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学校建设（精选12篇）
村民学校建设 篇1
稻城县将幸福美丽新村建设与特色旅游相融合, 结合正在开展的全域旅游大开发战略, 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在村内修建环游绿道, 村外修建观景台, 开发挖虫草、采松茸、牧牛羊等高原特色深度游项目。农牧民群众不再盲目开办农家乐, 而是聘请旅游规划专家进行整体规划, 确定生态入户道、藏式门牌等7个统一标准, 成立旅游接待协会, 每户提供3~4个精品房间, 让游客和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使游客真正体验藏家生活, 将稻城新村打造成独具特色的“高原田园旅游藏寨”。2014年, 稻城旅游从业人员达到6 000人,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到6 438元。全民谋发展, 新村的旅游软实力正逐步提高, 新村卫生良好、村民仪表整洁、房屋整齐美观、设施实用健全, 藏区幸福美丽新村给广大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将农业发展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 坚持发展特色路径, 发展观光型农业和点对点直销服务是稻城县经过长期摸索开辟出来的农业发展新途径。在沿理亚路至景区沿线着力打造以青稞、油菜为主的观光农业带, 利用东义、蒙自两大片区的气候优势, 大力推广蔬菜、小杂水果等产业, 推行订单生产, 保障游客餐桌上真正有本地特色的产品供给。邓坡、木拉、省母、巨龙4乡, 立足本地资源优势, 围绕餐桌做产业, 鼓励本土企业做强产业, 在县域成功打造了“一线两片四区”的农业发展格局。
现代化农业发展需要推进旅游产品的加工园区建设, 稻城县积极引导建设甘孜农特产品交易市场, 带动全县特色农牧业和旅游文化产业配套发展。协调种养殖大户与县内各大宾馆酒店签订供销合同, 实行订单生产。依托县境内海拔高、日照长的气候资源优势, 引进泸州老窖集团同创玛咖公司, 以“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带动全县玛咖产业规模化发展, 在全县范围内推广种植玛咖533.33 hm2, 为农牧民增收提供有利条件, 为农业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围绕旅游发展产业, 依托旅游拓展市场, 从地理气候等多方面考量, 在仲堆村建立植物花卉观光园区, 在木拉乡发展藏香猪 (鸡) 养殖产业, 建立起一个覆盖亚丁景区的土特产品生产营销网络, 进一步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既解决了游客的购买需求, 也为本地农牧产品打开了市场。
游客到稻城来, 更希望能够了解藏民族独特的风俗文化, 稻城县紧抓市场需求, 将民族手工艺传承与营销融入到幸福美丽新村建设中来, 增加新村旅游项目, 增加村民增收来源。以“阿西土陶烧制工艺”为例, 它是藏家的一种传统土法烧制陶器的技术, 烧制的土陶手工艺品具有较高的收藏、欣赏价值, 在整个藏区享有较高声誉。目前, 稻城已将“阿西土陶烧制工艺”成功申报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 通过技术指导, 扶持手工艺人, 使加工的工艺品种类恢复到20种以上。依托稻城本地原材料、历史文化、人文自然景观资源, 通过传统工艺和科技手段, 启动阿西土陶复兴项目, 通过土陶旅游商品将稻城的人文和自然特色一一呈现出来。稻城县在仲堆新村建成两个“土陶工艺作坊店”, 让游客既可以了解土陶制作的全过程, 又可以体验亲手制作土陶的乐趣。稻城县的其他新村也积极展示编制技艺、旋木工艺等特色技艺, 将技能转变为财富, 力求让新村成为藏文化体验游的目的地。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农牧民的观念也在随之改变。村民自治意识逐步增强, 村级服务功能日趋完善。稻城县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自愿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 建成集便民服务、农民培训、文化体育、卫生计生、综治调解、农家购物等为一体的“1+6”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村民自主管理、自主服务水平。稻城县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初步构建了“一城一镇两节点和新村多级点”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同时着眼公共服务均等化, 稻城县对新村进行统一规划布局, 做到村庄布局合理、错落有致、美观大方, 展现稻城民居风貌, 体现稻城地域和民族特色。稻城县新村基础设施条件也得到进一步改善, 生态入户道路、安全饮水、电网改造、通讯完善等建设项目一步步实施完成, 使新村村民基本享受到了“出门没有灰、进出有路灯、饮水自然来, 养老、就医、入学出门就能办”的农村新型生活。经济的快速发展,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这一切成果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2014年, 全县老百姓对村 (社区) 管理服务满意率达99.5%以上;村民对村务公开的满意率达98.5%;村民对两委班子的满意率达99%。
藏区民族文化深深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 幸福美丽新村的打造突出了文化性、民族性、体验性、实用性, 原生态的藏家生活体验和旖旎的风光都让人流连忘返, 而新村打造的成效也让人深深感受到“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
村民学校建设 篇2
村民学校是面向全体村民，旨在提高村民素质的公益学校，是实现社区教育规范化、社会化、群众化和经常化的有效载体，围绕社区教育村民学校的标准化建设要求，我们璜塘上村开拓创新，扎实推进村民学校创建工作，通过各类教育培训阵地、多种教育培训形式，积极开展各项教育培训活动，求真务实为民服务，不断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以村民学校创建为抓手推动了新农村建设，更好地发挥了村民学校服务村民、教育村民、提高村民素质的职能。
一、夯实基础，加强学校标准化建设
1、强化组织领导。我村领导高度重视村民学校的建设，村书记挂帅，村委各条线干部分管不同对象的教育，联合辖区单位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并委派专人实行负责，把村民学校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形成了村党组织、村委会、村民学校“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在村两委中形成了有效的合力，效果显著。每年召开2次以上的专门会议，制定切合本村实际的村民学校工作实施方案，方案与村级工作密切结合，确保做到有计划，活动有安排，资料有积累，年终有总结，使村民学校建设工作日益规范，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由于村领导的高度重视，把村民学校建设当作一件大事去抓好，不流于形式，为本村的农民教育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完善软硬件设施。一方面硬件设施进一步完善。教学设施配套齐全，有专门用于教育培训的专门教室，教室配备投影仪、音响和电脑网络，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组织社区教育活动，充分利用数字化资源，推进数字化学习。同时建有农家书屋，南片、北片文体广场，健身房以及澄江街道残疾人工疗站培训点，各类设施设备比较完善齐全。另一方面，在实行专人负责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支由村民代表为主要力量的志愿者队伍，聘请共建单位指导员担任教育讲师队伍，充实基层村民学校师资队伍，不断完善组织网络，为开展各类教育培训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3、实现资源整合。村民学校与村两委工作紧密结合，通过整合村党校、新市民学校、人口学校、法制教育学校、健康教育学校及老年学校等教育资源，定期进行健康、法制、道德、计生、安全等全民性教育实现我村社区教育资源功能的最大化。同时，积极整合辖区单位的其他资源，与行政执法城西中队、消防特勤中队、西郊派出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工疗站等共建单位积极配合，开展各类教育培训。
二、以民为本，强化学校服务功能
开展各类教育培训活动是村民学校的重要内容，围绕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要求，一系列围绕村级工作展开的教育讲座培训在推动工作有效开展的同时，也推动我村的村民学校建设不断深入发展，通过联办专项教育活动，联办专题培训班，共建老年教育、妇女教育、青少年校外教育基地等，使农民教育基地得到有益延伸，也使得教育对象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全面提升了村级服务水平。
1、劳动力培训常抓不懈。几年来，我村以村组为依托，配合街道积极选送本村村民参加计算机培训班、保安培训班、插花培训班、创业培训班，顺利完成了街道下达的农民教育培训任务，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各类培训班取得了证书，为促进劳动力就业打下基础。
2、科普法制教育提升素质。根据条线工作的需要，不断扩大农民教育的范围。结合秋冬季节防火工作，组织村民前往消防特勤中队了解消防常识；结合关工委暑期夏令营活动，组织青少年参观周建松摄影艺术展，带领营员前往嘉茂国际花鸟园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理念；结合环境卫生工作，邀请行政执法大队指导员举办《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培训；平安建设方面，由片警组织开展“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的宣讲活动；健康教育方面，举办老年人专题健康知识讲座等等。
3、村居结对推动融合。联合司法局组织开展三村一居普法汇演，进一步提高广大村民学法用法的意识；开展“三村三居”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知识竞赛，村居双方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这类村居共建的活动开展，进一步推动了城乡融合，实现农村与城市社区的资源共享，推动了村民的城市化进程。
4、企业培训扩大覆盖面。按企业的需求，组织进行企业员工素质教育和技术技能的相关培训，使教育对象由村民扩大到辖区范围内的外来务工人员。组织职工观看防火安全教育电影，开展消防演练，宣传和普及安全生产知识；组织外来职工组织辖区内企业负责人培训学习《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等等，逐步在企业中营造教育培训的氛围。
三、凸显特色，深化学校教育内涵
村民学校是以村为依托，以提高村民整体素质为宗旨的一种教育载体。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在村民学校教育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璜塘上村辖区内的残疾人多达90名左右，在开展我村村民学校计划，推动农民教育工作时，依托璜塘上村工疗站的建立，我村将残疾人教育作为一个重点纳入村民学校的教育体系中，并针对残疾人的特点，组织相关资源力量，开展教育工作。具体做好了几点工作：
1、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采取授课、讲座、展览及志愿者送教上门等多种形式，开展针对残疾人的思想品德、科学文化、法律常识、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教育，不断提高残疾人素质。
2、根据残疾人的特点，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培训，专门组织成衣包装培训，为残疾人进入服装企业就业创造条件。
3、做好残疾人家长的教育工作，利用家长学校每季度开好家长会，协助他们教育好子女，使残疾人的子女在家庭健康成长。
4、发动村民和辖区内的企业支持残疾人教育工作，帮助残疾人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对残疾人教育工作，我村不断探索，扎实推进，通过实践总结经验，推动残疾人教育在更广阔的范围实现可持续发展。
通过广泛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开展村民学校创建，提高了村民的文化素质，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然而我村的村民学校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待于今后工作中不断探索，不断深化，加强研究，加快发展。扩大村民学校的普及程度，开展更多的活动，能够把村民吸引到学习中来，让村民学校发挥更大的作用，最终达到全民素质普遍提高的目的。
利用村级资源办好村民学校之我见 篇3
关键词：社区教育；村级资源；创新教育
社区村民学校作为社区教育最基层的教育阵地，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学习型社会及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办好村民学校，已是当前提升社区教育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
村民学校因办学地点就近、办学方式灵活、学习技术实用、学习内容有针对性等特点，越来越深受村民的欢迎和社会认同。办好村民学校，对提高农民致富本领，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根据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利用村级资源，办好村民学校，使之真正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笔者进行了一些探索，现发表一己之见，愿能够给从事农村社区教育工作者以启迪。
一、领导重视、健全规章是办好村民学校的前提
1.领导必须高度重视
社区教育作为一种全民教育，是一种“大教育”的范畴，如果没有政府的统筹协调和重视，是难以得到开展和深化的。这就需要我们从事社区教育工作的同志不断进行宣传和引导，提高领导干部认识，统一他们的思想，使镇村领导充分认识村民学校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高度重视这一工作。只有领导重视了，才能统筹协调社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真正推动村民学校的发展。
2.加强组织领导
社区教育工作应由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统筹协调，成立领导协调小组。各行政村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党支部和村委会是村民学校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并要确定一名懂业务、认真负责、乐于奉献的办学干部主持村民学校的日常工作，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承担村民学校的指导职能。
3.强化规章制度建设
办好村民学校，制度建设非常重要，要把村民学校建设工作列入全镇教育工作的年度考核内容，把村民学校工作列入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列入每年度工作的具体计划。只有切实以村民学校为依托，才能确保农村建设顺利进行。镇社区教育中心要加强对村民学校的管理和考核，对村民学校工作开展指导和检查评估，使各村民学校相互促进、相互提高，不断提升村民学校的办学质量。且要建立健全一系列的社区教育制度，确保镇社区教育中心在指导与管理村民学校办学中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要通过试点逐步完善工作目标责任制度、联系会议制度、表彰奖励制度、社区居民终身学习制度、社区教育督导制度，制定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单位创建标准，确保社区教育工作年初有计划、有目标，年中有检查、有考核，年度有总结、有评比、有表彰。
二、落实经费、强化建设是办好村民学校的保证
1.落实办学经费
村民学校的办学经费应纳入村事业经费统筹规划之中，同时还可以通过向社区内的企业、个人捐集一点，向参加培训的学员收一点等途径开源，以保证村民学校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壮大。
2.强化阵地建设
镇社区教育中心要按照县制定的示范社区村民学校创建标准要求，高起点、高标准规划村民学校建设。部分村可根据村实际情况，利用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村小学校舍资源实施，有的可利用新扩建的村委办公大楼进行村民学校实施。且要确保村民学校校舍建筑面积、活动场地面积、教学用房面积、图书阅览室面积、科技图书数量、教学计算机等硬件达到县示范社区村民学校标准，能够满足村民日常学习、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真正使村民学校成为村民学习、培训的校园，文化、休闲活动的家园和乐园。
三、整合资源、全员培训是办好村民学校的抓手
社区村民学校以“村民办、村民学、为村民”为办学宗旨。村民学校要把服务群众作为村民学校的切入点、出发点和归宿，给村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食粮。这就要通过引导、教育社区广大居民积极参与教育培训、文化活动等不断提高村民学校办学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形成社区内居民全员参加、全程参与、全方位学习的教育氛围。
1.整合镇村各类资源办好村民学校
村民学校要整合村中小学资源、社会团体资源、企事业单位资源等，通过互访、交流、比赛等形式，整合社区内外资源，调动各方力量，使之为我所用。村民学校要重视利用镇村共青团、妇联、老年协会及社会团体在社区教育活动中的作用，以实现社区居民全员参与各类教育培训的目的。
2.广泛调动广大居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村民学校既要重视政治、道德、科技、计生、环保等知识的教育，又要兼顾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的举办。村级农民运动会、村际篮球赛、男女龙灯队、老年腰鼓队等民间活动的开展要形成制度化、常态化。通过先进事迹报告会、座谈会、交流会、表彰会等，激发居民学习信心和进取心。
村民学校只要按需办学、因人而教、方法灵活，不断激发村民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就能吸引更多的村民自觉自愿地走进村民学校的课堂，村民学校就有了活力，就有了“气场”，就会越办越好。
四、统筹协调、创新教育是办好村民学校的关键
村民学校以教育培训为主要任务，担任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学习能力，培养新型农民建设新农村的重要责任。统筹协调、创新教育便成为提高培训效率、提升学校服务水平乃至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1.创新教育队伍
村民学校首先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和一支强有力的志愿者队伍。要不拘一格聘请社区内的能人、名人，将那些热心社区工作，具有一定技能特长、事业心强的中小学教师、致富能手、“土专家”及知名人士加入到村民学校教师队伍中来。同时，还应建立一支教育志愿者队伍，参与社区村民学校的各项
活动。
2.创新教育抓手
村民学校除开展正常的教育培训外，还应配合镇政府和镇社区教育中心抓好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的创建活动，组织开展村级学习型家庭、学习型个人的评选工作。通过宣传学习型家庭和个人事迹，进一步推动良好学习风气的形成。村民学校要通过学校这一主阵地，广泛开展读书读报、有奖问答、知识竞赛、交流评比等活动，进一步提高村民思想道德素质，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路子，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新风，和谐社区、平安社区建设作出贡献。
3.创新教育培训
镇社区教育中心要将对村村民的教育培训下移到各村村民学校，各村民学校也要因地制宜，自主开发培训项目，形成自己的培训品牌和教育特色。
（1）要创新办学理念
村民学校要始终把握村民的脉搏，村民需要什么，学校就教什么。一是紧跟形势教，二是根据对象教，三是紧抓需要教，四是紧贴实际教。
（2）要创新办学机制
村民学校始终要把服务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给农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提高村民学校办学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村民学校办学一要便民，二要乐民，三要惠民，在学习时间、方式、方法上要方便村民、服务村民，各项教育文化活动要寓教于乐，让村民享受到快乐，各种教育培训要使村民掌握一定文化和技能，提升就业、创业的竞争力。
（3）要创新办学模式
村民学校要将镇村的工作重点与教学内容统筹起来，将教学内容与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统筹起来，将农民教育内容和形式与农村特色的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开展适用培训、适时培训、适事培训。
4.创新教育载体
社区教育的网络资源是开展社区教育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镇社区教育中心要建好中心网络资源共享学习中心，建起“科技信息网站”，及时更新网站内容，增加网站信息容量，提高学习点击率，使社区各类教育资源得到有效整合。有条件的村民学校，也要开发村级居民学校的教育网络资源。社区教育要以网站为主阵地，多侧面、多渠道实现资源共享。
村民学校是农民教育的重要阵地，它对提高农民素质、新农村建设都具有现实的意义。整合村教育资源，建设村民学校，提升其服务能力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只要我们热衷于成教事业，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实际的村民学校发展之路。
村民学校建设 篇4
一、现阶段我省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路使得农村经济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农村民主建设也越愈完善, 但是文化建设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和政治建设。大多数农民都是白天劳作, 晚上干家务, 这种单纯、乏味的农民场景已经延续了几千年。
(一) 农村文化建设资金缺少, 文化基础建设缓慢
有关统计表明, 我省投入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在不断上升, 但只是小幅度的上升, 对于我省农村地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情况, 这些资金还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大部分县乡还存在大多数农村文化站基础设施缺乏的情况, 甚至出现了文化站被用作其他用途的现象, 总体来说, 农村文化基础建设薄弱。
(二) 农村文化专业人才紧缺
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使得大量年轻人涌向城市, 而农村地区只剩下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 对河北省内县级剧团的工作人员进行统计, 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还不到3%, 而县级图书馆、剧场影院的专业人员更是少之又少。现阶段农村地区专业人才的紧缺是阻碍我省开展农村文化建设的一大问题。
(三) 农村地区还残留封建、腐朽的思想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使得我省农村地区还残留着封建、落后的思想文化。现阶段还有很多农民一味的迷信宗族思想, 将封建迷信作为平时日常生活的指导思想, 经常进行迷信和祭拜活动。
(四) 农村文化建设的机制有待完善
现阶段观察我省各县、乡镇和村三个重要的文化机构, 保证正常快速运行的管理机制缺失已久。首先是没有完善对文化机构人员的约束和奖励机制, 随着公共文化多层次的快速发展, 农民的对知识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而现阶段农村文化的形式还远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还存在农村文化管理手段落后的现象。很多地区的文化机构都忽略了对农村文化市场的科学管理, 市场在没有正确引导下变得越来越萧条或混乱, 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害。
二、河北省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村民间组织发挥的作用
我省各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 文化产业在整个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反而是作为基层的农村民间组织承担着更多的责任, 它们发动群众力量筹集资金, 为农村地区的精英文化建设提供支持, 并且秉承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宗旨进行服务。
(一) 农村民间组织加入新农村文化建设, 帮助其解决财政紧缺的问题
有很多资源都是通过农村民间组织的力量投入到公益文化事业建设中去。大多数农村民间组织都是资源投入到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现阶段新农村文化建设正遭遇投入不足的困难, 正需要农村民间组织来发动社会各界的资源, 帮助政府解决财政的问题, 成效显著的“希望工程”在农村民间组织的帮助下获得广泛开展。
(二) 农村民间组织加入新农村文化建设, 为其提供文化建设的专业人才
有关统计表明, 我省农村民间组织的数量巨大, 这些民间组织吸引了很多专业人才的加入, 其活动范围已经分布在每个领域, 而文化建设作为这些组织的重点已经为农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组织的专业人才解决了文化传播错误或稀少的问题。
(三) 农村民间组织加入新农村文化建设, 帮助政府完善农村文化机制
我省农村民间组织正在朝着一个广阔的方向发展着, 像老年协会、妇代会等组织要充分发展农民为组织成员。农村民间组织在不断深入农村的过程中, 已经获得了多数农民的支持和认可。但是大多数农村民间组织并没有在法律进行流程登记和认可。有关调查表明, 农民更加喜欢观看和参加农村民间组织开展的文化活动, 因为其通俗易懂的表演形式。而政府在管理文化建设工作时难以顾及到很多方面, 需要农村民间组织来完善其文化管理机制, 但是这些组织都是秉承专业的原则, 针对农民的需求推出相应的文化产品, 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喜爱。
(四) 农村民间组织加入新农村文化建设, 帮助其健康、稳定发展
农村地区的农民还存在着许多腐朽、封建的思想文化, 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所接受的教育和知识量不多, 政府在进行文化建设时也没有实际考虑农民的情况和需求量, 两者不能良好的嫁接起来。而农村民间组织可以针对这些缺失点进行专业性指导, 以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量为前提, 帮助他们逐渐抛弃对封建、迷信文化的依赖。
(五) 农村民间组织加入新农村文化建设, 加快长效机制的建立
农村民间组织带有显著的民间性和资源性, 它们秉承非营利和正规运行的原则。自愿的去帮助农村地区建设美好的家园, 将科学、正确的文化知识传播给广大农民, 这种互助主义极大的体现在农村民间组织的行动上。长效机制是保证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而完善长效机制的过程必须依赖于农村民间组织利他主义的帮助, 它是人们实现某种需要的一种的方式, 而农村民间组织的自愿、互帮互助的精神是提升组织自身和农村建设能力的关键支撑。
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
农民是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而新农村文化建设要带动农村群体积极参与进来至关重要, 而政府在某些程度上无法全方位的带领农民主动建设新农村, 这一部分缺陷需要由农村民间组织来弥补和完善, 利用其自身广阔的农民自愿和亲和力, 农民的主体性会在这个阶段体现出来, 而农村民间组织的良好发展是一切建设活动展开的前提和重要保证。
(一) 承认合法地位, 为农村民间组织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双重管理体制是现阶段政府管理农村民间组织的手段, 其中包括“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这两重政府部门的审核和监管。长期以来, 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农村民间组织的主要活动, 但是却不能从农村民间组织中获得一定的回报, 所以造成了业务主管单位不愿意承担农村民间组织的审核、监管工作, 对于提出合法申请的组织也不以批准, 农村民间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工商登记的措施, 而大部分组织都是未进行登记的。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因为双重管理体制受到了巨大的阻碍。还存在限制分支原则、分级管理原则等制约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而法律上对于未经过相关部门登记的农村民间组织是认定为非法组织。而在英国等西方国家, 出现了许多未经审核部门批准和监管的组织, 也并不具备法人的资格, 但是政府给予了它们合法的地位, 组织和进行各种活动都是不受限制的。国际上许多国家都为不拥有法人资格的组织留存了相应的法律环境, 现阶段这种现象在不断蔓延着。我国各区域分布广泛, 而每个区域的群众对信息的掌握度都有所不同。将没有登记过的农村民间组织归类为非法组织有违其公益性的精神, 给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政府部门应该不断加强对农村民间组织法律认可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工作力度。在法律上给予它们合法地位, 改变对农村民间组织的管理模式, 给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 推出优惠税收政策, 吸引农村民间组织加入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队伍中
现阶段针对农村民间组织的优惠税收政策从两个点出发, 首先是从农村民间组织本身所采取的优惠措施, 还有就是支持和向农村民间组织捐献物资的一方的优惠政策。我省对于农村民间组织的优惠管理还处在萌芽阶段, 并没有特别针对其制定纳税政策, 而解决农村民间组织为问题的方法就是依照每个部门的规章制度来协调运行, 在不同的法律、规章中会有少数涉及农村民间组织税收的条文。对于很多未经登记的组织不给于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有欠考虑的。现阶段我国法律针对捐赠问题的规定还不够细致。实际上税法中要对农村民间组织对出明确界定, 对税收种类、减免范围也要规定清楚。
引导农村民间组织加入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队伍中必须采取下列措施:首先要不断将优惠税收的范围扩宽下去。在很多国家, 针对未登记的公益组织也是享有优惠税收政策的, 只要经过申请和验证的这两道环节, 对于农村民间组织来说这是享受优惠的重要途径, 激发起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再次是推出针对农村民间组织提供农村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进行税收优惠的政策, 对其税率给予最大的优惠, 帮助农村民间组织和新农村文化建设共同蓬勃发展。
(三) 扩大财政支持的范围, 提高农村民间组织投入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兴趣
农村民间组织的数量和发展速度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 这个过程凸显出一系列问题, 大多数农村民间组织都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 而政府和农村民间组织的合作程度有待提高。但是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农村民间组织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而政府所构建的农村文化建设体系也未给农村民间组织留置相应的位置。应该采取财政转移支出的措施, 给予农村民间组织相应的财政支持, 增加它们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兴趣, 而政府也可以借助农村民间组织较好的完成文化建设工作。一般情况下政府会采取公开招标的手段来给相关建设组织一定的财政支持, 但是采购对象中农村民间组织所占比例极小, 实际上并没有获取财政支持的机会。政府在对待农村文化公共产品采购的问题上, 应该适当的给予农村民间组织支持。
(四) 开通顺畅的信息交流平台, 为农村民间组织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开通有效的渠道
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需要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完成, 农村民间组织要理解政府所采取的文化建设策略。省、县、乡三级政府务必要建立起相应的信息发布网站, 将正确有效的信息传播给农村民间组织。还可以采取定期沟通的方式, 在新闻发布会上, 两方互相交流和探讨。在建立顺畅的信息交流平台的同时, 政府也可以为自身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公民社会和农村民间组织的概念在人们思想上还未明确定义, 这对农村民间组织获得社会力量和支持是不利的。信息交流平台的开通可以扩大农村民间组织的影响范围, 突出其为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做出的贡献。
(五) 加强监管力度, 发挥农村民间组织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功能
总体来说, 农村民间组织所处的环境是较为艰苦的, 而监管问题是阻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因为农村民间组织的数量较多, 且种类各有不同, 政府设立的管理部门力量有限, 无法全方位的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 在成本上也难以承担。这个时候要充分利用社会监督的功能, 这就要求政府和农村民间组织要将相关的信息透明化, 特别是对于财务、管理这一块, 方便政府进行制度的完善。还需要考虑农村民间组织的性质, 民间性和非营利性是其最大的特点, 所以才去的财务和审计制度也必须不同于政府和企业, 为农村民间组织制定正确的财务和审计制度是进行有效监管的前提。农村民间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功能, 为新农村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为自身发展寻求更大的舞台。
摘要：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是政府和组织本身需要考虑的问题, 应该从法律上给予其合法地位, 同时加强对信息交流、监管力度、财政支持等多方面制度的完善, 引导农村民间组织健康、稳定发展, 为新农村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词：新农村文化建设,农村民间组织,机制建设,作用,发展
参考文献
[1]谢菊.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 2006 (10) .
[2]梁艳霞.农村民间组织的状况、功能与发展[J].中国集体经济, 2009 (16) .
[3]徐学庆.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J].理论前沿, 2006 (7) :45-46.
村民学校工作计划怎么写 篇5
一、村民学校会议
校务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年初认真贯彻社区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部署20XX年村校各项工作，及时调研总结改进，发扬成绩纠正不足。校长保证每年为村民授课不少于8次，其余班子成员，不少于6次。
二、办好教育班级
1、综合班：全年开课不少于XX次，一般每月10日为上课日，上半年主要配合党支部宣传组团式服务工作在我村的开展。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加活动，志愿为需要帮助的村民服务。同时结合形式进行广泛的.倡导文明，加强环保意识，巩固新农村建设成果等方面的宣传。下半年以XX地区乡土知识，卫生保健，安全防盗，法律常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宣传。通过不断的宣传教育，从而提高广大村民的综合素质，为文明创建及构建和谐XX村打好基础。
2、群众活动：每周三上午活动，全年开课40次，通过学广播操、打莲湘、健身操等活动，活跃村民精神生活，歌唱祖国，歌唱我们的党。结合宣传需要，积极参加镇里各种活动。
三、办好学习型组织
根据小组每月学习一次，学习内容结合形势，配合党支部，在组团式服务活动中做好宣传和引领作用。
四、文体团队
1、继续创造条件，让拳操舞蹈队坚持每天晨练活动，发动引导广大村民积极参与，全民健身。
2、学好排练好新的舞操节目，镇里有活动能保证拉得出，年内在村里办两次文艺展示活动。
总之，20XX年本村民学校要按镇教育指导办的要求，完成好全年的各项工作，争取上一个新的台阶。
村民学校建设 篇6
一、村民中心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设计思路
唐山市村民中心的建设工作始于2006年，是在该市文明生态村创建工作中“一部（标准化村部）两室（卫生室、综合活动室）三栏（宣传栏、科普栏、村务公开栏）”和文体活动广场等基本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以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的科技、文化、娱乐以及参政议事需求为目标，以整合现有服务资源、逐步完善服务设施为抓手，为农民搭建起集教育、文化、科技、卫生、法律、信息、生产、生活于一体的全方位服务平台。
按照唐山市委的总体规划，2006—2007年为示范阶段，首先在基础较好的文明生态村中开展试点建设；2008年为村民中心建设推进年，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建设2000个村民中心，达到全市行政村总数的60%；2009年，计划建设1500个村民中心，完成总数的90%以上；2010年，建设497个村民中心，实现全市覆盖。
1、建设内容。村民中心建设根据行政村人口多少、规模大小、经济基础不同，实行因村制宜。原则上，充分利用和整合农村现有资源，不增加农民负担。
村民中心的基本设施包括室外、室内两个部分。室外部分要求有一个300平方米左右的文体活动广场，并配备健身器材；室内部分包括为村民提供服务的各类活动室和必要设施，包括村委会办公室、计生服务室、卫生室、科技服务室、法律咨询室、信息服务室、图书室、村民议事室、新农民夜校或综合服务室以及农村超市或农资服务站等。
2、功能设计。要求村民中心以服务村民为宗旨，围绕村民生产生活，重点开展八个方面的服务：一是教育培训服务：开展思想道德和文化教育，组织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二是科技信息服务：以网络为基础，组织科技培训，提供农技服务，发布市场信息。三是生产服务：建立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围绕“一村一品”和特色产业，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四是流通服务：通过建立连锁“农家店”，服务农产品流通和农民生产生活资料供应。五是文体服务：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六是卫生服务：开展卫生知识宣传，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七是法律服务：开展普法教育，提供法律咨询、民事调解和信访服务。八是保障服务:为村民提供婚丧等服务，协办社会慈善事业，组织村民开展生产生活互助。
3、资金渠道。村集体承担投入的主体责任，不足部分通过部门帮扶、社会捐助、专项资金、以奖代补等多种渠道补充，形成“村里出一点、单位帮一点、社会捐一点、财政补一点”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4、产权归属。村民中心的建设用地、房屋等产权归属村集体所有，运行及修缮等费用也由村集体承担。
5、管理模式。村民中心目前主要通过两种模式进行管理。一是由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兼任村民中心主任，村两委班子成员兼管各种服务室的管理运行，兼职管理人员除按国家规定的村干部补助外，无额外补助。目前多数村民中心属于此种管理方式。二是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来管理村民中心。主要由村民中德高望重的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或热心公益的年轻人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村民中心的各项活动和服务场所的管理，有条件的村给予志愿者适当补助。目前这种管理模式正在探索之中。
（二）主要特点和成效
唐山市村民中心建设目前还处在试点示范阶段，已建成村民中心1511个。从调研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1、立足村情，坚持分类指导。村民中心贯彻分类指导的建设方针，因村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中心建设主要依托本村现有资源，建设用地多为闲置土地或废弃坑塘，也有部分在村部旧址改建或扩建。对村里的各类公共场所和服务设施充分整合利用：能集中的场所，调整集中；能改造的设施，不再新建；能使用的器材，不再重复配置；对村里缺乏、村民需要的场所和设施，根据条件逐步加以完善。对基础薄弱村不要求一步到位，坚持一室多用，先开展服务，后完善提高。
2、基层为主，多渠道筹资。村集体作为建设筹资的主体，需要承担主要的建设、运行和修缮资金，资金和设施缺口通过帮扶单位和社会捐助予以解决，县乡政府则根据具体建设运行情况给予财政奖励。这种以基层为主的多元投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参与中心建设和管理运行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唐山市还加强了对上级支农资金的整合力度，根据上级资金的投入方向调整扩展中心功能设置，把如“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文化信息共享、农村基层阵地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相对分散的资金结合在了村民中心的建设中，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
3、注重实效，加强中心规范管理。在管理体制方面，唐山市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管理网络。市一级建立了村民中心指导办公室，在市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围绕村民中心建设和实施各项服务开展组织协调工作。各县（市）、区对应市级机构也成立相应组织机构。乡镇一级依托镇农业办成立了专门服务中心，与村民中心直接对接。在建设标准方面，规定每个中心必须达到“有一个统一的标识、有一个章程、有一个活动阵地、有一套动态活动项目、有一套管理机制、有一名骨干、有一批志愿服务者、有一套保障自我运转机制”的“八个一”标准。在制度完善方面，有关部门着手拟定《村民中心项目建设管理办法》、《村民中心专项建设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对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都做出明确规定。同时，在各村民中心建立《村民中心章程》，健全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服务制度。
4、着眼发展，积极探索长效机制。在推进硬件建设的同时，注重软件建设，探索建立适合村民中心发展的长效机制。一是通过建立志愿者队伍改善中心的服务形象，提高中心的服务能力。二是通过组建农民协会和经济技术合作组织提高中心的有效需求。如丰润区沙流河镇在各村原有群众组织基础上成立了奶牛、林果、蔬菜、文体等农民协会，与镇服务指导中心、村民中心共同开展联合服务；而迁安市闫官屯村则根据村民种植大棚蔬菜的习惯，引导农户成立贺春绿色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常驻村民中心，统一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及销售、加工、运输、贮藏相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大大提高了当地棚菜生产经营的规模化程度，年销售收入达90万元。三是通过搭建网络信息平台拓展中心的服务内容。丰润区沙流河镇与当地网通公司合作，开通了沙流河镇网站，及时发布农产品需求、劳动力转移、农资市场行情、疫病防治等实用信息；各服务指导中心和村民中心还实现了电脑联网，服务指导和培训可以随时进行。
村民中心试点建设一年来，在整合农村基层公共服务资源，健全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乡镇政府转变职能，密切基层党群干群关系，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新农村建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丰润区沙流河镇为例，村民中心试运行的2006年，各村到镇的成型信访量仅32件，比上年减少了54.2%，零信访村达到了10个；仅今年上半年该镇就通过村民中心发布各类实用信息5000多条。通过村民中心，唐山全市年均培训农民达到150万人次，仅遵化市就组织各成员单位开展培训400余场次。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村民中心尚属新兴事物，还处于摸索阶段，没有范例可以遵循，从调研看，有些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部分村民中心的建设规划不够科学合理。有的中心规模过大，不少房屋空置，造成一定资源浪费；有的中心行政办公用房比率过高，对中心的服务形象造成一定影响；有的中心建成服务设施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降低了中心的服务能力；有的中心设施选址过于分散，无法发挥中心服务村民的集约化优势。
二是以基层为主的资金投入机制可能会加大基层负担。通过调研了解到，各中心建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拖欠工程队款项的问题。虽然就试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在一定年限内具备偿还能力，然而在农村税费改革后，村集体的筹资能力已大为减弱，建设一旦推开，对于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村，潜在的债务风险还是存在的。
三是持续的有效需求尚未形成。尽管中心建设在与村民需求的结合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采取的依然是政府单方面推行的方式，村民对决策和建设过程的参与还比较被动。
二、启示与建议
当前，全国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如何整合各种资源，发展符合国情的基层（村级）公共服务模式，已成为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唐山村民中心建设就此进行了探索，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尝试，如重庆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村级社会公共服务中心的建设，这些探索对于深化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和改革具有有益的启示和研究价值。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村民中心事实上已创造了一个平台，承担起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转变基层组织职能、整合基层服务资源、扩大社会参与渠道等重要功能，使农村基层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得以在同一平面进行交汇。因此，“中心”虽小，但可以透视大问题、总结大经验。
针对唐山等地农村基层公共服务改革实践，我们建议就如下方面加以完善和进一步深入探索：
（一）正确处理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和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
结合乡镇机构改革，明确两者的定位和职责，尤其是在目前大多数中心主任由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兼任、主要管理运行由村两委班子成员负责的情况下，应尽量避免村民中心的行政化倾向。
（二）改善投入结构，加强资源整合力度
政府部门应合理控制村级服务中心建设规模，加大对中心建设的投入力度。并以中心为平台，有效整合各类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资金，实现共建共享，提高基层公共服务资源的效益。同时要注意避免中心建设造成基层负担过重，形成新的农村债务风险。
（三）采取综合手段推动形成持续的有效需求
一是扩大村民的参与渠道和参与范围，使村民在中心建设立项、服务确定等决策方面拥有更多的权力，可以有效提升村民对中心的认同度。二是采取措施支持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和发展，鼓励更多的志愿行为，并使之成为支持中心日常管理运行维护的主要力量。三是在对村民需求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为中心提供综合服务包，扩大个性化服务的可选范围，提高服务内容的时效性。四是利用中心的基础设施，积极推动当地农民经济技术合作组织的发展，使村民的生产生活与中心的建设发展密切结合。
（四）建立健全项目实施的监测评价体系
在县（市、区）、乡（镇）、村三级管理网络基础上建立项目监测和评估的组织框架，逐步完善监测手段和评估方法，健全信息沟通和反馈渠道，对项目从建设到运行过程进行全程监测和指导，及时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五）进一步组织开展整合基层公共服务资源试点工作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城乡、地区间差异明显，现有试点还不足以涵盖各种复杂情况。为进一步总结经验，有必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对此进行实践探索，从国家宏观层面支持并推动地方开展相关试点工作，以便摸索与总结出符合国情的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之路。
村民学校建设 篇7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经典描述即为“差序格局”, (费孝通) 认为:“在差序格局中, 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 是私人联系的增加, 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1]”。也正是“差序格局”的存在, 导致了传统乡村社会特殊的宗族关系、治理结构和行为逻辑。“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 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 乡村之间的自然地理边界绝对清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沾亲带故”就是“非亲非故”, 血缘与地缘合二为一, 整个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所以在漫长的历史时期, 乡村社会结构趋于稳定, “熟人社会”成为传统乡村社会秩序井然的一个重要保障。自“差序格局”形成以后, 虽经历了屡次政治革命和经济改革, 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尤其是维系这一格局的重要支撑—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和庞杂严苛的宗法制度仍然根基牢固。
然而, 一场发轫于农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却成为腐蚀差序格局的关键要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新的经济体制在中国走向合法化, 进而在乡村社会的全面推开, 改变了乡村社会传统的治理结构和行为逻辑, “差序格局”也因为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度发生动摇而走向瓦解。当然, 这种格局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其影响力的消退, 并且这种格局的历史遗留在急剧变化的乡村社会转型中所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得到了印证。
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相对应的是西方国家“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费孝通认为这种捆柴式的格局中, “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 谁是团体里的人, 谁是团体外的人, 不能模糊, 一定分得清楚[2]”。而这种“团体格局”正是现代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石,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以“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孕育出了平等、宪法、民主、权利、契约。无独有偶, 梁漱溟先生也曾对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进行了透彻的比较分析, 他认为“西方人善于过集团生活,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3]”。
诚如上文所述, 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已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逐步走向解体, 但是新的显著的社会格局还未完全形成。在这种转型期, 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导致了乡村社会治理的风险性因素增多。基于此, 中国乡村社会格局的未来趋势就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对中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 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中国乡村社会走向“团体格局”是一种必然而合理的选择, 而其基本路径就是提高村民的自组织能力。
2 乡村社会格局变迁中的农民自组织能力发展嬗变
封闭自守的农业社会犹如一盘散沙, 缺乏制度化的建构, 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造就了民众强烈的小农意识, 无论是费孝通就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论断, 还是梁漱溟基于中西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 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农民组织化水平的低下, 农民的自组织能力没有得到健康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 根据中国农民的自身特点, 毛泽东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把过去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向农业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引导。伴随这一思路的制度变迁和实践便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但到后期这一制度安排不仅没有激发农民的潜在发展动力, 反而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在这一制度变迁中, 农民几乎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其自组织能力很难得到有效而充分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剧变, 中国乡村“差序格局”走向瓦解。以往的乡土“界限”被打破, 并形成了多元化和分散化的利益诉求, 再加上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渠道的拓展, 进一步推动广大农民向政治体系表达利益诉求。但如果缺乏通畅的表达渠道, 也无对其表达作出正面而积极回应的组织和机制, 往往就会引发无序甚至是强制、暴力的表达, 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事实也证明:农民低下的组织化水平, 远远不能满足农民多元利益表达的需求, 一旦在体制内无法寻找到合适的表达利益诉求渠道, 就只能向体制外寻求。在当前的形势下, 无论是官方或非官方的农民组织的发展都在缓慢的消解传统的“差序格局”, 并将农村社会格局向“团体格局”方向引导, 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和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然而乡村治理实践中, 仍然存在诸多困境。因此, 不断推动农村社会结构的优化, 提高农民自组织能力成为当务之急。
3 我国农民自组织能力建设问题与成因分析
3.1 农民自组织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 农村社会主体力量的流失
改革开放使得我国农村社会“团体格局”逐渐走向成熟, 但同时也带来了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 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乡土, 以期外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加之, 长期剧烈的改革后, 原本占据能人、乡绅很大比重的老人的传统权威影响逐步减弱, 青壮年本应是农村社会最为活跃的成员, 是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的主要参与者。然而, 随着大量务工人员的外流, 本是农村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参与者的青壮年却长期“缺席”, 从而导致了农村社会主体成员的流失, 在大批老幼留守的农村, 也就很难建立起体系完备的农民自治组织。
(二) 行政村治理困境
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促使村民居住条件和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和提升, 但行政村管理范围的扩大,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农村社会格局。合村并村工程的推广, 使得以往熟人社会中的资源遭到削弱, 村民和行政村之间缺乏情感纽带, 村民对村组织的事务表现冷漠。另外, 以自然村为基础形成的农村社会公共需求各异, 行政村无法提供有差别的公共服务。
(三) 农民利益诉求机制不成熟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 致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很难获得主动权和话语权。尤其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 基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限制, 农民并未真正意义上获得选举、收益分配、民主监督等权利, 农民表达利益诉求和获得权益保障的渠道并不畅通。在农村社会管理中, 农民仍然只是被动的“被参与”。
3.2 成因分析
(一) 文化传统
如前文所述, “差序格局”缺乏民主、平等、权利、契约等精神内核, 是与“团体格局”相背离的社会结构形态, 所以中国农村社会缺乏自主建立契约化组织的传统。农民几乎没有自发的结社活动, 除非是动荡社会下的秘密结社活动, 当然其目的也不再是建立常态的利益表达机制。即使是“人民公社”这一制度性的尝试都未能真正意义上正视农民的个体利益, 而新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传达的更是分散化而不是组织化的讯息。所以出于利益推动而建立契约化组织的传统在中国乡村仍未形成。另外, 个人与国家之间直接对话的这一基本路径仍然是农民争取和维系自身利益的几乎唯一选择。农民对国家权力的仰仗和对“好官”的渴望, 或者是通过某种方式直接进入国家权力体系都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直接对话。因为权力可以直接带来利益, 而组织和组织化却无法带来直接收益, 这成为影响农民组织化发展的主要病灶。
(二) 制度与政策因素
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观念比较落后, 其合作和参与组织的意愿较弱。所以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建设和组织化发展需要借助政府的支持引导。但目前我国的宏观环境并不利于农民自组织的发展, 尤以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为主。比如, 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 其成员并未纳入行政编制, 但绝大多数乡 (镇) 政府却将村委会视为它们在村里的派生机构, 从而导致村委会也行使了相当部分政府性质的职能。职能的错位使得村委会很难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民自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中来, 也很难在农民自组织的建设中进行恰当的角色定位。
(三) 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
在处于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并行的当下中国农村社会, 村民的参与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态势, 但经济利益驱使下的参与是共同点。而对于一些非经济性的村级活动, 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另外, 经济的发展促使“外面的机会”增多, 人口流动骤增, 村民对乡土生活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 情感越来越淡薄。对常年在外的村民而言, 他们很少有精力和动力去关注村级公共事务。现下的农村, 群体分化突出,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观念悬殊较大, 尤其受到都市文化氛围熏陶的年轻人已经打破了农村传统文化的框架, 这都导致了农村共同体观念的淡化和公共精神的缺失, 村民组织化建设也缺乏其内生动力。
4 我国农民自组织能力建设的展望
在农村社会管理中, 尤其是在农民自组织建设上, 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对于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大量新问题的涌现, 还需通过更为扎实的调查研究去挖掘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 必须完善制度化建设, 尤其是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和权益保障机制的完善。其次, 国家应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帮助农民培育和提升自身素质, 摒弃小农经济时代遗留下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 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再次, 社会资本的培育至关重要, 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和信任教育建设, 弥补因为“熟人社会”解体带来的人与人之间逐渐式微的社会信任关系。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 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的“差序格局”趋向瓦解, “团体格局”成为新时期乡村社会结构的必然选择, 而村民的自组织能力建设成为构建乡村“团体格局”的基本路径。因此对村民自组织能力建设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是构建乡村社会新格局的应然之举。
关键词：差序格局,团体格局,自组织能力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刘梦溪.梁漱溟卷[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于建嵘.岳村政治[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刘伟.农民自组织程度低的成因分析[J].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04.05.
[5]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J].载《社会学研究》, 2003.01.
村民学校建设 篇8
自党中央提出“三农”问题以来, 社会各界愈加重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其中,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寻求一条有效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道路, 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学者们较为重视的目的之一;当前主流观点认为:民间组织在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乡镇企业匮乏、非营利性组织稀少的边疆地区, 如何有效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商榷。
当前, 国内已有众多学者针对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个角度是从宏观方面研究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战略。如马晓河等通过联立方程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尚存的问题, 提出“十二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战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应该与城乡一体化紧密联系。另一个角度是从中观或微观方面分析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实现路径。其中, 多元主体的共同促进成为绝大多数学者推崇的实现路径。其中, 甘娟指出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 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民间资本介入模式。于水等提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是供给主体, 其中包括政府、社区、企业、农户、非政府组织和金融机构等。在此基础上, 王春福指出要将PPP模式运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 即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来提供公共产品。总结国内学者基于中观或微观角度的研究, 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村集体、民间资本、农户与外商投资这5个方面。
总结相关经验研究, 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已经从宏观、中观及微观的角度全面分析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关措施。然而, 针对我国乡镇企业匮乏、非营利性组织稀少的边疆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研究仍然缺乏。
针对上述问题, 文章选取云南省开远市作为案例地区, 实证分析在社会组织相对缺乏的落后地区, 如何促进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发展。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调查与数据, 第三部分研究政府、村小组及村民三方主体的作用, 第四部分实证分析三方的影响因素, 第五部分是总结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路径的启示。
2 数据与资料
2.1 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来源于笔者在2013年8月到开远市的调查访谈。受访地区为开远市乐白道办事处旧寨社区下属的4个村民小组 (旧寨、大乐、沙坝、石头寨) 。调查采取入户调查与领导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访谈对象包括开远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任、旧寨社区党总支书记、各小组组长等6位市村领导与125位农户。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 共发放问卷125份, 收回有效问卷共120份:其中旧寨小组33份, 大乐小组30份, 石头寨小组29份, 沙坝小组28份。
2.2 受访地区介绍
本文选取开远市旧寨社区为受访地区。原因在于:首先开远市是云南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地区, 且被列为云南省唯一的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良好的政策使其在近些年得以快速发展;其次, 旧寨社区是开远市农村社区化改革的试点地区, 研究该地区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开远市的整体情况。受访村民小组的基本情况见表1:
2.3 受访农户介绍
受访农户的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根据表2, 主要存在5个特征:①女性居多;②年轻人较少, 以中老年为主;据访谈结果, 大多数外出打工者均属年轻人;③受教育水平普遍处于小学和初中水平, 占受访样本的74.1%。④收入水平普遍偏高;家庭人均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者占受访样本的60.8%。⑤家庭经济来源为务农和外出打工。
3 各主体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借鉴相关经验研究, 结合受访地域, 文章仅选取适用于受访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三方主体—政府、村级组织及农户参与进行分析。
3.1 政府的作用
根据经验研究, 基础设施大多属于纯公共物品或者准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私人缺乏对此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 , 因此政府在基础设施 (如道路) 的建设中, 具有主导性和责无旁贷的作用。然而, 由于城乡二元制度, 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作用被削弱, 它仅能提供少量的资金支持, 其职能和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村级组织、乡镇企业及其它组织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时给予政策和制度上的支持。对于乡镇企业匮乏、非营利性组织稀少的受访地区, 政府一方面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在政策和制度上影响着村组织和农户的参与。
3.2 村级组织的作用
村级组织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 作为政府政策的实施者, 村级组织需要将政策切实传递给农户 (受访过程中了解到, 受访村组织主要通过展开“一事一议”的会议方式, 使农户切实了解并参与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另一方面, 作为农户的直接领导者, 村级组织的领导能力和办事效率对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密切相关。
此外, 村领导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一定的作用。在调查中了解到:如果一些小组长经常积极主动地申请建设项目, 该小组的基础设施建设会相对完善;相反如果小组长的工作主动性较差, 该小组的基础设施会相对落后。
3.3 农户参与的作用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 农户参与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和展开最终都是要基于农户的参与和支持。然而,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 农户的参与往往缺乏主动性;根据调查结果, 受访农户的参与均是在政府支持和村小组的领导下展开的, 农户之间几乎不会自发地建设基础设施。这就导致了农户参与的被动性, 只有在政府支持和村小组的领导下, 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有效实施。
4 三方主体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的实证分析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政府、村小组和农户在受访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 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但仍需借助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上述三方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为此, 文章借助多元回归模型, 从实际角度考察了上述三方主体共同作用下, 不同因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程度。
4.1 变量与模型设定
借鉴经验研究, 结合受访地区情况, 模型选取因变量Y为村民对该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评价, 基础设施的评价具体是指:受访村民对2006~2013年间, 该村的基础设施水平与同期开远市市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比值。模型选取的自变量主要包括四大类:①政府作用, 主要指政府的扶持作用, 为虚拟变量 (受到重大扶持的为1, 几乎不受扶持或少量扶持为0) ;②村小组作用, 包括:各小组名 (虚拟变量) 和各小组村民对小组领导的评价 (分为优、良、差) ;③村民作用, 包括村民投资意愿和参与会议情况 (虚拟变量) ;④控制变量, 由于村民的主观判断主要受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因此选取受访者年龄和受教育水平 (按照上学年限核算:没上过学=0, 小学=6, 初中=9, 高中=12, 中专=12, 大专=15) 作为控制变量。最终确定多元模型为:Y=f (政府作用, 村小组作用, 村民作用, 控制变量) 。
4.2 回归结果
由于政府和村小组是影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两大自主主体, 并考虑到二者存在相关性;确定仅将政府的扶持作用引入模型, 仅引入村民所在小组分别构造模型。应用stata11.2软件, 得出结果如表3。根据表3, 调整的R2均在0.4以上, 且经过验证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 各自变量能较好地解释因变量。
第一, 政府扶持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影响, 且影响较大。这也与众多学者提出要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相符合。上述结果表示:当政府由少量扶持转化为大量扶持时,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能够提高20%左右。查阅相关文件, 发现2009年12月开远市政府印发了《开远市凤凰谷片区重点村村内改造建设指导意见及资金补助办法》, 将旧寨社区的旧寨小组、大乐小组、石头寨小组均列入重点村建设范畴, 只有沙坝除外, 原因是当时主要针对公路沿线的村庄建设。
第二, 村民所在小组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显著。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相对于沙坝, 石头寨、大乐、旧寨小组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依次呈递增趋势。村民所在小组包含着村本身的自然资源、村的民风民情、经济发展水平等各种因素。此外, 村民对村领导的评价不具备显著性影响, 究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在旧寨社区中村领导没有给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第三, 农户的参与意愿以及参与会议的情况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均不显著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为负。这一方面验证了农户的参与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被动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实地调查过程中的一个明显现象:越落后的村庄, 村民越团结, 参与会议的积极性越高, 其投资意愿也越强烈。
5 结论与对基础设施建设中发展路径的启示
借鉴相关经验研究, 基于开远市4个村民小组120个有效样本的调查数据, 本文分析了政府、村小组和农户三方主体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促进开远市旧寨社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动力为政府政策的扶持和村级组织的领导两个方面, 而农户的参与并未对其造成直接影响。究其原因, 在于相对政府政策和村级组织的领导, 农户的参与具有严重的被动性, 导致其不能自主地促使某项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
本文结果可以为落后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路径提供很好的启示,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在政府层面;鉴于政府政策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较大, 建议政府应该权衡相关政策, 主动扶持经济、基础设施水平较差的村镇有效发展其基础设施建设。 (2) 在村级组织层面;村组领导应该发挥其积极主动性, 经常主动地申请村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 促进该村发展。 (3) 在农户层面;农户的参与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但其具有严重的被动性;一方面建议村民培养自主建设的意识, 另一方面建议政府及村组领导适当放权, 鼓励村民集体申请该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
摘要：基于开远市4个村民小组的调查数据, 借鉴相关经验研究, 借助调查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探讨了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户三方主体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政策的扶持和村级组织的领导对受访地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而农户的参与并未对其造成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 探讨了落后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路径, 概括了一些启示。
村民学校建设 篇9
1 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对村民自治的贡献
从村民自治权利的萌生, 到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试行到正式颁布;从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 到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的确立, 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地位和作用始终伴随着村民自治的成长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 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的提高和扩大。
1.1 女性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而且还是村民自治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外出打工的男性劳动力越来越多, 有的地区甚至形成了“男工女耕”的性别格局, 总体看来, 社会的发展把农村女性直接推到了农业主力军的位置, 她们不仅承担了提高家庭经营收入和消除贫困的重担, 而且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地区还承担了提高土地生产率的重任, 她们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面小康的实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们在村民自治中积极参与选举、参与村委会工作、参与农村社会事务和参与发展农业生产, 为广大村民把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真心实意为村民群众办事的人才选Á进村委会奠定了群众基础, 保证了民主选举的实现;通过积极参加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 使村委会的各项规定更加符合广大村民群众的意愿和根本利益, 促进了民主决策的优胜;农村女性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意愿的诉求, 促使她们在家庭和农村社会中积极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参与民主管理, 推动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不断完善;女性通过关心家庭的发展、农村社会的重大事项和涉及村民群众的利益, 普遍关心村务公开的问题, 使民主监督落到了实处。
1.2 女性参与村民自治是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提高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发展农村基层民主, 必须贯彻依法治国方略, 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九条中规定, “村民委员会成员, 妇女应有适当的名额”。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通过参加农村社会管理、民主选举等政治参与活动, 以及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 促进村民自治逐步纳入了法制的轨道, 也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完善, 努力把村民群众以及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民主权利用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使村民自治法律化、制度化, 使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民主政治权利不再受到侵害和剥夺。
1.3 女性是农村社会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女性是家庭的主要建设者, 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不仅肩负着教育下一代和抚养老人的重任, 而且还承担着家庭与农村社会建设的责任。扩大农村社会的基层民主, 发挥女性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是农村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途径, 也是农村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柱。
2 兰泉村妇女民主参与现状分析
我国妇女民主参与的整体趋势是好的, 然而, 长期以来形成的少数民族地区落后闭塞的经济和自然条件, 都阻碍了妇女在民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至今天一直存在着妇女地位较低, 自主性较差, 政治参与程度较弱的局面。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位于河西走廓东端, 是一个多民族集聚, 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自治县, 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安远镇位于天祝县中部, 是天祝县经济落后的乡镇之一, 兰泉村位于安远镇政府东部, 距镇政府2.5km, 处在乌鞘岭西侧, 海拔2600m以上, 是一个半农半牧区, 是安远镇最为贫困的村落之一。全村辖2个村民小组, 共171户, 683人, 耕地面积190.4hm2, 人均0.27hm2。另有草原面积314.67hm2, 大小畜存栏2842头 (只) ,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723元。经济收入单一, 主要依靠传统养殖业、种植业和劳务输出。
从表1可看出, 在夏季农闲期间, 家庭日常生产活动中 (排除男性外出打工的情况) , 男性承担的生产劳动量较大, 而妇女承担的生活劳动量较大。其中男性承担的活动主要是放牧, 这对于半农半牧、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0%~70%的兰泉村来说, 男性是夏季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这也就决定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男性占据主导地位, 具有较大的决策权。入户访谈与妇女小组访谈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兰泉村大多数农户的生产生活中, 除非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如:婚丧嫁娶、盖房等是由男女一起商量作决定外, 其余较重大的事情如种养殖的决策、孩子上学、购买农机具等一般都是男性做主。从表1中也可看出, 妇女在农闲时期的空余时间较多, 在空闲时间里, 妇女大多数时间只是做些针线活、看看电视、与邻里聊天。而没有从事到对家庭增产增收的活动上来, 有少部分妇女也期望外出打工赚钱, 但是家庭的事物脱不开身, 有部分女性害怕外出打工, 怕被骗, 而一半左右的妇女没有农闲时期创收的意识, 得过且过, 吃饱穿暖就行。思想上的保守是家庭致贫、女性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
从调查中得知, 兰泉村农民的农忙季节主要集中在农历3、4、5、8、9月份, 其余都属于农闲时间, 这段时间男性出去打工, 妇女很少出去打工, 以操持家务为主。同时也可以看出, 除需要较大强度劳力的生产活动外, 大量的日常生产活动 (尤其是养殖业) 都以妇女为主, 而这些活动也是提高养殖业生产效率的具体工作。另外, 一年中妇女待在社区的时间远远长于男性, 因此, 妇女才是社区发展的主导因素, 也应该是村民自治关注的重点。但在村情村貌的决策活动中, 妇女几乎是漠不关心, 也没有领导干部认识到她们在决策中与参与的重要意义。在笔者进行村委会管理的宣传会议中, 参与的妇女占了三分之一, 还是因为男性外出让妇女来顶替, 而在签字时, 居然有半数以上的妇女是按手印而不是签字。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对女性教育的忽视也是导致今日妇女政治参与落后的重要原因。
3 妇女的社会活动网络分析
兰泉村妇女的社会活动范围较窄, 主要集中在本村或邻村亲戚家, 平时生产、生活上有困难时, 也是找亲戚、娘家、邻居帮忙。外出打工和到过天祝县以外地方的人较少。很多妇女的生活中没有赶集这回事, 一般都是让邻居从外面捎些生活日用品、药品回来, 还有一部分妇女2~3个月才到镇上赶一次集。妇女闲暇时间基本上是聚在一起作针线活, 当地很多妇女的针线活做得很精美, 但是当问及是否想过以针线活为创收途径时, 80%的妇女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另外的妇女说自己的针线活做得不好, 拿到市场上也没人会买。
村里近些年来基本不组织集体活动 (除了召开村民大会、传达上级精神等) , 专门针对妇女组织的活动根本就没有, 在访谈中, 很多妇女提出了渴望参加文体活动和针线活比赛等活动, 只是村里从来没有组织这方面的活动。
在村委会召开会议时, 妇女参加的比例有时也能占到50%左右 (主要原因是男性外出打工) , 平时男性在家时, 都是男性参加会议。妇女在参加会议时基本上不发言。部分妇女对村里的事物比较关心, 也提出了本村持续发展的一些建议, 但是这仅仅停留在思想领域, 而没有付诸于行动。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 兰泉村妇女在生产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而随着农村男性的大量外出打工, 农业生产女性化趋势将日益明显, 但受耕地面积减少影响, 妇女农闲时间较多, 但这些时间并未被有效利用起来, 创造的价值极小。受男劳动力外出务工、女性受教育年限增加等因素的影响, 兰泉村妇女在家庭的地位日渐提高, 但受传统性别分工及重男轻女思想的制约, 妇女对家庭资源的支配能力仅局限在与家务劳动相关的范围内;“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尚未改变, 影响着妇女对自身作用、价值的评价, 也影响着妇女今后在社区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兰泉村妇女社会活动范围窄, 兼之村集体活动少, 妇女在公共领域内的地位不高, 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程度较低, 因此在公共资源的分享方面, 兰泉村妇女被边缘化。从社会参与的态度来看, 她们热情较低, 缺乏主动性。
女性参与及赋权 (指组织妇女, 提高妇女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与应付能力) 的行动策略, 包括针对相关男性及社群的相应改变前已述及, 妇女在社区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多数男性认可妇女在家庭发展中具有比男性更重要的作用。然而妇女具有更少的决策权, 其原因一方面是当地妇女的社会联系少, 相对应的视野较窄;另一方面主要是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低,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较低;再次, 受“男尊女卑, 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 妇女自身不愿参与决策;最后妇女以从事家务活动为主, 带来的经济收入少, 经济上的依赖性也造成妇女参与意识的淡薄, 以及决策权的不平等。因此, 考虑妇女的实际情况, 侧重支持增加妇女经济收入的基础生产设施建设, 针对妇女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和妇女本身面临的问题开展技术、社会性别意识和卫生健康方面的培训活动。吸引妇女参与生产的管理、实施与监测评估, 并组织外出考察, 拓宽妇女的视野, 提高其科学素养, 增强经济独立性, 从而强化妇女的参与意识, 提高妇女的平等意识是增加妇女参与民主建设的关键。
如前所述, 妇女对生计改善方面具有比男性更重要的作用, 是未来农村生计改善的主力军, 但这种作用并未受到村农户的认可, 突出的表现在妇女享有更少的家庭决策权。因此, 在具体改革活动的设计方面应将提高性别平等意识作为一个主要的方面,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重点支持妇女能够从事的、能有效增加经济收入的项目活动。如舍饲养牛和暖棚建设, 提高妇女的收入, 摆脱女性在家庭经济上的从属地位, 村委会应以参与式理念为指导思想, 将村民的能力建设贯穿于村子建设的全过程。具体讲, 成立村项目管理小组负责生产项目的实施、管理与监测评估, 由项目实施小组和监测评估小组组成, 成员从两个生产队通过村民大会选举产生, 其中妇女不少于1/3。项目户的选择与实施办法采用“一事一议”和公示制。
(2) 开展针对妇女从事的农、牧业生产活动的技术培训, 提高妇女的科技素养。村干部要“做给妇女看、带领妇女干、帮着妇女办”, 建立养殖、畜牧技术培训示范基地, 建立集生产、培训、示范、服务、创收五种功能于一体的养殖基地, 初步形成了养殖大户建基地、基地带动农户的畜牧经济发展新格局, 探索出一条围绕市场、开发产业、成立专线、集团发展的畜牧经济发展之路。通过大户带小户、大户联小户、小户与小户成立股份联合体等形式, 组织妇女大搞畜牧养殖, 从事畜牧生产。逐级建立起了妇女自我管理、自主决策、自我发展的妇女互助网络组织。
(3) 开展社会性别和妇女卫生与健康方面的知识培训, 提高村民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社会性别分析结果表明兰泉村妇女社会性别意识淡薄, 健康状况很差, 尤其是关节炎的发病率非常高, 有些已经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 是致贫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妇科病的发病率也很高, 但妇女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危害, 也没有明确认识到其发病的原因和预防措施, 这对农户的生计产生重要影响, 应为妇女提供更多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与卫生健康知识培训, 以提高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 改善其健康状况;在开展健康教育时注意倾听妇女的声音, 了解她们的需求, 在培训中, 始终将社会性别敏感贯穿在健康问题的分析中, 不断加强参与者对社会性别与健康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使参与者和协助者对社会性别对健康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同时也使协助者增强信心。
(4) 要有1/3以上的妇女作为村级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参与村里项目的决策、实施与管理, 从而提高女性参与、决策与发展的机会。建立村级项目管理小组, 通过组织妇女参与生产活动项目的具体实施来提高其管理能力, 强化其服务职能。建议由6人组成 (妇女不少于2人) , 负责具体项目活动的实施与管理, 将村委会与项目管理小组有机结合在一起。村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平均分配到两个组, 即兰泉组3人 (女1~2人) , 东沟组3人 (女1~2人) , 分别在两个组举行群众大会选举产生, 然后从选出的6人中选出1人当组长, 并由项目管理小组提名1名村委会成员加入, 形成村级项目管理小组。各组的管委会成员分别负责本组农户的组织与配合, 项目的实施管理、监测与评估, 组长协调全村的工作。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管理委员会通过进行项目物质统一采购, 组织村民代表大会以及组织村民参加文化活动等提高组织与管理能力, 随着项目的实施逐渐将其转变为自我管理与发展管理组织。另外, 通过村级管理活动实施过程中与政府相关机构人员的沟通与配合, 提高其与政府部门沟通与协调的能力, 以实现社区或村子的可持续发展及农村妇女综合素质的提高。
通过以上项目活动, 将唤醒兰泉村的社会性别意识与发展意识, 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 改善当地对妇女的传统观念。
深入分析不难发现, 制约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发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妇女在民主选举中主体权利的完全确认, 意味着农村妇女由“家庭人”逐步转变成“社会人”, 因此, 通过采用参与式方法, 以改善生产基础条件为切入点, 不断提高农村妇女的发展能力, 弥补村级组织的管理和服务职能缺失, 来加强村民整体意识和对未来自身的发展意识, 把参与的行动由被动转化为主动。妇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更是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生力军, 只有调动其积极性, 才能尽快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步伐, 实现基层民主的真正平等。
摘要：改善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项主要政策就是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民主建设。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 只有加强村民自治, 才能在制度上保障农民的权利和利益, 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顺畅地走下去。女性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而且还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在少数民族地区, 赋闲在家的妇女占了农村人口的半数以上, 但在真正的村情发展决策活动中, 妇女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如果能在基层民主建设中加强妇女的地位和作用, 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 让妇女能从参与家庭决策到参与生产活动中逐渐加强其经济独立性, 对推动村民自治将会有质的飞跃。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妇女地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3]詹成付.“农村妇女参与基层社会事务管理认识三题”, 2004年6月在“女村官支持网络现场研讨会”上的讲话.
论村民自治与村民的合作能力 篇10
1 当前农村推行的各项政策规制了农民合作的限度
农村的各项具体政策是决定农民合作能力的一项重要制度资源。
1.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使传统中的小农
意识得到新的重组和复苏, 农户的自利性倾向得到了强化, 进而弱化了合作能力
波兰尼曾将市场经济看做是“魔鬼的磨坊”, 他认为市场经济无所不在地将自身的机制渗透到现有的所有社会生活中去, 摧毁个体所依赖的各种社会屏障。市场机制突出强调的逐利观念和金钱意识, 使农民从传统的熟人社会中走出来, 进入一个陌生的场域, 与此形成的价值观、金钱观与竞争机制, 逐渐打破和摧毁了传统上因血缘、亲缘和地缘组合起来的农村社会的资本网络。农民逐渐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化个体, 并在市场经济中学会和强化了自利性倾向。随着农业税的废除, 农民从国家控制和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 从而更加倾向于内向型的利益保护机制。经过市场经济的渗透, 农户的自利性行为取向更加明显, 工具理性的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广大农村的以共同体意识为主要特征的合作文化, 原有的共同意识逐渐趋向消解, “自我主义”日益形成主导农民行动的一个重要思想观念。在“自我”“自利”的支配下, 农民不能正确理解个人利益, 尤其不能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理解个人利益, 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
1.2 新时期“政策下乡”的惠农机制及其个体导向, 使农户进一步的个体化、原子化, 缺少合作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 国家出台了各项惠农政策, 粮农补贴、家电下乡、农机下乡、建材下乡、新农合、农村养老保险等等, 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惠农政策往往直接指向农户个体或本人, 进一步将农户从集体管理和公共事务中剥离出来, 弱化村庄集体行动能力。许多农民认为:国家直补到个人, 跟村里没有关系了。这种“没关系”的背后, 说明农民对不涉及自身实际利益的集体事务不感兴趣了。所以, 一般的村庄治理如道路、卫生、村容村貌和综合治理等跟村民基本上脱离了关系。在农民的思维中, 一方面只要打理好自家的事就行, 对自家以外的事漠不关心, 既不愿出钱也不愿出力;另一方面, 农民认为农村的事情国家和政府早晚都得解决, 用不着自己操心, 进而形成了对农户政策的依赖和集体行动的惰性。
1.3 货币压力效应, 在行为动机上使农户从公共领域退回到私人领域、从集体合作到自我关注
货币压力是徐勇首先提出关于社会化小农的行为动机时采用的分析概念。现代市场使农户面临外部世界时, “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步骤, 都需要以现金来购买服务和商品”, 而城乡之间的断裂和农村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滞后性无法提供如此之多的货币支出, 使农户“经常面临短期性货币支出压力和周期性财政赤字”。农户的行为动机往往以获取货币收入的最大化为目的。如何获得货币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支出, 使得农户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增加货币收入上, 主要从事私人领域的市场交易行为, 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公共领域的参与和合作空间。这种社会化的过程是农村市场化的过程, 是高消费需求嵌入到外部环境与条件匮乏的社会机制中形成的。这种匮乏的社会机制, 就是指城乡的断裂而形成巨大时代裂缝, 即城乡处于相对不同的时代发展水平而形成的。所以, 城乡货币压力机制形成的农户自利性倾向和不合作动机是一个长时间的发生过程。
总的来说, 制度设计的偏向、市场经济的自利机制、惠农政策的个体导向和货币压力效应使得农村社会内部农民个体自利性倾向明显, 从而导致农民合作意向与合作能力的缺失。农民合作难成了村民自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2 村民合作难抑制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
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 在早期阶段, 因村民合作难而导致的民主参与不足尚不明显。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深化, 这一问题开始彰显出来, 进而成为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屏障。
2.1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关键性环节, 也是整个基层民主的政治基础, 它决定着基层民主推进的深度与广度。而由于村民合作能力的缺失, 民主选举在目前表现为一种向下的“制度堕距”。集中体现为农民合作能力低下直接导致农民政治效能感的下降, 加大了民主选举的成本。村民作为原子化的个人, 是沉默的大多数, 缺乏共同体意识和协调的行动。面对选举票箱, 由于缺少了与其他选民的必要沟通与联合, 村民之间无法达成现代选举所需要的集体行动。而一旦村民以个体化的状态置身于选举, 个体力量的弱小使得村民对选票的意义产生怀疑, 进而否定选举本身。由此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民越分散, 选举结果离他们的选举期待值就越远, 农民政治效能感就越低;反过来, 低下的政治效能感, 越发促使农民对选举失去信心, 更趋于离散化。于是, 许多地方出现了村委会不惜动用一切手段, 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甚至强迫的手段来让村民参与选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乡村民主选举的成本被无形拉大, 直接影响到选举的顺利进行。
2.2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决策
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其决策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的绩效。而一项民主、科学的决策一方面需要村委会做最大限度的意见咨询, 广泛听取各方的建议;另一方面则需要村民以不同的形式主动参与到其中, 献计献策。而在农民合作缺失的乡土环境之中, 村民之间各自分散, 信息阻隔, 彼此之间难以形成现代社会所需的公共意识, 也很难具备通过一个民主组织或者一种民主形式来解决公共事务的能力, 这必然使得民主决策中的民主价值大打折扣。首先, 从村民关系来看, 民主决策易被某一家族或利益集团所操纵, 导致村庄治理的混乱。民主决策的要义在于其体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 然而农民合作缺失现状却将这种平衡局面打破, 使其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狭隘的小集团利益。在村治的实践中, 一个势力强大的家族或者集团往往成为决策中的主导力量。其原因就在于村民个体力量的弱小和合作的缺失无法形成一股与其制衡的力量。民主决策形式上的平等客观上为家族或集团实现自身利益提供了可能, 导致了决策内容的不平等。在这种条件之下, 决策更多的是从自家的便利出发, 而不会统筹整个村落的发展需要;其次, 从“两委”关系来看, 农民的分散所带来的决策困难为国家权力在农村事务中的渗透和过多干预创造了机会, 民主决策体现出过多的国家意志。在村庄内部, 一方面村委会作为村民的自治机构享有法律赋予的充分自主权;另一方面, 村党支部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言人又是事实上的村庄的最高权力机构。虽然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这却无法回避现实生活中二者就具体事件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机制自然彰显了民主决策的作用。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民主决策正是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过程。而要实现真正的利益良性互动, 农民首先必须是作为一个整体以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而存在。否则, 农村社会就无法与国家强大的体制性权力相博弈, 其与国家政权之间只能是一种不均衡、不平等的互动。在许多农村, 民主决策流于形式, 村党支部书记一言堂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均衡性的生动写照。
2.3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管理
任何一个社区都存在一定的公共事务。在农村社区中, 对这些公共事务的管理构成了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农村社区的诸多公共事务中, 与农民生产生活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 莫过于村庄公共品的供给。公共品, 从经济学上讲, 是指那些具有消费上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物品。非排他性是说, 公共品不能排除他人的消费。农村社区中存在大量不能排除他人消费的物品, 比如农村的水利、道路、社会治安、环境卫生, 等等, 这就构成了村庄的公共品。置身于村落中的每一个村民, 村庄公共品的供给程度与水平, 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现状与未来预期。当前的农村社会, 由于村民合作能力低下, 不能有效生产出公共品, 导致村庄公共品的供给严重不足, 从而阻碍了民主管理的顺利进行。
无论何时何地, 也无论何种类型的村庄, 公共品的供给始终与农民的生产生活休戚相关, 因此, 国家和社会就需要一种制度安排来生产村庄公共品, 解决村庄层面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而这种制度的安排, 都是以促进村民之间的相互合作, 有效克服村民的“搭便车”行为作为有力保障的。在我国传统社会中, 村庄宗族组织正是可以将村民联合在一起, 防止“搭便车”行为的一种制度安排。宗族组织不仅通过调动血缘认同和内化道德规范来起作用, 而且可以通过强制性力量来起作用, 宗族在某些层面可以与国家分享使用暴力 (强制力) 的合法性。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冲击, 尤其是国家垄断暴力, 宗族等地方性组织都已经失去了控制力,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大多只能依托国家正式的行政设置来解决, 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正是这样一种制度设置。分田到户以后, 尤其随着农业税的取消, 国家转而通过“一事一议”制度来解决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在当前农民合作难的前提下, 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缺乏国家刚性约束力的制度背景下, 在村庄层面防止“搭便车”的办法仅剩下农民的信念和村庄舆论的现实基础上, 必然演绎出这样的结果:“搭便车”的人不仅可以不劳而获, 白白占了他人的便宜, 而且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这一尴尬的现实破坏了村庄内的公正, 势必引发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从而破坏掉整个村庄的秩序。此种背景下, 即使大多数人都能从合作结果中受益, 合作也很难实现。正如贺雪峰描述的那样:在一些村庄, 虽然所有村民都可以从修路架桥中获得好处, 但由于他们无法阻止少数人的反对而使得村庄决策不能达成, 达成的决定也无法实施。其结果是村庄道路破败、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无人过问, 村级治理处于无序之中。也就是说, 村庄公共品低水平的供给状态, 使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根本无法实现, 或者是有名无实, 形同虚设。
2.4 村民合作难与民主监督
农村实行村民自治, 国家对农村基层自身政治生活的介入减少, 公共权力产生偏差的可能性增大, 民主监督因此成了实现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和保障。而在民主监督的运行中, 农民合作难同样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可以从监督主体和监督途径两方面来进行考量。从监督的主体上看, 村民力量分散, 缺少经常的集体行动, 无法构成监督的主体要件。监督要发生作用, 其首要前提在于监督者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以对被监督者形成一种威慑。一旦监督者过于弱小无法对被监督者产生实质的影响, 那么监督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在现实乡村社会中, 农民主要精力放在私家利益上, 除非有涉及自身直接利益的重大决策, 一般情况下村民不会因监督村庄事务而达成经常性的集体行动, 在这里, “直接单独”一词成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关键词语。而单个、分散的村民对村干部是构不成威慑的, 村干部真正畏惧的是农民的集体行动。再从监督途径来看, 目前村级民主监督采用的主要方式是村务公开, 《村委会组织法》也用了大量篇幅对村务公开的形式、内容作了具体而又明确的规定。然而, 在缺少村民联合力量的威慑下, 村干部行为的随意性增大, 村务公开“避实就虚”的现象大量存在, 对于村庄财务等敏感性事项公开比较笼统, 而群众关注的村级收支、干部报酬等热点总是一带而过, 只公布总数, 没有收入, 支出的具体明细。诚如有些村民所说:“村务公开是在走形式, 看上去是公开了, 实际上公开的内容是假的, 真的都没有写上去, 我们不相信他们 (村干部) 公开的内容”。村干部把村务公开当成了应付上级检查和群众的一个手段, 而不是确保村民的知情权。因此, 只有在村民集体行动存在的前提之下, 村民才能获得村务公开的主动权, 村务公开也才能具有实质意义。
3 创设民主合作路径, 深化村民自治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在经历了传统资源累积、社会主义改造和市场经济冲击之后, 伴随着后税费改革时代的来临而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传统分散独立, 到行政化合作, 到市场性放任, 再到政策性培育, 如今的农民不再具有强烈的合作意识, 而是走向了自利性的独立个体。在新形势下, 如何让原子化、独立、自利的农民在民主化进程中实现合作自治, 是村民自治的本质性要求, 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目前真正实现自治和解决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从本质上讲, 农村的发展不仅需要农民具备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 更重要的是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这样才能将民主参与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有效地运用到新农村建设中来, 才能真正促进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为此, 就必须积极创设民主合作的各种路径。
3.1 组织化路径
农民需要合作, 合作需要组织, 这是一个基本共识。在这一共识之下, 组织农民合作与农民合作组织, 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构成组织化路径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方面。组织农民合作的立足点在于:单个分散的农民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缺乏合作能力, 需要通过外部性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因此, 组织合作凸显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农民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 包括组织的形式、动员的形式、培训的形式、政策的形式和法律的形式等等。合作组织的立足点在于:随着农村的发展, 农民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并形成了自己的组织, 为此需要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和规范。所以, 合作组织强调的是通过在农村建立一些具有合法性的组织来促进农村和农民的发展。这里特别要一提的是, 农村基层组织作为一种现存的, 而且一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起着基础作用的乡村组织, 是促进农民合作的一个现成有效的载体, 在9亿农民户均不足0.67hm2的土地上, 基层组织不仅可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基本公共品, 而且可以为农民提供各种方便。顺势而为, 以发展农村基层组织来解决农民合作问题, 理应成为组织化路径建设的主导思路。
3.2 资源化路径
在农民合作生成的过程中, 村庄内生资源和国家外生资源是两种重要的动力因子。村庄内生资源, 在这里也可以称为内生秩序, 是指靠自发力量生成的农民合作行动, 它是以村庄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为背景, 经过长期生产生活实践而固定下来的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行为准则及由此形成的合作关系。简言之, 就是由村庄内部“自发的秩序”支配下形成的农民合作。内生资源来自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 它受村庄地方性知识及生存理性选择的支配, 因而具有浓重的地方性特色。国家外生资源, 在这里也可以把它称为外生秩序, 是指靠外部力量推动的农民合作行动, 它是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强制下, 经过国家行政干预而固定下来的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行为准则及由此形成的合作关系。简言之, 就是国家外部“人造的秩序”干预而形成的农民合作。为促使农民合作行为的生成, 我们需要形成一种“互动模式”, 即:村庄内生资源与国家外生资源相互促进的农民合作行为模式。内生合作秩序必须依靠外部资源的支持, 缺乏外部资源支持的内生秩序极不稳定。为了获得乡村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合作秩序, 必须通过依托国家外部资源的支撑和干预, 促进村庄内生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同时, 国家外生秩序必须以村庄内生秩序为基础, 缺乏内生秩序支持的外生秩序难以持续。只有形成内生资源和外生资源共生并存的互动模式, 才能推动农民合作能力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资源化路径为村民自治创设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通过内外互动, 来推进农村社区的“善治”进程。
概而言之, 村民自治中农民合作难问题的出现不能直接归因于某一个或几个因素, 它是各种环境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 问题的解决不能只依靠某一方面的努力, 它既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 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即我国现代化逐渐完善和完整的过程。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 如何推进基层民主的深化与发展, 以解决现代化带给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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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情去爱村民 村民才会支持你 篇11
石鼓区人大代表旭东村党支部书记肖文伟，村主任肖业学团结一心，带领村支两委一班人实践新农村建设的领头人，真情奉献、真抓实干、关注民生、为民致富，实实在在地为旭东村干实事，做好事。2001年新建村部活动中心，建筑面积260平方，现已改为农家书屋，为村民提供学习种植、养殖、交流的平台。
要想富先修路 为了修路富民便民
2006年肖文伟带领村支委一班人到处筹集资金，经常起早摸黑在外求援跑关系，在全国各地找本村籍在外的老板们举行一次募捐活动，村民自筹资金18万元，将角山乡政府至杨岭村5公里村级公路黄沙路基修好，2007年争取上级部门支持和村民自筹资金150万元用于修路，肖书记带领村支两委都是白天黑夜的到公路工地上抓进度看质量，高标准硬化村级公路。
用真情去爱村民 村民才会支持你
为建设新农村，方便群众来村部办事，2008年新建100平方米的村部活动中心，同年旭东村成立蔬菜合作社，村部调整850亩作为蔬菜基地，帮助菜农购进优良品种种植，为拓宽蔬菜销售渠道。肖书记与市西园蔬菜批发市场签订销售合同，将蔬菜基地上市新鲜菜与批发市场对接，减小流通环节方便菜农，蔬菜基地运行能解决本村6个小组村民就业，同时也增加村民的收入。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规划、真抓实干、务求实证
2011年村两委领导筑巢引凤，成功招商引进深圳老板创建成立“农村现在农业养殖公司”，综合利用土地200多亩，该公司投资2千多万元养殖黄牛、孔雀等特种养殖，现公司黄牛存栏200多头，养殖公司为周边村民提供300个就业岗位。
采访中，肖書记说：“我是农民子弟，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首先要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对得起乡亲们的期望。”
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是该村两委的一贯宗旨，爱岗敬业、争创一流、淡泊名利的领导们用自己的实力使“穷村”变为一个富裕文明的新农村，目前为帮助解决村民就医难题，村两委领导正在筹备新建村部卫生室、组组通公路也在领导们的构思规划中。
浅论村民自治 篇12
一、村民自治的定义及内涵
“村民自治”的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 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四个民主”的提法始见于1994年民政局下发的关于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之中。村民自治, 简而言之就是广大农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 创造自己的幸福, 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 但是行政村不属于一级政府, 是一种村落小范围的自治组织, 自制内容仅限于自我管理。
二、村民自治的现状
村民自治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 发展于80年代, 普遍推行于90年代, 伴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而迅速普及, 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98年,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后, 普遍推行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 逐步实现从点到面、从指定到选举、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的转变, 随着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逐届顺利进行, 绝大多数地方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素质、结构逐步得到提高和改善。
二是村民自治制度不断完善。从1989年8月开始, 村民自治从试点到全面展开,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各地都相继出台了相关的规章制度, 2004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 使村民自治“有章可循, 有据可依”, 各地普遍制定并实施了村民自治章程、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一事一议”的民主决策制度、对村干部的民主评议制度、村务公开的民主监督制度、村级民主理财小组审核财务制度等规章制度。
三是村民民主管理意识不断增强。农村干部和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民主意识, 依法办事的法制意识,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意识不断增强。
三、村民自治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村民自治工作虽然取得明显成效, 但随着农村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进, 还存在一些问题, 目前, 农村的村干部一般都不是正式编制, 都没有保障, 人员的积极性都不高。再加上农村大多数文化层次低, 底子薄, 现代农村的道德观、价值观等都还有所欠缺。
村民自治的对策。农村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 这是由农村在我国的地位决定的。“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因此我们要认真分析情况, 解决问题, 搞好农村村民自治。
一是通过各种形式, 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1. 改善工作条件, 改善消极现象。建立健全干部激励竞争机制, 充分调动起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对特别优秀的乡村干部要大胆提拔重用。2. 鼓励争先争优, 给以一定物质奖励。发展鼓励各村的亮点特色, 并给与一定的物质奖励, 让经济不好的村也有所发挥。另外, 还要创造条件让乡村干部参与外出学习、考察等活动, 使他们开拓视野, 提高能力, 激发工作热情。3. 引进大学生村官, 注入新鲜血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领导干部的作用相当重要。大学生对于完善基层组织形式, 为农村建设补充新鲜血液作用显著。
二是通过各种途径, 发展农村经济。主要措施有:1. 加大政策引导, 扶持和保护村级经济。应坚持增收减负并重, 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做到思想上引、政策上扶、工作上帮。要制定优惠财政政策, 提供资金保证。要调整利益分配机制, 降低创业门槛。2. 多重形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一是采取资金和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 兴办工业企业, 建造标准厂房, 以此来获得股利。二是利用闲置资金, 投资兴办三产项目和投入少、产出高, 且科技含量高的效益农业项目, 盘活集体资金, 增加村级收入。3. 优化村级经营实业资产。对现有企业要作综合分析, 分类管理, 通过资产增值承包、开发新产品等形式, 引导村级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因地制宜地兴办一些农产品适销对路的加工企业, 搞好农产品加工和流通服务, 解决农户“卖难”问题。
三是通过各种活动, 加大乡村文化建设。主要措施有:1. 组建文体队伍, 搭建村民文化活动平台。要充分利用好各地农村自身具有的传统文化资源, 如名人文化、民俗文化、民间艺术等, 组建文体队伍, 搭建文化平台, 做好特色文化产业的开发。2. 借助信息技术, 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实行数字化传输, 提高农村文化工作信息化水平。要利用好已有的农村远程教育系统, 将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电子图书、文化视频等文艺作品, 通过网络形式将文化作品送到群众的面前, 让群众能够足不出户地享受文化精品。3. 显现文化力量, 促进社会和谐。宣扬特色文化, 定期不定期宣传各种好人好事、典型人物, 渲染社会的正能力, 传播社会正文化, 促进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 显现文化力量, 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徐勇.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力保障与社区重建——21世纪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J].学习与探索, 200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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