落的发展需要;其次, 从“两委”关系来看, 农民的分散所带来的决策困难为国家权力在农村事务中的渗透和过多干预创造了机会, 民主决策体现出过多的国家意志。在村庄内部, 一方面村委会作为村民的自治机构享有法律赋予的充分自主权;另一方面, 村党支部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言人又是事实上的村庄的最高权力机构。虽然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这却无法回避现实生活中二者就具体事件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机制自然彰显了民主决策的作用。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民主决策正是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过程。而要实现真正的利益良性互动, 农民首先必须是作为一个整体以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而存在。否则, 农村社会就无法与国家强大的体制性权力相博弈, 其与国家政权之间只能是一种不均衡、不平等的互动。在许多农村, 民主决策流于形式, 村党支部书记一言堂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均衡性的生动写照。

2.3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管理

任何一个社区都存在一定的公共事务。在农村社区中, 对这些公共事务的管理构成了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农村社区的诸多公共事务中, 与农民生产生活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 莫过于村庄公共品的供给。公共品, 从经济学上讲, 是指那些具有消费上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物品。非排他性是说, 公共品不能排除他人的消费。农村社区中存在大量不能排除他人消费的物品, 比如农村的水利、道路、社会治安、环境卫生, 等等, 这就构成了村庄的公共品。置身于村落中的每一个村民, 村庄公共品的供给程度与水平, 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现状与未来预期。当前的农村社会, 由于村民合作能力低下, 不能有效生产出公共品, 导致村庄公共品的供给严重不足, 从而阻碍了民主管理的顺利进行。

无论何时何地, 也无论何种类型的村庄, 公共品的供给始终与农民的生产生活休戚相关, 因此, 国家和社会就需要一种制度安排来生产村庄公共品, 解决村庄层面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而这种制度的安排, 都是以促进村民之间的相互合作, 有效克服村民的“搭便车”行为作为有力保障的。在我国传统社会中, 村庄宗族组织正是可以将村民联合在一起, 防止“搭便车”行为的一种制度安排。宗族组织不仅通过调动血缘认同和内化道德规范来起作用, 而且可以通过强制性力量来起作用, 宗族在某些层面可以与国家分享使用暴力 (强制力) 的合法性。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冲击, 尤其是国家垄断暴力, 宗族等地方性组织都已经失去了控制力,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大多只能依托国家正式的行政设置来解决, 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正是这样一种制度设置。分田到户以后, 尤其随着农业税的取消, 国家转而通过“一事一议”制度来解决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在当前农民合作难的前提下, 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缺乏国家刚性约束力的制度背景下, 在村庄层面防止“搭便车”的办法仅剩下农民的信念和村庄舆论的现实基础上, 必然演绎出这样的结果:“搭便车”的人不仅可以不劳而获, 白白占了他人的便宜, 而且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这一尴尬的现实破坏了村庄内的公正, 势必引发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从而破坏掉整个村庄的秩序。此种背景下, 即使大多数人都能从合作结果中受益, 合作也很难实现。正如贺雪峰描述的那样:在一些村庄, 虽然所有村民都可以从修路架桥中获得好处, 但由于他们无法阻止少数人的反对而使得村庄决策不能达成, 达成的决定也无法实施。其结果是村庄道路破败、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无人过问, 村级治理处于无序之中。也就是说, 村庄公共品低水平的供给状态, 使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根本无法实现, 或者是有名无实, 形同虚设。

2.4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监督

农村实行村民自治, 国家对农村基层自身政治生活的介入减少, 公共权力产生偏差的可能性增大, 民主监督因此成了实现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和保障。而在民主监督的运行中, 农民合作难同样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可以从监督主体和监督途径两方面来进行考量。从监督的主体上看, 村民力量分散, 缺少经常的集体行动, 无法构成监督的主体要件。监督要发生作用, 其首要前提在于监督者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以对被监督者形成一种威慑。一旦监督者过于弱小无法对被监督者产生实质的影响, 那么监督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在现实乡村社会中, 农民主要精力放在私家利益上, 除非有涉及自身直接利益的重大决策, 一般情况下村民不会因监督村庄事务而达成经常性的集体行动, 在这里, “直接单独”一词成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关键词语。而单个、分散的村民对村干部是构不成威慑的, 村干部真正畏惧的是农民的集体行动。再从监督途径来看, 目前村级民主监督采用的主要方式是村务公开, 《村委会组织法》也用了大量篇幅对村务公开的形式、内容作了具体而又明确的规定。然而, 在缺少村民联合力量的威慑下, 村干部行为的随意性增大, 村务公开“避实就虚”的现象大量存在, 对于村庄财务等敏感性事项公开比较笼统, 而群众关注的村级收支、干部报酬等热点总是一带而过, 只公布总数, 没有收入, 支出的具体明细。诚如有些村民所说:“村务公开是在走形式, 看上去是公开了, 实际上公开的内容是假的, 真的都没有写上去, 我们不相信他们 (村干部) 公开的内容”。村干部把村务公开当成了应付上级检查和群众的一个手段, 而不是确保村民的知情权。因此, 只有在村民集体行动存在的前提之下, 村民才能获得村务公开的主动权, 村务公开也才能具有实质意义。

3 创设民主合作路径, 深化村民自治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在经历了传统资源累积、社会主义改造和市场经济冲击之后, 伴随着后税费改革时代的来临而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传统分散独立, 到行政化合作, 到市场性放任, 再到政策性培育, 如今的农民不再具有强烈的合作意识, 而是走向了自利性的独立个体。在新形势下, 如何让原子化、独立、自利的农民在民主化进程中实现合作自治, 是村民自治的本质性要求, 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目前真正实现自治和解决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从本质上讲, 农村的发展不仅需要农民具备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 更重要的是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这样才能将民主参与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有效地运用到新农村建设中来, 才能真正促进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为此, 就必须积极创设民主合作的各种路径。

3.1 组织化路径

农民需要合作, 合作需要组织, 这是一个基本共识。在这一共识之下, 组织农民合作与农民合作组织, 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构成组织化路径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方面。组织农民合作的立足点在于:单个分散的农民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缺乏合作能力, 需要通过外部性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因此, 组织合作凸显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农民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 包括组织的形式、动员的形式、培训的形式、政策的形式和法律的形式等等。合作组织的立足点在于:随着农村的发展, 农民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并形成了自己的组织, 为此需要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和规范。所以, 合作组织强调的是通过在农村建立一些具有合法性的组织来促进农村和农民的发展。这里特别要一提的是, 农村基层组织作为一种现存的, 而且一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起着基础作用的乡村组织, 是促进农民合作的一个现成有效的载体, 在9亿农民户均不足0.67hm2的土地上, 基层组织不仅可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基本公共品, 而且可以为农民提供各种方便。顺势而为, 以发展农村基层组织来解决农民合作问题, 理应成为组织化路径建设的主导思路。

3.2 资源化路径

在农民合作生成的过程中, 村庄内生资源和国家外生资源是两种重要的动力因子。村庄内生资源, 在这里也可以称为内生秩序, 是指靠自发力量生成的农民合作行动, 它是以村庄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为背景, 经过长期生产生活实践而固定下来的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行为准则及由此形成的合作关系。简言之, 就是由村庄内部“自发的秩序”支配下形成的农民合作。内生资源来自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 它受村庄地方性知识及生存理性选择的支配, 因而具有浓重的地方性特色。国家外生资源, 在这里也可以把它称为外生秩序, 是指靠外部力量推动的农民合作行动, 它是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强制下, 经过国家行政干预而固定下来的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行为准则及由此形成的合作关系。简言之, 就是国家外部“人造的秩序”干预而形成的农民合作。为促使农民合作行为的生成, 我们需要形成一种“互动模式”, 即:村庄内生资源与国家外生资源相互促进的农民合作行为模式。内生合作秩序必须依靠外部资源的支持, 缺乏外部资源支持的内生秩序极不稳定。为了获得乡村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合作秩序, 必须通过依托国家外部资源的支撑和干预, 促进村庄内生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同时, 国家外生秩序必须以村庄内生秩序为基础, 缺乏内生秩序支持的外生秩序难以持续。只有形成内生资源和外生资源共生并存的互动模式, 才能推动农民合作能力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资源化路径为村民自治创设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通过内外互动, 来推进农村社区的“善治”进程。

概而言之, 村民自治中农民合作难问题的出现不能直接归因于某一个或几个因素, 它是各种环境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 问题的解决不能只依靠某一方面的努力, 它既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 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即我国现代化逐渐完善和完整的过程。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 如何推进基层民主的深化与发展, 以解决现代化带给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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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村民自治 篇3

一、村民自治的定义及内涵

“村民自治”的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 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四个民主”的提法始见于1994年民政局下发的关于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之中。村民自治, 简而言之就是广大农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 创造自己的幸福, 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 但是行政村不属于一级政府, 是一种村落小范围的自治组织, 自制内容仅限于自我管理。

二、村民自治的现状

村民自治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 发展于80年代, 普遍推行于90年代, 伴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而迅速普及, 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98年,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后, 普遍推行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 逐步实现从点到面、从指定到选举、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的转变, 随着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逐届顺利进行, 绝大多数地方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素质、结构逐步得到提高和改善。

二是村民自治制度不断完善。从1989年8月开始, 村民自治从试点到全面展开,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各地都相继出台了相关的规章制度, 2004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 使村民自治“有章可循, 有据可依”, 各地普遍制定并实施了村民自治章程、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一事一议”的民主决策制度、对村干部的民主评议制度、村务公开的民主监督制度、村级民主理财小组审核财务制度等规章制度。

三是村民民主管理意识不断增强。农村干部和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民主意识, 依法办事的法制意识,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意识不断增强。

三、村民自治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村民自治工作虽然取得明显成效, 但随着农村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进, 还存在一些问题, 目前, 农村的村干部一般都不是正式编制, 都没有保障, 人员的积极性都不高。再加上农村大多数文化层次低, 底子薄, 现代农村的道德观、价值观等都还有所欠缺。

村民自治的对策。农村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 这是由农村在我国的地位决定的。“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因此我们要认真分析情况, 解决问题, 搞好农村村民自治。

一是通过各种形式, 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1. 改善工作条件, 改善消极现象。建立健全干部激励竞争机制, 充分调动起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对特别优秀的乡村干部要大胆提拔重用。2. 鼓励争先争优, 给以一定物质奖励。发展鼓励各村的亮点特色, 并给与一定的物质奖励, 让经济不好的村也有所发挥。另外, 还要创造条件让乡村干部参与外出学习、考察等活动, 使他们开拓视野, 提高能力, 激发工作热情。3. 引进大学生村官, 注入新鲜血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领导干部的作用相当重要。大学生对于完善基层组织形式, 为农村建设补充新鲜血液作用显著。

二是通过各种途径, 发展农村经济。主要措施有:1. 加大政策引导, 扶持和保护村级经济。应坚持增收减负并重, 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做到思想上引、政策上扶、工作上帮。要制定优惠财政政策, 提供资金保证。要调整利益分配机制, 降低创业门槛。2. 多重形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一是采取资金和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 兴办工业企业, 建造标准厂房, 以此来获得股利。二是利用闲置资金, 投资兴办三产项目和投入少、产出高, 且科技含量高的效益农业项目, 盘活集体资金, 增加村级收入。3. 优化村级经营实业资产。对现有企业要作综合分析, 分类管理, 通过资产增值承包、开发新产品等形式, 引导村级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因地制宜地兴办一些农产品适销对路的加工企业, 搞好农产品加工和流通服务, 解决农户“卖难”问题。

三是通过各种活动, 加大乡村文化建设。主要措施有:1. 组建文体队伍, 搭建村民文化活动平台。要充分利用好各地农村自身具有的传统文化资源, 如名人文化、民俗文化、民间艺术等, 组建文体队伍, 搭建文化平台, 做好特色文化产业的开发。2. 借助信息技术, 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实行数字化传输, 提高农村文化工作信息化水平。要利用好已有的农村远程教育系统, 将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电子图书、文化视频等文艺作品, 通过网络形式将文化作品送到群众的面前, 让群众能够足不出户地享受文化精品。3. 显现文化力量, 促进社会和谐。宣扬特色文化, 定期不定期宣传各种好人好事、典型人物, 渲染社会的正能力, 传播社会正文化, 促进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 显现文化力量, 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徐勇.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力保障与社区重建——21世纪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J].学习与探索, 2005, (4) .

[2]村民自治发展概况.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13-06-6.

山西:经济转型村民“牛”起来 篇4

西留乡位于浑源西北坡区, 坡多地贫, 产业单一, 自然资源匮乏, 是一个典型的纯农业乡。近年来, 该乡着力调整产业结构, 积极创新发展思路, 创优发展环境, 大力发展奶牛养殖业, 从根本上实现了一村一品”的农村发展战略目标, 并与蒙牛乳业集团签订了长期销售合同, 真正铺就了一条农民增收致富之路。

从2009年起, 该乡克服重重困难, 投资620万元建成了恒泉牧场奶牛养殖园区, 现存栏奶牛48头。园区以大户为龙头, 以利益为纽带, 实行养殖经营体制, 由个体分散向集体经营转变, 走“企业+农户”经营的路子, 组建了奶业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实行股份制, 参股户数占全乡户数的60%, 参股户分红年纯收入4000多元。经过近3年的精心运作,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广东罗定村民发现罕见岩画 篇5

罗定的村民们最近发现一处罕见岩画，岩画中有一幅人像图案让人惊奇：头部似戴有“头盔”，“头盔”的一左一右插有两根“羽毛”，中间别着一根天线状物。

有专家认为此人像图案颇似戴着头盔的“外星人”，也可能是古代百越土著首领图像，或是古代人确定时间和位置的定时、定位器。据悉，该岩画已列入罗定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广东省重要文物新发现”。

村民：岩画图案自古就有？

推测：岩画或是石器时代创作。

岩画图案自古就有？

该岩画位于罗定市泗纶镇分会村火窑岗上的一块巨石上。岩画所在的巨石为不规则形状，长约14米-15米、宽约6米、高度约10米左右。

记者发现，巨石上有不少图案。最多的一种图案是圆圈中间加一个点的星座图案，看得清晰的约有12个，构成一条线状。动物图案有一个，是马的造型。罗定市博物馆前馆长陈大远说，人形图案有三个，其中最清晰的一个看似头戴“头盔”，顶部有三根线条，两根分向左右，中间一根似天线，天线顶端有一小球。面部眼睛、鼻子依稀可辨，额部画一个圈。此外，还发现一些类似文字的图案。

当地一名70多岁的村民沈广泉告诉记者，“上面的公仔早就有了，我太公也不知道画是谁作的。旧时曾有人偶尔会到那里烧烧香，拜一拜那块石头”。

岩画或是石器时代创作

陈大远认为，这块岩画既没有文字记载，又没有参照物，而且雕刻手法原始古朴，加上内容反映原始祭祀场面，所以推测其为史前岩画。而岩画的线条雕凿痕迹并不深，有专家曾欲用纸将其拓印下来，但由于凿痕太浅无法拓印。“估计岩画是用石器等钝器工具凿刻的”，陈大远说，“因此，推测岩画是石器时代创作的。”

岩画头像的三大猜想

岩画上的奇怪头像令人关注。陈大远认为，这有可能是描绘“羽人”或描绘“外星来客”。

而广州五羊天象馆常务副馆长韩东山则认为，“这有可能是当今发现远古最早的“定南针””。

带领村民致富用“牛”招 篇6

近日, 记者在郭里西村的肉牛养殖场见到了徐科科。眼前的徐科科身材娇小, 皮肤白皙, 是个漂亮的女孩儿, 记者不由得怀疑她是否真的能在牛棚里干那些脏活儿。给牛添草、加水, 没想到徐科科干起来都毫不含糊。“这是我们2009年新建的养殖基地, 占地两公顷多, 总投资100余万元。”徐科科告诉记者, 新的养殖基地规模更大, 设施更完善, 年收益30余万元。

2007年2月, 徐科科作为安阳市第二批大学生村干部来到郭里西村任党支部副书记。上任伊始, 她就入户走访, 熟悉村情、民情。在她的协助下, 村里的街道路面硬化了, 垃圾池修建起来了, 花草树木也多了。徐科科还利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 定期组织村民学习农业科技知识, 举办养殖技术培训班, 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支持。

郭里西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 没有集体企业, 但村里有一定的养殖基础, 可由于缺乏技术, 养殖效益一直较低。徐科科大学学的是动物科学专业, 到村两个月后, 她就开始考察, 准备结合自己的专业上一个项目, 带领大家致富。通过多种渠道, 她了解到肉牛抗病力强, 养殖肉牛收益高、风险小。结合村里养殖业发展规划, 徐科科提出了创办肉牛养殖场的计划, 并率先拿出5万元作为项目启动资金。在她的带领下, 16户村民共拿出35万元参股。安阳市龙安区政府在了解情况后, 为他们积极协调贷款30万元。2007年9月, 一个占地6000余平方米、可存栏100余头的肉牛养殖场建成了。

村民评价 篇7

渔村原本是云南昆明滇池旁边的一个宁静的甚至有些偏僻的小村庄, 过去这里的人们依靠种菜为生, 紧邻滇池, 使这里旱涝保收, 人际关系也非常融洽。随着昆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 这个小渔村逐渐变成了城中村, 同其他城市的城中村一样, 面临迁徙和征地的问题。2007年当地政府就对渔村制定了征地补偿计划, 每亩地补偿16.5万元, 但此补偿款却迟迟没有到位。到2009年底发放补偿款时, 仍按照2007年制定的土地征收补偿计划发放补偿款, 而2009年底的城市房价已经不能与2007年同日而语, 村民对此补偿款产生了争议, 并拒绝受领征地补偿款, 于是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事情到了2010年2月23日, 矛盾发展到白热化, 最终以三条鲜活的生命为代价暂告一段落。这是近期发生的由土地征收引起社会暴力事件中的一例, 由于它后果的严重性遂引起了各方的评论和全国的关注。这不是个案, 而是我国在社会经济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度发展的今天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学者于建嵘曾经指出, 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2005年电话记录的74000多起群体性事件中, 有15312起与土地有关。其中多数是政府低成本征收征用农民土地导致的冲突 (2006) ;后来土地引起的冲突上升到约60% (2009) 。相对于其它事件, 这种事件具有很强的暴力性质。

面对土地征收引起的社会乱象, 我们必须以科学的认识观为指导, 理性、而非盲目乐观或悲观的应对。一方面, 对此类现象要有客观的认识, 任何类型社会的改革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多年形成的习惯“势力”对改革的抵制在所难免;另一方面, 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 土地征收引起的社会关系的紧张和激化也不例外, 不能单纯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作为灭火器, 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它的解决需要我们理顺其规律, 制定合理、公平、公正、民主的制度, 将激化的社会关系调节疏导到社会发展容忍的限度内。

当然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的修订及改革, 不能一蹴而就, 更不能朝令夕改。实践产真知, 一项完善的、促进社会社会发展的善法需要我们大量的实践和摸索。2009年底江苏泰兴市开始实施的村民直评村官机制在缓和土地征收产生的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吃第一个螃蟹”的作用, 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二、村民直评是农村民主监督的新举措

所谓村民直评是有全体村民对任职满半年以上的在职在编村干部, 包括大学生村官和挂职村干部的工作进行质询、评议, 实施对村民委员会成员民主监督的一种活动。直评对象为任职满半年以上的在职在编村干部, 包括大学生村官和挂职村干部。参评人员原则上为全体村民, 村域范围内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及常住外来人员可邀请代表参加。

整个直评活动分公示告知、走访调查、述职述廉、当面询问和质询、民主测评、落实整改六步, 直评结果存入直评对象组织人事档案和廉政档案, 与考核奖惩挂钩, 与选拔任用挂钩, 与村委会班子的整顿挂钩, 对满意度较低, 特别是连续两年评为不称职的, 视情况做出处理。目前的直评机制虽没有对不满意率低的村干部进行处理的硬性规定, 但直评对村民委会成员仍具有一定的威慑力, 其在督促村民委员会维护农村集体利益, 尤其在土地征收中维护农民集体的利益方面将起到很大作用。村民直评是农村集体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种实施措施, 它注重村民参与的广泛性、表达的直接性、整改的严肃性, 是现代农村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表现形式。

农村直评对农村治理框架产生了较大冲击。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村民委员会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但实践中在农村集体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方面, 往往是村支书或村长“一言堂”, 缺乏民主监督。村民直评在农村传统的治理框架内引入了民主监督的成分,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农村治理框架。

传统的农村治理框架是单向型的:村民农村委员会乡镇政府机关。在这种单向型的治理框架内, 由于村民对农村委员会必要监督机制的缺乏, 很难使村民委员会站在农村集体利益的立场考虑和决策, 使村民委员会这一农村自治组织的作用大打折扣, 一定程度上成为对乡镇政府负责的“准”政府机关。

直评制度的引入改变了农村传统的治理框架, 村民委员会由农民集体选举产生、受农民集体的监督, 并决定村委会成员的任免, 而乡镇机关仅对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和村民委员会的运营进行指导, 而不干预农村委员会成员的去留, 从而形成了类似下图的治理框架:

该治理框架为村民建言和对不良村委会成员的监督、任免提供了渠道, 使村民的不满通过正规的渠道得以缓解,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的社会矛盾, 为和谐农村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村民直评与土地征收

土地征收是指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强制性的收归国有的行为。随着社会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土地征收成为社会经常的一种现象, 在土地征收中农民失去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 加之工作技能的缺乏, 成为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农村集体土地有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理论上仅也只能是农村集体的整体利益的代表。而实践中农村委员会具有“准”政府机关的性质, 在受乡镇机关的领导的同时, 还要对农村集体负责, 使其地位尴尬。在土地征收环节, 村民委员会成员在获得既得利益的情况下, 其行为往往偏离甚至背离其农村集体利益代表的身份 (如本文开篇所述案例) 。所以在农村治理框架内引入监督机制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村民直评制度的开展, 无疑发挥了村民对村委会的民主监督作用, 填补了农村治理框架中民主监督的空白, 对村委会成员有一定的威慑力, 使其在决策尤其是涉及村民根本利益的土地征收环节的决策中能慎重考量, 发挥其农村集体利益代表的作用, 维护农村集体的利益。

如果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不满意, 可以启动直评程序, 以对其进行监督。如2010年1月8日, 江苏泰兴市泰兴镇南殷村的村民因对土地征收过程中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不满, 启动了直评程序。具体案情如下:2007年以来, 因一家名为泰隆集团的企业用地引起的矛盾, 该村持续有人上访, 直至出现了大字报, 指责前任村委会主任及全体村干部、村代表秘密出卖南殷村在该企业51%的股份, 以及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非法出卖土地给泰隆集团;村民提出启动对村委会成员的罢免程序, 但镇里未通过, 最终决定召开直评大会, 结果70%的村民不满意村两会成员, 甚至包括一名工作不到一年的大学生村官。虽然该村的村委会成员最终没有被罢免, 但都被诫勉谈话。

可以看出村民直评对增加土地征收中的透明度、维护农村集体的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总结

村民直评作为一种基层民主监督的新型方式, 引起了多方关注。但各界对此褒贬不一, 有些学者称“科学认识和解决这种民主问题, 一定要比较农村党内民主和村民自治民主的区别, 要遵循这两种民主实践的不同程序。”有网友评论, 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三年一任, 有村民直选, 村民有权利罢免之, 实践中执行好这一点就可以了。而泰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陈国华并不高估村民直评的意义, 他说不能指望它解决所有问题, 直评相当于一个民意测评, 使老百姓全面受到民主监督的熏陶, 意义远远超过查处几个村官。学界、政界、普通老百姓对直评可以说各说各法, 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其在实践中产生的民主启蒙作用不可忽视, 其对村民委员会的监督作用不可小觑。当然正如陈国华所讲, 现阶段仅可理解为一种民意测评, 让其担起类似在土地征收活动中对农民权益维护的重担, 恐其仍难以承受。但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 笔者仍相信只要其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能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让我们翘首期盼它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土地管理法》及其“修订草案”批判, 盛洪, http://www.chinavalue.net/Blog/BlogThread.aspx-EntryId=189716

[2]《村民直评让村官冒冷汗》.2010年4月8日南方周末第32期第9版

[3]张钦汪振江:《农村集体土地成员权制度解构与变革》, 西部法学评论,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